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希迎  来源：澎湃新闻

    时至今日，外交决策仍然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外交决策影响因素多元，因此，预测其外交政策偏好，分析其人才流动方向，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通过旋转门制度，美国学者可以转变身份，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行为体。

　　在中国快速成长的阶段，考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学者，有助于理解中美的战略互动。当前，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大多关注已经进入美国政府的学者与知名学者，对青年学者的了解相对有限。为中美关系长远未来的考虑，有必要将目光和资源投向青年一代学者。

　　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新趋势

　　学术研究更新换代乃是常态，各学术重镇研究能力的变化，犹如国家的兴衰，亦如武林门派的沉浮。学术力量的洗牌与整合，不仅仅是研究人员的新陈代谢，更是学术研究取向的演化。上世纪80年代以降，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在此之后，又可以细分为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冷战期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路径更接近比较政治学，中国研究是作为国别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比较代表性的学者是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普顿(David Lampton)和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他们知识背景多出身于历史学、政治学，接受的学术训练仍然是传统中国研究的套路，因此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些学者大多属于通才类学者，侧重于中国外交政策，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皆有深入研究。

　　第二个阶段：冷战之后，美国新一代学者大多接受了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和方法论训练，有的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还有所建树。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不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是基于自己的理论思考。代表学者是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这些学者往往不再涉猎广泛，他们专注于特定的领域和特定议题。从理论与议题的关系来看，他们也关注具体议题，但是学术研究的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第三个阶段是最近十余年，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研究议题更为多元，但是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在凸显。其二，研究议题更加微观，大多涉及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其三，更加强调议题导向，理论色彩大为下降。其四，青年一代学者的履历更加多元，成长履历与研究取向高度契合。这些特点意味着，青年一代学者可能具有某些独有的特点。

　　令人刮目相看的普林斯顿和哈佛

　　当前，美国国内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老一辈学者逐渐年迈，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老一辈学者凋零，是指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传统学术重镇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和对华政策制定上的双重影响力大为下降。

　　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在其巅峰时期，密歇根大学拥有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和李侃如等知名学者，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是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策上更是积极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为中美关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密歇根大学在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有式微的趋势，因为这一代学者或去世或正在淡出历史舞台。

　　中年一代学者已经执掌权柄，并积极参与外交政策制定。事实上，中生代学者在学术和政策上走入舞台中央的全过程，也是美国各学术重镇群雄逐鹿的时期。只有哈佛大学依旧傲视群雄，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今非昔比，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皆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培养了一些学术精英和政策精英。

　　然而，在多元竞争格局下，青年一代学者已经崭露头角，并快速成长。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两校的优势逐渐凸显，其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的强劲态势已初见端倪。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青年一代学者的求学履历中或多或少有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血统，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当然，本文并不是说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形成了垄断趋势。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仍然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美国各学术重镇仍然维持着多元化的结构，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内，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将成为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

　　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优势地位首先得益于师资团队与研究平台的保证。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东亚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两个平台，特别是后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搭配合理、高效精干的研究团队。其中，柯庆生、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皆是学界翘楚，同时拥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和强大的关系网络。哈佛大学拥有诸多研究平台，汇集了一大批杰出学者。特别是江忆恩，未来可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所建树。值得一提的是，柯庆生和江忆恩共同创设的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已然成为培养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人才的重要平台。

　　谁是未来的李侃如、柯庆生?

　　分析青年一代学者，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有哪些青年学者未来有机会进入中枢，并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如果考察十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根据笔者的个人偏好和掌握的有限信息，有以下青年学者值得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基本信息见下表)。

　　如果按照任职单位的性质，以智库(本文将军方院校归为智库)或高校为标准，可以将上表所列学者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高校学者，包括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希娜·格雷顿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黎雅澹(Adam Liff)、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孟加里·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和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我们可以分析这六位青年学者的综合因素，评估其未来发展状况。其一、如果考察这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侧重理论抑或侧重政策方面不尽相同。相对而言，白洁曦和黎雅澹的研究理论色彩更为浓厚，贝克利的文章理论色彩和议题色彩比较均衡，米勒、格雷顿斯和梅惠琳更为政策一些。不管其学术研究偏好如何，他们皆有政策评论在各大媒体上发表。

　　其二，就研究方向而言，白洁曦集中关注中国的内政和民族主义;贝克利和黎雅澹主要研究中国与美国的战略互动，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竞争关系;格雷顿斯和梅惠琳的研究则涉及面更为宽泛;米勒则主要关注印度外交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

　　其三，在工作履历上，梅惠琳和贝克利在工作前已经游走于政府与智库，社会网络更为多元;虽然格雷顿斯、黎雅澹、白洁曦和米勒的履历相对简单，但是都与政策圈保持密切的联系。

　　综合来看，根据目前的信息，梅惠琳和贝克利值得注意，其风格较李侃如更为接近，日后在智库和政府流转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另外四位学者也非常优秀，同样有成为中国研究知名学者的潜力。米勒、雷顿斯和黎雅澹也有可能走旋转门，特别是黎雅澹，学术风格与柯庆生接近。尽管白洁曦的研究更为学术，但是她早年已跟政策界多有互动，并且多次出席国会听证会。作为谢淑丽(Susan Shirk)的得意门生，未来入职美国政府也并不令人惊讶。

　　第二类是智库学者，包括扎克·库珀(Zack Cooper)、艾立信(Andrew Erickson)、郭达安(Michael Glosny)、斯科特·哈罗德(Scott Harold)、埃文·蒙哥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

　　评估智库学者比较简单：其一，从就职单位来看，艾立信和郭达安任职于海军院校，职位相对固定，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更大。库珀、哈罗德和蒙哥马利任职于智库，未来通过旋转门加入政府的可能性大一些。其中蒙哥马利任职于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这个中心背靠国防部，特别是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其在政策方面的潜力值得引起重视。拉特纳则刚刚从新美国安全中心调离，入职白宫担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其二，从研究取向来看，这些学者的显著特点则是大多关注军事和安全。具体而言，郭达安和蒙哥马利更加关注安全战略，特别是蒙哥马利，研究兴趣广泛，涉猎较广。库珀、斯科特和拉特纳则更关注动态，长于政策分析。艾立信的研究更为微观，更多关注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

　　综合这两个因素，艾立信和郭达安可能会成为美军中研究中国的知名专家，但是受军方身份所限，如果工作不调动，他们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单一。库珀曾在国防部和白宫担任过多项职务，未来则有可能再次进入政府。哈罗德则有可能成为包道格式的学者。蒙哥马利则情况特殊，有可能成为类似于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席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式的学者，即尽管并非纯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但是却对外交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拉特纳介入政策较早，最近刚进入白宫任职，基本可以确定其未来有进一步升迁的空间。

　　青年一代的政策偏好

　　评估政策偏好需要熟知学者的个性和关系网络，然而限于获取信息的有限性，分析具体的政策偏好难度较高。更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到底能够在社会阶梯中爬多高，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人的机遇和运气，这是难以预测的。

　　加之美国高校、智库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人才流转性强，一些非中国研究的人员有可能进入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这增加了预测的难度。从宏观上分析则容易一些，依据这些学者的基本信息，可以有两个判断。

　　首先，专业化意味着学术研究更加微观，青年学者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议题导向，研究具体问题。这将导致两个趋势：

　　一个是，这些学者的思维框架与老一辈学者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在区域研究和理论导向的影响下，老一辈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往往是先有一个宏观框架，再产生具体政策。青年一代接受的学术训练更为专业，往往是基于具体政策构建宏观框架。他们对细节和技术性问题的把握，对已经成熟的中美关系是必要的，但这也有容易忽视重大战略问题的潜在风险。另一个趋势是，青年一代学者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并不输于老一辈学者，但相对而言，传统的汉学家和中国研究的学者往往有中国情怀，因此在外交决策时更容易理解中国。专业化的负面作用是可能导致青年一代学者缺乏换位思考的精神，正面作用是他们能以更加专业、更少个人情感地研究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将更加复杂。

　　其次，青年一代的关系网络更为多元、复杂，这意味着他们的政策诉求更加务实。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老一辈学者大多是学院派，他们一般要经历从高校到政府的角色转换。青年一代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更加看重履历的重要性，工作经验大多比较丰富。例如，目前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具备在军方、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经历，已经建立了较广的关系网络。这意味着青年一代社会化过程较早，与政策圈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对华政策上有工具理性的倾向。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可能过于关注现实，更加强调冲突，忽视中美关系中应有的情怀。

　　评估未知的社会事实，预测尚未发生的历史趋势，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工作。本文只是简单地考察研究中国安全政策的少数青年学者，以求见微知著。对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来说，关注美国青年一代学者中的翘楚，追踪他们的成长，与其建立紧密的关系网络，以深耕细作、未雨绸缪，这项工作意义非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感谢陈定定博士、韩冬临博士、蒲晓宇博士、薛力博士和吴心伯教授的修改建议。)

来源时间：2015/8/17   发布时间：2015/8/7

旧文章ID：5369

作者：阳歌，刘静雯  来源：上海观察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在对马航失联报道的这场新闻战中，中国媒体与CNN、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法新社等百年老店相比，差距明显。路透社大中华区前首席记者阳歌为《上海观察》撰文，介绍他的老东家如何获取一手独家新闻。其中不少观点，值得国内媒体人思考。

　　失联的马来西亚航班MH370占据中国媒体头条已逾一周之久，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是因为该航班本应飞往北京，加上23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中，超过半数为中国人。然而，尽管中国对该事件高度关注，中国媒体却几乎完全依靠外国媒体获得事件的最新细节，然后才发表官方信息。

　　每天，路透社、美联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国际知名媒体总是先披露一个事件版本的最新细节，不久后又宣布事件的调查出现了离奇的逆转。

　　看到这些，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中外媒体的表现如此迥异。但作为一个与中国记者有着丰富合作经验的前路透社记者，我对此情形毫不吃惊。

　　一份全国性报纸于本周一发表的一则报道，是典型的中国媒体“原创”新闻稿。该报道囫囵吞枣地摘录外国媒体挖掘的重大最新特讯，偏重事件的细枝末节。虽然报道内容很有意思，但主要是回顾性的信息——都是3月8日马航失联后数天，马来西亚发布的不实报道和错误信息。

　　这类报道反映出，马来西亚发布新信息之低效。同时，此类报道还凸显出中国媒体通过自身渠道获得信息的能力不足。

　　当然，中国并非缺乏自己的全球媒体。新华社作为中国媒体的突出代表，在世界各地拥有几十个办公处，有数百名记者编辑为其工作。但即便拥有遍布全球的规模，恕我直言，新华社及其它中国主要媒体，仍与路透社、《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等国际媒体相去甚远。

　　我在西方曾做过将近20年的记者，其中有超过一半时间是在路透社工作。在那里，我逐渐认识到建立消息来源的人脉、赢得消息提供者的信任是记者最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最大的资本。建立人脉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许多因素。

　　首先，你必须走出去，认识对的人。这往往需要你参加会议与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可能不会成为你发文报道的原材料。这种做法在路透社相当平常，为了鼓励人脉构建，路透社给记者们报销在建设新闻来源过程中所花费的出租车费、餐费和其他开支。

　　相较于报道的数量，路透社更看重质量，它没有每日交稿的定额，免除了记者的压力。

　　与路透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中国媒体对他们的记者要求极其严格，却十分抠门。大多数记者不能报销参加活动的费用，即便获得了消息来源。于是，许多中国记者被鼓励去挑选那些能提供丰厚红包的活动——这样的做法也许会让他们多赚点钱，但却鲜少能建立起与优秀新闻来源的联系。

　　由于会议一般提供不了可构成新闻报道的材料，因而记者也赚不到稿费，而中国记者的报酬大部分来自其文章发布后所得的稿费。这样的制度，降低了记者寻找新消息来源的积极性。

　　保护消息来源也非常重要，毕竟官员们都不想因为透露敏感信息而惹祸上身。因此，路透社有严格的政策，允许报道敏感事件的文章采用匿名消息来源，同时该政策要求记者们把消息来源是谁告诉他们的编辑。

　　这样一来，编辑可以判断消息来源是否足够可靠，能否作为报道的基础，同时不透露消息来源的真实姓名。

　　其次，必须避免偏颇，这是路透社和大多数主要媒体的中心原则。显然，完全避免偏颇几乎不可能，但是路透社的记者受过训练，他们一直尽可能追求公平，展现事件全貌。相比之下，许多人认为中国媒体，特别是中央媒体，政治正确往往比报道的公正平衡更为重要。

　　以上偏见，可能会使中国媒体的可信度受损，因为读者们不相信他们读到的是真实的事件。这种看法，也使得重要消息提供者不愿意与中国的记者交谈，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提供的消息会为了“顾全大局”而被任意篡改。

　　这样的抗拒心理，可能正是中国媒体无法从马来西亚官方获得消息的一大原因，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所说的话会为了适合中国的意图而被篡改。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路透社等主要媒体的新闻搜集团队都吸纳当地人才担任重要成员。我所工作过的每一个路透社站点，至少一半记者是当地人，有时比例甚至更高。吸纳当地记者对于报道当地新闻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不仅了解当地，而且还有文化和语言优势，这往往能让当地的信息提供者在与他们交谈时感到更加自在。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媒体驻外机构已经开始雇用一些当地职员来协助进行每日的新闻搜集，但众所周知，其海外驻点的大多数记者还是中国人。

　　所以，鉴于中国媒体有面临如此多的障碍：缺乏消息来源、缺乏信任以及缺乏当地雇员，中国记者在MH370失联事件中未能斩获多少一手可靠信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来源时间：2015/8/17   发布时间：2015/8/13

旧文章ID：5368

作者：陈丽丹，张朋辉  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阅读

　　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两党初选火药味日浓，希拉里·克林顿、杰布·布什等参选人都大力投入社交媒体宣传，目的是吸引年轻选民。但吸引年轻人的选票并不容易，上届总统选举中18—24岁青年的投票率只有41.2%，而2014年底中期选举18—29岁青年的投票率只有21.3%。“政治冷漠症”不仅拉低投票率，潜移默化中还影响了美国年轻一代的职业选择。

　　平时讨论政治话题的情况越来越少

　　今年年初，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泰法尼克第一天去国会报到便被拦在办公室外：警察完全没有把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性与国会议员联系起来。本届美国国会众议员的平均年龄为57岁，参议员为61岁，斯泰法尼克去年11月成功竞选众议员时年仅30岁，刷新了美国国会最年轻议员的纪录。

　　然而，像斯泰法尼克这种热衷政治的美国年轻人越来越少。自2012年起，美利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妮弗·劳里斯和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政治学者理查德·福克斯在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在线问卷对4000多名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150多个小时的采访。对数据、案例整理分析后，劳里斯和福克斯将研究成果写成了《逃离政府办公室：为何政治让美国年轻人厌恶》一书，于今年5月出版。他们发现，美国年轻人投身政治、参与政治的意愿不断降低。被调查学生中仅有11%的学生在规划未来职业时将从政纳入考虑范围。

　　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美国社会谈论政治的气氛也在减淡。青少年与家人在餐桌上就不同政治观点展开讨论、追踪时事新闻、和朋友讨论政治话题的情况已经显著减少。新媒体时代，虽然青少年们有了即时、便利的技术手段了解时事，但他们更加关心当红流行歌手发表的新专辑，同龄人间谈论政治也被认为是“毁”气氛的事。很多在高中、大学参与社团活动等培养“领导力”项目的学生往往瞄准升学、就业，与日后参与政治关联不大。

　　美国教育学家贺拉斯·曼认为，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学生“了解、参与美国民主，成为负责任的社会公民”。但劳里斯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即便不知道政府如何运转也可以上好大学。

　　“僵局”“失灵”“政府关门”等成为年轻人形容政治的热门词汇

　　在美国开国者的理想中，“选贤任能”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目标之一，先贤们期待政治领袖“最能认清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最不可能为了暂时的局部利益而牺牲国家的整体长远利益”。

　　现实却是，美国“选举民主”历史悠久、操作专业，多数政治人物投身政治，不由自主变身成为“选举机器”。耶鲁大学资深政治学者戴维·梅休发现，政治人物信奉“理性选择”理论，比如，美国国会议员的一切行为都着眼于竞选连任，而罔顾其他。

　　以此为出发点，选举中充斥政治捐款、竞选策略，甚至是丑闻。政治理想、重大议题倒是靠边站了。对2016年美国总统参选人，在华盛顿一个工会组织工作的丹尼尔对本报记者说，看这些候选人，除了搏眼球，就是铜臭味，看不到政治领袖的风范和魅力。

　　“僵局”“失灵”“政府关门”是年轻人最先想到用来形容美国政治的词汇。政客们的形象与青少年心中认同的领袖之间有明显差距：领袖应该具备合作精神，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是解决问题的人。在政治圈里，这些素质都是稀缺品，政客们并没有将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就像美国电视连续剧《纸牌屋》中所呈现的，“让我们做笔交易”甚至成为一些政治人物的口头禅。

　　劳里斯说，青少年的厌恶感并非针对某项具体法案或政策，他们的厌恶感是针对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政坛。政客们需要认清的一点是，不负责任行为的影响会持续很久，并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治冷淡的重要原因是令人失望的现实

　　在大众的一般认知里，从政是精英与富豪的事，注定是少数人的游戏，但为何11%这个小数字会成为一个大问题？福克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需要竞选上台的职位，不仅有总统、国会议员，还有市长、地方学校理事会这样的地方性官职，大大小小总数超过50万个。美国政府系统在设计之初便希望青年一代能积极参与，需要一大批人心里为政治留个位置。

　　对目前政治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如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政坛老手，还是斯泰法尼克这样的国会新人，他们多从青少年时代便萌发了从政的念头。而如今愿意考虑参选的未来一代比例如此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民主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容易被投票率掩盖的问题。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高中英语教师劳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老师会鼓励学生参加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各种公共活动，这是学生成长和培养负责任公民的一部分，但是效果如何就很难讲了。据她了解，很多老师本身对政治活动就缺乏兴趣，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学生参与可能就显得滑稽了。

　　谈到政治参与意愿降低的原因，劳拉介绍说，政治冷淡的重要原因是令人失望的现实。政治是由一个圈子的人控制的，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声音微弱，没有作用，所以逃避。但各位老师在选举校董会等学校事务上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不是人们缺少政治意愿，是政治令人失望。

　　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发现，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坛的党派对立开始加剧，党争和互曝丑闻明显增多，政治“极化”不断加剧。再加上技术条件允许媒体全天候报道，过去20年里，两党、乃至“政治”在媒体上呈现的形象每况愈下。

　　以上种种都加剧了年轻人的“政治冷漠症”。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美国年轻人认为自己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这一比例是25年来的新高。

　　散发着“负能量”的美国政坛将青少年吓跑了，“政治厌恶症”又让他们对政治知之甚少。两重因素综合作用，让美国未来一代对政治避之不及。针对美国政治当前存在的党派纷争、政府决策失灵、金钱政治等公众担心的问题，福克斯告诉本报记者，这些都是“结构性”难题，目前来看，没有根治的良方。

　　（本报华盛顿8月16日电）

来源时间：2015/8/17   发布时间：2015/8/17

旧文章ID：5367

作者：沈丁立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最近，美方不断把一些网络黑客攻击归咎于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先是指称中国是导致美国联邦雇员个人信息遭窃的“头号嫌疑对象”，之后又指责中国雇佣黑客入侵美联航电脑系统。近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又表示，根据其获得的一份绝密文件以及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透露的消息，中国网络间谍入侵了奥巴马政府负责国家安全和贸易事务的所有高级官员的“个人邮箱”。

　　所有这些指责的出台都有标准程序。第一，或由美国政府向媒体透露情报，然后由媒体发布消息，或者美国政府直接出面，对中国进行指责。第二，一概把矛头指向中方。第三，一概无法拿出证据。美方的做法，就是大胆假设，然而无法求证。正因如此，美方才支支吾吾，语焉不详。

　　而事实上，国际社会都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美国国内外的全面监视。就对境外监视而言，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反恐名义之下对他国大肆窥视，就连盟国与邻国均不放过。由斯诺登爆料和维基揭密所揭露的美国对德国、日本和墨西哥等国密切监视的消息已在国际社会掀起阵阵波澜，并使白宫当局狼狈不堪。大量事实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等各国长期进行监视，美军一再主动发起黑客攻击。要说美国是最大最有组织的黑客国家，绝不过分。

　　作为网络世界最大的黑客国家，美国因此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而奥巴马总统的自辩则是“美国不过做了各国都做之事”。美国大规模监视他国政府与机构，目标不仅覆盖外国政要，还瞄准他国公司企业，这为美国情报界人士向世界所坦承。然而，美国指责中国入侵美国高官邮箱，证据何在？人们还要问，美国政府是否组织过对中国高官邮箱的侵入？

　　对于来自海外的对中国网络的侵犯，我国忍无可忍，被迫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力量，从而实施更为有效的网络安全防御。同时，对于来自美国政府对我国网络安全的持续攻击，中国在从事安全能力建设的同时，采取政治与外交的手段同美国进行对话，在各种高层磋商中向美方严正指出问题，并愿意就国际网络安全面临的共同挑战、通过成立相关工作小组来推进在这一领域的对话合作。

　　美国一再对中国网络发动攻击，本无道德高地可言。其实，人们对于美国将怀疑当证据并一再出丑的劣迹并不陌生。1993年美国曾指责我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前体，被事实证明是其情报界的一大乌龙。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对其“先发制人”，不仅情报严重出错，更是把美国发展导向了极其错误的方向。

　　鉴于网络攻击的难以追溯性和国际社会面临网络攻击的共同挑战，中美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十分必要。但是，作为侵犯在先的美国，应该做的不是在入侵中国网络的同时倒打一耙，对中国进行一个接一个无聊的指责，而是在网络空间专守自卫，与他国平等相待，就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认真严肃开展对话，切实解决一些问题。

　　（作者沈丁立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5/8/17   发布时间：2015/8/15

旧文章ID：5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