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867

美国主导TPP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0

作者:霍建国  来源:学习时报

  TPP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增长活跃的亚太地区就形成了有21个经济体参加的APEC合作机制,21个经济体领导人签署的茂物宣言其目的就是在亚太范围内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鉴于在APEC范围内既存在发达国家,又存在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货物贸易零关税的目标上很难达成一致。曾经提出的平衡方案是发达国家用十年时间完成自由化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二十年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在推动过程中由于矛盾突出,难以协调,其间曾尝试过采取部分国家自愿实现自由化的进程,但仍难以奏效。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茂物目标的努力。其间,中国曾联合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极力倡议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并受到了大多数经济体的响应和支持。

  在APEC范围内推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失败之后,2002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国联手继续推动零关税目标,并组成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就是TPP的前身。

  时至2008年,美国经济日益困难,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不仅大大消耗了美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也重创了美国在全球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面对东南亚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更加重视参与亚太的发展进程,并寻求扩大其在亚太的影响力。所以同年11月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并按美国的标准全力推动TPP谈判进程。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下,谈判进入快车道,在随后的五年中谈判成员陆续扩大到12个。TPP共进行了19轮谈判和多次部长级会议,均难以突破,随着奥巴马的任期即将结束,美国不断加大力度,同时在策略上也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措施,终于在今年10月5日完成了谈判。

  主要特征

  TPP代表了发达国家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这些规则包括:货物贸易的零关税要求;服务贸易领域准入前国民待遇要求,即对所有服务部门均应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当然对国防,金融,航空等个别领域仍保留了一些例外。在金融服务和投资领域均要求按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此外在TPP的条款里除了WTO原有的谈判内容外,还增加了四大类横向的议题,即包括规则的一致性、公平竞争营商便利化、中小企业问题及发展议题等。

  TPP更加关注各国边境后的制度安排。TPP被美国称为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为全球贸易树立新标准并集中代表了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议题,其显著特征就是对边境后规则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更多涉及一国的国内法律法规条款或公平竞争的有关条款。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的中性竞争政策方面以及劳工标准和环境规则方面都体现了更严格的新要求,而这些规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严重的认识上的差异。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规则的实行意味着一国主权的出让,更现实的问题是制定规则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些规则是否可以被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并能付诸实施仍需要多边场合深入探讨并取得共识。

  TPP成员内部落差很大。在TPP12个成员中既有大国也有小国,有最发达的美国,也有低收入国家的越南,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又同时是东盟自贸区的成员,属于双跨队员。尽管其内部贸易总量占到全球贸易四分之一,但据测算自贸区成立后其贸易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内部制度的一体化难度更大。

  影响及发展前景

  TPP对我国贸易实务量影响有限,TPP启动后,区内贸易会更加便捷通畅,有利于提高贸易的效率并降低成本,但对中国来讲影响有限。主要是因为TPP协议中主要贸易大国都同中国保持着相当规模的贸易额,相互的依赖性较强,加之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潜力巨大,主要国家仍会扩大对我国的出口。此外,在目前12个TPP成员中已有6个同中国签署了自贸协定,双边贸易渠道畅通,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继续扩大市场开放,贸易投资机会将不会受到影响。

  TPP所形成的高标准对全球贸易体系有一定影响作用。尽管TPP目前仍是一个区域自贸协定,其所形成的高标准短期内难以转化为多边体制统一的标准,但不排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会联手力推TPP的高标准,并逐步通过WTO将其纳入多边体制,即使WTO不会全部接受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但亦不排除部分或有选择的采纳吸收,届时将对发展中国家形成较大压力。

  TPP将通过吸收新成员不断扩大其影响。目前TPP成员虽仅12个,但其仍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特别是针对东盟自贸区成员,美国将不断地说服有关国家加入TPP协议,以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达到抑制中国崛起的目的。下一步有可能参加的是印尼、菲律宾、韩国等。

  美国主导的TPP协议有多重目的。一方面,可以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支点,通过扩大同亚太新兴经济体合作拓展其贸易和投资规模,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经济,美国担心中国将形成在亚太的影响力和主导力,美国要以TPP为抓手,重新主导国际贸易标准,这在客观上会对中国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

  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应保持政策定力,从容应对TPP。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完成了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各行业各部门正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有计划地在推进各项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应该受到TPP的干扰,更何况TPP签约到实施至少还需要一年左右时间,而根据有关方面测算,其实施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TPP的签约看得过重,似乎中国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对中国而言,TPP的影响大小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应对工作是否得当,只要我们能确保经济稳定的增长,坚持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新的增长动能,更快地推进对外开放,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加快进度,力争做到以改革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缓解来自TPP的压力。“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构建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树立我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包容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理念。“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有助于我们缓解来自TPP的压力,并可以树立我国良好形象和影响力。

  加快突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事关重大,对稳定东北亚局势,带动各自经济发展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可以促进中国加快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有利于实现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思路。加快中日韩合作一旦取得实质进展,即可以有效缓解TPP可能带来的实质影响。

  积极主动推动RCEP谈判,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进程十分必要。中国可以率先通过对东盟的扩大开放不断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各项安排,有利于促进国内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同时通过加快RCEP谈判尽快形成区域经济贸易伙伴关系,亦可以有效缓解TPP带来的影响。RCEP谈判同样将形成众多适合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发展规则,这些规则同样可以转化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TPP的规则和RCEP规则最终将供国际多边体制采纳。

  继续推动FTAAP的进程。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方已经提出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倡议,并得到了领导人的通过,责成先进行可行性研究。从目前亚太的经济贸易格局看,RCEP和TPP将可能长期并存。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在亚太未来发展方向上,中方仍需要同美方加强沟通,最好形成中美共同推动FTAAP的局面,这将有利于在亚太地区形成联合统一战线,有利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为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发展时机。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3

旧文章ID:7523

彭博社:主导2016货币与汇率市场的 将是中美之间的“大离婚”

0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鉴于最新一期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表现良好,刚过去不久的美联储11月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也对加息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无论美联储是否会最终信守年内加息的承诺,然而美元的强势前景已然形成。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今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出人意料地大幅下调人民币中间价逾1000点。美元与人民币,这一强一弱的走势,似乎让美国的投行捕捉到了新机会。人民币汇率曾长期以来以美元为标靶,紧紧盯住。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这场“蜜月期”似乎行将结束。彭博社24日刊发文章称,美林银行分析师David Woo甚至放言,中美之间将在主权货币上来一次“大离婚”,过去那场“出于便宜之计的婚姻已经结束”。】

  以下为彭博社文章全文:

  “别在指望中国央行会加大人民币贬值力度了”,这是美国美林银行向投资者发出的警告。美林银行呼吁,在来年,美国应该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一场“大离婚”。

""

  彭博社文章截图

  尽管作为其全球汇率与货币研究部门的负责人,David Woo已经为团队定下了2016年最主要的项目——进行离岸美元人民币的交易。在对来年的展望中,他这样写道:

  “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12月议息会议前夕,我们认为问题并不在于,美国经济是否能够适应美元的高利率与高汇率。鉴于人民币部分盯紧美元的现状以及中国日益开放的资本账户(其带来的另一后果便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中国是否能够适应高企的美元利率和汇率。对此,我们深表怀疑。上述情况便是我们提出以下论点的原因。人民币紧盯美元——这场出于便宜之计的婚姻——在过去的15年中,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锚,然而这场结合却正在走向离婚阶段;而且,我们认为人民币8月11日的贬值便是朝向这一方向最初的一小步。”

  不过,Woo并不认为中国近来对人民币的贬值,其目的是为了在出口方面加强产品的竞争力。倒不如说,这一举动的真正意图在于,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央行将会在推进货币政策方面取得更为宽松的空间。

  “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将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走势也会随之走弱。在维持低利率与强势人民币这两个目标之间,北京不可能兼顾。”

  美林银行为中国建立了一套货币状态指数,这一指数记录了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与利率。根据指数形成图表,美林银行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依然过紧。

""

  预期中的中国货币状态指数走势

  “我们预计,美元兑人民币将会升至7.0,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将会在目前的水平上再度贬值9%。我们最早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观察到人民币的进一步下跌。人民币纳入SDR与美联储12月议息会议将会共同发生作用,形成一场针对人民币的风暴。”

  今年8月,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下调了人民币汇率,否则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央行将不得不应对国内流动性逐渐趋紧的状况。

  然而,随之而来的市场恐慌却加剧了资本外流的趋势,这是由于不少投资者与企业开始担忧人民币汇率会进一步下跌。这无疑会使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缩水,并增加持有美国国债的成本。

  Woo发现,华尔街的看法已经从此前的共识有所偏离。此前,他们认为还会有一场大规模的贬值发生。可如今,他们确实相信了中国央行“一次性调整”的说法。这部分也是因为,8月的调整确实规模巨大。

  例如,巴克莱银行就收回了对人民币的空头看法。

  “我们已经确认中国官方在短期内消除市场疑虑与保持货币稳定的坚定信心。”巴克莱银行外汇研究部主任Jose Wynne这样认为。

""

  人民币贬值对全球外汇市场的冲击

  不过,与Woo一样,巴克莱的分析师们同样也对离岸美元人民币表达了看多意见。

  Woo认为,无论人民币是否能够成功加入IMF的SDR篮子,中国官方都会撤回维持强势人民币的愿望。

  按照美林银行的看法,人民币贬值的前景将会成为明年利率与汇率市场中主导力量。

  由此,Woo还看好另一项交易,这便是美国财政部30年期的通胀保险。他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天花板最终将会被人民币贬值所拖累。

  “北京进一步的货币宽松将会在长期影响投资者的判断,他们会倾向于认为,在本次经济周期中,美联储将会维持低得多的利率水平。”

  (编译/观察者网 李晽)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22

美国钢铁工人工会宣布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

0

作者:  来源:路透中文网

  纽约11月23日 –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获得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支持,进一步加强其在民主党总统提名战中的领先地位。

  “尽管委员会觉得其他几名参选人也符合钢铁工人工会的价值观,但他们将想法付诸实践中与希拉里有差距,”该工会在声明中称。

  “希拉里顾及工会成员所依赖工作的记录是委员会做决定时考虑的最大因素。”

  该工会执行委员会上周五全票通过,周一宣布结果。支持希拉里的工会数量达到了14个。

  “希拉里无与伦比的政府工作经验将让她能够以其他竞选者无法做到的方式履行她的承诺,”该工会周一称。

  编译:李富强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21

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触及敏感议题

0

作者:NEIL GOUGH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广州——本周一,美中两国举行了继9月奥巴马总统接待中国领导人以来的首次高层贸易谈判,并称在一些难点上有所进展,包括预防贸易机密盗窃,以及向美国跨国企业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

  但双方在一些较大的议题上仍未有重大突破,比如就一项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展开磋商,相比之下,美国与亚洲其他地方的经济联系正在改善。

  奥巴马一直在试图透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等协议巩固在该地区的关系,该协议会降低美国与一些亚洲国家的关税壁垒。但中国不包括在内。

  习近平主席则凭借中国新近掌握的金融力量,想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时候他采取的民族主义立场,会使西方跨国企业在中国营运的空间受到挤压。

  双方在这个南方港口城市进行了两天的谈话,中国就其中一些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有限的承诺。

  官员同意对贸易机密被窃的美国公司给予更好的法律保护,包括明确它们在中国的法庭寻求预防性保护的能力。他们还推进了中国市场向美国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的进一步开放,尤其是放宽临床试验的限制。

  中国似乎从今年提出的管制退了一步——或许是暂搁一旁——也就是鼓励其庞大的银行业采用本国生产的科技和通讯产品。

  “我们在以一种相当开放、诚实、坦率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让我们取得了进展,”美国商务部长潘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在一年一度的会谈结束后,于周一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这项双边会谈始于1980年代,称为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由于美中双方的谈判时常关注于技术细节,来这里参加会议的薄迈伦(Myron Brilliant)说,“期待不是很高”。薄迈伦是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和国际事务负责人。“但论坛讨论了奥巴马和习近平提出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今年中国预计将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但近年来随着贸易的迅速增长,矛盾也加剧了。中国向美国销售的商品远超中国购买的商品,造成今年头十个月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高达2180亿美元。

  尽管中国今年的进出口额总体下滑,那些向美国出售产品的中国工厂的生意依然火爆。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在今年前10个月里,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额上升了5.2%,达到了创纪录的34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出口总额同期下降2.5%。

  从大豆农场到洗发水生产商,各类美国公司也在利用快速变化的中国消费市场节节推进。宝洁(Procter & Gamble)大中华区总裁马睿思(Matthew Price)周日在商业谈判期间向中美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女性护肤品的平均使用量多于美国女性。他还表示,该公司在中国通过网络销售的产品所占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而在美国,这个数据只有大约10%。

  北京方面对外国服务公司施加了很多限制,而服务公司在美国经济产出中占的比重最大,这是两国贸易关系中更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例如,中国今年要求西方科技公司交出源代码,以此作为确保其产品“安全可控”的举措之一,此举激怒了一些公司,其中很多公司的服务在中国遭禁。这些公司担心,中国政府对“安全可控”这个词的界定会非常宽泛。

  至于中方,官员们希望获得更多在美国进行收购的机会,尤其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数以万计的国有公司了进行监管。中国特别关注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交易审查过程的透明度,审查工作由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牵头,涉及很多政府机构。

  周一,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在谈判结束后表示,美国和中国希望扩展贸易,但仍然存在障碍。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受制于一些障碍,比如不确定和不透明的安全检查,”张向晨说。“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开放市场。双方的担忧都是合理的。”

  除服务业外,美国兴趣强烈的另一个领域是让美国的农产品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并争取让北京明确对进口实行的监管和科学标准。

  尽管包括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在内的美国官员在这里展开了游说,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似乎不打算很快妥协。

  “我们需要放开心态,进口先进技术,丰富面向人民群众的食物种类,”负责贸易问题的副总理、中国代表团团长汪洋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护中国7亿农民的利益,”汪洋接着说。“近年来,中国农业成本增加,但农产品价格却遭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造成的天花板。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面临许多挑战。”

  在回应汪洋提出的担忧时,普里茨克称,对于现在被视为敏感的一些民用技术,美国将对面向中国的出口限制进行调整。

  “我们同意建立一种机制,改善在出口给中国的商业高科技产品个案上的信息交流,”普里茨克说。

  Cao Li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陈冠吟(实习)、许欣、陈亦亭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20

美军“太空杀手”初露狰狞 或打破对中俄核均衡

0

作者:张亦驰  来源:环球时报


""

  按计划,2030年美国只需发射一枚地基拦截导弹就可拦截多个太空目标,每个杀伤器都有独立的传感器和矢量推力系统。

  美国近年来时常指责所谓“中国反卫星试验”威胁太空安全,而美国导弹防御局最近公布的信息却泄露天机。据美国“防务更新”网站23日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和雷神公司最近完成未来 “多目标杀伤器”(MOKV)概念的第一阶段项目评估,从中可以粗窥美军新一代“太空杀手”的狰狞面目。专家介绍说,该拦截器如果研制成功,将使美国具备拦截多弹头洲际导弹的能力,打破中俄等国通过多弹头洲际导弹建立起的核均衡,至于拦截太空卫星更不在话下。

  “一弹可当六弹用”

  报道称,根据该计划,携带这种“太空杀手”的拦截导弹类似美国当前部署的地基拦截导弹(GBI)。每个杀伤器都装备独立的先进传感器以及机动、高度控制和通信系统,以便使其自主攻击各自的目标。报道称,如果研制顺利,2030年前它就将装备美军,只需要发射一枚拦截导弹就可以摧毁多个太空目标。

  根据雷神公司公布的示意图,每一枚拦截弹将携带一个装备6个“多目标杀伤器”的太空平台,每个杀伤器都拥有独立的传感器和矢量推力系统。像这样的一枚拦截导弹,能以很高的成功率拦截多个目标——不管是真正的弹头还是诱饵。“‘多目标拦截器’将能在不增加美国反导系统拦截导弹部署数量的情况下,增强其导弹防御能力。”

  据专家介绍,按照目前的技术,美国拦截中俄等国发展的多弹头洲际导弹相当吃力。美国乃至全球的反导系统均为单弹头拦截系统,因此为拦截洲际导弹释放的每一个分弹头,都需要发射一枚拦截导弹,考虑到反导成功率,甚至要发射多枚拦截导弹对付一个分弹头。美国导弹防御局此前的悲观估计认为,以一枚洲际导弹携带10个分弹头或诱饵来算,那么俄罗斯只需要发射两三枚洲际导弹,就会耗尽美国所有的地基拦截导弹库存。即便未来美国装备更多的拦截导弹,拦截成本也过于高昂,经济上无法承受。正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俄罗斯近年才不断研制多种型号的多弹头洲际导弹,希望能与美国持续推进的反导系统构成战略核均势。

  如果“多目标杀伤器”研制成功,一枚地基拦截导弹可以当做六枚用,这不仅满足美国拦截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的技术要求,成本也大大降低。由于需要对发动机、材料、传感器等技术进行全面升级后,才能研发出体积大幅度缩小、性能反而提升的小型化拦截器,从这一点上看,美国在反导技术领域仍然全球首屈一指。

  美国反导技术从未止步

  在很多人印象里,以洲际导弹为拦截对象的“地基拦截导弹”由于频繁遭遇失败,早已被打入冷宫。近年时常曝光的是“萨德”“标准-3”等战术导弹拦截系统。然而该报道显示,美国导弹防御局委托雷神公司一直在对地基拦截导弹进行相关改进。该公司已推出众多先进导弹拦截系统,其中部分已悄然服役,包括“多目标杀伤器”在内的多个型号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报道称,“多目标杀伤器”是雷神公司为地基拦截导弹设计的第三代“大气层外杀伤器”。目前拦截导弹配备的早期“大气层外杀伤器”只能拦截单个弹道导弹目标,主要配备在阿拉斯加的格利堡空军基地,负责拦截俄罗斯向美国本土发射的洲际导弹。由于该系统试射成功率较低,美军的临时补救措施是给每枚来袭导弹分配多个拦截导弹,并重点攻关“大气层外杀伤器”的可靠性问题。

  此外,美国导弹防御局还推出更为雄心勃勃的“通用杀伤器”项目,希望能提高在大气层外拦截来袭洲际导弹的能力。该局在2004年就曾计划发展一种“多用途杀伤器”,但2009年因需求改变被叫停。最新的“多目标杀伤器”项目于2015年8月启动。这是延误十年后,美国重新恢复针对洲际导弹的新型拦截系统研制工作。

  此外,美国导弹防御局还在研发 “新设计杀伤器”,这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改进设计,注重提高命中精度和识别能力。这种杀伤器的发展计划于2016年开始,最早将在2020年开始部署。

  对卫星威胁显而易见

  尽管该报道并未提及这种“太空杀手”的反卫星能力,但一名中国专家认为,该项目显而易见具备大规模拦截卫星的能力。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介绍,新型拦截器将安装于地基拦截导弹上,后者是一种拥有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反导拦截导弹,拦截高度超过1000公里。显然,它有能力将这种“太空杀手”送入太空,可根据需要攻击1000公里高度以下轨道上的卫星。而目前各国发射的对地侦察卫星,包括光学侦察卫星、雷达侦察卫星以及大量的小卫星均位于这个空间范围内。

  考虑到大型卫星在战时容易遭攻击,多国希望用多个小型卫星组成的星座来弥补损失。然而一旦美国的“多目标杀伤器”研制成功,那么地基拦截导弹将具备成批拦截卫星的能力,甚至通过几次发射,就能将小卫星星座“成窝端掉”。

  【环球时报特约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18

奥巴马对东盟各国太过于顾及中国 感到焦虑

0

作者:  来源:国际在线

  日本《产经新闻》11月22日报道,原题:各国在对美国军舰在人工岛周边海域巡航的评价上存在分歧

  在21日开幕的东盟峰会上,讨论中国在一些成员国主张拥有主权的海域修建人工岛和军事据点问题是焦点。然而,各国在对美国军舰在人工岛周边海域巡航的评价上存在分歧。东盟于22日宣布建立旨在加强安全保障领域合作的“共同体”,但由对中国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而产生的苦恼对团结构成了威胁。

  东盟各国21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中写入了“确认在南海确保包括飞行在内的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内容,但没有提到中国和人工岛。但是,奥巴马对修建人工岛的中国提出批评说:“应当停止填海和修建军事据点。”

  美国打算继续采取派军舰在中国主张是其“领海”的人工岛周边海域巡航的”航行自由”行动。然而,东盟内部正面支持美国行动的只有菲律宾,许多成员国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与中国关系密切。

  报道称,关于南海问题,奥巴马20日在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强调:“这是全体东盟成员国的问题。”由此可见,奥巴马对东盟国家过于顾及中国感到焦虑。

  援引美国防部人士的话报道称,将在数周后派两艘军舰赴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周边海域航行。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1月21日报道,原题:美舰靠近南海 这不意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当日说:“美国长期的政策是明确的,即我们在主权争端问题上不偏袒任何一方。尽管如此,我们强硬的立场也很明确,即所有的主权要求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

  报道称,哈里斯说,对于美国海军一艘军舰最近靠近南海的南沙群岛,谁都不应该感到意外。

  他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南海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例外。任何人都不应对这些行动感到意外,我们以前在南海这样做,将来还会这么做。”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17

美高级参议员建议奥巴马制裁攻击“中国黑客”

0

作者:郭娟娟  来源:环球网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11月23日报道,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日前致信总统奥巴马,建议其采取强硬措施应对攻击美国的“中国黑客”。

  麦凯恩在11月18日写给奥巴马的两封信中称,他希望白宫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外国黑客。他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制定网络威慑战略上“不够积极”,还抨击其未制裁“近期接连攻击美国网络的中国黑客”。

  麦凯恩称:“奥巴马政府至今仍未制定强有力的战略,威慑对美发起的网络攻击。接连发生的网络攻击暴露了威慑力软弱的网络战略以及拒绝采取现有手段阻止进一步网络攻击要付出的国家安全代价。”

  在给美国总检察长、国土安全部部长、以及国家情报局局长的信中,麦凯恩强调,2015年美国国防政策法案授权总统新的权利,允许其对通过网络攻击获益的个人进行制裁。麦凯恩还指出,奥巴马今年4月1日签署的总统令允许其不仅可制裁通过网络攻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和组织,还可以制裁个人。

  中国外交部多次回应美国无端指责“中国网络攻击”,称中国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活动。我们一贯认为,应对黑客攻击的有效办法是开展国际合作。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加强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制定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联手打击网络攻击行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16

贝一明:美军有一群危险的好战派

0

作者:贝一明  来源:环球时报

  亚洲与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亚洲只经历过一次。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巨大破坏,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欧洲人在上世纪50年代解决了领土问题,创造了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随着现在亚太地区岛屿争端的升温,许多人质疑:亚洲是否会像一战前的欧洲那样滑向大规模冲突呢?

  二者之间确有一些明显相似之处。比如,中国、日本、韩国、重返亚太的美国以及东南亚诸国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相互交融。但同时,围绕领土和历史问题的紧张局势却在逐渐升级。军力扩张带来的巨大收益,促使相关各方,尤其是美国无视后果,以鲁莽和挑衅性姿态继续向前推进军力扩张。

  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的确寻求提升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鉴于中国从未试图干涉航运,美国采取目前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有着并未言明的重要意义。引人关注的是,美国批评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美国从未加入该条约。另外,貌似中国扩建人工岛礁问题引起最多的关注,但实际上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在开展类似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亚洲的岛屿之争不同于100年前将欧洲脱入战争的那种领土之争以及在过往战争中积累下来的挥之不去的仇恨。尽管相互之间存在着经济竞争,但现在大国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一战前在非洲等地的大规模殖民地纷争等值得付诸战争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不能低估可能的危险。作为影响亚太局势的重要力量之一,美国内部正在发生着变化。美国军方出现了一群“军国主义者”,他们并不害怕引发全球战争,甚至决心使用军事力量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推动军事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其他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此。

  美国军方得到一些实力强大的公司的支持。不断扩大战斗机、航空母舰和坦克的规模符合这些公司的利益。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推动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南海等地制造紧张局势,以证实维持不断增加的传统军备军费的正当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叙利亚或南海制造紧张态势可以防止人们关注气候变化以及改革军队以应对真正威胁的需求。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甚或日本之间的争议本来并没那么严重,在美国推动将相关问题军事化之前一直处于可控范围。但付诸军事手段已经成为美国的典型政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何华盛顿未对这种危险政策进行更多辩论或抵制。答案与这些岛屿没有丝毫关系,而是更多出于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过去支撑美国的意识形态根基的衰落。开放的公民社会在美国已经式微,政策的出台不再来自如何建设国家的理想或对民众的关爱,而是来自对金钱利益的追逐。

  毫无疑问,推动南海问题军事化只能适得其反。还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止损,聚焦于真正的共同威胁。在此过程中,美国应该起到示范作用。▲(作者是韩国庆熙大学副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15

美国城市中的不平等现象:压力、焦虑和社会支持

0

作者:Carol Graham, Sergio Pinto and Julia Ruiz  来源:瞭望智库

  在美国,收入和机遇的不平等现象呈持续增长状态。除此之外,这样的不平等现象也显著存在于对幸福及压力的感受程度以及对未来的乐观程度上。穷人更容易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也更有可能有感受到压力和焦虑。比起更容易相信美国梦的富人,穷人更容易在对未来丧失信心。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不平等现象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在多种观点里,最广为人知的是由Alan Kreuger提出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该种观点解释了收入不平等之间和代际流动之间的联系。

  此观点的核心是,父母收入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会放大延续至下一代,其子女所能获得的机遇愈发与父辈的财富和资源相关联。Raj Chetty及其同事最新的研究给于了Alan Kreuger的学术观点一些支持,但是也认为父辈间收入不平等与其子女可能收入增加之间存在的负关联现象。

  新的“盖茨比曲线”?

  在美国,穷人更有容易有压力,由压力而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更令人担忧。富人的压力更可能因自我目标的实现和对自身教育投资而得以调和。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感受到的压力与因错过工作或学习截止日期而感受到的压力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压力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下一代,因而导致贫富间的差异更大。

  那么,收入不平等和其他层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联系吗?我们以城市和周边环境为样本,分析了来自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和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数据,特别是来自大都市统计处(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MSA)的数据,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

  压力、焦虑和不平等

  首先,我们检查了收入不平等现象(以基尼系数测量)与平均压力和焦虑概率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在收入不平等的城市,人们感受到压力的概率要明显高一些。同样,在基尼系数更大的城市,人们感受到焦虑的概率也更大。这样的联系同样适用于国家间的比较。

  根据MSA的数据,基尼指数越大的国家,人们感受到焦虑的概率也越大。对于穷人来说,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城市的不同地方,所感受到的压力值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对富人来说,身处不同地区的他们则会感觉到差不多同等水平的压力值。

  社会支持和不平等现象

  社会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对抗压力和焦虑,朋友、家庭和其他社交网络可以在人们需要时为其提供帮助和保护。这些网络在正式的社会机制——包括稳定的工作和医疗保险——运作效率低下时,会起到安全网的作用。这些社交网络会在社会状况良好的地区发挥会更强有力。新研究则显示了,这些社会支持网络会被显而易见的不平等现象削弱。

  社会支持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据盖洛普咨询公司和美国社区调查的研究,在基尼系数更大的城市,穷人和富人都更少认为自己获得了这样的社会支持,这表明了在更不平等的地区,社会凝聚力更差。而在基尼系数较少的城市更少的压力和焦虑感与更大的社会支持力度互相作用,则形成了良性循环。

  你喜欢自己的家乡吗?这取决于贫富差距

  盖洛普咨询公司和美国社区调查的研究数据同样说明了参与者对其居住城市的满意程度会随着该地区的不平等程度而有所变化。在更不平等的地区,由于大量穷人的满意程度更低,因而整体城市满意度也随之降低,穷人和富人对满意程度的分歧也越大。

  尊重和不平等

  最后,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通过具体的调研问题:昨天你被人尊重地对待了么),在MSA层面上,尊重和基尼系数之间有种正相关联系。相较于其他变量,这种正联系几乎是由富人所体现出的。在更不平等的地区,相比于穷人,富人更多地体会到他们被尊重地对待。

  地区和收入不平等都有关系

  关联并非原因,在研究的这些地区,肯定存在一些观察不到却与区域间的压力和满意度相关联的的因素。但是我们的确清楚地从多方面展示了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和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同时,有些MSAs的观察点由于样本较少,也会导致一些偏差。

  我们的盖茨比曲线强调了在不平等更聚集的地方,穷人和富人在压力和焦虑的感受程度、获得社会支持的程度、对地区的满意程度上、以及是否感受到尊重这些方面都有更大的差距。地区和收入不平等都会影响到社会流动。

  穷人的压力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抗争和对未来计划投资的无能,富人的压力则更多地跟自我目标的实现(例如教育)相关。鉴于此,穷人和富人下一辈的差距可能会变得更大。较弱的社会支持网络也许是进一步加剧差距的另一影响因素。

  地区和收入不平等都会影响社会流动性。明白社会不平等为何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不平等现象潜在的影响,是我们修复机遇不平等所要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瞭望智库况梦薇编译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14

TPP对美国哪些行业有负面影响?

0

作者:Michael Boskin  来源:瞭望智库

  由环太平洋的12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模空前,美国决策者对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据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称,许多美国公司都将从TPP协议中获益,尤其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但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贸易协定一样,一些经济领域也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一、TPP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贸易的扩大能够增加人们的收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并为消费者们带来更多样的选择。首先,在减少关税方面,TPP协定将有效减少一些非关税性障碍,如针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其他的繁文缛节。此外,TPP协定也能够协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健全解决争端的机制。

  总之,美国企业和职工可以借此扩大出口市场。加利福尼亚州的企业作为同亚洲贸易往来的中心角色将成为TPP协定的最大受益者。

  二、TPP会带来负面效果吗?

  从整体上来说,以贸易自愿原则为前提,两方之间的贸易行为会给双方带来好处。但就贸易自由化而言,进口商品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会使部分企业和职工遭受损失。这一问题应通过企业自身的重新定位和政府的调整型援助来解决,如贸易调整援助项目以及对受波及的产业和公司的减税优惠方案。

  三、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开放到何种程度为宜?

  关于贸易开放程度的讨论几乎每经历两代人就要集中地讨论一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贸易体系种类广泛,极开放的和极封闭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很封闭的贸易体系中,地上市场和地下市场都会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贸易开放政策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法案郝莱─斯摩特关税法将美国送入了经济大萧条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随之爆发。有着巨大贸易潜力的国家能够在其贸易伙伴的身上取得成功,这其中也有地缘政治的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前的形势下,保护主义盛行。在贸易不自由的情况下,非关税性壁垒如杂草般疯长。

  因此,TPP协定中的所有成员国必须本着开放的态度,以清晰的准则为基础,通过公开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贸易问题。

  四、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TPP会给其成员国带来哪些影响?

  据估计,TPP协定将会为12个成员国带来每年数千亿美元的额外GDP以及大量的工作岗位。从宏观角度来看,所有的国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小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将会得到最多的好处。以上都是些较为显性的收益,但鉴于TPP成员国之间本就相对较低的关税(个别特殊商品除外),较之以往关税较高时的贸易自由化,其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

  原文链接: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15/november/tpp-boskin-trade-111115.html

  (本文摘编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站文章“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likely to open markets but may produce tougher import competition, Stanford scholar says”,由瞭望智库研究助理王玺编译)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3

旧文章ID:7513

APEC峰会:中国RCEP对决美国TPP

0

作者:罗思义  来源:观察者网

  【马尼拉APEC峰会伊始,TPP的阴影已开始笼罩。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当前,新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不断涌现,引发大家对碎片化倾向的种种担忧。”而习近平主席的一番话也亮明了中国在亚太自贸区上的态度,“中国要最大程度上增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赐稿分析认为,中国倡导建立的亚太自贸区(RCEP),与美国主导的TPP,可能是此次峰会上争论的重要议题,两种自贸区的博弈,其实是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美国的“零和游戏”理念的博弈。而最终,谁将最大化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利益呢?请看老罗的详细分析。】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日前在“读懂中国”研讨会上, 做了以“在共同的屋顶下——中国的全球秩序观”(A Common roof – China View of Global Order)为题的重要演讲,其中就中美不同的地缘政治理念进行了分析。事实上,这也可能是本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傅莹指出:“围绕未来秩序的问题,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进行着不同的争论。”

  傅莹女士的演讲主要分析了中美政治与战略理念的差异,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除此之外,她还具体谈到了中美经济理念的差异,对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影响。概括来说,中国正积极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中美不同经济理念的体现。因此,本文旨在分析APEC峰会背后的关键经济议题。

  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VS美国的“零和游戏”理念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经济理念很明确。用战略术语来说,就是习近平所提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理念具体的经济基础,源自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中的第一句话:“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马克思则认为,“劳动社会化”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能使经济效率最大化,。他对劳动分工的认识与亚当•斯密的分析可谓异曲同工。但在现代经济社会,劳动分工已日趋细化。这必然意味着,劳动分工将不止限于国内,而且会延伸至全球——意即唯有全球化型经济体才能达到最高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没有哪个国家能建立一个高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国家想要有所发展,就唯有参与国际劳动分工——这就为“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了1+1>2的基础。

  中国、美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国家能否保持最佳关系,取决于经济现实。中国与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同时也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因此,作为整个亚太地区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点,中美双方有潜力建立互利关系。而且,中美建立互惠互利关系,不仅是彼此的最优先择,而且也会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增长引擎。

  这将会给中美双方与这个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最强大的动力。此外,中美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也同时符合正寻求最大化经济发展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

  这正是中国正在经济层面积极推动RCEP,在政治层面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所在——相信中国将在本次APEC峰会期间提出这两方面的框架。这样的发展方向符合寻求实现繁荣的亚太地区的需要。但遣憾的是,事实证明,美国目前正在寻求与中国直接对抗的道路。

  TPP——美国在亚太地区创建“缓慢增长俱乐部”

  要看清美国主导的TPP的真实本质,显然就有必要对其12个潜在签约国的基本经济数据作一个梳理。其中同属G7 国家的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加上澳大利亚等4国GDP,占了12国GDP比重的90%,参与国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越南、秘鲁)加起来则仅占12国GDP比重的8%。

  图1也显示,1985年的时候,12个TPP潜在签约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为54%,2014年这一比重则降至36%。因此,12个潜在签约国的GDP占亚太地区的比重并不算大。而且,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与其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比重已大幅下降。

  TPP签约国占世界贸易比重也大大低于其占世界GDP比重,且呈下降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其占世界商品贸易比重从1984年的33%降至2014年的25%。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机构声称“TPP参与国占世界贸易比重的40%”,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其是完全错误的。

  TPP参与国占世界贸易比重显著低于其占世界GDP比重显示,其是一群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体系发挥的作用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TPP根本不同于涵盖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或者中国倡导的涵盖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的RCEP。

  美国创建TPP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减速

  答案是,美国创建TPP是顺应其经济趋势。美国GDP占其主导的TPP国家比重的62%。美国经常鼓吹的一个神话是,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但事实是,美国经济正大幅放缓,其占世界经济比重亦呈下降趋势。美国的神话源自于最拙劣的一种统计花招,即“以个例代表总体”,比如以苹果等真正成功企业的例子,掩盖其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事实上,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美国经济占世界GDP比重从1984年的34%降至2014年的23%,同期美国经济占世界商品贸易比重则从15%降至11%。

  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减速已超过半个世纪。如图2所示,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4.4%分别降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4.1%、2000年的3.5%、2015年的2.4%。详细的分析显示,这是源于美国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就目前而言,美国想要快速扭转长达半个世纪的放缓趋势,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目标是让其他国家经济减速

  鉴于短期内使美国经济加速没有可行性,因此维持美国经济与地缘政治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设法使竞争对手经济减速。一旦了解这一点,那么美国拉着一帮增长相对缓慢和封闭的经济体加入TPP的目的,貌似不合逻辑,但也不言自明了。

  没错,美国构建TPP的目的,是设法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要确保这一点,就必须确保美国私营企业在TPP参与国的合法权益,甚至确保其权利高于参与国政府。因此,私营企业(主要是美国的私营企业),有权在TPP框架之内在美国主导的法庭起诉参与国政府,影响被起诉国政府的决定。

  正如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就TPP条款指出:“其共同点是,它们确保企业资本力量高于社会其他部分力量,甚至包括TPP参与国政府……协定最令人震惊之处是‘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给予投资者过高的权利,以及版权和专利覆盖的不当扩张。我们曾经见过这样的案例:企业在现有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中,利用ISDS机制骚扰政府,以避免政府实施法规和司法判决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影响企业利益。TPP的这种机制既危险也无必要……这会打击所有签约国的司法体系。”

  TPP的一些条款非常奇葩。比如,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TPP事实上给予软件公司(绝大部分是美国软件公司)法律保护,监控参与国政府。TPP第14、17条款规定:“TPP成员国的任何一方不得要求软件设计方转让或提供源代码,这适用于进口、分配、销售的软件或者包括这种软件的产品。”同时,条款还指出,这不适用于银行、商业企业等“关键基础设施”。

  简而言之,TPP理念不是最大化帮助亚太地区国家实现繁荣,而是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如傅莹所说:“美国国内关注的焦点是如何确保美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导地位。”因为美国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加速,美国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这就是美国制定TPP规则的目的。

  如果美国能成功减缓中国经济增速,那么将会对后者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将减少中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当然,美国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的战略,直接违背中国的利益,因为其试图阻止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迈入高度繁荣社会的目标。这也会减缓区域内总体经济增速,也即是说TPP损害的是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

  亚太地区利益VS 美国利益

  因此,APEC峰会上亚太地区利益与美国利益的博弈,实质上是中国正积极推进的RPEC与美国主导的TPP的角力。中国正积极推进的RPEC,不仅符合中国和亚太地区利益,而且会最大化帮助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相反,美国主导的TPP则是寻求在此框内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但这会减缓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要想在本次APEC峰会期间最大化其经济发展,就需要对RPEC与TPP完全不同的本质与目标作出回应。因为RPEC符合正寻求最大程度上发展经济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其也代表整个地区人民乃至全球人民的利益;因为TPP的法律特征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给美国人民带来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TPP也已受到美国国内主要政治反对派的反对。比如民主党的两个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共和党热门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就明确反对TPP。美国国会是否最终批准TPP,还有待观察。

  美国国内反对TPP的激烈程度,将决定TPP能否被批准,将决定能否进一步阻碍目前美国试图扩大TPP的限制性框架。这样的新形势符合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人民的利益,所以有必要与美国国内反对TPP的势力结盟,增强其力量。

  至于总体框架内的策略,除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自由贸易协定和RPEC外,TPP强制参与国确保美国与其企业的权利凌驾于各参与国政府之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TPP参与国的反对情绪日渐增长,也将进一步使参与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最终会导致参与国寻求与经济更快速增长的中国等非TPP成员国,另行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或其他协定。

  最后,大家应该已完全明白,美国的战略旨在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事实上,这将会使美国通过TPP打击中国的目的落空,因为中国不受TPP限制,因而不会像其他经济体一样受其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如果在TPP外的中国继续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速,那么这必然将导致其他国家转而与中国达成协定。因此,美国的目的是在以后与中国谈判。但美国的意图,是试图将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则强加于中国,以确保中国不再繁荣。

  如果TPP最终获得批准,那么将损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可以想见的是,在一段时期内,TPP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也给了中国视不同情况做出选择的机会:要么与个别TPP成员国达成协议作为其RPEC战略的一部分,要么美国修订更多条款并清除TPP中一些更具危险性的条款,允许中国参与到更广泛的协议,以促使其经济更快速发展。

  因此,中美的不同理念涵盖本次APEC峰会背后的政治和全球治理,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等议题。亚太地区要么接受中国的“命运共同体”道路,最大化推动其实现繁荣;要么接受维系美国经济霸权的美国“零和游戏”的道路,从而遏制参与国经济增长并降低其国内生活水平。这会是本次APEC峰会讨论的主要经济框架议题。

  鉴于这些议题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它们将不会在本次峰会上最终得到解决,但这些议题将会决定亚太地区未来数年的命运。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19

旧文章ID:7512

薛理泰:中美战略博弈之得失

0

作者:薛理泰  来源:东方财经杂志

  按照常理说来,美国拥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大智库,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历年建立的智库体制及决策体系应该是科学合理的。然而,从1949年至今,中美战略博弈的结果却令人感到诧异。据美国报刊披露,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都已经公开承认过去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重大决策、举措都作出错误的判断。情况何以如此,确实令人费解。笔者在此列举历史事实,并对中美战略博弈之得失,作一番简短的剖析。

  美国对中国战略判断确实存在不少缺失。在下面,对此一一胪陈:

  1950年,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志愿军不可能进入朝鲜。可是,中国志愿军居然入朝参与作战了。志愿军在朝鲜的人数最高峰达到一百余万。

  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事先不清楚会发生金门炮战。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才知道金门发生了激烈的炮战。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认为中国不但企图进攻金门还要进攻台湾,所以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力调动,在台海聚集了6个航母战斗群,然后派了一个潜艇支队、一个航空兵联队进驻台湾,最后北京公布对金门单日实行炮轰,双日停止炮轰,以利台湾军队“固守”金门。至此,美国方才发现毛泽东根本不想进攻台湾。

  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时,美国估计中国正处在大饥荒年代,中国大陆又面临台湾军队随时可能在东南沿海发动反攻,在此情况下,中国大陆不可能出手与印度交战。不料,解放军在印度边境与印军发生激战并夺取了胜利。

  1966年,文革爆发。美国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且一下子发动了几千万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夺权。

  1969年,中苏两国在边界珍宝岛、新疆铁列克提爆发军事冲突。其后,苏联准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并诉诸核袭击。起初美国认为是中国试图用武力把极左思潮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才改变了看法。

  1976年,美国根本搞不懂四人帮会被抓捕。有一位香港文人表示,文革极左派的下场一定很糟,他引用了古哲所云“十者,数之盈也”的讲法,说明文革浩劫为时不会长过十年。美国却搞不懂。

  1989年,天安门政治风波发生。美国认为如果选择镇压,中华民族就要面临重大危机。邓小平却还是决定出兵平息事态。后来中国经济连续上了几个台阶。

  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中国选择高雄、基隆两个港口外侧三四十公里的海面作为导弹试射的落区。对此,美国根本没有估计到。

  2014年,中国在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陆。美国一直没有反应。等到美国反应过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却已经面临填海造陆的工程“即将完工”的既成事实。

  中美战略文化背景的差异

  过去美国对中国决策、举措作出判断时犯下失误,缘于中西战略文化以及决策环境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人考虑问题是直线式、跨越式的,而中国人考虑问题往往是迂回式的,所以民间有灰色收入,决策思维也有灰色地域。具体来讲,抗战期间国民党尤其是西北军有不少将领做了汉奸,自称是曲线救国。美国人对迂回式的行为,一般搞不懂。

  第二,美国人不会进行换位思考或逆向思考。美国认为自己一家独大,总是怀着教训别人的心态,动辄指责对方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却从来不考虑对方的决策环境,不屑于换位思考。而中国不一样,会换位思考、逆向思考,事先考虑到美国政府、国会对某一问题会如何反应,美国国会与政府、白宫与国务院、军方的反应有什么区别。

  第三,美国决策相对透明化。当然,美国实际上也是由五六个人决策,像美国打伊拉克也就是由五六个人决定的,这个决策环境也是不透明的,但是稍微大一些的决策范围还是透明的,是大国政府可以揣度、评估的,而中国的决策过程经常让对方摸不着头脑。

  第四,美国定量分析比较多。因为美国技术手段比较强大,考虑问题尽量从定量分析入手,比较精确。而以往中国在这方面缺乏技术支撑,一般采用定性分析。实际上,大战略决策主要取决于定性分析,不需要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下边情报部门的职责。基此,中国在定性方面的长处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国内的干扰程度不同。美国惯于做民意调查,走民主程序,人们有发表言论的空间。因此,美国考虑问题往往顾及国内因素。比如越南战争时,美国赢得了每一场战役的胜利,最后美国之所以决定撤出主要也是考虑到国内强烈的反对声浪,亦即在战略上输了战争。反观中国,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基本不考虑也无须顾虑国内持反对意见的群体的意见。

  第六,美国民众与中国民众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不一样。现在,来美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年轻,英文讲得越来越好,而且对美国的情况也越来越了解。而美国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武汉、南昌、合肥在哪儿的,有的甚至连上海、北京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美国55%的国会议员没有护照,他们从来不出国,而出主意时就对全世界事务发表意见,夸夸其谈。中国学生了解美国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准备去美国留学,对美国的州、州府在哪里,周围有什么大学都清清楚楚,美国的学生却不一样。

  第七,领袖成长过程相当重要。在美国,昨天还是参议员、律师或者教授,后来就做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了。位置变了,思维没变。而在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大浪淘沙、硕果仅存的精英中的精英,凭直觉就往往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在美国,做领袖人物要讲民主程序,在成为总统之前没有什么经验。在中国,凡是能够做到部长以上级别的,最起码对公文的流转程序、跨部门协作的难度、要害等十分清楚,而美国人在做总统、国务卿之前对这些并不清楚。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62年周恩来接到各种情报汇总说,14个国家要联合进攻中国。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凭直觉就批示这份情报的内容是假的。因为如果十四个国家联合进攻中国,从计划的规划和协调到最后达成协议的过程会很漫长,情报早就泄露了,这样所谓的14国联盟早就解体了;而且美国政府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只考虑本届政府的事,如果现在开始协调,对中国发起攻击和执行都是下一届政府的事,本届政府不会为下一届政府做如此周密的准备。何况,又是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交战,谈何容易。最后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八,决策层的专业结构不同。总体来看,位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者,不是国际政治学家就是律师,以律师为主,而中国的决策层在文革以后基本上都是工程师。问题在于,工程师出于专业范围,知识面窄,而国际政治学家或者律师考虑问题,是从大处着眼,作出重大决定时,一般说来,大方向不会错到哪儿去。

  基于美国与亚洲的战略思维的背景不同,美国不但对中国的决策把握不准,对中国台湾陈水扁的思路也把握不准,对越南、对朝鲜也是如此,这主要由于东西方战略文化的背景差异所致。不过,随着第一代、第二代中国领导人一一撒手人寰,如今中国决策层的构成也在改变,也不完全是工程师了,双方的差距正在缩小。

  美国专家对中国决策机制之评价

  不少美国专家评估中国战略规划的特点时,也有相当正确的一面。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人普遍缺乏危机感,居安思危的意识严重不足。美国则不一样,危机意识强,整天考虑未来的假想敌。两国的电影就可以体现这种差异。许多中国电影都是表述其内容经过虚构的古代宫廷故事,电视连续剧动辄几十集,不是情节曲折的宫廷内斗,就是拿刀拿枪的场面;而美国电影的主题往往着眼于未来的世界,设想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的事。

  因此,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创造性确实比中国人强。中国主要从历史中挖掘资料,启发灵感;美国人不过分重视历史,而是着重未来。此其一。

  中国不重视突发事件、重大事故的预防、预警。类似天津塘沽爆炸案的事情不只一次。比如1997年全国水利规划投资就是一个例子。文革以后,水利设施都老化了,7亿元人民币不足以解决问题。朱镕基说要大大增加,但是各部门都说没钱,到最后也就多加了7亿。1998年,长江大水灾爆发,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200亿元一步到位,从而证明这个钱是有的,可是在理性决策上无从体现出来。

  为什么不能早点拿出来呢?早点拿出来就无需使用200亿,每年增加10亿,持续十年100亿,不但用不了这么多钱,而且危及半壁江山的大水灾根本就不会爆发,全国伐木工人也无需改行去“植树造林”。可见,当年钱没用在刀口上。据此,可见中国人确实不重视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此其二。

  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灾害,政府利用一党执政的有利条件,调动全国资源,那就什么事都能做成。当初日本福岛核泄漏以后,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军队过去应急救援,飞行员不愿意去,陆上自卫队也是裹足不前,结果也没有军法惩处,因为自卫队不是军队,没有法源可据。

  中国却完全不一样,总参谋部应急办公室处理重大事故,全国应急专业队伍有九万五千人,出动迅速高效,包括SARS病流行时解放军调动医生护士去小汤山,他们知道SARS病的危害性,可是接到命令就坚决执行。所以说,中国的救灾体制比日本有效得多,

  可是,在预警、预防这方面,中国的决策机制却是一大短板。问题在于,中国决策机制的综合后果是成本大,后遗症也多,而且出事以后不吸取教训,以致事故反复发生。此其三。

  (作者系本刊特约主笔、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该中心是美国大学中规模最大、最具声誉的智库)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4

旧文章ID:7504

尹继武:希拉里的政治人格和认知风格预判及其政策思考(上篇)

0

作者:尹继武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2016年美国大选日趋逼近,对于主要候选人的观察也日显重要。希拉里是民主党的核心候选人,根据目前的观察,她成功获取民主党候选人的希望很大,至于是否能够问鼎白宫,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也有诸多有利因素,使她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鉴于提前进行政治分析和政策预判的需要,基于政治领导人心理分析的基本手法,对她的政治人格和认知风格等进行剖析,尤其指出在政策层面、对华政策偏好和行动层面需要预防的要点。

  性格类型

  政治心理学关于性格的研究,为剖析希拉里的政治性格能够给予一定的启发。《总统的性格》提供了一个较为实用的框架,基于两种基本的维度,即对于工作的投入程度和是否享受总统职位的成就感,将总统或领导人分为四种类型。具体为主动积极型的领导人属于工作狂,也非常享受作为最高领导人职位;主动消极型则工作热情投入,但似乎不太喜欢领导人职位;被动消极型则不太热心工作,而又喜欢总统的职位。最后是被动消极型,既不热情工作,也不享受总统的待遇。这种简单实用的划分,对于我们认识总统及总统候选人的性格、工作风格和政治行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微观基础。

  从第一个维度,希拉里是属于非常主动积极的。她是典型的工作狂,而且在领导人当中也是非常热情投入工作。这一点,与她积极开朗,从年轻时就热情参与公众政治生活是紧密相连。在大学时,她就积极投身于妇女权利等公益群体组织活动。从克林顿在地方从政开始,她开始逐步介入政治生活,在克林顿的竞选、施政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而且,她属于律师职业出身,在公共场合久经考验,所以,政治生活对于她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这是她个性中非常外向和公共性的一面。

  在奥巴马任期,她出任国务卿一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繁忙的国务卿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为忙碌的领导人之一。依据相关资料统计,她在4年任期内,出访超过100个国家,行程累计超过100万英里。基于上述种种分析判断,希拉里是个天生的政治狂和工作狂,她喜欢政治生活,也乐意从事政治职业。

  从第二个维度,希拉里是享受领导人职务的。她属于外向公共型,喜欢各种挑战,性格积极乐观,勇于开拓政治生活中的新境界。在作为克林顿的夫人,为克林顿竞选地方和国家领导人时,她便逐步调整角色,积极辅助克林顿在政治上的成功,而且经常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经常因言论而引发公众形象危机等。但经过几十年政治生活的历练,希拉里对此应对已游刃有余。诸如在总统竞选期间,面对邮件门等各种政治上的攻击和丑闻,她和团队也能较为老练应对,在公众危机上处理不是太大问题。

  综合判断,希拉里属于政治人物性格类型中的主动积极型,她对政治生活很熟悉,也积极热情投入,工作对她而言是一种核心的生活内容,喜欢接受挑战。对此的一些启示和政策意义是:

  1)希拉里的综合议程设置能力很强。政治生活是很熟悉的,在内政外交上,她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对于政治生活及其操控,她也是非常熟悉和熟练。基于此,在全球议题和中美双边议题上,均应做好议题应对的政策预判,更进一步,对于一些议程,中方可适当进行先发制人的议程设置。对于希拉里可能对中方的各种不利言论,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要有相应的政策应对提前方案。比如中美网络安全、经贸、南海议题、人权等相关议题,她均有直言不讳的批评声音的可能。

  2)作为一位主动积极型的政治人物,希拉里很可能会选择积极进取的幕僚,这也与她的性格一致。因此,希拉里任期是属于问题解决型的,她不会回避中美之间的现实问题,反过来,也可能为中美之间解决问题提供了机会。这方面与克林顿较为类似,克林顿也属于主动积极型。因此,希拉里对于中美关系尽管有各种挑战,但并非仅限于破坏的目标,也有利于建设的一面。

  领导人特质

  从权力需求来看,希拉里是十分向往问鼎白宫,即美国的最高权力位置的。从其自述来看,她和克林顿都是一心“为国效力”,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的美国人。加之如上所述,她对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一向非常热心,从小就得到了大量的政治实践锻炼。而从内向和外向性来看,她也是非常外向的。由此观之,希拉里是个政治迷,也是天生的政治人物。外向性决定了她会采取较为开放和开明的合作政策,所以依此预期,她对于中美关系绝非简单直接强硬的一面,也是存在诸多的谈判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权力需求高的领导人往往对于下属掌控力度大,主导性强,由此可以判断,希拉里自己对决策掌控力度较大,大部分决策将反映她个人的权力,因此她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势的总统,这预示着建立跟希拉里个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从对于信息的需求和掌控来看,她是个信息开放型的领导人。希拉里从学生时代积极投身社会和政治运动开始,就十分注重团队、群体和朋友等集体性合作的力量,在地方和华盛顿,她都是非常善于建立各种联系,掌握各种人脉,搭建各种平台,也较为善待身边的工作人员,重视工作中的友情和情感联系等。另方面,在决策需要的信息方面,她尽管是属于主见性强的领导人,但也善于依靠团队的集体力量,注重从战略和策略层面集合集体的智慧。如此,希拉里对于信息持开放性的态度,也注重依靠各种专家和班子的政策信息咨询和决策辅助。但另一个层面,由于较早从事政治活动,而且有着第一夫人的经历和国务卿的经历,希拉里对于外交政策的实际认识和操作也是非常熟悉,这决定了希拉里对于外交政策的实际运作是较为成熟的,具有非常好专业能力基础。由此可以预判:希拉里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成熟的,反观之,则不会出现非常冒然、震动较大的外交政策出台;对于信息的开放式态度,可能会避免做出简单化、教条主义的政策,这说明希拉里对华政策不会偏向极端,既不会完全的对抗和遏制,也不会完全的友善与合作,可能跟具体议题,其对华态度和政策存在差异。在对华需要较大的议题上,比如反恐、地区安全稳定、美国对华经贸等,美国的政策会有很多批评和要求,但不会走极端,还是存在考虑与中国合作的可能,而对于一些甚为敏感议题,比如宗教、人权、民族、中国的战略意图、军力增长、网络安全等,希拉里的态度和政策偏好可能朝向强硬,甚至会主动攻击,制造话题和难堪,这需要有充分心理准备和政策应对。

  从其政治世界观和策略来看,希拉里对于政治世界的道德判断有一定的基础,但不是完全从黑白善恶的角度出发考虑一切,其对于法治和秩序的强调是重要的基础。这决定了希拉里的意识形态光谱里,对于不同体制的社会主义中国,仍是政治上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中国不能报以太大希望,而且基于希拉里对于政治价值的非常坚定的信念,这种政治认同的冲突也将会非常明显。其次,上述并不能直接推论,希拉里对于中美关系的预期是冲突的,她可能将非常期望通过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规则力量,对中国的行为加以约束。因此,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仍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对外战略,亚太的重心地位不会改变,南海、中日和东北亚的冲突仍是重点。随着中国逐渐树立规则,比如防空识别区、对争议岛礁巡航常态化、台海的可能和平协议等推进,希拉里将在这些领域会有较大的行动,目的在于压制中国的规则和秩序塑造行为和愿景,彰显美国力量的存在和主导作用。

  对于策略的选择问题,一则希拉里素以强硬而著称,武力使用是一个较为高概率的选项。在反恐、塑造中东秩序和亚太秩序方面,美国的武力显示和可能使用,是一个概率较高的选项。基于美国实力的下降,希拉里政治抗争经历的考察,希拉里可能不会将武力作为第一选择,她频繁的外交活动表现美国外交网络的编织是最为重要的选择,包括加强在热点地区的安全网络、军事盟友关系的建设,巩固和加强传统安全利益的维护等。其次是妥协与合作可能性考察。希拉里政治经验丰富,在第一夫人、地方选举和自身参选过程中,也是久经风雨,妥协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依据历史观察,强硬和富有进攻性是一个核心的特点。妥协与合作的可能,更多体现在她对中美关系大局以及历史遗产的判定方面。

来源时间:2015/11/24   发布时间:2015/11/23

旧文章ID:7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