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人口与生育问题日益突出，但与此同时，中国仍在以较快速度推进技术转型。曾在北京工作八年的《纽约客》驻站作家欧逸文（Evan Osnos）认为，当下中国既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动力，也面临深层次的社会与治理困境。

10月13日，他在布鲁金斯学会播客节目中与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何瑞安（Ryan Hass）及高级研究员秦江南（Jonathan Czin）讨论中国社会过去十余年的变化，涉及经济放缓、疫情记忆、个人生活空间，以及科技创新与国家控制之间的矛盾。

经济增长放缓，个人发展空间发生变化

欧逸文曾于2005年至2013年在中国工作，2014年出版《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记录中国社会中个人追求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碰撞。他回忆说，当时中国社会充满个人抱负。创业者、艺术家、企业家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希望找到自己的位置，影响自身命运乃至国家的发展方向。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空间正在缩小。

2013年欧逸文离开中国时，习近平刚刚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反腐运动已经启动，但中国此后将走向何方，当时还不明朗。在欧逸文看来，过去十余年，中国经济与政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调爱国主义、科技进步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经济增长曾经是中国发展叙事的重要支撑。当经济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持续提供强劲动力时，政府便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包括强调科技突破、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

上海疫情留下的影响，可能比表面上更深

访谈中，三位嘉宾还讨论了新冠疫情，尤其是上海封控经历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

何瑞安回忆，疫情期间，上海居民被限制在家中，部分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有人从公寓楼坠亡。几年之后，中国城市生活表面上已恢复正常，但这种恢复是否意味着社会已经走出疫情阴影，仍值得探讨。

欧逸文认为，这种现象与集体记忆有关。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都可能逐渐淡化疫情带来的痛苦，以及它对个人生命观、社会关系和政府治理的冲击。但他强调，上海疫情并未被真正遗忘。与当时亲历封控的人交谈，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都能发现这段经历仍然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认为，这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政治演变的重要因素。

欧逸文解释说，过去一些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理解并遵守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然而，疫情期间，他们可能突然发现，如果自己或孩子新冠检测呈阳性，家庭成员就可能被分开，而个人几乎没有办法干预，也无法通过熟人关系解决问题。他认为，这种经历改变了部分人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它让人们意识到，即便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取得了成功，也不意味着自己始终能够掌握个人生活的基本选择权。

个人空间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默契正在改变

秦江南指出，长期以来，不少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普通人不挑战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同时通过经济增长提供发展机会。但这种默契并非一份具有明确约束力的契约。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国家打破了部分原有预期，其政治权力也不一定因此受到削弱。

欧逸文认为，理解当下中国，需要关注经济增长、个人空间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速放缓，使政府更加突出爱国主义和科技发展等目标；与此同时，国家对个人生活与重要产业的介入，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在他看来，上海疫情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在于公共卫生政策本身，还因为它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国家权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生活。

中国能否在科技创新与国家控制之间取得平衡？

尽管经济面临压力，欧逸文认为，中国正在以相当高的效率推进技术转型。房地产市场低迷、生育率下降，并未阻止中国继续投入科技产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的投资规模和技术发展速度值得外界认真关注。

欧逸文指出，美国公众有时容易低估中国技术转型的规模。在美国政治环境充满争议、部分科研和公共卫生机构面临预算削减的背景下，中国仍在持续推进技术发展。但他同时强调，科技领域的活力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运转良好。技术进步与社会困境完全可能同时存在。他以人工智能公司Manus的相关事件为例。该公司被美国科技企业Meta收购后，其创始人试图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却遭遇出境限制。欧逸文指出，相关交易与人员出境涉及具体的法律和监管问题，但这一事件也引出了更广泛的疑问：当科技企业和关键人才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时，个人的选择空间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他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鸟笼经济”作比喻。其基本思路是，为经济活动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企业和产业发展壮大，同时确保它们不会脱离国家设定的边界。

欧逸文认为，这种模式始终存在难以回避的张力：政府希望企业家和科技人才发挥创造力，却又希望保持对他们的控制。如何在释放经济活力与维护国家控制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他特别指出，这种张力最终会体现在非常具体的个人经历中，例如一个人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却发现自己无法自由离境；又或者，一个家庭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决定亲人身处何地。在他看来，国家治理中的抽象问题，往往会在个人身体、行动自由和日常生活受到限制的时刻变得格外清晰。

中国既不是无所不能，也不能被简单视为陷入衰退

访谈最后，何瑞安指出，美国有关中国的讨论经常走向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实力强大、即将主导世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问题重重，正走向崩溃。

欧逸文认为，这两种叙事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现实。他谈及自己最近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The Future Made in China》，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生育问题以及人们对未来的困惑，都需要得到认真对待。中国作家许知远曾将当下描述为一个“深刻困惑的时代”，欧逸文认为，这一说法反映了人工智能发展、地缘政治变化和经济下行共同带来的不确定感。

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可观的技术转型。忽视这一点，同样会导致对中国的误判。欧逸文借鉴了自己一位朋友的观察：美国也同时存在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与其他领域的停滞。身处硅谷的人可能觉得未来正在迅速到来，而在美国其他地方，人们却可能感到生活停滞不前。因此，一个国家可以在某些领域极具活力，在另一些领域却面临严重问题。中国与美国都不能仅凭其中一面来理解。

欧逸文总结说，分析中国需要同时检验那些看似正确的判断，以及与之相反的判断。认为中国无所不能，并不符合现实；认为中国已经失去发展动力，同样过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