胡一鸣：福山怎么看疫情与政治秩序

作者：胡一鸣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三期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学的国际政治学者。日前，他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刊登了一篇题为 “流行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文章指出，重大的全球危机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文中，他分别提到了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于国民经济的干预。

笔者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利（Atul Kohli）对于发展中国家中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关系的论述与哈佛大学教授阿卜杜勒（Rawi Abdelal）对于前苏联加盟国在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政策选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福山的观点，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中美关系。

首先，福山观察到政府行为对于减缓疫情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国会在四月通过了救济法案，用2.3万亿美元帮助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个人与企业；同时，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内医学专家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在福山看来，这样的现象似乎证伪了里根总统在第一次就职典礼上所说的，“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反之，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科利教授在2004年的著作《国家主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和工业化》《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中提到，国家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有着决定性作用。在那些尚未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中，那些能更好的整合国家力量与民间资本的国家能够让本国快速实现工业化。书中，他依照政府与民间资本整合的程度，对比分析了三类国家：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韩国）、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印度）、 以及新世袭性国家（尼日利亚）。

其中，韩国在朴正熙时期由于其强势领导，导致国家力量牢牢把控日本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技术与资本，从而快速有效地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在印度，由于政治体制原因和社会多元性，政府无法完全整合国内资源推行产业政策，因此没有像韩国一样达成快速有效的工业化。在尼日利亚，由于民间资本的缺失，政府通过贩卖自然资源壮大自己的实力，也没能推动本国的工业发展。科利通过比较三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总结得出了国家力量可以通过有效整合民间资本有效推动工业化。

在疫情期间，除了福山提到的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也或多或少通过财政与货币手段扶持本国经济。由此，尽管市场力量可以在平时帮助有效地分配资源，并推动有效的经济发展，然而，在重大危机时刻，例如经济危机或是疫情，国家力量通过对于受冲击的领域的救助与扶持，可以帮助经济走上正轨。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们就发现，国家对于危机的快速而有效的反应，对于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

其次，福山在文中也提到，“民族主义崛起会增加国际间冲突的可能，领导人希望通过与外部势力的矛盾，来转移国内的政治矛盾”。国内外政策时常是相辅相成的，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强势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寄希望以强势的对外手段，来缓解国内困境。当美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对外政策来缓解国内政治局势时，笔者想到，阿卜杜勒（Rawi Abdelal）对于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有着一定的见解。

阿卜杜勒教授在2001年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国家目标：比较视角下的后苏联国家》《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中提到了国内因素对于区域经济整合的影响。他列出了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立陶宛进行比较。这三个国家处于类似的地理位置。从现实主义角度，这三个国家应该采取类似的区域经济政策。然而，在前苏联解体后，尽管没有得到来自欧盟的足够支持，立陶宛还是积极参与到与欧盟的经济整合中。相比之下，白俄罗斯一直在寻求与独联体和俄罗斯进行整合。此外，乌克兰在与俄罗斯之前，一直未能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经济政策平衡点。

阿卜杜勒认为，这些国家经济政策上的不同，源于国内各势力的整合。在立陶宛，国民对于国际和民族的的认同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吸收在与欧盟整合过程中带来的损失。在白俄罗斯，国家认同依然存在一定争议，政治精英和普通市民并不认同民族主义者的看法，即建立经济独立性。这导致政客并不愿意承受脱离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所带来的损失，也导致白俄罗斯与独联体的整合。在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区域多元性使得政府无法贯彻一贯的经济政策，即要么脱离独联体，要么和欧盟保持距离。由此，国内因素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家经济政策。

阿卜杜勒的观点印证了国内因素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由此在中美关系中，长期以来两国间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源于国内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经历越战和石油危机后，需要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国内高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大量外资和技术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这使得中美两方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建交。同样，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美国国内局势来思考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类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美国对华的政策变化，来判断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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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3   发布时间：2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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