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为作者“中美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十】
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发酵，对中国企业和个体接近于放大镜下的公众审查，以及美国官员一再警告中国对某些行业的投资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商业活动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使得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未来轨迹呈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中国企业在美国将何去何从？最近有一本书《资本主义间的冲突？中国企业在美国》，作者罗格斯大学法学教授李继系统性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对美国税收、反歧视劳动法以及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核机制的适应情况。他的出发点是探讨中国公司在面对成熟市场经济的法律和监管复杂性时面临陡峭的学习曲线，以及如何适应美国法律和监管环境。为了了解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企业在美国业务和意向的影响，我邀请李继做了一次访谈。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早期由国企主导，但是近年来民企脚步加快。2015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有84%来自民企，在五年间增长了65%。大多数的中国公司选择在美国通过并购的方式投资，李继认为这是因为两国系统之间庞大的差异，购买已经有规模成效的企业能够使中国企业快速地打入美国市场。
中国企业近年来在美国并购及投资的活跃，也催生了广泛的辩论：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投资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廉价的资金与研发项目，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倾向于融入发达国家的经营环境，因此它们不会对当地的商业生态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地，也有人把中国投资看成是对西方市场的严重威胁，认为从中国来的企业通常靠着政府的资助与政治关系在中国市场取得龙头地位，而它们背后的国家资本会威胁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基础。更具体的争议涉及到中国企业的管理与合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企业的成长环境有两个代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弱势司法，配上强势政府。当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时候，不免会引起一个重要的质疑：它们对投资所在国的法律环境有何影响？是否会把它们在管理和合规方面的问题输出到美国？
李继在书中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适应美国法律环境，主要以三方面来切入：需要、意愿和能力。除了第三方的数据，李继在2014、2015、及2016年与美国中国总商会（CGCC-USA)合作，对其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分别得到101、122 与141家企业的反馈。这些原始数据首度系统性地呈现了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监管环境的适应状况。
首先，中美之间体制和商业环境方面的差异虽然很大，但是又因不同行业而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数十年间对于跨国法律规范的学习和法律人才的交流，中国的法律，特别是规范市场经济运作方面的法律，有一些方面与美国法律相似，但是这些法律在具体执行上仍然因为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距。
相对而言，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税法比较适应，对反雇佣歧视的法律也有一定的准备，但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核外来投资的机制比较陌生。不同的中国公司在这方面表现出很不同的态度，而公司间的差异取决于他们的股权机制和对专业人士的依赖等一系列因素。
李继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税法合规作为例子。大抵而言，中国企业一般对于美国税法有正面看法，它们依赖本地的专业财税人士来处理税务问题，也不会经常受到审计或与国税局发生纠纷。换言之，多数中国公司在美国基本上比较适应美国复杂的税务环境。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公司之间的差异性也很大。
关于股权机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李继的研究发现国资背景的中国企业有自己的特色。虽然这方面的数据和研究仍然非常初步，有国资背景的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时更容易考虑国家政策，比较不会把在美国的利润再继续投资。更重要的是，国资背景的中国投资人会对美国业务实施更多管控。这种集中式的管理方式，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决定的延误、不利于有效解决重要的在美合规问题。
但不管背后的股权机制是国有还是民有，中国的企业领导一般对美国的机制有正面的看法。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环境里，中国的商业精英，包括国企的领导，已经认同了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而且中国企业在雇佣当地的专业人士方面并不会因为是国企还是民企而有显著差别。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经营和合规模式。中国企业总的来说打算长期在美国投资经营。企业精英认同市场经济理念。很多企业在美国投资是为了学习，提升管理技能和技术水平，因此在美国通常采取了本地化的路径，而美国庞大的劳动和服务市场也大抵能够满足中国企业的需要。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会影响美国法律的发展变化吗？虽然中国的投资不太可能有系统性的法律冲击，但是在某些方面矛盾不可避免。像罗尔斯公司起诉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Ralls Corporation v. CFIUS）这样的案例，就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核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继探讨了中国企业面对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法律环境时所表现的不同的策略。首先，中国企业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与其股权机制和公司大小有关，大型的国企可以影响法律和策略，让正式的法律来保护它们的权利和优势。这种能力在美国要大打折扣。同时企业在法律和合规方面的投入有很强的投机性。
而在美国，法律是商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的法院特别是在联邦法院，比中国法院更有独立和有权威。整体而言，美国法律的执行度超过中国法律，因此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合规成本超过在中国的费用。2016年中国总商会的调查显示，74%的中国企业领导认为在美国的法律费用比国内高，只有3%认为美国比中国低，其他认为大体持平。
虽然在中国对于市场的改革还未尽完善，但是李继认为，改革开放毕竟是朝着市场走向，中国的商业精英基本上认同市场经济理念和相应的制度，这成为中国企业在美国“入乡随俗”的保障。
在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上，李继认为他的研究结果应该会缓解西方评论者对于中国企业征服美国市场的恐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中国企业在美国还尚未形成气候，平均来说仍然呈现亏损状态，即使是中国国企作为跨国公司，也已经受到了不同市场规范而更加商业化，并针对投资目的国的制度环境做了调适。那些能够在美国克服外国企业缺陷的企业大抵已经本土化，并且基本消除了中国特色。所以在中短期，在美国的中国投资本身不太可能造成“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
李继在书末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中国企业应聘任美国当地的管理人员，如果没有合适人选，应考虑调任在英国或加拿大工作过的高管，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类似美国的制度环境。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应该在中国总部的控制与海外管理自主性之间取得平衡。另外，中国投资者在法律合规方面，除了仰赖美国专业人士，也应该在投资初期聘用了解行业的法律人才作为内部法务人员，同时管理层必须高度重视内部法务及合规主管的意见。
以下是我针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与李教授的对谈：
刘裘蒂：关于新书的标题：“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您认为中国企业所遵循的经济模式算是“资本主义”吗？虽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完全同义，但这是许多经济学者甚至中国官方经常辩论的话题：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贸易战是否更凸显了中国市场是否为市场经济的问题？
李继：中国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这个定义的关键。由于这个中国特色，很难把这个中国的经济体制用其他的定义来套。我的书的题目是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一种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主要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刘裘蒂：您的书出来的时候，正值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这一年来的形势发展对于您在这本书所做的观察和结论有没有影响或改变？
李继：有一些改变，很显著的两方面吧，第一就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整个经营环境变得恶劣了。在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企业主管人员总的来说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比较满意，对在美国未来的发展比较乐观。一种表现就是绝大多数中国投资人打算把在美国获得的利润用于再投资。贸易战开始以后，不少中国投资者对美国经营环境变得悲观。同时，打算把利润继续投资在美国市场的比率大幅下降。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都会对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合规行为产生影响。
刘裘蒂：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陡降，开始是中国政府对外汇和对外投资的管制，而现在美国对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甚至计划对于敏感行业的风险投资，采取更多打压政策，您认为这是会是长期的趋势吗？
李继：估计在短期和中期，这个趋势可能还会维持。长期没有人能预测。
刘裘蒂：这一年来美国各界反中国“重商主义”的思潮越来越趋一致，就您的观察，已经在美国落地的中国企业有何应对措施？
李继：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总的来说对合规比较重视。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在美国做事很谨慎，宁可没有利润，也不愿意被罚。
刘裘蒂：虽然进入美国市场对于中国企业形成很大的挑战，但是也让它们学习到美国较为完善的法律程序和监管环境，您觉得这对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规格的提升有益吗？在美国支部的提升，有反馈于中国母公司的效应吗？
李继：初步已经显示出了这种态势。有些金融机构已经把美国的合规标准作为最严格的合规标准，让其他各国的分支机构的部门领导人到美国来学习合规。但总的来说这还是少数。
刘裘蒂：随着中美对峙的“不可逆”趋势，您认为中国企业会选择放弃美国市场，而与发展中国家抱团？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将形成两个平行的“宇宙”，逐渐“脱钩”，各自有各的规则？
李继：我觉得不会有两个平行宇宙，欧洲毕竟还没开始跟中国进入对抗状态。由于技术的进步，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特朗普一个人我觉得很难改变这个大的趋势。但全球化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有很多没有被限制的领域，在那些方面，中美之间投资贸易还可能增加。
刘裘蒂：美国常常指责中国政府对于企业的控制和对市场的干涉，包括在私人企业里设立党支部，以及赞助国家龙头企业。在您的观察中，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是否有相对的自主权？中国政府如何确认对于海外企业的控制？
李继：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自主权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每个企业都不一样。总的来说，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自主权稍微小一些，政府对国企的控制是通过现有的控制机制，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控制比较弱，主要是通过政策和对外汇的控制等。
刘裘蒂：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经历对于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有所提升吗？还是中国企业的心态大多是在美国能及格就好？
李继：通常能及格就不错了。其实很多美国本地企业也是这个态度。但由于不想违规被罚以及现在严峻的大环境，有些中国企业在合规方面反而做得要比当地的美国企业更谨慎。
刘裘蒂：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公司在美国遭到的诉讼多吗？最近有一个关于和CNEX Labs 之间的互相诉讼。这样的案例多吗？
李继：知识产权诉讼挺多的，尤其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刘裘蒂：美国政府判定中兴违反了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华为正受到美国政府调查，在国内似乎很少人能够了解中兴所触犯的法规，反而怪罪美国是为了打压“2025中国制造”，您认为为何有些中国企业会铤而走险？
李继：严重低估了被罚的风险。国内企业员工没有足够的合规意识。
刘裘蒂：中美之间除了贸易逆差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争执，包括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您的研究成果有没有任何方面可以帮助解决目前的僵局？或是降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态度？
李继：我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希望在美国长期发展。总的来说，在合规方面是不断地在被罚中进步。但现在中美之间的僵局主要是大方面的政治问题，我这样的学术出版物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作用。
刘裘蒂：对于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您认为是否今后没戏？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李继：那些完全不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产业，还是比较开放的。中国企业可以在那些领域进行投资。
来源时间：2018/12/14 发布时间：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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