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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告:应发展空军战略武器抗美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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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辰芳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中国海军的扩张一向受到注意,例如其航母发展项目就吸引了外界许多目光,如今中国的空军也将开始进行类似的扩张。

  中国军方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为制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国空军应该加强发展9种“战略武器”,并将空中侦察范围从连接冲绳、台湾及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链”,扩大至涵盖日本伊豆诸岛、关岛和新几内亚在内的“第二岛链”。

  看过这份报告的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说, 这份由解放军智库中国空军指挥学院去年11月起草的报告认为,在2030年之前,美国、日本、台湾、印度和越南都是中国军事空域的威胁,解放军应加强对西太平洋的空中军事投射能力,扩大侦察范围并加强发展包括高空防御地对空拦截系统在内的“战略武器”。

  报道说,中国军方的报告强调,中国必须加强发展新型“战略武器”,以便在任何涉及中国岛屿的防御行动中对美国的“军事干预”发挥吓阻作用。除了高空防御拦截系统外,中国应该发展的战略武器还包括可以用来攻击靠近中国一方、位于“第二岛链”的美国军事基地的新型战略轰炸机、高速空射巡航导弹、大型运输机、高层大气飞艇、新一代战机、无人攻击机、空军卫星和精确制导炸弹。

  报告还说,中国空军与海军应加强联合演练,以提高对2013年设立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空防能力。

  《简氏防务周刊》高级军事分析员卢克马尼·古普塔(Rukmani Gupta) 说,中国的战机项目一直都在快速扩展,估计在2016年底前应可达到现代化标准,不过中国空军的空中加油能力仍然落后,这也影响到其军事投射能力。

  古普塔告诉《南华早报》,“如果中国空军能够经常并持续性地将其侦察与攻击能力推展至第二岛链,这将代表它有能力采取区域外行动,地区其他国家自然也必须重新调整它们的军事战略。”

  分析人士说,在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争议作为、双方关系因此产生摩擦之际,这个报告内容显示,两国为海洋争端发生冲突的可能也在进一步加深。

来源时间:2015/8/5   发布时间:2015/8/5

旧文章ID:5134

美国媒体是如何将政府逼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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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看中国

  1969年,美国国防部写出一份关于越战的绝密报告,总共7000页/47卷的“五角大楼文件”,一共只印了15份,全部编号,是国家最高机密级别。

  1971年,其中一个接触到文件的人,把文件复印,并且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精心策划了一番,从6月13日开始连载“五角大楼文件”,每天整整六个版面,预计共10天。

  第二天,国防部震惊了。国防部和司法部立即要求报纸停止连载,说这是对国家安全至关紧要的高度机密资料,并且违反了美国刑法中的反间谍法。《纽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断然拒绝了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要求,继续连载。并且在报纸上公开叫嚣:政府要求本报停止发表机密文件,遭到本报断然拒绝。

  在美国国防部压力下,美国司法部紧急起诉《纽约时报》,希望阻止《纽约时报》继续连载。这里有一个搞笑的细节: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半夜三更开车出去,找到附近的警察局,为证据文件盖章公证。

  第三天,法庭紧急开庭,第一次法庭辩论开始,法庭上挤满了各个媒体的记者(看来美国连这种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审理也是公开的)。司法部指控说,这样发表国防部秘密文件,会严重伤害我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所以,至少应该命令纽约时报稍微延迟发表这份绝密文件(要求够低的了吧?)。纽约时报反对,说对出版物内容作“预检”,是违法的。

  法官作出决定,对案件双方的对错不作任何判断,但是同意发出一个法庭禁令,要《纽约时报》延迟发表剩下的文章。但同时法官拒绝了司法部关于没收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的要求。法官要求双方都回去做准备,过两天再开庭听证。这个禁制令,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份报纸在法庭命令下搁置发表一篇特定的文章。

  第四天,《纽约时报》刊登大标题:“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立即在全美引起一片哗然。

  第五天,《华盛顿邮报》经过努力也搞到了这份几千页的“五角大楼文件”。众多编辑经过一天一夜的紧急编辑,第二天(也就是《纽约时报》开始发表的第六天),《华盛顿邮报》开始连载“五角大楼文件”。

  当天下午,司法部向《华盛顿邮报》打电话,要求不要发表国家机密文件。《华盛顿邮报》断然拒绝。司法部又提出暂缓发表的要求,报社再次拒绝。

  两小后,司法部紧急向法院起诉《华盛顿邮报》违反反间谍法,说报纸明明知道这份文件是国家机密文件,可是仍然公开发表。最后,法庭宣布:支持完全彻底的新闻自由,并且批评司法部误用了反间谍法,因为反间谍法的本意从来也不是要提供一种对新闻界实行预检的标准。

  司法部立即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上诉法院的辩论在晚上9点45分开始。司法部代表强调,华盛顿邮报是“非法占有”五角大楼文件,他要求上诉庭给政府一个机会。(好可怜啊)

  就在法庭辩论中,新一期连载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华盛顿邮报》送到街头。同时,某电讯稿也有了华盛顿邮报的样本,也就是说,几分种之内,全国几百种报纸都可以得到这一文件。

  半夜1点,法庭宣布,《华盛顿邮报》应该立即停止发表文件。

  报社马上开始扯皮。他们立即向上诉庭发出一个请求,要求对裁决作出澄清:你们说的“立即停止发表”到底是什么意思。法官们只好马上作出澄清:既然第二期已经上街,这个命令只适用于第二期以后要发表的报道。

  于是,新印出来的报纸就非常有趣了,头版左边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而右边则是“联邦上诉法庭命令停止发表有关五角大楼文件”。

  与此同时,司法部和《纽约时报》的官司还在打。就在同一时间,这边的法庭宣布了长达17页的判决:完全支持《纽约时报》。在裁决书中,法官指出:政府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文件会危及国家安全。反间谍法禁止传播国防情报,但是并没有把新闻报道包括在内,反间谍法根本就没有提到新闻报道。不过,法官仍然延长禁制令,给司法部一方有时间去上诉法院上诉。

  隔了一天后,星期一,司法部与《华盛顿邮报》的官司再次开庭。在听证会上,司法部派来了强大的证人队伍,有军队的军官,国家情报专家等等。可是每当这些证人说哪里是机密内容时,在场的记者就立即反驳说哪本杂志哪张报纸哪一页早有这个内容,这一情报早就被公众了解了。记者无所不知令人叹为观止。法官最后判司法部败诉,并且指出,和政府活动相比,“宪法第一修正案高于一切”。司法部的代表立即冲到楼上上诉法庭。两个小时以后,上诉法庭发布一条决定,定于明日下午两点,上诉法院的全体九个法官将听取辩论。在此以前,华盛顿邮报禁止发表五角大楼文件。

  与此同时,纽约的联邦巡回上诉庭决定,纽约时报案将于明天下午两点由上诉法院的全体八名法官听证。在此以前,临时禁制令仍然有效。

  就这样,美国新闻界的两大报纸,将由17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同时举行听证,以决定它们和政府就新闻自由与国家机密的对抗,谁胜谁负。

  然而就在当天,《波士顿环球报》也得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复印件,共1700多页。报社立即紧急动员记者,成立了突击专题组开始编辑报道。第一期连载报道在六小时之内就登上了报纸。

  第二天早上五点,报社接到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电话,问是不是还会继续刊登连载,回答是肯定的。几个小时候后,司法部长亲自打电话给主编。非常客气地说: “波士顿环球报是不是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呢?”主编回答:“不。我们不能这样做。”司法部随即起诉波士顿环球报。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庭开庭。法官认为,鉴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有潜在的危险,下令波士顿环球报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法庭保管,在星期五法庭进一步听证以前,暂停发表。波士顿环球报大为震惊,因为对新闻界来说暴露资料来源是一件对名誉伤害极大的事情,他们到法庭据理力争。法官最后同意他们不交出来,但是命令他们把文件复印件放在银行保险柜里,只有两个主要负责人掌握钥匙。

  当天傍晚,《芝加哥太阳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随后,位于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鉴言报》以及其他十几家报纸都加入了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行列。从而使得五角大楼文件一案不再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的对峙,而是美国整个新闻界对政府的一场总体对抗。

  还是那天(6月22日),下午两点,在华盛顿与纽约两地,联邦上诉法院同时开庭分别审理司法部起诉《华盛顿邮报》和司法部起诉《环球时报》案,两地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到齐。这成为当时全国最引人注目的新闻。

  在纽约的上诉法庭,司法部陈述:本案其实就是一个“报纸得到了失窃的对国家防卫至关紧要的高度机密文件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发表它们?”的问题,或者说,“出于保护国家机密的目的,是否可以禁止报纸发表这样的军事和情报机密?”而纽约时报则反驳说,报纸在第一修正案之下的特权高于国会,高于行政当局,也不受司法的剥夺。

  司法部说,有国家就有机密,保护国家机密是政府的责任。他说,政府方面的证人已经证明,五角大楼文件中有一些信息是会危及国家安全的。

  纽约时报递交了83页长的陈述,用来证明政府方面的证人没有能够证明五角大楼文件里的任何部分是不可发表的。纽约时报还指出,反间谍法从来就只针对通常意义的间谍案,从来没有用于针对新闻和出版。并说以前有人想把反间谍法扩大到新闻界,都遭到了国会的拒绝,认为这是宪法所不能接受的。

  在法庭上,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出席并向法庭提供陈述。这是美国上诉法庭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常用做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全国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陈述说,政府的权力不能超越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下级法庭的临时禁制令已经伤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美国民众没有得知他们有权知道的信息。

  在法庭辩论阶段,司法部请求法庭明白,“五角大楼文件”是失窃的政府财产,是通过政府雇员的违法失信才来到纽约时报手里的。而纽约时报的形势似乎不太好,最有力的武器说起来很简单:这是一件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根据听证过程和法官们的态度,报社预感到此案裁决前景不妙。

  另一边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辩论华盛顿邮报一案,司法部派出了空前强大的队伍,联邦总检察长亲自担任司法部一方的代表,此人是最牛的,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子中有一方是美国政府,通常就是这个人代表美国政府出庭。

  华盛顿邮报和司法部在上诉法庭的陈述,双方的理由几乎和纽约的对阵一模一样。政府方面坚持,新闻界手里的文件是“失窃”的政府财产。而华盛顿邮报方面则坚持,报纸得到消息就有权发表。而不是政府方面说了就算。否则,政府方面大笔一挥,文件都盖上保密章,新闻界就无可奈何了。

  司法部则坚持,政府方面也有权力来保护行政工作的完整性。他也提出了政府方面的提议,给政府45天时间来决定什么是可以发表的,什么是不可以发表的。

  华盛顿邮报坚决反对。“新闻界必须可以自由地用它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来探明真相”。

  到晚上,华盛顿和纽约的联邦上诉法院不约而同作出继续延长禁制令到明天的决定。

  第二天,两个法庭继续开庭听取证据。然后法庭休庭长考,准备裁决。

  两个地方的联邦上诉法院的17位法官,知道自己身上责任重大,在下判断的时候却都有点犹豫。根据他们对宪法及其修正案的理解,他们都不愿担当“预检” 和压制媒体的事情,他们知道从理论上讲,在美国的法律传统下,新闻业是有特权的。消息到了报社手里,那就是报社的事情,政府要保密,只能自己看牢自己的文件。但是,他们从直觉出发,又觉得五角大楼文件是从政府那儿“偷”出来的,不比一般的消息。

  纽约的上诉法院最终达成一项妥协,8位法官以5比3作出一项意见书,将案子退回重审,审查司法部一方提出的证据,以再次确定到底有没有什么信息是发表了会危及国家安全的。意见书说,到6月25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就可以随意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中除了司法部一方在法庭上列出禁止发表的内容以外的任何部分。

  华盛顿的上诉法院的九个法官,相当一致地支持下级法官所作出的对华盛顿邮报有利的判决。他们在裁决书中指出,司法部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证明对报纸的禁制令是正当的。但是,上诉法院的裁决中同意将现有禁制令再一次延长,以便司法部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6月24日星期四,纽约时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审查第二巡回法区上诉法院的裁决。几乎与此同时,司法部也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推翻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一反常态,迅速作出了反应。6月25日,经由五位大法官提议,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将接受这两个上诉案,回答所有人都关心的新闻自由对国家安全的问题。

  当6月25日星期五最高法院宣布接受这两个上诉,两案并一案来作出裁定的时候,正好也就是上诉法庭所裁定的时间线,即由司法部提出五角大楼文件中不可发表部分的清单,然后报纸可以发表任何其他部分。

  然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要不要按照这一要求,照着司法部提出的清单,剔除清单中列出的内容,然后继续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中余下的内容?

  如果接受这种安排,这等于说,机密不机密,政府说了算。以后,当媒体得到一条新闻或一份内部消息的时候,需要遵循政府部门对此信息的保密分类,如果列为机密,你就不能发表了。这样的安排,从美国人的政治传统眼光来看,就是一种“预检”,就是由政府单方面地无可抗争地确定了什么不可发表。

  而报纸现在争的就是这一条:报社自己决定什么是可以和不可以发表的,不受某个特定政府行政部门的约束。民众和政府必须处以一种对抗平衡的态势,才能够保证民众的权利不受蚕食。这种观念在美国成为常识。就象平民说“我不信任政府”,说得理直气壮。

  反过来说,如果把能不能发表的判断权全部归于政府,政府盖上一个保密章报纸就不再能发表,权力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政府的这种判断权就可能单方面地膨胀。

  考虑再三,最后,纽约时报拒绝司法部提出的不可发表的清单。纽约时报公开声明:“有条件地发表新闻,我们不会这样做。”华盛顿邮报一方,一开始是准备接受这一安排的。但是当司法部把清单交给两家报社的时候,他们吃惊了。

  司法部开出的保密清单,是如此庞大繁复,覆盖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大部分。如果按照这份清单的话,文章就会割得所剩无几。

  华盛顿邮报原来还有合作打算,现在终于拒绝了司法部的要求。

  司法部恼羞成怒,这两家报纸居然都不合作,而且都责备司法部。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司法部曾经一再地要求报社向法庭公布他们手上有哪些五角大楼文件,这两家报纸都予以拒绝。如果他们向法庭公布他们手上有什么文件,他们打算发表什么文件,那么我们司法部就会负起这个重担,来逐条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发表的,什么是不能发表的。可是他们不肯公布,而现在反过来责备司法部让他们的工作没法做。

  在这个具体冲突上,最集中地表现了,政府和报社对于民众知情权的理解有多么大的差距。看起来好象大家同意的原则是同一句话,“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是不应该公开发表的”。然而对机密的判断,政府方面和媒体方面的着眼点完全不同:政府方面是,只要有可能是机密就一定是机密,只要有一部分是机密就全是机密,只要有一刻是机密就长久是机密;而媒体方面是从民众的眼睛来看的,只要民众知道了不会出大事儿的就不是机密,民众有权知道的就不是机密,需要保密的那一刻过了就不是机密。

  6月26日星期六早上6点,最高法院的听证开始了。

  最高法院的听证过程虽然不经电视或电台转播,却从来就是公开的,公众不论什么身份,都可以去旁听,法庭内只有174个旁听席,但是到了这时,最高法院大楼前已经排了1500个人,都想有机会进去一睹这个历史场合。连一直在最高法院门口摆摊卖明信片纪念品的女士也放弃这个做生意的好机会,排到了队伍里。

  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代表纽约时报是比盖尔,代表华盛顿邮报是格林顿,代表司法部的仍然是美国总检察官格列斯沃特。

  在书面的陈述中,三方重复了他们各自在上诉法庭的理由。

  司法部陈述,现在司法部并不想要完全阻挡新闻界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只要求法庭发布一个相当狭窄有限的禁制令。特别有意思的是,司法部第一次公开承认,保密分类是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的事情,新闻界不受这种方面的约束,就算盖了保密章,报社也可以不管。并且,报纸是怎么弄到这些保密资料的,是偷来的还是拣来的,也跟报纸能不能发表没有关系。

  但是司法部指出,此案中涉及的文件,存在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所以,以往禁止对报纸实行预检,政府只能在报纸发表以后追求事后惩罚,这样的规则对此案没有意义。因为事后即使政府寻求惩罚,对国家的伤害却已经造成。政府必须防止这种伤害发生。

  纽约时报的陈述主要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事前约束”的概念提出强烈质疑。说国会从来没有立法让行政分支用“事前约束”的办法来对付新闻界和防止他们泄露秘密。并且指出:在新闻界和政府之间,政府是强大的,而新闻界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力量。要保持这两者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对新闻界的压制和削弱,最终必然伤害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华盛顿邮报的陈述则直截了当地揭司法部的失误,指出司法部在此案进行中的立场和诉求不断在变,一开始甚至要引用反间谍法,而国会在1950年对反间谍法的修正案中,明确点明,不能用此法案来限制和预检新闻界。

  最高法院的辩论是非常简短的,一般各方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包括大法官们随时打断律师的话,节外生枝地提出问题来。有意思的是,到辩论的阶段,三方都表现出一种温和而中庸的立场。

  听证在下午一点就结束了,然后大法官们将退到后面去作出他们的裁决。到第三天星期一,首席大法官宣布,原来按日程要闭庭休假的最高法院,现在无限期推迟,一直推迟到此案作出裁决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国会开始有机会接触五角大楼文件,而全国其他的二十来家大小报纸用各种可能在披露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在继续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

  6月30日下午2点半,最高法院宣布它的裁决。除了一位大法官请假以外,最高法院的八位大法官在法官席上落座。

  首席大法官伯格简短地宣布了一个没有经过签署的最高法院命令,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禁制令。

  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这个案件发出一份裁决书,而是每个大法官各自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等于有了九篇意见书,其中六篇的意见是对新闻界有利的,而另外三篇是对政府的立场有利的或者是拒绝发表意见。

  大法官Potter Stewart的意见书里说:总统和政府有着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唯一能够约束他们的是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雨果.布莱克大法官说: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每拖延一秒钟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美国的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揭露政府的欺瞒。最后,他抨击了政府机构的保密观念,他说,国家安全这个词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是不能进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律的。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大法官道格拉斯的意见书里说,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不是对新闻界实行预先约束的理由。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流通。他回顾历史说,先辈们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为了防止有权势的人,利用早期反颠覆、反诽谤的法律来惩罚信息的传播。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

  大法官布列南认为,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就是错误的。在以后的类似案件中,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法官哈兰,布莱克蒙和首席大法官伯格投票反对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他们说,最高法院处理此案的时间太急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不是绝对的。但是,一个星期后,伯格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在新闻界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最高法院其实没有分歧。

  最高法院6比3的裁决,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难以言说的激动。不管各报在此之前有没有参与报道五角大楼文件,现在都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欢呼。即使是过去最胆小的报纸也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通栏大标题到处可见。

  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办公室一片寂静。只看到总编室的编辑帕特森从电报室冲出来,跳上桌子,向同事们大喊:“我们赢了!”顿时一片欢呼。

  7月1日星期四的上午版,华盛顿邮报开始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

  在《纽约时报》报社,最高法院将宣布的时候,新闻室里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同事们互相拥抱,又跳又叫。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说:“这是光荣的一天。我们赢了,我们赢得了发表的权利。”纽约时报随后的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随后,已经准备好的五角大楼文件系列报道开始继续刊登了。

  在波士顿,《波士顿环球报》的五角大楼文件资料都存在银行保险柜里。报社在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作出精心安排,一旦最高法院宣布解禁,他们就可以在银行下班关门以前把资料取出来。报社的一个助理编辑就站在银行保险柜门前等着。消息传到,他立即把资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报社负责报道消防队新闻的记者,有一辆带警灯的车。他带着资料,亮着警灯,飞速把资料送往报社,准备继续发表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

  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一案是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报纸业的胜利而告终的,并且成为一个里程碑案件,为此后报纸和政府在“谁决定新闻”的争议上制定了游戏规则:保密是政府行政机构内部自己的作业程序,如果你认为某个信息需要保密,那就管住自己的工作人员,管住自己的文件,不要泄漏;报纸媒体一旦得到信息,就由报纸媒体自己来判断是否发表。新闻自由是媒体的特权,媒体有权自己来判断新闻,并且保护新闻来源。《华盛顿邮报》后来在揭露水门事件的过程中,从白宫内部来源得到重要消息,这一消息来源,过了近三十年,至今没有公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后的年头里,有一系列的案件裁决涉及新闻自由,涉及媒体的行为规则。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公众的知情权和个人的隐私权,商业广告的真实性和媒体的责任,政治广告和政党游戏规则,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反诽谤,新闻手段的合法性和侵权责任,等等,这些问题仍然会产生争议,必须由最高法院来作出裁定。最高法院在平衡和斟酌的时候,仍然明显地把民众的知情权,把新闻自由,把宪法第一修正案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7/21

旧文章ID:5144

令完成被证实藏身美国 拥有725平方米加州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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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远岸  来源:财新网

  2013年9月,令完成以250万美元在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脚下小镇卢米斯,购买一座占地2.5英亩、建筑面积725平方米的别墅豪宅,其邻居最后一次联系到他是今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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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 令完成豪宅6105 Terracina Ct 。 Google地图

  【财新网】(驻华盛顿记者 张远岸)在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脚下小镇卢米斯(Loomis),令计划之弟令完成拥有一处豪宅。财新记者通过美国相关数据库查获,这座豪宅占地2.5英亩、建筑面积725平方米。令完成以化名“王诚”及其妻的名义于2013年9月买下这座豪宅。

  在只有6000多人的卢米斯,家庭平均收入达到77000美元。令完成夫妇的大手笔令当地人印象深刻。这座豪宅曾经属NBA明星本诺·尤德里(Beno Udrih) 。

  此前,财新获悉令完成已经逃往美国。《纽约时报》 8月3日引用美方官员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该报还透露,令完成在美西可能还拥有两个高尔夫球场。

  美国国务院官员一位官员在回复财新记者有关问题时称,不对特定调查或案件置评,“美国与中国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合作小组(US-China Joint Liaison Group on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在双方关心的执法问题上保持定期合作,包括逃犯和反腐败”。

  “我们继续强调,中方有责任向美国官员提供重要、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以允许我们的执法部门处理调查、移交以及起诉逃犯。”他在邮件中写道,“正如此前所强调,美国不是任何国家逃犯的安全港……我们在防腐方面是全球领袖,并将继续与全球伙伴合作推动打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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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令完成。资料图

  56岁的北京商人令完成于去年(2014年)秋天失踪,当时即有消息称,他与令计划大哥之子令狐剑一同出走美国。

  2014年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令完成的二哥、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条简讯像往树林里弹去一颗石头,不仅迅速扩大为令氏兄弟家乡山西省的一场塌陷式官场地震,先后有9名时任或调往他地的山西省部级官员落马,而且很快蔓延至令氏五兄妹中最位高权重的四哥令计划。2014年12月22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中,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官至副国级的令计划,是职位最高的落马官员之一。(参见《财新周刊》报道《令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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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完成豪宅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卢米斯。 Google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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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完成豪宅街景图。 Google地图

  201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经查,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其妻收受他人钱物,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敛财牟利负有重要责任。

  舆论普遍认为,令计划“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而出走国外的令完成可能拥有或了解部分核心机密。《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引述美方人士的话说,令完成掌“手上拥有得到大量令人关注的信息的渠道”。

  一般认为,令家命运是在2012年发生逆转的。这年3月18日凌晨,令计划年仅24岁的儿子令谷驾驶一辆法拉利轿车,在途经北京北四环保福寺桥时发生车祸,令谷当场死亡,车上两名女子受伤。为掩盖儿子死因,令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但这个约定随即败露。令计划于当年8月黯然离开中央办公厅,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妻子谷丽萍也于2013年1月辞去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副会长、瀛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和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总干事等职。

  作为令家五兄妹中唯一从商的令完成,在卢米斯购买的这座豪宅耗资250万美元,原主人是曾效力NBA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的斯洛文尼亚球员本诺·尤德里(Beno Udrih)。

  财新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该“舒适豪华的单层”房产2007年建成,共有5个卧室和6个洗手间,每个卧室均有独立卫生间。主卧套房与客厅相连,客厅有壁炉和冰箱,主洗手间里有大浴缸、淋浴和步入式衣柜。厨房设施齐全,包括一个有葡萄酒冰箱和制冰机的酒吧区。主要房间都有等离子电视,客房区也包括客厅和影视厅。

  还有房地产专业销售的有关资料显示,令完成夫妇2013年9月以250万美元购得该房产后,仅约半年,2014年1月22日该房产即曾挂牌出售,标价389万美元,三个月后降价至289万美元未售出,2014年5月23日摘牌;2014年9月16日再次挂牌出售,标价为275万美元未售出,2014年11月3日摘牌不再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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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完成豪宅房产登记信息。

  财新记者查阅相关个人数据库看到,令完成购买该房产时留的地址是加州尔湾的一家律师所。

  财新记者尚未能联系上令完成本人。据《纽约时报》报道,其邻居曾在今年5月和他有过一次电话联系。

  令完成曾是一名新华社记者,并担任过新华社团委副书记和新华社下属的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总经理,2003年,他第一次以王诚之名担任有中国网通参股的网络视频公司天天在线总裁。2008年4月,令完成牵头成立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汇金立方),初始基金不足5000万元,2008至2010年先后入股乐视网、神州泰岳、东方日升、东富龙等15家公司,其中7家随后上市,汇金立方在禁售期满后果断套现,保守估计盈利在12亿元左右。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证实,令完成不仅借助兄长的权势以较低价格获得部分公司未上市前股份,而且在上市过程中提供了违规帮助。(参见财新网报道《令完成的财富故事》)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透露,中美两国正在就遣返令完成进行磋商。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4

旧文章ID:5143

苏格:中美只有加强合作才能达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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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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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7月29日在华盛顿联合主办了题为“中美关系:通向未来之路”研讨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等人与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的学者就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及中美关系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同台交流。

  苏格大使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美建交36年来,尽管两国关系时有风风雨雨,但始终稳定、向前发展。进入新世纪,国际格局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全球化、多极化不断深入发展。当前,两国需要不断调整各自思维方式,用更加包容的态度来适应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今天,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只有加强合作,才能达成共赢。

  苏格说,中美要管控好分歧,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互信。在此基础上,中美可在海洋合作、网络安全、地区问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等领域里做出努力。

  习近平主席今年九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是双方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苏格说,这将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重大历史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指出新的前进方向,不仅有利两国和两国人民,更惠及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提出,目前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改变,美国更多的想限制中国的发展,奥巴马总统如何利用此次会晤向中国释放善意是一个挑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认为,毫无疑问,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都会带着对对方真诚的尊重进行沟通,但双方应该利用此次高访机会不回避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国内改革等一系列尖锐问题,而要避免“过度礼貌”。他认为,今年的会晤让双方有机会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进行信心共建的方案。双方应该在奥巴马总统任期余下的18个月内达成有领导人参与级别的磋商和会晤协议。

  现场有美国记者就网络安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提问。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指出,中美双方对网络安全问题理解存在差异,但关键问题在于双方是否能够在网络安全方面达成“为两国公众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共识。

  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波拉克认为,中美双方之间有一些正在发展的“痛点”问题,需要明智地管理分歧。

  在中美经贸议题上,中美经济关系资深专家杜大伟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持保留态度,并劝阻其盟友也不要加入亚投行是错误的政策,这一点已经是美国学界的共识,虽然奥巴马已经表示欢迎新的多边金融体系建设,但美国在亚投行的问题上短时间内难有大的政策转变。

  杜大伟说,如果中美今年在双边投资贸易协定上取得进展,将为双方经贸发展创造良好势头,但他也指出,他认为中国设置的负面清单过长,中国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还不够,也正因为此,如果对外开放能够倒逼中国经济改革,美国也将受益。

  苏格大使在做总结发言时引用中国古语,“水可载舟”来比喻中美两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两国政府是舟,而两国民众是水,双方应该多做符合两国民众共同利益的事。”他说。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7/30

旧文章ID:5142

王莉丽:亟需加强对美智库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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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莉丽  来源:学习时报

  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必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带来新的契机,也是中国加强全方位、多中心、多领域对美智库公共外交的有利时机。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整体态势不错,但是,美国对华舆论环境并不理想,主要影响因素就是美国智库。加强中美智库公共外交,通过影响美智库舆论从而影响并改变美对华舆论大环境,是当前中国智库界和公共外交界的重中之重。

  智库舆论是形成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主因

  近年来,中美话语权权重的转变让美国智库界产生了焦虑,由此带来美智库界对中美关系的全面讨论与辩论。最近一年来,几乎所有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中国通”们都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表达了观点,这其中不乏很多“唱衰中美关系”的消极声音。这不仅会影响到目前的中美关系和习近平主席访美,还将对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场讨论中的各种消极声音与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相叠加,形成了美对华舆论环境不佳的主因。

  关于美国对华舆论的构成要素,按照社会学家约翰·加尔东的舆论分层理论,政府、智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普通公众是美对华舆论的主要构成要素。目前,政府层面对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比较积极,美国普通民众对中美关系关注并不多,对华舆论消极的声音主要集中在美国智库界和媒体界,而智库和媒体舆论也正是美国精英舆论的聚散地。就智库舆论而言,托马斯·戴伊曾指出,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制定国家政策的中心协调机构和核心。在美国对华舆论的诸多要素之中,美国智库的“中国观”对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能否保持相对和谐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智库界能否对中国形成准确认知并做出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政策判断。

  智库公共外交的作用

  所谓智库公共外交,具体而言,是指智库作为一种积极的公共外交行动主体,通过开展智库间的国际合作与人员交流,进行跨国议题的政策研究与国际会议、智库思想的国际传播等活动,利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介与方式,智库及专家进行对话与沟通,从而影响两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公众舆论。中美智库公共外交的核心内容是智库的思想创新与思想交流,根本目的是通过交流与对话,减少两国误解,塑造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目前,智库公共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具体作用主要可分为四个方面。

  加深中美之间的理解,减少误解与误判。与政府外交相比,智库公共外交的行动者主要是资深的政策研究专家,相比政府外交的行动主体——职业外交官们而言,智库之间人员的接触和交往相对较为容易,氛围也更为宽松,可以使双方在不受特定谈判指标限制的情况下,充分了解对方政策真正意图和深层次问题,进而为政府共同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提供创新思想,为中美关系提供政策建议、设置政策框架。中美关系中频繁而畅通的智库公共外交,除了可以促进沟通与理解,还可以提供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思想支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为例,每年召开之前,中美智库会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就中美之间可能探讨的议题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把专家建议和相关信息提交给中美两国政府。

  构建全球舆论传播网络,引导舆论走向。智库影响力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力量的充分结合。智库公共外交所进行的国际会议交流、人员互访、国际信息传播等活动,就是通过在国际话语空间提供创新思想从而把专家知识转化为舆论影响力。近年来,美国的大型智库纷纷开拓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致力于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策略影响国外公众舆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本国政策理念和价值观。

  搭建高层对话平台,影响舆论领袖。美国智库常常充当其他国家来访领导人或政要发表演讲的平台。之所以各国领导人都把美智库作为重要的对话平台,是基于美智库是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汇聚地,在美国国内舆论场中处于舆论领袖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可通过影响美智库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和媒体、利益集团、普通公众,这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加强对美涉华智库研究

  目前中美智库公共外交存在很大逆差。美国智库的公共外交内容、形式、意识、能力、规模和影响力都处于领先地位。中美智库公共外交要取得良好成效,还有待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全面发展、智库思想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智库公共外交意识与能力的提升。

  从长远来看,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思想创新能力和公共外交能力的智库,推进中美智库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多领域公共外交。短期而言,当前活跃在中美智库公共外交中的一批中国智库,需进一步加强思想创新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智库公共外交的核心内容是创新的思想,中美智库公共外交的重点不在于我们交流的数量,而在于质量。比如,对于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系列美智库的政策建言,无论是唱衰中国的言论还是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的声音,中国智库界要有能够与之对话的思想和声音。

  美国智库的发展历经百年,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居全球首位,这就要求我国在中美智库公共外交要做到有的放矢、重点突破,需加强对美重要涉华智库的研究,了解其学者构成和研究动态。可把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亚洲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重要智库作为对美智库公共外交的突破口。一方面,对它们的涉华研究专家和研究观点进行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这些智库,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和媒体、利益集团以及普通公众。

  尊重新媒体传播规律,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中美智库公共外交。美国智库非常注重通过多元化的新媒体传播媒介构建智库公共外交的全球舆论传播网络。在这一点上,中国智库需加强自身的新媒体平台和传播能力建设。最基本的一点,需尽快投入力量和资源,建设好自身的中英文网站,使之不仅仅是一个传统媒体的网络版,而且是真正能与美国公众、全球公众进行沟通、互动的平台和通道。从长远看,政府需与高校合作,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既熟悉智库运作特性,又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技巧。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3

旧文章ID:5141

美国高官为菲在南海撑腰:跟中国谈判根本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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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据《菲律宾明星报》网站8月2日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官员说,双边磋商恐怕不是目前化解南中国海地区争端的最佳办法。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前不久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不知道该地区有谁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可以实现中国与其他声索国通过磋商达成和解。”

  报道称,中国一直强调恢复与菲律宾和其他声索国就海洋领土争端举行双边会谈,但与此同时却在争议岛礁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另一方面,菲律宾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法庭对与中国的争端进行仲裁,目前,该法庭正在研究该案的管辖权。

  拉塞尔说,虽然美国对这些领土主张不持任何立场,但呼吁通过磋商或仲裁这两种和平手段来化解领土争端。但是,他承认举行直接会谈恐怕无法解决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之间的多重主权争端。

  报道称,拉塞尔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字,而是说,让磋商变得困难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声索国采取绝对性的政治立场,强调自己的所有权是‘无可争辩的’”。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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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宣布严厉减排计划,共和党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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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LIE HIRSCHFELD DAVI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本周一,奥巴马公布了一个大刀阔斧的计划,严格限制美国发电厂排放温室气体。他表示,要阻止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影响,我们所剩的时日已经不多。

  “对于我们的未来和子孙后代,其他任何变化带来的威胁都不及气候变化大,”奥巴马在白宫东厅发表演讲时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为时已晚’这种事不是不可能的。”他宣布的这个阻止全球变暖的计划,是他上任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个。

  奥巴马希望自己开启的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行动,会对以后各界政府产生重要影响。他称这些新的规则不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势在必行,而且也是“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斗争中采取过的最重要行动”。他还试图用超验主义价值的正当性来包装这项政策:他提到,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6月曾发出通谕,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是一种“道义责任”。

  尽管奥巴马承认,这个政策可能导致数以百计的重污染燃煤电厂被关闭,因此面临着产煤大州和行业批评人士的巨大阻力,但他仍然表示,美国需要采取严苛的标准,以便让其他国家感到有必要采取类似措施,例如中国。

  “当这个世界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时,美国就会引领前进的方向,”奥巴马说。“这就是这个计划的意义所在。”

  奥巴马说,他会在8月花很多时间来谈论气候变化问题,包括本月晚些时候到阿拉斯加北极区的时候。他将成为第一个前往那里的美国总统。

  这些政策措施源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2012年和2014年发布的一个计划,其提议是给各州分配一个减少电厂碳污染的目标,但这个最终版本更加严格一些。各州可以自己制定计划来达到要求,计划初版在2016年提交,最终版在2018年提交。

  法规中最严厉的一条要求,是到2030年,全美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必须在2005年的水平上削减32%,相对于法规草案中提出的30%,这更进了一步。

  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奥巴马讲话之前就已经表示,他会竭尽所能地反对这些法规,他称总统制定这些法规,是因为他已经对“必须与人民选出来的国会合作感到厌烦”。

  麦康奈尔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现在试图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实行极度倒退的监管——而且可能是非法的,不会对全球环境产生富有意义的影响,而且可能会给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带来最大伤害。”

  他还表示,“这代表着盲目的思想击败了明智的政策和诚恳的同情。”

  奥巴马嘲弄针对该计划的批评,称这是跟试图阻碍进步的怀疑论者“一样的陈旧观点”。

  他说,“你们将要听到的批评,只是不作为的借口。”

  如果该计划经受住法律上的挑战,可能会导致很多燃煤电厂关门,并阻止未来建设更多燃煤电厂,促使风能和太阳能产量大增。

  “我们是能够为此做些事情的最后一代人,”奥巴马提到气候变化时说。他还表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会“让我们感到羞耻。我们现在应该做好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翻译:土土、许欣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4

旧文章ID:5135

走向海洋 中国必须全面挑战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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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凤凰博报第75 期

——胡波、薛力深度解析中国的海洋强国之路

  薛力:国家道德底线低 为民众利益什么都能干

  凤凰博报:在两位看来,东海、南海以及北面的海洋在中国当前来说有多大的价值呢?

  胡波:东海、南海包括黄海都有一些海洋争端,我们判断它的价值,首先要看涉及主权的,比如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岛礁,我觉得应该算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岛礁之外的比方说海域算是重要利益。

  薛力:关于岛屿主权问题,胡波博士认为南海岛礁是国家核心利益,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什么叫核心利益呢,首先要有个定义。在我看来,就重要性而言,核心利益就像人的大脑和心脏一样,离开这个活不了了。如果你把手指和脚丫子等不影响生存的身体部位都叫核心利益,那就太多核心利益,也保不过来,也不太合理。

  对中国来说,台湾肯定是核心利益,少了它将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合法性。而对处于国家边缘地带的有争议的陆地边疆区域与海上岛礁,通常通过谈判解决归属。谈判意味着互相做出让步,一点不妥协不可能发生协议。既然是可以让步的地区,就不是国家的心脏与大脑,也就不宜把它划为核心利益。在我看来,南海争议岛礁本身从重要性角度看,只是到了重要利益层次,到不了核心利益的程度。它们与台湾岛不是一个层次。

  胡波:我补充一点,国家利益是发展的、动态的,我也同意核心利益不能泛化,不能说什么都是核心利益。但是中国在发展,在从大陆走向海洋,所以岛礁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这个第一涉及主权,可能还涉及到政治,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核心利益。岛礁之外的水域,我同意他的观点,最多算重大利益,这些水域是可以商量、可以谈判的,但是主权谈判妥协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凤凰博报:您(胡波)觉得不可妥协,你(薛力)觉得可以妥协是吗?

  薛力: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其道德底线低于个人,国家为了民众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因为国家可以把自己的自私行为解释为保护公民利益,而个人如果自私自利很容易招致批评,被批评者也不好理直气壮地位自己辩护。因此,从绝对意义上,国家没有什么不能妥协的。就南沙而言,那些岛礁不同于台湾岛,不属于国家核心利益,因此,只要条件合适,可以妥协。

  胡波:核心利益并不是不能交换,但是取决于你出的筹码,从目前来讲的话,比方说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中国肯定是不能交换,肯定是处于中国的核心利益。

  胡波:中国真正的海洋问题不在南海在东边

  凤凰博报:那三方(东海、南海和黄海)对于中国是否有不同的价值?

  胡波:我2012年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稳北、和南、争东,现在中国的海洋危机是全面爆发,从2012年开始,或者说从更早一点从2009年开始。全面爆发的话,我们得有重点,不能全面出击。

  从黄海、东海到南海,价值和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黄海就是海域划界的问题,东海跟韩国有分歧,但这个是非常可控的,在南海的问题实际上第一个是海上通道的问题,第二个是资源开发,再就是岛礁的主权。

  当然我们东边的情况就非常不一样,东边很多利益可能是零和的,比如说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甚至东海的制海权问题,基本是零和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零和的,现在的国际社会不可能有完全零和的东西。

  这种情况下,我提出的策略就是:稳北、和南、争东,稳北就是稳定黄海及朝鲜半岛的局势,和南就是通过和平的手段稳固中国在南海的利益,争东是捍卫中国在台湾及钓鱼岛的主权,以及中国东出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安全,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凤凰博报:那当下最迫切要解决的就是南海问题?

  胡波:我觉得南海可能五年之后不是问题,为什么这样讲?五年之后南海形势有可能走向缓和,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东面。

  凤凰博报:在日本。

  胡波:是。当然现在双方有点缓和,我说的是十年、二十年长的趋势判断。

  刚才说的这个其实也没有主次之分,我说稳北、和南、争东,第一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选择,第二个就是程度的选择,谈不上谁主谁次,因为你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同时进行也就是说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稳定了北边,和住了东南亚国家,才可能集中精力对付东边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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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波:为何说美国不会为钓鱼岛和中国开战

  凤凰博报:但其实这一年来,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建设其实引发了美国以及周边很多国家的不满,很多人就会猜测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擦枪走火的事件,两位觉得呢?

  薛力:因为双方的危机管理还有待磨合,中美在东海、南海有可能发生意料外的事情。但大体上只是偶尔发生的小规模的冲突。中美作为经济实力全球排在前两位的大国,在核武器的时代,发生全面大规模战争是很难想象的。台湾问题上双方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南海不属于这领域。

  凤凰博报:对于钓鱼岛这样的对抗,最坏的打算会是什么样?

  胡波: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中日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其实是小规模的。

  凤凰博报:不可能说是再像以前一样大打出手,是吗?

  胡波:对于美国来讲,它要控制日本,它要防止出现一战时候德国犯下的错误,德国当时没有约束住奥匈帝国,导致奥匈帝国向沙俄挑衅,沙俄还击,德国不得不进入一战。美国现在对这个问题洞察得很清楚,所以目前来讲,它对日本管控是比较到位的,它可以把日本放出来帮忙承担全球责任,但是同时也在约束,不可能让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无休止地挑衅,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凤凰博报:那现在中国释放出来的信号,是否会让美国稍微有一些惧怕?

  薛力: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日本问题,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层次,中美关系是一个层次。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国,十年之内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并继续发展,GDP总量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乃至更多。对美国来讲,这是成为世界第一后一百多年来所没遇到过的景象,一个巨大的挑战,觉得紧张是正常的。如果中国旁边有这么个的国家,中国一样会紧张。

  胡波:事实上美国担心的并不是当下的中国,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中国。钓鱼岛也好,南沙群岛也好,对于美国来讲涉及利益不大,所以美国的媒体经常报道钓鱼岛就是东海上几个礁石。

  但它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它是不希望我们走得太顺,它希望通过岛礁争端包括东海争端、南海争端去牵制中国,但是又不想承担过多的代价,比如这个地方一旦有可能要打仗了,那它又会缩,它是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

  薛力:现现在钓鱼岛问题之所以成为中日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日本想变成一个正常化的国家。这已经成为日本精英的一个共识,而要实现正常化,就要有自己的国防部、自己的正规部队。日本已经实现了第一步,有自己的防卫省,接下来会谋求有军队就像德国一样,成立国防军并向海外派兵,领导维和部队。但是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些手段,钓鱼岛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政治工具,所以必须保持一定的紧张度,利用这个问题调动民意,增加军费,实现国家军队的正常化。

  但是,我个人认为,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有默契,也可以说是红线,即:中国不登岛,日本不派人常驻岛上。中日两国都没有要打仗的意思。日本不过是利用钓鱼岛制造一些紧张,服务于国家正常化这一目标。

  关于核武器,中国奉行的是最低核威慑战略,这跟苏联时代,跟美国搞核恐怖平衡是两回事。

  胡波:美国可能保护不了台湾了?

  胡波:是这样的,未来中美之间在亚太的权力转移可能个和平的,当然对抗会比较激烈,但是不会发生战争,现在的军事战争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现在有很多模拟推算,比如2009年兰德公司发了一个报告,美国到2015年可能保护不了台湾了,但是这种判断用的都是模型模拟,你的武器那样,我的武器这样,虚拟对抗。

  中美双方都会控制战争,但是同时双方肯定要提高自己的能力,之后到了一个阶段,可能美国会认为,某些对它利益关切不太大的地方,就要往后退。比如中国近海的情况,世界哪一个国家在毗邻地方不能占到优势,所以中国在近海的优势迟早会建立起来,美国在这个地方迟早都会往后退。

  凤凰博报:那美国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空海一体化,这到底是什么?

  胡波:它仅仅是一个概念,没有形成美国的一个政策,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改了名字,范围更大了,就是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把陆军,所有的人都算在内了。它这个反介入面积更广,包括海洋、太空、网络,还是针对中国的,没有疑问,因为反介入技术用得最有潜力的也就是中国。

  凤凰博报:那这个有望实现吗?实现后对中国又会有什么样的牵制呢?

  胡波:这个实现难度很大,是个理想状。作为反介入技术和介入技术,介入是进攻的一方,要反制这种进攻,本来就是一种真正的劣势。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美国现在的国防预算远远不能支撑这些东西。这些概念要建立在很多新兴的武器平台上,要花很多的钱。美国现在的国防预算(加上基础国防预算和临时拨款),可能不到6000亿每年。中国是1000多亿,如果照增长速度的话,我们可能在10年、20年之后会跟美国接近。

  但是我们还看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主要重心就是在亚太,至少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资源全都投在这,美国做不到。它再怎么平衡再怎么转移,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资源都投在这边,所以双方资源分配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另外从意识来讲也不一样,美国在这个地方可守可攻,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必须得攻。

  薛力:南海问题不属于中国与美国的核心利益,但中国是亚洲国家,南海问题在中国国家利益重要性的排序上会比美国更重一点。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主,力量要全球分布,按他们的说法,美国2020年60%的军力分配在亚太地区。按现在每年六千亿美元计算,亚太地区将消耗掉大约3600亿美元的军费。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在的军费增长幅度,再过十年,也就达到3600亿美元了,接下来不排除会继续增加。由于中国的军费开支用于本土与周边防御,至少不需要全球布置,因此,就亚太局部而言,中国的军事实力可能会超过美。但全球来讲,还要更长的时间

  薛力:中国正在慢慢调整南海立场

  凤凰博报: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分析一下,中国填海建岛是奉行的什么样的策略?

  胡波:岛礁建设是这样的,从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坚定地做下去,这个有很多的用处。我们官方表态是表真诚,首先军事防御,因为整个南沙的军事存在是非常弱的,目前来讲可能菲律宾和越南都对抗不了;第二个就是社会民生的用处,比如我们的渔民去打鱼,油船去开发,我们现在是没办法;第三个方面是提供国家安全公共物品。

  基于这三个方面,我们的岛礁建设应该坚定地往下做下去,但是我们的宣传包括外交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就是我们做了没有问题,但是说得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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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博报:可能现在中国的某些举动会让周边很多国家产生恐惧感,怎么让大家减少这样的恐惧感呢?

  胡波:是这样的,完全没有恐惧感是不现实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崛起,肯定会带来一种恐惧感,这是先天的,像你的邻居突然发财了,还突然武装了,有枪了,那你就感到很害怕,很正常。

  虽然完全消除是很难,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战略和政策更清化,就是在东南亚地区包括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要追求什么样的秩序,怎么样去追求,用什么手段,要做得更具体一点,明确告诉它,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怎么做。

  薛力:他讲的我同意,但是我想补充一点,清晰不是目的,清晰是一种手段,如果我告诉你就是要打你,那再清晰也没用。如果告诉你,我强大了以后,不是要打你,反而可以给你提供安全保证,那你就知道,中国的强大对其不是威胁,而是有利的。所以归根到底,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要让东南亚国家觉得你的强大对它来讲,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机会,同时在安全上不会威胁到它的利益和存在。目前为止,东南亚国家最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就是南海争端。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已经意识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南海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中国正在调整南海战略,让东南亚国家觉得不会威胁或者影响到它们的安全利益,中国其实是把它们当作兄弟,当作争取对象,而不是打压的对手,中国正在做这件事。双轨思路就是代表。

  双轨思路最早是2014年8月份,王毅在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来的,带一点试探性因素。然后11月份李克强总理,在内比都东盟首脑会议上重申,这是政府首脑对双轨思路的政策背书,并同意在协商一次的基础上,尽早签署南海行为准则,简称COC。而中国原先的立场是对COC要持“合理期待”的态度,潜在的意思是说不同意尽快达成COC。这说明中国的立场在慢慢的调整。问题是,战略上定下来了,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还没有跟上去。981事件,以及陆域吹填等行为则让外界觉得中国在“改变现状”。

  关于岛礁建设我还想说一点,这一点看上去有点矛盾,一方面同意加快COC,一方面你又搞空前大规模的建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自己个人的解读是,这个岛礁建设是为了未来的谈判打基础。中国在南沙如果没有坚实的存在,说话都没人理你,更不用说推进南沙争端的解决。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参与,南沙的共同开发靠东盟国家之间是做不成的。

  薛力:中国建设南海的真正目的不是军事化

  凤凰博报:接下来中国会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

  薛力:理论上有两种选择:变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或者采取让步措施。我在跟一些日本、东南亚人开会时,他们说,中国先搞岛礁建设,接下来可能就要宣布南海防控识别区,就要要求周围二百海里领海权,甚至就要对这些地方进行大规模军事化。中国可以有这种选择,但是我觉得这种选择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现在的国家战略是要搞“一带一路”,如果这么做的话,无形当中就是把东南亚国家往美国的怀抱里面赶。中国不会那么笨。但是中国又需要在南沙有跟国力相称的立足点,在这个基础上,谈合作、谈妥协才有依据。

  凤凰博报:真的是有点矛盾,既想让东南亚国家接受,又要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退步的时候留有余地。

  胡波:这个肯定是软硬手段都要有,就是你既是要跟它合作,完全不跟谈和平,那不可能。

  薛力: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原来主张共同开发,人家说你根本没这个能力,为什么要跟你共同开发?中国现在有了981深海钻井平台,就可以说:你不合作?OK,我自己做。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一直主张以单边开发撬动多边合作,但是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以及在南沙有相应的存在。否则免谈合作。

  关于南沙岛礁建设,中国是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的。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久就会结束,这是一个有限的过程,并不是无限的。这一点金一南少将在香格里拉会上已经说过了,中国肯定不会无限制地做,也知道周边国家对此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和理解。

  中国政府则多次强调,修建岛礁是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合情合理合法,但条件成熟时其它国家与国际组织可以利用这些设施,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合作。这说明中国进行岛礁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在南沙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将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整体上,中国的做法不是为了走向军事化,实现单赢,而是希望能够实现共赢。

  凤凰博报:您的意思是说军事只需要到一个适应的度而已。

  薛力:对,不会是无限度的。而且我估计,应该是很快就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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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波:中俄联合对美日是天真的想法

  凤凰博报:我们看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紧邻中国的大国,在海洋发展方面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胡波:是这样的,我最近出了一本《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用现在的眼光看,近海跟俄罗斯搭不上关系。实际上我们一旦西进印度洋,首先面临的就是跟印度处理关系的问题。印度是先天的印度洋大国,相当于中国先天是亚太大国一样。中印之间在海洋问题上不存在根本矛盾,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中印问题首先当然是有媒体炒作了,印度的媒体炒作是我们在印度洋搞珍珠链包围它,我们的炒作印度是要介入南海,实际上这两个话题都是噱头。

  在印度洋能够对印度提出挑战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中国未来20年、30年发展之后也很难在印度洋挑战印度,因为印度在印度洋具有先天的优势,相当于我们在西太区的优势一样,所以美国才是它主要的挑战。

  至于中国在珍珠链,后来很多严肃的印度人也说,没有这个东西。南海也是一样,印度现在介入南海,跟越南签署了很多油气开发的情况,军事上可能会开两条船过来,问题是南海是通道,他开两条船过来很正常。

  所以双方的确有战略猜忌,就是说首先中印之间的战略平衡是这样的,我们在陆上对它具有优势,它在海上对我们具有优势,所以双方能够形成战略平衡。战略平衡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进攻我也可以进攻,都可以拿住对方,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在海上可能会有些问题,印度现在是排挤一切想进入印度洋的,但排挤美国没有能力,所以首先把中国当成最大对手,但实际上美国才是它最大的对手。如果中国想在印度洋布局,肯定要和印度做好沟通工作,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印度对我们在西进印度洋,民事也好,军事也好,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印必须在海上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至少良好的关系。

  再谈谈俄罗斯的情况,最近两年中俄之间走得很近,于是经常媒体就会说,中俄联合对美日,我觉得这是比较天真的想法:首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有海洋的内涵,比如说在北极,在资源开发问题上,在西太一些战略问题上是有一些配合,包括马上在南海要进行联合演习,但是中俄现在是背靠背的关系,而不是肩并肩的关系。背靠背就是说,俄罗斯在西边应对北约和美国的挤压,中国在西太面临着日本和美国的挤压,背靠背就是说自己干好自己的事情,双方是两个战略方向。

  肩并肩就是盟友关系,比方说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起对日本,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首先中俄之间不太可能结盟,双方结盟的好处远远低于成本代价。虽然俄罗斯现在跟西方包括跟欧洲、美国闹得很糟糕,但俄罗斯还是对西方的需求很大。当然未来随着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进,双方的利益点会越来越多,但是目前还不足以抵消成本,中俄一旦结盟的话,双方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有不结盟的传统,现在结盟有好处也不是那么大。

  薛力:中俄海军联合抗美是很笨的做法

  凤凰博报:薛老师,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发展海上权力上有什么影响?

  薛力:一种说法是,印度一直把印度洋当成是印度的海洋,这是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雄心。我想,从长远来看,印度也很难实现这个目标,毕竟美国在迪戈加西亚群岛上,有一个很大的军事基地,几十年以内,印度拿它也无可奈何。

  中国实力强大后,可能会走向非洲,走向南太平洋,即,可能也会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包括在印度洋一带。从逻辑角度与长远角度看,不见得中印之间的军事紧张会超过目前美印之间的水平。

  关于俄罗斯,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应该弱于印度。前苏联有2.5亿人口,俄罗斯现在有1.5亿,不到印度的零头。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很难再恢复到美苏争霸事情的水平。即使想恢复也力不从心。它目前的GDP大概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这种差距还在加大。

  中国的目标不是取代前苏联跟美国叫板,这不是中国的目的。如果中国未来头脑发热想跟美国全面叫板,那就意味着中国衰落的开始。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对中国来讲,俄罗斯军事技术上有些先进的地方,可以借鉴,但不会发展到中俄联合跟美国对抗。

  凤凰博报:也就是说这种可能性会存在。

  薛力:几乎没有,不能说没有,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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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波:36%的海域已经被瓜分 中国可以怎么办

  凤凰博报:从经济角度出发,中国现在算是海上经济大国吗?

  胡波:中国现在算是世界海洋经济大国,但不算是海洋强国。我觉得中国在海上军事上可能取代不了美国,但在经济上有可能,经济上外交上反而是有可能的。

  但经济上有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海域面积是非常小的,刚才说300万平方公里,有一半处于有争议的地区,还得跟人谈判,而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都是上千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现在世界上有百分之接近36%的海域被领海国家瓜分了,就是专属经济区的大陆架。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公海和海底区域,中国在经济上应该首先把自己的300万平方公里经营好,提高我们的经营效率,加强科技含量,我们现在效率比较低;同时要积极开拓国际海岸空间,以世界海岸空间为依托,成为世界海岸经济强国。中国在海岸经济层面,有可能成为世界老大。

  凤凰博报:那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和美国的海洋霸权具体有什么不同吗?

  胡波:中国的海洋强国内涵更丰富,我们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多特殊,而是因为中国的起点是21世纪,如果美国的起点是21世纪,他也会这么选择,没有办法。

  现在都讲和平竞赛,并不需要军事占领,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比如我们跟很多国家签订的双边互惠协议,在别的国家专有地区开采石油,就是互惠互利嘛,因为大部分沿海国家没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海洋强国更强调发展,而美国这种传统海洋强国强调的是控制,主要是军事控制。两者的区别在这个地方,当然我觉得他未来也会与时俱进。

  薛力:我作一点补充。二战后,我们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没有大战的时代。也就是说,二战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大战是没有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相对少见。美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对于全球稳定是有贡献的。而且,冷战以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对亚洲地区稳定起了建设性作用。举个最简单例子,美日同盟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和其他一些苏联国家,另一方面也抑制日本军事扩展。如果美日同盟现在马上解体了,日本肯定是要大力发展军事的,这对亚洲来讲,是不是好处?至少在日本完成国家正常化目标前,其他国家会担忧。

  美国有自利、不讲道理、霸道与搞双重标准的一面。它觉得现行的世界秩序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当老大对自己最有利。现在中国崛起了,可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防止中国因为力量增大产生改变现状的冲动。

  两方面结合,才能比较好地把握美国行为的根源。

  胡波:中国可能在军事之外取代美国霸主地位

  凤凰博报:那假如中国成为海上老二了,世界格局会有什么变化?

  胡波:排序的话要综合排序,不能光排军事上。中国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一带一路的实施,我们在欧亚大陆的优势会慢慢建设起来,陆上的优势会慢慢建设起来。我们在海上军事成为老二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目前来看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可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用第一牛的陆权加上相对次的海权,跟美国第一牛的海权加上美国相对次的陆权形成一个全球平衡。

  当然从海洋来讲的话,我们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可能比不上美国,但是可能在外交和经济上可能成为世界老大。另外,海洋经济的评判标准不一样,美国是把整个海岸都算在里面,中国是按着产业算的,跟海洋有关的产业都算海洋经济。但无论怎么算,在海洋经济来讲,中国都有可能成为老大。所以从综合的角度来讲,假以时日,我们跟美国可能不分伯仲,不能说谁老大、谁老二,以后根本不可能有老大了知道吗?

  薛力:以2049为例,可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中美两两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别的国家,从而形成中美两强,或者可以说两霸。在经济方面,中国可能总量上比美国还大,但是在教育水平上、军事技术上、高科技上,美国可能依然保持领先性。结果是,中美两个国家就像是太上老君和如来佛祖(张宇燕教授语),某些方面你说了算,某些方面我说了算。两者又竞争又配合,彼此不触犯对方的核心利益,共同把这个世界管好。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5133

美军政现分歧:海军欲干涉南海 白宫明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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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军事

  美国《今日基督教》杂志(Christian Today)8月3日报道称,一些美国海军指挥官与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领土争端的立场问题上意见相左。一些军方领导人希望美国海军船只直接驶入争议领土,行使“航海自由权”。但美国华盛顿已下令禁止军方采取这一行为,因为美国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正设法处理“处于微妙阶段”的中美关系。

  据报道,美国军方官员和部分国会议员认为,为了表明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在相关海域的领土要求,美国应派军舰驶入南海人造岛屿周围12海里以内水域。他们还表示,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就是默认中方的动作。在菲律宾、越南和日本看来,中国的动作已成为严重“威胁”。

  对此,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表示:“我们仍然禁止我们的海军驶入中国人造岛屿周围12海里以内的水域,这会在事实上承认中国的人为主权要求,那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据了解,美国国防部称,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通过在珊瑚礁和浅滩上倾倒堆积成千上万吨沙子,中国新造了约3000英亩(约合12.14平方公里)陆地,并在那里修建跑道和房屋、部署武器与雷达等设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在最近一次的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上警告称,“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破坏了国际规范和准则,对安全和经济局势会造成深远影响”。

  另据美国《政治报》早先报道,有知情政府官员称,私下坚持主张美国军舰驶入人造岛屿周围12海里以内水域的人之一,正是哈里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证实了不同的观点存在,以及哈里斯——乃至整个太平洋司令部——的立场。

  在7月30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期美国有些军政高官频繁就南海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此外,他还强调,美国近期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加大军事存在,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中方对美方推动南海地区军事化表示高度关切。(实习编译:蒋娇审稿:韩梅)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4

旧文章ID:5132

美国罕见放话要攻破中国防火墙,中美网络战或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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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逸  来源:澎湃新闻

  2015年7月31日,美国资深记者David Sanger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撰文援引白宫消息源称,美方已经决定对华实施网络报复,以惩罚“窃取2000万美国政府雇员信息”的黑客行为。

  文章称,具体如何实施报复尚存争议,包含的选项涵盖比较温和的外交渠道交涉,到“更加重大(而有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有可能在中美两国间引发持续升级的黑客袭击行动”。而且,“此类行动将以部分公开的方式进行,以期达到威慑的效果”。“已经确定的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涵盖最温和的外交抗议,到更加复杂的行动”,包括“攻破中国的防火墙”。

  美方此举是在复制“古巴导弹危机”

  这段表述让人有时空穿越的错乱感,仿佛这不是2015年,而是1962年:意气风发的肯尼迪国家安全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应对苏联将导弹运进古巴可能带来的挑战,行动方案中最温和的是到联合国去控诉苏联的行为,最激进的则是对古巴实施地面入侵,在干掉苏联导弹的同时“顺便”把卡斯特罗一起干掉。

  虽然现在已经是2015年,尽管涉及的也不是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而是网络空间的安全保障问题,但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方案本质上并无差异。这种时空错乱表述的背后,凸显“冷战思维”的深刻影响。

  根据公开报道的消息,这次撰文本质上是白宫系统策划的一次“放话”行动,对华持强硬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Clapper,以及美国网军司令部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Michael S. Rogers。

  美国国务院更偏好最为温和的领导人对话与外交抗议方案,商务部尝试推进不对称的经济制裁方案,司法部尝试司法起诉途径的可能性。但这三个部门的方案最终在政府内部的辩论中都趋于被淘汰:“外交抗议与领导人接触”的选项被认为是“无效”的;“司法行动”被认为是“不适用的”,因为会“危及对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经济制裁”处于即将被淘汰的边缘,因为“效果”难以保障。

  国家情报总监与网军司令部的反对逻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虽然这表面上看是一次传统的网络情报获取行动,美国也在对其他国家做类似的事情,但此次涉及数据的规模太大,数量太多,“量变引发质变”,已经从“纯粹的网络利用”,转变成为“兼有网络进攻特性的网络利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极力试图以此为理由,推进美国在网络空间对中国实施“预防性防御”,实践“网络威慑”;其二,美国情报、安全、国防系统的评估认为,除非遭遇来自美国的反击,或者说“惩罚”,否则中国的网络情报获取行动就只会持续升级并继续下去。

  符合这种强硬偏好的选项,就是所谓 “更加复杂的行动”,包括“对等情报窃取”、“攻击并瘫痪中国的长城防火墙”。考虑到保密和观感,可以推定,美方没有公布的选项中,应该还包括对比长城防火墙更加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可以预测的是,如果最终真的实施了这些“更加复杂的行动”,一如美国隐约担忧的那样,中方不可避免也会被迫采取报复行动,最终将在网络空间引发一场持续升级的黑客行动。甚至,更加直白的说,中美面临在网络空间发生一场“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冲突的巨大风险。

  美方施压背后的原因

  1、“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在美国战略决策层引发的焦虑,是促成美方对中国这一施压举动的首要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战略决策层内始终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判断:一种判断是认为美国无法长期维持单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必须要做多个对等行为体崛起,与美国共存,美国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多极中一极;

  另一种判断,是美国可以凭借各种方式长期延迟甚至是实质性扭转所谓“美国衰落”的长期历史进程。对中国实力的增长,也因此有了宽容面对和积极迟滞的不同选择。

  目前看,至少短期内占据上风的,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客观崛起现实的意见,他们形成的所谓“解释框架”体现在网络安全领域,就是认为中国是通过系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依靠国家情报力量对美国商业企业的窃密行为,然后将其交付给中国公司,由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展开不正当竞争,进而获得中国崛起的动力。这种解释框架,在2013年至2014年曼迪昂特公司披露APT1报告,以及起诉中国军人事件中得到了“事实”的支撑和强化。基于这种解释框架,以单方面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中国停止对美国有害的网络行动,就变成了一种有内在合理性的战略需求。

  2、2015年5月美国国防部颁布的《网络战略》以及其所遵循的“预防性防御”理念,对相关行动方案的最终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

  国家情报总监与网军司令部司令对更加复杂行动的偏好,一方面是在实践《网络战略》中有关“威慑”的论述,即通过大幅度提升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可能导致的成本,来“吓阻”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也是在尝试国防部长卡特倡导的“预防性防御”理念,也就是在中国真正取得对美优势之前,在局势恶化之前,先发制人的积极介入。

  如果最终的决策结果是采取某种行动,无论是到中国窃取同样数量和重要性的情报、瘫痪防火墙,或者在某些更加敏感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交通控制,金融,或者工业控制系统里动些手脚,还用足够的证据让中国确信是美国在实施报复行动,那么就会为处理类似的问题树立一种先例。这种先例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这将实质性开启网络战的大门。那时,网络空间“事实上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个看上去有些耸听的判断就可能变成现实。

  3、当前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助长了通过极端方案实施政治投机的不良趋势。

  201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但因为奥巴马总统本身的弱势,以及美国国内党派政治极化的发展态势,2015年美国的国内政治气候并无助于温和、理性的方案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相反,候选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攻击中国,以及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行动会带来比较多的短期政治回报。

  美国单方施压将导致严重误判

  中美网络安全领域的对话始终以各种方式在进行,即使在2014年美司法部由于东芝公司旗下能源公司的游说活动、同意在宾夕法尼亚州大陪审团起诉中国5名军官的事件导致中美网络安全工作对话终止的情况下,各种职能部门以及智库之间的对话机制始终没有停止过。这种对话的关键,在于为中美两国之间培养和塑造足够的战略信任。

  这里的考验在于,美国始终希望复制冷战时期与苏联,以及冷战后与俄罗斯就军备控制、核裁军等问题展开对话的经验,用某种压力环境,迫使中国被动进入谈判,并在美国全面主导议题设置的情况下接受谈判取得的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美方通过媒体对华强硬表态,是上次起诉无果、“点名羞辱”的策略无效之后的继续,其基本判断是:最终中国会在压力下做出妥协与美国进行谈判,只要美国施加的压力足够大。

  这个基本判断是错误的,并由此导致了严重的战略后果:美方挤压掉了中国做出积极回应的空间和余地,在美国不撤销压力下,中方做出的任何善意举动都会构成“美方施加压力是有效的”这个错误判断。于是,中方只能暂时停止所有原本可能做出的善意回应,僵硬地等待美方主动改变策略,同时还必然对美方的任何强硬举动做出更加强硬的回应。

  更加危险的是,这种单方面的强硬施压,会提升“阴谋论”活跃的土壤和空间:比如,既然美国可以认定中国政府有能力对位于中国境内的网络接入终端实施有效控制,中方也可以同样推断美方。再比如,中方也遵循美方的逻辑,将从美国境内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所有有害的网络行动,一律解读为美国政府支持、纵容或者至少是默许的,最后中方复制美国的行动策略,也准备提升一下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者的成本和代价。

  如此下去,网络空间的“擦枪走火”将成为某种无法避免的必然,“网络战”也将因此从纸面推演转变成为现实。

  整体来看,美方此次的强硬表态并不是一种成熟的战略选择,相反,透露出的是某种原因造成的气急败坏:斯诺登披露棱镜系统之后,前中情局局长海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地强调网络监控搜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情报服务于国家安全,是情报机构的天职,无需大惊小怪。此次美国人事局(OPM)受到的攻击,以及相关信息的泄露,美国自己也承认就是一个传统的情报行为,如果真是中国做的话。

  显然美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而且美国认为这次泄露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数量太多改变了事件的性质,(把网络情报获取弄得像网络攻击一样了)。”向《纽约时报》记者David Sanger放话的美国情报官员如是说。

  这种心态背后凸显的是美语“操场边的小痞子”所透露的谈判策略:我可以打你,你不可以动我;我如果打不赢你,我叫我家老大出来打你;直到打赢为止。

  中国需加紧完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对中国来说,来自美方的强硬表态,给正在讨论的《网络安全法》(草案)提了一个醒:法案是否能够在类似情境(即美方对中国实施网络报复行动)发生时,有效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可以成为后续深入讨论、修订《网络安全法》(草案)时关注和聚焦的重点。

  虽然美方态度令人遗憾,但中国要做好足够的战略准备,在中美网络安全领域迎接一个寒冷而充满不确定性的冬季的来临。这个冬季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漫长的,不过,最终春天将不可阻挡地在冬季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值得人们坚定地为此付出自己的辛勤努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3

旧文章ID:5131

美研究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或过于强调冲突,忽视中美应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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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希迎  来源:澎湃新闻

  时至今日,外交决策仍然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外交决策影响因素多元,因此,预测其外交政策偏好,分析其人才流动方向,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通过旋转门制度,美国学者可以转变身份,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行为体。

  在中国快速成长的阶段,考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学者,有助于理解中美的战略互动。当前,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大多关注已经进入美国政府的学者与知名学者,对青年学者的了解相对有限。为中美关系长远未来的考虑,有必要将目光和资源投向青年一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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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新趋势

  学术研究更新换代乃是常态,各学术重镇研究能力的变化,犹如国家的兴衰,亦如武林门派的沉浮。学术力量的洗牌与整合,不仅仅是研究人员的新陈代谢,更是学术研究取向的演化。上世纪80年代以降,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在此之后,又可以细分为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冷战期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路径更接近比较政治学,中国研究是作为国别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比较代表性的学者是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普顿(David Lampton)和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他们知识背景多出身于历史学、政治学,接受的学术训练仍然是传统中国研究的套路,因此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些学者大多属于通才类学者,侧重于中国外交政策,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皆有深入研究。

  第二个阶段:冷战之后,美国新一代学者大多接受了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和方法论训练,有的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还有所建树。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不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是基于自己的理论思考。代表学者是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这些学者往往不再涉猎广泛,他们专注于特定的领域和特定议题。从理论与议题的关系来看,他们也关注具体议题,但是学术研究的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第三个阶段是最近十余年,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研究议题更为多元,但是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在凸显。其二,研究议题更加微观,大多涉及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其三,更加强调议题导向,理论色彩大为下降。其四,青年一代学者的履历更加多元,成长履历与研究取向高度契合。这些特点意味着,青年一代学者可能具有某些独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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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林斯顿大学

  令人刮目相看的普林斯顿和哈佛

  当前,美国国内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老一辈学者逐渐年迈,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老一辈学者凋零,是指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传统学术重镇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和对华政策制定上的双重影响力大为下降。

  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在其巅峰时期,密歇根大学拥有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和李侃如等知名学者,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是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策上更是积极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为中美关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密歇根大学在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有式微的趋势,因为这一代学者或去世或正在淡出历史舞台。

  中年一代学者已经执掌权柄,并积极参与外交政策制定。事实上,中生代学者在学术和政策上走入舞台中央的全过程,也是美国各学术重镇群雄逐鹿的时期。只有哈佛大学依旧傲视群雄,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今非昔比,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皆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培养了一些学术精英和政策精英。

  然而,在多元竞争格局下,青年一代学者已经崭露头角,并快速成长。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两校的优势逐渐凸显,其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的强劲态势已初见端倪。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青年一代学者的求学履历中或多或少有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血统,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当然,本文并不是说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形成了垄断趋势。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仍然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美国各学术重镇仍然维持着多元化的结构,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内,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将成为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

  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优势地位首先得益于师资团队与研究平台的保证。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东亚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两个平台,特别是后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搭配合理、高效精干的研究团队。其中,柯庆生、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皆是学界翘楚,同时拥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和强大的关系网络。哈佛大学拥有诸多研究平台,汇集了一大批杰出学者。特别是江忆恩,未来可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所建树。值得一提的是,柯庆生和江忆恩共同创设的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已然成为培养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人才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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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庆生

  谁是未来的李侃如、柯庆生?

  分析青年一代学者,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有哪些青年学者未来有机会进入中枢,并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如果考察十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根据笔者的个人偏好和掌握的有限信息,有以下青年学者值得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基本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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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任职单位的性质,以智库(本文将军方院校归为智库)或高校为标准,可以将上表所列学者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高校学者,包括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希娜·格雷顿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黎雅澹(Adam Liff)、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孟加里·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和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我们可以分析这六位青年学者的综合因素,评估其未来发展状况。其一、如果考察这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侧重理论抑或侧重政策方面不尽相同。相对而言,白洁曦和黎雅澹的研究理论色彩更为浓厚,贝克利的文章理论色彩和议题色彩比较均衡,米勒、格雷顿斯和梅惠琳更为政策一些。不管其学术研究偏好如何,他们皆有政策评论在各大媒体上发表。

  其二,就研究方向而言,白洁曦集中关注中国的内政和民族主义;贝克利和黎雅澹主要研究中国与美国的战略互动,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竞争关系;格雷顿斯和梅惠琳的研究则涉及面更为宽泛;米勒则主要关注印度外交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

  其三,在工作履历上,梅惠琳和贝克利在工作前已经游走于政府与智库,社会网络更为多元;虽然格雷顿斯、黎雅澹、白洁曦和米勒的履历相对简单,但是都与政策圈保持密切的联系。

  综合来看,根据目前的信息,梅惠琳和贝克利值得注意,其风格较李侃如更为接近,日后在智库和政府流转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另外四位学者也非常优秀,同样有成为中国研究知名学者的潜力。米勒、雷顿斯和黎雅澹也有可能走旋转门,特别是黎雅澹,学术风格与柯庆生接近。尽管白洁曦的研究更为学术,但是她早年已跟政策界多有互动,并且多次出席国会听证会。作为谢淑丽(Susan Shirk)的得意门生,未来入职美国政府也并不令人惊讶。

  第二类是智库学者,包括扎克·库珀(Zack Cooper)、艾立信(Andrew Erickson)、郭达安(Michael Glosny)、斯科特·哈罗德(Scott Harold)、埃文·蒙哥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

  评估智库学者比较简单:其一,从就职单位来看,艾立信和郭达安任职于海军院校,职位相对固定,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更大。库珀、哈罗德和蒙哥马利任职于智库,未来通过旋转门加入政府的可能性大一些。其中蒙哥马利任职于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这个中心背靠国防部,特别是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其在政策方面的潜力值得引起重视。拉特纳则刚刚从新美国安全中心调离,入职白宫担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其二,从研究取向来看,这些学者的显著特点则是大多关注军事和安全。具体而言,郭达安和蒙哥马利更加关注安全战略,特别是蒙哥马利,研究兴趣广泛,涉猎较广。库珀、斯科特和拉特纳则更关注动态,长于政策分析。艾立信的研究更为微观,更多关注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

  综合这两个因素,艾立信和郭达安可能会成为美军中研究中国的知名专家,但是受军方身份所限,如果工作不调动,他们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单一。库珀曾在国防部和白宫担任过多项职务,未来则有可能再次进入政府。哈罗德则有可能成为包道格式的学者。蒙哥马利则情况特殊,有可能成为类似于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席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式的学者,即尽管并非纯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但是却对外交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拉特纳介入政策较早,最近刚进入白宫任职,基本可以确定其未来有进一步升迁的空间。

  青年一代的政策偏好

  评估政策偏好需要熟知学者的个性和关系网络,然而限于获取信息的有限性,分析具体的政策偏好难度较高。更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到底能够在社会阶梯中爬多高,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人的机遇和运气,这是难以预测的。

  加之美国高校、智库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人才流转性强,一些非中国研究的人员有可能进入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这增加了预测的难度。从宏观上分析则容易一些,依据这些学者的基本信息,可以有两个判断。

  首先,专业化意味着学术研究更加微观,青年学者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议题导向,研究具体问题。这将导致两个趋势:

  一个是,这些学者的思维框架与老一辈学者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在区域研究和理论导向的影响下,老一辈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往往是先有一个宏观框架,再产生具体政策。青年一代接受的学术训练更为专业,往往是基于具体政策构建宏观框架。他们对细节和技术性问题的把握,对已经成熟的中美关系是必要的,但这也有容易忽视重大战略问题的潜在风险。另一个趋势是,青年一代学者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并不输于老一辈学者,但相对而言,传统的汉学家和中国研究的学者往往有中国情怀,因此在外交决策时更容易理解中国。专业化的负面作用是可能导致青年一代学者缺乏换位思考的精神,正面作用是他们能以更加专业、更少个人情感地研究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将更加复杂。

  其次,青年一代的关系网络更为多元、复杂,这意味着他们的政策诉求更加务实。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老一辈学者大多是学院派,他们一般要经历从高校到政府的角色转换。青年一代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更加看重履历的重要性,工作经验大多比较丰富。例如,目前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具备在军方、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经历,已经建立了较广的关系网络。这意味着青年一代社会化过程较早,与政策圈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对华政策上有工具理性的倾向。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可能过于关注现实,更加强调冲突,忽视中美关系中应有的情怀。

  评估未知的社会事实,预测尚未发生的历史趋势,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工作。本文只是简单地考察研究中国安全政策的少数青年学者,以求见微知著。对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来说,关注美国青年一代学者中的翘楚,追踪他们的成长,与其建立紧密的关系网络,以深耕细作、未雨绸缪,这项工作意义非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感谢陈定定博士、韩冬临博士、蒲晓宇博士、薛力博士和吴心伯教授的修改建议。)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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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从中美比较看中国道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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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求是》2015年第15期

  美国模式今天面临着多重困境和严峻挑战。美国今天经济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美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分(裂)”字概括;美国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钱”字概括。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向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思路、做法和制度安排,虽然这一切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已基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且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中美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内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中国道路的成功及其伟大意义。

  一

  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严重金融危机,美国综合国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至今美国经济还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弊端在不少国家早已显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非洲国家的政府职能,结果使非洲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90年代,美国专家又在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但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美国自己也拖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假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说,他感到“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崩溃”,“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又实行了好几轮货币宽松,向世界转嫁危机,而美国银行还继续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和虚拟经济,虽然美国股市和一些地区的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未被触动,许多专家倾向于认为这场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

  今天美国经济的“虚”,主要体现在危机之后的复苏乏力,投资疲软,就业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技术创新短平快为主,不具备拉动整个经济的能力,页岩气开采也因国际油价低迷而受挫,重振制造业未见起色。作为美国政客金主的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早已玩得上瘾,金融衍生产品泡沫仍没有终结的迹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要小15%。他认为,GDP已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切实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家庭2014年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真是令人唏嘘。

  与美国相比,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很好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虽然它并非十全十美,还需不断完善,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与美国20多年来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做法,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这种制度安排还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国家对战略资源和大型国企的掌控、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及执行能力,其强大生命力日益显现。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如何采用国家战略、宏观调控和调动企业积极性来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创新国家的建设。

  当然,中国经济也面临不少挑战,如金融业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真正带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等。中国要汲取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教训,确保充沛的资金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为国家战略产业更上一层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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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灾来袭,不少人断言“金融危机”将至,殊不知中美模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二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与政府对抗的传统,还导致政府日益失去对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能力。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意味着权利是不容妥协的,各种权利互相打架因而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等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美国社会里,小至家庭、中至族群,大至整个美国社会,主要特点就是“分裂”,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大幅衰退。

  我们可以从美国家庭状况的变化来看“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问题:如今美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已基本瓦解,人们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之一,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安全感。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此外,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与政府对峙的政治文化,在“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条件下,使政府更加难以整合社会不同利益,难于形成社会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叹息: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和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常识的观念。实际上,不但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权利之间也要有必要的互惠与合作。这样,一个社会才能真正良性地运行。

  中国坚持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模式,而不是社会与政府的对峙。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同时兼顾个人利益,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更为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这使得我们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任何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所有西方国家;我们的整体社会治安水平也比美国好许多。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同时社会总体秩序井然。

  三

  在政治领域,美国模式面临的困境更为严重,突出的问题是一个“钱”字。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力量一直有某种限制。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为“钱主”。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曾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在美国,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再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有了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限制,资本力量不可能左右政治决策。虽然这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证了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使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受益者。

  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基本摸索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是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拒绝西方模式,特别是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它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也汲取了他人之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它使中国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它使中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使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都充满了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时又使整个国家保持团结稳定。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任何一项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道路成功及伟大意义的有力证明。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前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战胜新的困难,直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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