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美达成新的大豆采购承诺后，中国一方面继续履行对美采购协议，另一方面却持续扩大从巴西、阿根廷等国进口大豆的比例。作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准备违背对美承诺，而是中国长期粮食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由于国内大豆产量无法满足庞大需求，中国必然依赖进口，同时又需要避免对任何单一供应国形成过度依赖。
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一项贸易休战协议，其中有一项引人注目的农业承诺：中方将在当年年底前采购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至少2500万吨。几天后，中国商务部确认了这一结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两国经贸团队在吉隆坡举行会谈后达成共识，其中包括扩大农业贸易的协议。七个月后，白宫将中国每年承诺采购的美国农产品总额定为到2028年“不低于170亿美元”。表面看来，在中美关系被普遍描述为进入结构性竞争的背景下，这似乎意味着合作正在重新回归。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大豆采购来源却明显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新鲜，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矛盾：它反映的是一项早在当前贸易争端之前多年就已经形成的中国长期粮食安全战略。理解这一点，将改变我们解读整个中美贸易关系的方式。
本文提出的建议非常具体：在现有的多边机构内部设立一个常设技术工作组，统一华盛顿和北京统计、报告大豆采购量的方式。但正确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远不止大豆本身。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地缘经济时代，对于任何需要管理对单一贸易伙伴依赖程度的国家而言，供应链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做法；与此同时，这种多元化却经常被误解为一个国家准备违背贸易承诺的信号。如今，大豆恰恰成为这种误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一种中国无法靠扩大种植摆脱依赖的作物
大豆在中国粮食安全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之一。2024年，中国大豆产量达到2065万吨，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证实，这一数字较本世纪20年代初约1600万吨的水平有所增长。但面对每年超过1亿吨的需求量，中国大豆自给率仍只有约14%至16%。这一缺口不仅是农业生产条件造成的，也与监管制度有关。中国允许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于加工，但从未批准任何转基因大豆品种在国内商业化种植，因此，中国国产大豆依法仍然必须是非转基因大豆。由此形成了两个实际上相互分离的市场：进口转基因大豆几乎全部被压榨成豆粕，用于饲养动物，支撑中国庞大的生猪、家禽和水产养殖业，同时也被加工成食用油；而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则主要用于直接食用，例如制作豆腐和豆浆。中国大豆总需求中约13%通过这一直接食用渠道得到满足，其余84%则被加工成豆粕和豆油，为一个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迅速扩张的畜牧业提供原料。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黄季焜对此说得非常直白：由于中国每年进口约1亿吨大豆，而且绝大多数用于饲料，大豆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单项农产品进口品类，因此，对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豆安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每一项大豆采购承诺以及每一次采购来源多元化的努力：北京并不是在“自己种大豆”和“进口大豆”之间做选择。中国早已认定，无法大规模依靠国内生产满足需求，因此，其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尽可能谨慎地管理进口依赖。
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
这种管理并不是从2025年的贸易休战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2018年的关税争端开始的。它反映的是一项持续推进、由国家主导的长期努力，目的在于降低中国对任何单一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因为北京将大豆视为一种具有战略敏感性的商品。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每年发布、专门聚焦农业和农村事务的重要政策文件——提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后，中国农业农村部于2019年3月15日发布相关方案，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扩大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改善产品质量，并分别设定了到2020年和2022年的目标。该计划本身的表述是，要逐步形成国内种植结构随着国际市场变化而动态调整的格局。这是一种长期规划的常规做法，而不是针对某一个贸易伙伴采取的临时措施。
在进口方面，巴西是这一战略的最大受益者。2024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创下1.05亿吨的纪录，其中约71%来自巴西，约21%来自美国。相比之下，2016年美国大豆在中国进口中的份额还接近40%。这种趋势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来：2018年贸易争端之前，美国对华大豆出口中约60%销往中国；贸易争端之后，这一比例降至约47%。与此同时，巴西原本就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此后一直保持在约四分之三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加强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贸易关系，仅2024年9月至2025年7月期间，就从两国合计进口了500万吨大豆。到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进口的大豆中仍有超过60%来自巴西，美国约占23%，阿根廷约占10%。2025年10月达成的新采购承诺，其实际执行速度也比这些醒目的目标数字所暗示的要慢。例如，在本文撰写之时，到2026年年中，中国的大豆采购进度仍落后于目标，但采购活动并未停止。这一模式——无论某一项双边协议进展如何，中国都在持续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持久的粮食安全战略，而不是针对某一项对美协议的临时反应；这一战略也很可能持续存在，并超越任何一项与华盛顿达成的具体协议。这种行为其实符合政治学界长期研究的一种更广泛的模式。
这种行为背后的理论
政治学家对这种多元化所应对的脆弱性有一个专门的概念。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提出的“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理论认为，全球联网的经济体系中存在一些结构性“卡点”，控制这些节点的国家可以利用它们获取胁迫优势。从这个角度看，多元化就是最直接的应对方式：无论某一集中型供应商在特定时期与本国关系友好还是敌对，对某一供应来源高度依赖的国家都会建立替代渠道和冗余供应，以降低风险。丹尼尔·德雷兹纳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一些最常被引用的案例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胁迫工具的作用，包括中国2010年对日本实施的稀土出口限制。该措施反而促使日本加速摆脱对中国供应的依赖，从而削弱了北京原本拥有的杠杆。换句话说，多元化往往只是任何一个对单一供应来源高度依赖的国家所采取的理性应对措施，本身并不能说明双方关系正在恶化。因此，如果据此认为中国正在推进大豆进口多元化，所以对美采购承诺只是“空头支票”，实际上既误读了中国的多元化战略，也误读了这些采购承诺。
中国为什么会接受多边解决方案？
任何围绕这一争议加强多边合作的方案，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接受由此带来的信息暴露？法雷尔和纽曼的理论还指出了另一个值得考虑的机制，即“全景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枢纽的权力不仅来自切断商品流动的能力，也来自对这些流动进行监测和监督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合理的问题是，北京为什么会同意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从而让美国获得更多有关中国贸易行为的信息？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这项贸易协议已经产生了一个恰恰需要这种机制来解决的争议。例如，美国官员就什么才算“履行承诺”存在公开分歧，包括采购时间表以及市场年度基准应该如何计算。
至少从中国是否愿意参与类似机制这一点来看，中国过去参与相关机构的记录令人放心。中国在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APTERR）机制中承担了所有成员国中规模最大的单项指定储备承诺——30万吨。这一机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中国、日本和韩国于2011年10月共同签署，而且中国确实通过这一机制提供过灾害救援。例如，2014年，中国曾向遭受台风灾害的菲律宾地区捐赠800吨大米。这表明，除了为多边粮食安全体系提供资金，北京也愿意承担实际成本参与其中。这种模式在中国担任2026年APEC东道主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粮食安全是APEC功能性合作重点之一，北京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在杭州召开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
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农业市场信息系统（AMIS）正是可以承接这一争议的现有机构，而且没有必要从头建立一个新的机制。AMIS由二十国集团（G20）于2011年设立，直接回应2007年至2008年以及2010年至2011年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该系统负责监测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等全球市场，并在市场剧烈波动期间推动政策协调。它已经证明，即使在远比当前中美摩擦更加严峻的情况下，其透明度机制依然能够发挥作用。2022年3月5日，也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天后——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恰恰都是AMIS参与国——AMIS快速反应论坛召开特别会议，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等地的高级官员参加会议，共同实时审查小麦、玉米和葵花籽油供应数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认为，这一系列对话与AMIS在新冠疫情期间开展的评估一道，有助于降低冲突对全球粮食贸易的影响。疫情期间的评估显示，全球粮食供应总体充足，并帮助稳定了市场。AMIS在其两个成员正在进行实际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运转，并且确实帮助稳定了市场。2011年的同一项进程还提出建立一个配套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风险管理工具箱”，为AMIS提供风险管理支持，但这一工具箱从未获得必要资源，其原本计划包含的具体内容如今也很难找到详细记录。从这个角度看，与其寄希望于一个从未真正建立起来的配套机制，不如在AMIS已经证明有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本文提出的方案，是在AMIS内部设立一个常设的中美技术工作组，其职责严格限定为三项：统一双方用于报告的“市场年度”定义；确定何时一笔采购可以被记录为已经完成；建立一个统一的报告模板，以便将两国海关数据进行交叉核对。这个方案听起来可能比实际规模更大，但它本来就应该如此克制。两国海关部门目前已经每月公开发布大豆贸易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该工作组并不会让任何一方获得此前无法看到的对方贸易信息，而只是统一双方目前已经使用的定义，用同一种方式描述双方已经公开披露的数字。与APTERR中需要实际指定并储备实物粮食相比，这一要求非常有限，而这恰恰也是它目前可以实现的原因，无需等待建立这种机制通常所需要的多年互信。
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是，这种做法低估了问题的规模。技术层面的数据报告机制无法阻止下一轮因供应来源多元化而产生的摩擦。这一点确实有道理，而坦率地说，本文提出的方案本来也不是要解决那个更大的问题。它要解决的是眼下这一项具体争议，而且这一争议目前确实存在可行的解决办法；没有必要等到北京或华盛顿对多边机构的整体立场发生变化之后再行动。
同样的逻辑，只不过方向相反
华盛顿目前正在另一种商品上证明同样的道理，而且就在本文一直讨论的那项贸易协议框架之内。中国精炼了全球约90%的稀土，而促成中美大豆采购承诺的那项釜山协议，同时也包括保持对美国稀土出口畅通的承诺。然而，在作出这一承诺的同时，华盛顿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努力打造自己的“巴西”——也就是寻找一个可以替代单一供应来源的主要伙伴。2025年10月，美国分别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关键矿产双边合作框架，同月又与马来西亚签署谅解备忘录；2026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邀请50多个国家参加，并明确将目标定为解决鲁比奥所说的“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手中的”供应链问题。从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美国政府在这一推动下承诺向关键矿产领域投入约100亿美元。很少有人会因此指责华盛顿缺乏诚信。美国一方面履行与中国达成的双边供应安排，另一方面又在降低对中国供应的依赖、建立供应冗余——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说明的：二者根本不是矛盾。
美国和中国都在管理自己对单一贸易伙伴的集中依赖，同时又在深化与同一个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承诺。这不是矛盾，而是在面临供应链“卡点”风险的情况下，贸易政策所呈现出的正常形态。如果把供应链多元化解读为不守信用，无论采取多元化措施的是哪一个政府，都会忽视这一现实。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同时推进更多供应链的多元化，这种误读所带来的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要防止这种误读最终固化为政策，需要的并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面的克制或善意，而是能够实时证明这样一个事实的制度：供应链多元化与履行贸易承诺完全可以同时进行。AMIS已经在全球粮食市场领域发挥着这样的作用；但对于未来可能变得重要的其他大宗商品，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机制。统一两个政府统计大豆采购量的方式，本身当然无法建立这样的能力，但它可以成为一个起点，而且双方都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起点。
（图片来源：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