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3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基辛格国家统筹与世界秩序实践教授、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他主持的一场研讨会中，对前美国副国务卿、资深印太事务专家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进行了访谈，剖析了今年的中美关系走向。2026年已经过半，中美两国元首也即将举行今年的第二次峰会。我们特别为读者整理了这份访谈，作为梳理今年中美关系的参考。
坎贝尔在对话中直言，2026年对于美中关系而言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decisive）的一年。然而，在极其密集的高层外交日程背后，却交织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危机的猛烈冲击以及美国内部决策机制弱化所带来的深刻隐患。
一、 峰会外交前瞻：在不确定性与中东危机中寻找平衡
沙利文在对话开篇指出，2026年是美中高层峰会外交极为罕见的“大年”。以2026年3月底特朗普总统即将对北京展开的访问为起点（编者注：特朗普最后于5月2日到15日访华。），两国元首在今年内还将有一系列密集的互动：包括习近平主席计划对美国进行的回访，以及在由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和由美国举办 G20峰会上的多边会晤。
针对即将在3月31日展开的北京之行，坎贝尔强调，当前中东局势的剧烈升级（如伊朗战争及波斯湾局势）为这场峰会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直接打击并去除了两位“与中国高层极其亲密”的地区领导人，且波斯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中断风险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
坎贝尔认为，如果未来数周内战事持续扩大、全球油价严重剧烈波动，特朗普总统可能会觉得“必须留在国内处理危机，而不是在外面巡游（gallivanting）”，中国方面也可能出于外交立场考虑延期。虽然他评估会晤取消或延期的可能性目前依然较低（低概率），但这种“尴尬的氛围”已不可避免。
尽管存在地缘干扰，双方仍有强烈的动机推动会晤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随口表态中曾提到，他“最喜欢的两个国家”以及“最期待访问的地方”是德国和中国。这表明特朗普个人极度看重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顶层会晤，试图以此稳定大国关系的基本盘。
二、 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大帐篷”分歧与决策机制困境
在谈及美中政策的具体筹备与执行时，坎贝尔揭示了当前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在外交运作机制上的深层结构性危机。坎贝尔透露，目前特朗普政府内真正掌握对华政策制定权的是一个“极其狭窄且精简的极小圈子”。由于同时面临委内瑞拉局势的后续处理、中东战事暴发后紧急从海湾地区撤离美国公民等一连串突发危机，这支精细团队正处于“被严重压垮”（overwhelmed）的状态。
正常的对华峰会筹备需要数月极其繁复的跨部门规划、议程制定与成果（Deliverables）协商。但目前，诸如财政部长贝森特（Bessent）等核心谈判代表直到临近访问，才刚开始与中方梳理关于农业采购、技术出口限制等可能放在谈判桌上的具体筹码。很多外交准备工作甚至落后于日本首相即将访华盛顿的日程安排。
在传统的美国外交体制中，由于各部委对华立场差异极大，通常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扮演强有力的“跨部门协调者与召集人”角色。但坎贝尔指出，在当前的体制下，国安会基本上已经被“解构/去功能化”（demobilized）。缺乏了一个强有力的中枢统筹机构，导致各部门在对华政策上各自为政、莫衷一是。
坎贝尔分析称，当前政府内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大帐篷（Big Tent）”特征，内部存在两派截然不同且每日互相撕扯的阵营。一个是“交易派”（Deal-makers）。他们以商业和经济收益为核心，认为美中之间可以达成极具商业价值的“大生意”（make money），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双边经贸和投资的互惠。另一个是“传统建制派/鹰派”（Legacy Establishmentarians）。这派延续了共和党内的传统强硬立场，将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的最大生存威胁，主张在对华技术封锁、台湾问题以及遏制中国投资方面采取绝不妥协的强硬手段。
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中枢协调机制，两派在日常事务中展开了激烈的官僚博弈，绝大多数关键政策问题（如对华技术管制范围、对台政策等）至今仍悬而未决，只能被动等待总统本人根据个人直觉做出最终裁决。
三、 竞合新常态与全球秩序的重塑
在回顾过去十余年美中战略范式的转移时，沙利文提到坎贝尔与艾利·拉特纳（Eli Ratner）早在2017年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经典文章，该文深刻预言并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向“竞争”的根本性范式转变。
坎贝尔在总结中强调，美中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长期战略竞争的新阶段。对于当下的美国决策者而言，最严峻的挑战不在于是否要竞争，而在于如何在保持激烈的科技、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的同时，构建起能够有效沟通的渠道，防止在台海、南海等敏感地区因为偶发事件或情报误判而引发不可承受的直接冲突。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需要明白地缘交织的复杂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多点爆发的危机（如中东战争与能源安全），这些全球性突发事件正与美中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深度缠绕，使得任何单一的双边协议都难以独立解决复杂的全球安全挑战。
两位专家认为，2026年的美中关系不仅取决于两国在关键技术、经贸及区域安全领域的博弈，更深刻地受到美国内部决策机制的演变、内部派系撕扯以及全球突发地缘危机的综合影响。如何在内部政策混乱与外部地缘动荡的夹缝中管控大国竞争，将是未来美中两国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