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各位嘉宾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亚洲银行家的邀请，谈谈国际角色、成功要素以及对同行的影响。首先谈谈国际角色，大家很清楚，它跟商业银行肯定不一样，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AIIB不可能完成以利润为它的唯一的目标。国开行是援助发展性的金融机构，它跟国开行和商业银行相似，它是不是中国的ADB，很像，但是功能和定位不一样。我认为AIIB亚投行，它是政府间主导合作，实际上会向私人资本开放，注重市场规律，商业价值和民生优先，兼顾社会回报和公益，在援助性和盈利性方面找到平衡点，它也要赚一点钱。

　　怎么样评价它取得成功呢?我们管理学，评价一个组织它的有效性，通常是有4种方法的，第一种以目标导向型，组织离它实现的目标有多远。实现的距离越近，说明你这个组织越成功。第二种是系统资源方法，这个组织从内部或者外部环境当中吸取你所需要的资源越多，说明你这个组织越成功。第三种是说，从内部流程和组织运转来看，好的组织尽量减少组织内部的内耗，减少无效或者官僚主义，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朝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最后是参与者满意度，这个都好理解。

　　我按照以上4个标准，列了一些我认为亚投行要取得成功，需要考虑的东西。首先我觉得亚投行对自己的目标或者目标前的确定和管理非常重要，如果连自己的目标都不清楚的话，肯定会大打折扣，对自己努力的方向就会有所影响。亚投行的目标，主要以一定时间内的投资回报率，为它衡量的标准。如果以其他东西的话，就以其他东西为衡量标准，导致目标不明。所以成功的定义非常关键，而且成功在不同时期。前期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讲，前期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你要允许前期投资的亏损值，多大范围内能承受，后期回报比例有多大，而且目标也应该随着时间调整有所调整。最直观的指标，就是项目成功的数量。

　　另外一个就可以看AIIB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这个融资成本越高，说明组织可能就不是那么成功了。你到国际市场融资的话，还要接受评级机构的评价。我觉得应该尽量去政治化，少一些政治干预，不要太多宏伟目标，否则会导致亚投行目标不明。你到底是为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输出我们的过剩产能，还是为了使庞大的外汇储备投资回报率有所提升，这几个目标不是特别兼容的。一定程度上跟你扩大或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这些目标是有一定的相互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找到核心的目标。很清楚，你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促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至于其他的，应该是附属的，不应该成为一种期待。

　　对一个组织来说，要制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方面，我想用欧盟为例做一个比较，欧盟货币联盟失败的经验，根据意大利教授的看法，在于根据过程标准衡量欧盟货币联盟的成败，而不是根据结果，不是根据目标导向的。也就是说欧盟当初在衡量实现建立货币联盟的时候，以我在前段时间我做了什么，各个过程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活动。而不是看做的效果怎么样，结果导致欧债危机。亚投行未来也是这样的，不能局限于看前段时间做了什么，还要看做的效果。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领导力，领导力表现在制定目标，第二就是确立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我觉得就是风险控制。风险控制，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天然存在所谓的部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通常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经济社会不稳定的国家，而那些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小的，往往是那些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就存在天然的矛盾，你怎么处理。所以你必须要掌握好风险，管控好风险。特别是在内部，或者是外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要制定相应的应急计划，这同样也是欧盟的教训。欧盟刚刚发生危机的时候，并没有相应的应急方案，导致措手不及。

　　第三点就是执行力，第一点当然就是环境安全和健康，这是回应当地民众的关切，第二就是去官僚化。去官僚化的目的，一个要提高效率，第二要节省成本。像世界银行[微博]，华总以前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听说当世界银行做一些项目的时候，中级管理者，每当他们去一个地方，都要做头等舱，你想想成本得多高，住五星级酒店，这个会极大影响你投资成本。我觉得AIIB一定要做到去官僚化要反腐败。

　　然后就是要实现良性互动的PPP，PPP既能帮助我们撬动投资，更重要的帮助我们更好的甄别项目的风险。我们都知道私人投资者对风险更加敏感，所以对AIIB来说，我觉得一定程度应该听从私人资本的意见。

　　还有就是利益攸关者的满意度，你要和当地的社区打交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你怎么寻求平衡，我们应该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根据规则确定我们是不是要投资，怎么进行投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是同行的影响，主要是跟世界银行跟ADB亚洲银行比较来看。这三个机构，实际上有相似的功能，就是为了扶持发展。但是有不同的定位，像ADB和世界银行主要以反贫困为目标，ADB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亚太的无贫困。AIIB主要是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它的核心目标。这两个功能之间，反贫困有一部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并不是完全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是有不同的分工。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的需求，这是我们的表，不同的亚洲地区对资金缺口的情况。分行业来看，有电力、道路、电信、港口，我们看到资金缺口，亚洲地区缺口达到8千亿美元，都不是世行和亚行的投资重点。世行，亚开行，2014年对亚洲的贷款分别168.47亿美元和85.42亿美元。每年的缺口是8千亿，这个缺口非常庞大。我们中国未来5年的对外投资要达到5千亿美元，达到我们1/7的外汇储备。2011年以前世行全部贷款的总额，未来中国走出去的力度会更加大。

　　另外一方面，这几个机构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为什么存在竞争，因为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在这个市场当中，虽然它缺口很大，需求很大，但是好的项目毕竟有限，当然会有一定的竞争。

　　第二个竞争就是规则设定权的博弈。中国过去是以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为主要的内务，现在随着AIIB的建立，标志中国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创建新规则。创建新规则，包括在机构治理方面，比如说设立非常驻董事会，不像世行和亚行设立常驻董事会，缩短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等改革创新。第二就是要能够促进IMF[微博]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华总也提到了，中国在2014年的时候，IMF提出要把中国占机构的份额从3.72提高到6.39，投票权从3.65提高到6.07%(音译)。但是这点在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受到阻碍。美国的地位没有涵洞，依然保持在17.09%的份额，仍然在这两个机构当中拥有否决权，拿到的是欧洲国家的投票权，为发展中国家扩大了融资渠道。过去亚行提供融资服务的时候，都有很多的附加条件，比如说要进行资本账户的开放，要公开透明，要有较高的用工标准，较高的环保要求，甚至在人权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进行实施，所以有很多政治附加的条件。但是亚投行当然不会这样做。

　　第三就是融资模式，ADB的主要融资模式是贷款，尤其是主权国家的贷款，当然它有越来越大的局限性。主权国家的贷款额度肯定非常有限，受到非常大的局限性。AIIB成立初期，向主权国家的基建投资主权贷款，对不能提供主权性担保的项目引入PPP，动员养老金等更多的私营资本投入到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就是追求双赢，美元体系跟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最后就是美国的担忧。我们知道，现在是美国一统天下。AIIB的建立，有可能会打破美国、日本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垄断权的局面。首先它会否定日本代理美国在亚洲主导亚洲事务的先例，其次美国也担心美国有可能转向中国，投靠中国的危险。同时也要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最后当然就是人民币国际化，AIIB肯定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挑战美元的霸权，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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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国已具备“王道外交”的基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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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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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家铭来源：光明网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主导着国际政治秩序的发展和演变。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对下降，而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对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权力出现了转移，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两超多强”、“G2”等反映中美实力变化对比的概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崛起后的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诸多假设：有的学者认为就像当初美国取代英国一样，中国也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有的则认为中国可能建立一个中国主导的类似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区域性政治体系。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世界权力的转移?崛起中的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其新作《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新思路，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和政界的关注。近日，光明网记者专访了阎学通教授。

　　欧洲与东亚实力的此消彼长是引起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阎教授，请问“世界权力中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阎学通：一个地区能不能成为世界权力中心，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和战略关系决定的，而不是地理位置。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然后该地区还应是国际争夺最为主要的地区。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世界权力的中心在向哪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呢?引起这种转移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阎学通：对这个问题，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正由西方向东方，有的认为从北方向南方，还有的认为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我认为，欧洲自十九世纪到冷战结束都是世界权力的中心，而美国自二战后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是世界权力中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种实力可能还将保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在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时，我们应该把美国看作一个不变的常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欧洲与东亚实力的此消彼长才是引起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家的兴亡。

　　记者：实力的此消彼长引起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实力的此消彼长?是经济吗?

　　阎学通：“经济决定论”者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基础比美国差，却能够缩小跟美国的差距;美国经济基础比中国强，为什么不能拉大跟中国的差距?原因是什么?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弱者能赶上强者，而强者没法赢得弱者。人类社会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出现叫“以弱胜强”，弱者跟强者俩人斗，结果强者输了，为什么?经过多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即“道义现实主义”。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中，我提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对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原理的核心解释。

　　记者：“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道义”指的是什么?

　　阎学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国内层面，政府讲道义的核心是仁爱。在国际层面，良好的战略信誉是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国家领导类型的不同，决定一国政府是否看重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对崛起国来说，具备战略信誉有助于它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也有助于它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简单来说，就是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家的兴亡，然后国家的盛衰再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成为世界领导之后的领导类型，再决定了国际规范的变化。

　　中国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义、礼”等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文明”这样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记者：遵循“道义”与一个国家“权力”的提升是什么关系呢?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道义对权力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一是遵循或违背道义具有提高或削弱本国权力的作用，但不必然会相应地增强或降低本国的实力。比如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行为。另一种是情况是，遵循或违背道义不仅增强或削弱本国的权力，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自身实力的作用。比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

　　记者：中国的崛起是举世瞩目的，认为中国有望赶超美国，形成新型的国际体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即使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赶上美国，也暂时无法在思想价值观方面超越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对此您怎么看?

　　阎学通：中国的崛起能否改变现行的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价值观是否与美国不同。有的学者认为“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是不可超越的。实际上，将中国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义、礼”等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文明”这样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2013年，中国提出将对外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习主席提出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和“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我认为，这就为中国实行王道崛起战略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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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动态：美要俄土冷静习奥树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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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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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禾，牧笛来源：多维新闻网

　　美东时间2015年11月30日：白宫和国务院谈奥巴马和普京在巴黎峰会上会晤、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奥巴马与习近平会晤，美财政部支持IMF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等是今日华府的主要动态。

　　白宫

　　在巴黎峰会上，奥巴马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习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当前形势下，美中两国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双方在更广泛领域保持协调合作十分必要。美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军磋商等机制，就双边合作问题保持密切沟通。这符合美中两国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美中进一步加强全球性问题上合作，将使整个世界受益。美方愿同中方一道，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的问题。美乐见台海两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

　　奥巴马与习近平会面时还有意提到中国人质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杀害一事。奥巴马称，一名中国人质此前遭“伊斯兰国”杀害，他向中方表示慰问，他指出，这说明，”伊斯兰国”是我们所有国家面临的威胁。

　　在11月30日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Ben Rhodes)出席，他谈到奥巴马与普京在巴黎峰会上举行了会晤，首先，他们讨论了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一事，奥巴马总统向俄罗斯飞行员死亡表示遗憾，同时再次强调他认为俄罗斯和土耳其需要降低紧张局势，避免采取任何会让两国陷入更多困难的措施，不要采取阻碍解决叙利亚局势的措施。奥巴马将于1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就此，奥巴马将与埃尔多安展开讨论。

　　罗兹称，普京还关注维也纳的政治进程问题，奥巴马再次表明，我们需要合作努力，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我们的阿拉伯盟友、欧洲盟友以及伊朗坐下来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来结束叙利亚内战。经过数周的谈判，在给出过渡的时间表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还讨论了停火问题。奥巴马强调，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合作努力的领域，至于政治对话和叙利亚停火取得的进步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关注打击ISIS。这是美国主导的打击ISIS联盟在叙利亚关注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也是俄罗斯需要关注的事情。在政治进程和打击ISIS问题上，两者有联系。奥巴马和普京也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继续坚持认为，作为过渡的一部分，巴沙尔(Bashar al-Assad)需要下台。奥巴马和普京分别要求克里和拉夫罗夫继续就维也纳进程取得进展。

　　有记者还问到，有法国官员称，他们感觉俄罗斯大部分是在针对打击ISIS。是否认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就是ISIS?罗兹称，我们的确看到了俄罗斯在打击ISIS上加大了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行动也针对其他反对派。

　　有记者问到，奥巴马与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谈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的责任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对此，罗兹称，这次有近200个国家领导人出席此次活动，每个国家都希望达成减排的目标，同时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也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把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还要将中国和印度等重要的新型经济体纳入进来。

　　罗兹还称，至于为何所有国家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来到了谈判桌前就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在去年树立了榜样，两国领导人同时宣布了他们在巴黎的计划和各自的目标。今天，奥巴马释放出的信号就是，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和印度合作，以在巴黎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与习近平和莫迪的会晤是非常有建设性的(he had a very constructive meeting with both leaders, with President Xi)。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气候变化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点，他们会合作并与各自可以施加影响力的国家合作以达成这一协议。

　　国务院

　　在11月30日的国务院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了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就此，国务院发言人特鲁多(Elizabeth Trudeau)称，根据土耳其提供的证据和我们自己的消息人士消息表明，俄罗斯侵犯了土耳其领空。在俄罗斯战机侵入前，我们知道土耳其已经提醒俄罗斯战机飞行员多次，但是土耳其并未受到回应。

　　记者问：土耳其击落俄战机是有理由的吗?特鲁多称，这个问题要问土耳其，但是要说的就是俄战机的确侵入了土耳其领空。我们支持土耳其保卫自己领土的权利，但是，正如奥巴马和克里说的那样，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此时需要展开对话，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紧张局势。

　　记者问，既然美国已经知道俄罗斯违反土耳其领空，美国是否要谴责或者批评俄罗斯的行动?对此，特鲁多称，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就已经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是对话和降低紧张局势的问题。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关注的就是保证局势不会恶化，土耳其和俄罗斯能就此展开谈话。

　　至于俄罗斯制裁土耳其的问题，特鲁多还是呼吁俄罗斯和土耳其要降低紧张局势，回到对话上来。现在的局势就是要恢复冷静，保证能够开展这样的对话。

　　土耳其总理称要在叙利亚建立土耳其-沙特军事行动来打击恐怖主义，对此，特鲁多表示并不知道此事。如果这是土耳其-沙特的双边行动，就需要问问这两个政府。

　　有记者还问到，普京在巴黎称土耳其向ISIS售卖石油，两国领导人互相指责。是否有计划向两国谈论此事，对此，特鲁多称，我们已经与两国进行了对话。在上周我们就和他们谈话了。我们会继续与他们展开对话。现在需要降低紧张局势。现在的局势很危险。我们需要对话。对于普京的言论，我不便评论。我尚未看到这些言论。但是，我们呼吁两国展开对话。

　　有记者问到，奥巴马在与习近平会面前，他称将会讨论中国如何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两人谈话中，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做出何种贡献?对此，特罗多称，这是两国领导人的对话，建议去问白宫。

　　至于这些努力包含哪些内容时，特鲁多称，打击ISIS联盟有五个成分，这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也涉及金融、信息、外国士兵和稳定。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清楚，如果任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对这样的联盟做出贡献，我们都表示欢迎。至于中国不会拿出来特别说，就此，需要问白宫。

　　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就IMF的SDR评估发表声明，美国支持IMF工作人员关于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建议。

　　奥巴马政府之前一直坚称，人民币若想在入篮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必须实施更多的金融改革。但是在奥巴马与习近平9月在白宫举行会晤后，美国政府的立场软化了，表示只要人民币符合IMF的入篮标准，美国便会予以支持。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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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改“抄袭”美国？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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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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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侨报网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11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军改的方向。军改模式一出，立马被一些人演绎成是在模仿美国，称中国领导人希望把军队“美国化”，那么，中国施行的军改真的只是在效仿么?

　　先来看看这次中国军改的模式。

　　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观察这次习近平提出的军改内容，主要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二要着眼于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三要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

　　也就是说，这次军改，要组建军委纪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要将行政与作战体系分开，要整合目前军区资源向建设现代化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迈进，另外，要军民融合。

　　由于这次中国提出的军改方案，确实有一些想法与美国类似，所以，不少媒体分析认为，中国的军改是在抄袭美国。

　　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到底中国军改的哪些部分与美国军队相似呢。

　　此次解放军军事指挥系统改革中，“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可谓是一个关键的改革目标。而中国新提出的这种管理体系，与美国的地区司令部专门化的指挥机构颇为相似。

　　美军作战指挥体制主要包括“国家指挥当局”和战区指挥系统两级。

　　“国家指挥当局”是由总统和国防部长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就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参联会则成为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咨询机构。

　　而战区指挥系统是美军作战指挥体制的重心，联合司令部通过参联会领受总统和国防部长下达的命令，对美军作战部队实施指挥，并直接向国家指挥当局负责。在实际指挥中，战区指挥部内有三军派出的军官和参谋人员，统一指挥三军在战区内部队的行动。

　　这次中国军改希望，改革后可以真正做到行政与作战分开。这也与美国1986年国防部改组相类似。

　　而美国克莱蒙顿研究所研究员林长盛也认为，中国这次提倡军令政令分开，与美国部队的结构非常相似，是采纳了很多的美国军事制度。

　　与美国拥有这么多相似之处的中国军改，是在“抄袭”美国么?

　　“这些说法都是夸大其词”，中国军事专家赵小卓认为，中国的军队改革肯定不是照搬美国也不是俄罗斯。

　　“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次从军委总部体制改为实行军委多部门制，不仅没有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而更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赵小卓说，我们并不否认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因为联合作战有些国家走在我们前面，我们是后发，所以需要借鉴。

　　赵小卓指出，不过借鉴不等于是走他们的路，借鉴有益做法，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转化，为我所用。这轮改革围绕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在军委统一领导指挥下，把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适度分离，构建作战指挥和领导管理两大体系。美国人认为，这是跟他们学的，但事实上这是军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不能说美国有小汽车，中国也有，中国就是抄袭。

　　另外，《解放军报》分析认为，美国军政军令分开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组织体系看，在总统-国防部长-军种部/国防部业务局/联合作战司令部-军种组成部队几个层级中，军政军令分开只发生在中间层，即国防部长以下、军种组成部队以上。其上的总统和国防部长，其下的军种部队，军政和军令是合一的。

　　第二，参联会是从组织上维系军政和军令系统的重要纽带。参联会在作战指挥链上，却不构成一个单独的环节，没有作战指挥权。它不在行政管理链上，却对军队建设和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可有效介入预算和采办等资源分配领域。联合作战司令部对各军种部队作战能力的需求，军种部对本军种部队培养训练的方向和目标，都通过参联会这个纽带结合起来。

　　第三，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作为部队的最终使用者，有许多途径影响军队建设。

　　所以，美国并没有做到绝对的政军分离。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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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美要牢牢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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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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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强等来源：新华网

　　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在巴黎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习近平指出，今年9月，我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新进展，双方在经贸、两军、人文等领域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保持了有效协调和合作。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要牢牢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从双边、地区、全球各个层面推进两国务实交流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确保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要保持高层和各级别交往，规划好两国机制性对话磋商并确保取得更多积极和务实成果。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各国应该重视稳增长，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开放、透明、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金融框架内的协调和合作，争取早日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为两国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临一系列紧迫问题和挑战，中美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为推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妥善解决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于网络问题，习近平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展示诚意，共同推动相关对话取得积极成果。我们也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透明的网络空间。

　　奥巴马表示，习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我们在不久前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当前形势下，美中两国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双方在更广泛领域保持协调合作十分必要。美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军磋商等机制，就双边合作、国际安全、宏观经济、气候变化及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这符合美中两国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美中进一步加强全球性问题上合作，将使整个世界受益。美方愿同中方一道，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的问题。美乐见台海两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美方认为，美中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美方对两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充满信心。我期待着明年9月赴杭州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为强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挑战提供了重要机遇。两国元首重申双方2014年11月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2015年9月发表的气候变化元首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对巴黎协议的共同愿景。双方强调将加强合作，并同其他各方一道努力，使巴黎大会达成有雄心、成功的成果。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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