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的威胁吗?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辩论的话题。10月14日，纽约考夫曼音乐中心座无虚席。举办过上百场辩论赛的美国辩论节目“智慧广场”(Intelligence Squared U.S.)邀请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和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在国防部任职的彼得·布鲁克斯为正方，邀请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和澳大利亚前总理、现美国亚洲协会亚太研究所所长陆克文为反方，以“中美是长期敌人吗”为题展开激烈辩论。最后，认为“中美不是长期敌人”的一方获得56%的观众和64%的网民支持，这或许表达了美国民众的心声。

　　正方：美国不会容忍竞争对手的出现

　　“中美是长期敌人吗”这一辩论主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界对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势的关注。辩论会前，主办方的调查显示，现场观众有27%认为“是”，有35%认为“不是”，未做决定者为38%。在4位重量级辩论嘉宾阐述各自观点并群辩后，认为“中美不是长期敌人”的观众比例攀升到56%，高于32%“敌人论调”支持者，未做决定者减少至12%。

　　作为正方的米尔斯海默首先在辩论中说：“国际体系的组织方式所具备的三个特点迫使各国争夺权力，并且会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力增量。第一个特点是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国家就像放在桌子上的台球，这意味着国家陷入困境后，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正如我告诉学生，当你拨打911时，根本没有人在另一端，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在效果上是一个自助系统。第二个特点是，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军事攻击能力，部分国家则拥有较强的军事攻击力。第三个特点是与意图有关，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谁会管理中国和美国。”

　　米尔斯海默回顾了美国成为“现代史上唯一的地区霸主”历史。从“美国建国之父”到“门罗主义”，从建立“西半球霸权”到应对20世纪4个潜在竞争对手(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他的结论是：美国不会容忍竞争对手的出现，而现在，中国将模仿美国，将以美国控制西半球的方式试图控制亚洲，“如果我们能有一个门罗主义，为什么他们不会有一个门罗主义”?米尔斯海默说：“如果我们能阻止的话，我们不会让他们称霸亚洲，这就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由来。我们看到他们的崛起，但是我们要保持我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作为反方的陆克文在辩论中说：“长期敌人”意味着“双方无法摆脱敌对身份”，这是极端的语言。针对正方对中国做出的一些预测，他质疑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你不能一面说我们无法预测一国的意图，另一面又作出精准的预测。这在逻辑上前后矛盾。”在陆克文看来，“中美是长期敌人”这一命题无法涵盖中美关系的复杂现实。他认为，中美两国数任领导人发挥的作用，的确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因此，陆克文强调：“我的选择是建设性现实主义，而非进攻性现实主义。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的现实区别，承认两国在东海、南海、台湾、网络、太空、人权等议题上的分歧，同时也承认两国在许多领域存在建设性接触，如朝鲜核问题、反恐问题、全球经济增长问题等等。双方假以时日能够构建政治资本，并有助于应对两国关系未来中的根本问题。”在分析二战后的欧洲历史后，陆克文告诉观众，外交在战后欧洲占了上风，“至少在70年来，欧洲没有爆发战争”。他还说：“(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太平洋最为紧密的盟友，作为美国在20世纪和21世纪最久远的盟友，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所有战争中与你们并肩作战的国家，我们理应在这些问题上发出声音。”

　　提到敏感且频出的“战争”一词，米尔斯海默在辩论中说：“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朝一个方向前进，美国朝另一个方向前进，势必造成安全领域的激烈竞争。”但他也强调，这不是说中美之间将会有一场战争。

　　反方：美中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生存而是如何发展

　　在随后的辩论中，彼得·布鲁克斯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提供证据。布鲁克斯在辩论中提到，中国总说“百年屈辱史”，而现在中国计划重新找回“中央王国”的荣耀。布鲁克斯在最后阶段“拉票”时说：“非常严重，我们是敌人。美中都想处在国际体系的顶端。除非有一方放弃挑战现状或另一方默许挑战者的崛起，我认为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对手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它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将是长期的敌人。”但从观众的投票结果看，赞同他观点的美国人还是少数。

　　布鲁克斯举了老生常谈的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最新的热点——南海和东海问题，以此得出“令人遗憾的”结论——“美中之间的战略不信任沟壑难填，现在它变得更糟了”。布鲁克斯还多次表示美国在南海的自身利益，强调美国对日本等盟友在国防和安全上的承诺。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这些行动和表示很不满意。事实上，双方没有“拔剑”，但都在制造更好的“剑”。

　　布鲁克斯告诉在场观众：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与太平洋各国的贸易利益要远大于与欧洲的。他问道：“美国刚签署了一个不包括中国的TPP。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对于正方提到TPP等与经济有关的话题，陆克文回应说，在经济上扼杀中国的做法同样会给自身带来伤害，也会影响到全球的就业。他举例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问题上，中国人看到的是经济机会，他们发现本国的建筑业产能过剩，希望将此出口到海外，并增加南亚、中亚、中东的基础设施。这里面有市场。这部分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为什么美国和中国企业就不能一起投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改善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呢?美国和中国公司之间存在大量金融和商务合作机会。同时，也会有竞争存在。但这就是生活。永远不会干干净净，永远不会舒舒服服。”

　　对于正面提出的中国军事现代化，陆克文在辩论中说，美国军费远超中国，“美国有近10个航母战斗群，而中国目前只有一艘(改造的)乌克兰航母”。此外，他认为，随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未来30年照顾老年人的预算压力大增，这将对中国的军事建设构成极大的限制。

　　与陆克文同在反方的戴博在辩论中反驳了正方的观点，他表示：美国和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生存而是如何发展。戴博说，正方今晚预测的可怕结果是可以避免的，他们描述的世界可以确信的说不是中国或美国渴望拥有的世界。戴博认为，如果中美能够明智地处理两国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可以避免的结果。他回顾自1978年美中正式建交的历史说，在过去37年时间里，尽管中美有不同的价值观、出现过危机，也处过某种高度竞争的关系，但美中一直尽力避免敌意并从相互接触中获益。戴博不仅不赞同“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说法，相反，他告诉观众：“事实上，美国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中国获得的利益多于我们，但我们也从中受益。”他举例说，中国是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市场对苹果、高通、英特尔、通用、IBM、宝洁和可口可乐等美国企业及其雇佣者至关重要。此外，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是低收入美国人能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投资领域，中国累计对美直接投资达54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8万个工作机会”。

　　旁观者：美国不应跌入自己设的预言陷阱

　　“如果中国是敌人，情势会变成什么样呢?”戴博抛出这个问题后，就用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的最后一个章节中做答——即使我们能避免全面战争，也会面临战争威胁的争议、无法负担的军备竞赛、通过牺牲第三国人民开启的代理人战争等危机，“美国将禁止大学招收中国学生”。但戴博给出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21年，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将达到730万人，美国不仅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也会受益于中国的人才。自1979年以来，超过200万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很多人仍在为美国社会贡献力量。应该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现在更多地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辩论中，米尔斯海默主要还是强调美中在经济领域不是对手，但在安全领域是对手。他坚持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强大后，会与美国在菲律宾、日本、越南，甚至台湾等问题上展开激烈竞争。陆克文则在辩论中回应米尔斯海默：“中国在崛起，美国也在这里，他们并不一定会相撞。我们相信外交手段可以做到这一点。两国并不相互排斥。”

　　整场辩论会气氛热烈，也不失西方人的幽默。正方的论点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断，虽然论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方对华崛起的社会舆论和精英关切，但“虚”的东西较多。相反，反方既有事实论据又有道理，都是发生在中美之间实实在在的事情，更让人信服，也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支持。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顾问及亚太安全项目高级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看过辩论后说，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对海洋、太空、网络等领域的控制权，但它并不想与美国发生战争。尽管美中两国经济交织在一起，但双方在区域和全球秩序上仍存在分歧。正如克罗宁所说，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必须保持强大和警惕，但不应该进行不必要的挑衅或跌入自己设下的一个预言陷阱。(殷淼伊文吴志伟)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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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TPP标志“价值贸易时代”的开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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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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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鹏来源：价值中国网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杨鹏10月9日作为嘉宾参加了《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栏目，谈到TPP与价值贸易时代的来临。10月12日，中国媒体《价值中国网》以杨鹏在“焦点对话”中提出的“价值贸易”为切入点，采访了杨鹏对TPP的全面看法。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价值中国网》：我们看到你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中关于TPP的观点。你提到“价值贸易”这个概念，认为要从“价值贸易时代来临”角度来理解TPP。目前关于TPP讨论很多，还没有人使用过“价值贸易”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是理解TPP的一个重要视角。我想请你再详细解释一下，以飨国内读者。

　　杨鹏：如何理解TPP?理解层面不同，结论就不同。思考TPP，用得着《圣经》一句话。《圣经》上说：“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要靠神口中的话。”我觉得这是理解TPP的一个重要层面。灵与肉，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TPP将环境权、结社权、信息自由权等与自由贸易捆绑在一起，价值因素首次成为自由贸易的制度性条件，经济利益与价值追求统一，标志国际贸易从“经济贸易时代”开始转向“价值贸易时代”。如果TPP批准及执行顺利，那么人类经济-政治格局将因此改变，人类历史迈上一个新台阶。

　　杨鹏：TPP将环境权、结社权、信息自由权等与自由贸易捆绑在一起，价值因素首次成为自由贸易的制度性条件，经济利益与价值追求统一，标志国际贸易从“经济贸易时代”开始转向“价值贸易时代”。

　　《价值中国网》：美国主导推进TPP谈判，看来是想超越甚至今后放弃WTO。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TPP与WTO有什么区别?

　　杨鹏：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推动TPP谈判，目的是制衡中国。奥巴马公开谈到，这是让中国立规还是由美国立规的问题。美国政界学界讨论TPP，都会提到TPP与中国关系。TPP后面，当然有制约中国动机。但仅从制约中国这个角度来解读，恐怕就把事情看小了。就算是奥巴马，也未必对TPP的历史意义有充分了解。历史的行动者，不了解行动的历史意义，这是正常的。关健问题是：制约中国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采取TPP这样的形式和内容来呢?这就是历史问题。人是在一定历史环境中选择和行动的，TPP这样的选择和行动发生，背后有更深的历史动因。我们可以从WTO与TPP的差别，来看这历史动因。

　　杨鹏：从WTO到TPP，是一场静悄悄的历史变革。现行世界秩序，建立在“主权国家+自由贸易”基础上。… …环境权、劳动权及信息权从国家主权内部控制中被解放出来，逐渐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转化成了普世权利，这就开启了人类价值贸易时代。

　　WTO核心内容是：降低关税壁垒，强化自由贸易，政治与经济分离。TPP核心内容是：实现零关税目标，强化公平自由贸易，政治与经济统一。

　　从WTO到TPP，是一场静悄悄的历史变革。现行世界秩序，建立在“主权国家+自由贸易”基础上。环境保护、劳动组织、信息流动、国有企业等，在一些国家被纳入“主权”控制范围，与国际自由贸易分离开来。TPP协议，则将环境保护、劳工组织、信息自由、减少国有企业垄断和政府对企业控制等价值标准，转化成了国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内容。环境权、劳动权及信息权从国家主权内部控制中被解放出来，逐渐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转化成了普世权利，这就开启了人类价值贸易时代。多年来不断上升的环境无国界、人权无国界、信息无国界理念，首次得到40%全球贸易量的支撑，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国家主权在退让，普世价值在强化。如果TPP能得到各国批准，协议条款得到认真执行，如果美国与欧盟间的TIPP谈判能按TPP基本准则达成协议，我们将迎来人类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经济与政治统一，利益与价值统一，灵与肉统一的新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带来新天新地新人。历史大变革，悄然发生在眼前。

　　TPP12国的部长们在夏威夷召开记者会发布有关谈判进展(2015年7月31日)TPP12国的部长们在夏威夷召开记者会发布有关谈判进展(2015年7月31日)

　　《价值中国网》：国内有舆论认为，TPP对中国的实际影响有限。有人算出来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进出口贸易的0.14%。为什么国内会有这种TPP有限影响的观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鹏：这么多人来写文章论证TPP对中国影响有限，很有点官方推卸责任的味道。既然影响有限，就没有必要承担被排挤出TPP的责任。还有不少文章认为，中国很容易解决TPP的问题。例如强化双边谈判，把一个个国家谈下来。或者主导几个新的多边谈判，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多边协议。想出这些策略，似乎缺少些全球意识和历史眼光。

　　《价值中国网》：你说的“全球意识”和“历史眼光”，可否解释一下?

　　杨鹏：人类由分散孤立的部落变成民族国家，再由民族国家变成更大民族国家共同体，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WTO等。人类的联接在不断加强。有时我想，互联网发展，也许是人类共同的大脑神经系统在生成。联接，就得有统一的联接规则。这些统一的联接的规则是什么?我们来看，人类最早统一的，是科学和技术规则。人类的科学和技术语言，是统一的。无论来自那个国家那个民族，无论信什么宗教，科技人员在一起，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规范，同一种对错标准。人类联接的统一，首先表现在科技规范上。人类共同语言，首先出现在科技上。其次，出现在国际贸易上。WTO，是人类民族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共同规则和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人权状况不同，环境保护不同的国家，可以在WTO同一原则下开展自由贸易。WTO是人类统一进程的第二轮共同语言，第二轮真正的共同规范。WTO促进了人类经济更紧密的联接，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把人类拉入共同信息网络。人类日趋联接在一起，进一步面对统一联接规则这个大问题，遇到各国内部规则间的兼容问题。

　　近几十年来，环境无国界、人权无国界观念已渐渐上升为强势观念，但并没有转化为人类联接的统一规范。也就是说，环境权、劳动权、信息权并没有超越国家民族边界。TPP开始解决这个问题，试图把环境权、劳动权、信息权从民族国家控制中逐渐剥离出来，成为统一的普世的人类联接准则。所以说，TPP是人类统一进程的一次新尝试，一个全新阶段，这是继科技规则统一、贸易规则统一之后，政治价值和规范进入统一联接的新历史阶段。传统的民族国家内部权力要让步，要释放出一些普世权利出来。显然，北朝鲜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规则，无法成为全球联接规则。人类联接进入新阶段，统一了科技和贸易规范后，进入政治价值规范统一的阶段，这是人类联接深化的表现，这是人类历史的普世运动，这并不仅仅只是针对中国来的。这就是我说的“历史眼光”和“全球意识”。

　　中国与世界的联接在深化，检查一下，中国政府有那些方面的规则是不想统一联接的?科技规范统一，没问题。贸易自由规范统一，没问题。环境保护，估计也没问题。国有企业，有困难。信息自由，有问题。劳工组织，有问题。说到底，是不想在政治规范上实现与西方统一联接和兼容。政治规范影响其它环节的规范，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影响公平贸易自由竞争，今后会影响国有企业与TPP规则的联接。

　　《价值中国网》：人类政治价值的统一，又回到冷战去了。

　　杨鹏：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冷战重现。但此冷战非彼冷战，苏联时期的冷战，是真正的冷战，是两种意识形态阵营在争夺人类未来的冷战。谁都认为自己代表正义的一方，代表人类的未来。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替代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模式。两个阵营内部自成一体，有独自的凝聚力。两大冷战阵营之间，没有多少经济往来。用我们刚才用过的“人类联接”概念来说，这两个版块间是隔离的。现在不同了。中国上世纪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及持续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是打破冷战隔离，与西方自由世界主动联接的结果。科技规则联接了，贸易规则联接了，科技与资源通过这种联接流入中国，中国劳动力、中国产品通过这种联接流向世界，中国因此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怎么办?中国最希望的，就是维持WTO现状，尽量满足WTO规则，不愿扩大联接范围，不愿从经济延伸到政治。如果做不到，怎么办?重回隔离状态?重回孤立?TPP占有人类道德价值的至高点，环境保护、信息自由、结社自由，都属于正当的人权范围。不仅有道德至高点，也有实在的经济基础支撑。TPP国家的市场和资源，就是基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脱离这个市场和资源还能独立发展的。中国并没有一个道德正确的理想社会替代方案，也没有另外一个非西方的世界阵营能弥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科技、市场和资源需求。所以说，实力对比悬殊太大，此冷战非彼冷战，此冷战既无意识形态条件，也无国际政治条件，也无经济基础条件，中国没有条件来启动一场冷战。某种程度上，这是历史的终结的最后几个国的问题。

　　《价值中国网》：TPP谈判，据说也邀请了中国。但中国态度不积极。这种不积极，是考虑到TPP标准的设定，似乎都是一一针对中国来的，让中国短期无法适应。中国没有积极参与TPP，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鹏：坦率说，中国是一个有心脏病的经济巨人。这个心脏病就是，与西方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规则不兼容，也满足不了中国人新生的更开放更平等更自由的政治需要。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虽然存在政治价值与政治规则不兼容问题，但西方仍然把贸易与政治分离开来，不断加强与的中国贸易往来呢?这与西方对冷战的考虑有关。尼克松访华，邓小平访美，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进入西方经济网络，西方考虑的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六四以后西方依然如故把中国留在西方经济系统中，也是冷战考虑。中国几十年政府补贴企业出口的重商主义不公平竞争，中国在遵守WTO规则中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也被西方容忍了下来，也是冷战考虑。西方这样做，不完全是经济利益考虑，与当时盛行市场化导致民主化的理论有关。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冷战结束，中国在冷战层面的战略价值消失了，西方对中国的宽容期结束了，中国又利用西方科技资本和市场，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中国并没有因为市场化进程而开始民主进程。政治集权与市场经济结合模式反而显现出对西方的竞争压力及模式替代的可能，中国就从旧冷战时期的战略盟友，逐渐变成了新冷战时期的战略对手，西方普遍感到自己为了政治需要在经济上吃了亏，中国的经济成功甚至使西方一些学者对西方模式产生了疑虑。这个时候，中国最需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但往往这时候也最易误判。经济总量上升，容易滋长任性。政治制度不同，无改革考虑，就容易寻求差异化解释和自主道路。北京共识提出，似乎要走一条替代西方的社会新理想模式。为巩固现行权力，开始利用国际争端来赢取民族主义支持。这些表现，都加快把自己从盟友变成对手，甚至是可能的敌人。TPP谈判加快，并不只是美国的需要，也可能是TPP其他成员国的需要。中国自觉或不自觉释放出来的压力，也许是加快TPP谈判进程的催化剂。说到底，还是因为人类统一进程，已从科技走向贸易，再从贸易走向政治，政治规则兼容成为贸易开展的条件时，政治改革就成为经济再增长的条件了。TPP创始会员国家中，越南、文莱并不能算民主国家，新加坡也只是不完整的民主国家。并不能说TPP有直接的民主政治体制的附加要求。但是，信息自由、劳工组织、政府不能垄断和控制企业，已包含有民主价值要求。越南、文莱、新加坡愿加入TPP，说明它们的政治取向是向着TPP的方向改革。政治规则难兼容联接，这是中国的心脏病所在。但这个心脏病不治好，经济就走不下去，经济巨人也可能倒下。患着严重心脏病，还争什么老大?先治好病再说。

　　《价值中国网》：不少观点认为，中国要打破美国TPP封锁，要自己主导一些多边谈判，形成一些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联盟。你认为做不到，理由是什么?

　　杨鹏：国际关系是国内关系的延伸。中国传统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皇上和臣民的等级关系，主从关系。君主是主，官员是从。朝廷是主，民众是从。中央是主，地方是从。费孝通定义为“差序结构”，就是上下等级、中心与边缘的差序结构。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关系，也是差序结构，是以我为主的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是宗主国利用优势军事和经济利益诱惑，来维持与藩属国的政治不平等关系。往往宗主国在经济上是吃亏的，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藩属国政治上的忠诚。再以藩属国在政治上的忠诚，来加持君主在国内的“万邦来朝”的威权。属国千里送鸿毛，可换来宗主大赏赐。其着眼点是国内权力的巩固。藩属国的行为特征是，要价愈来愈高，有利即顺，无利即反。中国现在呈现出来的，仍然是延续这种传统。“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决策取向，就很有些这种特征。这与美国不同，美国建立的不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主从关系，而是相对平等的盟友间的盟约关系，这是国内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关系的国际延伸。TPP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在今天民族国家独立自尊的时代，想用军事威慑和金钱赏赐来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宗主国-藩属国关系，经济成本巨大而且最终行不通。TPP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中国内部政治价值不具有普世性，因此建立不起一个国际价值共同体来。因利而合，利尽而分。国内政治规则，与国际政治规则，有一个兼容的问题，这就是我认为做不到的原因。因为价值不兼容，因此无法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

　　《价值中国网》：这样说来，美国是大赢家，不仅是政治价值上的大赢家，也是经济利益上的大赢家。中国是双重输家，输了政治价值，也输了经济利益。中国应当如何面对?

　　杨鹏：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不同选择，不同结果。如果中国选择改革自己来适应TPP，中国会是TPP最大赢家。如果中国选择拒绝TPP另搞一套，中国会是最大输家。这是中国改革自己的一次新机会。为什么这么说?TPP的方向是正确的，因此被TPP改变最大的国家将是得益最大的。强化公平竞争，强化自由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强化环境保护，保障民众结社权利，保障信息自由流动，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是好事。对中国民众是好事，中国就是赢家。对中国的政府呢?如果一个政府能成为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民众自治及信息自由的推动者，它就走在正确的历史方向上，它就能发展国家利益并得到民众拥护，TPP就给了政府改革自己赢得民心的正当机会。如果政府执意要反对公平竞争，执意要侵犯知识产权，执意要破坏环境，执意要剥夺民众自治权和信息自由权，这种取向的政府将会是历史的输家，我们就不能说它还是中国利益的正当代表。从真正国家利益角度看，TPP完全是可以助力中国的。一切爱国者，都应推动政府加入TPP。只要政府有改革意愿，中国会赢不会输。如果政府没有改革意愿，政府会输，中国仍将改革，最终也不会输。真正可怕的，不是美国要搞TPP，不是欧美要搞TIPP，因为这都是以深化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真正可怕的，是西方孤立主义兴起，市场保护主义兴起。美国粮食产量世界第一，能源产量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依存度远低于中国，比中国更有条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美国到现在仍然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保护者，中国真要感谢这历史机遇。如果美国在WTO式的自由贸易中吃亏吃怕了，美国从自由贸易原则往回退，这才是中国的大麻烦。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接了起来，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持续发展的前提，这是不能忘记的常识。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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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决定不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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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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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姆•弗莱明，吉娜•宗，迪米来源：FT中文网

　　乔•拜登(Joe Biden)不会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这结束了数月以来的诸多猜测，即他将在民主党提名中挑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在白宫玫瑰园，在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陪伴下，拜登表示，他的家人正试图从长子博(Beau)今年因罹患癌症而去世这一不幸中恢复过来，并得出结论，他已没有机会对已经投入角逐的4位民主党人发起可信的挑战。

　　“我和家人经历了哀悼过程，我一直这么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过程，在我们走出悲痛时，将关闭发起现实的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间窗口，”他表示，“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窗口已关闭。”

　　拜登强调，尽管他不会参选，但“我不会保持沉默”。他呼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结束正在撕裂国家的激化分歧的党派政治”。

　　几个月来，拜登一直保留着第三次争取问鼎白宫的可能性，同时告诫称，他需要确保他和他的家人在他的长子去世后拥有作出这个决定的“情感能量”。

　　今年夏季，外界猜测，他将参加竞选，因在民主党提名中处于领先的希拉里难以摆脱一桩关于她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使用私人邮件账户的丑闻。

　　拜登的决定意味着，他承认自己原本将在距离初选仅4个月前加入角逐，而希拉里及其竞争对手、来自佛蒙特州的信奉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已组建大规模竞选团队并筹集了竞选资金。

　　拜登不会参选的消息将令希拉里阵营深感宽慰。拜登有着比希拉里更厚道的名声，而且希拉里已遭遇来自桑德斯的强大挑战。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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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辩论：中国和美国是长期敌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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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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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博、陆克文、米尔斯海默、布鲁克斯来源：共识网

　　“中美是长期敌人吗”这是一个被很多人讨论过很多遍的老套命题。然而，经过这么多轮的讨论，答案似乎仍旧扑朔迷离。2015年10月14日，全球著名的辩论赛组织“智能平方”在纽约邀请了四位重量级的国际问题专家，再次就这个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参与辩论的两方分别为——正方：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反方为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

　　辩论赛采用传统的牛津辩论赛模式，双方就同一个命题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开赛前和辩论之后进行投票，能够最大程度的改变观众态度的为辩论赛的胜方。在此次辩论中，戴博和陆克文的观点赢得了胜利：即中美不是长期敌人。

　　观众投票结果

　　辩论之前辩论之后

　　赞同：27% 赞同：32%

　　反对：35% 反对：56%

　　未决定：38% 未决定：12%

　　一，正反方开场发言主要观点

　　米尔斯海默：美国从来不能容忍实力对等的竞争者

　　中国和美国将长期成为敌人。我们的论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坚持，这并不是说两国要注定战争，而是说，两国会成为长期的敌人。我们要看到，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一直是敌人，但是好在两国从未交战。当然，美苏关系并非中美关系的模板，我们要强调的是，中美会成为敌人。其次，我们讨论的是未来走势，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国际政治或者大国政治的理论基础。原因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未来，因为未来不是现在，未来还没有发生，证据还没有出现。

　　我方的理论能够解释我们所认为的中美关系在未来的走势，当然也要能够解释过去曾经发生的大国兴衰，它还得适用于当前的局势。我会进一步介绍这个理论如何能够解释中美注定在安全防务上成为彼此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涉及军备竞赛、危机管控、代理战争等一系列问题。

　　我认为，国际体系架构有以下三个特点驱使国家之间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而彼此激烈竞争。第一，国际体系至上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威存在。各个国家就是台球桌上的一盘球。也就是说，一旦一个国家遇到麻烦，找不到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它。国际体系中，永远没有人接听911急救电话。这事实上是一个自救的体系。第二，所有国家都具备一定程度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在这个体系中，一些国家永远具备较多的军事力量。这个体系的第三个特点跟意图有关。一国切忌将其他国家未来政策的意图神圣化。以中美之间来说，美国永远不知道中国在五年内、十年或者十五年内会由谁来执掌政权。同样，中国也无法知道美国在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内国家领导人会有怎样的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中，一个国家遇到麻烦向另一个国家求救，结果会发现你所寻求帮助的对象恰恰心存歹意。这个时候，你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只能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我童年时就有这样的体验。在纽约市的儿童活动场里，孩子们都想变得个头最高或者表现得最坏，要不就无法保护自己，无法在那个空间里生存。这并不是因为本意就要作恶。在那个空间里，你变得越强大，就越安全。所以，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国家的目的就是两点：一、主宰该国所在的地区;二、确保没有实力对等的竞争者。总的来说，就是要确保国际体系中不会出现第二个类似的国家，具有类似的实力主宰其所在的地区。

　　也就是说，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国。大多数美国人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和他们之后的领导人却一直通过不断努力，让美国能够主宰西半球。这包括美国曾经对大面积领土的征服，也包括美国确保在美国-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美国-巴西以及美国-危地马拉这几组关系对比中永远处于力量绝对优势，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些国家永远没有办法给美国制造麻烦。美国完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奠定了门罗主义。我们成功地将欧洲势力阻挡在西半球之外，并明确的告诉他们在这个地区他们不受欢迎，美国不希望任何强大势力远道而来进入西半球。这样美国才在西半球确立起了自己的主宰地位。

　　美国的第二个目标是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如何确保全球不存在实力对等的竞争者。美国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有过四个潜在的实力对等的竞争者：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扮演了力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或者亚洲的主要角色。同时，美国还成为把它们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最主要国家。美国从来不能容忍实力对等的竞争者，美国至始至终都要确保其对西半球的主宰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确信这个国家会变得原来越强大，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走向强大的国家未来将如何管理和安排其军事力量? 我的观点是，中国将会效仿美国，而且无法不这样做。美国如何主宰西半球，中国就会如何主宰亚洲。如果在座各位是北京的国家安全顾问，难道你们不希望中国比四邻国家都强大的很多吗?中国人认为他们过去所遭受的是民族屈辱，这个经历让他们完全明白国家贫弱会给人民带来什么。他们很清楚过去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强权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有充分理由希望自己国家变得非常、非常之强大。所以，我认为，中国会将美国赶出东亚。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美国可以为自己树立门罗主义，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门罗主义?所以，我认为，中国将会主宰亚洲。

　　戴博：中美现在根本不是敌人

　　我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能够生存，而是如何能够不断繁荣。按照对方辩友的思维，中美两国处在一种基于本能生存的最低级的生命层次里，这是一种无比晦暗的生存状态。我和陆克文今天要全力反驳这种逻辑，我们认为这种生存状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中国会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中国人对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理论非常重视，他们阅读地非常认真。即便米尔斯海默教授告诉中国人在东半球建立霸权是个不错的想法，在战略上也有充足的理由，但他实际给每个人描绘出来的世界是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接受并且要竭力避免的。事实上，米尔斯海默教授刚才也已经说过，如果任何国家要按照他告诉中国的那样去行事，美国一定会把它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他的理论也再次说明，如果大家努力运用智慧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就能够避免生存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

　　在过去的37年里，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价值观不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尽管这段关系之间已经存在着激励的竞争，这两个国家一直在不断努力避免敌对，也从互相接触中获益巨大。我的观点是，中美现在根本不是敌人。

　　今天，我会按照对方辩友的逻辑向大家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番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不仅中美两国不是敌对关系，而且人人都会竭力避免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生存。陆克文会接下来说明社会科学理论前瞻性预测范式的不可靠性。他会向大家证明，即使中美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两国仍然具备意愿并拥有多种方式将冲突限制并化解在和平价值的框架内。

　　那么，什么是敌人?敌人这个概念就意味着，彻底敌对的力量之间彼此针对对方心存恶意。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敌人之间都会发生战争，但是战争阴云却永恒笼罩在敌对关系之间。在这场讨论的一开始，我就想强调一点：中美关系转变成敌对关系的这种威胁性的确存在，而且，大家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具备避免出现这种结局的智慧。刚才对方辩友已经为中美关系敲响了嘹亮的警钟，他们相当成功地描绘了中美关系极其晦暗的前景。

　　但是，我想在此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考量，中美关系现在并不是敌对关系，美国也并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事实上，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在支持、协助并且与中国一道共同努力实现中国的崛起。能够证明美国长期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的证据不胜枚举、俯拾皆是，几乎是一边倒。中美都获益于此，而且中国比美国更加受益。

　　我们来看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市场是美国公司业绩表现以及美国就业的关键因素，这些公司包括苹果、通用、高通、英特尔、IBM、宝洁、可口可乐、强生等。另外，从中国进口的价廉货物也极大地帮助了美国低收入人群渡过2008年金融风暴对他们日常经济和生活上的冲击。

　　中国投资美国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540亿美元，为美国提供了8万个工作岗位。到2021年，中国在美国的游客总数将达到730万，为美国带来850亿美元的年收入。美国受益于中美贸易，更受益于中国来美的人才。自1979年以来，已经有两百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其中很多人现在仍然服务于美国社会。有超过两百万的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除去墨西哥人和印度人，中国人已经是美国社会的第三大外来移民人口。他们为美国社会付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已经有十位移民美国的美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学金，其中有五位是出生在中国。布鲁克斯先生所在的传统基金有我的一位好友，他几年前说：“中美关系现在不仅仅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更是私人关系。”

　　中国人已经变成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甚至同在一个教会的教友。我并不认为关于个人生活的这些方方面面在这场国际关系的辩论中会显得无足重轻。相反，这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理论似乎根本无关个人福祉。他认为，在这个无秩序世界里是主权国家在纵横捭阖。而我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类的个体难道不是大国争霸的最大牺牲者吗?中美变成敌人的结果，米尔斯海默教授已经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最后一章为我们做出了描述。即便中美能够避免全面战争，将仍然面临各种危机、战争威胁、军备竞赛、代理战争等等，他还详细描绘了中美将第三国卷入两国大战的局面、两大阵营之间彼此实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以及为了延长战争进行消耗战等等。显然，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第三国家的人民都将为这些愚蠢而昂贵的战争行为付出惨重代价。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限于此。我的观点是，中美转为敌对关系将是美国对自己一贯以来秉承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米尔斯海默教授一再强调，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不是帮助其加速发展。他又进一步主张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霸权位置，就要采取措施去损害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福祉。对方认为，既然有社会科学的理论依据，中国有意图更有实力，所以中美现在就是敌对关系，将来长期也只能作敌人。

　　对于这样危险的观点，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全力去回应和反驳。因为它与过去两百年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弘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美国一直向世界包括中国宣扬自由民主体制、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我们告诉大家，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国家的发展，也有助于大家共同繁荣。美国可以与世界一道分享在教育制度、科学和科技领域方面取得的成就。而这些我们一直弘扬的价值观对于米尔斯海默教授来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

　　陆克文和我今晚的信息是你应该对这个命题投反对票，美国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长期的敌人。我们的对手在指出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方面是正确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进行这场辩论。但是对于如何应对和管理这些挑战，我们是有选择的。

　　二，辩论环节精彩之处

　　米尔斯海默：给我举个例子哪个国家有实力在地区称霸却没有称霸?哪一次美国遇到潜在竞争对手却坐视不管?没有。

　　戴博：我觉得中国的确有能力，我也同意对手说的中国会乐意成为东亚的霸主。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想要什么。国际关系的问题在于中国和美国分别愿意接受怎样的最终局面。中国受到了遏制，因此不可能心想事成，中国也清楚。因为它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有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遇到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在放缓，美国的股市也受到影响。还有空气污染、水污染，以及更难治理的土壤污染;华北的水资源短缺;国家的收入不均，社会保障不力，问题太多了。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维稳，维持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就在国际上遏制了他们。中国没有盟友，没有软实力，也不像当初实行门罗主义时的美国一样被强国包围。

　　布鲁克斯：我认为戴博关注了能力，没有关注到中国的抱负和野心。如果中国有野心，那我们就是对立的关系。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能力做。大家一味关注中国的崛起和军队现代化的问题，但是敌人并不意味着战争。看看字典就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反对某件事某个人。我们现在和中国已经是这种关系。

　　戴博：我看了好几本字典了，敌人和对手、和有野心的国家都不是一回事。中美关系有对立的一面，并且还在深化。这样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克服。但中美关系也有合作的一面，比如气候变化、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维和行动等领域。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美国提供资金最多，中国派遣人员最多。相比遏制苏联时与苏联的合作，我们和中国的合作关系要紧密得多。我们对待苏联没有像今天对待中国一样给他们最好最聪明的学生提供教育。所以这不是遏制。有敌对的一面，但也有其他方面。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进行平衡，如何确保偏重合作。

　　米尔斯海默：我想要回应戴博的观点。没错，经济交流不是对抗，安全层面则有对抗，所以不能和冷战进行对比。但可以比较的是一战前的时期。因为一战前，我们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也相当密切，也有激烈安全竞争，主要围绕德国。最终的问题就是安全竞争与和平的经济交流哪一方更重要。答案是安全竞争。布鲁克斯和我的论点就是安全竞争比经济合作更重要。

　　陆克文：先回答主持人之前问而我们没有回答的问题。他(米尔斯海默)的决定论对一段历史并不适用，那就是二战之后。英法德这三个国家互相撕扯几个世纪，想要在地图上抹去彼此的国家，最终在1945年以后决定停战，利用外交方式最终创造了不甚完美的欧盟。

　　关于英法、法德关系的历史决定论最终通过外交建设瓦解了。欧盟成立了，你可以批评它的经济表现，但至少70年来欧洲没有出现战争。这是外交干预。在中美关系中，我认为积极的经济交流相当可观，摩擦冲突也有不少，但整体而言，在安全方面以及在其它方面都有很多的困难，也有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如两国现在怎么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等。

　　布鲁克斯：我要说两国都尽己所能维护和强化本国的利益。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我们在太平洋的贸易比与欧洲的贸易要多。我们在太平洋有盟友，也有防御和安全责任。途径南中国海的贸易额有1.2千亿美元。

　　美国努力保护自身利益并履行义务。当然美国可以选择不保障自身利益，不在太平洋争取人民的利益，让中国称霸。但是我不觉得国家是这样运行的。中国人要争取自身利益，美国人也一样。问题在于中美利益的不一致，这也是竞争和对立的来源。

　　三，正反方总结陈词

　　正方布鲁克斯：中国总是提到在列强压迫下的百年屈辱，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认为中国不愿意再受到屈辱，并因此计划让中国恢复昔日作为“中央王国”的荣光。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这个意思。实现这一点，最大障碍就是美国，所以，就像目前各个领域的分歧和军事实力积累显示的一样，中美两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与影响力角逐，并可能触发70年来的第一次大战。这都有可能。

　　不管我们是否乐意看到，中国和美国是敌人，是和美国-伊朗，美国-北朝鲜一个级别的敌人。

　　( 中美为敌)情况就是这么严重。我们是敌人。两个国家都有相同的目标，这就是高居于国际体系的顶端。除非一方放弃竞争或者另外一方默许挑战者的崛起，否则，两国的敌对状态不会改变。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指一方放弃)不太可能发生。我们谈论的对手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现在已经是个超级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是长期的敌人。我推荐你们投赞同票。

　　正方米尔斯海默: 预估未来必须要有理论。对方认为存在如何通过媒介或者外交解决冲突的理论，他们相信两国之间的竞争可以管控。而我却不这么认为。我想问对方：看看美国外交过去20年的表现，你们还有多少信心?你们是否还有信心说美国领导能够成功管理这种关系?我们看看未来的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你们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再看看乌克兰。我认为美国外交碰哪哪瞎。这已经非常明显。对方辩友的理论如果要成立的话，我们美国这边就需要出现无数个俾斯麦，前赴后继。而且，在中国那边，也要有无数个俾斯麦。不仅仅如此，再看看我们美国周围有多少个盟友巴不得将美国卷入战争。菲律宾会出现很不理性的国家领导人，日本也会有相同情况。各种危险情境不断交织，美国很容易被卷入战争，而对方辩友却寄幻想于俾斯麦式的外交家在各个国家同时再生。

　　我的观点不会让在座的大家感到舒服，对当前局势感到满意，恰恰相反，我们能够说服在座各位的，正是由于我们会让大家感到对当前局势非常的不安，事实上，当前局势的确是非常让人沮丧不安的! 大家应该正视这个非常让人不安的局势。我热爱中国人民，喜欢到中国，我不愿意危言损听，但是，为了能够很好地把握当前的大局，我们必须客观现实的看待和分析未来走势。而对方辩友看待这个问题却并不现实。

　　反方戴博: 米尔斯海默教授也承认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较笼统的工具。即便有更加精确的社科理论，也不过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众多工具之一。更多解决问题的方式还包括巧妙、有创造性的外交、利益均衡、谨慎克制、使用能撬动经济和政治力量和影响力的杠杆性的工具、美国的道德感召力、美国军事力量的阻吓作用、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其它国家的观点和利益考量，共同打击跨境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所有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可以充分为中美双方灵活使用，来解决中美关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多样的解决方式足可以让中美双方不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避免在未来成为敌人。

　　我们这代人不会眼睁睁地见证大国关系一步步迈向历史性的倒退。诚然，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危机，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动其实远远超出了这些危机的发生频率和次数。友好合作和互动比动用军队和军事部署更容易解决问题。中美两国都必须更加理智和巧妙的构建和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而重中之重，正是要让中美双边避免从合作共存坠入只有依靠你死我活和丛林野兽哲学才能生存的深渊。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并不是命中注定就要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我在一个智库工作，有时候很难向我的孩子解释我的工作。我不是一个消防队员或者警察。当孩子问我的时候，我会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了避免中国和美国打仗。那天晚上我正准备这场辩论的时候，我的二儿子——他出生在中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六岁，他的母亲是一位中国人——问我，“爸爸，如果中国和美国打仗，我应该为谁而战”?我告诉他：“你应该为美国而战，但是应该避免到那地步。”中美不应该到那(打仗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也不注定就是敌人。我们鼓励你投反对票。

　　反方陆克文: 作为你们在太平洋的一个亲密盟友的前首相，作为你们20世纪历史最悠久——与你们并肩作战应对每一场战争的国家——并且这种友谊会继续持续到21世纪的盟友，我做出以下提醒。

　　我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讨论。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系列喜爱美国的深厚理由：你们的世俗传统，著名的民主，经济的创造力。坦率地讲，在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中，美国的表现一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困难的辩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情况，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英语国家，一个非西方国家，一个非民主国家，并且这个国家正在朝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迈进。在我过去35年，以不同身份——学生、学者、商人、议员、外交部长、首相——与这个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了如指掌。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复杂性，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你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但我仍旧要这样说：这不是一层不变的，我们不需要面对长空，说美国和中国目前是以后也是长期的敌人。在我看来，华盛顿和北京的重要人士都不想要战争。在我过去十多年的经历中，我见过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外交的挑战就是要确保阻止(战争的)发生。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你们孩子的未来，我请求你们投反对票。

　　(备注：本文为共识网翻译，经过主办方的授权，内容有删节。英文原址为：http://intelligencesquaredus.org/debates/past-debates/item/1403-china-and-the-u-s-are-long-term-enemies)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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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美国想在南海问题上“消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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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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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锋来源：环球时报

　　最近，美军高官不断放言其军舰要“强闯”中国南沙所驻岛礁12海里范围海域，摆出了一副要“寻衅滋事”的架势，一时间把南海局势又推向国际舆论风口浪尖。

　　纵观近年来美国在南海的言行，不由得让人暗生联想。尤其是联系到中东的乱局以及最近叙利亚难民潮的愈演愈烈，美国作为始作俑者显然难辞其咎，其自命不凡的行事风格更是备受诟病。平心而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和操控不可谓不深，但从当初诱推“阿拉伯之春”的自鸣得意，到目前针对“IS之乱”的进退失据，美国除了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还有背负的“搞砸事拍屁股走人”的声名。很显然，无论美军自诩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多么精准，美政要开出的“民主药方”多么诱人，美国实难甩掉业已在中东坐实的“只管开刀、不管治病”的帽子。

　　现如今美国插手南海事务咄咄逼人，日益从幕后走向台前，其南海政策基调也在逐步实现从“不介入”到“有限介入”，再到“深度介入”的根本性转变，这难免令人疑虑重重。而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到的基本事实是：过去几年来，南海局势从风平浪静转为波涛涌动，2009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显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美国从中东“抽身”转而到亚太“下注”，一再搅动南海问题，意欲将南海局势引向何处?不难想象，如若南海“巴尔干化”，像中东一样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火药桶，将对南海沿岸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有鉴于南海利益纠葛的错综复杂、藤缠蔓绕，中国作为当事国必然要受其影响。但美国想借此在战略上“消费”中国并大获其利，恐怕并不能像在中东那么容易“解套”。

　　对于美国在南海频频出招，大打“巧实力”牌，笔者认为我方要善于藏巧守拙、沉稳应对。现阶段可采取“结硬寨、打呆仗”的应对策略。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南海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加强南海必要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在战场和战备建设上要“结硬寨”，力求“制人而不制于人”;另一方面，要深刻领悟南海斗争的联动性和长期性，敢于为守住南海核心利益的底线而保持战略定力，在斗争策略上应善于“打呆仗”，不奢望用所谓的“妙招巧战”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依靠综合实力的稳步增长和有效发挥，最终实现长远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只要中国不自乱阵脚，南海就不容易乱。

　　中国领导人在谈到南海问题时曾多次指出，中国不愿看到南海生乱，更不会主动制造混乱，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当前在南海的利益诉求。但如果美国非要在南海与中国“死磕”，一味地“拉偏架”制造麻烦，那么情况自然就另当别论，而美国注定要为其战略战术上的偏执和自命不凡付出代价。▲(作者是中国海洋问题学者)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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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政争扼杀TPP？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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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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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尔•特文宁来源：FT中文网

　　通过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弥补了自己没能在第一个任期内推出国际贸易政策的过失，这是美国近二十年来最具抱负的贸易协定。可惜的是，他挑选了一个最糟糕的时机要在国会推动通过TPP。共和党和民主党党内均已经陷入内战，TPP又来火上浇油。

　　奥巴马能取得“快速通道”谈判授权，从而敲定TPP，还要多亏共和党议员在国会上的支持，民主党内当时投赞成票的参议员仅有13人，众议员为28人。奥巴马还得继续依靠共和党人的赞成票才有望在国会通过该协议。TPP谈判代表们在敲定该协议时，如果多重视下共和党的支持者，将会更加明智。

　　然而TPP却收入了美国贸易协定史上涉及范围最广的劳工和环境条款，这些条款的设计初衷似乎是为了安抚民主党议员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支持者。但美国的谈判者们放弃了美国药企的知识产权，使烟草行业不受其他行业所享有的法律保护，这些都激怒了共和党内的关键人物。政治的精髓在于建立联盟，奥巴马却没能在国会为TPP增加赞成票，反而是在失去支持。

　　身为共和党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负责贸易政策方面的国会委员会主席都对部分TPP条款极为关切，此前他们曾力保奥巴马获得贸易谈判授权。上个月共和党茶党派系迫使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辞职，原因是他与总统进行了交易，共和党众议员之间的同室操戈令众议院陷入了混乱。与此同时，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贸易协定。

　　奥巴马还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公认继任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并不支持TPP。担任国务卿期间，希拉里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者，还曾大力倡导TPP，现在她转而反对这一框架协议。

　　与希拉里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七十多岁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毫不掩饰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希拉里也相应地调整了立场。这将影响跛脚鸭总统奥巴马在国会获得民主党人的支持。另一个受到影响的可能是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总统抱负，因为作为候选人，他不得不与对立的党派积极分子抗争，捍卫该协议。

　　为了避免与民主党同仁陷入争斗，奥巴马直到任期临近结束才请求国会授予谈判权，将此事拖得太迟。此时才达成的TPP只得与总统初选争夺注意力。这一时间点形成了一个懦夫博弈，将国家利益和这个在华盛顿人称“无聊季节”(silly season，指新闻饥荒期)的时期的短期需求放在一起竞争。猜猜谁会占上风?

　　共和党内竞争总统候人提名的人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称TPP为一场“灾难”，说该协议让步太多，且无法区别出签订该协议的“坏国家”与“好国家”。本•卡森(Ben Carson)、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等非政界人士也反对该协议。相比之下，在共和党政治人士中，杰布•布什(Jeb Bush)、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等总统参选人广泛支持该协议，因为它对美国的经济和全球领导力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TPP风波引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美国能为建设开放的世界经济付出多大努力?好消息是，拥护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客与大多数选民并不合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近十分之七的美国人认为贸易有利于美国。半数美国人支持TPP，30岁以下年轻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该协议。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对TPP不甚了解——这部分人是有可能被说服的。

　　美国的超凡实力意味着它拥有很大的战略自由，去摆脱糟糕的政治领导、孤立主义壁垒和民粹主义诡辩的影响。下一任总统有可能推动通过一份重新谈判的TPP，正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例子。但美国的犯错空间正在缩小，而且推迟也有危险。中国正积极利用地缘经济工具，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丝绸之路”基础建设项目，推进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

　　TPP之于美国也一样，它使美国与战略盟友结合到一起，所有参与国总共占全球经济总产值的40%，全球总出口额的30%，全球总进口额的25%。如果美国国内的政治弊端阻碍了美国的海外发展机会，这对美国人而言将是个耻辱。

　　本文作者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曾是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任国务卿时期的幕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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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忧心英国对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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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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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迪米来源：FT中文网

　　就在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警告称，他准备就网络犯罪行为制裁中国。他不留情面的讯息似乎与英国在习近平本周访英前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英国官员们为中英关系是进入了“黄金十年”还是“黄金时代”争论不休。

　　美国和英国都为中国领导人准备了符合规格的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在白宫受到21响礼炮和国宴款待的礼遇。在英国，他将在白金汉宫享用晚宴，并向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但华盛顿的中国事务专家表示，在除此以外的几乎其他所有方面，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盟友对待中国的方式都迥然不同。

　　美国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亚洲业务主管、前奥巴马亚洲事务最高顾问麦艾文(Evan Medeiros)表示，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误入歧途。

　　他说：“如果说与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话，那就是如果你屈从于中国人的压力，那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人施加更多的压力。伦敦希望用战术性迁就换来经济上的好处，这是在玩火，可能导致未来产生更多问题。”

　　美国一方面推动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一方面在从人权到网络间谍和南中国海激进行动等问题上追究中国的责任，它希望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却被指责为了促进贸易和赢得中国投资而出卖原则。

　　奥斯本在最近饱受指摘的新疆之旅期间表示，他希望在中英关系上“冒点险”，此举被华盛顿认为是英国为了经济利益在迁就中国。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汤姆•赖特(Tom Wright)表示：“令人担心的是传递出的信息，即商务和经济合作是指导英国对华政策的唯一标准。”

　　尽管美国对英国明显的“荷兰化”(Hollandisation)——放弃追求实力，减少国防支出并退到国际舞台后排——感到担忧，但官员们更担心英国对华的立场。

　　英国外交部否认英国为了贸易而牺牲原则，并表示，英国政府“坚持不懈地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部长级官员将继续向中方的部长们提出我们对人权问题的关切”。

　　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昨日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我们认为自己并不天真。我们睁大双眼发展每段关系。我们希望成为对中国投资最为开放的欧洲经济体。我们希望与中国开展贸易以确保英国的就业和繁荣。”

　　今年3月，当奥巴马政府抨击英国“不断迁就”中国的时候，美英关系变差。之前英国将成为首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七国集团(G7)国家时，没有就这一点充分知会美国。亚投行初始资本500亿美元，由中国创立，其目的是抗衡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一位奥巴马政府前官员表示：“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英国几乎没有与美国协商就这么做了。英国不只是削弱了美国，它还削弱了整个G7.”

　　英国如今的立场标志着自2012年以来的一个转折，当时卡梅伦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使得中国冷落英国官员一年多时间。一位美国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人的强硬态度非常有效。英国政府最高层官员经过重大反思后得出，要积极传送出想要与中国修好的信号。这完全不像英国人的作风。”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与更愿意向北京方面提出人权问题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相比，卡梅伦显得软弱。理查森表示：“她早就开始了，并且她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中国人都习惯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中国事务首席分析师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也对英国的做法提出质疑，但他表示，“巴拉克•奥巴马可以站在习近平旁边，告诉后者他的哪些做法烂透了，但英国领导人不能这么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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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网络安全争议存在激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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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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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波来源：FT中文网

　　网络安全正在快速跃升为中美之间最激烈的争议之一，其势头甚至显得正在盖过人民币汇率等传统争议。观察人士日益感觉，网络安全争议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新爆点。但似乎，中国国内舆论对该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影响还相对缺乏认知。

　　在近期杭州举行的“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度中国高峰论坛”期间，FT中文网就此问题专访了《金融时报》美国西海岸主编理查德·沃特斯。沃特斯长期报道美国科技企业动向，并关注中美科技外交及网络安全博弈。

　　在沃特斯看来，中美网络安全争议的根源在于两国缺乏互信，而互联网本身又具有纠纷难以取证、国际统一规则欠缺等特点。如果美国在此方面对中国企业或个人出台惩罚措施，争议就可能继续激化。但同时，政府争议背后有政商博弈，美国高科技企业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采访内容如下：

　　FT中文网：网络安全为何会成为中美之间最激烈的争论之一?双方的论据和争论焦点是什么?

　　沃特斯：美国认为，中国企业经常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之下，入侵美国企业的网络系统，从中盗窃知识产权，仿制美国产品，或者窃取对自己有利的商业秘密，比如，在知道了美国企业的想法后，它们就能在与其谈判时利用这些信息。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声称是中国“黑客”的受害者。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认为，中国在入侵它的系统，获取一些信息，比如关于生活在美国的异见分子、NGO及其他组织的信息。

　　中方则认为，美国的指责不过反映了一种政治情绪，很多是华盛顿的政客策动的，他们想破坏中国的形象，想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将中国边缘化，想妖魔化中国，让中国在国际环境中难以生存。中国还有另一种可以理解的恐惧，同时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情绪，那就是担心在斯诺登事件后，美国NSA等机构在监控全球网络。因为美国的网络科技比中国先进得多，所以中国也在合理地怀疑，是不是美国在利用其技术优势监视中国。在这件事上，中美对对方都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FT中文网：美国对中国网络入侵的指责，是基于确实的证据，还是只是一种怀疑?

　　沃特斯：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因为网络安全问题的性质非常模糊。我们通常无法清楚判知是否发生了“黑客”或其他网络袭击行为，也无法确知谁应该负责。所以，如果一方指责另一方，外人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证据的。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透明性完全欠缺，所以双方相互指责，都视对方为问题制造者。这造成了严重的互不信任问题。这场争议的本质是中美互信的缺乏。

　　在指责中国“黑客”等行为时，美国并未将相关证据公布，外人不得而知。去年美国起诉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为网络“黑客”，这引起了中方的极大愤怒。中方表示没有看到证据。而美国现在正在计划对有“黑客”行为的中国企业或个人采取制裁。那将意味着，这些企业或个人会遭到惩罚，比如企业的高管可能被禁止在国际上旅行，其资产可能被冻结。假如美国这么做，可以预想，中国的反应会非常激烈，会更强烈地要求美国拿出证据。但因为这些指控的性质，我认为美国可能难以拿出很硬的证据。这就会让争议激化。所以中美两国亟需增强互信。

　　FT中文网：在整个中美政经争议的大图景中，网络安全冲突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会不会变得更重要?

　　沃特斯：显然，网络与国家安全和企业竞争力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都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要素，也会影响到中美政治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走向数字化，而美国企业花在网络安全防御上的资金也在增加，这个问题当然会变得更重要，也会日益变成中美关系的关键议题之一。

　　FT中文网：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相当重视，频频向中国发难，但中国公众对中美网络安全争议的关注程度似乎较低，不觉得这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这固然可能和中国国内舆论管制有一定关系，但你觉得是否还有别的因素?你如何看待这种认知差异?

　　沃特斯：我觉得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企业的科技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比美国低。例如，美国大多数关键性的基础设施都会以某种方式与互联网相连接，而中国可能情况不同。所以美国人非常担心其基础设施的脆弱性，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恐惧，因为没有人知道系统到底有多脆弱，只有当网络遇到袭击、发生事故时，真实风险的严重性才会凸显。可能是这个原因，也可能只是中美两国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不同，还有一种可能是美国只不过是在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到底是哪一点我无法断定。

　　FT中文网：也许斯诺登事件也是个重要因素?中国也许觉得自己是网络监控的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

　　沃特斯：的确，斯诺登事件对中国和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声誉。过去世界各国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彼此监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斯诺登披露如此大规模的广泛监控时，人们深感震惊，而这也让中国对美国动机的恐惧看起来变得合理多了。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明地，美国企业的科技实力要比其他国家强得多，大量的网络信息流动是通过美国进行的，美国在这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所以各国自然会感到担忧。斯诺登事件后，世界各国恍然明白，国际网络空间对本国数据安全构成了风险。各国的反应都很大，不只是中国，比如欧洲也试图保护其数据，限制数据向美国的流入。但当然，美国也有另一种观点：中国政府只是把斯诺登事件作为借口，来限制本国公民自由使用国际互联网而已。

　　FT中文网：中美两国互有指责，但争议是否也与互联网的性质有关——它是个新事物，缺乏国际通行的规则?

　　沃特斯：是的，当互联网最初发明，而且使用范围很有限时，人们觉得它会是个超脱于法律的东西，而当互联网成为政治、商业和社会必不可分的一部分后，政府就很自然地想制定法律，控制和约束互联网，保护本国公民。在过去20年里，各国政府的互联网法律和管制措施不断增多。这些法律主要是国内法，但人们也在质疑，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国际协议，或者国际性的政策指南。但这是个棘手的领域，美国和欧洲都希望在技术层面实现统一，但要形成共同的监管规则，对当前缺乏互信的世界各国来说会是个更大的挑战。

　　FT中文网：美国高科技公司对中美网络安全争议的态度如何?和政府一样吗?

　　沃特斯：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过去几年里，美国高科技公司对中国侵犯网络安全的公开抱怨越来越少。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时，曾公开指责中国侵入其系统，盗窃知识产权。另一些高科技公司也曾做出类似的指责。但现在它们的公开抱怨明显在减少。可能是因为它们变得更务实了，想和中国做生意，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找到了更好的防御“黑客”袭击的方法。

　　FT中文网：近年来每次中国领导人访美，都会拜访美国高科技企业，可见中国对其的重视。如果它们对中国的抱怨减少，那这会不会成为中国可以在政治上利用的一个因素?

　　沃特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展自身的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所以，中国目前依然需要和美国高科技公司保持密切合作。美国高科技企业也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所以，这个关系有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中国能否在政治上利用这一点呢?我不能确定。

　　其实美国企业也一直在努力和美国政府划清界限。因为大部分美国高科技企业至少有一半业务是在海外。它们希望世人将它们看做全球性公司，而不是与某个政府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在斯诺登事件后，它们不希望显得和美国政府走得太近。但当然，它们也不希望让人觉得它们和中国政府走得太近(笑)。它们希望和所有政府保持距离。所以这是不是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利，我并不清楚。

　　FT中文网：你谈到美国高科技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当前中国市场对它们并非是完全封闭的，它们所要求的准入具体是什么?

　　沃特斯：美国高科技企业主要的顾虑是中国要求政府采购，以及银行、国有企业等在购买产品时偏向国产产品，而限制外国产品的使用。比如思科就曾表示在中国遭到歧视，被故意地排挤出一些市场之外。当然，中国人可能会说，华为在美国也遭到了排斥，这是一个问题。

　　FT中文网：中国也许考虑以此来促进“自主创新”?

　　沃特斯：这是自然的，每个国家都希望建设自己的科技产业和基础，有时的确需要一定的保护来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但中国正在拥有越来越强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无论如何，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准入是否保持开放的担忧是很真切的。它们一方面期待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又担心知识产权、采购歧视等问题，心情比较矛盾。

　　FT中文网：这会改变这些企业的中国策略吗?

　　沃特斯：现在西方高科技公司明白，它们在中国的角色会逐渐削弱。它们也不会得到它们希望的完全彻底的市场准入。中国企业将会逐渐主宰中国市场。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变得更愿意接受已经得到的准入机会。尽管形势正在变得对它们不利，但他们依然乐意在中国做生意。

　　FT中文网：美国明年将举行大选，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会影响中美这方面的争议吗?

　　沃特斯：我们需要看美国对外政策究竟如何发展。现在美国孤立主义势力很强大，在共和党内则有强大的反中国势力。如果共和党上台，紧张可能会加剧。当然，在环保、劳工保护等方面，民主党也可能向中国发难。但总体上，在国家安全、防务、网络安全方面，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更加强硬。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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