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护理人员短缺、人口老龄化加剧，而美中关系持续面临地缘政治紧张与教育交流受限等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夏威夷一项探索性护理培训计划尝试将美国标准的护理教育与对中国及亚太文化的理解相结合，并通过夏威夷、菲律宾和中国的教育机构开展合作。
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教育促进基金会（Education Advancement Fund International）创始人周晓（Kate Zhou）在接受《中美印象》舒易來（Elijah Shoaf）的采访时表示，这一计划并非要以中医取代西方护理体系，而是希望通过语言能力、文化理解和严格的合规机制，更好地服务老年群体，并在解决共同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建立美中民间互信。她还介绍了项目在学生签证、实习安排、资金管理和合作伙伴选择等方面的设计，并探讨了非政府组织、智库和慈善基金会如何推动不受宏观政治局势过度影响的地方性合作。
舒易來： 这项名为 IMNTIP 的计划旨在通过将美国标准的护理技能与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养生理念相结合，缓解夏威夷的护理人员短缺问题。那么，与传统西方护理模式相比，这种融合式培训方法如何改善夏威夷文化背景多元、尤其是亚太裔老年群体的护理效果？
周晓： 首先，我想准确说明我所说的“融合”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我所说的融合，指的就是美国标准的护理体系，仅此而已。参与者必须通过合作院校完成夏威夷州批准的护理助理课程，合作院校可以是社区学院，也可以是当地的夏威夷护理培训中心。我们的培训遵循美国的标准，目的是帮助解决美国自身面临的护理人员短缺问题。
话虽如此，我们确实需要来自亚太地区的人员参与。考虑到当前的政治环境，这种合作尤其需要菲律宾的参与。我们知道，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存在不少矛盾，美中之间也有冲突。眼下，即使中国学生具备接受培训的资格，他们也经常难以获得赴美签证。但中国的护理理念确实能够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与菲律宾方面合作的原因。在中国和美国，护士及护理助理中有80%来自菲律宾——请记住这个数字。因此，培训必须符合美国标准。参与者首先要取得护理副学士学位，然后参加注册护士执照考试，即 NCLEX。通过美国的 NCLEX 考试后，就可以在世界许多地方工作，包括日本和欧洲等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项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允许学员为患者作出诊断、开具处方，或实施任何中医治疗操作。我们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传统中医背景并不是一个要与美国护理体系相竞争的临床体系。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文化理解能力，而这恰恰是西方护理教育很少深入涉及的。它源于亲身生活经验，而不是通过一周的多元文化培训课程就能获得的。
我们选择夏威夷作为试点，是因为这里有大量华裔、日裔、韩裔、菲律宾裔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居民。其中许多人英语能力有限，尤其到了晚年，第二语言能力往往会逐渐退化。他们对饮食、冷热、家庭责任以及生命末期的安排都有特定的观念。这些文化信念会影响他们是否遵循美国标准的护理方案、如何表达疼痛，以及是否信任身边照护自己的人。
我们的项目旨在培养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护理人员。举个例子：如果一位80岁的粤语奶奶拒绝喝冰水，你该怎么办？我们的学员会学习如何应对这类情况，也会了解一些家庭对于在生命末期的重要决定中让家人参与其中的期待。具备文化理解能力的护理人员，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配合护理方案，并避免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突发状况。这正是将菲律宾和中国的文化理解融入护理培训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它能够改善沟通、增进信任，并提升长期护理中的日常照护质量。这些工作往往不会出现在医院的病历记录中，却最终决定着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
远程医疗部分也遵循同样的思路。例如，夏威夷的帕洛洛华人安老院（Palolo Chinese Home）服务于散居在不同岛屿上的老年人，他们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非常有限，情况确实令人担忧。如果有接受过双语培训的学员，能够帮助考艾岛、夏威夷大岛或毛伊岛上的老年人使用视频问诊系统，就能弥补一个现实存在的医疗服务缺口。这些专业人员接受的是夏威夷当地体系下的培训，了解美国医疗保健领域的问题，同时具备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能力。
归根结底，我们的主张并不复杂，但意义重大：我们不是要取代西方护理体系，而是要通过培养能够接触到现有美国护理队伍难以充分服务的人群的护理人员，为其提供补充，尤其是帮助低收入群体。
舒易來： 这项计划旨在将美国标准的护理教育与传统中医及道家养生理念相结合。从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的角度来看，将中医融入美国老年护理，同时按照西方标准培训中国护理人员，如何帮助改善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相互认知、建立信任？
周晓：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对“软实力”这个说法持谨慎态度，因为它通常用来描述政府项目所产生的影响。而我们所做的事情恰恰更接近另一种模式。这是一种以民间交流为基础、围绕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展开的合作。这些问题并不光鲜，却十分迫切。
两国社会都在迅速老龄化，也都缺乏经过培训的护理人员。当话题围绕的是祖母，而不是地缘政治时，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之间往往能够展开出乎意料的务实对话。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而这种对等性十分重要。在美国一方，夏威夷养老机构中的老人及其家属，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专业人员不再是新闻报道中一个抽象的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个人会帮助他们，为他们的母亲洗浴，并与他们交谈。在中国一方，哈尔滨、香港或我来自的武汉等地的护理院校，则有机会系统地了解美国长期护理体系的实际运作方式。他们能够看到美国在监管方面的严格要求、对患者自主权和隐私的重视，以及执业许可标准。
中国专业人员可以学习这些美国理念，并将其带回中国。无论学员最终返回中国，还是留在美国发展职业生涯，他们所传递的都将是对另一个社会更真实的认识，而不是刻板印象。国家之间的信任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一次建立一段可信的关系。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公共外交。我不认为还有什么项目能够与之相比。开展不带政治色彩、却能切实帮助他人的工作，是最好的公共外交。不过，我也想明确说明这种说法的边界。这个项目不是任何政府的工具，也没有接受中国政府部门的资金或指导。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教育机构。在夏威夷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美国法律、美国的执业许可标准，并接受美国院校的学术管理。如果这项计划能够带来公共外交方面的积极影响，那只是因为我们认真做好了实际工作，而不是因为我们试图贯彻某个政府的议程。我是美国公民，这一点我想特别强调。
我还想指出，夏威夷是开展这项试点计划的天然之选。这里有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华人和美国人交往历史，也有帕洛洛华人安老院这样的社区机构。这些机构由当地华人社区创办，而这个社区从来没有把亚洲视为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如果有哪个州能够以服务而非竞争为基础，树立美中合作的典范，那就是夏威夷。
舒易來：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这项试点计划的启动凸显了应对美国移民制度不断变化且日益复杂的必要性，例如 F-1 学生签证制度，以及教育实习与实际劳动之间的法律区别。近年来，美中教育交流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在这种背景下，你们的项目采取了哪些策略，以降低可能妨碍中国学员参与的风险？
周晓：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面对审查，我的回答是：我们要成为这个领域中合规程度最高、透明度最高的项目。整个项目建立在一系列必须逐一通过的关卡之上。在所有关卡得到确认之前，我们不会招收任何学生。
最重要的一关，是必须获得合作院校国际事务办公室和美国移民法律顾问的书面确认，明确回答那些真正可能让项目陷入麻烦的问题：参与者以什么学术身份注册？谁负责签发 I-20 表格？实习究竟是纯粹的观察性实习，还是涉及其他活动？例如，我们的合作方，包括当地培训机构，必须具备在夏威夷开展相关培训的适当资质。我们还必须明确，生活补助会如何影响对劳动关系的认定。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书面答复。
我们不能收取与赴美实习或工作挂钩的大额不可退还费用，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宣传项目。我们希望向美国政府坦诚说明，从长远来看，我们是在提供护理实习机会，因为美国对此有着迫切需求。有些学员可能更愿意回中国，也有些人可能选择留在美国发展——美国有专门针对护士的签证类别。我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而国务院实际上相当讲道理。
第二项策略是从制度结构上确保合规。合作院校保留完整的学术管理权。我们的项目不保证学员能够获得入学资格、学分、签证、执照或就业机会，每一份学生合同都会明确写明这一点。实习机构必须书面确认，学生不会被计入最低人员配置，也不会替代正式员工，因为学生不被允许从事实际工作。学生通常可以在校内工作，但目前，我们正在争取联邦政府批准，让他们能够在服务低收入社区的养老护理机构开展护理实习。我们还将资金分为四个独立渠道：学校学费、项目费用、第三方生活费用，以及用途受到限制的捐款。这样可以确保，没有人能够将这个项目描述成一个披着教育外衣的劳动力输送渠道。这种财务分离也意味着，学校、养老机构或基金会只需要对自己实际负责的部分作出承诺，而不必为其他环节背书。
第三，我们有意从小规模开始：在18个月的阶段内招收20至30名参与者。我们要求项目管理机构正式作出是否继续推进的决定，并在讨论扩大规模之前完成全面审计。在学员来源方面，我们也采取多元化策略，目前正在与哈尔滨、香港和武汉的机构接洽。最近，长沙一所由耶鲁大学医学院创办的学校主动联系了我，他们对派遣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项目非常感兴趣。未来，我们也可能与南亚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以免项目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气候。如果某项监管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我们的计划就是暂停项目或重新设计，而不是寻找规避规则的办法。正是这种自律，才能让项目经得起审查，而不是招致更多审查。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认真对待当前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针对中国学生的签证政策可能难以预测。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一些完全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可能仅仅因为签证问题而无法参与项目，这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因此，对于尚未做好准备或无法获得相应身份的参与者，我们会安排他们留在本国的预备培训学校，或者先前往菲律宾接受培训。中国境内开展的培训本身也具有独立价值。我们宁愿推迟一批学员的入学，也不愿让任何一名学生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们为某项美国政府尚未批准的安排付了钱，却无法兑现承诺。
舒易來：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美国护理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短板，预计每年需要新增约19.3万名注册护士。随着人口持续老龄化，政策制定者理所当然地将此视为国家韧性问题。像你这样的倡导者，应该如何有效地将这种中美护理培训合作描述为一种务实、互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种战略风险？
周晓： 首先，要坚持从护理人员短缺的事实出发。预测显示，到2032年，美国每年需要接近19万名新注册护士，而目前的培养数量远远不够。由于夏威夷由众多小岛组成，农村地区也较为分散，这里的护理人员短缺问题比美国大陆地区更加严重。大量老年人无法前往火奴鲁鲁接受护理。这不是一种假设性的脆弱性，而是莫洛凯岛上某个家庭的现实：家里没有人能够照顾他们的父亲。任何真正重视国家韧性的政策制定者，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护理人员从哪里来？答案是，美国自身的培训体系无法足够迅速地培养出所需人员。
第二，要准确说明项目究竟是什么，因为所谓的战略风险框架，往往建立在对敏感技术和机构遭到渗透的担忧之上。在中国养老机构开展护理培训，并不属于军民两用研究。它不涉及实验室，也不涉及专有数据——中国常被指责窃取这类数据——更不涉及与国防相关的知识。培训内容实际上是教人测量生命体征、协助老人完成日常生活活动，以及如何与感到恐惧的老年患者沟通。当交流的内容如此具体时，国家安全方面的反对意见往往就会不攻自破。这是我与美国国务院沟通时的切身体会。
第三，倡导者应当突出美国方面的受益者，以及项目由美国主导的管理机制。学生向美国院校缴纳学费，在美国导师的指导下接受符合美国执业标准的培训，并为美国老年人提供服务。我们的合规框架比大多数美国国内项目都更加严格。当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介绍项目时，立法者看到的就会是：夏威夷正在通过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合作项目，解决本地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在帮助北京扩大软实力。
最后，增强韧性也意味着建立备用方案。拥有多个学员来源国、并采用可重复且可审计模式的劳动力培养渠道，才是具有韧性的体系应有的样子。
对我而言，与菲律宾的合作至关重要。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建立菲律宾、中国和美国三方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可行的。美国培训人员可以在菲律宾开展部分培训，中国学员也可以前往菲律宾，接受夏威夷教师的指导。这有助于避免直接在中国开展项目所引发的争议。考虑到已有大量菲律宾护士来到美国工作，这条路径本身就很有意义。你只要看看美国的任何一家医院，就会发现许多护士和护理助理来自菲律宾。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美国的护理考试，就可以来美国工作。
舒易來： 夏威夷的国际教育促进基金会（Education Advancement Fund International）等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美中教育交流，而这种交流对于维持双边沟通至关重要。放眼更广泛的层面，其他非政府组织、智库或慈善基金会可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华盛顿与北京政治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复制并扩大这种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的地方性合作？
周晓： 谢谢你提出这么好的问题。首先，要选择一个双方都能切身感受到、甚至与各自家庭直接相关的问题。老年护理就是一个理想的领域，因为它十分迫切，在政治上不容易引发争议，而且效果可以衡量。气候适应、食品安全和灾害应对也具有类似特点。在技术方面，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中国、日本和美国应该共同开发技术，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家务协助服务。目前，机器人还无法独立完成喂食、洗浴或更换尿布等工作，但中国有许多企业在机器人领域做得很好。不过，在老年护理方面，中国目前还不如日本。中国企业可以与美国公司合作。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开展合作的领域，而且也具有商业盈利的空间。夏威夷有数百家小型养老护理机构，每家可能只照顾三至五名老人。在这样的规模下，即使是小型创新，也能够切实缓解护理人员短缺问题。在地方层面开展合作，意味着合作伙伴拥有真正的决策权限。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一所社区学院、两家养老护理机构、哈尔滨和长春的护理院校，以及一家小型基金会。这些机构中的任何一家，都不需要得到国家首都的批准，就可以签署有关培训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它们也没有将合作政治化的动机。
与政府间协议相比，地方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更能经受国家领导层更迭所带来的影响。这正是夏威夷适合开展这类项目的原因之一，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都具有优势。如果要给其他基金会提一条建议，那就是：为合作的制度基础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法律顾问审查、保险问题分析，以及合作条款的讨论和拟定会议。正是这些工作，才能将一个好想法转化为一份让大学校长能够放心签字的正式协议。我在夏威夷大学任教。过去，我们与中国有很多合作伙伴关系，但近年来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完善的合规机制，而不是等到后来陷入国家安全争议，再疲于应对。
面对政治上的猜疑，最有效的回应，就是建立一个在文件和程序上比批评者预期得更加完善的项目：为每一项活动明确书面范围，对每一笔资金实行独立核算，不对签证或就业作出任何承诺，并在每一批学员完成培训后进行全面审查。智库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例如你们卡特中心就可以记录和总结这些治理模式，让下一个组织不必从头摸索。在当前环境下，我甚至会进一步建议：让项目完全不涉及政府资金、政府参与或政府背书。做好充分准备，公开披露每一位合作伙伴和每一笔资金的去向。并且假定你写下的每一份文件，终有一天都会被国会工作人员看到。按照这样的标准设计项目，就没有什么可害怕政府审查的。
最后，从一个足够小、能够做到诚实透明的试点项目开始：大约30名参与者、一家养老机构、一所学校，为期18个月。公开报告哪些做法奏效，哪些没有奏效。规模扩大应当是信誉积累的结果。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建立信誉的方式，就是把一件规模适中的事情做到极致，让实际成果为两国共同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