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钢  来源：《红旗文稿》2015年第六期

2011 年 9 月 17 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 目 标 ；其 二 ，游 行 中 明 确 出 现 了“Abolish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已经时隔三年多，但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一事件，似乎在应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开篇中描述的场景：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无疑是某种带有警醒性质的预言。

美国霸权危机及其根源如果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1973 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 1873年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在 1873—1896 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1973—1993 年 的 美 国 经 济 长 期 低 迷 或 持 续 停 滞 ，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 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体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的赶超。然而，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自 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 年通过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而 1873—18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霸权转移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首先，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然后，霸权主导者原有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并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最终，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在老霸权影响最大的金融领域也获得 决 定 性 的 胜 利 ，进 而 开 始 重 建 世 界 秩 序 。1965—19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19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这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出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当霸权遭遇危机时，由于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的特权，因而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趋势，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以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展示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紧密相关的。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终结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霸权危机信号的出现，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意图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了其霸权的内在局限性。小布什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发动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不但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并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反而成为了威胁世界其他国家安全稳定的罪魁祸首。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与荷兰和英国相比，美国的霸权更依赖于从属群体的认同，因而美国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对美国霸权的认同。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引导，而是不顾及长远后果的勒索。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 为 标 志 的 霸 权 国 ：它 由 霸 权 退 化 为“ 非 霸 权 支配”。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

新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美国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西方学者对以往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显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

西方忧虑的核心是，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与之呼应的是，约瑟夫·奈直接在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令人堪忧的发展。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更要能将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体系放在自 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

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 1978 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在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而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的体制中，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外部而言，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造成其金融市场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的转换。在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 30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吸收、容纳并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二是有一个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他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如果不带偏见地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

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集中一名读者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阅读英文版《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外部超常购买力的持续流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不久，毛泽东就对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突破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这些探索使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有别于苏联东欧式的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它们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立足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维市场体制”。

中国自 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裹挟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开始了极其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

自 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承诺永不称霸。中国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旨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

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属性的抽象人。把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集体主义扬弃个人主义，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与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相比，超越霸权无疑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是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人类发展之路，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生成、也将伴随其变迁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的群众运动。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作者：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时间：2015/7/30   发布时间：2015/7/28

旧文章ID：5041

作者：时殷弘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七期

一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未来方向如何？籍以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的主要参照，在于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的主要相关事态。总的来说，这些相关事态存有彼此矛盾的两大类。

第一大类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或者说“中国梦”主题。关于中国军队头号使命和军力发展之直接目的，首要军事原则有所变化，从“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变为目前较简单但更全面也更有力的“能打仗，打胜仗”。中国的战略军力继续并更大力度地急剧增长，同时两年多来关于中国军力跃升的官方报道空前频繁，不断宣告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的突破性成就，宣告武装部队实际战力的重大增进。中国对与个别邻国（日本以及菲律宾）的海洋领土争端的态势更加强硬，迫不得已时不惜武装较量的意向一度近乎显著昭彰；不仅如此，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在南沙群岛还采取同时大力扩展数处岛礁和在其上建筑军事设施的重要举措。宣布设立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一项在与日本对抗的背景下采取的旨在进一步加强对日压力的重大战略行动。同时，就长期来说，它也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９年成立以来首次正式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扩展到远超过中国近岸水域的地方，这当然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霸权有深远的影响。在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和２０１３年４月在博鳌论坛上的非常重要的演讲以前，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引人注目地较少着力重申和平发展原则，而那是过去多年一贯反复强调的。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能够并着重提到党的十八大后、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初夏以来的另一类事态发展———显示中国对外态势和政策朝着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如果与上面几项结合起来考察，那么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今中国对外政策的丰富性和一定的内在两难。

这一类事态发展主要是：特别自２０１３年４月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项重要声明中反复重申和强调中国传统的和平发展方向。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对美关系目标得到非常显著、相当频繁的强调和宣讲，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本人作了反复的努力，争取让奥巴马总统将它作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中心概念接受下来，尽管至今为止远未成功。在朝鲜、叙利亚和伊朗等突出的国际安全重大问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政府大力增进了与美国的合作或协调，同时在扩展美国服务业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方面有显著进展，而这两者都是华盛顿过去很难以如此大的程度得到的。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央举行由政治局全体常委参加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总的睦邻、安邻、富邻必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根本方针和长远大计；不过，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对抗进一步加剧之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当时造成的强烈影响多少有所淡化。到２０１４年５月初突然爆发中越海上对抗和低烈度冲突（伴有越南国内严重的反华暴力骚乱）为止，此前多个月里中国在南海争端方面的行为方式总的来说显著地温和，同时有进一步改善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主要对手越南）关系的努力。在奥巴马２０１４年４月下旬访问日本前后，中国对日的强硬态势多少出现温和化的迹象，特别是对安倍正式发动“重新解释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反应非同寻常地克制，继之以中日两国之间多番较高层级的正式和非正式对话，直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北京ＡＰＥＣ峰会前夕中日两国政府之间戏剧性地达成“四点共识”为止。这确实是个旨在缓解中日对抗、重大而令人期待的事态发展，并且使中日两国首脑会晤在中断两年多后得以首次举行。

二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确实仍不清晰，仍受各种各样国内外因素的能动和往往互相矛盾的影响。因此，中国对外政策可被认为多少有着自相矛盾和波动的性质。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态势历程提供了这自相矛盾的一个重大例子，同时它也直接涉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中俄关系的最新基本状态。

中国虽然与俄罗斯有着非常重要和显著发展了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充分理解俄罗斯保持克里米亚黑海舰队基地方面的传统的紧要利益；同时，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之间有着迅速而显著形成的堪称亲密的领袖个人关系。但中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依然坚持并反复宣告不干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根本的国际法原则，同时本着“制裁解决不了问题”的一贯立场，不赞成美国及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制裁。这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义利兼顾”的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恰恰因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加上美国对华战略态度的逐步恶劣和战略围堵的加紧进行，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中国之公开诉诸上述国际法原则的频率和声响度非常显著地减小，尽管这一期间俄罗斯策动或鼓励乌克兰东部分裂出去、以致最终将它并入俄罗斯的活动仍有张有弛地持续进行。不仅如此，作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一项重要内涵，与俄罗斯对华亲近倾向的显著增进和对华战略依赖的骤然加深同步的是，中国以支付巨量外汇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等间接方式，给俄罗斯提供了非同小可的财政援助，以便协助它渡过由美欧经济制裁带来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同时在战略经济维度上强化中俄伙伴关系。

然而无论如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少有可能提升为同盟关系，同时中俄关系无论何等重要，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国对外政策是否能“义利兼顾”，是否能具备足够而经久的、在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道义可信性形象，依然在其他方面受着乌克兰问题的重要考验。不仅如此，中国的大国外交有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在平衡的需要：既不能为了对美、对欧关系而过分损伤对俄关系，也不能为了对俄关系而过分损伤对美、对欧关系。

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它们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是在海洋上！从更深层的角度说，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的不同种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还有，特别是如何使得国家战略需求克服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三

然而，在不确定和自相矛盾之中，有一桩大事似乎越来越确定，那就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具有愈益增长的软硬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怀抱着愈益清楚的大抱负。特别从中长期来说，这一权势影响或作用无疑会、也确实会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换句话说，大战略从来就应当是如东汉伟大史学家班固所说的“屈伸异变，强弱相反”（《汉书·匈奴传下》）。这多少类似于汉初“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交互运用，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的合成实践。这指的是一项很重大的最新事态，即中国对外战略看来正在急剧而积极地变化，或曰优化。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的规模宏大的欧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他在２０１４年５月上海“亚信峰会”上作出“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主导”的显要言谈，或是中国提倡并主导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北京ＡＰＥＣ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那显然多少竞争性地针对２０１１年以来已在密集谈判进程中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ＴＰＰ）］，全都可被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迹象或事态，甚至还要加上适才完成实质性谈判的中韩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还有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项目。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明确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与日本较为激烈的对抗、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持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声索的坚定声张。然而，另一方面多少妨碍了中国特别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主要是与日本及美国的冲突风险。因而，很可能从现在到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主要使用基于巨大经济、金融实力和更广泛外交的“战略经济”以增进影响。而上述以北京ＡＰＥＣ峰会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事态，令人强烈倾向于相信中国对外战略的这一重大变迁。如果考虑到中国最近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如果考虑到上述所有重要事态间显著的逻辑关联和内在整合，甚至可以说，一套中国对外大战略———过多的对外政策自相矛盾和波动使得中国在晚近多年里缺乏的东西———正在浮现。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关乎全局的重大优化。

因此，大致可以预料，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在亚洲、西太平洋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首先是日本）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很可能将变得不那么激烈或高热度，但它们将变得更深刻（特别对美国而言）和更广泛。无论如何，对所有有关方面来说，从“战略军事”为主转至“战略经济”为主的前景，将使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带来一种非同小可的战略裨益，亦令美国更难应付这一竞争。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颇重大的一部分任务，是要在广泛强劲而又细致审慎地推进“战略经济”的同时，进一步从强度和频度两方面适当地缓解周边政策中的某些强硬甚而超强硬的方面，争取有分寸地减抑中国某些邻国的疑惧甚或惊惧，从而大大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某种战略“统一战线”。

四

像“战略军事”已有的实践彰显的那样，“战略经济”为主的未来的作为也有审慎从事的必要。需要就“欧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高铁项目输出和“中印缅孟四国经济走廊”的设想和筹划等思考相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第一，中国就此对邻国的讲话要坦率求实，以取信于邻国、正面影响邻国为压倒性的实践目的，谨防直接或间接地自我声言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和道德完美主义者。为此，需要强调邻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取信于别国政府和别国人民，尊重“一带一路”沿线民众的宗教信仰，谨防生成和流露恩赐心态、“老大”心态和急于求利、“义不及利”倾向。

第二，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认识为此进行更长远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中国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注意少说多干，谨防未真干而先大吹。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和猜疑。例如如何让俄国人稍微放心？为此须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经济一体化，不需让渡任何主权，也不会衍生军事意义的战略存在；而且在推进时要较慢，较耐心，一张一弛，有伸有缩。在一定意义上对中亚各共和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亦应如此

第三，中国推进它们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因而一定要分阶段，一定要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我们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地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而具体的战略设想乃至战略规划。

第四，切勿集中关注经贸／投资维度而轻视或忽视安全／外交／文化教育等维度；注意大力且渐进性地构建“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双向的教育建设和人才培养，以便消减中国自身与相关邻国对对方的知识欠缺、技能欠缺和经验欠缺。中国要大大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其他基本情势的学习，大大加强相关的人才培养；教育和学习应当是双向的，其中许多应当是就地的，因为我们懂得太少。同时，我们中间真正愿意懂得中亚、南亚等区域人民的人也太少。要真正懂得并记住“知识就是力量”。

第五，应当高度重视如何表述愿景的问题。一定要强调公平的利益分配，甚而明显偏惠弱国、贫国的利益分配。

第六，“一带一路”在它们的某些部分和某些维度上可以也应当是开放性的更大的国际合作事业，可以也应当有选择地欢迎沿途国家以外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参与。这有助于提高在资本、技术和经验意义上的效率，一方面减抑有些国家的战略性猜疑，另一方面也防止自己战略性自满，同时大概也符合沿途中小国家的愿望和利益。

第七，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就周边关系而言的全局性问题，即大大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的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理顺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即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五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应该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东汉瓦解时期的战略家荀彧给其战略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还有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位置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其次的最大问题，在于能否避免在某些要事上轻视“顺势而行”和“知止”的必要，或者说，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进一步说，战略努力必须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有决定意义。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赴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的最好成就在于完成其中每个历史性的重大阶段。

来源时间：2015/7/30   发布时间：201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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