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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下一任美国总统很不好当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纽约时报

  在看到各种辩论和这许多竞选总统的人后,我不禁想问: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想干这份工作?你们意识到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奥巴马的头发开始花白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意思是,空军一号确实很棒,但总统现在要面对阿富汗、ISIS、共和党自由党团(Republican Freedom Caucus)这些难题——更不用说很多人、很多地方、很多事情同时都开始垮掉。

  想想今年最可怕的新闻吧。上周五,《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道称,“司法部指控一名马来西亚黑客窃取美国军人的个人数据,并将其发给ISIS恐怖组织,ISIS号召其网上支持者对这些军人发起攻击。”文章解释说,今年6月,阿迪特·弗里兹(Ardit Ferizi)“侵入一家美国在线零售公司使用的服务器”,“获得了约10万人的数据”。弗里兹是一个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裔黑客团队的头目,该团队自称“科索沃黑客安全组织”(Kosova Hackers Security)。

  文章说,弗里兹“被控将数据发送给ISIS成员朱奈德·侯赛因(Junaid Hussain)。侯赛因是英国公民,今年8月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些链接资料,其中包括1351名美国军人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的姓名、电邮地址、密码、位置和电话号码。他还警告说,ISIS“战士……会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取了你们的头颅!”FBI特工跟踪弗里兹“来到一台网络地址位于马来西亚的计算机”,那里的警方抓获了他。与此同时,侯赛因也在叙利亚被一架美军无人机击中身亡。

  天呐:一名身在马来西亚的阿尔巴尼亚黑客,在Twitter上与ISIS圣战者合作,在网上恐吓美军士兵——然后我们用无人机打死了那个圣战者!

  欢迎到未来战争:超级大国对阵超能怒汉——以及一个网络罪犯和网络恐怖分子团队。这是一个技术驱动拐点的副产品,下一任总统就将面对这个拐点,在未来四年,它会让如今的辩论看起来像是可笑的老黄历。

  我出生于冷战时代的开端。那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用枪指着对方的头,“共同毁灭原则”让双方都无法轻举妄动。但我们现在知道了,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和非洲扶植的独裁者压制了宗派冲突的火山。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相对稳定的时期。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让位给民选政府和自由市场。在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从未质疑过北约的东扩,而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推动了公司盈利能力的上升,劳动力及商品成本的下降。利率保持在低位,尽管没有大学学位的男人收入有所下降,但由于房价上涨、次级抵押贷款出现、信贷宽松、税收下降和女性加入劳动大军,很多家庭的收入在持续增长。

  “直到2000年,年轻一代95%以上的人都比上一代过得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主任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说。因此,即使与中低阶层相比,富人变得越来越富,“也没有导致政治动荡,因为中间阶层也在上升,”而且他们坚信会比父母一代更加富有。

  但在过去十年,我们进入了后后冷战时期。技术、经济及气候压力确实暴露了中东及非洲的问题,引发了独裁者无法压制的宗派冲突。坏人被赋予超能,对ISIS来说,“共同毁灭原则”不是一种威慑,而是打开了通向天堂的大门。机器人为奶牛挤奶,IBM的电脑沃森(Watson)在《危险边缘》(Jeopardy)知识竞赛栏目中获胜,还打败了你的放射科医生,因此,每一份体面的工作都需要更多的技术及社会技能——以及不断的学习。在西方,少量年轻人将需要为现在已经退休的婴儿潮一代人支付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障费用,他们将活得更久,而这些年轻人背负了数十亿美元的大学学费债务。

  “突然间,”多布斯说,“认为自己不会比父母富有的人的比例,从零增长到了25%或更多。”

  当你在向前发展时,你会相信这个体制;你不在乎谁是亿万富翁,因为你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但多布斯又说,当你停止前进,你就会“对这个系统失去信心——无论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离岸外包、移民,还是传统的共和党人或传统的民主党人。因为它们总会通过某种方式让你觉得,它们对你是不利的”。

  这就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国、ISIS哈里发在阿拉伯世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俄罗斯引发共鸣的原因。他们都承诺,把让我们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传统精英推翻,建造抵御变化、抵御超能怒汉的屏障,这样就能恢复冷战或后冷战时期的确定性及繁荣。他们都是假先知,但他们承诺要阻挡的风暴是真实存在的。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4

旧文章ID:6686

中国和美国是长期敌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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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博 等  来源:共识网

  “中美是长期敌人吗”这是一个被很多人讨论过很多遍的老套命题。然而,经过这么多轮的讨论,答案似乎仍旧扑朔迷离。2015年10月14日,全球著名的辩论赛组织“智能平方”在纽约邀请了四位重量级的国际问题专家,再次就这个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参与辩论的两方分别为——正方: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反方为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

  辩论赛采用传统的牛津辩论赛模式,双方就同一个命题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开赛前和辩论之后进行投票,能够最大程度的改变观众态度的为辩论赛的胜方。在此次辩论中,戴博和陆克文的观点赢得了胜利:即中美不是长期敌人。

  观众投票结果

  辩论之前 辩论之后

  赞同:27% 赞同:32%

  反对:35% 反对:56%

  未决定:38% 未决定:12%

  一,正反方开场发言主要观点

  米尔斯海默:美国从来不能容忍实力对等的竞争者

  中国和美国将长期成为敌人。我们的论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坚持,这并不是说两国要注定战争,而是说,两国会成为长期的敌人。我们要看到,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一直是敌人,但是好在两国从未交战。当然,美苏关系并非中美关系的模板,我们要强调的是,中美会成为敌人。其次,我们讨论的是未来走势,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国际政治或者大国政治的理论基础。原因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未来,因为未来不是现在,未来还没有发生,证据还没有出现。

  我方的理论能够解释我们所认为的中美关系在未来的走势,当然也要能够解释过去曾经发生的大国兴衰,它还得适用于当前的局势。我会进一步介绍这个理论如何能够解释中美注定在安全防务上成为彼此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涉及军备竞赛、危机管控、代理战争等一系列问题。

  我认为,国际体系架构有以下三个特点驱使国家之间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而彼此激烈竞争。第一,国际体系至上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威存在。各个国家就是台球桌上的一盘球。也就是说,一旦一个国家遇到麻烦,找不到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它。国际体系中,永远没有人接听911急救电话。这事实上是一个自救的体系。第二,所有国家都具备一定程度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在这个体系中,一些国家永远具备较多的军事力量。这个体系的第三个特点跟意图有关。一国切忌将其他国家未来政策的意图神圣化。以中美之间来说,美国永远不知道中国在五年内、十年或者十五年内会由谁来执掌政权。同样,中国也无法知道美国在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内国家领导人会有怎样的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中,一个国家遇到麻烦向另一个国家求救,结果会发现你所寻求帮助的对象恰恰心存歹意。这个时候,你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只能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我童年时就有这样的体验。在纽约市的儿童活动场里,孩子们都想变得个头最高或者表现得最坏,要不就无法保护自己,无法在那个空间里生存。这并不是因为本意就要作恶。在那个空间里,你变得越强大,就越安全。所以,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国家的目的就是两点:一、主宰该国所在的地区;二、确保没有实力对等的竞争者。总的来说,就是要确保国际体系中不会出现第二个类似的国家,具有类似的实力主宰其所在的地区。

  也就是说,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国。大多数美国人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和他们之后的领导人却一直通过不断努力,让美国能够主宰西半球。这包括美国曾经对大面积领土的征服,也包括美国确保在美国-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美国-巴西以及美国-危地马拉这几组关系对比中永远处于力量绝对优势,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些国家永远没有办法给美国制造麻烦。美国完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奠定了门罗主义。我们成功地将欧洲势力阻挡在西半球之外,并明确的告诉他们在这个地区他们不受欢迎,美国不希望任何强大势力远道而来进入西半球。这样美国才在西半球确立起了自己的主宰地位。

  美国的第二个目标是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如何确保全球不存在实力对等的竞争者。美国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有过四个潜在的实力对等的竞争者: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扮演了力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或者亚洲的主要角色。同时,美国还成为把它们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最主要国家。 美国从来不能容忍实力对等的竞争者,美国至始至终都要确保其对西半球的主宰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确信这个国家会变得原来越强大,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走向强大的国家未来将如何管理和安排其军事力量? 我的观点是,中国将会效仿美国,而且无法不这样做。美国如何主宰西半球,中国就会如何主宰亚洲。如果在座各位是北京的国家安全顾问,难道你们不希望中国比四邻国家都强大的很多吗?中国人认为他们过去所遭受的是民族屈辱,这个经历让他们完全明白国家贫弱会给人民带来什么。他们很清楚过去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强权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有充分理由希望自己国家变得非常、非常之强大。所以,我认为,中国会将美国赶出东亚。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美国可以为自己树立门罗主义,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门罗主义?所以,我认为,中国将会主宰亚洲。

  戴博:中美现在根本不是敌人

  我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能够生存,而是如何能够不断繁荣。按照对方辩友的思维,中美两国处在一种基于本能生存的最低级的生命层次里,这是一种无比晦暗的生存状态。我和陆克文今天要全力反驳这种逻辑,我们认为这种生存状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中国会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中国人对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理论非常重视,他们阅读地非常认真。即便米尔斯海默教授告诉中国人在东半球建立霸权是个不错的想法,在战略上也有充足的理由,但他实际给每个人描绘出来的世界是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接受并且要竭力避免的。事实上,米尔斯海默教授刚才也已经说过,如果任何国家要按照他告诉中国的那样去行事,美国一定会把它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他的理论也再次说明,如果大家努力运用智慧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就能够避免生存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

  在过去的37年里,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价值观不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尽管这段关系之间已经存在着激励的竞争,这两个国家一直在不断努力避免敌对,也从互相接触中获益巨大。我的观点是,中美现在根本不是敌人。

  今天,我会按照对方辩友的逻辑向大家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番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不仅中美两国不是敌对关系,而且人人都会竭力避免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生存。陆克文会接下来说明社会科学理论前瞻性预测范式的不可靠性。他会向大家证明,即使中美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两国仍然具备意愿并拥有多种方式将冲突限制并化解在和平价值的框架内。

  那么,什么是敌人?敌人这个概念就意味着,彻底敌对的力量之间彼此针对对方心存恶意。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敌人之间都会发生战争,但是战争阴云却永恒笼罩在敌对关系之间。在这场讨论的一开始,我就想强调一点:中美关系转变成敌对关系的这种威胁性的确存在,而且,大家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具备避免出现这种结局的智慧。刚才对方辩友已经为中美关系敲响了嘹亮的警钟,他们相当成功地描绘了中美关系极其晦暗的前景。

  但是,我想在此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考量,中美关系现在并不是敌对关系,美国也并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事实上,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在支持、协助并且与中国一道共同努力实现中国的崛起。能够证明美国长期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的证据不胜枚举、俯拾皆是,几乎是一边倒。中美都获益于此,而且中国比美国更加受益。

  我们来看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市场是美国公司业绩表现以及美国就业的关键因素,这些公司包括苹果、通用、高通、英特尔、IBM、宝洁、可口可乐、强生等。另外, 从中国进口的价廉货物也极大地帮助了美国低收入人群渡过2008年金融风暴对他们日常经济和生活上的冲击。

  中国投资美国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540亿美元,为美国提供了8万个工作岗位。到2021年,中国在美国的游客总数将达到730万,为美国带来850亿美元的年收入。美国受益于中美贸易,更受益于中国来美的人才。自1979年以来,已经有两百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其中很多人现在仍然服务于美国社会。有超过两百万的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除去墨西哥人和印度人,中国人已经是美国社会的第三大外来移民人口。他们为美国社会付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已经有十位移民美国的美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学金,其中有五位是出生在中国。布鲁克斯先生所在的传统基金有我的一位好友,他几年前说:“中美关系现在不仅仅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更是私人关系。”

  中国人已经变成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甚至同在一个教会的教友。我并不认为关于个人生活的这些方方面面在这场国际关系的辩论中会显得无足重轻。相反,这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理论似乎根本无关个人福祉。他认为,在这个无秩序世界里是主权国家在纵横捭阖。而我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类的个体难道不是大国争霸的最大牺牲者吗?中美变成敌人的结果,米尔斯海默教授已经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最后一章为我们做出了描述。即便中美能够避免全面战争,将仍然面临各种危机、战争威胁、军备竞赛、代理战争等等,他还详细描绘了中美将第三国卷入两国大战的局面、两大阵营之间彼此实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以及为了延长战争进行消耗战等等。显然,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第三国家的人民都将为这些愚蠢而昂贵的战争行为付出惨重代价。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限于此。我的观点是,中美转为敌对关系将是美国对自己一贯以来秉承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米尔斯海默教授一再强调,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不是帮助其加速发展。他又进一步主张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霸权位置,就要采取措施去损害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福祉。对方认为,既然有社会科学的理论依据,中国有意图更有实力,所以中美现在就是敌对关系,将来长期也只能作敌人。

  对于这样危险的观点,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全力去回应和反驳。因为它与过去两百年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弘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美国一直向世界包括中国宣扬自由民主体制、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我们告诉大家,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国家的发展,也有助于大家共同繁荣。美国可以与世界一道分享在教育制度、科学和科技领域方面取得的成就。而这些我们一直弘扬的价值观对于米尔斯海默教授来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

  陆克文和我今晚的信息是你应该对这个命题投反对票,美国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长期的敌人。我们的对手在指出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方面是正确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进行这场辩论。但是对于如何应对和管理这些挑战,我们是有选择的。

  二,辩论环节精彩之处

  米尔斯海默:给我举个例子哪个国家有实力在地区称霸却没有称霸?哪一次美国遇到潜在竞争对手却坐视不管?没有。

  戴博:我觉得中国的确有能力,我也同意对手说的中国会乐意成为东亚的霸主。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想要什么。国际关系的问题在于中国和美国分别愿意接受怎样的最终局面。中国受到了遏制,因此不可能心想事成,中国也清楚。因为它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有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遇到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在放缓,美国的股市也受到影响。还有空气污染、水污染,以及更难治理的土壤污染;华北的水资源短缺;国家的收入不均,社会保障不力,问题太多了。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维稳,维持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就在国际上遏制了他们。中国没有盟友,没有软实力,也不像当初实行门罗主义时的美国一样被强国包围。

  布鲁克斯:我认为戴博关注了能力,没有关注到中国的抱负和野心。如果中国有野心,那我们就是对立的关系。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能力做。大家一味关注中国的崛起和军队现代化的问题,但是敌人并不意味着战争。看看字典就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反对某件事某个人。我们现在和中国已经是这种关系。

  戴博:我看了好几本字典了,敌人和对手、和有野心的国家都不是一回事。中美关系有对立的一面,并且还在深化。这样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克服。但中美关系也有合作的一面,比如气候变化、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维和行动等领域。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美国提供资金最多,中国派遣人员最多。相比遏制苏联时与苏联的合作,我们和中国的合作关系要紧密得多。我们对待苏联没有像今天对待中国一样给他们最好最聪明的学生提供教育。所以这不是遏制。有敌对的一面,但也有其他方面。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进行平衡,如何确保偏重合作。

  米尔斯海默:我想要回应戴博的观点。没错,经济交流不是对抗,安全层面则有对抗,所以不能和冷战进行对比。但可以比较的是一战前的时期。因为一战前,我们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也相当密切,也有激烈安全竞争,主要围绕德国。最终的问题就是安全竞争与和平的经济交流哪一方更重要。答案是安全竞争。布鲁克斯和我的论点就是安全竞争比经济合作更重要。

  陆克文:先回答主持人之前问而我们没有回答的问题。他(米尔斯海默)的决定论对一段历史并不适用,那就是二战之后。英法德这三个国家互相撕扯几个世纪,想要在地图上抹去彼此的国家,最终在1945年以后决定停战,利用外交方式最终创造了不甚完美的欧盟。

  关于英法、法德关系的历史决定论最终通过外交建设瓦解了。欧盟成立了,你可以批评它的经济表现,但至少70年来欧洲没有出现战争。这是外交干预。在中美关系中,我认为积极的经济交流相当可观,摩擦冲突也有不少,但整体而言,在安全方面以及在其它方面都有很多的困难,也有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如两国现在怎么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等。

  布鲁克斯:我要说两国都尽己所能维护和强化本国的利益。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我们在太平洋的贸易比与欧洲的贸易要多。我们在太平洋有盟友,也有防御和安全责任。途径南中国海的贸易额有1.2千亿美元。

  美国努力保护自身利益并履行义务。当然美国可以选择不保障自身利益,不在太平洋争取人民的利益,让中国称霸。但是我不觉得国家是这样运行的。中国人要争取自身利益,美国人也一样。问题在于中美利益的不一致,这也是竞争和对立的来源。

  三,正反方总结陈词

  正方布鲁克斯:中国总是提到在列强压迫下的百年屈辱,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认为中国不愿意再受到屈辱,并因此计划让中国恢复昔日作为“中央王国”的荣光。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这个意思。实现这一点,最大障碍就是美国,所以,就像目前各个领域的分歧和军事实力积累显示的一样,中美两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与影响力角逐,并可能触发70年来的第一次大战。这都有可能。

  不管我们是否乐意看到,中国和美国是敌人,是和美国-伊朗,美国-北朝鲜一个级别的敌人。

  ( 中美为敌)情况就是这么严重。我们是敌人。两个国家都有相同的目标,这就是高居于国际体系的顶端。除非一方放弃竞争或者另外一方默许挑战者的崛起,否则,两国的敌对状态不会改变。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指一方放弃)不太可能发生。我们谈论的对手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现在已经是个超级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是长期的敌人。我推荐你们投赞同票。

  正方米尔斯海默: 预估未来必须要有理论。对方认为存在如何通过媒介或者外交解决冲突的理论,他们相信两国之间的竞争可以管控。而我却不这么认为。我想问对方:看看美国外交过去20年的表现,你们还有多少信心?你们是否还有信心说美国领导能够成功管理这种关系?我们看看未来的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你们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再看看乌克兰。我认为美国外交碰哪哪瞎。这已经非常明显。对方辩友的理论如果要成立的话,我们美国这边就需要出现无数个俾斯麦,前赴后继。而且,在中国那边,也要有无数个俾斯麦。不仅仅如此,再看看我们美国周围有多少个盟友巴不得将美国卷入战争。菲律宾会出现很不理性的国家领导人,日本也会有相同情况。各种危险情境不断交织,美国很容易被卷入战争,而对方辩友却寄幻想于俾斯麦式的外交家在各个国家同时再生。

  我的观点不会让在座的大家感到舒服,对当前局势感到满意,恰恰相反,我们能够说服在座各位的,正是由于我们会让大家感到对当前局势非常的不安,事实上,当前局势的确是非常让人沮丧不安的! 大家应该正视这个非常让人不安的局势。我热爱中国人民,喜欢到中国,我不愿意危言损听,但是,为了能够很好地把握当前的大局,我们必须客观现实的看待和分析未来走势。而对方辩友看待这个问题却并不现实。

  反方戴博: 米尔斯海默教授也承认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较笼统的工具。即便有更加精确的社科理论,也不过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众多工具之一。 更多解决问题的方式还包括巧妙、有创造性的外交、利益均衡、谨慎克制、使用能撬动经济和政治力量和影响力的杠杆性的工具、美国的道德感召力、美国军事力量的阻吓作用、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其它国家的观点和利益考量,共同打击跨境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所有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可以充分为中美双方灵活使用,来解决中美关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多样的解决方式足可以让中美双方不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避免在未来成为敌人。

  我们这代人不会眼睁睁地见证大国关系一步步迈向历史性的倒退。诚然,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危机,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动其实远远超出了这些危机的发生频率和次数。友好合作和互动比动用军队和军事部署更容易解决问题。中美两国都必须更加理智和巧妙的构建和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而重中之重,正是要让中美双边避免从合作共存坠入只有依靠你死我活和丛林野兽哲学才能生存的深渊。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并不是命中注定就要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我在一个智库工作,有时候很难向我的孩子解释我的工作。我不是一个消防队员或者警察。当孩子问我的时候,我会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了避免中国和美国打仗。那天晚上我正准备这场辩论的时候,我的二儿子——他出生在中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六岁,他的母亲是一位中国人——问我,“爸爸,如果中国和美国打仗,我应该为谁而战”?我告诉他:“你应该为美国而战,但是应该避免到那地步。”中美不应该到那(打仗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也不注定就是敌人。我们鼓励你投反对票。

  反方陆克文: 作为你们在太平洋的一个亲密盟友的前首相,作为你们20世纪历史最悠久——与你们并肩作战应对每一场战争的国家——并且这种友谊会继续持续到21世纪的盟友,我做出以下提醒。

  我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讨论。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系列喜爱美国的深厚理由:你们的世俗传统,著名的民主,经济的创造力。坦率地讲,在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中,美国的表现一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困难的辩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情况,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英语国家,一个非西方国家,一个非民主国家,并且这个国家正在朝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迈进。在我过去35年,以不同身份——学生、学者、商人、议员、外交部长、首相——与这个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了如指掌。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复杂性,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你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但我仍旧要这样说:这不是一层不变的,我们不需要面对长空,说美国和中国目前是以后也是长期的敌人。在我看来,华盛顿和北京的重要人士都不想要战争。在我过去十多年的经历中,我见过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外交的挑战就是要确保阻止(战争的)发生。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你们孩子的未来,我请求你们投反对票。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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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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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巍,张玉环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

  【内容提要】1985 年美国和以色列签订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 以来,FTA已经日益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2009 年之后,美国先后在亚太地区推动TPP 谈判、在大西洋地区推动TTIP 谈判,并在WTO框架下推动TiSA 谈判,这三个谈判将重塑世界贸易格局。作者从理论折中主义汲取学术营养,试图初步构建一个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更有效地解释美国在过去30 年里推行FTA 战略的内在逻辑以及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中正在全面兴起的FTA 竞争。这一理论重点阐述三个基本论点: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FTA 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各参与国都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作为国际制度的FTA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权力工具,以追求自身的私人目标,美国在过去30 年的三个FTA 谈判阶段中分别追求施压多边谈判、强化安全联盟和重建国际规则三个私人战略目标;以FTA 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制度竞争既是主导国权力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竞争。

  关键词:现实制度主义;自由贸易协定;国际制度竞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

  作者简介: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玉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实习员。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主导建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在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方面显得日渐乏力,世界各国之间纷纷缔结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以满足对深度贸易自由化的需求,这掀起了新一轮的地区主义浪潮。截至2015 年,各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备案并且已经开始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多达236 个,全球已经形成了异常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WTO 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进一步受阻,各主要经济体更是通过加快FTA 谈判来应对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捍卫者,③美国曾经以非常矛盾的心态看待国际贸易体系的区域化现象:一方面,美国不希望持续兴起的FTA 破坏其主导的GATT/ WTO 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愿看到自身在FTA 大潮中被边缘化。经过短暂的犹豫,美国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转变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由单一支持GATT/ WTO 框架之下的全球贸易谈判转为同时注重双边、区域和全球谈判的多轨模式。从1985 年美国同以色列签订第一个双边FTA 至今30 年的时间里,美国已经同20 多个国家缔结了FTA。不仅如此,目前美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诸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三大谈判(简称“3T”谈判),“3T”谈判一旦最终成功达成,将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躬身垂范,大力支持FTA 谈判,这也进一步加快了FTA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流行。

  美国为什么从最初反对和拒绝FTA 谈判,发展到积极推动FTA 谈判? 美国领导的FTA 为什么能够受到成员国的欢迎和支持? 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安排的FTA 究竟是自由主义所说的贸易公共产品,还是现实主义所说的主导国的权力工具? 回答这些问题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美国FTA 战略的内在逻辑,又有可能带来一些国际关系理论上的突破。

  与GATT/ WTO 相比,FTA 是国际贸易体系中近几十年来不断兴起的一种双边或区域层次的贸易制度形式。既有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待国际制度的视角都不能有效解释美国的FTA 战略,它们分别过于强调制度的权力属性和公共属性。本文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基于范式折中(eclecticism)的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框架,以有效分析美国30 年FTA 战略的逻辑及其影响。根据现实制度主义的相关论点,FTA 作为国际贸易制度安排既是一种能够服务于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同时也能够被主导国“私有化”,服务于主导国特有的私人战略目标;由于全球层面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迟缓以及大国间贸易权力的转移态势不断呈现,以FTA为代表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特征。

  本文首先在第一部分阐述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论点,然后在该理论框架下分别阐述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领导的FTA 谈判如何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增进了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同时它又是如何被用作制度工具来帮助实现美国的私人战略目的。在最后一部分,本文用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框架总结美国FTA 谈判的基本特征,分析国际贸易体系中正在全面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及其对全球贸易治理的影响。

  通过对国际贸易体系中不断兴起的FTA 这一现象的观察,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范式折中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并阐述了如下三个基本论点:第一,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FTA,带来贸易开放的扩大和相关贸易规则的确立,是国际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各参与国都可以从中增进本国利益。美国领导的FTA也是美国向成员国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制度的FTA 也可以被主导国“私有化”为维护本国特殊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领导的FTA 被用来服务于美国更加广泛的国际战略目标。第三,以FTA 为代表的国际制度竞争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制度竞争一方面是制度主导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另一方面也是主导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竞争。美国FTA 战略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美国相对于成员国的权力地位,也取决于美国通过FTA 为成员国提供的公共福利的大小。国际制度竞争的后果可能会促进国家间合作,有利于全球治理,但也有可能造成“制度过剩”的局面,加剧市场的扭曲。

  现实制度主义不仅可以说明和解释贸易领域中的国际制度竞争现象,还可以被推论到金融领域。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本位制既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公共产品,也常常被美国用来服务于其私人目的。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直抵制对国际金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其目的就是捍卫这些国际制度对于美国的私有特征。这促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通过“建制”努力不断向美国施加制度竞争的压力。中国先后倡议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两大区域性开发银行,同时还积极推动构建东亚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这些新的国际金融制度将对旧制度产生竞争压力,迫使它们完善自身结构、提高运行效率。而金融领域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构成检验现实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框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试验场”。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4

旧文章ID:6684

【利用听证反击 希拉里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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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希拉里向众院班加西事件特别委员会作证,为两党提供派系斗争材料,可是希望借此阻挠她的问鼎雄心的共和党委员,迄今并未发现他们寻求的确凿证据。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4

旧文章ID:6683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林肯·查菲宣布退出民主党初选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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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owThis  来源:新浪微博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林肯·查菲刚刚宣布,退出民主党初选。#NowThisPolitics##2016美国大选#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3

旧文章ID:6682

【中国学者:中英合作树榜样唤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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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微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中英合作实现史诗级跨越,双方签下的合作大单,所涉及的领域都是关乎国计民生。中国著名经济学者李稻葵认为,中国正在以世界级选手的姿态登上大国合作舞台。中英的深度合作也为中美,以及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合作导向作出了示范。(章希、雨丹 深圳报道 )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3

旧文章ID:6681

【美海军作战部长:南海是“大家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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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察者网  来源:新浪微博

刚上任一个月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近日表示,“这并不是以你的海或者我的海来看待南海,那是大家的海。你明白的,全球30%的贸易航线都要通过南海。没有人拥有南海,南海是开放的,就是公海。”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4

旧文章ID:6680

【日本公开否认派自卫队赴南海:那是美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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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23日表示,美国军舰在南海巡航是美国的事儿,日本不就南海问题发表立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2日也就美军向南海派军舰问题表示,日本不对美军作战内容发表见解,并说自卫队目前并没有具体参与南海的计划。详细: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4

旧文章ID:6679

【金立群:只有中国参加 亚投行也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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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微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21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亚投行筹备之初,中国决心即使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加入,也会成立亚投行。并指出,虽中国没有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但亚投行大门始终对美国敞开。(王冰汝、赖大立 华盛顿报道)

来源时间:2015/10/25   发布时间:2015/10/22

旧文章ID:6678

再成选举关键因素?蔡英文朱立伦频频与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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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距离2016年台湾“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民主进步党参选人蔡英文22日表示,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将加强与美国商会的关系,共同强化台美经济伙伴关系,携手推动各经济改革;她并强调,民进党有决心打造友善外资的经济环境。

  据台湾“中央社”10月22日报道,民进党22日晚间发布新闻稿说,蔡英文应台北美国商会邀请参加午宴,演说“美台关系:共同价值与利益的深化”。参加人数有近百人,与会者包含美国在台投资的企业代表及美国商会会员。

  蔡英文说,民进党未来执政目标是“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拓展台湾到世界各地触角,加强台湾在亚太地区促进和平与合作重要角色。”

  蔡英文表示,现阶段人民对现况充满不满与不安,经济困境首当其冲打击青年世代。为改变台湾,成功带动产业升级及转型,台湾不能再错过任何机会,须积极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及地区建立多面向合作关系、明确参与并投入更多嘉惠国际社会的计划。她说,发展这些对外关系的同时,也须降低台湾过度依赖单一市场,透过贸易多元化保护经济自主性。

  蔡英文表示,民进党有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决心,未来会善用过去推动台湾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经验,带领台湾连结世界,推进台湾国际参与及贸易自由化,让台湾准备好成为有贡献的TPP候选成员,进而顺利加入TPP第二回合谈判。

  被问及“未来如何推动府院合作建立共识”,她说,民进党执政核心价值是民主,加强决策过程透明、政府资讯公开及公共参与多元,是未来民进党政府执政首要原则。 蔡英文表示,要重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推动开放政府;当今社会最需团结与信任,政府须扮演促进沟通角色,弭平对立,产生共识,汇聚改革力量带领台湾走出困境。

  另外,中国国民党2016参选人朱立伦也正在规划访美行程。对此,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永乐23日表示,美方会提供相关安排与礼遇,该部门会配合提供行政协助。

  传出朱立伦访美行程暂时订在11月中上旬,林永乐上午受访时表示,美方表达得很清楚,不管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先前访美,或朱立伦即将访美,美方都会提供相关安排与礼遇。

  而对于接待规格是否会比蔡英文高?林永乐则表示,这个议题要问朱立伦较适当,台外事部门没有参与相关安排,只是配合他们的行程做一些行政协助。 林永乐并称,相信国民党党部规划完成后会对外说明,“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参与安排,也尚未接到行政协助要求”。

  至于美方对朱立伦成为参选人后的态度,林永乐说,美方对台湾内部情况很了解,也明确表示对选举保持中立立场。

  对于蓝绿双方的候选人近期纷纷试图“拉拢”美国的做法,“美国在台协会”(AIT)发言人游诗雅(Sonia Urbom)不评论与台湾“大选”参选人的私下互动内容,但强调欢迎任何一位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访美。她也重申,美方态度是2016年选举由台湾人民决定,美国期待与台湾地区的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合作。

来源时间:2015/10/24   发布时间:201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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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中东战略看“里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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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矛宁  来源:共识网

  引言:伊核协议乃民主党政府的草率外交决策?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参议院足够多的议员支持而得以动用总统否决权对共和党反对派进行阻击,美国民主党政府在伊核问题上取得了最后决定性的胜利,伊核协定的落实基本板上钉钉。

  然而,围绕着伊核问题的争论远未结束。而这一议题更是成为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绝对焦点。以共和党方面为例,到目前为止,已有诸多鹰派候选人,包括泰德.克鲁兹、马克.鲁比奥、卡莉.菲奥里娜等,在竞选活动中明确表示,若当选总统,则“上台第一天即撕毁协议”;而鸽派候选人兰德.保罗、约翰.卡希克在一方面明确表达反对伊核协定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表示,“上台后立即撕毁协定是政治上的不成熟……而美国也应该保持与伊朗对话渠道的畅通”。

  那么,这一协议的达成究竟是否是奥巴马政府在急于确立外交遗产的情况下的草率决策,或者说正像共和党所指责的那样,是美国对伊朗这一“邪恶轴心”不可原谅的退让?应当说,要想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并对伊核协定的长期战略影响作出评估,我们必须能够回答以下问题:与伊朗的政治博弈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背后的相关利益主体是如何影响这场博弈的?对于伊朗的国内政治乃至国家特性,我们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的判断?我们该如何从中东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伊核问题?可以又有哪些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借鉴呢?

  对于上述问题,本文的基本观察和判断是:接触、对话、协商,而非单纯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封锁甚至打击,是与伊朗进行战略博弈的最佳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力量通过现代传媒的方式发声,着力向西方世界的民众塑造一个亲民主、亲进步的伊朗形象、释放和平信号,并历史性地组建美籍伊朗人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外交决策,成功地与美国以色列人利益集团相抗衡;虽然短期看,反美、反以作为伊朗官方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不会有根本变化,但从长期看,伊朗国内的政教合一体制已有明显松动迹象,再加之中东地缘局势进一步碎片化,因此与伊朗改善关系、发挥伊朗在中东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中的现实选项;同时伊朗的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的长期演进,也为伊朗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而从历史经验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的美国冷战战略与中国国内改革相结合所导致的战略互动 ,尤其有助于理解当今伊核问题背后美伊博弈的本质逻辑。

  下面,本文将围绕上述观点展开详细论述。

  一 制裁?孤立?封锁?打击?

  究竟应该如何与伊朗进行战略博弈?事实证明,美国长期以来的中东政策,无疑是幼稚、草率而失败的,现在糟糕的中东局势也愈发使美国自身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而长期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孤立、封锁、打击,便是这一失败中东政策的组成部分。

  追溯对伊政策的历史, 2003年,伊朗被小布什共和党政府在“文明战争”的名义下正式定性为“邪恶轴心”,从此美国与伊朗对话的大门彻底封死。而值得讽刺的是,当时伊朗国内恰逢温和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上台,而哈塔米是非常愿意同西方改善关系的。我们看到,哈塔米政府与美国、西方世界接触的机会被一次次堵死,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愈加严重,造成伊朗改革派的议程根本无法实施,伊朗也陷入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困境。因此,伊朗亲改革派民众对改革派政府大为失望,反美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改革派与西方接触的失败以及在改善社会经济方面的无作为也为伊朗保守派提供了“反面教材”,使得保守派势力反弹。最终的结果便是极端反美、反以的伊斯兰保守派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致使伊朗国内的改革运动遭遇极大打击:“绿色运动”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遭软禁,民主运动遭空前打压。

  在外交方面,内贾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反美、反以政策,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加大对地区的军事介入,大力扶持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中东各什叶派少数势力等“代理人”,以此方式叫板、对抗美国的海湾逊尼派盟友,成为地区的麻烦制造者。也正是在内贾德时期,伊核谈判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西方对伊朗的制裁接连升级,却并不奏效,反而使内贾德政府愈发走向极端。

  应该看到,这样的结果虽不能说是美国单方面的责任,但这与小布什政府错失并浪费与伊朗改革派对话、协商和哪怕是仅仅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机会,无疑具有直接的关系。共和党的鹰派保守势力,其对宗教、文明等意识形态话语的诉诸,简单的贴标签、二分法式的判断,对国内政治逻辑的复杂性的忽视,对军事力量的一味倚重,是导致其外交决策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而后续的事态发展告诉我们,单纯的围堵、封锁,并没有使处于孤立的伊朗屈服,反而使得伊斯兰势力大规模反扑,反西方的宗教意识形态得到巩固——伊朗更加嚣张。

  而最为关键的是,伊朗在被逼入死角后,核武器便成为了其用以要挟西方的战略筹码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而再严厉的制裁也只会使伊朗更加孤注一掷,不断强化这一战略选择以及背后的民意基础。在谈判无法进行、国际社会无法介入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机制能够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朝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除非发动一场破坏性极大战争彻底颠覆伊朗政权。然而,谁都知道外科手术式的干预会造成什么后果:伊拉克已经为世人进行了演示。伊核问题实质上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两败俱伤、恶性循环的泥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和伊朗鲁哈尼亲改革的温和派政府的相继上台,为打破伊核问题的僵局提供了契机。而两国政府也都没有浪费这次机会,都重新走回了谈判桌上,本来早该打开的对话大门这才迟迟打开。

  现在即使是美国共和党内部,也已有人开始反思鹰派对伊政策的失误。正如鸽派总统候选人兰德.保罗指出:“对话、协商是外交政策的优先选择,战争是最后的无奈选择。冷战期间,里根与苏联人和中国人都进行了对话,最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现在,我们总不能在连伊朗人有没有遵守协定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贸然撕毁协定、把对话渠道封死。这无疑是重复长期以来错误的中东政策。”

  二 博弈背后的美籍伊朗人利益集团

  正如上文所述,事实证明鹰派的强硬手段非但不能使对手屈服,反而使矛盾升级,对立加剧。那么,通过谈判解决矛盾是和平主义者的空话呢?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外交决策者应该意识到,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国家特性、国家利益绝非简单的标签所能定义。尽管在外交决策中,国家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理性主体,然而事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是像朝鲜这样政治集权程度极高,社会同质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其内部的政治派别也绝不是单一的,何况是像伊朗这样一个社会成分复杂多元、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平的国家——虽然其社会被紧紧地嵌套、包裹在独特政教合一体制的外壳之中。

  而谈判的价值就在于,其过程具有相对的开放性,比起单方面制裁、封锁而言,这一平台有利于吸纳国家背后的多元利益群体的参与,增进其互动,降低信息不对称并化解猜疑、提高互信,为双方的博弈向着良性轨道发展提供更多的契机,从而使更多可行的选项从中涌现。而国家利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谈判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社会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使其被不断地塑造、再塑造,并向着有利于促进和平的方向发展。

  在此次谈判过程中,上述逻辑得到了清晰的印证。而首先,我们便不得不在此次谈判中涌现并发挥了重要影响的美国伊朗人利益集团说起。

  提到对美国中东政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人们往往会想到美国以色列人利益集团。然而,在此次谈判期间,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美国伊朗人利益集团。当然,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高、影响力巨大的以色列人利益集团相比,伊朗人利益集团显得极为松散,完全不可比拟。可以说,这一集团仅仅是为谈判而出现的。然而,这一团体借助发达的现代传媒手段,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该团体由美籍伊朗人牵头,在互联网上发起声势浩大的伊核谈判声援运动,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让伊朗国内各类亲改革派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向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伊朗人的和平讯息,力图消解西方民众特别是美国人对于伊朗的妖魔化形象,让世界知道,真正的伊朗社会内部是存在一个强大的亲民主、亲西方、反教权、世俗化的力量,而非仅有激进的宗教原教旨分子。伊朗人利益集团,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依托,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出色的形象宣传和公关,成为了向国际社会传递伊朗改革派信息的有力使者。

  在此基础上,该团体反复游说美国民主党,显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特别是考虑到,在以色列利益集团和美国共和党的共同努力下,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国会亲自阻击伊核谈判都没有成功。

  应当说,没有谈判和对话,就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能使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博弈——尤其被是美国长期忽视、在国内受打压的伊朗改革派势力。而通过各团体的外围参与,谈判更顺利地进行。而我们最终看到,协议实质上彻底剥夺了伊朗研制出核武器的可能。试想,假如继续维持过去的状态,那么正如上文所说,伊朗反而会在民族情绪得以强化的情况下,加紧研制核武器,并最终走向战争的深渊,使中东地区更加支离破碎。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伊朗人为何会让步,实质上放弃了核武?为何谈判而非制裁封锁才能够使之屈服?这就回到了关于国家利益乃至国家特性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如上文所述,这二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塑造、再塑造过程中。而谈判的作用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开放过程,实现国内政治社会与外交、国际政治的有机互动和相互塑造。

  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制裁封锁强化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社会民意基础,压制的是改革运动和对外开放,于是拥有核武器、对外挑衅便被定义为核心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而谈判对话则通过包容多元群体的参与过程,重塑国内政治议程,并整合社会的民意基础,同时促使国家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进行再定位,从而选择更加主动地融入其中而非刻意保持孤立,并调整国家战略,对国家利益进行再定义——融入世界体系,参与自由贸易,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才是更根本的利益,而非咄咄逼人的军事挑衅。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并非没有条件,而是依赖于伊朗国内政治的根本性变化——政教合一体制的松动。

  三 神权体制的松动

  的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走上了一条激进的神权政治道路,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制。然而,与沙特阿拉伯的政教合一体制不同,伊朗政体虽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其核心特征却是地道的西方式议会民主和分权制衡——当然在宗教集团的“监护”之下。

  其实往往被忽略的是,伊斯兰革命作为反对世俗独裁者巴列维国王的革命,民主也是其意识形态上的核心支柱。尽管革命后,政治迫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不同政见者惨遭杀害——从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到亲苏的左翼共产党人,然而伊朗的这一独特政体形式还是为政治民主留下了一定空间。根本原因在于,巴列维王朝为伊朗留下了宝贵的现代化、西方化遗产,伊斯兰革命也在原有基础上继承了一个较为现代、多元的社会结构,为伊斯兰式的制衡、共和、民主提供了整体上的社会基础。的确,伊斯兰革命,从性质上来说,更像是一场急风骤雨的民粹运动——但绝非是中国革命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因为它并未真正打碎原有的社会结构,更无力颠覆既取得的社会进步成果。看看如今的伊朗妇女便知,其受教育权、经济平等乃至社会地位等方面基本与国际接轨,而这些正是巴列维王朝的宝贵遗产。

  应当说,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论断是深刻的:伊朗革命是“纯粹”、“抽象”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把所有不同的阶层的目标汇聚为一个,那就是推翻国王政权;也就是说这场革命的逻辑无法被还原为任何阶级、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斗争。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教士,他们也并不具有单一的、明确的阶级、经济、社会、政治属性——他们倒更像是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革命之后,在伊朗诞生的为何是神权外衣里的民主政体这样一个“怪胎”。实际上,教士阶层“超越”了各具体的阶层而作为社会的“总监护人”,发挥意识形态上的引领作用;但具体的政治事务、社会事务却只能留给民主选举、代议制、共和制下的党派制衡和高度多元的社会。的确,理解的根本在于正确认识伊朗革命的属性,也就是从更深层次上认识伊朗社会在革命的巨大历史断裂中所经历的事实上的历史延续性。

  当然,这不是说神权统治、意识形态形同虚设,只是说,这样的神权政体并非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沙特瓦哈比模式意义上的宗教统治,而是必须要放到伊朗的社会历史变迁当中去解读其独特性。事实上,伊朗的教士阶层内部差异同样大,亦是伊朗社会内部各个政治谱系的反映——跨越了从霍梅尼那样的反西方极端保守派,到哈塔米这样的贯通东西的开明改革派。

  如今的伊朗,革命激情早已褪去,而伊朗社会的中坚力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早已厌倦了激进的官方宗教意识形态,并渴望他们的国家进行改革,摆脱孤立,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所以,当我们看到伊朗的体制竟然可以允许亲西方的改革派登上总统宝座,同时改革派可以发起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与当局对抗,并熟练运用现代传媒,以西方的价值观和话语表达方式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我们不应惊讶。

  所以,伊朗的体制到底松动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从短期看,该体制不会有根本性变化,我们也难以指望“反美反以”意识形态的根除。但要看到,伊朗的神权体制本身就是嫁接在原有社会躯壳之上的。而这样的“类民主”政体,对于伊朗社会的自身发展,就是具有相当包容能力的。

  而令人欣慰的是,美国民主党政府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成功地开启了对话,开启了美伊的战略博弈。

  四 从美国中东战略看“里根智慧”

  与伊朗接触带有明显的民主党特色,但我们可以更大胆推测,对伊政策的调整预示着未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势或许会发生更为根本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随着页岩气革命的来临,美国对海湾逊尼派石油国,尤其是沙特的战略倚重下降。而长期的事实一再证明,在安全上,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并非美国的可靠盟友,反而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最大金主。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沙特与伊朗在谋求中东霸主地位的“中东冷战”中,从来没有动机和诚意维护地区秩序,其目的不过是试图利用争端削弱对手,做大自己的实力,推广其瓦哈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默许、纵容、甚至暗中支持伊斯兰国武装便是例证。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中东地区这样的盟友。究竟是逊尼派瓦哈比主义的扩散更为可怕?还是什叶派霍梅尼主义?沙特与伊朗两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究竟哪一个更为“邪恶”?哪一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美国共和党人所定义的“国家恐怖主义”?

  现在看来,答案并非显而易见。所以美国人不得不重新作出思考。至少,伊朗的体制保留了部分的民主特征,社会结构更为现代化,国内也存在观念更为现代、更为西化、愿意其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的、作为政体有机组成部分的、因此是可以协商沟通的改革派群体。而可以想见的是,制裁解除后,随着伊朗分享自由贸易的果实,中产阶级逐步壮大,社会观念愈加开放,神权政体只会愈加松动,甚至趋于瓦解——伊朗成为土耳其式的世俗共和国并非没有可能,虽然可能是在遥远的未来。然而,伊朗毕竟是有这个潜力的。

  当然这绝不是说伊朗现在就可以立即代替沙特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伙伴——这是天方夜谭。不过,在沙特忙于以“代理人战争”方式策动中东各派势力自相残杀并赞助恐怖主义的情况下,美国与伊朗的战略接触至少对沙特是一个提醒;而这更是有助于美国战略手段实现多样化,有效制衡各方力量,稳定地区秩序——沙特或是伊朗,都不是地区秩序的生产者,而是破坏者,因此依赖任何一方都是无效的。就是说,美国如果仍然依赖海湾盟国主导地区秩序,便无异于放任这些国家借刀杀人,最终结果是,中东地区被撕成碎片——其实现在悲剧已经部分发生了。所以,与伊朗的接触是一个极为现实,当然也是颇为无奈的选项。

  如果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我们便会发现,今天美国与伊朗的接触,与80年代里根时期美国与中国的接触非常之类似。两国都被视为与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意识形态上皆与美国对立,然而,美国都与其进行了战略接触——不管是为了将中国作为分化冷战阵营的力量,还是出于把伊朗作为翘动中东格局的支点的目的。

  无疑,这就涉及到所谓的“里根智慧”:通过接触和对话,实现国际政治与对方国内变革的互动,将对方纳入到世界体系的普世主义进程之中,通过开放、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创造出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从势不两立的仇敌,变为合作互惠的伙伴。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段历史,或许有助于理解当今伊核问题背后美伊博弈的本质逻辑,并预测未来的事态。

  还好,现在接触还不晚——但前提是美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足够的政治决心将对话进行下去。问题是,如果下届总统果真是那些声称上任第一天即撕毁协议并重启制裁的鹰派共和党人,那么伊核协定的命运何去何从呢?美国的中东战略又将如何呢?但愿他们不要忘记了他们的偶像里根的智慧,希望他们会做出审慎而非冲动的选择。这才是伊朗人民、中东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音。

来源时间:2015/10/24   发布时间:2015/10/7

旧文章ID:6677

张锋:南海强硬派或正中美国下怀,国际法应创造性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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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锋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军队打算对南沙群岛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宣示”的消息,在中国政策圈、学术界和民间都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议。在网络上,“强硬反击”的意见占据了主流。10月17日北京香山论坛,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发言中提到“即使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也决不轻言诉诸武力”,引起一些网民的反对声。“强硬派”认为,美军宣示“航行自由”进入中国南沙领海,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因此必须予以强硬回应,甚至不惜一战。

  中国在南沙的“战略模糊”预留政策空间

  “强硬派”主张反击“美国侵犯”的心态可以理解,但在美军的“航行自由”将具体侵犯中国的哪些权益这一核心问题上,他们语焉不详、认识模糊。

  一种极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美军“航行自由”将侵入中国南沙领海。但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未公布在南沙的领海基线。我们已经公布了中国大陆、钓鱼岛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但并未向世界说明我们在南沙群岛的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具体内容和范围。

  中国用“九段线”提出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但如何用符合当前国际法的方式阐释这些主张,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例如,针对目前南沙扩建中的七个岛礁这一国际焦点问题,中国政府既未承认也未否认这些岛礁拥有12海里领海权。

  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南沙权益主张上模棱两可,是因为这些主张涉及复杂的外交、军事、战略与国际法问题。这里的最大关键是如何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造性地为我所用,最大程度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情况下扩大我们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

  但这并不容易。例如,目前扩建中的七个南沙岛礁之中,中国从未明确这些岛礁拥有什么样的领海与领空。这一“战略模糊”给中国的南海政策预留了空间和灵活性,并可以为逐步发展更合理有效的南海战略争取时间。

  中国舆论界“强硬派”反应正中美国下怀

  但现在,中国舆论界“强硬派”对美军“航行自由”的强烈反应,正在加大中国维持“战略模糊”的难度。

  “强硬派”似乎没有兴趣了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国际法层面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层面的复杂性),因此对中国外交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斟酌缺乏足够理解。

  更重要的是,“强硬派”的反应似乎正中美国之下怀,因为美国宣示“航行自由”的一个初衷就是要让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清晰化。中国军方一旦强硬反击,外交部将跟进解释,美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必然会对这些解释寻根究底、寻找破绽,届时中国将面临又一轮的南海问题国际舆论战。目前,我们在国际舆论战上——特别是涉及国际法的舆论战上——往往并不占上风。

  反对国际通行的“无害通过”原则似乎也与中国最近的军事作为不符:9月初,中国海军舰队被认为通过了美国阿留申群岛12海里海域,美国基于“无害通过”原则认为这是中国应有的权利。

  除此之外,中国还得面对来自越南等国的抗议。目前,越南实际控制着南沙群岛的鬼喊礁、景宏岛与东礁,而鬼喊礁、景宏岛与中国三个扩建中“岩礁”之一的赤瓜礁相距在12海里以内,东礁与另一“岩礁”华阳礁相距也不过12海里。中国若宣布“岩礁”12海里领海,越南必将抗议。如此,南海问题将继续消耗中国外交的精力。

  中国政府此时需要考虑的是:南海问题持续成为国际热点并成为中国外交重心,是否符合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与全盘利益考虑?

  南海本不存在模糊还是明晰的政策取舍

  可见,中国强力反击美军“航行自由”涉及的并不只是把美国军舰军机驱离岛礁12海里这样一个单一的战术问题,它的连带效应是将同时给中国外交提出是否要把南海权益主张明晰化的政策问题,而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体的南海战略。中国的政策取舍必须权衡考虑强力反击与主张明晰化的各种利弊、效应与后果。

  当然,权益主张明晰化自有其好处。明晰化将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主权与海洋权益谈判。但明晰化,特别是基于《公约》基础上的明晰化,可能迫使中国放弃“九段线”框架下的某些权益,特别是“九段线”范围内的相关水域。如果明晰化是未来的方向,中国政府必须找出如何创造性地让《公约》为我所用、将我们的权益主张最大化的方法。这既需要高超的战略思维,也需要相关国际法的熟练应用。

  但“战略模糊”也有其好处。解决南海问题的时间毕竟在中国这边。除非我们犯下重大战略错误,中国复兴意味着南海地区的实力对比只会向中国倾斜,未来我们在南海权益谈判上将占据越来越有利的位置。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之所以急于迫使中国现在就明确主张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就是怕未来一个越发强大的中国会在扩大海洋权益主张上占据越发有利的形势,从而越发挤压它们自己的主张。

  中国南海主张的模糊与明晰之间的政策取舍,本来并不存在。只是由于中国岛礁扩建速度与规模惊人,美军要宣示“航行自由”,而我们不少义愤填膺之士要予以痛击,这才给逼出来了。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强力应对,那么就要做好南海主张明晰化以及新一轮南海斗争的准备。如果还没有做好明晰化的充分准备,那么有理有节的适度回应是妥当的。

  在上周的专栏中,我提出,如果美军进行的是常态“航行自由”宣示,而非欺压中国的“炮舰外交”,不妨在严密监视美军行动的情况下应用“无害通过”原则,同时在国际舆论上暴露美国只针对中国而绕过更早进行岛礁扩建的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双重标准。这可使中国避免现在就要澄清南沙领海范围的政策难题,为将来在更加成熟的条件下公布领海基线争取时间。美国也将因此而无法达到让中国澄清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主张的目的。

  让美军“无害通过”南海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相关海域的控制权,就像中国舰队通过美国阿留申群岛,并不意味着美国失去了对该片海域控制权一样。

  中国不妨划定“新安全区”

  如果美军缺乏克制反复进行“航行自由”宣示,甚至逐步加大军事挑衅的意味,情况又自不同。此类非常态的“航行自由”宣示意味着南海军事化的常态化,中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加快岛礁军事设施的建设。

  同时,中国还需要超越非军事化条件下的“无害通过”原则而建立新的安全政策原则。有学者指出此时中国应划定禁止外国军舰进入的新安全区域。新加坡国立大学知名的国际法专家罗伯特·贝克曼教授曾提议划出1-3海里(约1900-5600米)的安全区,以避免海上军事事故的发生。与此同时,在此安全区以外,符合《公约》要求的“无害通过”原则仍应适用。

  我认为此类提议值得考虑。这样的安全区是权宜之计,是在目前中国还没有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公布南海领海基线与相关海洋权益具体主张的情况下的临时规制。它并不意味着放弃相关权益主张,也不是战略退缩。相反,它是一种实用理性的体现,是当前外交形势的要求。

  而且,“安全区”的概念《公约》早已有之(如“低潮高地”拥有500米安全区),并非违反国际法,也并非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安全区规制只不过是对《公约》在当前南海的复杂形势下的一种创造性应用而已。而这种创造性地为我所用正是中国南海战略的应有之义。

  当然,创造性地应用《公约》意味着我们重视国际法在处理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在乎国际法的规范功能,无所谓其他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反应,轻视外交战略的作用,那么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这似乎正是某些强硬派人士的呼声。中国现在有实力,强硬派因此底气十足。

  但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只剩下实力这一工具,只会盲目强硬,这岂不与“霸道”相差无几?南海问题涉及物质实力、政治外交、国际法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不管是实力还是国际法,单一粗暴的策略都不是好策略。

  作者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24   发布时间:201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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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别让“没有互信”成为不合作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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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  来源:世界和平论坛

  在第六届香山论坛主题为“亚太海上安全:风险与管控”的第三场全体会议上,针对亚洲一些国家间缺乏理解和互信,给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的现实,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提出“国与国之间没有互信也可以合作”的观点,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带来新思路。

  【没有互信也可开展预防性合作】

  阎学通说,大家通常认为国与国之间要沟通、理解、互信、合作,但把合作放在最后,是次序出了问题,国家间没有互信也可以开展合作。他以二战期间的英国、美国、苏联为例,认为当时三国之间没有任何互信,但并不妨碍三国合作结成同盟国,因为其合作是利益使然。“国与国可以有无条件下的合作,不要让没有互信成为不合作的借口和理由”。

  阎学通认为,没有互信也可以开展预防性合作、消极合作(negative cooperation,意为否定式合作)。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消极合作是指咱们两个人防止咱们俩之间打起来,积极合作是咱们俩共同应对第三方威胁。”

  阎学通举例说,中美之间就有很多预防性合作,比如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协议,这就是消极合作,但取得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中美之间的预防性合作还有空中接触的安全规则、海上通信的互相沟通等。

  同时,闫学通认为不应该把预防性合作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上,“应该从双边开始,然后向多边发展;从相关国家开始,向不相关国家发展”。

  闫学通还指出,不应将缺少互信当作不展开合作的“借口”。“事实上,即使有互信也照样可能出现不合作的局面。” 闫学通认为,互信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建立的,要认识到“互信不是合作的前提,相反,合作是形成互信的前提”。

  “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最大的问题在于相关国家不愿意讨论低层次的合作”

  阎学通进一步解释说,很多情况下,互信并不是合作的前提。马航MH370航班这样的联合搜救行动,参与共同搜救的国家可能意识形态不同、国家制度不同,甚至有些国家之间还可能存在矛盾和问题,但仍然可以开展合作。

  “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关国家不愿开展低层次的合作”,“各国把合作的目标定得太高,导致任何合作都开展不起来”,阎学通说,“即使只是避免发生战争这一最低利益共同点,也可以成为开展合作的条件”。

  “各国在海上安全合作上的利益交汇点,不在于‘我们一定能获得什么’,事实上,‘能避免什么’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这就像是买股票一样:挣钱是利益,及时减仓减少损失也是利益”。

  阎学通指出:“现在面临的亚太海上安全其实有很多能够使我们促进合作的条件,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的方面去寻找这些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寻找出新的办法。”

  【中日都不开发钓鱼岛,也是一种合作】

  随后,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的国际关系专家植木千可子(Chikako Ueki)对阎学通提问,如果两国互信程度不高,又如何开展合作?

  阎学通表示,这就要跳过理解和互信,直接进行合作。其实中日之间早已开始这种合作,“虽然钓鱼岛问题得不到解决,但仍有大批中国民众去日本买马桶盖”。

  阎学通认为,中日之间的合作应把“政经分开”,不要把合作目标定得太高,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无法做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就共同不开发,只要能避免双输,就是有意义的合作。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军事战略教研室教授梁芳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对阎学通的观点表示认同。她认为,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只要都不登岛,避免矛盾激化,也是一种合作。

  梁芳指出,中日在维护海洋通道安全和东海渔业等方面都有合作,下一步要力争达成日中海上安全机制。“中日不用局限于达成国家战略层面的高级别合作,应该面对现状,在避免更多冲突的前提下,不断寻求新的合作。”

  (来源:凤凰博报。综合自人民网、《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网、中国日报网报道)

来源时间:2015/10/24   发布时间:201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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