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海外网

　　海外网4月28日消息，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四表示，自己拒绝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与其通电话的建议。他表示，不希望引发与中国关系的问题。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27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声称，不排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通话。对此，美国国务院28日表示，不评论假设性议题，但美国仍信守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
　　据海外网报道，蔡英文接受路透社专访时称，“期待在重要时刻与关键事务上，能有机会与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不排除与特朗普本人再度通电话的机会。”此外，蔡英文还扬言，“基于台湾的防卫需求，不排除向美国购买F-35战机。”
　　对此，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崔葛瑞斯（Grace Choi）受访时通过邮件作出回复。她表示，美国不评论假设性的议题，而如同美国过去所说的，在有关两岸的议题上，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信守“一中政策”。
　　（原题为《特朗普拒绝与蔡英文通电话，称不希望引发对华关系问题》）
　　责任编辑：李琪

来源时间：2017/4/28   发布时间：2017/4/28

旧文章ID：13068

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早在去年11月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他就已经开始着手组建新政府挑选包括内阁在的政府各个部门的人选，然而正式执政100天过去了，特朗普仍然距离组建完整的政府班子十分遥远。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非营利组织美国公共服务伙伴关系组织（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PPS）在过去数月一直在对特朗普政府的重要岗位人事任命情况进行跟踪统计。根据这两家机构的统计数据，政府中有大约1200个职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这两家机构目前正在追踪其中的556个关键职位。
　　两家机构统计发现，截至4月25日，在556个关键政府职位中，仅有23个职位提名已获参议院确认，23个已经正式向参议院提交提名的职位仍然在等待参议院的确认，40个岗位虽然已宣布提名人选但尚未正式提交参议院。除去以上职位，剩余470个政府关键职位仍然在等待提名。
　　“此前从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把这件事做好过，但是特朗普做得更差。”PPS创始人兼CEO马克斯·斯提尔（Max Stier）说，对于一个需要监管220万联邦雇员的新政府而言，短短几个月的过渡从来都不容易。在此前没有政府管理经验、团队中缺少华盛顿圈内人士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正在经历一个相当困难的学习阶段。
　　国务院人手奇缺
　　《华盛顿邮报》和公共服务伙伴关系组织（PPS）跟踪统计的556个关键职位，主要包括内阁各部部长、副部长和助理部长，首席财政官员、总法律顾问、各个职能机构负责人、各驻外大使和代表以及其他关键领导职位。在这556个职位中，目前仅有23个职位获得确认通过，政府部门关键岗位空缺严重。
　　在政府各部门中空缺最多的当属国务院，根据《华盛顿邮报》和PPS统计，截至4月25日，国务院共有107个职位仍然空缺，包括6名副国务卿、22名助理国务卿以及大量驻外大使和外交代表职位。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的当天，解雇了大量奥巴马政府任命的驻外大使。
　　除此之外，在556个关键职位中还在等待参议员确认的23个职位中，包括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去年12月7日，特朗普宣布了对布兰斯塔德的提名，今年1月20日正式将提名递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然而根据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程，要到5月2日才会正式举行对布兰斯塔德的听证会。
　　各部及职能机构还有40个职位的虽然已经公布了人选，但是仍然没有提交给参议院确认，而剩余的470个职位则连人选都没有公布。而除了这数百个需要参议院确认的职位仍然空缺，还有数以千计不需要国会批准的政治任命也还没有动静。
　　据统计，在15个内阁职位中，除了劳工部长人选亚历山大·阿科斯塔还没有获得参议院正式确认之外，目前其余14人已经获得参议院确认。
　　而在其余7个内阁级别职位中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提名尚待参议院正式确认外，国家情报总监、驻联合国大使、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环保署长以及小企业局局长等6人已获参议员确认。
　　获得参议院确认的还有3名非内阁级官员，他们是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管西玛·韦尔玛，于3月13日获参议院确认；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于3月23日获得确认；国土安全部副部长依莱娜·杜克，于4月4日获参议员确认。
　　“内外勾心斗角”拖慢提名效率
　　特朗普政府的人员任命速度远远落后于此前三任总统的速度。《华盛顿邮报》称，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提交参议院的提名数量还不到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同一时间提名数量的一半。特朗普将任命过程缓慢归咎于民主党人的阻挠，曾尖锐批评民主党对其提名确认的拖延。
　　特朗普说的也许不无道理。统计发现，在获得参议院确认的职位中，有一半都是以微弱多数涉险通过的。比如，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的提名在参议院进行听证时，一度出现50：50的僵局。副总统麦克·彭斯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决定权帮助德沃斯侥幸过关，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凭借副总统决定权获得确认的部长。另外，议会民主党还成功迫使特朗普的劳工部长人选普兹德退出。
　　在特朗普的全部内阁提名中，仅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舒尔金的提名获得了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支持，除此之外民主党几乎对特朗普的其他所有提名表示反对。
　　不过《华盛顿邮报》则称，特朗普政府官员任命如此缓慢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正式当选总统以后过渡期的混乱以及白宫内部的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据接近特朗普的助手和共和党说客们称，不仅是一些高级职位，甚至一些较低级别的职位，都需要白宫内部斗争的两派同意。
　　蒂勒森曾经想要推荐共和党资深政客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担任副国务卿，奥布拉姆斯会见了特朗普和库什纳，但是被告知班农反对这一选择，最终落空。防长马蒂斯本有意推荐奥巴马时期的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出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防长，但是白宫却表示不会支持，目前这一防长团队中最重要的职位仍然由职业官员代理。
　　据报道，参加白宫每周招聘会议的包括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代表民粹分子一派；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领导共和党建制派；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代表企业出身的一派；此外还有白宫法律顾问麦甘、彭斯的幕僚长皮斯科克。另外，如果涉及经济方面的任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盖瑞·科恩也参加会议。如果感兴趣，特朗普长女伊万卡也会偶尔参与。
　　“我们确保参与招聘决定的人没有反对意见，”普利巴斯说。“为了这一点，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如果某人强烈反对，除非这个问题能解决，否则就不会有进展。”
　　人员空缺影响工作
　　特朗普缓慢的人事任命已经激起了部分内阁成员的不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的阁员们抱怨人手不足严重影响了他们监管各自部门的运行，以及推进总统的相关议程。
　　内政部算是所有部门中情况最好的，但仍有16个高级职位空缺。内政部长津克已经公开表达了对提名进程缓慢表达了不满，不断要求白宫和特朗普加快内政部的人事任命。交通部长赵小兰也在失去耐心，一名官员称，赵小兰已经通过外部顾问的帮助寻找了一批填补交通部高级职位的候选人，并尽力使他们通过白宫的提名程序。
　　司法部可能是面临挑战最严峻的部门，全国93名联邦检察官目前仅有2人留任，其余都在上个月遭解雇。上周有人问塞申斯，司法部职位如此空缺如何帮助特朗普推进打击犯罪的议程，塞申斯说“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做这件事。”

来源时间：2017/4/28   发布时间：2017/4/27

旧文章ID：13064

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我们需要一个写下《交易的艺术》的领导人。”2015年6月，特朗普在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骄傲地说道。他作为商业谈判高手的形象深入人心，“做交易”的风格也使人们对他的外交政策猜测纷纷。
　　上任一百天，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方面做了哪些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根据美国白宫公开信息，梳理了他自1月20日以来与外国领导人的通话和会谈记录。特朗普一上台，就迅速巩固了与以色列和英国的“特殊关系”，并与德国、日本等盟国领导人频繁接触。备受关注的中美领导人互动也在稳步升级。
　　然而，特朗普外交团队还存在大量人事空缺，无论对盟国还是其他国家，他的政策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在100天中从“一张白纸”慢慢走向成熟，但他外交政策的具体事项和实际效果，也许要到100天后才能渐渐显现。

　　最早接触的元首：美国最特殊的朋友
　　据《耶路撒冷邮报》26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赫多夫立（Tzipi Hotovely）透露，特朗普可能将在5月底或6月初对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如果成行，这将是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外访的一部分。
　　在白宫网站公布的记录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特朗普上任后首个与他通电话的外国元首。1月22日，特朗普刚上任不久就在电话里向内塔尼亚胡确认了美以“军事、情报、安全紧密合作的重要性”。
　　2月15日，内塔尼亚胡成为最早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晤的外国元首之一。“没有人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更支持犹太人民和犹太国家。”内塔尼亚胡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上说。
　　继美以在奥巴马时期逐步陷入紧张后，两国关系似乎在逐渐回暖。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就为了爱情皈依犹太教，她的犹太裔丈夫库什纳则成了特朗普倚重的顾问。特朗普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等人也都有犹太血统。
　　但特朗普的以色列政策仍然模糊不清。在2月会见内塔尼亚胡时，特朗普一改美国20年来坚持的、国际公认的“两国方案”，但他的表述模棱两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立场。而他的女婿库什纳尽管被委以“调停巴以冲突”的重任，但目前也没有具体的行动。
　　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也急于到美国“探路”。1月27日，特朗普上任刚满一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就到访美国，成为特朗普上任后首个与其会面的外国元首。两人手拉手走过白宫斜坡的一幕引起了媒体热议。
　　尽管特朗普经常发表不合外交传统的言论，但他似乎无意挑战与英国的历史友谊。会谈后特朗普表示，美国将重塑与英国在军事、金融、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深厚关系。而在英国“脱欧”之后，他也期盼“尽早”与英国签署双边自贸协议。
　　特朗普预计将在10月对英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只有小布什和奥巴马这两位美国总统对英国进行过正式国事访问，而且都是在执政数年之后。特朗普上任半年就将到访英国，还要求乘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黄金马车”，这样的待遇也许预示着，至少特朗普的英国政策不会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互动最多的元首：与盟国巩固关系
　　特朗普1月上任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与他通话5次、见面1次，高居各国领导人之首。特朗普的论调，也逐渐从竞选中对盟国关系的挑战，转为与盟国保持合作。
　　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多次表示日本和韩国应为安全问题负起更多责任，而不是依赖美国。出于对美国政策的忧虑，安倍早在特朗普刚当选的一周后就访问美国与其会面。特朗普上任后，两人又在1月28日通电话，再次强调了日美同盟“坚固如铁”。
　　2月10日，安倍再次访美，成为特朗普上任后会见的第二名外国元首。两人在白宫会谈后，又一同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展开“高尔夫外交”。会后的联合声明称，美国致力于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这一承诺“不可动摇”。
　　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特朗普和安倍持续保持沟通，在3月和4月接连通话讨论朝核问题，强调美国与日韩站在同一边。而在特朗普下令对叙利亚发动导弹攻击后，他也与安倍通话，通报这一情况，感谢其对美国的支持。
　　尽管特朗普上台并未影响美日军事同盟，但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仍令日本担忧。特朗普一上任，就签署行政令，宣布正式退出奥巴马时期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而日本则长期坚持美国留在TPP。希望振兴美国经济的特朗普更是将矛头指向日本制造业，希望日本开放农业和汽车市场。安全领域的合作仍然难以减少日美经济目标的分歧。
　　特朗普与默克尔的互动同样是友好与尴尬并存。同样在1月28日，德美两国元首通电话确认了北约的重要作用，同意在反恐、中东局势等方面加强合作。4月，特朗普与默克尔连通3次电话，讨论乌克兰、阿富汗、叙利亚、朝鲜等话题。如今，特朗普已不再认为北约“已经过时”，还将在5月的北约峰会上重申美国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
　　但德美之间仍然存在隔阂。据德国政府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在3月17日与来访的默克尔举行会谈时，当面交给她一份3.75亿美元的“假账单”，称德国欠北约高额防务费用。会谈翌日，特朗普也发表“推特”指责德国欠款。
　　一名德国官员近日透露，默克尔在3月的会谈中不得不向特朗普解释了11遍欧盟贸易的情况，告诉他德国无法与美国单独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因为特朗普似乎对欧盟的基本运作形式还不太了解。
　　最受关注的元首：世界大国间的握手
　　特朗普上任100天会见的30多位外国元首中，中美领导人的互动也许最为受到期待。没有从政经验的特朗普能否得体地与中国打交道？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否会打起“贸易战”？这些问题牵动着中美及各国观察者的心。
　　1月20日至今，特朗普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3次电话、见了1次面，此外还通过1次信。特朗普已接受邀请，将在今年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保持着顺畅的沟通渠道。
　　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介绍了各自治国理念和正在推进的内外政策议程，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双方还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中美经贸可能的摩擦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日宣布将会启动“100天计划”，希望中美对经贸问题在100天内取得一些成果。而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报告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朝核问题也是中美会谈的焦点。据《华尔街日报》12日发表的特朗普专访，在听到习近平耐心阐述中朝关系的历史后，特朗普改变了中国可以轻易消除朝鲜威胁的想法，“听了十分钟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海湖庄园会谈延续了此前中美双方持续的互动。2月8日元宵节前后，特朗普终于打破上任以来的沉默，给习近平发了一封春节贺信。次日，习近平与特朗普首次通了电话，祝贺其就任并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驻美大使崔天凯等也频繁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以及特朗普的顾问和家人接触。
　　海湖庄园会谈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又接连通了两次电话，就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愿同包括美方在内有关各方一道，为朝鲜半岛和平、东北亚和平、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不过，无论是贸易还是朝鲜问题，中美仍然存在分歧。4月26日凌晨，美韩将“萨德”反导系统的相关组件运至部署地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部署，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军队将继续开展实战化针对性演习训练，以及新型武器装备作战检验，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来源时间：2017/4/28   发布时间：2017/4/28

旧文章ID：13063

作者：薛力  来源：作者赐稿

　　历史上，大国的崛起通常通过战争来实现。即使是英美之间“霸主地位”的平顺交替，也是籍二战得以达成。那么，经济上已经处于全球坐二望一地位的中国，将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希望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世界与中国都期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回答是：致力于在全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践行上述主张。
　　时代背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不同于二战前欧洲大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国家在全球的推广与建立、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形塑、防止世界大战发生的国际制度的建构、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地位及其管理世界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大国很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崛起。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经历也表明，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经济复兴是可能的，投资与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超过了战争手段，而且是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参与国际生产与贸易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发展，进一步发展依然有相当的空间。
　　中国政府显然对这个大背景有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针对国际合作，他强调 “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性质判断，习近平在“817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三个大的发展战略。其中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针对的是国内，而“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内也对外，重点是对外。它是倡议，但要“管总的”，也就是说，它是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旨在推进国际合作、增进国家利益、体现大国责任。因此，内外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是一种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建设，有重点领域与重点地区，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一些挑战，5月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旨在总结成果、布局未来。
　　重点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在经济领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建立起了一些比较优势，特别是针对非发达国家。中国政府期望，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五通”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实现合作共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发展、推进亚欧大陆的整体繁荣。
　　经济合作是重心，双边驱动是特点，但不限于双边与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也是重要内容。这事关民心相通，为此推出了大量的合作项目，涉及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等。此外，中国也不排斥在条件合适时推进安全、政治领域的合作。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敏感性与连带性，多边合作被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亚信是典型例子。
　　开放性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特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沿线国名单，并表示欢迎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时期美国主导的多边新机制（如TPP、TTIP）具有比较明显的排他性，特朗普政府更是强调美国的单边获益。而中国主导或推进的亚信、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均不排除任何国家。当然，中国也不强迫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不积极回应的国家予以理解与尊重。
　　中国坚持开放性还表现在，在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的背景下，坚决主张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这固然因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因为意识到，全球化符合世界大势，将增进各国的整体福利，是改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
　　重点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是“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特别是中国周边非发达国家集中的区块。地理距离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普遍现象。对中国来说，发展与南部、西部、北部临近国家的关系，空间更大，中国能较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形成周边战略依托带以助力崛起进程。中国作为大国也有责任带动周边国家、让它们分享自己的发展成果，为此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同时，大力强化周边外交。作为亚欧大陆东段大国，中国同样有必要与西段的欧盟合作，推动亚欧大陆的整体发展，把多文明共存的亚欧大陆建设成为繁荣的“世界岛”，为此致力于多条亚欧大陆桥的建设。
　　但重点国家绝不限于中国周边。与一些周边国家相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更高，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深厚，中国自然也愿意把这些国家列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对象。另外，各国参与的热情与程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基于这些原因，中国不可能、也不宜确定“沿线国家名单”。所谓“沿线国家”，将呈现一种动态的稳定。
　　实施成果，经过三年多的推进，“一带一路”已经在全球广为人知，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所重视与接受：政治上，被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经济上，20多个国家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计划，中方设立的各类产能合作基金已超过1000亿美元，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了50多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其中156亿美元投向经贸合作区，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面临挑战，首先，国内学界与民间不理解“一带一路”者大有人在，主要是担心对外投入的规模过大、投资效益欠佳。其次，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存在误解与猜疑，官方与民间对“一带一路”的了解与理解存在落差，担心中国影响力上升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产生负面效果。再次，“五通”建设存在不配套，如企业大量走出去的同时金融服务却没能相应跟进，对合作项目急于求成而没有进行足够的可行性调查，企业在当地化、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等等。
　　小  结  从发展趋势看，“一带一路”很可能成为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中国外交决策，如果能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话。在这一背景下，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着眼于总结经验、回应挑战、推进合作。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派出国家领导人与会的28国，是否将等同于“支轴国家”？笔者的研究体会是：其中包括了许多支轴国家，但不全是支轴国家，而不派任何代表与会的肯定不会是支轴国家。中国固然欢迎高级别领导人出席，但也理解一些国家为何只是派出部长级代表。“一带一路”建设，重在实际行动与合作成果。

来源时间：2017/4/28   发布时间：2017/4/28

旧文章ID：13058

作者：张友浪  来源：政见

　　在中国，“跑部钱进”是指各地政府通过“驻京办”的关系网在各部委跑动，寻求资金和项目的过程。近年来，“跑部钱进”时常被各方批评，因为它既容易引发腐败和浪费，又会加深区域发展的两极分化。但由于中央的政治经济资源对地方经济增长、官员政绩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对“跑部钱进”具有难以遏制的积极性，“跑部钱进”多年来屡禁不止。
　　然而，“跑部前进”并非中国特色。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各级地方政府也逐渐兴起了到首都向联邦政府寻求项目和资金的做法。到2010年代，在首都华盛顿的游说团体中，有12.3%来自于各州和地方政府（美国地方政府特指州级以下政府），主要方式为设立“驻华办”或雇佣专业游说公司。
　　当然，美国式“跑部钱进”有其不同于中国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与各类行业利益集团影响联邦政策的方式类似，美国地方政府的“跑部钱进”也主要表现为“游说”。来自于右派（意识形态偏向共和党）所控制的州下属的左派（意识形态偏向民主党）城市表现最为积极。并且，参与游说的城市往往拥有收入不平等严重、种族构成多样等特征。从联邦资源分配的角度看，这些城市的游说活动确实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地方政府如何游说联邦政府？
　　美国政府于1995年颁布的《游说公开法案》，为研究者了解地方政府的游说活动提供了便利。该《法案》要求各类利益集团定期提交游说披露报告。报告需要包含游说活动的各类详细信息，例如购买游说服务的客户，游说服务的提供者，各项开支详细记录，游说时间，游说议题和相关法案。
　　从1999年到2012年，美国政府机构提供了42154份游说披露报告。提交这些报告的政府机关包括城市，县，乡镇，校区，州级政府，政府协会，政府官员协会。研究者重点搜集了人口在25000以上的1262个城市在1999到2012年间提交的报告。这些城市总共提交了13858份游说报告，在14年间花费了3.67亿美元游说资金。其中，有541个城市至少提交过一次游说披露报告，另外721个城市从未提交坡露报告。119个城市的游说开支超过100万美元，35个城市的游说开支超过2百万美元。在541个提交过游说报告的城市中，平均游说开支为68万美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的游说总支出最高，该市雇佣过20家游说公司，提交过189份游说报告，总开支为730万美元。
　　在一万多份城市游说报告中，有4789份报告提到了预算问题。其他常见议题包括交通、城市开发和环境。这些游说活动通常主要针对参、众两院的议员。上述报告有97.2%由外包的游说公司所提交，只有2.8%由城市政府亲自提交。
　　游说背后的深层原因
　　美国城市为何游说联邦政府？来自哈佛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的研究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政府和州级政府的意识形态冲突。尽管美国的联邦制度规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相对独立，州级政府不受联邦政府直接控制，但在州级以下，州级政府对大部分城市政府拥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州级政府通常是按照其自身政治偏好来分配预算，当城市政府的偏好与州级政府的偏好不一致时，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就可能会向联邦政府申请资源。
　　当一个城市遇到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时，主要有三个选择：第一，提高税收；第二，游说州级政府；第三，游说联邦政府。然而，美国市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性有限，大多数城市财政收入要么来自州政府的补助（由既定的财政公式决定），要么来自于财产税（由地产市场决定）。市级政府征收工资或营业税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州级政府决定。至于第二个选择，其前提仍旧是州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的偏好一致。对于右派州级政府下属的左派城市，前两个选择都缺乏可行性。因而，这类城市拥有更强的激励向联邦政府游说额外资源。
　　具体来说，美国左派选民对公共产品拥有更高的需求，左派控制的州通常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因此，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最容易出现在右派控制的州，尤其是在右派控制的州下属的左派城市。
　　为了佐证上述分析，研究者根据各级政府的意识形态将它们化分为蓝州（即左派控制的州）、红州（即右派控制的州），和蓝城、红城。从游说活动的角度看，蓝州内的蓝城与红城的游说参与率都在43%左右，但红州内的蓝城游说参与率为56%，远高于红州内的红城参与率38%。类似地，从支出的角度看，蓝州内的蓝、红城市的游说开支都为23万美元左右，但红州内的蓝城开支为63.5万美元，远高于红州内红城的开支19.7万美元。总之，红州内的蓝城最有可能选择游说联邦政府。蓝州内的红城则明显更少地参与游说互动，因为它们更少面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研究者还发现，在控制了人口、政治和财政等因素后，城市与州级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口显著影响了城市参与游说活动和提高游说开支的决定。具体来说，城市人均开支与州级人均开支的差异每增加1美元，一个城市参与游说活动的概率会提高 0.05%，游说开支会提高230%。
　　此外，当一个城市拥有常驻联邦政府的民主党代表时，它就会更有可能游说联邦政府（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 种族差异和收入不平等同样也是城市游说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一个城市的种族越多样，收入分布越不平等，它就越有可能向联邦政府游说；而当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中已经收获大量财产税和转移支付时，它选择游说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跑部”真的就能“钱进”？
　　在确认了参与游说活动的城市类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城市政府能否通过到首都游说收获实惠？研究者考察了2008到2012年的联邦专项转移支付。大多数从联邦转移到地方的资助都需要遵照严格的公式进行分配，但专项补助则为城市提供了通过游说来获取资源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冒然对游说活动和联邦资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会导致潜在的反向因果和机制混淆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城市已经有很高的概率获得联邦资助时开展游说活动，那么游说的作用很可能会被高估。另一方面，如果城市是在亟需专项拨款时才进行游说，那么游说的作用就可能会被低估。为了解决上述因果推断问题，研究者使用华盛顿与某一城市是否存在直飞航线作为分析突破口来进行研究。美国城市官员通常是亲自到华盛顿会见游说专家，游说专家再安排城市官员与参众两院的议员见面。因而，城市航线可以影响游说活动的时间与成本。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游说开支每提高10%，联邦专项资助就会提高5%到10%不等。考虑到游说开支的绝对规模远小于联邦专项资金，这一回报无疑极为丰厚。
　　那么城市政府为何能够游说成功呢？研究者认为，当一个城市政府决定到华盛顿游说，它也是在向联邦议员们传达地方选民的政治偏好，从而让联邦议员拥有选举激励来为地方争取项目资金。
　　如果游说的回报这么丰厚，为什么会有城市不参与这项活动？研究者列举了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城市或许并不清楚游说的效用；第二，城市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本身就很低，因而会倾向于征收更少的费税，而非为游说支付成本。最后，如果地方官员感觉自身在竞选活动中非常安全，他们就可能并缺少游说联邦政府的激励。
　　考虑到与州级政府的意识形态冲突会在财政上将一个城市政府置于不利的境地，研究者认为，游说活动可以被视作一个有效的矫正机制。它为城市与联邦政府提供了沟通机会，从而成为联邦代议制度的有力补充。
　　参考文献
　　Goldstein, Rebecca, and Hye Young You. “Cities as Lobby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hcoming. http://www.ajps.org

来源时间：2017/4/27   发布时间：201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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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晨悦，虞涵棋  来源：澎湃新闻

　　北京时间4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大规模”税改揭晓，仅用了一纸纲要，不到250个词。
　　如果这张纸上的减税承诺逐一兑现，美国预计将以损失7万亿美元财政收入的代价，让美国企业享有全球最低的税负。个人税负也将有所降低，尤其是富人群体。
　　这张纸要付诸实际，先要发展成一份立法方案，再经过国会讨论修改、投票决定是否通过。特朗普医改已经走过了一遍这样的流程，但至今没能通过国会。

特朗普一页税改纲要

　　在医改立法首战失败后，特朗普打出了税改牌。税改公认比医改更受欢迎，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也曾对盟友表示后悔，说自己本应首先推动税改立法。
　　但税改纲要已经遭受诸多质疑：如何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减税纲要怎样形成具体法案？而特朗普和他的富人朋友们，会从税改中明显受益。
　　特朗普“为富人减税”的税改
　　特朗普身兼美国总统和地产大亨两重身份。美国社会持续追问，这次税改将为特朗普和他的商人朋友们减多少税。
　　CNN为特朗普算了一笔账，发现他所列出的多项税改，都在废除冲击富人利益的税项，比如建议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一档从39.6%下调至35%。
　　此外，个人收入超过20万美元，或是夫妻申报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群听到了另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将要废除针对他们的奥巴马医改税。这项税率为3.8%，主要影响拥有资本收入、股息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年金收入等富人群体。
　　此外，特朗普还建议废除一项妨碍富人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并取消对价值超过550万美元的地产征收房产税。
　　还有一些企业家、合伙人、股东通过机构纳税。这项税率目前最高为39.6%，但特朗普将其削减到15%。这项税改的受益者很多，比如夫妻店、大型律所、对冲基金。而特朗普所拥有的房地产等多项生意，都将因此减少纳税。
　　“负债之王”再添赤字
　　特朗普在接过美国总统一职时，也不幸接过了2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笔负债在美国史上排名前列。
　　但特朗普自称“负债之王”。他推出的这项税改方案，可能减少7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在此之前，他的基建计划还需筹集1万亿美元的资金，而军费预算又提高了300亿美元。
　　对于税改带来的财政赤字，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多次解释，税改希望把美国经济增速带回3%，而经济增长能够弥补减税带来的赤字。2016年，美国GDP增速陷入五年来最低值，为1.6%。
　　中立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Maya MacGuineas表示，特朗普税改将在5年内在联邦的负债表上，写下一笔3万亿美元到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据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预计，美国需要保持4.5%的年GDP增长率，才能平衡税改带来的财政赤字。但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美国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水平的经济增长。
　　国会的保守派已经多年对财政赤字态度谨慎。也已有多名专家提醒国会要当心这份加剧财政风险的法案，谨慎选择是否相信这位“负债之王”美国新总统。
　　立法障碍重重
　　特朗普与姆努钦都多次用“史上最大”“规模空前”形容这次税改，但迄今为止，税改仍只是一页不满250词的纲要。
　　白宫将在整个5月召开听证会，吸纳税改意见。同时与参众两院商议法案，来拿出一份有可能通过国会的税改方案。
　　据今日美国报道，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共和党人已经表示担心，减税却不减少支出，国家债务将会随之上涨。此外，税改方案简直为百万富翁和大型企业送上一份大礼。
　　特朗普也可以绕过民主党人走一条捷径，启动特殊程序（Budget Procedural Rules），只需51名共和党人投出赞成票，就能够通过减税方案。不过这样减税有效期只有十年。
　　但问题在于，特朗普税改很有可能在10年后增加财政赤字，这不符合启动特殊程序的条件。如果不能走捷径，特朗普需要在参议院获得60张赞成票，而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占有52席。
　　即便特朗普成功以此捷径通过立法，减税法案的有效期只有十年，并非永久立法。假设减税到2028年过期，美国将可能面临一个“史上最大”财政赤字。这就如同2012年，小布什减税法案到期时引发的危机一样。

来源时间：2017/4/27   发布时间：201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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