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赵长鹏如何重返全球加密货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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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近日刊发长篇调查报道,追踪赵长鹏从加密货币创业者、美国刑事案件被告到国际商业与政治圈重要人物的经历,揭示其如何借助跨国资本、政治关系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监管差异,在法律风波之后重建自己的商业版图。

曾因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律而入狱的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如今已在阿联酋过上富豪生活,并重新成为全球加密货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他之前,币安已与特朗普家族旗下的加密货币企业建立商业联系,而阿联酋王室也积极拉拢赵长鹏,借助其行业资源推动本国成为新兴科技中心。

美国《纽约时报》10月1日刊发记者大卫·亚菲-贝拉尼(David Yaffe-Bellany)撰写的长篇报道《亿万富翁的乐园:与加密货币领域最有权势的前囚犯共处》(Inside a Billionaire’s Paradise With Crypto’s Most Powerful Ex-Convict),通过对币安创始人赵长鹏的多次采访,呈现了这位加密货币亿万富翁在阿联酋的生活,以及他与阿联酋王室、美国特朗普家族之间日益密切的商业联系。

赵长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中的反洗钱规定,于2023年认罪,并于2024年被判处四个月监禁。尽管辞去了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他仍保留着公司的多数股权。2025年10月,特朗普总统赦免了赵长鹏。这一决定引发了外界对特朗普家族商业利益与总统赦免权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如今,赵长鹏居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继续投资科技企业、为各国政府提供加密货币监管方面的建议,并参与推动数字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赵长鹏的经历不仅是个人财富和商业成功的故事,也反映出加密货币行业如何利用不同国家的监管环境、政治资源和资本网络寻求发展空间。他在阿联酋获得的特殊待遇、币安与特朗普家族企业之间的交易,以及其获得美国总统赦免的过程,都使他成为观察加密货币资本与政治权力交织关系的一个案例。

从比特币投资到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现年49岁的赵长鹏出生于中国,12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后就读于麦吉尔大学,并先后在纽约、中国和日本从事科技相关工作。2013年,他在上海与一位同事打扑克时,首次接触比特币。经过数月研究,他决定押注这一新兴数字资产,将上海一套用于家庭居住的三居室公寓出售,把所得约90万美元全部投入比特币。

这一决定风险极高,但赵长鹏认为,即使投资失败,自己仍然能够凭借此前的金融和科技行业经验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此后,他陆续加入亚洲多家加密货币初创企业,并逐渐认识到当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存在的不足,包括运营管理不善、容易遭受黑客攻击,以及无法充分满足投资者对高风险交易产品的需求。

2017年7月,赵长鹏创立币安。公司成立后迅速扩张,几个月内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并长期保持这一市场地位。

《纽约时报》指出,币安早期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项商业策略。首先,赵长鹏敏锐地意识到,许多加密货币投资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地用美元或日元购买数字资产,而是希望通过借贷和杠杆交易获取更高回报。币安因此提供保证金交易服务,让投资者借入资金,对比特币及其他热门代币的价格走势进行高风险押注。

其次,币安在创立初期对客户身份验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在最初四年里,用户甚至不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了解你的客户”(KYC)信息,就可以开设账户。传统金融机构通常要求客户完成身份验证,以防止洗钱、欺诈及其他金融犯罪,而币安早期的宽松做法吸引了大量不愿披露身份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报道援引加密货币咨询公司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的评价,将当时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市场比作社交媒体行业:其他交易平台如同早期的MySpace,而赵长鹏则打造了类似Facebook的币安。随着加密货币市场迅速扩张,币安从每笔交易中收取费用,迅速积累了巨额利润。赵长鹏在自传《金钱自由》(Freedom of Money)中称,币安的利润很快便达到10亿美元。

然而,币安高速增长的商业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合规问题。由于早期身份验证机制不足,该平台被指成为部分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美国检方在相关法律文件中指出,币安未能有效阻止俄罗斯洗钱者、规避伊朗制裁的人员以及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组织利用其平台进行资金交易。

赵长鹏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将早期合规问题部分归因于自己缺乏经验,称自己是一名技术人员,而非金融监管专家。但美国检方收集的证据显示,赵长鹏曾与下属讨论如何掩盖币安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的事实,以规避美国相关监管要求。法律文件还记录了他曾告诫下属不要留下书面记录。

报道认为,赵长鹏将自己塑造成一名专注于技术、意外取得巨大成功的创业者,但这一形象与美国检方掌握的部分证据存在明显差异。赵长鹏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律,但始终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持有不同看法。

阿联酋:为全球加密货币资本提供新基地

对于赵长鹏而言,阿联酋不仅是一个适合生活和投资的地方,更是他在全球监管环境中寻找商业发展空间的重要落脚点。

2017年,中国政府准备宣布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运营,赵长鹏及币安团队不得不连夜离开中国。此后,他先后尝试在日本、新加坡等地发展,但始终未能找到完全符合币安需求的经营环境。2021年,在一位商业伙伴、曾担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加布里埃尔·阿贝德(Gabriel Abed)建议下,赵长鹏开始关注迪拜。

赵长鹏抵达迪拜后不久,便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积极接待。阿联酋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国务部长奥马尔·苏丹·阿拉马(Omar Sultan Al Olama)亲自前往拜访,并向赵长鹏提供可以获得长期居留权的“黄金签证”。通常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审批流程,赵长鹏不到12小时便获得批准。

这一经历给赵长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抵达迪拜的第四天便开始看房,并很快购买了其中一套房产。同年年底,币安与当地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参与制定加密货币运营监管框架。币安派出三名员工协助当地政府制定相关规则,草案于2022年初完成,并在数周后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赵长鹏的商业伙伴阿贝德表示,阿联酋很早就意识到赵长鹏及币安的价值,并积极争取其加入当地的科技发展计划。阿联酋希望逐步摆脱对石油产业的依赖,发展人工智能、数字金融和其他新兴技术,而币安恰好能够为这一转型提供技术、资本和行业资源。

阿联酋对赵长鹏的吸引力还不仅仅来自宽松的商业环境。该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社会治安状况相对稳定,同时也为富裕投资者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居留和投资条件。对于在多个国家辗转经营、频繁面对监管挑战的赵长鹏而言,这些条件具有很大吸引力。

《纽约时报》指出,阿联酋对赵长鹏的热情接待并非所有人都能享有。该国长期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相关争议包括大规模监控、限制政治异议,以及外籍劳工遭受剥削和虐待等问题。报道将赵长鹏获得的特殊待遇置于这一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下,显示出该国在吸引全球资本和技术人才方面所采取的积极策略。

赵长鹏很快进入阿联酋的高层商业与政治社交圈,与当地对科技感兴趣的王室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中包括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的兄弟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塔赫农掌管着规模庞大的投资资源,并积极推动阿联酋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

赵长鹏逐渐成为当地王室的重要商业伙伴,并开始向其他国际企业家推荐阿联酋。他曾建议人工智能企业家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阿联酋设立业务,称其他国家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监管障碍。

在赵长鹏看来,阿联酋的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决策效率。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民主制度虽然长期被视为理想的治理形式,但在他看来,民主国家的决策过程往往效率较低;如果拥有一位仁慈的独裁者,决策则可能更加迅速,因为不需要经历大量讨论。

《纽约时报》将赵长鹏在阿联酋的生活描述为一种由王室、亿万富翁和科技企业家构成的精英网络。在这个圈子里,商业利益、技术发展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而赵长鹏凭借币安在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力,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从法律危机到特朗普家族的商业伙伴

赵长鹏与阿联酋王室的关系,为他在法律困境中提供了新的商业和政治资源,而他与特朗普家族建立的商业联系,则成为其重返美国市场和获得总统赦免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环。

2023年,美国司法部对币安及赵长鹏采取法律行动,指控币安未能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制度,允许非法资金通过平台流动。赵长鹏最终承认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币安则同意支付43亿美元罚款。

在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之前,赵长鹏已在阿联酋获得国籍。《纽约时报》报道称,2022年底或2023年初,一位阿联酋王室成员曾在私人晚宴上询问赵长鹏是否有意获得阿联酋国籍。赵长鹏提交相关文件后,数月后便收到包括他和家人在内的护照。

赵长鹏向《纽约时报》表示,阿联酋不会引渡本国公民,这一身份让他在面对美国司法调查时感到更加安全。随着美国检方持续收集币安涉及洗钱和规避制裁的证据,赵长鹏聘请律师团队与美国司法部谈判,并认真考虑过如果无法达成协议,自己可能需要长期留在阿联酋、限制国际旅行的情况。

最终,赵长鹏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律并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2024年5月,他进入加利福尼亚州洛姆波克联邦监狱服刑四个月,并于同年8月获释。

尽管经历了刑事定罪和监禁,赵长鹏仍然保留着币安的多数股权,个人财富也没有受到根本性影响。出狱后,他乘坐私人飞机返回阿布扎比,从被美国司法系统定罪的企业家重新成为活跃于国际市场的加密货币投资者和行业顾问。

与此同时,特朗普家族正在积极进入加密货币行业。特朗普及其三个儿子创立了加密货币初创企业World Liberty Financial,该企业随后与币安建立商业联系。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纽约时报》援引相关财务信息称,World Liberty在2025年为特朗普带来约7.99亿美元收入,成为其最赚钱的单项资产,超过房地产投资组合和社交媒体业务。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特朗普逐渐成为加密货币行业的支持者,其家族也积极拓展数字资产相关业务。赵长鹏与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利益由此出现交集,而阿联酋王室的投资布局进一步将双方联系起来。

阿联酋王室成员塔赫农领导的投资基金MGX专注于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领域。2025年初,MGX同意向币安投资20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笔交易对币安的估值达到750亿美元。MGX认为,币安能够成为连接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的重要平台,未来或可支持人工智能代理代表用户自动完成支付等金融活动。

在这笔交易中,支付方式成为争议焦点。赵长鹏称自己曾希望以比特币结算,但阿联酋投资方担心比特币价格波动过大,更倾向于使用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最终,这笔20亿美元交易采用了World Liberty Financial发行的稳定币USD1。该稳定币当时缺乏成熟的市场记录,其被选为交易结算工具,引发了外界对商业利益与政治影响之间关系的质疑。

MGX方面表示,基金在评估多种稳定币后,基于商业适用性选择了USD1。而《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币安曾要求MGX使用USD1支付。赵长鹏则否认自己在这一选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称最终决定由MGX作出,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具体使用哪一种稳定币,只要其具有可信度。

这笔交易的时间节点同样引起关注。2025年1月,一家由阿联酋支持的投资公司获得World Liberty Financial 49%的股权,塔赫农也进入该公司董事会。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希望获得用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计算芯片出口许可,而币安也希望美国政府放宽此前对其施加的部分限制。

2025年5月,特朗普家族与阿联酋方面宣布相关交易,引发美国民主党议员批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将这笔交易称为“稳定币腐败”,认为其涉及的利益规模和潜在影响令人担忧。

赵长鹏坚决否认交易存在不当行为,并表示自己已经不再持有USD1,而是将其用于投资比特币和其他资产。他还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儿子经营家族企业,而总统本人担任公职的安排在法律上是合理的。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这笔交易之后不久,白宫同意向阿联酋分享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使用渠道,克服了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顾虑。特朗普政府与阿联酋之间的商业和技术合作由此进一步发展。

总统赦免引发利益冲突争议

赵长鹏获得特朗普赦免,是其从法律危机中恢复政治与商业活动的重要转折点。

《纽约时报》报道称,赵长鹏的法律团队早在2024年12月便开始与一位知名赦免律师布雷特·托尔曼(Brett Tolman)合作,探讨获得总统赦免的可能性。相关文件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显示,币安还向一家与特朗普长子关系密切的游说公司支付了210万美元,购买包括争取行政赦免在内的服务。

赵长鹏在采访中称,自己是在2025年3月,看到媒体报道其他加密货币企业高管获得宽大处理后,才认真考虑申请赦免。不过,《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显示,其法律团队更早便已着手研究相关途径。

赵长鹏还表示,在申请赦免的过程中,曾有一些自称能够安排他与特朗普会面的中间人主动接触他,试图从中牟利,但他选择不理会这些人。

2025年10月,特朗普正式赦免赵长鹏。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加密货币行业部分人士欢迎,但也引发了国会议员及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关注。

赵长鹏的赦免与此前币安和特朗普家族企业之间的商业联系存在时间上的交集。对于外界提出的利益交换质疑,相关企业和白宫方面作出了否认或不同解释。World Liberty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完全没有参与任何赦免决定。白宫发言人则表示,特朗普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并未参与赦免程序。

不过,赦免对于赵长鹏和币安具有重要商业意义。赵长鹏被定罪后,币安在美国的业务受到多方面限制,其美国业务实体失去部分州级经营许可。赦免可能为币安重新与美国监管机构接触、争取恢复业务创造条件。

赵长鹏本人则始终认为,自己受到的刑罚过于严厉。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只是因为币安平台缺乏完善的客户身份验证机制而入狱,并质疑美国在其他公共事务中对身份验证采取不同标准的做法。

但美国司法部门对币安的调查不仅涉及客户身份验证问题,也包括平台长期未能有效阻止洗钱、诈骗和规避制裁活动等指控。赵长鹏认罪并接受刑罚,正是相关法律程序的结果。

《纽约时报》的报道通过商业交易、游说活动和赦免程序之间的时间联系,提出了有关政治权力、商业利益和司法宽大处理之间关系的问题,但这些联系本身并不能单独证明赦免是以商业利益为交换条件。

出狱后的赵长鹏:仍然深度参与全球加密货币行业

如今,赵长鹏在阿布扎比拥有一座价值约500万美元的别墅,房屋有九间卧室,配备私人厨师和四名保镖,并拥有一艘名为“Da Moon”的游艇。尽管如此,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仍试图强调自己生活方式的简单,常常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普通人。

他会驾驶一辆白色日产SUV在阿布扎比市内出行,也会在家中处理工作。由于长期背部疼痛,他有时需要躺在床上办公。他还饲养两条狗,其中一条名为Broccoli,名字取自区块链(blockchain)的谐音联想。

赵长鹏声称,尽管《福布斯》估算他的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但他认为自己的实际财富可能只有100亿至300亿美元。他表示,自己只需要1000万美元就足以过上舒适的生活。

然而,赵长鹏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一般投资者。他频繁乘坐私人飞机前往亚洲各国,为政府提供有关加密货币监管的建议,并协助推动相关政策和投资安排。他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建立了联系,并就与当地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等议题展开交流。报道还提到,他曾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滑雪,并收到对方赠送的中亚犬种塔伊干犬。

赵长鹏在国际加密货币行业中的地位,也使他得以继续影响币安的战略方向。尽管认罪协议禁止他继续“运营或管理”币安,但他仍然是公司的多数股东,而其伴侣何一(He Yi)也是接替他出任币安联合首席执行官的人选之一。

币安近年来仍面临合规争议。报道提到,币安曾解雇或暂停四名合规部门工作人员的职务,这些人员此前报告称,近20亿美元资金从客户账户流向了与伊朗有关联的一批实体。币安否认有人因提出相关问题而遭到处分,并对员工报告的调查结果提出异议。美国司法部后来表示,两家中国企业曾利用币安洗钱转移伊朗石油销售所得,但并未因此对币安提出新的指控。

与此同时,币安与阿联酋方面的关系也并非毫无摩擦。2025年12月,币安获得在阿布扎比运营的许可,当地监管机构曾将其视为监管进步的代表。然而,随后两名币安员工在阿联酋短暂遭到拘留,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平台可能涉及的金融犯罪问题。这一事件令币安在当地的员工感到不安。

赵长鹏表示,他曾向阿联酋警方及王室相关人士反映,希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认为阿联酋依然是币安友好的经营基地,并强调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情况显示,赵长鹏虽然在阿联酋获得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和商业环境,但币安的合规问题仍然持续存在,其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经营时所面临的监管挑战也并未完全消失。

赵长鹏的创业经历表明,加密货币行业的全球化发展,使企业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调整经营地点和业务布局。币安早期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发展经历,以及后来在阿联酋获得的特殊待遇,显示出企业如何根据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政策环境作出选择。

与此同时,赵长鹏与阿联酋王室及特朗普家族的商业联系,也反映出加密货币行业正在与传统政治和经济权力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对希望发展人工智能、数字金融和新兴科技产业的政府而言,拥有全球市场资源和技术网络的企业家具有重要吸引力。而对于加密货币企业而言,与掌握政策制定权和资本资源的政府及政治人物建立联系,也可能影响其在不同市场的发展机会。

不过,这种关系也带来有关透明度、利益冲突和监管独立性的疑问。当大型加密货币企业与政府投资基金、政治家族及政策制定者开展商业合作时,如何确保相关决策符合公共利益,避免私人商业收益影响公共政策,成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图片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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