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想要什么？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至今仍未形成共识。2025年8月，康灿雄（Dave Kang）、黄伟基（Jackie Wong，音译）与陈赞碧（Zenobia Chan，音译）在《国际安全》期刊发表论文，认为中国是一个目标有限的现状维护型大国，而非试图大幅扩张自身力量、重塑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拜登政府前高级政策顾问杜如松（Rush Doshi)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认为北京一直在推行一项旨在从地区和全球层面取代美国影响力的长期战略。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孙皖宁指出，双方的分歧不仅涉及研究方法，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认知局限、对中国的不同威胁判断，以及地缘政治对知识生产的深刻影响。要理解中国真正想要什么，研究者不仅需要分析中国的言论、政策与实际行动，还必须审视有关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哪些力量决定了某种解释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以下为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孙皖宁在East Asia Forum上文章的翻译版。

当前，围绕中国究竟想要什么这一问题的争论，丝毫没有显现出达成共识的迹象。有人可能认为，只要解决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各方就有可能达成一致，但很少有人承认，这场争论的分歧根源在于认识论，而非单纯的方法论。

2025年8月，康灿雄（Dave Kang）、黄伟基（Jackie Wong，音译）与陈赞碧（Zenobia Chan，音译）在《国际安全》期刊发表了一篇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题为《中国想要什么？》。论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现状维护型大国，其全球目标有限，并非一个试图大幅扩张自身实力、重塑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

这篇论文引发了广泛争论。2025年8月，同一期刊刊登了四篇批评性回应，讨论的焦点全部集中在研究方法问题上。其中，论证最为充分的批评来自拜登政府前高级政策顾问拉什·杜如松。杜如松（Rush Doshi）在2021年出版的著作《长远博弈》（The Long Game）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北京一直在推行一项长期战略，旨在从地区和全球层面取代美国的影响力。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采用什么研究方法，才能可靠地判断中国的意图？康、黄和陈通过大规模分析1.2万篇中国官方文章来评估中国的意图，并辅以对习近平数百篇讲话的定性分析。但杜如松认为，作者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他们从范围过于狭窄的中国资料中“挑选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且“将由此产生的证据缺失当作不存在的证据”。杜如松自己的研究方法则将中国的实际行动与文本证据结合起来，并从官方和非官方资料中经过更有针对性的筛选，选取相关材料进行分析。

然而，要实现一套连贯、严谨的多重证据交叉验证方法，不仅需要分析官方声明、内部表态、精英人士的著述、政策决策和实际行为，还需要将这些决策与其他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进行比较，并追踪相关变化随时间推移的过程。上述双方的批评似乎都未能完全达到这一标准。

除了研究方法之外，这场争论也暴露了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在学科层面的局限。理解他国意图既是一个分析过程，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其中既涉及理性推理，也涉及情感因素。罗伯特·杰维斯曾对冷战期间美国如何因心理因素而错误地认定苏联怀有恶意进行了著名研究。换言之，如果要更接近对对手真实意图的认识，就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处理焦虑、恐惧等情绪因素的分析机制。

第三个问题是：在一个充满相互不信任的政治环境中，是否真的能够对中国的意图作出有意义的判断？康、黄和陈通过分析1.2万篇文章和讲话，得出中国无意成为全球霸权国家的结论。然而，怀疑者可能会反驳说，北京只是在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而无论积累多少实证证据，都无法推翻这种说法。

摆脱这一认知困境最简单的办法，或许就是直接将能力等同于意图，但这样做十分危险。能力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够做什么，却不一定能说明它想做什么。中国的实力确实在不断增强：核武库持续扩大，海军规模庞大，军事开支也相当可观。但一个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威慑、对对手能力的担忧、向国内公众展示实力的需要、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利益竞争，以及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而加强安全保障的考量。

这又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能力的变化是否会导致意图发生变化？杜如松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改变了其行动节奏，也提高了其承受风险的意愿。因此，在评估中国的意图时，应当将其行为纳入考量，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的冲突。

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判断中国意图所面临的认识论难题变得更加紧迫。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中国想要什么”这一问题已经被反复讨论了太久，以至于如今本身就成了一个独立的讨论类型。康、黄和陈的论文或许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重新开启了一场可能被过早视为已有定论的争论。

这场争论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矛盾。2026年3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普通公众相比，美国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威胁。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追求学术公信力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更注重提供可靠、可证伪的证据，以判断中国的意图；而政策制定者则更容易受到权势精英的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立场和机构利益的影响。

同一项研究还发现，在研究人员和学者群体中，自我认定为安全问题专家的人，比自我认定为东亚问题专家的人，对中国抱有更高的威胁认知。这种认识论上的分歧，无法仅凭严谨的研究方法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应当超越方法论本身，考察地缘政治如何塑造知识生产，以及这些权力关系又如何决定，在回答中国究竟想要什么这一问题时，哪一种研究路径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承认，正如研究知识生产的社会学家戴维·麦考特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领域始终是一场围绕专业权威展开的“激烈斗争”。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回应国际力量对比中“客观存在的权力分布”，也同样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专业“信念”与“制度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