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播客节目《每日新闻》（The Daily）播出了该报贸易记者阿娜·斯旺森（Ana Swanson）对美国贸易代表（USTR）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的专访。作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设计者，格里尔在接受斯旺森的采访时，不仅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关税政策的理解，还首次披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推出新一轮覆盖数十个国家的大规模关税计划，以重建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的大部分关税体系。这个采访不仅透露了特朗普政府未来贸易政策的走向，还显示美国贸易政策近年来发生的深刻转向——从过去数十年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逐渐转向以产业安全、制造业回流和国家竞争力为核心的新贸易战略。
斯旺森说，格里尔并不是典型的特朗普官员。他既不像彼得·纳瓦罗那样锋芒毕露，也不是企业家出身，而是一位低调、谨慎、精通贸易法的职业律师。格里尔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个普通蓝领家庭。父亲曾在塑料注塑企业工作，后来因为制造业岗位不断向亚洲转移而失业；母亲长期担任银行职员。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他通过参军完成学业，先后在堪萨斯、土耳其和伊拉克担任军事法律人员。退役后，他进入华盛顿知名律师事务所Skadden，专门代理美国制造企业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担任特朗普首任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格里尔认为，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自己对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认识。在长期代理美国钢铁企业参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过程中，他逐渐相信，现有国际贸易规则面对政府补贴、产业扶持和低价倾销时效率低下，美国企业即使最终胜诉，也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时间，而相关关税既范围有限，又容易被企业通过第三国转口等方式规避。因此，他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覆盖范围更广、执行力度更强的全面关税政策。
在他看来，过去数十年的贸易政策让美国失去了约500万个制造业岗位和7万家工厂，美国不能继续做“规则接受者（policy taker）”，而必须重新成为制定规则的一方。尽管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持续受到法律挑战、公众支持率下降以及通胀压力加大的影响，格里尔仍坚持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果。
采访中，他表示，自己评估关税政策主要依据三个指标：制造业发展、贸易逆差以及实际工资增长。在制造业方面，他承认，目前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尚未出现明显变化，但认为这一指标本身具有滞后性，因为建设一家工厂往往需要数年时间。他表示，目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工人工资、加班工时以及新增就业均出现改善，美国多个州，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纳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佐治亚州，已经开始建设新的制药工厂和制造设施，这些都是制造业回流正在发生的重要信号。
在贸易方面，格里尔表示，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过去一年下降约25%，其中对华贸易逆差下降约30%，说明关税正在促使企业重新调整供应链。在工资方面，他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实际工资总体上涨速度快于通货膨胀，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长尤为明显，因此关税政策正在兑现保护美国工人的承诺。
不过，《纽约时报》记者斯旺森对上述判断提出了多方面质疑。首先，她认为，目前美国制造业投资增加，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关税，更大的推动力量可能来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等因素，而非关税本身。
其次，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确实下降，但美国整体贸易逆差改善并不明显，部分进口只是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国家，供应链调整并未真正减少美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对于工资问题，斯旺森指出，虽然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实际工资一度超过通胀，但近几个月能源价格上涨和整体通胀反弹，已经基本抵消此前工资增长带来的实际收益。
双方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则是关税是否推高了美国物价。斯旺森援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及其他美联储研究指出，绝大部分新增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进口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不少研究认为，近年来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关税。格里尔则坚决否认这一观点。他认为，美国当前的通胀主要来自货币供应、能源价格、教育、医疗和保险等服务行业，而非关税。他甚至批评，美联储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自由贸易和进口效率，其贸易理论本身就是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重要原因，因此相关研究并不具有充分说服力。
采访后半部分，《纽约时报》提出了一个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美国真正希望应对中国带来的产业竞争，为何不联合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盟友共同施压，而是几乎对所有贸易伙伴同时加征关税？格里尔对此给出了十分鲜明的回答。他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先是经济部门，而不是外交部门，其职责是维护美国工人、工厂和农场的利益，而不是维持盟友关系。
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美国无论面对盟友还是竞争对手，都在贸易问题上作出了过多让步。无论是欧盟对美国农产品设置壁垒，还是其他国家采取产业补贴、汇率干预等措施，美国都不应因为对方是盟友而继续容忍。
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联合西方共同应对中国”的建议，格里尔态度鲜明地表示，美国不会等待欧洲达成共识，也不会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而牺牲美国利益。他认为，欧洲决策效率低、过度依赖国际规则，如果美国继续等待，只会进一步失去产业竞争力。这一表态也反映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其说关税政策针对某一个国家，不如说它针对的是所有被美国认为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经济体，贸易政策越来越强调单边行动和“美国优先”。
尽管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大部分全球关税违法，并要求政府退还大量已征收关税，但格里尔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因此放弃关税政策。他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找到新的法律依据，希望以更加稳固的法律框架重新建立被法院推翻的关税体系。
按照目前计划，美国首先将以部分国家存在“强迫劳动”“强制劳动”等问题为由，对80多个国家征收约10%的新关税；随后，还将围绕海外产业补贴、汇率操纵等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对40多个国家启动另一轮新的关税调查。
《纽约时报》指出，如果上述计划全部实施，美国整体关税水平将达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采访最后，《纽约时报》指出，无论人们如何评价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其最大的影响或许已经超越了关税本身。一方面，高关税确实增加了不少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也引发了供应链调整、盟友关系紧张以及国内政治争议；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确实改变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于自由贸易的基本共识。
事实上，拜登政府在执政期间并未取消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加征的大部分关税，而是选择保留甚至进一步扩大部分限制措施。这意味着，美国两党虽然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在强调产业政策、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供应链安全方面，已经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共识。
正因如此，《纽约时报》认为，即使未来美国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新政府要全面恢复过去数十年的自由贸易路线，也将面临越来越高的政治成本。随着企业重新布局供应链、制造业投资逐步调整以及贸易规则不断重塑，特朗普推动的贸易政策，很可能成为未来美国经济战略中最持久的制度遗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