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总理凯文·陆克文（Kevin Rudd）近日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采访，就中国的战略意图、台海局势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等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正在上升，2028年台湾总统选举可能成为一个重要触发点。
与此同时，习近平正通过长期、大规模的科技和产业政策，推动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在谈及中欧经济关系时，陆克文警告，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过剩产能正在对欧洲工业构成严峻挑战，欧洲不能继续受制于繁琐的行政程序和对风险的恐惧，而应制定自己的产业战略，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竞争力。
以下为采访的部分内容：
问：陆克文先生，过去人们并不认为您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人。但如今，您警告说，中国最早可能在2028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并将这一风险评估为三分之一。您是如何得出这一判断的？
答：我的意思是，危险正在增加，而不是说战争很可能发生。这也是我给出三分之一这一概率的原因。
问：哪些迹象表明风险正在上升？
答：看看过去五到十年中国的军事演习就知道了。这些演习已经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实战预演。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将行动控制在战争门槛以下。中国军机越来越频繁地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海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问：为什么特别将2028年作为一个关键时间节点？
答：台湾将于2028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如果民进党连续第四次赢得选举，这可能成为一个触发因素。北京对民进党的反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中国领导层可能会得出结论：通过谈判已经无法在台湾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
问：但与民进党不同，国民党（即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相当密切。而且，中国官方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与台湾的“统一”。
答：但习近平在台湾方面找不到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即使是国民党也不行。国民党或许比民进党对北京更加友好。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国民党领导人，站在立法院里对大家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案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案叫作‘一国两制’。”结果会怎样？人们会嘘你，把你轰下台。香港的经历已经充分说明，这一方案的效果并不理想。
问：那么，军事解决方案是否已经成为习近平剩下的唯一选择？
答：台湾问题有三个答案：威慑、威慑，还是威慑——而且必须是相互威慑。美国和台湾必须受到威慑，不得推动正式宣布台湾独立；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必须受到威慑，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一旦威慑失效，可能发生的后果实在太过可怕，令人不忍设想。
问：特朗普正在寻求与习近平建立良好关系。他甚至采用了一个中国方面提出的双边关系表述——“建设性战略稳定”。中国领导层会不会因此认为，一旦发生危机，美国将抛弃台湾？
答：建立一个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框架是件好事。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应当把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纳入一个有序的框架。这样，双方就可以商定如何管控竞争，而不是假装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事实并非如此。中国领导层越早承认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就越好。
问：这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答：习近平会非常冷静、务实地评估唐纳德·特朗普所说的一切究竟有多可靠。他知道，特朗普以自己的不可预测性为傲。关键问题在于：如果习近平对台湾发动攻击，特朗普会作何反应？习近平这样做就会让特朗普显得软弱无能。
问：特朗普不喜欢这种局面。
答：至少根据我对他的了解，确实如此。2024年，特朗普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摔跤明星浩克·霍根（Hulk Hogan）发表了演讲。他当场撕掉了自己的衬衫。这传递了什么信息？那就是：我，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强人。谁也别想让我显得软弱。
问：习近平知道这一点吗？
答：我认为，这让他有所顾虑。这是威慑中一个真实存在的因素。习近平还会评估伊朗战争对美国军事行动能力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削弱。
问：您曾多次与习近平会面，并与他进行过长时间交谈。中国的一些批评者认为，习近平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高。您对他的个人印象是什么？
答：我并不认同那种带有傲慢意味的看法，即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缺乏文化素养、见识浅薄的人。无论从我的学术研究还是个人接触来看，我都没有发现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当他即兴讲话时，这一点尤其明显。他那时说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样文章，而是真正的习近平在讲话。他有自己独特的口语表达方式，也会自然而然地引用历史典故。这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说话的方式。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苛的列宁主义政党。
问：习近平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
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物。这类人通常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决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希望维持现状的政治人物。
问：他希望给历史留下自己的印记。
答：是的。看看他上任后的第一年，就开始在南海建设人工岛。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而美国并没有作出回应。2013年，奥巴马未能兑现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划定的红线之后，习近平便得出了美国软弱的结论。
再比如北京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编者注：这是针对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采取的举措）。西方并没有作出重大回应，也没有将香港排除在SWIFT国际支付系统之外。
再看看中国今天的科技和产业政策。这是习近平国内政策的优先事项。他并不在乎这会给欧洲工业带来什么后果。那是欧洲自己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问：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突然成为科技领域的领先者，在汽车制造、机械工程等领域直接成为欧洲的竞争对手。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答：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有意推行科技和产业政策的结果。比如“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于2015年启动。此后，中国又相继推出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并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习近平在所有主要前沿技术领域赢得对美战略竞争的坚定决心。这一切都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中国体制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中国依靠庞大的规模优势取得胜利。
问：中国如何为这一切提供资金？
答：资金部分来自国家预算和债务，但更重要的是来自银行体系提供的低成本信贷。中国人储蓄意愿很强，但存款利率不到1%。与此同时，他们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这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从银行借款，并利用这些资金维持一些本来早就应该倒闭的企业继续运营。
问：这难道不是一种低效率的做法吗？
答：习近平不希望这些工厂关闭，因为必须保住就业岗位。那些认为这一问题最终会自行消失的欧洲人，应该明白，这背后有一套中国有意推行的政策。
问：为什么中国大量过剩产能最终流向了欧洲？
答：因为中国的私人消费始终没有真正恢复。许多人在房地产市场损失了大量财富，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因此消费不足，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工业产出。
但工厂仍在大规模生产。这正是中国领导层希望看到的，也是其产业战略所要求的结果。因此，如今大量中国工业产品涌入欧洲，价格往往非常低廉，因为中国国内的市场竞争本身就异常激烈。
问：欧洲是否变得过于自满了？
答：这个判断不是我能够作出的。不过，欧洲人和我们澳大利亚人一样，常常被各种程序和流程束缚，陷入瘫痪。威权体制相对于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它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相比之下，我们却常常陷入繁琐的程序之中。布鲁塞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我们的政治和公共行政体系还存在一种对风险的恐惧心理。如果出了问题，责任就会落到我头上。因此，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冒任何风险，什么都不做。我们的官员和商界代表之间存在一种问题：大家在研讨会上相处得十分愉快，但恕我直言，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干。这是我们体制中的一种顽疾。别人正在大步向前，我们却停滞不前。
问：但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官员甚至更加害怕犯错。
答：这确实如此。但中国有两股力量同时在发挥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导层正在推动国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包括习近平本人、来自最高层的指示，以及科技和产业战略。另一方面，企业家们则在竭尽全力争取成功。他们希望扩大规模、打造事业，而且本身就具有创新精神。
问：欧洲应该如何应对？有人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不需要像中国那样进一步扩大国家干预，而应该向中国竞争开放市场，通过竞争来提升自身实力。
答：我认为，这种观点背后的假设是错误的。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时，价格往往低于生产成本。这种出口模式背后存在交叉补贴。
为什么今天民主国家又开始讨论产业政策？因为中国在15年前就启动了一项规模庞大的产业战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如今各国才开始认真对待产业政策。在当前情况下，传统上认为成本、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那些经济学原理，已经不再适用。
问：那么，我们别无选择了吗？
答：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予以回应，直到中国意识到，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代价将变得越来越高昂。
（原文来自Kevin Rudd Substack账号。图片来自Kevin Rudd 本人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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