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伟  来源：凤凰评论独家出品

笔者参与了卡内基今年5月8日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一次研讨。参加讨论的是美国的“中国通”中的顶级学者。当前，美国的“主流”智库在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看法大致趋于一致，并形成了7点一致判断。

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的主要智库都把中国政府看成是一个违背常理出牌和决策难以预测的政府，那双边关系中肯定是缺少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和稳定的因素。

今年三月份，我跟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孙哲教授在华盛顿拜访几个智库时谈到，是不是习近平主席九月来美国访问的时候专门给华府的智库工作人员们发表一次演讲，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计划。

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全新判断

今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与顶级学者们进行交流，一天的讨论下来，大家的结论是，中国不是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也不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对中国的不信任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对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不了解和信息欠缺。中国政府允许卡内基在清华设立中心，并不限制它的活动，也使得卡内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趋于缓和和中性。

总体来说，以上说到的这些“主流”智库（因为篇幅关系，关于“非主流”智库的观点只能在另一篇文章里论述）在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看法大致趋于一致，其中主要包括：

虽然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主导权”的威胁。

1）中国的崛起源于中国已经持续了36年的改革开放；

2）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的鼎力相助是亚洲太平洋地区三十多年没有战事（伊拉克和阿富汗除外）和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

3）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2年前后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跟美国搞好关系；但自2012以来，这个延续多年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经改变；

4）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有过宏伟的设计和安排，但因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最近股市的巨大波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似乎也十分艰难；

5）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使中美成为价值共同体，而中国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是继续在国际体系中与中国合作，还是要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中国的继续坐大坐强；

6）自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以来，北京与莫斯科似乎走得太近，而中国在亚信峰会上的“亚洲的事由亚洲人自己管理”的宣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启动都显示中国似乎要另起灶炉；

7）美国2016年大选或许是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和设计新的对华战略的大好机会。

最近几位美国的中国通或学者为这些观点做了具体的说明。首先是兰普顿2015年5月6日在由上海社科院和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的主旨演讲。兰普顿说，“我们正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侵蚀。”

“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作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并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种观点人数正在增长。”兰普顿还说，“在过去的15年里，中美两国国内话语的论调都是从接触论转向轻微阻碍论，进一步变为严重阻碍论，最终越来越偏向威慑论的方向发展。”威慑论的语汇导致了对威胁、意图、军力、反击能力和可信度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语汇与我们在过去40年里通常使用的大相径庭。“让我最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的、且相互唱和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以往的政策并没有崩溃，但正在逐步式微。”

对抗真的不可避免了吗？

美国智库学者认为，美国早就应该对中国国力的增强做出更为有序和周密的反应。

美国外交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两位学者共同发布了题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将是美国最据挑战性的竞争者。”美国将中国‘引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正在对美国在亚洲的绝对主导地位构成新的威胁，并且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重要冲击，华盛顿眼下需要一个崭新的、旨在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增强国力的对华大战略。这两位作者指出，尽管美国和盟国还与中国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美国必须制定战略，以缩小和限制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能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夏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美可以融洽相处吗？”的时评。他在文章中说，“对于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而言，这两年中美关系的变动让他们感到慌乱不安”。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认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的自由化、教育和社会层面的交流开放会使中国变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更为负责的国际事务的‘利益攸关者’。然而，中国近几年的言行让这些美国人大失所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遏制中国，并预测中美对抗不可避免。夏伟说，他一面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十分悲观，一面又在期待可能发生的“惊喜”，因为“在研究中国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学到的就是在当中国与外界打交道时，它常会是一个违背常理、难以预测的国家。”

刘亚伟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美国卡特中心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心共同主任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7/27

旧文章ID：5445

作者：达巍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习主席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就在两国官方紧锣密鼓筹备此次访问的同时，中美围绕南海、网络等问题仍在激烈博弈。自今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更是隐然出现了一场对华战略的辩论，一些学者呼吁美国政府从根本上反思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八任总统的对华战略传统。

回头看，不独今年，最近五、六年来中美关系不仅波动频繁、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更重要的，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的判断都在向消极方向移动。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态势，一个根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中美之间的“大共识”已趋于瓦解。重新寻找并确立“大共识”，是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

过去35年中美的“大共识”

这里所谓“大共识”，是指两国在最根本的战略问题上的一种契合。这些最根本的战略问题包括，希望本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准备使用何种方式实现国家目标，希望对方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准备用何种方式对待对方等等。 

从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预定实现第二个“一百年梦想”的节点也就是2049年，是整整70年时间。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恰好将这70年分成了两个35年。第一个35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在第二个3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

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相伴随。从1979年1月1日建交算起，中美关系在其后的35年时间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摆在中美两国战略界面前的问题是：未来35年中美关系怎么搞？

在过去35年里，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是“接触”。即通过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领域的密切交往，将中国拉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一方面实现美国自身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希望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向西方民主制度靠拢，在国际事务上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支持者与配合者。换句话说，希望中国变得更像美国，更亲美国。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对美战略则可以用“融入”一词来概括：通过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来实现现代化。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国际机制，接受了主要的国际规则，经济、社会与外部世界高度融合。不过在“融入”的同时，中国政府坚持“以我为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对外开放可能造成的各种安全风险问题高度警惕。

简言之，1978年底之后，中美一个要“融进去”，另一个要“拉进来”，围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问题，两国形成了一个“大共识”。虽然“融进去”、“拉进来”不是两国最终的战略目标，美国要塑造中国，中国要坚持特色，在这一点上两国存在深刻分歧，但在中国完成加入国际体系这一任务之前，中美最终目标的分歧并不紧迫。“大共识”的存在，帮助中美度过了台海危机、炸馆、撞机等困难时刻。尽管这些危机有时烈度很强，但是由于有“大共识”的存在，中美基本可以“就危机论危机”，不至于对对方的根本战略意图、战略走向发生怀疑。中国不会因为某场危机就感觉自己不该“融”了，或者美国不再“拉”了；美国也不会因为某场危机就认定中国不想“融”了，或者自己不该“拉”了。

“大共识”的松动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融入”体系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实现了快速崛起。与此相伴随，中美既有的“大共识”开始松动，最终目标（即美国要塑造中国、中国要坚持特色）上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

2005年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演讲时，已经提出美国对华战略需要超越“接触”。最近十年，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是错的：中国不会随着美国的“接触”而改变自己。美国人抱怨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变化，经济上政府角色依然突出，外交上则越来越强硬。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拉”中国好像拉“亏”了。从这个过程看，今年春季以来的对华战略辩论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和加强而已。

战略共识的松动并非单方面的。过去十几年，在中国思想界的光谱整体向左移动的大背景下，在台海危机、炸馆、撞机、奥运火炬受阻等事件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知识界和民众“说不”、“不高兴”的情绪明显增强；“货币战争”、“能源战争”、“粮食战争”成为畅销书，中国社会对于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继续和平发展的前景的忧患意识变强。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新闻报道的知识群体当中，“脱美国化”的说法和意识被反复讨论并广泛接受，显示美国从被追随、被模仿的中心地位，逐渐向更为平等和“普通”的位置移动。

经贸关系经常被称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笔者认为，一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民众都能接受、都真心相信的“大共识”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压舱石”。由于“大共识”松动，中美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很容易上升为对对方整体战略意图的疑虑。因此，即便近十年来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类似“撞机”、“炸馆”这样高烈度危机，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对抗性却明显提高。

当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中美很难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或者冷战式的全面对抗，但如果近几年的趋势持续下去，两国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就像今天的美俄关系，两大国在战略上严重对抗、对立，但在经贸、社会等领域大致维持正常关系。一旦如此，美国对华战略可能从过去35年“以接触为主，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制衡为主，合作为辅”。随之中国对美战略也将从“以融入为主，以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反制为主，以合作为辅”。这就是一些美国学者说中美关系已达“临界点”或正处“战略十字路口”的原因。笔者认为，现在就下这种断言或许还为时过早，过于悲观，但无法否认的是，近两三年中美关系确实正朝着这一消极方向移动。

面向下一个35年“大共识”？

客观地看，中美关系的时空背景与35年前相比确已是天壤之别。中国经济规模从十五年前美国的12%变成了今天的将近60%，并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越。中国不但已融入国际体系，而且近两年提出“亚洲安全观”等新理念，“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构想，从国际体系中的追随者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引领者之一。

在这样的新时空环境下，“融进去-拉进来”的“大共识”确实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指导未来。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里中方提出的“和平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美方提出的“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战略再保证”，都是在旧的“大共识”相关性下降的背景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的中美关系新论述。因此，不仅美国有辩论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中国内部实际上也应对未来的国家的发展路径及中美关系进行严肃而深入的讨论。

在第一个35年，中美的“大共识”是围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建立的；近年的松动则是因为中国完成融入之后迅速崛起产生的。笔者认为，新的“大共识”理应建立在既有共识的基础上，这就是围绕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共同发展”（two countries, one system）形成新的“大共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共识，是因为笔者相信，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体系内实现和平发展是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对美国来说，由于中国巨大的体量以及中美相互依存，中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这个体系，对美国来说代价也都过大。如果两国都认为我们只能在体系内共同生存和发展，那么以此为“大共识”就是可能的。

要形成共识，中美两国首先各自需要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战略判断。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判断是：除了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发展，中国是否还有其他可行的发展路径？中国需要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性质作出判断：这一体系是否是一个能够容纳中国和平崛起乃至“和平超越”的体系？中国过去35年在这一体系内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未来35年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还是终将遭遇某种“玻璃天花板”？苏联解体、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停滞，究竟主要源于苏、日两国自己的内部问题，还是源自国际体系的性质及体系中的霸权国的阴谋？这些判断将最终决定我们对现存国际体系及对美国的基本战略取向。

如果“体系内崛起”仍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那么尽管中国并未参与这一体系中很多部分的构建，尽管这一体系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但中国仍需在体系内按规则行动，充分运用规则，以体系赋予的权利来改革体系，并接受普遍规则对自己具体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

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战略判断则是：对中国这一意识形态不同、体量上可能会超越自己的崛起国家究竟应采取什么姿态？是继续采取开放性的姿态接纳中国在体系内崛起，还是采取排斥性的、竞争性的姿态？遏制或者制衡中国是否可行？是否真的符合美国利益？如果美国真心实意相信其他国家可以在体系内和平地、合法地超越自己，那么美国恐怕在心态上就需要摆脱对“绝不做老二”的痴迷，接受被别国“和平超越”的可能；在安全上需要放弃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接受一种相对安全；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约束对自己价值观与制度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信，而同意其或许只适用于美国，其他国家最好自己寻找的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在各自廓清观念并得到共识后，中美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政策证明本方确实接受“大共识”，使对方“安心”。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美方如何让中方相信其并无破坏中国政治安全的图谋，也没有破坏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阴谋，愿意在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给与中国合理空间并欢迎中国加入美国牵头的新机制（如TPP）。中方则需要让美方相信，中国愿意按照国际规则实现发展、解决与外部的矛盾，无意把美国逼出亚洲，愿意让美国加入中方倡导推动的国际机制。

在“同一国际体系共同发展”，意味着两国可以在体系内有限竞争，但竞争是局部的，须有底线，不以“吃掉”对方为目标。中美两国需要帮助对方建立信心，两国都不用担心对方成为本方失败的理由。这也意味着中美要有效合作，不仅实现两国互利，而且需要为体系的维持及改革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2016年底美国大选结束前，美国对华战略的辩论不会结束。甚至在2017年新政府上台后，中美仍需一定的磨合时间。实际上，辩论的结果未必一定是消极的。况且就算没有这场辩论，中美关系的问题也还在那里，需要解决。中美关系这艘船已经往前走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满足于过去的“大共识”。不仅美国人可以辩论，实际上中国战略界也需要讨论，并且需要与美国同行积极对话。如此，中美重建“大共识”并实现关系的中长期稳定仍是可能的。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7/28

旧文章ID：5444

作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来源：《南华早报中文网》

奥巴马任期临近终点。审视这位不久前回肯尼亚探亲的黑人总统，他有着独特的政治特质和个性特点。

他的肤色和出生，让改变美国历史成为现实。他上任之初，正赶上华尔街金融危机，当然还有前任小布什留下的伊拉克战争的负遗产。他立志要做林肯和小罗斯福那样的伟大总统，民意也给予充分期待，2009年他的支持率曾经创下76%的高记录。

回首既往，奥巴马拯救经济的成绩单不错。危机自美国始，真正复苏的还是美国——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预期极强。

但奥巴马的外交“槽点”颇多，最大的问题他要逆转小布什“愚蠢的中东政策”，实现伊拉克撤兵。现在看，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和IS（伊斯兰国）的势力日盛，和奥巴马的中东战略回缩和应对软弱颇有关系。美国重返中东打击IS，足以证明奥巴马的失误。其他如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导致美俄关系紧张、美欧关系复杂化亦是奥巴马所不曾预料。其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导致西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形势，其重返亚洲的战略也值得检讨。

也许是黑人总统，奥巴马天性乐观；也许是希望成就历史，奥巴马又表现出雍容大度的性格；也许是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梦想和理念有近乎偏执的坚持。

首先就是医疗保险制度。美国没有全民医保。历届美国总统（尤其是民主党总统）想做但未做成的事，奥巴马做到了。

虽然全民医保对底层民众是护佑，由于制度配套措施不得力，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不认可。而且，美国全民医保也导致中国式尴尬，家庭冒领保费的情况很多。这意味着，即使是民主制度成熟的美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制度实践也容易出现偏差。应该说，奥巴马此举是在其民意支持率较高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未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不管怎么说，医疗保险制度是奥巴马给美国人留下的民生遗产。而且，这一制度也是奥巴马真实政治理念的折射，算是他两任总统任期内最令人深刻的民生实绩。

移民问题和同性婚姻，看上去有些热闹，事实上有些娱乐化。因而，移民问题和同性婚姻，在美国喧嚣起的效应，还值得后来人反省深思。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奥巴马有一颗关切底层民众的心，而且在其本意中也是非常真诚的。因而，他的民生政策和关切，值得尊重。

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他的政治家本色在最后时刻彰显了出来。

譬如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奥巴马体现了民主党总统的政治理念，但共和党代表了许多资本大佬的利益，他们不会同意奥巴马的节能减排举措。当共和党取得国会两院的主控权，其政治举措很难得以实践。

还有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奥巴马铁定要在其任期内实现和区域国家的谈判成功，而且获得了国会TPP的快签授权，即所谓的贸易促进授权（ TPA）。但是，来自本党的批评以及谈判伙伴的讨价还价，让凡事都要快速解决的奥巴马很受伤。TPP也许就差一步，但这一步耗费了奥巴马太多精力，TPP能否成为奥巴马任内的经贸正遗产，目前尚难预料。

奥巴马外交“槽点”多，执政后期加速了外交政绩工程的建设，即伊核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以及美古关系的正常化。

前者奥巴马不能专美，而是多国合作的结果，而且执行起来还有诸多难题。作为跛脚鸭总统，他的每一步都要经过国会的掣肘。在美国国会杯葛和伊朗国内复杂的政局下，伊核最终协议最终烂尾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美古恢复外交关系，白宫的高效率让人叹服，但是从克里国务卿对古巴的历史性访问看。他并未获得卡斯特罗兄弟的会见，两位卡斯特罗或可赞成美古两国关系复交，但美国要影响古巴政治，尤其是提到人权问题，古巴两位卡斯特罗都不会感冒。

奥巴马开创了美国历史，也很有雄心，更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离美国伟大总统的评价还有相当距离，他刻意追求的政绩工程，也不可能达成其效，甚至会烂尾。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21

旧文章ID：5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