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评论通讯社  来源：新浪微博

中评社北京8月23日电／随着美国战略重心明显加快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我们要高度重视其对中美间各领域关系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来源时间：2015/8/24   发布时间：2015/8/23

旧文章ID：5483

作者：环球市场播报  来源：新浪微博

股市下跌、货币贬值、经济数据疲软在整个夏季构成了有关中国经济大头条的一切。各种负面和悲观的言论在市场蔓延。然而美国《时代周刊》文章却认为属于“中国的十年”已经开始，中国影响力的崛起势不可挡。

来源时间：2015/8/24   发布时间：2015/8/23

旧文章ID：5482

作者：早报网  来源：新浪微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两次讲话中提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后，发展智库与足球一样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展开。专家指，党政智库疲于应付，社科智库大而不强；党校智库重教轻研，高校智库曲高和寡；社会智库有心无力。

来源时间：2015/8/24   发布时间：2015/8/23

旧文章ID：5481

作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  来源：中美印象

夏日最后几周，无论是坐在沙滩上，还是照常在办公室里，闲来无事想看几本有关中美关系新书的话，都不妨看看柯庆生和金来尔的新作：《中国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和《相向而行——如何缓和美中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这两本书不适合消遣，但通读它们会让你胸有成竹，尤其随着习近平和奥巴马九月峰会，媒体的狂轰滥炸必将接踵而至。

乍一看普林斯顿的柯庆生教授和海军战争学院的金来尔教授如出一辙。两位都是治学严谨的中国问题专家，尤长安全领域。对中美关系，他们著作提出的议题颇多雷同，如海上安全、朝鲜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两本书也都很奇怪地没有涉及网络安全这一关键议题。）他们还都相信一种福音：就是中国和美国可以找到共识，并建立更稳定有效的关系。

然而这两本书从如何达成共识，到中美关系的看法，包括最适合读他们书的读者群是谁等问题上都截然不同。柯庆生提供了过去几十年中，更直截了当的中美关系演变历史记录，间或穿插些个人札记。这些札记内容源于他在布什政府任职时，担任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期间，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问题的个人记录。他把此书定位成在中美社群两极间搭建桥梁的一种探索，也就是说，他的分析是在中美关系上乐观和悲观者们之间的一座虹桥。举例来说，他一方面指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对美国造成了很大威胁，另一方面又声称，新组建的北京军事力量的作用范围经常被学者和官员们夸大了。在每一个挑战中，柯庆生都看到了机会：“如果能灵巧地处理全球治理问题，中国可以在国际上更为自信，也更有助益”。

相对而言，金来尔的分析很难让人挑毛病。但我还是对其中几个小问题存疑——比如他提出了一个让人费解的观点，美国和欧洲若可以在环保科技的知识侵权方面指责中国，中国也可以在二氧化碳累积问题上反唇相讥。我不太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此外，他似乎认为，简单地丢开“西方”这个词，并换以“倡导更高规范性运作的机构”，中国的爱国者们就不会反对美国传播民主的努力。这种说法好像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相比之下，金来尔旨在通过建立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来弥合中美之间的差异。他希望华盛顿和北京都能作出让步，好在中美关系中树立更为稳定的平衡。金来尔对美国施加了更大压力，指出美国“不仅应为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创造良好条件，最重要的是，要主动迈出第一步”。他用两个原因支持这种论点：第一，因为在国际秩序上，华盛顿更强大，也负有更多责任；第二，如史学家费正清所言，从历史上看，“是西方入侵中国，而非中国入侵西方”。我并不认为这些理由很令人信服，但我欣赏金来尔如此清晰地阐明了他的道理。《相向而行》的一大优点是，金来尔在他探讨的每一问题领域，都提供了简洁的历史文脉，因此为读者了解中美两国如何抵达他们各自的现状，提供了很有用的知识框架。此外，他提出的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非常明确，也正是这本书的胆识和精髓所在。金来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中国政府应让独立工会合法化，美国应敦促台湾展开与大陆走向统一的条约谈判等等。

这两本书的叙事角度也颇为不同。读柯庆生的《中国挑战》时，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的词是“讲理”。他每提出一个论点，都会举出对立观点。 例如，在柯庆生看来，在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康奈尔大学（此前柯庆生在那里担任过助理教授）邀请他去做演讲再合理不过了。但是，柯庆生也评论说，他希望康奈尔大学在李登辉卸任后再邀请他去演讲，以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任何潜在的不良影响。如果你不同意柯庆生观点的一极，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同意另一极。

金来尔的立场更为明确，或者说，更偏袒中国；他尽力确保读者任何时候都更欣赏中国视角。他的论证清晰，很有说服力，但也要求读者保持更高的警觉。举例来说，金来尔显然相信，某种程度上的“一国两制”是中美关系中，解决台湾问题的理想结果；且把这个结果作为螺旋上升合作关系的终点之一。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认为香港和台湾将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中，这个观点很难站得住脚。虽然我并不太在乎任何具体观点的内容——因为人们对每个观点到底多有价值都有争议——但我确实对金来尔的叙事框架顾虑重重。金来尔自己也承认，台湾问题在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及分析界里，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然而在划分这个相同问题的不同阵营时，他把那些支持他观点的学者如布鲁斯•吉利，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以及查尔斯•格拉泽，都说成是“美国学者和资深决策者”。而把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专家们，如唐耐心和葛来仪，都冠以声望明显下降的级别，称她们为“华盛顿分析师”。虽然两种类别都没说错，除了唐耐心是乔治城大学的一名教授，而不是华府分析师。但在分析美国-台湾-中国关系时，没有任何研究中国的学者会厚此薄彼地把前一组放在后一组之上。金来尔用这种方式来误导读者很不合适。后两者的学术成果有目共睹，唐耐心更是蛮声全美的研究台湾问题之专家。

对那些很了解中美关系的读者来说，读金来尔的书更好。金来尔的著作比柯庆生的更具争议，也更引人入胜。他提出了强有力的论证来支持论点，并促使读者更深入思考中美关系如何能向前迈进。我同意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不赞同其他不少观点——反正他对我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也公开持批评态度。尽管如此，他的某些想法打动了我，而且我认为这本书对此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那些中美关系还知之尚浅的读者而言，选柯庆生的书更佳。柯的书既周到又合情理，如实的描述让读者不必担心会因选词的差别而被误导。

翻译：佳音 原文链接：how-to-make-compromise-compelling-christensen-and-goldstein-on-u-s-china-relations

来源时间：2015/8/23   发布时间：2015/8/23

旧文章ID：5476

作者：范勇鹏  来源：澎湃网

——“治乱律”与“兴衰律”

近日，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撰文阐述了“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的观点。两个秩序论，是说中国不希望美国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秩序”，美国则担心中国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将各自的秩序奉若圭臬，同时又怀疑对方的意图。这一论述切中中美关系的要害。笔者认为，在这两个秩序的背后，向历史纵深处探查，可发现中美、乃至东西文明大相径庭的战略关切，也即两种历史周期律——治乱律与兴衰律。

中国“治乱律”：事关存亡之理

有一个关于“知乎神问答”的网络段子：“问：中国为何没有向外扩张的传统?答：这么大的疆土难道是充话费送的”。没错，中国广阔的领土，每一寸都是先辈披荆斩棘、胼手胝足打拼下来的。无论是按中国传统叙事，强调华夏文明通过对四方边陲“文以化之”实现文明同化，还是按中央-边缘视角，强调中原文明通过权力外推形成农耕-游牧的稳定边界(如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理论)，中国人眼中的“天下”都是一种文明权力扩张的产物。

然而，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当相对独立空间实现大一统后，就进入了一个治乱循环的阶段。普遍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意味着人民的安全、福利和社会发展有了基本保障，这是中国历史所能见到的最好局面。而政治秩序的丧失，则带来天灾人祸、战乱频仍、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发展倒退，这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坏局面。在切身的惨痛经历中，中国人产生出了“宁为盛世犬，不作乱世人”的朴素智慧。

因而，相较而言，中国传统话语不关注“兴衰”这样的概念，因为在没有对等的参照系和竞争者的情况下，一个王朝的兴起与衰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之发生的普遍政治秩序的存亡。因而中国人关注更极端、更彻底的“治乱”或“兴亡”概念，中央权力兴则出现太平盛世，中央权力衰则意味着天下之亡，强者率兽食人，弱者人人自危。

现代中国依然面临治乱问题。1947年，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论历史周期律时，一方面表达了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治乱律的长期思索。中国历史上乱世的出现，在通俗史观看来，除强敌入侵外，无非是统治者的残暴腐败所致。但这只是现象，究其制度机理，大抵有几方面原因：皇权与相权的失衡、士族或地主阶层的坐大、官僚机器的腐败和僵化、以及王权借以与权贵和官僚斗争的力量(如外戚、宦官)的膨胀。与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王权、贵族与资产阶级相互制衡)相比，缺了重要的因素——公民社会。共产党人试图将欧美的成功经验再推进一步——通过建立真正的民主来跳出治乱律。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试图直接诉诸人民的力量，以避免精英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官僚主义的僵化，结果由于过度强调制度的消极面，未能辩证地对待法治，导致了极端化的文革。

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历史治乱律的严肃考验，改革、民生、反腐，无不是为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手段。能否维持普遍有效的政治秩序，事关中国的国运和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根本利益。

西方“兴衰律”：永恒的焦虑

与中国不同，欧洲历史体现了另一套逻辑，即霸权兴衰律。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没有形成任何足以提供普遍政治秩序的中央权力。带着对“罗马治下和平”(Pax Romana)的永恒怀旧，各法兰克王国或近代民族国家都希望重现古罗马的光荣，但始终未能跳出春秋会盟式的争霸阶段，跨越战国六合一统式的临界点。其结果，就是各王国沉浮起落于霸业更替之间，一家一姓只能短期内居于相对优势地位，并在此地位上汲取相对优势带来的红利，直到在下一场争霸战争中退回一隅偏安。

霸权争夺虽然也涉及欧洲普遍政治秩序的问题，但由于有众多竞争权力中心的存在，普遍秩序本身在争霸者眼中仅具有第二性：首先，霸权者只能作用于国际体系，而不能直接为整个地区提供普遍秩序;其次，霸权衰落也并不一定导致政治秩序的崩溃，在很多情况下，争霸战争虽然血腥，但失霸者依然可以维持政治实体的存在。

这种游戏在近代逐渐形成稳定的规则，特别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之下，国家主权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国际关系以不消灭对方国家为原则。现代主权体系进一步固化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兴衰律，因为在国际体系约束和英国这样的离岸平衡者的制衡下，国家一般不通过征服和兼并来消除竞争者，霸权的兴衰成为欧洲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使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的规则破坏者，也难免走回霸权兴衰的老套路。

欧洲近代的殖民扩张，为霸权兴衰带来了新的内涵。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西方的霸权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殖民帝国的老大。类似于古希腊城邦体制依赖于对公民群体之外的奴隶的剥削，西方霸权国家内部社会体制也依赖于从殖民地或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霸权红利。

美国是这一历史逻辑的集大成者。20世纪之前，美国拥有近乎无限的土地、资源和机会的供应，先天条件优越。当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达到极限后，内部矛盾迅速增加，但美国由此踏上霸权道路，借霸权红利维持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民权运动，本质上就是用超额霸权利润来赎买有组织工人和黑人等高危群体的维稳手段。换句话说，美国政治的分权原则，是靠分利来维系的，一旦无利可分，任何权力分配的游戏都很难继续玩下去。既然利的主要来源是霸权地位，美国自然会视霸权维持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霸权“兴衰律”的存在是近来美国人热衷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兴衰律使西方式霸权，不管是哪个具体国家，都处于持续的焦虑中。霸权国注定会以疑惧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上升中的国家，并假设最坏的前景，未雨绸缪。寻找假想敌是兴衰律之下的宿命思维。例如，在英美在霸权交替过程中，都视对方为假想敌。据美军陆海联合委员会1930年的报告推测，美国的经济渗透和商业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威胁到英国的生活水平，导致其经济崩溃，因而双方必有一战。直到1938年，美国还在进行假想敌为英国的红蓝军事演习。而美国在霸权尚未到手之时，就已经开始寻找有可能威胁自己的下一个敌人，早在一战前就开始制订针对日本的橙色计划和针对德国的黑色计划。美国学者迈克尔•沃霍斯研究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30年代的136次军事操演，发现其中127次是模拟与日本的战争。霸权兴衰律导致的这种焦虑，常常会歪曲霸权国对形势的理性判断，甚至可能导致自证预言的冲突。

“两律”注定中美冲突?

近年，中美领导人多次谈到核心国家利益或底线思维，上述治乱律和兴衰律就是中国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底色。从逻辑上看，这“两律”未必是冲突的，就像王缉思教授所说，中美互不挑战对方的底线即可。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美避免冲突、相互尊重，就是为了跳出“两律”的陷阱。可是现实中，以下两大因素又似乎决定了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

首先，美国不够尊重中国人对治乱律的关切。正常外交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对对方政权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承认。然而，美国政府和精英阶层中的不少人始终抱着一种“临时心态”与中国共事，不少人期待随着中美交往，中国有一天会变化，乃至“变天”。他们近来对中国更激烈的批评，相当程度上源于这种变化没有发生而带来的失落感。中美关系在他们心中只有工具价值，而非事业本身。他们还常诉诸一种政府、人民的二分法，试图建构一种既与中国摩擦又不“反华”的讨巧形象，分裂中国社会民意以便火中取栗。更不用说，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界的思维习惯了。打个比方，抱着改造对方的态度谈恋爱，怎么可能成功?可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心的“强迫症恋人”。从美国威胁中国的治乱律始，却以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兴衰律终，这不是历史是宿命，而是美国自己掷出的回旋镖。

其次，东亚是中国治乱律与美国兴衰律的“锋面”。一方面，周边秩序是中国治乱律的题中之义。中国历代政权建立的普遍政治秩序必定会外溢到周边地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特性，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或权力中心的本能需求。因而，任何性质的中国中央政权，都会对东亚地区秩序有所关切。另一方面，东亚又是美国“天定命运”的行进方向。美国自建国起，战略态势上就是“东守西攻”，从孤立主义到门罗主义就是对欧洲和大西洋旧世界的防御姿态，而从西进运动到门户开放就是面向太平洋的进取姿态，从美西战争、巴拿马运河到两洋战略就是从东守到西攻的转折点。二战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最终转向东亚。两个大国的核心利益落脚在同一个地区，冲突的前景似乎是顺理成章。

那么，当两种历史定律碰撞之时，冲突的结果又会如何?首先，收益成本核算决定了中国会更坚定。治乱律决定了这场家门口的冲突对中国人来讲是存亡之争;兴衰律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是超额霸权利润的得失之战。存亡大于得失，中国意志更强。其次，攻防优势比决定了美国胜算不大。最后，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复兴进程将遭受重大挫折。

从这个推演来看，在未来冲突中，中国无论胜负，代价和风险都极大，美国虽然失败成本较小，但胜算也极小。因而，双方的理性决策者，必须避免该剧情的上演。

跳出历史周期律

本文提出的“两律”，只是既往历史规律的总结，并非中美两国无法突破的宿命。既然前述的冲突剧情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双方就该致力于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事实上，历史本身已经超出了旧阶段，两律都已经有了新内涵：

其一，治乱律升级版：中国政治秩序与世界政治“云”对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封闭地缘空间被打开了，中国文明系统与世界政治的网络建立了高密度的联通。例如，中国的清末共和、抗日光复、联美抗苏和改革开放都离不开美国的影响和合作，美国在中国实现普遍秩序和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总体上发挥了正面作用。中国的治乱律不再仅仅涉及中国及周边地区的秩序，同样也与世界体系和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从另一面看，中国的治乱也不再仅仅是中国人“天下”范围内的事，中国之治会成为世界稳定和发展的动力，中国之乱会外溢为世界性的灾难。中国的治乱律有了全球政治的意义。升级版的治乱律，要求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外部，也要求世界更重视中国成败的影响。

其二，兴衰律新模式：美国可开启“众筹”世界秩序。在美国之前的西方霸权兴衰传统中，无论守成国还是崛起国，都是中小规模的国家。美国建立了新的霸权模式，即霸权国和挑战国本身都是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国家集群兴起，且都是国家规模巨大。主导国家体系从千万人口级的西方列强时代，经过美苏超级大国时代，今天已经发展为亿乃至十亿人口级的世界大国时代。按2014年的各国GDP、人口、面积排名，美、中、俄、印、巴西等国位列第一梯队，日、德、法、英等往日大国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一席之地。

这种国际力量格局，意味着欧洲和美国的传统霸权模式都不可能维持。美国在任何地区都不具绝对优势，也都没有金砖大国级别的盟友。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美国GDP占全球35%时为人们所接受的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一比例低于20%时就难以为继了。美国明智的选择是放弃过时的霸权思维，借鉴产业创新中的“众筹”模式，倚重各地区大国提供地区秩序并从中获益，这样做既符合美国利益，也有利于更好应对全球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地区要首先跳出兴衰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以承认中国地区优势为前提实现美国在东亚更有利的存在，并与中国共同提供地区秩序。

总之，中国和美国都应致力于超越各自的“历史律”情结。中国的发展和稳定，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因而中国人寻找突破治乱律的努力，很符合逻辑地指向对超越霸权兴衰律的关注，即中国如何能够在追求发展和崛起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这个逻辑同时表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寻求突破兴衰律，是以中国自身发展不陷入旧的治乱律为前提的。这两点对于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十分关键。

1972年的会谈中，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将话题“限于哲学方面”，而非台湾、越南、朝鲜、苏联等“眼前问题”。今天的中美高层也需要更“哲学”一点的战略对话，谈历史智慧，谈对世界的看法，谈清楚什么是底线、什么可以妥协。议题清单和技术细节应该留给职业官员解决，不应再任由美国式的“处长治国”和双方媒体炒作干扰高层政治对话和社会大众情绪。认清中美两国各自的历史周期律及其未来可能，或许是进入真正的战略对话的一个切入点。

来源时间：2015/8/23   发布时间：2015/7/31

旧文章ID：5475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发布了亚太海上安全战略，一面在报告中将中国当成首要假想敌，持续增兵。另一方面又称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矛盾态度的背后，展现的是美国的亚太霸主心态。

　　综合媒体8月22日报道，美国防部21日发布《亚太海上安全战略》报告，报告阐述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三个目标”和“四个着力方向”。报告称，美国希望与中国在军事领域深化合作，寻求建立一种“以目标为基础的”两军关系。

　　报告称，亚太海上安全涉及太平洋、印度洋、东海、南海等海域，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三个目标是“安全与自由航行、避免冲突和压制、促成各方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为此，美国将从“增派军力、强化盟友关系、力图减少误判以及建构地区安全框架”等四方面着力。

　　在增加军力部署方面，报告重申美军将在2020年之前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报告称，美军今后将向亚太地区派出“罗纳德·里根”号航母，增派1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3艘DDG-1000型驱逐舰、2艘“弗吉尼亚”级潜艇。此外，美军还将派遣多架F-22及F-35战斗机、B-2及B-52战略轰炸机以及“鱼鹰”运输机等空中作战力量。

美国将里根号航母派往亚太

　　值得注意的是，首批F-35战斗机将于2017年派驻日本岩国军事基地。报告称，未来几年，395架F-35战斗机将今后进入美军服役，其中大部分将被部署到亚太地区。

　　报告显示，美军目前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达到36.8万人。今后，驻日美军将维持在5万人左右，2500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将在澳大利亚轮驻。此外，美国将向日本派遣2艘“宙斯盾”级驱逐舰，并将于2017年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这将是美军20年多年来首次在东南亚部署海军军力。

　　在评估与中国军事关系方面，报告称，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以目标为基础的”军事关系，希望与中国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更好地管控竞争与摩擦。为此，美军将继续保持美中军方高层的交往与对话，深化务实合作，并通过军事热线等渠道减少误判，避免脱轨。

　　在南海、东海领土争端方面，报告表示，美国呼吁各方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岛，同时重申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

　　美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防长大卫·希尔21日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在南海、东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他表示，领土争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方支持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官方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已多次表明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年6月表示，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东海、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他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来源时间：2015/8/23   发布时间：2015/8/22

旧文章ID：5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