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江雨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过去一周，美国及其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们历时五年谈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在中国引发了排山倒海报道和讨论，一时间出现了“满国尽说TPP”的场面。这种沸反盈天的情形，其实寄托了多种可以理解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国人对TPP的反应，有点像科幻小说《三体》中地球人对奔向太阳系的三体舰队的反应：有惊恐不安的，有忧思焦虑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因为不明所以而产生的不确定感，也有觉得某种机会来临的期待和欣喜。据网上的各种反应来看，甚至“拯救派”与“降临派”的情绪也颇见雏形。可以说，TPP虽然是一个贸易协定，但在中国人的感知与想象中，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恐怕远超其外国始作俑者的预料。

　　如同地球人始终不了解三体舰队到底为何物一样，中国国内出现的很多评论，虽然言之凿凿，却总是难免“即兴”的性质，也不乏因缺乏相关专业常识而产生的误解和阴谋论。这是因为TPP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自贸协定之解读必须结合经济、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交叉研究，这从来都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专门学问，且是一个小众学科。

　　在TPP协议达成之际，笔者试图结合中国读者的关切，梳理几个与中国相关的基本问题，探寻TPP背后的不同国家战略之争。首先必须指出的是，TPP谈判高度机密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迄今为止透露出来的信息不多，正式文本也没有最后公布，所以就算真正的研究者也只是掌握有限信息。这些信息的来源包括媒体报道、谈判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和与有关利益团体沟通的内容、各种渠道泄露出来的文本、以及一些研究者亲身做的实证研究。但毕竟，TPP也只是有一个自贸协定，对它的理解和分析，也要置放于学术上关于自贸协定的基本理论框架内进行。

　　关于TPP与美中两国各自战略考量的成与败，我们可以简单地说，TPP虽然还谈不上遏制中国，但富含针对中国的意味。TPP谈判不将中国包括在内是非常不合理的，坊间所说的各种理由都不成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中国自身的战略失误导致了美国领导的TPP的兴起。

　　美国力推TPP的战略动机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力推TPP背后的战略动机：TPP是不是用来遏制中国的?

　　Yes and No. 美国推行TPP，其战略目标也许说不上是“遏制中国”，因为在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且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度这么高的情况下，遏制中国并不可能，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自欺欺人说TPP并非针对中国。在英美主流媒体上，美国推行TPP是为了制衡中国，已经成了共识。《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的题名就是“U.S. Allies Se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 a Check on China”(《美国盟友们视TPP为制衡中国的手段》)。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多次公开表明TPP是针对中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贸易规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曾发表报告指出，“TPP可以保障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地位”，及“增强成员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意识”。中国国内部分评论者对此视而不见，既是一厢情愿，更是智识和思考上的懒惰。

　　客观来讲，不管美国想不想，TPP或者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足以遏制体量已经如此庞大、且与世界各国都有广泛联系的中国。美国推行TPP，就地缘政治角度而言，是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力量的一种制衡，也是对未来不测局势对预先防范，如同买个保险。TPP必须从美国的亚洲大战略讲起。小布什时期(大约是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将主要力量投入反恐战争，无暇对其他地区多加关注。在亚洲地区，美国力量的维持仅靠帝国霸权的传统惯性在推动，此期间未能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正是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力迅速提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对外政策方面也由“韬光养晦”开始向“有所作为”过渡。可以说，中国这段时间的国力增强，是在美国“忽视”的情况下取得的。

　　奥巴马上台以后，努力调整美国的国际战略，不再以反恐为要务，而是重点在全球恢复美国的影响力，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内涵有三个方面。军事上，将美国军力重新配置，亚太地区占到总力量的60%(以前是欧洲占此等比例)。外交上，推行“巧实力”概念，充分利用区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美国软硬实力所能提供的保障，建立多种形式和程度的对华统一阵线。三是在经济上，借助TPP，强化美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在美国强力主导下为全球贸易制定新一代的规则。

　　未能进入TPP的圈子，是中国的错吗?

　　未能加入现在这个TPP，当然不是中国的错。这是因为，美国组织的这一次国际贸易谈判盛宴，虽然从来都对中国念念不忘，但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中国加入谈判。关于这一点，坊间所流传的几个说法都不成立,且都与事实相去甚远。第一个说法是中国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TPP，从而拒绝加入。中国政府的确一开始对TPP谈判排斥中国表示过不快和怀疑，声言这种排他性的贸易安排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很快，中国就改变了口气，表示对TPP乐见其成，商务部官员也公开表示过愿意考虑加入。而美国基于上述战略，根本不会在谈判阶段接纳中国。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要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则必须美国自己主导，纠合美国所能影响的伙伴国家来做。如果中国早早加入谈判，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益自信的运用实力姿态，势必在谈判过程中和美国讨价还价。有理无理争三分，本来就是国际贸易谈判的常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会大大延宕TPP协议的达成。前几年，有中国媒体人当面提问TPP应否邀请中国参加时，美国贸易代表科克(Ronald Kirk, 2009-2013年在任)冷冷地回答说，中国不需要邀请。但事实是，除了美国加入前的几个TPP创始国外，其他国家都是美国邀请的，对日本这样一开始半信半疑的，美国总统既打电话又当面劝说，软硬兼施将其拉进来。而当中国表现出参加TPP的兴趣时，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极回应。

　　第二个说法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尤其是WTO规则，所以“国际社会”不想再带中国玩了。这也是忽视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在遵守国际经济规则方面并不是一个差生和破坏者。以WTO而言，中国加入以后，根据WTO的规则大规模修订了国内法律和开放了市场来履行相关义务。对中国履行WTO义务的监督，有两个最权威的来源。一是WTO本身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它每两年对中国经贸政策审核一遍并公告天下。另外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它年年以批判的眼光审查中国在WTO的表现并发表审查报告。这两个报告虽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规定对做法有所指出和批评，但从未指责中国严重不履行WTO义务。此外，WTO成员国之间也可以依照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互相“起诉”，而WTO已经发展出了一个非常专业和独立的纠纷解决体系，其判决之公正合理，在国际社会颇获尊敬。中国自加入后，就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参与者，经常被告，后来也频频起诉别的国家。就目前数据来看，中国做答辩方的案件数，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对败诉的案子，中国迄今为止也基本根据相关裁决修订了国内法和取消了不符合世贸规定的做法。

　　第三个说法是中国自身经济体制不够格，配不上TPP的高标准。必须承认这一点并非没有道理，但这是TPP自身的结构问题。TPP一方面设定高标准，另一方面又试图将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强拉在一起。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而言，越南不可能比中国更够格参加TPP。

　　世上本来可以没有美式TPP

　　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TPP能在美国主导下成就今日之规模，也确实有中国的战略与战术失误的因素。2001年WTO发起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贸易区域主义开始兴起，很多国家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多哈回合多年没有实质进展，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中国不是区域主义的先行者，但看到大势所趋后也没有迟疑。2001，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和东盟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后者在惊讶之余也实在无法拒绝。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2003年达成，2010年全部协议正式生效，从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在此协议刺激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分别与东盟谈成自贸协议，形成所谓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1”模式。这一时期，关于亚洲如何经济一体化的讨论，还有“东盟+3(中、日、韩)模式与“东盟+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模式。

　　显然，美国是被排除在这一轮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其实美国虽然忙于反恐，也对此颇为忧心。但亚洲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贯的立场是不愿意亚洲之外的国家参与亚洲的事务，本质上就是将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外。事实上，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立场相当保守，甚至反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盟+6”模式，而是意图在东亚十三国取得经济一体化再说。这不难理解，因为“东盟+3”模式下，国力冉冉上升的中国优势明显，势必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最初的反应是非官方的。2006年，美国著名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提出，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大力推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以作为振兴全球贸易的B计划。中美都被包含进来，而且将会是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天然领导者”。这虽然是学界建议，但如果当时得到中国回应，FTAAP的谈判恐怕早已启动，自然以后的TPP谈判就根本不需要了。

　　但是，当时热心于在东亚搞小圈子经济融合的中国，对FTAAP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反而视之为美国企图主导亚太经济秩序的一个图谋，对这个提议冷淡以待，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基本上在亚洲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两年后的2008年2月，即将下台的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会加入TPP，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一同加入，代表着美国挤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正式行动开端。

　　奥巴马上台伊始，对TPP既不放弃，也不算特别热心。2009年，奥巴马在首次出访亚洲时，正式宣布美国加入TPP谈判，但并没有对此投入多少资源。当然，TPP谈判也在不疾不徐地进行，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谈判相当容易，技术官僚们依照惯性进行就可，不需要政治领袖的多少介入。当时的奥巴马，正忙着使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尽量符合诺贝尔和平奖所要求的标准，他四处推广无核世界的理念，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在中东和亚洲建立美国的亲善形象，有点试图取悦于全世界的意思。

　　奥巴马对华政策之方向性演进，与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似乎相反。民间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往往不友好，但在第二任，“学到教训”后，对华政策会转向，变得友好。不管这是真是假，奥巴马是反着来的。他的第一任，尤其是最初两三年，对中国表达了相当的善意。也就在此时，美国学界 - 也还是那个伯格斯滕 – 提出了“G2”的概念，大体意思是中美两国要在重大政策上紧密协调，同进同退，共同维护世界秩序。中国国内对此的解读是，这是让中国主动服赝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甘作美国领导下的“老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用行动拒绝了G2的提法，此后在理念上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旨在追求不卑不亢的平起平坐关系。

　　虽然奥巴马对华释放了亲善的信息，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奥巴马却不够尊重，对其善意也回应不足，甚至有失基本礼节。奥马巴上任后很快访华，但中方对其接待颇为轻慢。当时的奥巴马热心于将访华作为树立自己全新形象的舞台，但对于热爱演讲喜欢沟通甚至将讲话当成表演机会的奥巴马，中方既没有安排激动人心的记者招待会(如江泽民克林顿1997年那次全球直播的招待会)，也甚至没有安排让他在中国知名大学演讲。这种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慢待，实在是匪夷所思，不知道所为何图。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善用这次访问与奥巴马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奥马巴上任后，所处理的第一件国际合作大事，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而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插曲，也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当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组成“基础四国”，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组成的“伞型集团”立场针锋相对。作为对某件事情上受到美国排斥的回应，基础四国领袖私下开了个会协调立场，并没有邀请美国参加。但奥巴马知道后自己找上门去，口里喊着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字要求参加。应该说，在外交上这是一件相当令人尴尬的事情。在中国国内，有舆论认为这是扬眉吐气的外交胜利，迫使美国总统主动上门求肯。但在美国国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总统的非常不尊重。

　　诚然，国家之间无恒友亦无恒敌，关系之好坏有着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家领袖个人的好恶，也必然对此有所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必然成为朋友或敌人，某种双边关系格局的形成，必然是双方通过一系列政策互动的结果。不管怎样，在第一任的两三年后，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军事、外交、经济三条腿走路，对中国开始防范性制衡，而TPP之成功，成为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宣布加入TPP后，中国的应对战略的一部分，先是大力支持东盟提出的与TPP并行的“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又高调提出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前者完全就是中国此前不太热心的“东盟+6”模式，后者也是中国此前横眉冷对的来自美国学界的提议。当然，作为因应情事变迁而作出的反应，频频出牌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处处被动的应对，确实反映了中国严重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国家能力。

　　亦步亦趋的研究能力

　　对TPP的跟踪、分析和应对，还暴露了中国学界整体上敏锐度的缺乏，以及研究能力的严重不足。如今满城争说TPP的局面，恰恰表明此前整个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媒体对TPP关注的严重不足。如今在TPP谈成之后，不合常识、空话连篇的评论满天飞，而学界仍旧缺乏有意义的解读和实际的应对之策，体现了这方面学术研究上可悲的贫乏。

　　美国推动TPP的过去数年，至少有两个节点应该引发国内政商学各界警觉。一是2008年美国宣布将加入TPP时候。国际关系上，超级大国行为无小事。TPP在美国加入前就展现高标准高起点的特征，也露出一些新规则的苗头，但因为此前只有四个小国参加而不引人注目。美国之介入，其背后必有巨大的战略意图，而有美国参加的TPP也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从这个时候就应该对TPP开始深度研究了。另一个节点是2011年，当时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宣布要将TPP建成“21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协议”，为国际贸易制定下一代的规则。但这两个事件似乎在国内并未引发多少注意，除了一些零星的报道和个别评论。笔者本人在2011年12月的新加坡英文媒体《海峡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True Partnership Must Include China”, 呼吁TPP谈判不可排除中国。国内学术界对TPP研究稍微变得热络的时候，是2013年日本加入TPP谈判前后。

　　也许不能过于责怪学界，因为现有的学术体制，并不鼓励学界进行自主研究，而是驱使学者跟着政府提出的政策概念和口号走。在这个意义上，TPP“长期被忽视，一夜成热点”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来源时间：2015/10/15   发布时间：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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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瑞琦  来源：中国网

　　9月26日在联大期间，中美两国携阿富汗联合主持关于阿富汗重建和发展的高级别会议。会上，有关各方承诺积极推动援阿多边合作、形成合力;会议透露，继连续4年联合举办阿富汗外交官培训班后，中美将把这一合作扩大到农业技术和医疗领域——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是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

　　无疑，阿富汗问题上的成功合作，将成为中美双方构建在亚太积极互动、包容合作关系的一个支撑点。不过，尽管知为行先，却是知易行难：要从外交客套走向最终成功，必须要有巨大的、痛苦的姿态和行为调整。就阿富汗问题而言，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加强基本信任、提升危机管理能力，建立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沟通合作机制与规范。习近平和奥巴马都不认同中美双方会陷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在中美关系结构中也存在的现实利益碰撞和猜疑心理的作祟，曾使得在过去500年的16起大国崛起案例中，12例都陷入了血腥的战争;而且，某些有巨大舆论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并不把中国当作国际社会的老二，而是另类社会的老大。因此，中美达成这种非对抗性的基础性共识弥足珍贵，对这种重要共识的坚持要夙夜在心：在亚太地区问题上，中美需要共同进退，建立信任，认识到双方是合作而不是美国撤离中国填补真空的问题。

　　尽管历史可以启迪未来，但用过往类比裁剪复杂现实却是思维僵化的表现，是“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所谓“雅典的崛起及斯巴达对此的恐惧使两国间战争不可避免”的思维比照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只是一种牵强附会，是唯恐天下不乱。

　　其二、鼓励并促成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开展直接、有效的对话。任何关于阿富汗前途问题的谈判，其进程必须归阿富汗人所有、并由阿富汗人主导。去年10月底，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访问北京时，曾请求中国积极投身于促进阿富汗及本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在美国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应该发挥跟塔利班不像美国那样有深仇大恨的优势，鼓励阿富汗各主要政治力量间的谈判与妥协，并直接加强与各相关政治势力的沟通与合作，推动其与阿富汗政府展开谈判的进程。

　　奥巴马愿意改弦更张的一个原因在于：只有在阿富汗获得和解，才能使奥巴马完成就任总统时的承诺——8年内撤回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国全部18万驻军，同时也不破坏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在那里艰难赢得的利益。

　　其三、中美双方要同周边邻国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一道推动阿富汗及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阿富汗的邻国在支持阿富汗和平、稳定和繁荣上拥有共同利益，但却一直因为私利而彼此拆台。中美两国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协调邻国改变行为，在阿富汗问题上开展合作，放弃对阿国内不同势力的支持，专注于各方参与的和解进程。

　　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转瞬即逝：很长时间以来，北约、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战争都不能占据新闻的头条。然而，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心脏位置，阿富汗问题触一发可以动全身，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美合作解决亚洲地区痼疾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可能让这个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始终处于战火中的地区实现和平;而且，这也将是中美双方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一块试金石。

　　作为“最敢于面对难题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既消弭了此前的焦虑，更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共识和合作。“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显示，中美在政治、经贸、人文、气候变化、科技、执法、防务、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达成49项重要共识。就阿富汗问题保持沟通与合作是其中的一项。如果能够处理好阿富汗问题、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由此而来的信任塑造、政治智慧和成功榜样，可以进一步促进中美通过合作，为热点众多的亚太地区解决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可能。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秋天这个北京最美的季节，有理由期盼中美关系结出丰硕的果实。若能如此，则“修昔底德陷阱”就真的可以休矣!

　　(赵瑞琦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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