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丽荣  来源：澎湃外交学人

　　有关美国阻挠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报道近日引发热议。依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附加条款，WTO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数据的做法应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在WTO的框架下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发展。

　　但是，随着这一日期的临近，欧美国家对于中国是否应在今年年底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提出质疑。

　　事实上，早在美国官员向布鲁塞尔表示关切之前，欧盟内部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就已持续发酵。

　　2015年11月，欧洲议会中右翼阵营的部分法国议员提出暂缓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动议;2015年12月，欧洲议会代表中左翼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表决通过一项动议，以条件尚不成熟为由，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欧洲工业联合会近日在对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进行评估后指出，降低对华贸易壁垒将进一步拉大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优势，危及欧盟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受到冲击的欧洲企业包括造纸、钢铁、陶瓷、玻璃、铝制品以及汽车和零部件生产商等。

　　按照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程序，欧盟委员会最早将于今年2月提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提案，然后交由欧盟28个成员国及欧洲议会审议。欧盟能否如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然存在诸多变数。

　　首先，在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欧盟成员国存在分歧。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英国、荷兰和比利时支持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德国采取有保留的支持态度。这一意见版图与欧盟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偏好一脉相承。

　　在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不应低估法、意等国利益游说集团的影响力。欧债危机以来，部分南欧和中东欧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许多欧洲国家担心，一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大量涌入欧洲市场的中国产品将对欧洲本地工业造成冲击，导致就业岗位流失。

　　英国一向主张自由贸易，作为服务业大国，在这一问题上承受的竞争压力相对有限。作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在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德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持不同立场，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有可能稀释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力。

　　其次，在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欧盟不会无视美国的关切。围绕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以及亚投行问题的博弈，暴露出美欧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破裂。

　　美国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欧美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关系到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未来走势，影响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触及多方面的利益，对于欧盟的重要性远甚于亚投行或是人民币纳入SDR等议题。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将在2016年进入关键阶段。TTIP能否成功签署，关系到世界经济在跨大西洋地区与跨太平洋地区的平衡与竞争。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达成协议之后，欧盟加快推进TTIP谈判的意愿更为强烈。欧美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动因之一，就是面对亚洲的崛起，在WTO之外另起炉灶，改写全球贸易规则。在诸如市场经济地位等对华贸易政策领域，不排除欧美加强协调的可能性。

　　第三，基于政治考量，欧盟委员会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坚持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中欧关系目前走势良好，如果欧盟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出现反复，势必对中欧之间的信任关系造成重大影响，这一局面也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愿看到的。

　　全球经济危机的演进促使欧盟重新审视中欧关系;在应对全球挑战、建立多边体系、寻求共同解决办法时，中欧也需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彰显中欧在全球事务中分享共同利益、共同面对挑战的意愿。

　　为了平衡欧盟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欧盟委员会可能做出的一个选项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交换条件，敦促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方面采取进一步的举措，同时在欧盟内部探讨具体的应对措施。

　　欧盟内部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近日呼吁，要求欧盟理事会对贸易政策保护工具进行改革，以便在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运用新的贸易保护工具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

　　欧债危机的长期化导致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成员国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欧盟管控内部分歧的能力遭到削弱。新的欧盟对华政策迟迟未能出台，暴露出欧盟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基于上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欧盟能否在今年年底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需要继续跟进分析。

来源时间：2016/1/5   发布时间：2016/1/5

旧文章ID：8222

作者：林民旺  来源：中国网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经过一年多规划，这一战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统筹全局的大战略，中央专门成立了高规格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向国际社会清晰地昭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目标和计划。4月底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将中巴经济走廊确定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5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签订《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重大突破，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所提出的倡议必然会影响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这一影响不仅延及中国周边国家，还可以预料到会影响其他大国的对外行为。因此，在这一倡议逐步推进的过程中，目前已经出现或者可能更多地出现“未曾预想”到的问题，这也是未来“一带一路”推进中要解决的问题。

　　六条走廊之间的互相影响

　　六大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骨架。它们之间既是相互竞争，也是互相补充的关系，需要明确六大走廊推进的方向和各自发展重点，以实现协调并进的目的。

　　中巴经济走廊定位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但是经济收益的风险高。巴基斯坦内部对经济走廊路线的选择还存在巨大争议。中国需要中巴经济走廊在较短期内发挥旗舰项目的示范作用和样板工程，以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因此，要确保中巴经济走廊路线的选择能够很快实现走廊自我维持的功能，而不需要让中国背上未来的投资负担，推动巴基斯坦减少内政消耗而延误经济带的整体发展。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预计2015年年底在印度召开联合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届时将通过四国联合研究报告，并就建立四国政府间合作机制进行磋商。这一走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印度由于东北部的民族问题等会多方阻挠经济走廊的发展。缅甸大选后的复杂形势，对于推进也比较困难。因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目前只能作为备选项目，耐心推进。工作重点是可以利用孟加拉对其被边缘化的担忧，发挥孟加拉的积极性来推动印度。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优势是，中蒙俄三国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三方都明确的共识，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能同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进行对接，实现中蒙俄的共同发展目标。这一走廊连接中国东三省、俄罗斯的远东及西伯利亚，与天津港、大连港等也息息相通，是一条潜力巨大的经济走廊。但俄罗斯不会放手让中国主导整个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发展，而且俄罗斯也没有经济能力来发展这一走廊，而且蒙古但“多头下注”外交，也不会愿意完全与中俄捆绑在一块，因此会适当控制走廊的发展节奏。

　　新亚欧大陆桥从中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港，辐射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的问题是运量不足，可能侵蚀其长期维持下去的可能行，而且途径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等众多国家，通关成本高。所以，如何依托便捷的铁路运输系统，推动沿线国家通关便利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建设一条便捷高效的经济大通道，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课题。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则是从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新经济走廊。这一走廊的问题是，经过很多不稳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都是未来发展的威胁。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发展已经具备比较良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但是目前由于南海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合作推进的整体氛围。

　　六条经济走廊将中国东、西、南、北与沿线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同经济走廊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特色的差异，在发展重点上也各有不同，地缘政治的风险也不一样。因此，要统筹安排，评估风险程度，有重点有步骤地选择优先走廊的项目，予以推进。

　　沿线国家与“一带一路”的区别对接

　　目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达到六十多个，涉及九十多个港口和城市，重点项目会达到几千个，基础设施项目至少有三四百个。在建设中：

　　一、要进行三个层面的对接设计，根据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的对接方案。部分国家建立双边的联合委员会。需要与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国家，就需要建立双边联合委员会，以充分发掘经济合作潜力;根据项目和合作领域，也可以选择部分国家组成某项目的联合委员会，例如可探索中亚国家间建立联合跨境道路的联合委员会。可以选择建立整个地区的联合委员会。

　　二、区域不同重点领域的对接。每个对接的国家和区域，要选准它们的优势，鼓励优势互补。如中亚，重在石油管道的经营;印度洋沿岸国家，重在海洋基础设施和海上经济的合作;新欧亚大陆桥，则重在道路的便利化等。

　　三、与区域内大国的对接，尤其注重增信释疑的工作。地区大国的抱负，都决定了它们对“一带一路”的警惕性，如南亚印度、东盟印尼，采取措施化解地区大国的担忧，防止它们的消极破坏。换言之，一定意义上要赋予它们知情权、发言权和共同决策权。

　　线外国家与线内国家的关系

　　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的这一宏大倡议。不属于“一带一路”范围涵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拉美的国家，都对此疑惑不解：难道中国将经济外交的中心有所调整，不在看重它们的作用吗?为此，我们需要明确向国际社会传达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个发展倡议，是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它是包容性的共享性的经济合作形式，而不是搞封闭的贸易集团。中国不限定特定的区域，只根据彼此切实可行的需要进行符合双方的发展需要。中国欢迎非洲、拉美国家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

　　二、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要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形式重塑整合。中国与非洲、拉美国家都已经存在这样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框架。“一带一路”与这些合作框架是相互补充的，在内容上也是相同的。线外国家更可以发挥自身的特长，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三、拉美、非洲国家并没有被排斥出去。欧亚大陆国家通过陆路相连，而拉美、非洲国家则通过海路相连，因此，“一带一路”包括了这些国家。

来源时间：2016/1/5   发布时间：2015/12/29

旧文章ID：8221

作者：胡波  来源：凤凰网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至今，中国已经做了170余年的海洋强国梦。为此，历代仁人志士曾做过数次尝试，然而都功败垂成。直到最近几年，人们骤然发现，海上博弈不知不觉间竟成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中心议题。战略学家都清楚，这种举世瞩目又持续不断的较量背后，隐含的是一个巨大历史转机的出现——中国海上崛起的进程开始了。

　　那么，中国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需要做好怎样的准备?凤凰国际智库“中国海上崛起报告”将这一进程中面对的问题、具体的设计尽力清晰地予以展现。

　　海洋利益遍布全球，警惕眼神比比皆是

　　21世纪伊始，有关海洋很重要的呼吁和呐喊就再次充斥着中国的大众舆论，学术界的探讨更堪称汗牛充栋。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这个词也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图腾。

　　中国虽然在地缘上一直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古代也曾有非常丰富的海洋实践，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很难齐心协力干某件事情，而建设海洋强国无疑是个很大的例外。近代以来，虽然频遭挫折和失败，但成为海洋强国一直是历代中国精英的梦想;尽管广大民众尚带有鲜明的黄色文明烙印，但他们走向海洋文明的渴望和冲动不容置疑。那么，这次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海洋强国?

　　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全方位转向海洋，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国家利益是国家一切对外行为的首要动机，没有利益支撑的军事存在和扩张均是不可能持续的，这也是郑和下西洋最终无法进行下去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中国的海洋利益已遍布全球，涵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囊括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发展和荣誉三大诉求，不仅包括内水及领海海空空间的绝对安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钓鱼岛及南沙群岛等争议岛礁的主权，以及近海地缘空间的战略安全，还包括公海航行自由、海上通道安全及重要海洋规则的话语权，也包括管辖海洋空间和公共海洋空间的资源开发权利、重要海洋产业的发展与安全及海外海洋权益等。作为一个志于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大国，中国的目光不能止步于维护台湾统一、捍卫近海岛礁主权及主权权益，必须有全球视野，中国在世界广泛存在的海洋利益，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需要走得更远。

　　不可否认，中国正在放飞海洋梦想，逐渐具备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潜力。然而，成功并非必然，道路极为坎坷，各类问题和挑战十分严峻。首先，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海洋先天禀赋相对不足。中国的管辖海域仅约300万平方公里，且有近50%的面积与其他沿海国存在争议，远远不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号称管辖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甚至也远不如日本;中国还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面临着同时在陆海两线配置资源的巨大压力，同时，海洋地理相对不利，海洋空间狭小，近海与大洋的通道被岛链所阻。

　　其次，海洋竞争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及大国间相互依存的发展，核武器的威慑等因素使得世界总体和平可以预期，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些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永远错过了。另外，中国周边的海洋安全环境恶劣，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几乎被海洋国家所包围，力量向远海及大洋的延伸及辐射均相对困难，并同时与美国、日本等海洋强国存在激烈的战略矛盾和“安全困境”;而且，东亚海洋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与几乎所有的隔海相邻或相望的国家都存在海洋争议，周边大多数中小国家对中国的海上崛起始终报以疑虑和防范的态度。

　　海上实力提升迅速，但四大弱点还需承认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核武器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与英美等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时代相比，中国海上崛起所面对的时空条件已然发生诸多重大改变。其一，当今世界，海权概念内涵出现巨变，海洋政治的内容更加丰富均衡，任何国家均难以延续或效仿海权论鼻祖马汉笔下以“贸易即势力范围扩张”和“控制海洋”为基础的二元海洋强国之路。

　　其二，大国海上和平竞赛的特征非常明显，军事力量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而非用于实战，海洋发展超越海洋控制成为世界各沿海国参与海洋的最重要动力。其三，技术的变迁加速了海上权力的分散，海洋控制变得越来越难，而随着导弹、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等的发展，大陆强权依托“反介入/区域拒止”技术通常能在毗邻的近海对远道而来的海洋强国构成挑战，事实上，美国的海上霸权将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近海区域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地区都将给美国带来严峻挑战。

　　这些新的海洋政治的发展趋势，不仅是美英这样的传统海洋强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问题。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是残酷的，在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想要什么，而是你能要什么?

　　实力永远是一切战略设计及运用的基础。实力也不仅仅指军事力量，还包括经济规模与质量、外交操盘水平和国家政策保障状况等。总的来看，中国近些年来的各类实力增长都十分迅速。海上力量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展潜力其他海洋强国难以望其项背;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外交方面，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中国塑造及运用规则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快速缩小;涉海战略规划和有意识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中国涉海机构的决策和执行效率大大提升。

　　当然，发展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中国的综合海上实力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甚大，在海外基地、盟友体系、行动经验和科技水平等方面，中国甚至还不如英法日等二流海洋强国。

　　确定自己是老几，目标规划有三块

　　强弱是相对的，中国海洋强国需要在国际体系中有自己的坐标，即中国能算老几?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名次。笔者基于对现代海权概念的理性认知，立足于发展的视角，综合考虑中国的利益取向、地缘特点、自身实力和中国总体的发展方式等因素，通盘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的海上权力目标可以规划为以下三大方面：

　　从军事的角度而言，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海上老二，应构建“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地区性海上力量;从参与海洋机制及秩序的角度而言，海洋政治多极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国要立志成为其中的重要一极;从对海洋开发利用的角度而言，中国要立足近海、放眼全球，积极成为世界第一大海洋经济强国。

　　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梳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俄罗斯、美国海洋强国兴衰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恒定的历史规律。

　　一是海洋强国的长久维系需要一个开放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和一个稳定高效的政治体制，这既是英美的成功之处，也是其他海洋强国昙花一现的重要教训;二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确实面临着陆海难以兼顾的困难，其海洋战略和政策的延续性往往很成问题，今天的中国仍然会面临当年法国和德意志帝国所遭遇的挑战;三是能长期称雄世界的海洋强国不仅具有强大的硬实力，还需要有必要的软实力，能引领世界海洋政治的发展潮流，如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美国提出的航行自由都是他们长期主导海洋秩序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支撑;四是海洋军事及海洋经济必须协调发展，缺乏经济回报的海上强权注定难以持久，德意志帝国公海舰队和前苏联红海军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海上力量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其海外利益的需要，也远远超出了其自身能力。

　　中国此次走向海洋依然很艰难，但注定将是最接近梦想的那一次。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理性分析中国的海洋利益、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当今世界海洋政治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海洋综合实力、海洋强国兴衰史，然后做出最佳的战略设计。

　　就像大海的朦胧与无形一样，制作“中国海上崛起报告”并不容易。在涉及领域和层面极为繁复的条件下，清楚地将无形化为有形，需要十分专业的知识和宏大的战略思维。幸运的是，在本报告中，我们集合了国内研究海权、外交、军事及国际战略问题的多位重量级专家。

来源时间：2016/1/5   发布时间：2016/1/5

旧文章ID：8220

作者：胡建兵  来源：观察者网

　　随着外媒的一篇报道，一个差不多已经快要被中国普通老百姓忘却的词汇又被翻了出来。12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近日美国警告欧盟国家，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arketEconomyStatus，MES)，因为这将妨碍欧美国家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向其倾销廉价商品。一石激起千层浪，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又从何而来?

　　入世后遗症

　　市场经济地位和非市场经济地位相对应，一旦一国被当作非市场经济体看待，那么该国企业在遭反倾销调查时，将遭受一种歧视——在确定其倾销税率时将选取替代国的产品价格与出口国产品出口价对比来确定倾销幅度。这一手段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西方贸易救济中反倾销领域。

　　中国大陆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签订的《入世议定书》。当时《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并不自动用中国产品国内价格作比对价格，而是选择第三国产品价格，即替代国价格作对比价格，这种待遇保持15年。”

　　也就是说，入世并未使中国大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在入世后的15年内大陆不得不面对替代国价格这一不公平对待(港澳台以独立关税区加入WTO)。

　　在WTO取得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的核心战略目标之一。为何这一问题当时没有解决?中国入世时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经表示，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问题上让步，是不得已而为之。

　　“谈判很艰难，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外方的妥协。”龙永图说，“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反倾销条款的重要性”。

　　因此，在中国入世承诺的15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期限未满前，欧美国家仍可在反倾销调查时以非市场经济对待我国大陆出口企业，最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欧盟针对我国大陆光伏企业展开双反调查，高额的反倾销税几乎使我国大陆光伏产业面临破产。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到明年11月，中国加入WTO将满15年，显然，按照当年的《入世议定书》，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为何欧盟迟迟不做出明确表态，而美国又要跳出来，横插一杠?

　　经济是主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钱是首先其冲的因素。西方国家向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心存芥蒂，故在经济制度上专门设置了一系列的贸易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正是这其中它们用来打压竞争对手的最为有效的工具。

　　这一点在反倾销中替代国设置的随意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早期反倾销案件中，美国往往喜欢选择印度、新加坡等作为我国的替代国。但随着相关国家的数据透明度不断提高，美国又开始选择数据透明度更低的“新六国”(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巴西、哥伦比亚和南非)作为备选国，剔除了印度等国家。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

　　一旦欧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它们的将更难抵御中国的低价商品，因为各伙伴国不能再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据裕利安怡(EULERHERMES)的经济研究部门测算，如果明年底，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欧元区将损失70亿欧元。裕利安怡首席经济师鲁铎维克·苏伯兰表示，德国将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因为它与中国的贸易更直接、更紧密，其损失将达到25亿欧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损失预计分别为6亿、8亿和3亿欧元。

　　美国的恐惧比欧盟更甚，由于美国贸易体制中的种种沉疴，使得中美贸易中美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更不具有优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前不久大张旗鼓的搞了没有中国参与的TPP和TTIP;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上周三，美国商务部挥起大棒，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耐蚀钢产品征收最高255.8%的反倾销关税。因此美国的反对和插手欧盟的事务也就不足为奇。

　　政治也很重要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不管欧美承认与否，政治因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各种行为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从未停止，这种因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情绪深刻反映在经济政策与贸易法制上，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政治倾向，使得国际贸易领域的冷战思维阴魂不散。而界定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衡量标准，政治正确往往成为必然选择。

　　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美国和欧盟突然先后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决定，而非建立在经济或技术评估层面的结论。

　　世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是今日俄罗斯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也远不及当年的中国。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的私有化进程非常之快，但许多企业私有化后，所有权从政府转到了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企业家手中，大量企业仍享有俄罗斯政府的补贴和特殊优惠待遇。

　　值得警惕的是，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俄罗斯先后获得美国与欧盟承认，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俄罗斯也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当时欧美的承认有着一个附加条款，一旦发现在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中存在非市场行为，就需要在反倾销个案中仍使用替代国标准。

　　作为产油大国，俄罗斯的出口竞争力主要就体现在能源上。这个附加条款使得俄罗斯的出口利益大大受损：欧盟在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后，又对俄发起过两次反倾销调查，均采用了替代国设置。再加上俄罗斯在金融开放等方面其他巨大让步，其中苦味，也就有今日与欧美关系处于尴尬之中的俄罗斯自知了。

　　不必太在意欧美分开看

　　争取市场经济地位这事，欧美的承认与否，并不是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而即使被承认，好处也可能大打折扣。实际上，同样在2002年，欧盟修订了反倾销法的“特殊市场状况”条款，俄罗斯的特殊待遇迅速被普适化。

　　“特殊市场状况”条款中“人为低价”一条规定，只要在被调查国中发现存在“人为低价”，就在该反倾销个案中仍使用替代国标准。因此即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获得了欧盟承认，一个“人为低价”仍将成为别国的良好借口。

　　因此，中国虽仍需要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但大可不必强求。欧盟是可以积极争取的对象，欧盟内部主要经济体也普遍支持中国。从欧盟对SDR和亚投行的政策也能看出，美欧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性质，以及对华经济政策走向上存在明显分歧。

　　而美国自始至终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顽固地认为中国国内价格都被政府控制。因此，大可不必在美国身上花费太多精力。美国也阻止不了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相信美国种种跳梁小丑般的行径，最终也只能迎来一个响亮的耳光。

来源时间：2016/1/5   发布时间：2016/1/2

旧文章ID：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