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建群  来源：新浪

　　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一次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访问。

　　中美关系正常化36年来，两国关系虽时有风雨，但始终保持良好、稳定、向前发展的势头。进入新世纪，国际格局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不断深入发展。美国在“911”和世界金融危机中软硬实力受到重创。而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虽然希望继续保持其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但颇感力不从心。

　　而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引起美国一些人的不安与焦虑，担心中国会打破现有国际秩序。一些人甚至不看好中国的未来，担心两国关系会重演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悲剧。

　　可以说，如今的中美关系正出现微妙变化，中国信心大增，美国焦虑不安。过去，美国常以“人权”、“民主”等问题批评中国，现在则常关切经贸和安全领域里的竞争，这代表中美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改变。经贸和安全历来是国际关系最核心内容。中美在这两个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正变得更为直接，必须要加以正视。

　　建交30多年来，中美在各领域的合作均称得上大国关系典范。双边关系看，中美在冷战期间有过“蜜月期”。近年来，两国合作迈上新台阶，今年6月举行的第七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次人文交流对话取得120多项成果。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14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5551亿美元。

　　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年7月13日发布的数据，上半年中美贸易总值同比增长4%，达到1.64万亿人民币，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14.2%。两军交流更加积极。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就南海问题、两军交流、年内达成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磋商、我海军参加明年环太平洋演习、两国陆军交流等达成协议。两军还参加了海南岛陆军搜救演习以及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中美澳三国陆军演习。

　　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中美两国在伊核、朝核等防扩散问题上密切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也达成相关协议;在亚丁湾打击海盗行动中双方海军同样密切配合。在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上，中国与美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前不久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如果中美没有携手合作，恐怕难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均有不同，在一些领域里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但在多极化、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两国国家利益的融会点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双方有分歧有矛盾是自然的，关键是管控分歧，才能达到共赢的目标。

　　管控分歧，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互信。在此基础上，中美要在以下领域里做出努力：

　　(1)海洋合作。中美可以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2)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公共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保证网络自身的安全，必须加强国际合作。(3)地区问题。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两国必须要承担的义务。

　　(4)国际秩序。中方倡导的亚投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或实践是对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的补充和完善，并不具排他性。当然，我们也希望美国所推行的TPP也更具包容性。(5)全球治理。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达成协议，已开了个好头，今后合作的空间还很大。

　　如今，中美关系已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两国领导人已意识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意义。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提出为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系。中美不可能用旧思维模式来看待和处理现存矛盾。

　　根本而言，中国不会挑战美国或取而代之。尽管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结构性差异，但在改善民生、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上有共同诉求，应强调两国合作。

　　历史总在某个时候进入轮回。当人们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时，中美关系似乎正跨入这个门槛。中美关系波动，不但会深刻影响两国，也会对世界进程产生巨大反作用。两国必须把握好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两国以及世界的福祉而努力前行。

　　滕建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9/24   发布时间：2015/9/24

旧文章ID：6106

作者：张志新  来源：新浪

　　世界上的双边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哪对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复杂和难以界定。有人说是接触，有人说是遏制，还有人说是“两面下注”。正因为它“复杂”，所以任何一两个简单的词都难以概括。从对华战略来讲，美国官方说法是“接触”(engagement)，然而在政策层面，说法不断变化。那么，冷战后美国都用过哪些词来界定美中关系?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冷战后期：“准盟国”

　　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苏对峙以及中苏对抗，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美国逐渐认为与中国在遏制苏联扩张上有共同利益，因此它可以视中国为“准盟国”。中国面对苏联压力，也存在“联美抗苏”需求，这最终促成两国关系“破冰”，并在1979年底正式建交。而就在当年8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就表示：“美中关系已日臻成熟，而且更加紧密，就像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关系一样”。

　　从建交直到1989年，中美关系一度处于“蜜月期”。卡特时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双方签署35个有关科技合作、文化交流、航海、贸易等方面的双边协议。美国在贸易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美国出口管制名单上，中国也被列在与西欧盟国同类的“不结盟的友好国家”。美国还同意对华转让部分军事生产技术，其中包括帮助中国改进歼-8歼击机，以及对华出口大名鼎鼎的S-70民用黑鹰直升机。事实上，1986年中美军方曾达成价值高达5.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现在看来都不可思议。

　　后冷战时代：“非敌非友”

　　苏联解体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再次发生剧变。美国国内逐渐形成共识，即美中联手抗苏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对美中关系应有新的定位。实质上，源自学界的中美“非敌非友”关系定位，显示双边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即可敌可友。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所言，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

　　老布什总统时期，由于他与中国长期的渊源，期望强化对华接触政策，稳定中美关系。然而，国际局势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却使他很难如愿。一方面，苏联解体使得资本主义阵营对自身制度信心大增，认为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终将走上西式道路。另一方面，1989年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促使美国内保守派认为必须对华施压、以压促变。美方对华全面制裁措施的出台，使得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克林顿上台后，对华认知经历较长的“学习曲线”。早期在人权团体压力下，行政部门将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状况挂钩，试图迫使中国“改弦更张”。该项政策不仅引起中方激烈反弹，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困境，在美国内也引起商界和学界的反对。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不能忽视的重要市场。多次受挫后，克林顿被迫宣布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中美关系才逐渐走上正轨。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两国签署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中美联合声明》。然而，“战略伙伴”说法招致美国内保守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与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不同的中国绝不可能构建“伙伴关系”。其后，该说法在美政府内部逐渐被放弃。

　　9•11时代：“复杂关系”

　　小布什是带着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的理念入主白宫的，因此外界也认为中美关系或许将进入更长时间的“颠簸期”。

　　然而，2001年4月1日的中美撞机事件将两国冲突迅速摆在小布什椭圆形办公室的桌上。一则，意外的发生迫使他迅速进入状态，着手处理对华关系;二则，事件和平落幕也使两国在短兵相接后很快建立工作层面的信任。其后，因为“9•11”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加入国际反恐阵营，使双方成为“反击全球恐怖主义的盟友”(小布什2002年语)。

　　进入小布什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因“中国威胁论”抬头以及双方在朝核等问题上的合作显得更为“复杂”。2005年被外界称为“中国崛起”之年，当年11月，小布什总统访华前表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尽管双方存在不同观点，但仍可以展开友好讨论及合作。当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其著名的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观点。该观点显示，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有资格、有能力、有责任在现行国际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言之，美国希望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其“合作者”与“伙伴”，而不是“战略对手”。“利益攸关方”其后进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国军力报告”，成为美官方正式的对华政策。

　　后9•11时代：“竞合关系”

　　奥巴马是带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进入白宫的，对他而言，结束反恐战争、实现经济复苏是他任期内首要任务。因此，在其一任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实现平稳过渡。国务卿希拉里首访东亚就将中国作为其中一站，并高调表示要与中国“同舟共济”。

　　奥巴马在任内也多次称：“21世纪人类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取决于两国人民如何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2015年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也表示，美中关系是对21世纪“起决定性作用的伙伴关系之一”，美方希望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然而，进入奥巴马第二任期，随着美国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稳步推进，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明显。一方面，部分美亚太盟国挟美强势回归势头，借机“浑水摸鱼”;另方面，美国也乘乱强化与盟国的军事与安全合作，其针对中国的态势分外明显。面对中美合作与竞争加剧的态势，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应该是兼有合作与竞争因素的“混合战略”，即由接触、制度约束和安全平衡三部分组成。

　　目前看来，美国政府似乎正在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中后撤，在奥巴马余任提出新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何维持战略关系的稳定成为双方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正因如此，习主席对美展开的首次国事访问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与期待。

　　张志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政治室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9/24   发布时间：2015/9/23

旧文章ID：6104

作者：韦宗友  来源：光明网

　　习近平主席即将启程赴美，展开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二次美国之行，也是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正式会晤，就双边、地区及全球性问题进行交流与磋商，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推向深入。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首次会晤。在这次别具一格的首脑会晤中，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给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重申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望和倡议。同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出席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奥巴马重申，中美在许多重大全球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晤。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始终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瀛台夜话”。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应该继续就亚太事务加强对话和协调，尊重和照顾彼此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携手为亚洲安全作出贡献。

　　可以说，一次次习奥会成果丰硕，不断赋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新的内涵。

　　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五次会晤。此次习奥会是今年中美外交的重头戏，意义重大，全球瞩目。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近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曲折，却一直向前发展。当前，中美两国合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来，在推动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诸多全球或地区性问题上，两国同样展示了务实合作。中美关系已经置身于新的历史关口，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人心所向。

　　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是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截至2014年，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已经高达5500多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更是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显示出中美经贸关系正在出现新的平衡和增长点。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也成为两国关系的新亮点。近年来，两军高层互访不断，两军在机制化交流、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迈出可喜步伐。

　　当前，中美两国人文交往频繁。去年往返于中美两国的人员高达430多万，有49万名中国青年在美学习，超过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学习。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43对友好省州，以及200对友好城市。这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此次会晤，必将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活力。

　　作者：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时间：2015/9/24   发布时间：2015/9/24

旧文章ID：6098

作者：达巍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从近几天的媒体报道看，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大力推动和职能部门的艰苦努力下，9月22日开始的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会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两国舆论基调均开始转向积极。除此前普遍预期的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新成果外，中美似有可能在《双边投资协定》、网络安全这两个极为关键的议题上有所突破。如是，在2013年6月“庄园会”、2014年11月“瀛台会”之后，中美两国将在三年内迎来第三次成果丰硕、意义重大的元首峰会。

　　不过回头看前两次峰会，2013年6月“庄园会”后中美关系态势一度比较积极，但是2013年11月底之后则开始急转直下，直到2014年7月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才开始回暖。2014年11月“瀛台会”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中美关系再度被推上一个小高潮，但是从2015年春季开始，两国关系再次因为南海、网络乃至中国内政问题而开始下行。美国国内出现了一场对华战略辩论，“中美关系悲观论”一时成了太平洋两岸舆论的主流。

　　高层会晤一直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稳定剂”的作用。在过去三年中，中美关系对元首峰会的“依赖”似乎更加明显。从积极角度说，中美领导人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稳定，总是能够登高望远、引领关系发展。从消极角度看，中美关系这列火车迄今尚未实现“自动驾驶”，必须依赖“司机”来人工驾驶。繁忙的“司机”一旦将手离开档把，列车的运行就会颠簸起来。因此，已有中国学者预测，此次元首峰会后中美关系在下半年又会出现冲突。

　　中美关系离开高层投入就会“漂流”的原因，一方面当然在于客观存在的所谓“结构性矛盾”，例如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紧张、政治制度与价值观的差异等等。领导人高层管理不及，这些矛盾就会凸显。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近年来实力对比大幅接近，两国对外战略都有重大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两国各自内部对中美关系缺乏共识，则在主观上导致“漂流”现象雪上加霜。由于在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上缺乏共识、主流意见不明显，两国内部多种自相矛盾、力量相当的声音并存，除非最高领导人借峰会之机大力推动乃至一锤定音之外，更多时候两国关系似乎只能听凭矛盾积累、恶化而迟迟得不到解决。

　　例如，中美两国究竟如何看对方、如何认识对方的战略方向、战略意图?这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基本的问题。尽管中美关系在经贸、人文等双边层次以及在很多地区、全球事务上都有密切合作，中美关系合作面与竞争面长期并存是一个事实，但两国国内似乎都存在一种“政治正确性”，从学理层面说则是一种过度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导致双方倾向于消极解读对方长远意图，倾向于将对方按照敌人、敌手来理解，且要“料敌从严”。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那边就难以避免“标签化处理”，原来总觉得中国是苏联，现在又疑虑中国在走俄罗斯的道路。中国这边呢，很多人相信“美国不搞我们是不可能的”，“美国绝不可能老老实实让中国崛起”，谁要是想做稍微复杂一点的论证，往往会被认为“太傻太天真”。

　　再比如，中美两国各自对另一方的战略究竟是什么?从1970年代末到大约10年前，中国完成了融入国际体系的任务，美国也完成了拉中国入国际体系的任务。在此之后，中国对美战略、美国对华战略分别是什么，急需明确。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并且不断努力丰富这一倡议的内涵，寻求与美国达成长期的战略稳定关系，但是我们国内是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忽悠”美国人的，或者是“缓兵之计”呢?而美国呢，奥巴马政府除了刚上任的第一年，时任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战略再保证”之外，六年来没有拿出过像样的对华战略论述，只是把对华战略放在“亚太再平衡”的大框架之下，导致中美关系经常成为“再平衡”的牺牲品。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最近笔者参加了一次中美学者的闭门研讨会。一些美国学者很关心的问题是：对中方而言，中美关系还是不是“重中之重”?中方是否还认为中美关系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为何不太能从中方的官员学者中听到这个表述了?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说，美方总说中美关系重要，可却又不断重申美日关系才是其亚洲政策的基石。美国言辞与行动给中国发出的信号，不是欢迎中国在亚太变得更强大，而是美日在联手制华。笔者认为，以中美两国的重要性来说，中美关系当然是“重中之重”。只不过，中美关系的稳定或许没有那么压倒一切了。过去六七年，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对中美之间矛盾冲突的接受度上升了。我们要做的，是将这种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笔者头脑中的第四个基本问题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到底能否允许中国“和平崛起”，甚至“和平超越”美国?美国人会不会突然在金融上“搞”我们一下，让我们的发展成果前功尽弃?会不会有一天一觉醒来，马六甲海峡被别国掐断，导致我们没油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国未来究竟是继续在“体系内崛起”，并对体系加以改革，还是“另起炉灶”、分庭抗礼。美国官方当然一直说欢迎中国崛起，但是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膝跳反应”式的反对，对中国“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冷淡，在TPP问题上毫不讳言的经济战略竞争色彩，给中国传递的信号显然并不友好。

　　老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只靠火车头带的火车，是跑不过每节车厢都有独立动力的动车或者高铁的。中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些问题不想明白，中美关系无法成为一列动车，或者每节车厢的动力不会朝向同一个方向。

　　值得庆幸的是，中美虽然有诸多矛盾分歧，两国关系中的竞争面虽然还在上升，但是两国领导人和有关职能部门已经在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在为中美关系建立“托底”机制，在军事互信、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形成机制;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中美合作，推动联合应对气候变化，鼓励双向投资和贸易发展。美国方面虽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大“感冒”，但是在实践层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

　　在中美关系上，两国领导人似乎比各自国内很多人思想更解放、行动更坚决。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指明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也给本文讨论的那些基本问题拿出了答案。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9/24   发布时间：2015/9/24

旧文章ID：6097

作者：陈东晓  来源：《人民日报》

　　自中美两国就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以来，双方在拓展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分歧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当前，国际格局以及亚太局势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美两国自身也步入转型发展的又一关键阶段。新形势下，只要双方抓住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个宝贵契机，向世界展示中美两国有意愿、有能力合作共进，相互助力而非相互拆台，相互包容而非相互排斥，相互协同而非唯我独尊，就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动力，使中美两国共同成为维护21世纪国际秩序稳定和有序演进的重要支撑。

　　中美两大经济体加强合作和协调，将为维护一个增长、开放、普惠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双引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弱势复苏的脆弱和分化特征显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诸多短板依然严峻，各大经济体政策的协调不足甚至相互抵触，势必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的整体风险。作为占世界经济总量1/3以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阻遏危机蔓延，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合作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已发挥出关键作用。当前中美两国需要相互助力，克服国内阻力加快自身的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扩大包括国际产能合作等来提升世界经济有效和可持续需求，促进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开放和普惠，积极化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发展。

　　中美两大战略力量加强包容和互信，将是建设一个均衡、稳定、有效的国际安全体系，尤其是亚太安全体系的基础。当前，新老安全威胁和挑战交织叠加，国际安全领域的竞合态势和相互依存同步升级，但是基于零和博弈、对抗遏制理念的军事安全同盟仍颇为盛行。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思维和排斥异己的“小圈子”合作机制不仅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战略怀疑和安全困境，而且也制约各国扩大安全合作、应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安全挑战的巨大潜力。中美应当创新思维，突破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瓶颈，用“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的思维来确定各自的安全目标，用“共同安全”而非“单方面安全”的思维来界定双方的安全利益范畴，用“合作安全”而非“零和对抗”的思维来设计中美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路径和机制，带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安全秩序向着更加均衡、稳定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中美两大治理力量加强协同和创新，将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品。随着全球治理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化基础上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包括海洋、网络、太空、极地等一批新公域的加入，不但进一步凸显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竞合性和非对称性，也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公正、高效治理的需求和当前全球治理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中美是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两大关键变量，中美协同不仅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大量的物质公共品，而且还能充分发挥两国优势互补的特点，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和路径，来共同应对包括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水、土壤和粮食安全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威胁和挑战，共同推进全球新公域的建章立制和有效治理。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5/9/24   发布时间：2015/9/24

旧文章ID：6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