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的目标不可能是阻断中国崛起,或阻止中国在关键领域获得更多影响力。美国必须寻求识别更窄的目标——那些关键的、不容有失的竞赛,在这些竞赛中,美国至少必须避免中国确立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对美国战略而言,最合理的终局是创造条件,鼓励并迫使中国约束自身的抱负与侵略性,促成一种受控共处。与中国竞争,同推动建立一种稳定、成熟、能够避免冲突并容许协调的关系,二者并行不悖——处理得当,还能相互强化。
【本站编者按:本文2026年10月22日由微信公号“嘲风领航”发布。该公号用AI工具翻译了这一报告的全文,报告英文题目为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点击这里下载英文报告全文。】
(编译编者按:受美国战争部委托,兰德公司对中美战略竞争进行了研究,9月29日发布首份报告。全文长达112页,6.5万汉字。为帮助有兴趣的朋友了解主要内容,笔者在AI工具协助下制作了5000字摘要,供批判阅读。)
一句话概括:报告认为,中国正以一场贯穿国家实力诸多要素的全面竞争行动追求宏大目标,而美国尚未充分体认这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更好地穿越21世纪初的社会剧变。免责声明:本文是对兰德公司报告《美中竞争的范围与性质》(RAND RR-A4254-2,2026年9月)的摘要整理,不代表认同该报告的内容与立场,仅供参考。
发布机构: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编号 RR-A4254-2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9日
研究团队: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等18人
委托方:美国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情报与分析处
报告性质:兰德”全球竞争分析”(GCA)项目首份成果,为期两年研究项目最初几个月的阶段性产出
01 这份报告要解决什么问题
1950年,随着NSC-68的撰写,美国刚刚开始清晰认识冷战的战略挑战。连同乔治·凯南的文章、电报和备忘录,少数几份战略文件就为那场初现的竞争提供了清晰蓝图:对手的性质、威胁的具体形态、成功意味着什么,以及通向成功的理论。到2026年,情况完全不同。围绕美国对华竞争中若干最根本问题的重大辩论仍在进行——竞争者的性质、竞争的主要内容、竞争究竟围绕什么展开、成功是什么样貌,以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何种成功理论。报告同时强调,美中关系远不止零和竞争。它包含相当程度的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以及在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的需要。但中国确实怀有与美国利益和目标相抵触的目的,为维护这些利益而竞争至关重要,而这并不需要搞砸两国关系。
02 核心判断
报告最重要的阶段性发现是:尽管中国的崛起存在限度,它正通过一场全面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整合的竞争行动来追求宏大的国家目标,这场行动贯穿国家实力的诸多要素;而美国尚未充分体认这场竞争的范围,也未对关键治国方略工具投入足够资源。中国为此打造了一整套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工具,其运用方式比美国更为全面、更具整合性。中国力图在21世纪的各制高点——即围绕科学、技术和制造实力构建的选择性权力转移——谋得一个卓越地位。若听任这一趋势发展,中国将在经过选择的高杠杆领域取得重大优势,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尽管其结果尚不足以构成一场全面的权力转移。报告明确指出:美中竞争的根本动态不符合”权力转移”的判定标准。所谓权力转移,指崛起国超越既有主导国并取得优势地位。中国没有在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它正在与美国一同跻身国际权力等级的顶端,两国都将长期处于这一位置,此外还有欧盟与最终的印度。
03 竞争的基本图谱:七个议题领域
报告把国家实力与影响力拆解为七个主要议题领域:
国内经济
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资源与材料
信息、意识形态与文化
外交
国际经济
军事
其中,国内经济与科学技术是两个最具基础性的领域。这两个领域的能力会在其余各议题领域中产生回响,并催化一国各力量源泉的竞争优势。更具体地说,人工智能开发与部署方面的优势,可能成为一个单一的优势支点,对整个竞争产生深远影响。报告判断,人工智能的进步将成为一个关键枢纽,其他科技和经济进步都围绕它发生。除七个议题领域外,报告还识别出两个基础性或情境性因素,它们将在塑造这场竞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系统与网络动态:围绕国际体系的设计与功能展开,包括制度架构、全球关系、技术标准、经济规范与治理、地缘政治影响网络以及底层价值观。
社会与治理问题:治理质量与社会凝聚力。治理质量构成21世纪初的根本竞争范式。
04 双方的竞争叙事
报告用一整章分析中美双方各自如何构想这场竞争,并认为叙事本身就是战略因素。中国的叙事。中国领导人把中国描绘为正在回归其历史上曾拥有的全球地位,构想的是一份涵盖众多领域的宏大抱负,其中一个领域居于中心:抢占全球技术变革的制高点。这一抱负同时被表述为发展性的和文明性的,被视为让中国重回其曾经拥有的全球地位的手段。与以往主要通过领土征服扩张影响力的大国不同,中国把自己的主要工具视为经济治国方略——通过主导先进产业、制定国际标准、在全球生产中构建结构性优势,逐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新布线全球经济。与之相对照,中国政府着力宣扬自己所认为的制度优势:集中统一的领导结构、完备的工业基础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被引为国家韧性与战略协调的根基;而西方国家则被描绘为受制于内部分裂和短期政治周期,无力为长期国家目标调集资源。这一愿景建立在战略耐心之上,中国领导人以50年、100年为尺度思考问题,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正在重塑国家实力环境的长期趋势。因此,这场对抗被构想为一场历史性转型,其着眼点远超一时优势之争。中国官方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把竞争构想为一场长期的、以非军事为主的较量。这一逻辑的潜在例外是台湾问题(中国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的叙事。美国把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强调中国数十年来利用美国和世界欢迎其加入国际秩序的努力,从事不公平和掠夺性行为。报告的判断。报告认为,上述两种叙事都是根深蒂固、相互强化、内部自我验证的信念体系,它们驱动决策、激化怨恨,阻碍妥协,催生最坏情况假定。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本身就是战略因素,它塑造行为、约束选项。报告由此提出若干启示:其一,双方对双边关系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且都认为对方的叙事从根本上失实,这使寻找竞争均衡点的任务极其复杂;其二,对抗的烈度被相互对照的怨恨叙事所喂养,中国归咎于”百年国耻”,美国则指向中国的不公平行为,道德化色彩使妥协更加困难;其三,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在同一场地上竞争,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着截然不同的战役——中国在报告识别的全部议题领域都开展了真正全面的权力行动,而美国在其中许多领域只作出断断续续的努力,双方计分方式不同,对成功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其四,两种叙事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场零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任何一方的国家成功愿景都不以毁灭对方为条件,这与NSC-68起草者眼中的苏联形成鲜明对比。报告最后提示美国需要在竞争、威慑与再保证之间取得平衡:对中国更具侵略性和更不公平的行为坚决回击,同时避免把其怨恨和偏执激化到危险的地步;在可能时就美国意图向中国作出再保证,并推动建立信任的举措。
05 竞争的核心本质
这场竞争的核心,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双方都力图证明,在剧烈动荡与失序的时代,本国制度最能造福本国人民。这场竞争未必是零和的,双方在这一共同目标上都可能成功。然而,在不断激化的竞争中,每一方都可能设法削弱对方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06 中国的现状:爆发式优势与深层弱点并存
爆发式增强的优势。中国已取得一个很可能保持下去的主导性领导地位: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这赋予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巨大潜在影响力。中国正在若干具体的工业和技术实力领域建立压倒性地位,这些地位在一场长期竞争中可能意义重大,在任何持久战争中则可能具有决定性。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年产值比美国高出2万多亿美元。不断加深的弱点。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与抚养比上升、债务膨胀、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的增长模式撞上自然极限等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增长模式以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辅以天量投资、大规模出口,如今这一模式正撞上自然极限,并遭遇许多贸易伙伴日益强烈的反弹。即便中国最新的替代方案——侧重高生产率技术部门——也将继续把它锁定在制造业优先、依赖出口的路径上。
07 美国的竞争地位拐点
报告认为,美国自身的竞争地位也面临三个紧迫问题。第一,债务与利息支出压力。在支付社会保障税之后,利息支出已相当于其他全部联邦收入的约25%。到2034年,即便对利率作出极低假设,利息支出预计也将超过这些收入的30%;如果到2034年利率仅上升1个百分点,利息支出将吞掉非社会保障收入的40%之多。第二,政治—制度层面的停滞。这一问题部分与组织生活的膨胀和僵化有关,与医疗、教育等领域中行政和管理职能的爆炸性扩张有关。美国的基础设施成本远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重大项目的工期和预算都大幅超支。与此同时,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妨碍了政治效能。第三,关键产业制造业基础的衰落。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21年的11.3%降至2024年的10.2%,过去二十年间制造业企业数量减少了20%以上,制造业部门在此期间失去了2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不过报告也指出,衰落的说法可能被夸大:美国制造业产出仍居世界第二,超过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在单位劳动者制造业增加值方面仍是明确的世界领先者。报告总结这一局面:从许多方面看,中美竞争的故事,是两个大国各自在其国家实力经济基础的默认模式上走到尽头或陷入报酬递减的故事。两国都必须直面社会老龄化、债务膨胀、官僚机构臃肿以及社会疏离和民生困顿等问题。未来十年竞争的走向,将取决于哪一方能更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能否为持续经济增长设计出新的配方。
08 中国挑战的性质:六副透镜
报告用六副相互交叠的透镜审视中国的多重身份:
经典大国——追逐权力与影响力的战略本能,寻求最大化自身实力与影响力。
文明型国家——自视为世界政治天然中心的文化自信,带有浓厚的文明色彩。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相信历史站在自己一边的意识形态确定性。
发展型国家——仍渴望更高现代化水平的不竭能量。
新兴的科学与工业霸主——在21世纪产业上抢得先机的进取姿态。
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结构。
报告认为:与其把中国当作一个单一、连贯的战略行为体,不如把它看作一组分层的、往往自相矛盾的身份在同时运转。这些身份可能产生看似朝向不同方向的行为:既耐心又侵略性强,既务实又意识形态化,既自信又偏执。这些身份的混合方式,以及任一时刻每一种身份发挥作用的程度,将决定这场竞争最终有多危险、又有多可控。报告指出,中国在体制禀赋上倾向于“战略扩张”,这一习性有其结构性根源。中国那些常常表现为”对抗、霸凌、麻木且自私自利”的行为,已系统性地疏远潜在伙伴、引发强有力的制衡努力。这一模式对美国战略构成一个潜在的决定性结构性优势,但前提是美国积极组织起来利用这一模式,并通过自身行为提供一个清晰的替代选项(请读者批判理解)。
09 中国想要什么
报告把中国的目标分为几大宽泛类别,并给出若干关键判断:
中国渴望一个势力范围,希望具体领土争端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决。
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北京会考虑入侵菲律宾吕宋岛、冲绳、澳大利亚北部、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报告的原话是:”它要的是恭顺,而非帝国。”其目标会是一种”局部霸权”形式。
中国领导人相信,非军事的、在可能情况下非侵略性的路径,比直接军事行动更有效、更可持续。中国战略不寻求推翻他国政府,它谋求在对中国利益特别重要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
中国的成功理论,谋求的是一种品类如此繁多的主导权力,以至于当北京提出要求时,其他国家将别无选择只能服从。
报告用一个重要判断收束这部分:中国怀有一束抱负,其中许多彼此处于紧张之中。立志实现一份雄心勃勃的目标清单,与实际实现它们是两回事。使中国追求其最宏大目标复杂化的单一最重要变量,在于其他国家的反应。
10 决定竞争走向的两个关键变量
第三方国家的立场。报告认为,第三方国家的立场可能在竞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场对抗正在一个日益复杂、充满争夺的国际环境中展开,数十个其他国家既在对中美两国的举动作出反应,也在谋求自身的独立优势与利益。有影响力的中等强国能够通过贸易与技术政策、外交接触、军事合作等方式,使全球竞争场域向美国或中国一侧倾斜。报告观察到,当前趋势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有利:欧洲的表现远低于其潜力,许多结构性因素似乎将固化这一衰落;一个本应持续向美国方向倾斜的全球联盟平衡,似乎已经停滞,甚至有所回摆向中国。国家韧性与社会基础。报告强调,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国家韧性都将是这场竞争的首要因素。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理念与能力,其前提假定是:扰乱对手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在平时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在战时则可形成决定性的作战效果。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正在经历的痛苦社会转型,制造了新的断层线和脆弱点,可能削弱国家的竞争潜力。报告强调,国内社会状况是决定性的竞争因素,而不仅仅是背景条件。中美两国的社会健康程度——社会凝聚力、制度信任、乐观情绪和集体行动能力——其意义超出竞争的背景条件,将对许多结果发挥决定性作用。
11 对美国战略的初步启示
报告提出若干优先投资方向:
不低估服务于普通美国人的政策与技术举措。
在一场两国制度之间、以证明造福人民成效更优为目标的较量中,美国不应低估那些服务于普通美国人安全、保障、繁荣与机会的政策和技术举措所具有的竞争价值。
聚焦科学、技术和优先工业产能。
这是大多数”不容有失”的领域所在,也是美国竞争性投资最核心的着力点。美国及其盟友不能容忍众多关键行业重蹈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的覆辙。
加强全球力量组合。
全球联盟仍是美国的首要竞争优势,并能够约束中国的权力诉求。对安全合作、防务联合生产、共同外交举措的投资,既能在竞争中产生极高的投资回报,也能带来可观的效率收益。
在低于武装冲突门槛的领域采取举措。
这些领域包括军事”灰色地带”争夺,以及对各国国内信息环境的影响力。
优先推进本土韧性。
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如果美国在本土安全方面陷入非对称脆弱,就将承受严重的竞争劣势。
争夺全球数字、人工智能和能源网络的影响力。
中国已将科学技术视为开启21世纪国内和全球力量之门的钥匙,这些领域将为许多国家的未来增长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
推行治理改革。
发展高效的新型治理制度与方式属于国家层面的议题,并将在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如果其中一方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就将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报告最后强调:美国战略的目标不可能是阻断中国崛起,或阻止中国在关键领域获得更多影响力。美国必须寻求识别更窄的目标——那些关键的、不容有失的竞赛,在这些竞赛中,美国至少必须避免中国确立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对美国战略而言,最合理的终局是创造条件,鼓励并迫使中国约束自身的抱负与侵略性,促成一种受控共处。与中国竞争,同推动建立一种稳定、成熟、能够避免冲突并容许协调的关系,二者并行不悖——处理得当,还能相互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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