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新  来源：《新京报》

　　摘要：美国当前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政策，通过接触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防范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走向加以戒备，防范不是遏制，至少目前美国并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既定战略，用美国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来比附和理解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十分有害的，因为“美国将遏制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实，即使有些美国人想遏制中国，也是枉费心机。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越来越加深的相互依赖会使遏制政策像飞去来器一样也会伤害美国自身，同时中国的崛起也是美国阻挡不了的。

　　[注]：原文刊发于《新京报》2005年7月3日,由作者授权本号推送。

　　近日，美国《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先后以大篇幅对中国进行了专题报道和评述。中国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表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重大的国际关系事态。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美国媒体、官方和学者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九·一一之后，中美之间开展了广泛合作，两国关系一度出现非常好的势头，以致于布什总统的两任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都称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中国威胁”论不时出现，主张遏制中国的言论也有相当的市场。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不断抛出中国威胁的言论，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迟迟不能公布，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加强，这些似乎都表明美国国内主张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力在增长。与此同时，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之争和纺织品贸易磨擦加剧。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去?

　　“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成为许多现实主义者预测未来中美关系的经典依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声言，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他引证历史言之凿凿地说，任何新崛起的强权都会在取得地区霸权之后，进而要求世界霸权，从而引发与原有霸权国的战争。20世纪三大强权，即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崛起都引发霸权争夺战，因此从地缘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出发，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不会容忍中国的崛起，而很可能也应该用当年对付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如果真的像米氏所预测的那样，那么我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像毛泽东1949年所说的那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美关系前途之凶险可想而知。

　　但是，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犯了对历史进行简单类比的错误，其对历史经验的运用也不恰当。在近代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新旧强权之间的战争。美国的崛起就是一个例证。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并没有引发与原有霸权国英国的冲突，相反，双方实现了协调。英国之所以乐见美国的崛起和主宰西半球事务，原因有三：其一是德国这个日益强大并咄咄逼人的更危险的敌人的存在转移了英国人的“视线”，使英国无暇顾及美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其二，美国并不谋求对国际权势、领土和资源进行再分配，而试图通过修正原有的国际政治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也就实说，美国并不谋求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即使在西半球美国虽然在1823年即提出了门罗主义，把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美国在美洲并不排斥英国的经济利益。第三，是英美两国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亲缘性使双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避免了国际局势变动过程中因误解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并有助于建立双方的互信。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英美关系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至少在目前来说比应对中国的挑战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更迫切，在一定意义上当然有转移美国注意力之效果，以致于一些对华鹰派力量惊呼中国在利用这一机会“扩张”势力。就第二方面而言，中国并不谋求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谋求通过武力独占资源和重新分割世界，而恰恰相反，中国试图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受现有的国际规范，充其量是谋求在融入国际体系之后通过协商的方式对体系规则进行修正。就第三方面而言，中美之间虽然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差异巨大，双方不具有英美那种文化和制度上的相似性，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导致两国差异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中国越来越愿意接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共同价值观，双方相互理解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伴随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加快，双方的差异对并不能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现实主义的预言家们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盲目自负与“科学的傲慢”，即相信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国际政治进行精确的分析和准确的预测。然而，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超出所有国际政治家的预测甚至想象之外，让最杰出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大跌眼镜，也暴露了以科学自诩，以预测见长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贫乏。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人的理性，特别是人的自主选择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人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铁的规律和不可避免的宿命。战争并非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而往往是决策者做出的错误决定造成的。而那些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错误观念本身，往往会成为导致战争的诱因。

　　对于当代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国民来说，避免错误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历史教训的汲取。人类在近代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浩劫，特别是在由大国崛起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美国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中美两国应该，也完全有可能找到避免大国崛起引发战争的道路，相信两国决策者和人民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特别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难以想象，任何一个负责人的决策者都会看到，中美之间的战争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是双方的毁灭，从而在战争到来之前止步。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在现代历史上，并不存在原有霸权国发动战争阻止挑战者崛起的例子，相反倒往往是由新兴的挑战国发动霸权争夺战，一战与二战都是这样爆发的。无论是英国面对德国的挑战还是美国面对日本的崛起，最初采取的都是接触战略。特别是一战后，美国对日本采取的就是接触战略，试图通过建立华盛顿体系使日本融入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体系，而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认同这样体系。至于二战后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的原因较为复杂，但美国至少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世时曾试图通过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继续战时的美苏合作，以便把苏联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这一接触战略没有成功，最终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爆发。有理由认为，美国当前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政策，通过接触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防范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走向加以戒备，美国近年来军事与安全战略的一系列调整就是这种防范战略的一部分。但需要明了的是，防范不是遏制，至少目前美国并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既定战略，用美国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来比附和理解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美国正在遏制中国，那么中国的反应只能是反遏制，而这种反应的结果最终将导致中美之间真发生对抗。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警告一些美国人，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中国真的就会成为一个敌人。其实，这句话应用到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看法同样适用，“美国将遏制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实，即使有些美国人想遏制中国，也是枉费心机。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越来越加深的相互依赖会使遏制政策像飞去来器一样也会伤害美国自身，同时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自九·一一以来，中美之间在反恐、朝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联合国和全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交往也急剧扩大，这种共同利益构成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一基础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消失，更不会因为某些鹰派官员和学者的言论而改变，美国外交决策取决于制度和利益，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而没有分歧，事实上，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即使在具有巨大共同利益的领域，分歧也广泛存在，甚至非常尖锐，如中美经济关系一直被视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但自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两国贸易争端和经济磨擦大有增多之势，可以预见，随着两国关系的加深，贸易磨擦可能更多。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成熟性，用布什总统的话说，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而复杂的关系恰恰不能采用遏制的政策，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美国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几乎没有可能性，不仅美国的盟友不会追随其后，即使是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可能像当年对苏遏制那样得到民众和两党的一致支持。

　　同时中国尽管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种种不满，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但20多年来，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并非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同时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受益者，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经济秩序，这一点也决定中国不会是一个谋求推翻体系，彻底改变体系规则的革命性的国家，而只是一个谋求在体系内部，即在现存秩序内寻求变化的目标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因此，中国与当年追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苏联根本不同。除台湾问题之外，中美之间并没有不能调和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冲突。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美国鹰派势力的动向，对此加以警惕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也不必反应过度，应该看到，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各种声音都会有一定的市场，毫无疑问，主张遏制中国的声音将来仍然会不时出现，有时甚至声势浩大，并可能对美国政策产生影响，但这毕竟只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是否主导性的声音应细加分析，切不可将一人、一派之言论当成主流，甚至对华政策本身。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回到全面的对抗，但也不可能像80年代后期那样蜜月般友好。中美之间将是复杂的、正常的大国关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既有广泛的共同点，又存在重要的分歧，甚至磨擦不断。对中美关系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都是错误的。正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言，“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都相信我们的关系中不再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坏或者不可避免的好。相反，我们现在相信将由我们承担我们共同未来的责任。” 就责任而言，中美之间能否避免大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冲突，不仅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同时还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为。中国必须警惕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和泛滥，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道路，不仅把和平崛起作为一种战略，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追求的国家目标，从而打破大国崛起的历史常规，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为人类历史做出的一大贡献。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中美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中美两国的政治家们都应时刻牢记这一点。

来源时间：2015/9/20   发布时间：2005/7/3

旧文章ID：6006

作者：尼尔·弗格森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亨利·基辛格从美国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下来差不多四十年了，但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还在继续寻求听取他的建议，这并非完全因为他长寿。奥巴马在这方面与众不同——自艾森豪威尔以后，他是第一位不向基辛格征询意见的美国总统。每过一段时间，政治评论家都敦促奥巴马更向“基辛格路线”靠拢。其他人则说奥巴马在实行“基辛格路线”——即便在口头上他不这么说。但“基辛格路线”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与基辛格关系密切

　　一般人都把基辛格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词，那就是在赤裸裸地考虑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冷静评估外交政策，或者像记者安东尼·刘易斯所说，“一种为了秩序与权力不惜牺牲人性的执迷。”1983年，基辛格从前在哈佛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把他描写成一个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说“基辛格认为一个国家要生存，执政者必须冷酷无情，使用欺诈手段，以击败国内外的敌人。”很多作者认为基辛格奉为楷模的是他看作英雄的两个人——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梅特涅和普鲁士领袖奥托·冯·俾斯麦——他们体现了欧洲经典版本的权力政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真正现实主义者的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把基辛格描写成一个像奥德修斯一样的“多面人”。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南越政府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基辛格最开始相信南越的自决权值得美国人牺牲生命。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激烈反对基辛格的立场。

　　基辛格自己的智慧资本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基辛格确实在写作中探讨过梅特涅和俾斯麦。但如果你认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模仿他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那只说明你没读，或者有意误读了他写的东西。非但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基辛格从最开始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里，理想主义这个词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寻求通过国际法和集体安全来赢得世界和平(观察者网注：伍德罗·威尔逊是第28届美国总统，他把道德原则贯彻到处理国际关系中，191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从来都不是这一派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也不是现实主义者。基辛格不采取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认为它的崇高理想会导致政策施行上的瘫痪。1956年，他对身为历史学家的朋友斯蒂芬·格劳巴德说，“坚持纯粹道德本身是一种最不道德的故作姿态，”因为它经常导致丧失行动能力。但基辛格知道，现实主义也能够使政治陷于瘫痪。作为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逃出的难民，基辛格在1944年穿着美军制服回到德国，在打败纳粹的最后战斗中发挥了他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的外交失败使基辛格付出了个人代价。然而，就像他在1957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英国为了安抚德国而不惜牺牲原则的绥靖政策制定者——斯坦利·鲍德温和尼维尔·张伯伦——就曾经把自己看作坚强的现实主义者。”

　　第二，在哈佛做本科生，基辛格大量学习了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未发表的学士论文“历史的意义”是一个对康德历史哲学充满敬意的批判。基辛格的主要论点是，“自由是生命的内在经验，是把生命看作一个做出各种富有意义的选择的过程。”“永久和平”也许的确是历史最终极的、不可逃避的目标——康德正是这样认为——但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不可逃避性不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基辛格在论文中写道，“无论你怎么看待事件的必然性，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种不可避免性并不能作为行动的指南……不管我们能在事后对做出的行动加以何种解释，这些行动之所以发生全在于我们内心对选择确信不疑。

　　第三，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基辛格是一个坚信不疑的反唯物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充满敌意——就像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充满敌意一样。在学士论文中，他写道，把讨论民主变成讨论经济制度的效率，这样做很危险，因为经济制度的效率属于客观必然性的领域，真伪对错是可以辩论的。”与此相反，作为一种内在直觉，自由会拒斥极权主义——即使极权主义在经济方面更见成效。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比如，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华尔特·罗斯托就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率高过共产主义的经济增长率，资本主义就会赢得冷战。在《选择的必要性》中，基辛格写道，“除非我们能使这些新生国家意识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意义，我们大肆吹嘘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将没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说，维护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必须基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无须仰仗资本主义在物质方面的成功来为其立言。在上世纪60年代，基辛格一再回到这个命题上来——在这期间，作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和发言起草人，他支持洛克菲勒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三次都没有成功。

　　人们倾向于更喜欢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国者

　　在回忆录的第一卷，基辛格写道，“身居高位教你怎么做决定，而不是教你具体的东西……总得来说，身居高位一段时间会消耗而不是创造人的智慧资本。”由于几乎所有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基辛格任职期间，他自身的智慧资本——即他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晚期在哈佛、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为洛克菲勒工作期间发展出来的见解——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这些见解可以被正确理解为对权力政治富于创意的批判。关于外交政策，它们至少提出了四个关键性的、富于洞察力的见解，奥巴马和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应该好好从中学习：历史是了解敌友关系的关键;不应回避由推测产生的不对称的结果;很多外交政策的决定都是众害相权取其轻;道德上空洞的现实主义很危险，领袖们应该提防这样的危险。

　　历史是国家的记忆

　　除了理想主义哲学，基辛格在哈佛学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理解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历史是最关键的因素。他在195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写道，“研究外交事务——也就是研究作为行为单位的国家——必须考虑历史背景，否则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是检验这个国家外交政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历史经验发生在越基础的层面上，它对这个民族在历史启发下理解现状就具有越深远的影响。”基辛格问道，“说到头，谁会去和一个国家的人民争执他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历史经验才能面向未来，而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过去发生了什么。”在政治学家眼中，国家也许“看起来像安全协议中的……因子。”对律师来说，国家也许像一系列无休止的国际诉讼中可以互相替代的参与方。基辛格写道，所有国家事实上都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力量的表现。国际局势的均态并不是各国关切的最终目的……它们把国际局势的均态看作是一种实现历史抱负的手段。”

　　在基辛格的早期论文中有个一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美国决策者对历史的无知，这是一种典型现象。他在1968年写道，律师是美国政府中最重要的群体，但他们确实有一个欠缺——对历史认识不足。”对基辛格来说，历史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你能从历史中找到类似性，这种类似能帮助你认清当前形势;在一个民族的自我认知中，历史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美国人也许怀疑历史的重要性，但基辛格写道，“欧洲大陆覆满废墟，它们证实了人类的先见之明会出错，生活在其中的欧洲人在骨子里觉到历史比系统分析要复杂得多。”

　　未知的未知因素

　　跟大多数学术圈的人不同，基辛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发觉，决策者常常必须在了解清楚所有事实情况之前就做出重大决定。在《重建的世界》中，他写道，“在不同决策之间做出选择跟所谓事实不相关，而在于对事实的解释。”“从本质上说，这种选择涉及一种道德行为：一种估算，这种估算的有效性建立在对目标的构想上，也建立在对手头上材料的理解基础上，这两者应该平分秋色。”

　　晚些时候，基辛格把这个看法组织成如下问题——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很多决策都是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制定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1963年的一次讲座上，他提出，要做决定，一个人必须能够看到已知的范围之外。当一个人身处一种新情况，他就处于困境——除了固有的信念，可供他用来指导决策制定的东西少之又少……每个国家领导人在某一点上都必须做出选择——他希望每件事都有十足把握，还是希望凭靠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如果一个人想要每件事都有看得见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完全被事件所左右了。

　　基辛格论证说，如果在1936年，民主国家与纳粹针锋相对，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希特勒是否是一个被误解的民族主义者;他是否只想实现有限的目标，或者他根本是个疯子。民主国家发现了他确实是个疯子。它们选择了确定性，但为了这种确定性，几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洞见对生活在核武器时代的我们有着深远意义——在这个时代，一场世界大战会夺去数以亿计的生命。也是在1963年，在未发表的论文“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制定决策”中，基辛格总结了冷战时期决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可怕”困境：

　　“每个政治领导人都可以做出最不费功夫的估算，或者做出较费功夫的估算，他可以在两者间选择。如果他选择前者，那么，随着时间过去，他可能被证明为错误，为此他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他的行动基于猜测，那他永远都不能证明他的行为是必需的，但他可以不用后来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他很早采取行动，他无法知道他是否必需这么早采取行动。如果他等待，结果也许好，也许坏，这要看他的运气。”

　　如何看待决策行为中的推测?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结果的不对称性。一个成功的、有先见之明的举措将带来很多好处，但它并不会得到相应的奖赏，因为，“成功的决策往往使后世忘记当初事情很容易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有先见之明的领导人更可能受到责备——因为要防患于未然就要提前付出——他反倒不会因为成功避免灾难而受到赞扬。与此相对，拖延时间可能未必导致灾难——这正是上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本质。从国民支持度方面来看，最不费功夫的决策往往是最讨巧的。

　　众害相权取其轻

　　1948年，年轻的基辛格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具有启示性的写道，“世间不光只有对与错，对错之间还有很多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是在对错之间做选择，”因为“只有最无情的人才会选择明知道是错的东西……真正的两难是灵魂的困境，会引起非常大的痛苦。”简单地说，在外交政策上，最困难的选择肯定是在众恶中做出选择，因此，真正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众害相权取其轻(即使从政治意义上说这是更艰难的选择。)

　　1957年，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一书中，基辛格说，在冷战期间保持势力均衡就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肯定会遭遇到两难的局面，比如内战或者政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防止发生这样的事。但一旦它们发生了，我们必须有意志力采取行动，并在只允许众害相权取其轻的局面中承担风险。尽管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放弃原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有活下来了才能够坚持原则。”

　　这本书的哲学基础是：比起放弃投降或毁灭全人类，一场范围有限的核战争可能是众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虽然这显然是一件令人厌恨的事。在最后一章，基辛格清晰地提出了一个众害相权取其轻的普遍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他的信条：

　　“如果我们只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当我们的道德、法律和军事立场完全和谐一致，当我们行为的合法性与我们求生的需要几乎没有冲突——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未来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像过去那样，安全地坚持做出简单的道德选择……要成功应对如此暧昧的难题，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一种道德行为，那就是在未掌握所有信息或有违我们原则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承担风险。如果我们坚持没有回旋余地的绝对原则……那只会导致无所作为。”

　　晚些时候，在1966年，针对越南问题，基辛格提出了相似的见解：“我们不能只接受最投合我们道德预想的挑战，我们没有这样的特权。”那时他已经意识到美国对抗北越的战争只能以协商谈判告终。他已经看到，“在打击北越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中，以及在越南国家建设方面，美国都缺乏总体性概念。”美国惯用的对策是丰富的资源和复杂的官僚体制，这不适用于越南。与仓促放弃南越，或者升级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相比，协商谈判达成和平是一个众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现实主义的幻象

　　在他对梅特涅和俾斯麦的论述中——尤其在他未完成的关于俾斯麦的书稿中——基辛格认为，在外交政策中的纯粹现实主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在关于俾斯麦的章节中，他写道，“社会没有勇气采取一种把万事看穿的姿态。”“把人看作社会最基础层面的组成单位，把社会看作驱动力——坚持这么看总是导致个人在社会力量的裹挟之下逐渐丧失所有的自我克制。社会运作总是基于大概情况，它们没有能力对情况做精细的区分，所以，将权力视为手段的原则可能最终会使权力变成目的本身。”

　　毋庸置疑，俾斯麦的策略有很大部分是基辛格推崇的。通过研究俾斯麦，他认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让对手互相争斗以坐收渔利。基辛格认为，德国统一以后，俾斯麦的新欧洲秩序的关键在于他有能力“操纵那些彼此竞争的国家对普鲁士作出许诺，从而使普鲁士跟它们任何一国的关系总比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具体来说，基辛格很钦佩俾斯麦在1887年签署的《再保险条约》中体现的气度优雅的模棱两可。这个秘密条约规定，德国和俄国在一方介入与第三方的战争时要保持中立——除非德国进攻法国，或者俄国进攻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俾斯麦的继任废止了这项条约，这使欧洲外交变得很不变通，其后果非常严重。然而，在他的文章“白色革命家”中，基辛格也写道，从本质上说，俾斯麦对国际关系持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见解，将其看作是一种为了求生存而展开的无视道德的斗争，这注定了他不能把他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成就体制化。

　　在基辛格看来，民主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们倾向于更喜欢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国者。“先知宣扬追求完美……[但]除了经由同一化和脱离常轨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取消所有形式的义务——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而]单纯仰仗某一个人的道德纯洁意味着放弃对其加以制约的可能性。”与先知对立，基辛格站在治国者一边——治国者必须时刻警觉这类追求乌托邦的企图——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琐碎的控制操纵，而是因为他必须为应对最坏的实际情况做好准备。”治国者的悲剧一部分在于他必须总是少数，因为“让人们欢欣鼓舞的不是均衡感而是普世性，不是安全感而是长生不死。”

　　70年代的那场演出

　　在很多方面，基辛格的辅政经验非常充分地证实了上述最后一点。虽然最开始被新闻媒体吹捧为“超级K”，他后来遭遇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两面夹击——左翼说他在第三世界犯下了战争罪行，右翼指控他对克里姆林宫卑躬屈膝。或许正因为此，基辛格关于外交政策的洞见解没有被体制化，或者已经被人遗忘。

　　在一篇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中，基辛格写道，“美国不存在外交政策。”“只有一系列行动导致某种也许是计划外的结果”，“研究机构和情报机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试图把理性和一贯性加诸于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根本不具备理性和一贯性。”现在，40多年过去了，这些话还同样适用。基辛格认为，在策略上缺乏连贯一致性是由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他解释说，不像19世纪的领袖，“当代管理式社会的典型领导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很有能力使自己当选，但对上任之后做什么，他没有一个非常到位的统筹全面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情况。

　　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欠缺历史感。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在嘲笑共和党对手米特·罗姆尼时说过一句令人记忆犹新的俏皮话，“80年代的人叫你把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回去，因为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了。”这话针对的是罗姆尼把俄国描写成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然而，仅仅17个月后，俄国无视国际法，吞并了克里米亚。奥巴马在2014年吹牛说，他“现在真的不太需要乔治·凯南了”(观察者网注：乔治?凯南是美国冷战时期战略家，遏制政策的创始人，2005年去世)，”牛皮很快就被吹破了。

　　然而，也许不是上世纪80年代在呼唤，而是70年代。那时——就像现在——美国经济经历一次重击，留下长久的后遗症。1973年的石油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类似。就像理查德·尼克松，奥巴马接手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输在军事方面，而输在国内民意上。幸亏戴维·彼得雷乌斯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等指挥官为奥巴马在军事上打赢了这场战争，除此之外，对这一代人来说，伊拉克就是当年的越南。

　　与尼克松时代一样，奥巴马面对的俄国对维持友好关系也不那么感兴趣——虽然它有时装得好像感兴趣：我们很容易忘记，在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很像今天的普京，不但想在俄国的后院指手画脚，还要在世界各地张牙舞爪。就像尼克松当年一样，奥巴马发现欧洲和亚洲盟友都极难调控。今天西欧的国防开支占国家收入的比例甚至低于上世纪70年代。他们忘记了基辛格很久前的一句谏言：“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把和平仅仅理解为“避免战争”，并把为这当作主要目标，那这时的国际体系就只能任凭国际社会中最冷酷无情的成员的摆布了。“同时，亚洲国家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发展自己的军事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它们认为奥巴马所谓的亚洲轴心是一个虚幌子。此外，中东是一个至少跟基辛格在职时一样大的火药桶，一触即发。

　　无论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何可置喙之处，基辛格至少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发展出了一个战略框架来应对美国面临的挑战，这个战略框架的构成部分都建立在这四个原则的基础上。

　　基辛格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的战略有三个构成部分。第一，他试图努力恢复与西欧跨大西洋的同盟关系。为了抵消西欧一体化产生的强大而内省的力量，以及西德的东方政策，他试图给美国与三大西欧主要势力(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双边关系重新注入活力。第二，通过协商、谈判与合作缓和与对手的关系是一个外交政策上的概念，基辛格试图使缓和政策的概念具体化，寻求美国和苏联不只在战略性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同时又不放弃抵制苏联扩张，遏制苏联实力增长的基本原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发觉如下事实——虽然在很显明的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性质的，但它也许能够被带入这个权力均衡的格局中来，而中苏之间的敌对能够为美国所用，使美国分别接近中苏，使它们与美国的关系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接近。基辛格的批评者很早就抨击他在施行这一战略时采取的战术，尤其在他认为次要的国家。但他们不能否认，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战略性概念。近七年来，美国没有这样一个战略性概念，今天我们看到这导致了什么结果。

　　长期以来，许多届美国政府的决策者都低估了历史在各国的自我认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个又一个决定中，他们没能把握推测在决策制定中的意义和作用——有时低估了防患于未然的好处，有时低估了不采取行动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众害相权取其轻”，逃避做出这样困难的选择;躲在故弄虚玄的讲演后面，实行一种看透一切、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种现实主义都缺乏合理性和有效性。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与1968年底何其相似乃尔的乱局。我们非常需要一条“基辛格路线”。但首先，决策者——还有美国公众——需要懂得基辛格的意义。

来源时间：2015/9/20   发布时间：2015/9/19

旧文章ID：6005

作者：罗慰年  来源：共识网

　　美国副总统拜登，中国人称他“白登”。按照美国的法律，作为副总统，除非总统突然死了，他才有机会扶正;否则，永远被总统压着，出不了头。虽然论行政级别，在美国政府机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实际上，副总统并没有什么实权。在美国的国家干部中，副总统是个无所事事的政府官员。原因很清除，总统不可能让他显山露水，以免风头太盛。因为风头不能太盛，拜登副总统的角色，就好像是总统的“新闻官”，到处推销美国价值观。习近平还没有访美，他就在不同场合为奥巴马做热身了。

　　2015年9月16日，拜登在一个庆祝拉丁裔传统月的庆祝晚宴上说，习近平曾请他用一个词定义美国，他选择的词是“可能性”。“美国关乎可能性。在这个国家，无论何时，无论来自何处，每个人都为了在美国获得一席之地而奋斗，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简单的答案——什么是我的可能性?为此他们可以做任何事。” 拜登对习近平说。拜登对拉丁裔新移民说，这是造就了美国的东西，这定义了美国，这是美国的核心。”美国应当聚焦于教育才能确保美国保持住这些“可能性”。

　　这些年，除了布什的副总统钱尼之外，大多副总统在白宫里，都是小媳妇。虽说拜登在白宫是个小媳妇，但出了白宫，怎么说都是根葱。隔三叉五，也有些文化单位请他演讲。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演讲的机会，怎么舍得不多说几句。俗话说，言多必失。话一多，就难免不出纰漏。拜登有个绰号，叫“大嘴巴”，原因是他的嘴巴大，常常跑火车。

　　2011年8月，拜登到中国访问;也许在国宴没吃饱，搞到他要自己到路边小店掏腰包，花了70元人民币买水饺吃。10天中国之行下来，他不光对中国印象不好，而且积了一肚子牢骚。这种不满和牢骚，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

　　五月是大学毕业典礼月。2014年5月13日，拜登受到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在毕业典礼上为毕业生做演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扯到“中国人正要吃我们的午餐”这个话题。他把话题一转，扯到中国。一说到中国，他马上开始“跑火车”。

　　“中国的问题很多，他们缺少我们所拥有的很多东西。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开放和公平的法律体系、充满活力的风险资本市场以及创新思维。这一切的关键，是另类 思考的能力。你不能另类思考，你不能自由呼吸;不能另类思考，就无法挑战正统观念;改变来自挑战正统观念。” 拜登说。英国《卫报》评论说，这是“最近的毕业典礼演说中，最滑稽的一次演说。”

　　拜登嘴巴跑火车跑得“轰隆轰隆”;他没有想到，台下的毕业生，有数百名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其中的沃顿商学院，是世界顶尖的学院，培养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他们花钱来美国，追求自由的学术，眼看马到功成，可以回去报效祖国了。不曾想被拜登的一席话，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

　　不过，在浇冰水前，拜登倒是先浇了点温水。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强大起来，但是他们缺少我们所拥有的。” 先扬后抑，就是为了避免伤害爱面子的中国人，避免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可惜，拜登研究中国“厚黑学”功力不够，他不知道，听众不是听不懂，而是想借题发挥。就像当年泰戈尔到中国，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们诚心想误解我”。宾大有位姓张的同学，显然“诚心忽略”拜登的“赞美的话”，只注意到拜登的“批评中国的言辞”。

　　“这是一次羞辱的经历。经过4年辛苦学习，毕业典礼的演讲者突然对你说，你和你的国家糟糕透顶。你会有什么感受?”张姓留学毕业生说。他们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感情上，他们不能接受对中国的批评;心理上，他们又学到了美国式的抗议。

　　这些可爱的中国留学生，“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难道生我养我的祖国，竟是这样的境况吗?拜登说的“另类思考”，不是鼓励我们跟中央不保持一致吗?他说“挑战正统观念”，不就是调唆我们否定共产主义理想吗?

　　对于“大嘴拜登”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几位中国留学生，起草了一封信给拜登，要求拜登为他的对中国的不恰当评论，做出正式道歉。这封信，到写文章这天，已经有343人签名。将呈递给校长，由校长转交到拜登办公室。

　　白宫曾发生了好几个签名事件，都是要求奥巴马出面主持“正义”。奥巴马简直成了“洋包公”— 偏偏他“独自怎生得黑”，除了额头没有月牙，不用化妆，跟黑脸包公长的一模一样。奥巴马正洋洋得意，斟酌怎么对白宫签名信表态呢。不料，“大嘴拜登”一出白宫就给他惹祸;前脚出门，后脚就把学生签名的抗议信带回白宫。

　　拜登回到白宫，搔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怎么会遇到这么些愣头青;大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看来，这些人确实学到了美国教育的“另类思考”，敢于挑战正统观念，也不把权威放在眼里。而且，立竿见影，现买现卖，马上就用来挑战美国的国家元首。

　　打压和批评别国的政策，是政治家的职业习惯。拜登这个职业习惯，不会因为几个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而改变。他根本没有把宾大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放在眼里。他像一个固执的美国老人，不是闻过则喜，而是闻过则拒。2013年12月，他去中国访问时，亲自跑到美国大使馆领事处，“探望”申请赴美签证的中国学生，又一次推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

　　拜登对即将赴美的留学生说，“我们的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断有新移民， 新文化、新思想、新宗教，全新的人不断振兴美国精神。”美国精神之一，是挑战权威。“只有当人们可以自由呼吸的时候，才会有创新。”

　　他更称赞美国的教育制度，“一个东西是美国人共有的，那就是对正统的内在排斥，不管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后来入籍的。”这句话，刚好可以用在5月份抗议他讲话失当的中国留学生身上。他们在美国，学到了美国精神，活学活用，值得肯定。

　　拜登的大嘴巴，不光批评中国，也批评美国。下面这个对话，是他近日的一个对纽约市的一个机场的批评。拜登说，“如果我蒙住一个人的眼睛，并把他们在凌晨2点带到香港机场，对他说：‘你认为你是在那里?’他们会说，‘这一定是美国，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机场’。”拜登接着说，“如果我把他们的眼睛蒙上，并把他们带到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答案会是：‘我一定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我不是在开玩笑。”拜登确实不是在开玩笑。作为美国副总统，说这句话，确实有些“政治不正确”。大嘴巴拜登的“政治不正确”的大实话，可能得罪一些人，但是，让大多美国人看到他的可亲可爱。

来源时间：2015/9/20   发布时间：2015/9/18

旧文章ID：5998

作者：李琰 等  来源：《人民日报》

　　事关国家安全，中美都已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

　　鲁传颖：网络安全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议题，现在主要指的是网络空间安全，不仅包括互联网安全，还包括空间中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更广泛内容。中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2014年2月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首次将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统筹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开放、合作。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构建网络安全法律体系，近期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等都将网络安全视为重点内容，首部《网络安全法》也将在人大审议后出台。这些举措将会对保障中国的网络安全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俞晓秋：2014年以来，“网络安全”一词在国内被广泛使用，强调的是网络空间安全，而非狭义的网络系统安全。依据《网络安全法》草案，我国网络安全涵盖的内容，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及网络运行安全，防范网络攻击入侵、干扰破坏、非法使用和意外事故，以及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与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等。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网络安全与海洋、太空安全并列，视为全球性问题，提出要从战略高度给予重视。

　　美国的网络安全旨在重点保障联邦网络正常运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信息系统以及组织、机构、企业和用户信息数据资产的安全，提高及时识别和应对网络偶发事件能力。自2003年颁布《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后，网络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11—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签署了改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4项总统令，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可信赖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国家计划》等重要文件。目前，美国官方已将网络安全威胁视为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之首。

　　唐岚：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以来，其对网络安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网络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与深化。奥巴马第一任期就职伊始，就对整个网络安全管理体制大幅调整，在白宫设立了“网络沙皇”一职，直接对总统负责，并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从最高层级对美国网络安全政策进行协调与部署。2011年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提出建立一个“开放、互通、安全和可靠的未来网络空间”的目标，并从经济、安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规划了美国的网络空间蓝图。

　　杰森·希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依赖度都非常高，网络空间性质决定了很多不同目的的团体对目标发动攻击比防御要容易得多。基于这两点，一个国际基本共识和态势就是，各方都在加强网络空间的防御。从1998年开始，美国政府就针对确保网络安全制定了政策，而网络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并非常复杂。今年奥巴马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将矛头对准的是直接发动网络攻击的个人或团体，虽然现实中抓捕发动网络袭击的罪犯有相当大难度，但美国政府希望给发动袭击的团体以压力。

　　胡逸山：我曾在国际电信联盟工作，我认为，美国对网络安全的考量基础是其能否持续地主导全球互联网，因为互联网诞生与美国军方主持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更关心其在互联网技术等层面的运作进行主导。反之，则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例如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虽然名义上由国际知名人士主持日常运作，但美国始终在幕后，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对此进行干预。因此美国对网络安全的定义比较霸道：如果国际互联网秩序不是由美方主导，那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存在不同看法，折射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认知、文化上的不同

　　鲁传颖：中美是网络空间中两个最主要的行为体，一个是网络发展中国家、一个是网络发达国家，中美在网络安全上存在不同看法，实际上也折射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认知、文化上的不同。

　　当前中美的网络关系正处于全面磨合当中，在网络空间主权、网络自由等一些基本原则上取得了共识，但也在网络攻击、网络监听等一些具体领域存在分歧。双方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与合作，特别是近期双方高层加强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互动，两国元首互派高级官员讨论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为双方今后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网络安全是全球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并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中美两国的政府、媒体、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推动合作。

　　俞晓秋：一方面，中国是网民人数最多、网络应用服务发展最迅猛、信息技术产品服务市场需求最大的信息化发展中大国;美国则是信息技术最先进、网络化覆盖程度最高、信息技术产品服务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信息化发达大国。另一方面，中美是世界上受黑客攻击、病毒侵袭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两个国家，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者。面对网络黑客攻击这一“共同威胁”与“全球公害”，中美理应展开对话、交流、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全球日益猖獗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共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与安全事务大计，支持和推动联合国全球网络治理议程和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若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陷入对抗，那么两国间相互的实际利益必将首先受损，会妨碍两国整体关系朝着健康、良好、稳定的方向长期发展，也不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就全球互联网治理和网络安全事务达成共识、加强合作。

　　唐岚：近年来，“中国网络间谍”“中国黑客威胁”等言论频频占据美国各大媒体头条，夸张地认为中国具有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网络破坏能力，甚至传言要“制裁”与“报复”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错误的判断必会带来错误的政策。这样做是不利于中美在网络安全上展开合作。

　　美国是互联网的创造者，中国的确从互联网发展中获益良多，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当下及未来网络空间的积极建设者。与传统领域一样，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立场与主张必然会存在分歧与矛盾，对网络安全的优先考虑也不尽相同。中美不应回避，而应通过共同努力去管控分歧、促进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言，网络空间使得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决定了网络已经把各国，尤其是中美这两个网络大国打造成为“共同体”，网络安全与稳定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合作才是应对网络威胁的有效途径。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是合作还是对抗，是良性竞争还是剧烈冲突，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全球网络的稳定。中美有必要通过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国际社会做表率。

　　杰森·希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将访问美国，奥巴马面临一个难得的与中国达成战略性协议的机会，以便缓解双方在网络领域的紧张气氛，从而加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如果美国选择“打击报复”或者其他一些鹰派主张的强硬做法，局势可能变得难以管控。在网络空间中，中美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受害方。客观地说，美国拥有众多互联网基础设施，如国家安全局、美国网络司令部、因特尔、社交网络公司等机构，因而，中国会感觉自己是网络间谍的受害者，毕竟2013年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是美国秘密网络行动的头号目标。

　　胡逸山：当前，中美网络商家已在对方国家拓展业务，双方都在努力促进商业交易等领域的网络合作，以便互联互通。例如我在中国，能够很便捷地使用美国开发的贝宝(PayPal)支付系统，甚至比我在美国使用的频率还高;同时，美国的许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由中国华为公司承担，可以说在这一层面双方合作还是比较好的。但在战略层面上，中美对彼此尚有一定的提防心理，想防止对方通过互联网对自己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涉及关键利益，中美应“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鲁传颖：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涉及两国关键利益的重要问题，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应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处理网络安全问题。应开展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专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从技术、产业、标准、人才以及打击犯罪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将网络安全打造成中美合作的增长点。

　　目前中美两国的信息通信技术贸易、产业领域都已深度融入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双方今后应进一步挖掘在互联网发展领域的合作空间。例如，在双边层面，可以加强在以下领域的合作：完善互联网行业的技术标准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大数据技术在能源、交通、环境保护领域的应用;在全球领域，可以加强在缩小数字鸿沟、减少数据贫困等发展性议题上的合作。

　　但同时也应看到，网络安全具有复杂性和全局性，建立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双方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还需要双方能够避开干扰，以客观冷静的姿态看待分歧。特别是两国的网络安全对话牵涉到众多部门，双方应探讨如何构建有效的互动机制和互信机制，如成立中美网络安全政府专家组和签订中美网络安全合作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网络安全成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动力。

　　俞晓秋：中美之间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争议已牵涉到两国经贸、政治、外交、军事、安全与战略等诸多领域，对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看到两国目前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分歧和竞争、甚至发生摩擦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双方在网络安全事务上具有共同利益以及相互合作的现实与未来空间的另一面。

　　中美在信息网络技术产品、应用服务以及市场投资等相关领域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上美国信息技术网络产品的最大用户，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美国网络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美国高科技网络公司的主要出口市场。譬如，iPhone在中国销售量已经超过美国，思科公司产品占据了中国电信163骨干网络约73%的份额。去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就尽快恢复和结束《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大产品范围谈判达成共识。若中美合作并与其他参加方共同努力，使涉及200项信息科技产品零关税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两国及全球贸易与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

　　此外，中美在网络安全技术研发与网络安全产业合作、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和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等方面已有一定合作，尤其是连续多年举办的“中美互联网论坛”已成为中美两国政府、产业界、学界和媒体界在互联网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只要相互尊重，重视彼此关切，在网络安全领域不搞对抗、管控分歧、增进合作，就有助于两国整体关系平稳、良好向前发展。

　　唐岚：中美在网络领域的分歧并未达到冲击整个中美战略稳定的程度。事实上，中美面临同样的网络威胁，如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和工业控制系统的大规模网络攻击、网络恐怖、肆意扩散的网络攻击技术、信息技术产品的供应链安全等，两国如选择在网络空间对抗甚至宣战，将严重损害全球网络的稳定和各自的切身利益。经过多年协商与实践，中美网络合作既有基础也有成果，如联合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威胁信息的共享与交流等。因此，网络合作能互利互惠，应该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亮点而非摩擦点，是两国战略关系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石。在这个过程中，坦诚交流，共同创造合作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避免相互指责十分重要，这也是大国间关系成熟的表现。

　　中美网络合作要“回头看”——梳理与珍惜过往共识与成果;更要“向前看”——不要违背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交融互惠的必然趋势，而是着眼未来信息社会的发展，未雨绸缪，共同谋划如何应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威胁与挑战。

　　杰森·希利：美国总统奥巴马可以在这次会晤中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每一个网络行动都在严格管控下进行。美国近日提出的网络空间行为准则中包括“除战时情况以外，不对计算机应急系统和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动网络袭击”，应该向中方强调美方会恪守这一准则。奥巴马还应该提出，美方会在对核设施和电网的黑客袭击方面表现出克制。历史上美国与苏联相互遵守过一系列承诺，与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相比，美国与中国有着更多共同利益。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抓住此次峰会的机会，稳定两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关系，减少使紧张关系升级的机会，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事情。

　　胡逸山：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方面，为了防范网络入侵、保护各自的网络安全，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做固然有合理性，但从现实角度来看，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即，目前已经出现某些国际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散播恐怖主义言论、招募恐怖组织成员的情况，同时它们还对两国的互联网安全造成威胁，特别是试图侵入两国的军用互联网。因此，中美在互联网上面临着来自第三方的威胁。这也是中美共同抵御不法分子对网络安全产生威胁的重要契机，两国可以将其作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实质合作的试点。

　　中美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方面“先行先试”，可以为国际社会起到表率作用

　　鲁传颖：网络空间治理目前还处于建章立制的初期，中美都在努力推动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双方都是联合国信息安全问题政府专家组成员，2013年6月和今年7月专家组发布的两份报告在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和原则、建立信任措施、国际合作和国际法的适用等领域取得突破。双方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计算机应急响应组织合作、网络威胁信息共享等领域以“先行先试”的姿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

　　俞晓秋：互联网治理和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也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倡导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双边与多边对话磋商机制、途径进行协商合作，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2014年11月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提出，各国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在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上，中美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理应承担起各自责任和义务，双方需要不断加强对话沟通，需要就网络治理原则与网络安全行为规则形成基本共识。只要中美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扩大互利合作，在网络安全领域有效管控分歧，就能为国际社会在共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务上形成共识、促进合作起到表率作用。

　　唐岚：2010年至今，联合国政府专家组召开4届会议已就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建立信任措施、能力建设等达成诸多共识。在专家组磋商之外，中美早已就国际规范和行为准则进行了多层面、多渠道的交流沟通。正是中美的这些接触，才使专家组的磋商成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成果。2011年，中国联合俄罗斯等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在吸收美国等其他国家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今年1月再次提交了准则修改版。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有意要为网络空间的建章立制作出贡献和努力，同时也以开放和坦诚的姿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吸纳有益意见。作为网络空间的两个大国，中美无疑应有责任与担当，带领国际社会就大规模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保护、限制网络空间军事化、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网络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等规则展开深入探讨。这也必将成为中美网络合作、寻找战略共识的重要领域。

　　奥列格·杰米多夫：尽管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存在争议，但共同的挑战为中美合作奠定了基础。目前两国都在积极立法保护网络用户的信息安全，防止非法内容的传播，清除网络垃圾信息。双方还建立了关于网络攻击事件、恶意程序等信息的共享数据库，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也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治理。各国要共同制定网络空间的“游戏规则”，明确各自的管辖范围、降低发生国际性互联网冲突的可能性。这要求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达成共识，形成维护网络安全的国际法，统一打击网络犯罪的标准。此外，借助上合组织等地区性合作机制的平台，强化国家间维护网络安全的合作机制。

　　事实证明，唯有对话与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中美俄三国过去10年间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推进全球网络安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国为规范网络行为采取的措施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具有借鉴价值。未来，各国有必要借助全球性组织或地区性组织的平台，加强交流、沟通，增进共识，建立捍卫网络安全的伙伴关系。

　　胡逸山：在网络安全国际治理方面，中美是非常重要的参与方，同时德国、法国等国也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国际网络空间的规则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只要各国的出发点是良好的，都是为了确保共同的网络安全不受侵害，都是为了维护各自以及共同的商业和经济利益，抱着这样的决心和合作精神，那么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玛里莉亚·马西埃尔：国际合作方面，特别需要从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保证网络安全。目前，巴西与欧洲和金砖国家都在讨论建设新的海底电缆，因为现有的多数海底电缆的硬件及核心技术为美国公司提供，要想改变现状，改建硬件设施，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国合作势在必行。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经济之外的网络安全应引起更多关注，中国政府提出开展国际网络合作的办法非常好，需要更多国家加入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中来。

　　鲁传颖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专家)

　　俞晓秋 (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杰森·希利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络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

　　胡逸山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

　　奥列格·杰米多夫 (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国际网络安全问题顾问)

　　玛里莉亚·马西埃尔 (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9/20   发布时间：20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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