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中国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欧洲市场仍然重要、仍可进入，但条件越来越严格，做生意与开展外交都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单靠改善政治关系，难以消除欧洲对产业和就业的忧虑。–KS Liu

欧洲整体存在明显的右转趋势，尤其体现在移民、边境、治安和国家主权议题上。

这种右转有两种表现：右翼政党获得更多选票，以及传统主流政党采纳更强硬的政策。后者即使没有带来政权更替，也会改变欧洲政治方向。近期欧洲议会在移民和环保法规等议题上的合作格局，就体现了右翼影响力的扩大。

但各国的右转进度不同，也有逆转和例外。

意大利：梅洛尼领导的右翼已经执政，是右转落实到政府层面的代表。

法国：国民联盟已成为争夺总统职位的主要力量，生活成本危机和骚乱又为其“恢复秩序”的主张提供了机会。

德国：选择党影响力扩大，近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突破尤其突出。

西班牙：保守派人民党与更右翼的Vox势头上升。

匈牙利：今年欧尔班败给中右翼反对派，说明民族主义强人也会遭遇选民反弹。

推动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经济压力：生活成本、住房和就业问题削弱民众对现有政府的信任。

移民与治安焦虑：右翼把这些问题与边境控制、文化认同联系起来，容易形成鲜明的竞选主张。

对传统政党的失望：部分选民认为主流政党轮流执政，却未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转而支持挑战体制的力量。

尤其是近期法国的骚乱，对以强调秩序为政策主张的右翼政治势力提供了更多发展壮大的机会。

法国骚乱的起因是学生对学校条件的不满。9月开始，一些高中学生因教师短缺、校舍设施破旧等问题发起抗议，要求增加教育资源、改善学习条件。学生的抗议扩大到全社会，普通家庭的生活压力，燃油、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加上对公共服务及政府政策的不满，使工会、教师、家长和“黄马甲”支持者陆续加入，形成范围更广的反政府抗议。多数参加者和平游行，但暴力群体介入，警民冲突升级，发生了纵火、抢劫和袭警，把社会抗议推向严重的治安危机。法国政府将暴力归咎于极左团体及趁乱犯罪者。

特朗普把法国骚乱归咎于移民政策，并用来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助选。他的政治用意很明确：用法国的混乱来证明严格控制移民和强调治安的必要性，并警告美国选民不要支持民主党。

美联社对此作了专门核查，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此次法国骚乱由移民或穆斯林主导。

10月20日《环球时报》相关评论，借法国骚乱批评部分欧洲人士仍主张对华贸易强硬，认为欧洲应先解决自身问题。明显带有借法国批评欧洲的意味，把街头骚乱与欧洲对华关税主张联系起来。

但欧洲政府和产业界对华防范和不满确实在加深，这不是欧洲右转的主因，但确实是推动右转的重要经济背景之一。

过去欧洲企业更关心“如何进入中国市场”，现在越来越关心“中国商品是否挤压欧洲本土产业”。汽车、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就业与利润压力，使对华贸易问题成为国内政治问题。

路透社10月14日报道，法国和德国正在共同推动更强的贸易防御措施，德国立场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另一方面，尽管欧洲并不喜欢特朗普，但确实越来越重视特朗普长期强调的边境控制、产业保护和国家利益。

欧洲右翼对移民和国家认同议题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欧盟加强对华贸易防御，也显示产业政策正在变硬。但政策相似，不能直接证明是在学习或接受特朗普——欧洲自身面临的压力，也会推动同样的选择。

皮尤今年6月公布的调查显示，欧洲八国对特朗普的信任较2025年显著下降；德国只有16%的受访者相信他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这份调查早于最近的法国骚乱，因此不能用来判断骚乱后的即时变化。

甚至一些欧洲民族主义右翼，也在减少与特朗普的公开联系，强调自己的国内议程。

特朗普提出的部分问题，正在得到欧洲更认真地对待；但欧洲倾向于按自己的利益寻找答案。例如，欧洲接受“必须保护制造业”，既可能因此防范中国，也可能因此反对特朗普的关税。

此外，欧洲也越来越接受“欧洲必须承担自身安全的主要责任”，而且已开始落实到军费和军备上。这是特朗普对欧洲施压取得实际效果较明显的领域。

欧洲认同特朗普的“责任分担”主张，承认欧洲有经济实力，应为本地区安全投入更多，长期依靠美国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也担心美国不可靠，即使不认同特朗普，也必须为美国减少援助或改变政策做好准备。

欧洲承担主要防务责任，已逐渐成为跨党派方向，并不只是右转的结果；特朗普加快了这一进程，但欧洲目前仍希望在北约内增强自主能力。

欧洲右转对中国总体偏不利，最直接的影响是贸易保护加强、产业竞争加剧，但不会自动形成一致反华、全面追随美国的欧洲。

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分析欧洲右转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商品出口：欧洲更重视保护本土就业，对中国汽车、钢铁、化工等商品采取贸易防御措施的压力增大；

赴欧投资：欧洲更可能要求中国企业在当地生产、雇用当地工人，并接受更严格的审查；

技术与供应链：对关键产业依赖中国的担忧可能增强，中国企业进入敏感领域会更困难；

政治关系：“本国优先”使欧洲政府更强调对等条件，双方谈判更容易出现摩擦；

外交空间：欧洲右翼在对俄、对美及商业利益上存在分歧，与中国仍有合作空间。

最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对中国的担忧，正在更多地触及本土产业与就业。一旦中国商品竞争被选民理解为“威胁我的工作”，对华强硬就容易获得跨党派支持。欧盟近期讨论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已反映这种压力；这些政策也并非全部由右翼推动。

这会让中国企业面临更明确的选择：继续从中国出口，可能面对更多壁垒；赴欧洲生产，则需要承担更高成本，并让欧洲分享就业和产业收益。欧洲争取的将不仅是便宜商品，还有本地投资、生产和市场互惠。

不过，欧洲右翼的共同点主要是移民、治安和国家主权，对中国并没有统一路线。它们强调本国利益，既可能抵制中国竞争，也可能欢迎中国投资；一些右翼政党还主动与特朗普保持距离。

因此，对中国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欧洲市场仍然重要、仍可进入，但条件越来越严格，做生意与开展外交都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单靠改善政治关系，难以消除欧洲对产业和就业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