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批评中国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内需过于疲弱。
美国至少从奥巴马时期开始，就反复要求中国把经济增长从“投资＋出口”转向“居民消费＋国内需求”。到了拜登政府的耶伦，再到特朗普政府的贝森特，这条主线实际上延续了下来。区别只是美国现在把它与“产能过剩”和贸易逆差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
早在2009年，时任财长盖特纳就公开表示，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增长”。到2012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甚至承诺增加对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的依赖，并降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
到了耶伦时期，美国的批评变得更加尖锐。她2024年访华时直接把问题概括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宏观失衡：“weak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business overinvestment”（居民消费疲弱、企业投资过度）。她认为，中国过去可以让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吸收巨额储蓄，现在越来越多资金进入新能源汽车、电池、太阳能等制造业，因此形成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并最终通过出口向世界释放。
她后来进一步指出，中国储蓄率长期达到GDP的45%—50%，大约是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这种高储蓄本身就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过多储蓄又被导入制造业投资。
特朗普政府其实延续了这个判断，这一点很有意思。虽然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差异很大，但是贝森特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诊断，与耶伦相当接近。
贝森特2025年明确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进一步从消费转向制造业，依靠制造业出口推动增长会加剧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失衡。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非常明确：
中国应该从出口过剩产能，转向“supporting its own consumers and domestic demand”——支持本国消费者和国内需求。
所以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美国两党政府连续性观点。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对“扩大内需”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早期更强调扩大内需以抵御外部冲击，后来上升为“战略基点”，到2024—2026年则越来越明确地把“居民消费不足”本身视为需要补的短板。
世界银行资料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约占GDP 40%、政府消费约16.7%、资本约40%左右。
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中美之间的差距，而是“中国 vs 德国、日本、印度”。
德国和日本同样是制造业强国、出口大国，但是它们的居民消费率仍然明显高于中国。德国大约52%，日本约55%，而中国只有约40%。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制造业国家的消费率自然比较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印度与中国同为人口大国、发展中经济体，而且人均GDP远低于中国，但是印度居民消费占GDP却在55%—60%附近。这说明中国居民消费率低，并不能单纯用“发展阶段”解释。世界银行的一组WDI数据显示，印度居民消费约56.5%，中国约40%。
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把扩大内需定义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消费。
2024年底出现一个重要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2025年第一项重点任务确定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养老金、提高医保财政补助、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发展服务消费、文旅消费、银发经济等。
这已经不是单纯要求老百姓“多花钱”，而开始承认一个关键问题：必须先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年度重点任务的第一项，而且明确提出：“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官方已经直接使用了“消费短板”这个概念。随后，中办、国办在2025年3月出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这可能是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一份消费政策文件，因为政策逻辑发生了变化：
到2026年，政策又向前走了一步。截至现在（2026年8月），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是，国务院今年7月已经批准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明确要求：提升消费能力 → 扩大服务消费 → 升级商品消费 → 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 → 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继续实施，汽车、家电等仍是直接刺激消费的重要工具。
中国政府已经从“知道消费不足”，进入“把提高居民消费作为国家战略”的阶段，如果投资率继续保持40%左右，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又不断下降，那么继续依靠投资拉动GDP会越来越困难。
从长期看，中国实际上面临一个很重要的结构选择：40%居民消费 + 40%投资逐渐转向例如：45%—50%居民消费 + 30%—35%投资。如果这个转变真正发生，中国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会下降，中美之间围绕贸易顺差和“产能过剩”的矛盾也会相应缓和。
美国和中国都希望中国扩大内需，似乎是一项不谋而合的罕见共识，目的虽然不同，但至少并不矛盾。
美国希望中国扩大内需的出发点是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所谓“提高中国消费”，背后有一个很明确的战略经济目标：希望中国少储蓄、少投资、少增加制造业产能，多消费、多进口。
中国扩大内需可能产生三个美国非常希望看到的结果：第一，中国制造业新增投资和过剩产能压力下降；第二，中国进口消费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增加，美国企业可能获得更大的中国市场；第三，中国贸易顺差可能下降，从而降低全球贸易失衡。
更值得研究的是：中国政府其实十多年前已经同意“提高居民消费”，为什么十多年过去，居民消费占GDP仍只有约40%？ 这恰恰说明问题不是领导层“不知道”，而是这种转型涉及很深的利益和制度结构。
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近年来还增加了一项新的抑制消费的重要因素：房地产市场的“爆雷”和价格下滑。
这一点是最近几年特别重要的新变化。过去二十年：房价上涨 → 家庭财富增加 → 财富效应 → 敢于消费。而2021年以来出现了新的效应：房价下降 → 家庭财富缩水 → 消费信心下降 →不愿消费。房地产从过去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现在部分变成了居民消费恢复的拖累。
中国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内需消费的主力。中国中产家庭的财富结构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家庭资产过度集中于住宅房地产。 对不少城市家庭而言，一两套住房就是家庭财富的主体，股票、基金、养老金等金融资产相对少。因此房价变化对他们的心理财富和资产负债表影响特别大。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当前房地产问题不能简单理解成“房地产行业占GDP下降了多少”。更大的潜在问题是房地产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影响消费。
这里存在一个政策上的两难：中国政府希望房价不要重新大涨，因为重新依赖房地产会产生过去的泡沫问题；但如果房价继续明显下跌，又会继续损害中产家庭的财富和消费信心。
消费信心的下降，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不敢花，不愿花。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中美差别：美国消费经济真正强大的地方，并不是富豪消费，而是庞大的中产和普通家庭持续消费。 美国居民消费能达到GDP约68%，靠的绝不可能只是富裕阶层，而是汽车、住房、医疗、餐饮、旅游、娱乐以及各种服务形成的大规模大众消费。
编者注：Copilot提供的最新世界银行“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of GDP）”数据为：
- 美国：81.5%
- 德国：75.7%
- 日本：73.2%
- 印度：67.4%
- 中国：56.7%
这表明，在上述国家中，美国的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最高，而中国的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相对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