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泽华  来源：新京报

　　最近，美国政坛中的政治算计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民主党内，不久前希拉里对“老东家”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奥巴马则在昨日的访谈节目中坦言，希拉里在“邮件门”事件中犯了“一个错误”。共和党内更是混乱不堪，不仅大选参选人群雄并起、各不相让，就连空缺的众议院新议长职位也填不上，有资格的不想当，想当的服不了众。

　　这一乱局的背后，是美国社会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问题。据皮尤中心的最新民调，在过去20年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相互间的反感程度激增，在所有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成员已极为罕见。在当前两大阵营的政治对决中，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与新政自由派之争，还掺杂着左、右翼平民论派的彼此仇视以及共同反对当权者的声音。在目前两党分守府、院的背景下，总统向左转、国会向右转，政治妥协渐成水中月镜中花。

　　民主党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崛起，对民调领先的希拉里构成了威胁。为了从桑德斯手中夺回地盘，希拉里明显向左转，更倾向于劳联-产联等左翼草根利益群体。在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已经比较左的总统，也不得不再跟进一步。

　　无论是“快速通道授权”法案在国会投票还是TPP协议谈成草签的关口，奥巴马都向本党国会议员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但是，仍有很多人不愿松口。任职国务卿期间曾大力推动谈判的希拉里，也在关键时刻“反水”，称现有草案未能达到其想象的“高标准”，未达到其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及强化国家安全的预期。希拉里一直反复强调“穷人的选票比华尔街的钱更重要”，向左翼草根群体靠拢的意图很明显。

　　共和党内，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选民，把走中间合作路线的国会领袖们逼到了死胡同。由于对调和少壮派与当权派之间的分歧没有信心，就连足够保守的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也放弃了晋位议长的机会。未来，不管谁上台，都难逃更激进、极端者的挑衅。经验丰富的博纳含泪辞职、偏激的特朗普民调领先，映射出的就是这种窘境。但更大的问题是，无论是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还是叫停伊朗核协议，都难以让本党捞到多少好处。一个贴上极端化标签的党，在政治上是很难翻身的。

　　当前美国政坛，左翼右翼相互敌视、温和派无所适从、政治新秀挑战老牌精英、草根群体挑战上层领袖，结果是在任者的政治权威下降，对外决策权力分散化，参与者话语权重平均化，美国对外政策的“大局观”变弱，小气计较、拖延不决成了风气。加上大选提前预热、参选人为出头不择手段，美国对外政策的合力也正在丧失。

　　上月中美元首会晤。奥巴马坚持了既定规划，会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接下来，如何把这些成果嵌入美国社会、并带动整个社会向新型大国关系转向，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剩下的一年多任期内，总统奥巴马如果想在关键领域做出政绩，必须有坚定的勇气和决断力。有时候，借助外部力量倒逼本国政策也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4

旧文章ID：6494

作者：匿名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自从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发表“丝绸之路”的讲话以来，“一带一路”迅速成为近几年来社会中最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总体而言，“一带一路”设想既切合了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又适应了中国资本、产能、人员输出的时代主旋律。

　　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只有短短2年，它在战略定位、具体内容以及实现步骤上都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厘清的地方。这些不够清晰的领域往往导致了思想界与社会舆论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并让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在许多时候呈现出“假、大、空”泛滥的乱象。

　　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水分满满的宏大叙事。一方面，由于事涉国家大政，许多顶尖学者或业内专家，或对面对公众发声顾虑重重，或为应景泛泛而谈，造成了四平八稳的空话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渴望耸人听闻的“爆点”与“焦点”的市场化媒体又和许多渴望一夜成名的江湖战略家共谋社会关注，造成了泛滥成灾、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现象。

　　如果说前者还只是让“一带一路”的研究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的“灌水”，后者则是制造假问题、伪问题的“贩毒”。 中国社会目前实在有太多添乱的江湖“国师”，很多人在几乎完全不了解“一带一路”的情况下，用一种前现代的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思路去煞有介事地解释“一带一路”，活脱脱地把“一带一路”演绎成中美争霸战略，甚至是中国的扩张战略。

　　尽管在很多时候，这些言论在国内也就只是博人一笑，最多让人回忆起“中国可以说不”、“持剑经商”之类的图书营销。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像“一带一路应该放弃韬光养晦”、“一带一路是驱美战略”、“一带一路需要考虑军事力量走出去”等，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大国扩张，甚至主张武装输出的文章，却的确在外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对“一带一路”的警惕与反弹。应该说，在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有关机构对“一带一路”宣传出现降温，强调“一带一路”是倡议而非战略，都与此不无关系。

　　在目前国内高校、智库、研究单位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干货太少，脱离社会需求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短板之一。我们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往往都不具备实践价值，难以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切实的指导。这其中当然有“一带一路”推进的时间较短，我国相关人才严重缺乏缺乏的原因，但也有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智力、财力、人力相互分割、严重脱节的体制性问题。

　　会说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说，更糟糕的是，会说的还往往看不上会干的，很多时候基本上是看着地图“开炮”。一些缺乏一线经验的专家用以看衰“一带一路”的所谓重大问题，其实都是在实践中早已解决的问题，甚至从来没有在现实中成为过问题。

　　“一带一路”是项需要几代人扎扎实实推进、落实的大工程，它最要不得的就是“急功近利”。组织几个专家考察几个月，就要去制定针对一国的策略，本就是非常轻浮、孟浪的事情。美国人为了评估页岩油的战略影响，在几年中往海湾地区派了上千名调查人员，而我们一些“一带一路”的研究，却是组织几个人用上几周走上一串的国家。这种走马观花别说是为国献策，就是作为旅游心得，也显得不够诚意。

　　更糟糕的是，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唯上不唯实甚至巧言媚上已经成为了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所谓的顶级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既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战略设计，其丰硕的成果就是“一带一路就是好”、“外国朋友热爱一带一路”的普大喜奔，哪怕就是表演，这样的演技都显得浮夸。

　　我们对待国家战略当然要有正确的立场，但是不能仅仅提供立场。实事求是地来说，“一带一路”的提出，的确体现了我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但是让高瞻远瞩成为现实的踏实工作，显然比用大话、空话来论证领导的高瞻远瞩，更有现实的意义。

　　作者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鼓励学界多做接地气的、扎实的实证研究，不要浮夸。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2

旧文章ID：6493

作者：郑永年  来源：新加坡眼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焦点这种局势，作为南中国海问题主要角色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理性地来处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有可能和主权争议国家发生冲突，更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危机。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政策的调整。从目前局势看，中国至少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反应应当有所节制，保持理性的态度。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有些方面的做法经常缺少大国风范，因此很难确立人们对中国的大国认同。例如对菲律宾的态度。菲律宾所做的，尤其是其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得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相反，菲律宾的行为往往和东盟(亚细安)其它国家不合拍，人们对菲律宾多持有批评的态度。不过，每当菲律宾挑衅或者抗议中国的时候，必然遭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很多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的一些人和机构往往把国内“骂人”的方法带到国际社会。这就产生了很多相反的效果。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会同情菲律宾，而不管菲律宾有多大的错误。在国际社会，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是大国，而其它都是小国。这本身决定了中国在“软力量”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就说明了，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大国对小国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口诛笔伐。世界上只有小国和弱国对大国和强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就不需要媒体战了。恰恰相反，中国要在媒体战场加倍努力。如本栏曾经所分析过的，现在的局势就是从前无声的“私下外交”的产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叫骂”，而是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理性论辩。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叫骂”，当然并非外交系统所能掌控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内部的协调。如果民间的情绪不能掌控，政府系统的情绪必须得到管控。

　　第二，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这个事实。理想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之间的关系，和域外的其他大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更有同盟关系。如果东盟小国感觉到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压力或者威胁，这些国家很自然就要邀请域外大国来干预(或者如一些东盟国家所说的“平衡”)。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实际上，即使没有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仍然需要美国。东南亚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中国所能解决的。至少有几个问题和中国无关。

　　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

　　首先是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东南亚是多文化、种族和宗教地区，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安全，一些国家需要域外大国即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管控局面。第二，越南问题。越南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扩张的野心和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因为越南成为东盟的一部分而消失。要遏制越南，东盟也需要其它域外大国的存在(实际上包括中国)。第三，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尼历来是东盟的“老大”，历史上也曾经对其它国家构成外交压力甚至威胁。所有这些因素证明了域外大国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来说，不要把美国的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是那样，就很难处理好和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随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其必须追求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台湾是其选择。一旦民进党掌权，日本会努力发展和台湾的关系。在东南亚，日本正在努力和那些同中国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准同盟关系，也在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结成所谓的“民主同盟”，来应对“非民主的”中国。同时，日本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也在强化，扩大在那里的投资，增加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资助。

　　应当意识到，尽管日本在二战战败，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非常复杂。在一些国家，日本被视为是帮助这些国家赶走了西方列强。在整个冷战期间，当中国成为封闭国家的时候，日本一直在发展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日本在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仍然非常可观，并不亚于中国。近年来，日本在东盟整体“布局”，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光专注于美国，忘记了日本，从长远来看，日本必然是赢家。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和日本之争，而非中国和美国之争。这是中国需要理性把握的。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管控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美国从其涉及世界事务以来，养成了军事冒险主义精神。冒险主义精神一方面和美国“牛仔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冒险主义式的扩张所形成的。自从一战期间进入世界舞台之后，美国几乎没有失败过。和前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促成了前苏联的解体。中国要关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不是胆怯的表现，更不是投降，而是要对此进行有效管控。冷战时期，美苏设立“热线电话”就是为了管控军事冒险主义。当然，当时苏联本身也具有军事冒险主义精神。更进一步言，中国要管控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在不当心的情况下，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冲突的轨道。

　　在南中国海问题有效合作

　　对中国来说，处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原则，可以是寻求与其合作。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因为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需求，要“赶走”美国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走向反面，即促成美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的更趋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转而尽量寻找和美国的合作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效的合作。例如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大多数东盟国家，也关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直到今天，美国担负着海上航道安全的大多数责任。中国的责任尽管在扩大，但还不足以担负起全面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毫无好处，中国可以(如一些美国人所抱怨的)继续搭美国的“便车”。当然，中国也可以创始一些东盟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区域性倡议，例如渔业协议。在南中国海区域，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渔业纠纷，但并不存在区域性的渔业协定。南中国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没有渔业协议的区域。不管中国的创始会不会成功，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管如何，一旦承认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的现实，类似的合作领域并不难找。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南中国海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除了内部的创新，中国会继续需要西方技术进口。如果西方进行技术出口制裁，中国内部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有可观的技术创新，但从西方进口的技术仍然是主体。这个局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依赖西方的技术从事现代化建设。美国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作一个判断，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侵略性”国家，美国必然会带领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要避免美国的这一判断，中国就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改变和美国的互动模式。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仅和中国的努力分不开，也和中国所面临的和平国际环境分不开。同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建设，也为国际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中国可持续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实际上，维持国际和平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主要国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加大努力，使得中国的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行动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从长远看，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美国西方把持的“西方是和平的使者，而其它国家是破坏者”的国际话语体系。维持南中国海和平，必然有助于中国确立国际和平话语体系。

　　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2

旧文章ID：6492

作者：郑永年  来源：《新华月报》2015年10月

　　南中国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总体上看，中美关系涵盖了各个方面，南中国海问题似乎只是很小的问题，且也不是中美的直接关系问题。不过，现在它竟然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对南中国海问题有不同的认知，而不同的认知又源于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不同国家利益观念所致。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主权问题。这对其他几个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也是一样的。主权问题有两个层面的认知，即“历史”和“近代”的。“历史”层面指的是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概念，“近代”层面指的是近代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主权概念进入亚洲之后，亚洲国家对领土领海权利的认知。对中国来说，主权问题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退让的空间。当然，这对其他主权声索国也一样。正因认识到这点，中国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邓小平以来，一直主张对那些具有主权纠纷的领海进行“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

　　其次，中国坚持，主权问题是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双边问题。中国这样做，并非没有理性。自近代主权概念诞生以来，主权问题一直是两个国家双边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双边谈判成功地划定了和俄罗斯、越南等国的陆地边界。这也使得中国更具有信心，通过双边来解决海洋的争端问题。

　　其三，中国相信南中国海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不喜欢把它国际化。中国因此反对菲律宾等国把主权纠纷提到国际法的层面。近代以来的国际法既不能解释历史问题，也很难解决主权纠纷。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不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不管如何，美国本身也并没有承认国际海洋法。(小国家都倾向于把纠纷诉诸于国际法，而大国则倾向于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

　　其四，中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大国政治化”，主要指美国的卷入。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不关美国的事情。历史上，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中国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事情。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亚洲，南中国海成为日本的“内海”，由日本设在台湾的总督府管理。日本投降后，南中国海回归中国，国民党政府接管南中国海，这个接管过程更和美国相关。这也是今天“九段线”的来源。中国认为，今天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卷入过多，因为美国的卷入改变了其他主权声索国的立场，企图依靠美国来应对中国。有美国和没有美国，主权声索国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一直处于被动

　　尽管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始终一致，但就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具体方式，中国其实也有变化。早期邓小平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不过很长时间没有其他国家理会中国的倡议或者感兴趣。后来，中国也努力和越南、菲律宾等国试着做一些共同开发的项目，但没有很好的进展。原因可能是一些主权声索国并不把中国的倡议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中国没有显示其有很强大的意愿和能力这样做，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自主行动，也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任何压力。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改变，中国开始了对南中国海进行石油勘测和填海等工程。直到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直非常被动。

　　中国的被动性很明显反映在填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早就在填海了。中国并不是不知道，但中国总是诉诸于所谓的“私下外交”，就是“私底下”和这些国家交流意见。现在看来，这种息事宁人的外交非常不明智。如果当时中国也把这些国家的填海活动公开出来，现在的情况就会很大的不同。至少，国际社会的认知就会不一样。今天，当中国开始填海的时候，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是中国在挑衅。很多人甚至并不了解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早就在填海造岛了。

　　即使这样，中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识也是有进展的。早先，南中国海问题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今天，中国主张使用“双轨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把主权争议和海上航道安全区分开来。中国意识到，海上航道安全都是很多国家的关切，并且这些国家也有权利关切。很多国家相当一部分的海上贸易都要通过南中国海，而中国更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海上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从这个角度说，南中国海航道的安全关乎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保证南中国海航道安全问题上，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可以达到共识的。不过，对主权问题，中国仍然坚持是双边问题，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

　　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又是如何呢?第一，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是其地缘政治利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地缘政治哲学深信不疑，他们不仅创造出地缘政治哲学，而且也根据这个哲学去制定其国际战略和发展海外势力。对美国来说，至少在两个层面，南中国海对其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第一，东亚秩序是美国冷战地缘政治秩序的延伸，能不能维持这个秩序，是对美国作为全球唯一霸权的能力测试。第二，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东亚地区一直会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能否在这个地区继续发展和深化其地缘政治利益，更是关系到美国的未来。

　　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亚细安)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维持比较高的增长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这个地区。不仅美国在“重返亚洲”，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也在这么做。历史上看，哪个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心，该地区也必然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地区。东亚局面表明，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种激烈的地缘政治之争。

　　第二，美国面临同盟问题。同盟是美国追求和维持地缘政治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英国对于美国的欧洲利益，正如日本对于美国的亚洲利益。如果美国要确保其地缘政治利益不受影响，就必须支持其盟国。今天，围绕着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的同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在东海问题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能对其盟国或者那些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给予有效有力的支持，美国的国际信誉就会解体，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就保持不了。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力量从来就包括两种，即硬力量和软力量。美国的国际信誉就属于软力量。只要其他国家继续认知美国的这种软力量，美国仍然是它们心目中的霸权，否则美国很难继续其霸权。保卫在东亚的国际信誉，已经成为今天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在东亚以外流失国际信誉

　　反恐战争以来，中东已成乱局。美国解体了中东的区域秩序，但无法再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美国在中东的信誉已经解体，很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确立起来。在欧洲，尽管欧盟各国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但无能为力。西方对俄罗斯所施加的制裁，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改变俄罗斯的行为。

　　就是说，美国在欧洲的国际信誉也已经打折扣了。而在非洲等地，中国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走出去”在日益增长。尽管中美两国在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并非零和游戏，但美国感觉到了中国力量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能否保持其在亚洲的国际信誉，影响到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此看来，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很难放弃这些盟国，而和中国妥协。

　　其三，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对中国做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把中国和国际海洋法绑在一起是有其原因的。如上所说，美国本身并没有接受国际海洋法，为什么要中国接受国际海洋法呢?美国本身超然于国际法，只是当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有选择地接受。但美国仍然需要国际法。对其他国家使用国际法不仅便于美国对这些国家形成制约，也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一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要对中国作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是不是成为一个扩张性国家：其根据就是中国是否按照国际法行事。

　　其四，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中国的能力问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历来秉持能力原则。它们相信整个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国家能力基础之上的，而非国家的主观意愿之上。对美国来说，中国填海所形成的岛礁不仅会变成中国“人造”的主权，更是显现了中国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社会进行“扩张”。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填海已经有年，但进展相当缓慢，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填出这么多陆地来，表明了中国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都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的一些力量来说，既然南中国海问题发生了，就要把它做成一个有效的议程，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这背后有几股势力，包括传统上强硬派，往往是现实主义者(类似于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对华不友好和反华的势力(包括各种倾向于支持民主制度，而反对美国人所谓的专制主义的力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力量一直是存在着的，也在找各种机会来应付中国。

　　现在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情绪”。这些力量必然要利用这种“中国情绪”来设立中国议程。简单地说，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政策”。美国的中国政策历来就是其国内各种力量角力较量的结果。当不利的“中国情绪”盛行时，这些力量就会顺势起来，造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

来源时间：2015/10/14   发布时间：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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