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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福山眼中的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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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光斌  来源:人民日报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句流行歌词似乎可以用在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身上。1989年柏林墙倒塌,福山发表文章提出“历史终结论”,给西方捧上一杯兴奋剂。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把“历史终结论”坐实了。但历史发展并非如其所言。最近,福山发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出版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历史终结论”到“美国政治衰败论”,福山眼中的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褪色。

  “历史终结论”的内外“敌人”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提出,其哈佛大学的老师亨廷顿就告诉美国人,冷战结束了,但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远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9·11”事件。此后,反恐战争改变了美国人生活方式,影响国际形势至今。其实,“文明的冲突”只是“历史终结论”的外部“敌人”,“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自由民主本身,正是自由民主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何出此言?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幅增加,但成功者寥寥。有的国家陷入内战和分裂,如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乌克兰等;有的国家陷入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如泰国、埃及等;有的国家陷入长期的“无效的民主”,即国家治理效率很低。面对很多国家“民主的回潮”,有竞争性选举而无西方期许的政治自由,美国人又抛出一系列说法,即所谓“无自由的民主”“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等,想撇清这些国家转型失败与自己主张的自由民主的关系。其实,这正说明把党争民主当作核心标尺的自由民主在理论上已经破产。

  自由民主理论的硬伤

  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政体理论。政体是什么?政体从城邦国家时期的统治权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谁统治”,逐渐演变为现代国家的“如何统治”问题,不但包括行政关系、政治经济关系,还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体实际上是权力关系的总和,是国家建设中诸多维度权力关系的总称。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标尺的自由民主论,只是政体的一个维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纵向的选举民主问题。国家建设是综合性的制度建设,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必然导致权力关系扭曲。诸多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把选举式民主当作国家建设的全部关系,以为有了竞争式选举就有了民主、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是错误的,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国家治理。

  几十年来,当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怀着“使命感”推广民主的时候,其所谓民主只是竞争性选举。然而,美国宪法是“审议民主”即我们所说的协商民主的结果;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讲的美国的民主,也不是竞争性选举,而是作为人民主权实现形式的乡镇自治即社会民主。

  否决型政体导致美国“政治衰败”

  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作为一种政治危机不只是今天的话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三边委员会就委托亨廷顿等人写过《民主的危机》,多元民主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

  如果说“历史的终结”是当年福山被“胜利”冲昏头脑时的放言,那么,他最近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中,通过观察美国政治的内在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即否决型政体导致美国“政治衰败”,则已经接近故事的真相。

  为了防止集权,美国设计了一套分权与制衡体制。在这个看上去超级稳定的结构中,分权与制衡使美国的最高权力分散到国会、行政和法院,这就为党派和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自里根总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美国党派之间已经很难合作,党派斗争趋于极化。民众选举出来的政府或者总统也难以有所作为,例如,医保改革几乎流产,高铁计划束之高阁。可见,说美国实行的是“否决型政体”,并不为过。

  否决型政体的主要参与者是利益集团。美国的政策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美国大学有一项最新研究:从1779项政策议案的决策过程来验证,美国的政治性质究竟是精英主义、大众主义还是利益集团?结果表明,美国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枪支泛滥。在民意调查中,要求控枪及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的曾高达90%以上。但是,这么高比例的民意却得不到体现和落实。

  不能体现民意,该做的又做不了,这样的政治在福山看来就是典型的“政治衰败”——其老师亨廷顿曾以此形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福山认为,即使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正自己,如果解决不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因而失去竞争力,也就意味着“政治衰败”。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5

旧文章ID:4770

王缉思:美国靠什么维持自己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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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凤凰网

  《光荣与梦想》这套书讲的是1932-1972年这40年的美国历史。说是光荣与梦想,实际上很多笔墨着落在了危机、暴动、死亡等时代的黑暗面上,更像是在写耻辱与梦魇。1972年到现在,40多年又过去了,如果有人要写这40年的美国,会是怎样的写法呢?

  总体来说,这40年,美国基本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把今天的美国跟1942年、1957年、1972年或者2001的美国相比,美国的硬实力没有下降,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上升了。

  这40年中,让美国人自己感到骄傲的事情有如下这几件。首先,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不是靠与苏联进行“战略对抗”而赢,而是依靠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进步而赢。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次是发动了海湾战争,美国人自己出兵,顺带让盟友日本人、欧洲人出钱,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最终以美国完胜告终。第三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都打赢了,虽然美国的损失也不小。从那之后,美国本土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最后,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都没有完全消散,但美国经济还是复苏了。

  这40年中,美国实力的顶峰时期应该是在克林顿执政的那段时间,特别是他执政的后期,也就是上世纪末。那时,美国的军事实力是绝对的世界第一,美国的军费开支大概相当于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到33%。今天,这个比例大概下降到20%到22%之间。而同一个时间段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4%上升到了12%。

  相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说美国的实力下降了,这倒也没有错,但话说回来,如果拿中国作为参照物的话,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力量都在下降,比如日本和欧洲,可是拿它们跟美国相比的话,美国的实力还是在上升的。

  美国的实力没有下降,那么它是靠什么维持自己的强大?

  法治保障政治

  美国是法治国家,一旦什么事情上升为法律,那就神圣不可侵犯了。在美国,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罪。美国的法治传统保证了它的政治稳定。

  在美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rule of law,以法治国。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法律由国会和各州的议会来制定,司法部门负责确定一件事是不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而一旦出现法律上的争执,不管是小布什和戈尔谁是合法当选的总统,还是同性婚姻是否合法,都是由最高法院来做最终裁定。政府部门只是执行部门。

  举例来说,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的选举争议,最高法院判决结果是5比4,5个倾向保守的法官对4个比较自由化的法官,最后,保守派法官赢了,等于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支持小布什的,所以小布什赢了。那么,人们会不会认为法官不公正?不会,民意调查并没有显示美国人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不称职,或者他们应该被罢免,或者他们有什么私心,这就是法治精神。

  那么,美国的法治精神和法治传统的形成跟什么有关系呢?我想,大概是宗教信仰。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人不信神的话,那么这套法治观念大概就会被消解掉很多东西。

  美国公民有统一的社会价值观

  一个人想成为美国公民,他就必须宣誓服从美国的价值观,理解并且自觉执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把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不是一个种族概念,不是一个宗教观念,也不是一套社会制度,而是一整套的价值体系,这中间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等。

  如果只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这套价值观,美国人最愿意接受的词是“自由”,freedom,或者liberty,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其他的则是一个个圆环,一环套一环地套在一起。

  1942年时,美国黑人还没有选举权,二战后,美国黑人为权利和自由而斗争,很多白人也支持他们,再加上反对文化专制,反对单一宗教或者单一族群把持美国政治命脉的各种思潮,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种族构成也越来越复杂,但是美国的移民大多来自墨西哥和南美洲一些国家,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方面都比较接近,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就容易在美国立足,但是又没有使美国产生过深的种族矛盾。

  如今,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稳稳站住了脚跟,它意味着,不同的种族、族群,持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观念、不同语言、不同性取向的人群都是美国人,都必须相互之间保持宽容。所以,宽容也是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toleration。

  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多元的宗教。《光荣与梦想》中已经提到,伊斯兰教在美国黑人之间很盛行。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信仰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里面有天主教、东正教等不同教派。

  不管哪个美国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或就职演说时,最后总要加上God Bless America。我们总习惯于把它翻译成“上帝保佑美国”,其实,对于多元宗教的美国来说,这句话译成“神佑美国”会更贴切,God不一定是指基督教里的上帝,而可以是伊斯兰教里的真主,或者是其他宗教里的神。

  实际上,在美国人中也是有守旧派的,而且人数也不少。塞缪尔·亨廷顿写了本书《我们是谁》,他认为,白人的基督教主流文化才是美国人应该维护的,越来越多的移民令美国不再是美国了。

  不过,亨廷顿的想法如今很难占到主流地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联邦最高法院宣判说,各个州不应该制订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美国大公司纷纷站出来说这个判决很好。在美国,什么都要宽容,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的存在,这是一种招牌,国家拿这个做招牌,公司也要拿这个做招牌,就是diversity,Ethnic diversity,Religious diversity,发展到性取向也可以diversity。下一步也许是废除死刑吧,欧洲人不是老非议美国现在还执行死刑吗?但是,有一件事,美国人的态度就是很难改变,那就是枪支,美国人说,拿枪是我们的自由。

  所以说,美国既有变化,又抓住一个根本的宗旨,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从总体来说是不变的,不变中间又有变,变中间又有不变。不变的那些,都是以自由为核心的,既然个人是自由的,那么只要我没有妨碍到你,都是可以的。大家都崇尚自由,那么“我们就都是美国人,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从美国建国初期开始就有这种价值观,它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里根就说过,政府是一种恶,是无法摆脱的恶,政府不应该管得太多;另一种自由观则比较“进步”,认为政府要起到更大的作用。克林顿说,政府要稍微多管一点,奥巴马也说,政府要作为一种平衡器,去消除不公正,消除或者减少贫富差距。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是自由主义,它们在永恒的争论中寻找平衡,最终还是一种自由主义价值观。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比欧洲很多国家都要更自由,或者说都要更“右”。有两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The right Nation,“正确的国家”,或者说美国是一个右翼的国家,美国比欧洲还要右。

  社会管社会:公民社会与技术创新

  美国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非常发达,人们自由结社,表达自己的诉求。发达的公民社会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保护了弱势群体,也促进了这个国家经济的社会的发展,缓解一些社会的压力,并成为有效的纠错机制。

  在《光荣与梦想》这本书里,作者讲了很多激进的东西,但是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暴力革命、巨烈的社会动荡,却不大会发生在美国,这主要依靠的就是公民社会发挥的那种平衡器作用。

  今天的美国人也是这样,你可以反对很多东西,但是要解决好个人的问题。哪个方面有问题,都有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可以求助。

  让这个社会由社会自己来管理,这是美国的一个诀窍。

  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跟前三点联在一起。比如说技术创新,你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你弄技术创新干什么,你弄完了以后别人偷走了,不值。还有你得比较有钱,钱从哪来呢?公民社会,那你结社自由了,然后你弄个基金会,有慈善机构,有人支持你。所以技术创新呢,是美国前进的很大动力,直到今天,前几年很重大的事,现在说来还很有意义。美国页岩油、页岩气(技术),一下就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天然气超过了俄罗斯,石油超过了沙特阿拉伯,世界第一,我以后用不着大规模的去海外找油去了,中东不那么重要了。那么,这些当然就靠着它的技术创新。

  美国人产权非常分明,这个产权分明就对于技术创新就很有好处,有很多创新技术以后,产品的成果和利润如何分配,法律上清清楚楚。这就是美国前进的巨大的动力。

  那么,技术创新也还要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比如美国的智库,它们与我们“智库热”的那些产物不是一回事。美国的智库在制度、技术、法律上是有一系列保障的。技术创新的根本还是人。美国的技术创新靠什么人呢?靠外国人,靠把世界各地科学技术精英吸引到美国去。于是,中国人去了,日本人去了,印度人去了,欧洲人去了,都为美国人服务,这是美国人强大的地方。

  假想敌是美国的刚需

  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的视角》。他经常在各种场合说,中国现在很厉害,没有石油,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就靠双手成了这么强大的国家,美国如果再不努力,将来美国的孩子就都要学中文了。我就对他说,他是在故意夸大中国的力量,拿这个来警示美国人。

  美国习惯于夸大对手的力量,然后战而胜之,增强自己的内部凝聚力,这是美国的一个特点。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刺激到了美国人的神经,然后美国大干快上,很快在航天技术方面超越了苏联。一个外部的竞争对手,对美国来说是必需品。过去是苏联,苏联解体后,这一项空缺,所以内部凝聚力似乎有所下降。

  亨廷顿说过,“最理想的‘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经济上跟美国竞争,军事上逐渐有机会超过美国。”放在今时今日,想来想去,这不就是中国嘛。所以总有些美国人非要把中国说成是敌人,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想跟中国开战,那么说,只是他们需要激励自己而已。

  不过,奥巴马上台以来有一个口号叫做“不干蠢事”,英文叫Don’t Do Stupid Stuff,简称叫“DDSS”。那么谁干过蠢事呢,当然是小布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虽然是胜利者,可是值得花那么大的代价吗?现在的美国人,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去管外国的闲事,有人把这叫“新孤立主义”。用中国人的话说,美国人是“力不从心”,但实际上,我认为,应该说是美国人“心不从力”,出兵外国打个胜仗的实力美国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想打了。

  美国人的思想开始有了一点点变化,那就是外部世界并不像美国人想象的那么黑白分明,不像美国人想象的那样不是民主就是独裁。一个在他们眼睛里看起来很独裁的国家,中国,经济地位居然能够上升得那么快,这对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冷战结束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在走民主化的道路,即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现在回过头去看,美国人有点恍惚了,若再以过去的标准看世界,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吧。

  根据2015年6月30日阿里中经读书会第一场《光荣与梦想》 演讲内容整理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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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7.0%是造假的西方媒体太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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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多家西方主流新闻机构质疑中国二季度GDP增长7.0%数据的真实性,并且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故意“造假账”,目的是为了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它们的理由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二季度和一季度的增长率完全一样,都是7.0%。而中国今年的增长目标又是7%,“这太巧了”。

  因为“巧”而质疑中国“造假账”,这一逻辑太不严谨,简直可以称之为轻佻。而且直接指着中国的鼻子表达对这一数据的不悦,都不掩饰很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低些,西方大媒体的这种表现让人失望。

  统计中国的经济数据是一项挑战性蛮大的工作,做到十分精准的确挺难的,一些西方人士如果对中国的统计方法存有争议,也不奇怪。但中国的统计是连续性的,方法之争并不影响中方数据的权威性。

  让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配合”政府的工作,这样的诱惑恐怕从来都存在。同样的诱惑存在于世界各地。然而中国在中央层面早就战胜了这种诱惑,国家统计局如实、客观开展工作已经由《统计法》做出保障,任何人指使统计局造假,或者统计局为迎合权力的意愿故意制造虚假数字,都是犯罪行为。

  外界一些人以为中国政府有影响国家统计局工作的强烈愿望,并且能够很轻易地施加这种影响,这是对中国政府内部运行实际情形的误解。

  此外,虽说中国GDP增速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但现在不能说是整个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候。一是因为增速的降幅已经缩得很小,企稳回暖的迹象已经出现。二是社会和舆论已经适应了当前的GDP增速水平,对更低一些的增速,比如说六点几个百分点也是能够承受的。一个低于7.0%的数据和一个为了7.0%的造假行为,后者的社会风险现在要明显大得多,中国没有承担这种风险的动机。

  国家统计局这些年公布过无数对当时中国“理想的”或者“不理想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所处的政治环境一直差不多,如果说现在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反腐败增加了所有官员的责任意识,只要做了坏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断言今天国家统计局比在这之前更容易走向数据造假,这种结论是缺乏基础的。

  给“巧合的数字”扣“造假”的帽子,这是很不专业的质疑,其所对应的水平几乎同网络愤青无异。“国家说7%,统计局出来的就是7.0%”,这多像互联网上的牢骚话。国家提出的目标不是7.0%,而是“7%左右”。由于第三第四季度的趋势被预估高于7.0%,这意味着全年的数据很有可能也非7.0%,而是会高于它。

  当然,外界因为数据稍有巧合就对中国官方的诚信产生怀疑,这也说明中国官方的公信力不够牢固,它在一些本不该发生诚信质疑的地方仍面临着自证清白的压力。

  然而需要指出,西方舆论同中国政府经常在描述中国经济时发生分歧,但回顾这些年的情况,不能不说,西方舆论看错、误读中国经济形势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那些喜欢对中国经济乱下结论,尤其是动不动就怀疑中国经济数据“造假”的西方人士该长些记性了。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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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明:霸权周期理论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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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光明  来源:《当代亚太》2002年第2期(总第86期).

  世界政治长波论:霸权体系周期性更迭的理论源流

  对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周期性发展变化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西方理论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汉斯·摩根索、汉迪·布尔以及肯尼斯·沃尔兹等为代表的新旧现实主义者从国家实力政治和力量均衡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亘古不变的本质特征,并且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的自助性和国际权力的平衡性是惟一重复的现象;国际体系内至多存在某种“拱形”(overarching)的连续性,但不会有起伏跌宕且周而复始的所谓“循环”。而以莫德尔斯基、罗伯特·吉尔平等为代表的新旧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就像表面上混沌无序的国内经济生活存在着起伏升降、长短不一的各种周期一样,国际政治生活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各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并且对于特定的周期而言,都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或国家集团,这一霸权国家(集团)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还为该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注:相关争论转引自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25页。)。

  这种周期论的观点最早见于康德拉季耶夫的世界经济长波理论和汤因比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周期理论。康德拉委耶夫指出,在从1780年至今的两百多年里,世界经济出现了三次大的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50年。汤因比认为,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大约每隔50年便有一场大的战争,16世纪以后,国际体系便存在着一个以115年为周期的“全面战争”与“全面和平”的大循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实力地位不断衰落的现实和力图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动,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学术界对霸权及其兴衰变化的研究,学者们以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为切入点,比较深刻地探求了历史上国际体系变迁中霸权国家兴衰更迭的过程及规律,并对霸权体系中的权力架构、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以及霸权体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约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具有相当解释力的理论和观点,并由此而构建起相对完整的霸权周期理论体系。

  莫德尔斯基是霸权周期论的开拓者。他认为,全球政治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强国为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以世界强国为中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在经历一定时期后都会崩溃、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以新的世界强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世界强国的出现及世界领导权的更迭呈现出某种共性的周期现象,一个周期大约是100年到120年,分为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约30年。构成周期变动的主线是:全球战争导致世界强国的出现,而世界强国出现后又总会出现它的挑战者与之相抗衡。

  莫德尔斯基详细分析了霸权体系周期性更迭的全过程。他认为,每个周期的开始都是一个导致“全球战争”的“软弱组织”时期。“全球战争”是围绕与世界政治结构相关联的诸问题而引发的全球大国间的战争,它是世界政治体系决定性的转折点,而两次战争之间便是长波时期。“全球战争”的结果是世界强国的出现,并导致新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莫德尔斯基认为,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从地理位置来看,必须是有“安全保障剩余”(surplus security)的岛国或半岛国家;第二,从战略力量来看,要有全球性的海军力量以及其他可资利用的政治或战略组织;第三,从经济实力来看,要能够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第四,从社会组织能力来看,要有开放和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即便有偶尔的内乱或政局不稳等问题,也不足以削弱其对外领导作用。莫德尔斯基同时指出,在国际体系中,随着世界强国国力的衰落,它领导世界的合法性也会随之消失,这时全球体系就从世界强国阶段进入非正统化阶段。从历史上来看,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时,都必然会出现一个谋求世界领导权的挑战国(或挑战集团)。自1500年以来,先后成为挑战国的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这些挑战国为了攫取世界领导权,不惜发动战争。然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曾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注: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i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No.20,1978),p.214-238。)。

  莫德尔斯基的长波论还探讨了世界政治周期与世界经济长波(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世界政治长波的变化与世界经济长波的变化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关联性,其主要特征是:(1)霸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往往与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相伴而生,互为因果;(2)世界政治大国主导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它不仅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国家,经济规模大、生产力水平高、市场容量广,而且还是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创新的源泉,是世界最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以及世界经济运行规范的制定者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协调者,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霸权代价:霸权体系周期性更迭的原因分析

  所有对国际霸权周期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直接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家的兴衰、或曰霸权更迭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在西方理论界主要有两派观点。

  罗伯特·吉尔平等人认为,内因是国家衰退的主因。吉尔平解释国家衰退的理论支点是报酬递减规律。他认为,根据报酬递减规律,增加投入会增加产出,但是这种正向增加达到某个水准之后就停止了。超出这个水准以后,虽然还可以再增加投入,但是产出与投入已经无法成正比,高投入带来的却是低产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也将随之而减缓,并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衰退。据此,一个国家开始兴起时,由于距离报酬递减水准很远,所以增长很快,大量投入不断刺激大量产出;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膨胀,规模经济带来更大的利润,这个国家的实力也会迅速增强。但是,当国家进入成熟期以后,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它的控制收益开始递减,另一方面它维持控制的成本却越来越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也开始变得高于其边际收益,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这个霸权国家支配地位的衰落(注: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83页。)。将效益递减规律应用到对霸权周期现象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霸权国是已经处于成熟期的国家,因而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逐渐失去创新、自由与活力的后发展阶段。新兴国家由于其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先进性及协调性、技术革新的低成本以及处于民族上升时期所释放出来的特有的民族向心力、自豪感及群体活力等等,使得它的发展速度及增长效率必然要超出已有的霸权国家。这种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在增长速度和增长效益上的非同步性现象会使霸权国家的国力相对下降,新兴大国的国力相对上升,其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国际系统中实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亦即国际体系的更迭。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导致霸权国家衰退的诸多因素中,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分析的立足点是:霸权国家首先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有着全球利益,所以,国际环境对于霸权国家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霸权国家的内部发展当然不能与其统治国际系统、影响国际事务的需要分割开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霸权国家既然统治国际系统,就必然要承担国际义务,提供统治国际系统和维持国际系统秩序所需要的公共物资,这就需要霸权国家承担相当高的统治和管理成本。然而,向整个国际系统提供公共物资,即便是对一个极其富有的国家来说,也是一种高得难以承受的成本,这种成本便是霸权国家为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所必须付出的“霸权代价”。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尤其是霸权国,一般来说都有着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承诺,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保障整个霸权体系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环境,为达此目的,霸权国家需要建立和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霸权国家就往往要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所谓帝国战线过长、负担过重的难题: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同其他国家竞争,必须建立和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讲,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可以互补,但如果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需要的费用过高,同时在经济上又要提供过多的国际援助,国家就会逐步耗尽财富,并最终危及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随之而来的无疑是该霸权国家及其所主导下的霸权体系的衰退。罗伯特·基欧汉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霸权国家与国际系统的关系。他认为,霸权国家是国际霸权系统最大的受益者,霸权国家为了维持这种有益的国际系统,就必须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的公共物资。但是,为了维持系统秩序、维持同盟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霸权国同时不得不允许它的同盟国采取免费搭车(free fiding)的行为。久而久之,维持国际系统的成本就会大大超出霸权国自身的能力,霸权国维持国际系统的需求和它自身资源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所以,过多的国际承诺导致过高的系统维持成本,并最终导致霸权国家本身的衰退和世界霸权体系的动摇(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霸权护持:霸权体系中的矛盾与冲突

  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一再表明,任何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每个霸权国家在它的霸权受到威胁和挑战时,都会竭尽全力维持它已有的霸权地位。历史上的霸权继承无一不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霸权国家维护霸权地位的决心和霸权体系更迭的残酷性。那么,霸权国家怎样才能维持其霸权地位、延缓其霸权地位的衰落呢?或者说,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战略又是什么呢?这是所有研究世界政治周期性现象的学者们都想解决的难题。

  对霸权国家在霸权体系中所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对策分析是讨论霸权国家霸权护持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个成熟的霸权体系中,霸权国家霸权地位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差距,这个差距越大,霸权国就感到越安全。有人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超过、不等于或不接近霸权国家的权力,就不会对霸权国家形成威胁。其实这种认识只有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是错误的。因为不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中,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对比,即各行为主体在动态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力量差距。相对于国际关系而言,绝对层面上的力量或权力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具有实际意义的权力是相对权力。因此,在霸权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总要在自己和可能的挑战者之间设定一个自己认定的、可以接受的权力距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系统大国,只要与霸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在缩小,并且有超过霸权国家认定的临界值的危险,就会对霸权国家构成心理上的“现实”挑战,就会引起霸权国家的警惕与防范。因此,霸权国家对霸权地位的护持,从本质上讲,就是要防止和抑制挑战国家的出现,竭力保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并将这种差距始终保持在一个它所认定的安全常数上,以期使它始终能够在权力差距方面拥有所谓的“确保安全”的优势(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36页。)。

  对于任何个人或国家而言,要想加大自己与他人或他国之间的权力差距,选择无非只有两种方式:增加自身力量或者削弱他人力量。因此,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战略也就只能有两种基本的模式选择:一是增加自身的实力,使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权力加大,从而依靠自己的实力保持或恢复在霸权结构中的地位;二是削弱其他国家的权力,尤其是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的实力,从而使自己的相对权力加大。第一种方法主要涉及国内政策,因为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是加强自身权力基础和权力资源的关键;第二种方法则主要与外交有关,因为这是在自己的可见权力资源没有净增加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相对权力,这种方法的目标是以霸权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为主要目标。

  在霸权护持战略中,削弱霸权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以增加霸权国家相对权力的做法是一种比加强霸权国家自身实力以增加霸权国家绝对权力更为有效而且成本更为低廉的战略选择。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削弱挑战国实力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常见的主要有:对挑战国进行经济和技术封锁,以延缓其国力增长的速度;支持挑战国内部的反对力量,以制造挑战国内部的社会动荡;以及对挑战国进行舆论攻击,以降低其文化的影响力和制度的号召力等。但最为有效的还是使挑战国卷入军事冲突并在冲突中支持它的敌人,从而利用他国之手达到削弱自己对手的战略目的。

  霸权周期理论对构建新世纪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启迪

  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就必须了解并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判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符合国情、世情的长远战略。在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性关头,霸权周期理论至少可以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解读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构建新世纪中国的对外战略提供以下的启迪。

  1.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际体系是中国实现崛起所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对当今世界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美国及其西方联盟的这种霸主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2)军事联盟覆盖面最广,军事投送能力最强;(3)政治及意识形态最具号召力;(4)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最深。

  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国际组织等四个核心领域的霸权地位,构筑起了相对完善和稳定的美式霸权体系(pax-American)。如果按照莫德尔斯基所认为的1914年为美式霸权开始的起点,以120年为一个霸权演变的完整周期,那么70年代西方经济的大规模衰退和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被认为是美式霸权中第一小周期的结束,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由于苏联解体后所带来的美国相对权力的上升,则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个小周期的上升和发展阶段。不论是从霸权周期性更迭的内在规律来看,还是从美国现有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来看,在未来20~30年之内,美式国际体系仍然是中国所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2.中国是美式霸权体系的挑战者,至少是潜在的挑战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基本定位

  按照已有的霸权理论模式,每个霸权体系在建立之后,都会出现一个霸权的挑战者与之相抗衡,霸权国家与挑战者之间的这种斗争,将会对整个霸权体系带来全局性的影响;而霸权国家的最高国家利益就是限制和削弱霸权的挑战者,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在冷战结束以前,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运作方式、优越的地缘位置及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一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为霸权的挑战者,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所有的对抗与斗争,都可以从霸权的争夺与维护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在当时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只不过被认为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或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中美之间当时巨大的实力差距和美苏之间激烈的斗争,都使得美国不可能把中国当作是它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需要加以防范、不致使其快速发展的潜在挑战者而已。

  80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两件大事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本质:一是苏联的解体。这使美国失去了全球层面上的主要对手,并可以乘机将霸权维护的重点转向对付那些地区性的潜在对手,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以及冷战后林林总总的许多“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干预”便是美国为消除其各种霸权挑战者所做的具体努力。中国因自己鲜明的非西方政治意识文化、巨大的政治经济潜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而在美国所认定的霸权挑战者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美国在霸权护持斗争中需要防范的头号敌人。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实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使得中美之间相对权力的差距缩小,美国对来自“中国威胁”的现实感陡然增大。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好坏正好和中美之间国力对比的变化成反比,中美国力对比差距越大,中美关系就越好;反之,如果中国国内社会稳定,政治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缩小,则中美关系就恶化。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美国力图在中美之间维持一定实力差距的霸权护持的战略选择,同时也说明了美国把中国当作其霸权挑战者的基本战略定位。

  3.在谋求国力发展的同时,尽量避免被当作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是今后中国外交所必须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封闭、动荡、战争和磨难之后,古老的中国必将在21世纪走向复兴和辉煌。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政治家们主要表现出两种战略取向。以持温和立场为代表的稳健派认为,西方支付不起以武力压制中国崛起的代价,因此应该对中国采取接触与对话的政策,应该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协调,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听话”的大国。这些人多以新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为主,克林顿第二任政府期间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主张的最好体现。我们国内的一些舆论媒体有时也不太恰当地为其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另一种就是以现实主义者为代表的右翼强硬势力,这些人秉承西方殖民主义者实力政治的衣钵,要求以强硬的手段“改造”中国,迫使中国按照西方的意图行事。这些人念念不忘当年反对法西斯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胜利,他们坚信凭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优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西方阵营能够战胜任何威胁和挑战,能够支付起任何霸权护持的代价。这些人以经历过冷战的右翼政客和保守知识分子为主体,现任总统布什及其执政班子便是这种围堵战略的典型代表。这两种对华战略虽然政策选择和表现形式都各不相同,但其本质内容是一样的,那就是防止中国的崛起对西方的利益造成损害!

  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而言,其实也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发展经济;为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就必须和西方国家拉开一定的距离;但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又会加深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和不安全感,刺激西方国家进一步防范和围堵中国。所以,在新的世纪里,特别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如何在增强综合国力与改善国际环境之间求得平衡,将是对中国外交和战略家们的最大考验。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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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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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丹丹,苏鑫鑫  来源:《飞航导弹》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美国意识到其技术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于1958年应运而生,目的在于:一方面打造本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另一方面防止世界其它国家的科技创新技术优势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在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DARPA的成就举世瞩目,互联网、GPS、隐形战机、高超声速飞机、智能语音助手Siri等,都诞生于DARPA。DARPA卓越成就背后的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值得探究。

  1. DARPA的组织管理模式

  DARPA通过高效的组织架构、灵活的研究团队和高度自主的授权机制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的潜力,营造开放的、利于创新的科研环境。

  1.1高效的组织架构

  DARPA拥有一个扁平化的高度有效的管理机构,主要由6个技术项目办公室和5个职能办公室组成,局长是最高行政首长。其组织架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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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DARPA组织架构图

  其组织架构有两个特点:一是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可缩短决策流程。项目办公室彼此完全独立,享有完全的自主决策权,这有利于激发项目经理的潜能,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二是因时因需调整机构设置,每个技术办公室的确立完全由战略规划的需求决定,随总体战略进行调整。比如:1958~1965年,其战略技术研究方向为太空技术、核试验技术和能源技术,到1976~1981年,调整为海陆空天军事技术;又如,2014年4月,为进行生物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利用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保障国家安全,DARPA成立了生物技术办公室。

  1.2灵活的项目团队

  与传统项目团队相比,DARPA团队成员的灵活性更强。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其能够从更广的范围以更快的速度招募到更有才干的科研人员。此外,随着技术瓶颈不断被解决和新的技术难点的出现,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随时快速调整。这种机制使DARPA能够为一个项目招募到来自五个国家30个机构(包括大学、系统集成商以及零配件供应商)的40余名世界顶级的科研人员,从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解决大部分的重要技术瓶颈。相对于长期雇佣来说,DARPA的灵活项目组成方式无疑更加高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DARPA本身没有任何实验室,鼓励团队成员在各自所属的机构工作,每年至少聚集两次来汇报并讨论项目进展情况。以MEMS项目为例,团队成员分布在多个大学、各类公司以及政府实验室等各类机构中分别开展工作。

  临时团队并不代表没有约束。DARPA会为项目设定固定的周期(最长为五年),从而营造“紧迫”的工作氛围,激发科研人员的热情。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项目的既定目标没有实现,就会有其他的团队和方案进入。DARPA每年有20%的资金用于新项目研发,因此没有较大进展的一些项目就会遭到淘汰,这就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机制。此外,临时团队意味着有限的任期,其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管理人员不会花时间在机构里扶植派系势力,这是DARPA与官僚主义绝缘的一个关键。

  1.3高度的授权机制

  DARPA认为项目经理是保持其健壮与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项目经理全权负责团队成员的招募、技术细节的管理,拥有做出主要决定的权利;在项目经费的使用方面,项目经理拥有高度的自主支配权,有权削减没有取得进展的团队的研究经费,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更有希望实现技术突破的团队。项目经理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虽然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但这是加快研发进程、避免重复研发的有效保证。而DARPA局长不干预各个项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只负责战略性的规划与协调,保证整个机构能够按既定的规则行事。

  赋予高技术研发团队高度的自主权对于保护创新思想、孕育创新成果非常重要。20世纪70年代,在DARPA进行隐身技术的研发期间,美国空军最初表示对该项技术没有需求并一再阻拦,如果DARPA的团队没有自主权坚持相关研究计划的话,可能至今美国都不会拥有隐身战机。

  2 DARPA的投资领域选择

  DARPA瞄准未来需求,将应用驱动和需求牵引视作选择技术投资领域的重要标准,将高风险、高回报作为项目投资理念。

  2.1瞄准未来需求

  DARPA着重于投资受应用驱动、受需求牵引的科学研究领域,注重感知未来的潜在需求,其对某些新技术的研究往往比其实际应用提前数十年。DARPA在2013版战略框架文件中指出,其主要使命是为具有战略影响作用的研发项目(常伴有高风险)提供资金,通过保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其四大投资主线分别为颠覆性的新系统技术,多层次多技术融合的作战概念,适应性强的系统和解决方案,打破敌我双方成本平衡的创新。

  DARPA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识别需要研究且值得研究的项目:

  一是识别即将或已经达到转折点的技术领域,该技术通常能够通过新的方式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以微机电系统(MEMS)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传感器和传动装置的应用研究使MEMS成为新兴的前途光明的领域。美国多个大学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DARPA的项目团队在大学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与实际军事需求相结合,将MEMS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如下三个军事应用领域:惯性导航(用于制导武器及建筑物内的士兵跟踪)、光转换和显示(用于航空和地空通信系统)以及片上实验室(能够快速完成生物武器探测和残留物识别等任务)。这些研究为等离子物理学、流体动力学、材料学等多个科学领域开辟了新天地。

  二是通过发现现有技术无法满足新的用户需求来识别应当研究的技术领域。DARPA正在进行的高超声速飞行器试验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提出了“60分钟全球到达”的军事需求,而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研制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在高超声速飞行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温度甚至达到摄氏2000度左右,如此高的温度对材料的性能、组装工艺、气动控制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这些是现有技术无法实现的,也就成为了DARPA集智攻关的重点技术方向。

  2.2追求高风险、高回报

  高风险、高投入产出比,是DARPA的项目投资理念。为了维持这一发展目标不变,DARPA鼓励首创,同时容忍失败,形成了正视风险、管理风险、敢于承担风险的文化。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DARPA在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完成了多个高投入产出比的技术研发项目并成功应用于实践。

  表1 DARPA多个高投入产出比的技术项目

技术领域

DARPA投资额

(百万美元)

工业产出值

(百万美元)

投入产出比

因特网

4

3500000

875000

GPS全球定位系统

6

70000

11667

Siri

5

14000

2800

  数据来源:美国MC公司

  众所周知,互联网诞生于DARPA的“维拉”项目。40年前,美苏的冷战对峙中,为了检测前苏联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地下核爆试验,DARPA在全球设立了130多个监测中心。“维拉”项目通过一个特殊的网络协议把这些监测中心连接起来,实现数据共享和软件漫游。后来这一监测网还用于监测全球各个角落的地震情况。据美国MC公司的调研分析,互联网对全球主要十国GDP贡献总值在2010年就达到了17000亿美元,由此保守估计,对全球GDP的贡献超过35000亿美元。

  苹果公司的Siri源于10余年前DARPA规划的一个叫做PAL(Personalized Assistant that Learns)的项目,并投资研发了CALO系统(名称来源于一个拉丁词汇,意思是“战士的仆人”),这与DARPA的研发初衷——开发一个用于军事的可认知和学习分析的软件系统是相吻合的。如今这一研发成果被苹果公司利用以便利人们的生活。仅靠这一项技术,iPhone 4S在半年时间内就创造了超过6000万台的出货量,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3 DARPA促进成果转化的途径

  联合多方促进产学研合作,着力构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是DARPA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

  在技术研发期间,DARPA经常举行技术研讨会以及各类交流演示活动,将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参与者,包括项目经理、军方官员、承包商、合作伙伴以及一些愿意为DARPA工作的研究人员聚集到一起,展示非涉密项目的最新进展。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帮助研发团队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同时为后续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打基础。

  项目进展顺利进入技术培育阶段后,项目经理会寻找具备一定技术基础的高技术公司进行技术培育。由于技术培育存在风险,DARPA会资助不同的高技术公司分别进行尝试,从而降低“把鸡蛋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的风险。

  技术培育成熟后,DARPA将成熟的技术转移给相关军种,由军方与成熟企业通过招标方式签订合同,进行原型机改进设计、试制生产,然后提供给军方使用,最终也可能转为民用。相关军种在产品应用过程中不断改进高成本、高风险的“技术原型机”,推出各种“低风险原型机”。一旦大企业或者新兴公司认为新技术产品风险已降低并可带来利润时就会投标,进入后续程序,使之成为“成功商品”,走上盈利的道路。

  可以看出,DARPA卓越成就的背后,有科学的、适宜其快速发展的组织运行机制作支撑。扁平灵活的组织架构与高度授权相结合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其保护创新思想、提高决策效率的组织基础;瞄准未来需求、追求高风险与高回报的投资理念是其获得高投入产出比的重要保证;联合多方促进产学研合作,着力构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是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DARPA的组织运行机制值得学习与借鉴。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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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可以吵,但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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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  来源:环球时报

  近期,中美关系的守护人们开始担忧起来,甚至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是不是迎来了一个“临界点”。近年来,中国积极通过立法等手段,把美国试图搅动的“颜色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而美国对中国的“扩张”手段是高调重返亚洲,为那些同中国有领土和岛屿争端的国家撑腰,并开始思考是不是把对华政策从“接触”变为“遏制”。

  笔者认为,中美关系的守护人们可以尽情就双边关系的矛盾、纠葛等任性地吵,无休止地辩,但是不能“闹”。因为,中美好,世界安;中美闹,世界乱。一贯被中国视为敌对势力代表索罗斯也在《纽约书评》发表文章称,中美只有成为“伙伴”才能避免战争。在他看来,现存国际机构已无力抑制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扩散,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做法正颠覆由美国和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如果美国在此刻跟中国“闹”,那整个世界可能会因中美冲突而陷于战火和灾难之中。

  假设中国因美国在对台军售、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做得太过,而拒绝与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重建阿富汗、稳定伊拉克和叙利亚转型问题上合作,世界可能会进入一个更为混乱和危机四伏的状态。如果美国因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强硬姿态,而加速将精锐装备调入亚太地区,中国可能与美进入“军备竞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更多困难。再假设中美拒绝在气候、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反恐、核扩散、传染病、金融和经济危机等问题上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的话,这个世界将面临一个混乱局面,既没有领导,也没有可依赖的国际准则。更严重的假设是两国若中止与对方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地位就会立刻终止。这样的相互掣肘和制裁将导致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漫长的,甚至没有终点的冬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教授在给美国现任东盟大使赫齐建(Nina Hachigian)的一封信里说,对中国来说,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做出三个承诺:一、中国不会通过暴力手段毁灭现存国际秩序;二、中国不会与美国进入冷战,并挑战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三、中国希望找到双赢的、非零和的方式与美国共同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一起塑造这个世界的未来。赫齐建回复说,美国也可对中国做出三个承诺,美国欢迎和尊重一个富强、成功和循规蹈矩的中国;美国试图通过对话并按国际常规及尊重对方的方式解决与中国的分歧;美国欢迎中国和平与建设性地介入和领导区域及世界事务。

  袁鹏和赫齐建们不过是中美关系的中层守护人。他们常常在各种会议和其他场合发生争执并指责对方没有诚意或者虚情假意,但他们都知道这个双边关系是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的柱石。他们之间的争吵不过是为了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9月见面前,让更多的人清晰而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双边关系对中国和美国的稳定与发展太重要、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共建太重要,对整个世界的“同此凉热“太重要。▲(作者是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心共同主任)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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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哈佛汉学家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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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悦笛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谈到“哈佛看中国”,它在中国的意义就不可小窥,因为在本土许多大众眼中,这种大洋彼岸的遥远凝视,似乎就代表着“美国看中国”,乃至于“世界看中国”。由张冠梓主编的《哈佛看中国:全球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谈中国问题》(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近70万字的篇幅,对于哈佛大学健在的共47位汉学家与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出这座世界学术名府“本色的中国观”。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仅仅是从“哈佛视角”看中国,由于采取了国内学人直接访谈的形式,这三卷本实际上也是通过“中国视角”来看哈佛,或者进一步来说,这是一种中美之间的“互看”。

  如果拨开出版商们用“哈佛”作为标签的教材教辅、学术秘笈及经商宝典的噱头,回到这所美国“常春藤联盟学校”的纯学术本位,那么,最为本土思想界所广为接受的两位哈佛巨子:一位就是开创了东亚研究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另一位则是拓展了思想维度的思想史家本雅明·史华兹。然而,在费正清所身处的“冷战时代”,他更多把“中国”看作是面对西方刺激而产生反应的对应物,这种被动反应的存在居然具有某种后殖民的“东方想象”的意味,然而,即使是这样伟大而严谨的汉学家,也并未将中国看作是自主的对象。

  深入中国的腹地才能了解中国,这到了史华兹的时代才成为现实。在中美开始交通的时代,史华兹力图运用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表面上的差异从而来寻求中国思想当中的普遍性或者所谓的“思想的一致性”。这就与另一位英国著名汉学大家葛瑞汉(A ngus C .G raham )的理路刚好相反,后者则努力透过中西之间所有的共同之处,来发现受文化差异制约的、同汉语与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思想差异或者“关键词汇的差异”。但无论是“求同存异”也好,还是“求异存同”也罢,“同”都是比较的基础,哈佛对中国的关注与中国对哈佛的反应,之所以愈来愈密切,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们有着可以相互沟通的各种平台。

  然而,从费正清到史华兹活跃的战后年代,中国还是政治封闭的国度,他们的研究都是在几十年之后“时间错位”地移植到了中国。而且,那时美国的“中国观”基本上皆带有“政治的意图”,费正清的贡献既在于将近现代中国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部分,但是他还是把中国研究打造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实用性的学问。然而,费正清所强调的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条件来理解中国的基本思想,在哈佛乃至美国的中国研究当中至今仍一脉相承。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奥运盛会结束,而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已非原初的那个“仅仅属于中国自己”的中国,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角色在世界之林当中由于经济的升级与外交的成功而广被注视。在中国从边缘移动到中心的意义上,《哈佛看中国》在这个“全球对话”时代,为我们展现出来了哈佛对于“当下中国”的研究、观感和体认,也就是为我们展现出在史华兹之后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魅力所在。

  张冠梓和他的“哈佛计划”

  2008年夏季,张冠梓作为访问学者在造访哈佛之前,萌生了“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访谈活动”的宏伟计划。他将长达23页、中英双语的《工作手册》呈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并获得了相应的资助。而后来到哈佛他利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预期的规划。但身居哈佛还仅得“地利”,关键还需要邀请更多的参与者来实现这个计划,所以,张冠梓认定的参加访谈的学者的基本条件为:专业研究领域应与被访问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相同或相近;已获得一定学术成绩,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研究员以上职称;以中国前来哈佛求学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但也可以是外国中青年学者。从访谈者的阵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佛计划”的层次。从“人和”的意义上看,这个历史上最大一次“哈佛大学访谈活动”。其中,哈佛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教授对于推动这一工作来说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这些哈佛访谈录,具有共同的两个特色:从形式上说,采取的皆为“一对一访谈模式”,从而使得访谈内容更为深入,张冠梓本人为了访谈,还曾选修了访谈者半年的课之后而进行;从内涵上讲,都带有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这是由于访谈者都在学术前沿工作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所以这些访谈就不仅仅是“就学术而论学术”,反而充满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由此,张冠梓对于访谈做出的基本定位就是:访谈提纲由访谈双方协商确定,被访者从本研究领域出发,谈对中国问题的总体看法,有自己原创性、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并发表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参加访谈的中国学者,张冠梓也要求访谈记录应确保客观、真实;应力求有深度、有思想性、有学术性;应力求可读性较强,便于其他专业的人士阅读。这些都保证了《哈佛看中国》的高质量和新鲜度,我们拟从三个中国化的视角来反观哈佛的“中国观”。

  “复数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与学术

  首先,《哈佛看中国》让我们通过哈佛视角看到了“复数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我们知道,所谓的“波士顿儒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都影响巨大,在文化与学术访谈录当中,杜维明先生首当其冲。他的一贯主张仍是:要使儒学成为“中华文明”、“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精神资源和源头活水,海外新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地方价值的全球意义和普世意义开发出来。面对国内日前正在升温的“国学热”,哈佛受访者的态度和立场尽管不同,但是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复兴,确实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希望,因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西化思潮之后,这些外来关照者更为关注国内的“新保守主义”潮流。但遗憾的是,在史华兹之后,哈佛汉学研究的主流似乎偏离了史华兹所独创的传统。这种传统主张从经验和常识出发,尽量进入到对方的思想世界并尽可能地做出理解。令人欣慰的是,诸如林同奇这样的学者却在坚守着这一思想路线,这在对他的名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当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哈佛看中国》当中的绝大多数的受访问者,却显露出对于中国的多元化的理解,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是一种“复数”的综合性存在而非“单数”的统一性存在。这种“多元化的意识”,是笔者在阅读相关部分的最深切感受。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田晓菲教授在《文化的传承需要世界眼光》的访谈当中,就直接声明:传统中国文化并不是纯粹的、单一的东西,她非常反对那种认定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传统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充满了矛盾的价值观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做着不同的贡献,无论是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从拒绝“满族被完全汉化”的角度出发对于满族史的考察,还是柯文(Paul A . Cohen)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分殊与差异的关注,都显露出这种多元意识甚至是边缘意识。这也就是黄万盛教授所强调的“文明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民俗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比自由、平等和民主更为重要:“安全”是存在,“公益”是社会结构,“信赖”是伦理原则,“学习”才是超越的存在。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龙(Ronald Suleski)教授甚至在《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创新》的访谈中认为,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是更为接近的,这是因为,它们同样是宽松、开放、多样并且多变。虽然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很多差别,但是相比较日本而言,中国文化更接近美国文化。

  “复合整体性”的中国政治与历史

  其次,《哈佛看中国》让我们通过哈佛视角看到了“复合整体性”的中国政治与历史。正如著名中国史学家包弼德(Peter K . Bol)在《在细微处观察中国历史》的访谈中所认为的那样,现在所用的中国是“China”的意思,而不是中央国家的意思,20世纪“China”的意义已经不同于古代“China”的涵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变动性,政治体制也由此呈现出一种复合型的结构。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坚持认为,外来观者质疑中国发展道路是“姓资”还是“姓社”仍有争议,但主义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只要中国坚持公有制就不必强调姓资姓社问题,我们都知道,这场资社论争恰恰成为过中国改革开放的瓶颈。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托尼·赛奇更多看到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统一性,他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急切任务是找到一种“黏合剂”,就像基督教、天主教发挥同样作用那样,但是中国这个非宗教的国家仍需要找到使得整个社会“整合”起来的东西。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华琛(Jam esL .W atson)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和历史。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国家政府经历了千年的历史,经过了“帝国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改革以来”的不同阶段,但是却保持了民众对于“中国人”的身份和统一的中国文化的“认同”。从空间上来看,中国地大物博、广袤多样,这被华琛生动地比喻为一床五光十色的“百衲被”。当然,这种时间与空间结构是相互融合的,美国汉学家们既看到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复合性,又将它们视为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S.N ye)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在《中国的软实力与对外交往》的访谈当中,盛赞了中国在文化上、政策上抑或价值观念上正在形成巨大的“软实力”的吸引力,这是顺应了从早期军工时代靠“硬实力”向后工业时代靠“软实力”治理的模式的转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只靠“软实力”就足矣了,关键是有效结合硬软实力从而形成一种“智能实力”,这对于中国和平崛起时代打“软实力”这张牌的路线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复调发展式”的中国经济与社会

  最后,《哈佛看中国》让我们通过哈佛视角看到了“复调发展式”的中国经济与社会。这种“复调式”的发展,首先就在于与外部的关系,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处于“全球多元发展”的境遇当中。世界著名国际经济问题专家理查德·库珀(R ichardN . Cooper)就认为,经济问题并不是“彼与此”的关系,而是“并且”的关系,所以,在这种相关密切关联和互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体所发生的事情将影响到世界各地。库珀教授对于中国的建议是,面对危机要尽量,但是并不是过于谨慎地藉“越管越多”来避免危机,通过危机还可以改善中国的监管体制。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关注中国近期的发展,他们都称赞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连续30年取得了年均9.8%的增长率,与此同时还避免了前苏联与东欧社会的政治风波。

  总而言之,张冠梓主编的《哈佛看中国》对于呈现当代活跃的哈佛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所提出的当下“中国观”,具有两种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按图索骥”,通过他们提供的路线图,读者可以自己找到相关的研究线索;另一个功能则是“画龙点睛”,通过与他们直接面对面的对谈,读者可以从哈佛教授的娓娓道来当中把握到“中国观”的精髓所在。这便是《哈佛看中国》访谈录的主要价值所在。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6

旧文章ID:4764

阎学通:外交概念泛化有损世界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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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些服务于整体外交布局的、能够有效反映外交关切的战略概念,其中包括:2012年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提出的周边外交“一带一路”战略、“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但遗憾的是,这些外交概念现今发生了被泛化的问题。比如,“周边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世界命运共同体”。

  泛化的结果,使这些概念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对外交政策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容易造成世界各国不理解中国对外政策是什么。故此,外交概念泛化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和研究。

  什么是概念泛化?

  “概念泛化”,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

  举两个例子:安全与保密。

  “安全”本意与“发展”有区别。“安全”是指对已有利益的不再丧失,但泛化后,人们认为“安全”也包括拓展利益。于是,“安

  全”与“发展”就无法区别了。安全概念被泛化,把“安全”理解为“发展”的一部分,实质上降低了“安全”的重要性。

  再来谈谈“保密”,它本意是说一个信息不能让人知道。但后来,为了说明事情重要,就把所有事情说成是秘密。比如,有的杂志为了说明其内容的重要性,定其为“内部参考”,注意保密。但其实保密的内容并不重要。当“保密”被泛化成了“重要”,因为重要而定义为保密,于是出现把所有信息都定义为秘密的现象,于是就不知什么需要保密了。到处都在保密,但结果往往是无密可保。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知概念泛化的危害。首先,当你把概念泛化后,这一概念便失去了边界,人们无法知道什么内容属于它、什么内容不属于它,无法理解它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不明确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概念泛化导致原有政策的适用性出现问题。原有政策本是在原有概念的边界内制定的。比如过去规定情报要保密,但泛化后,情报之外的重要信息也变成了秘密,这使得非情报性质的信息无法畅通流动。

  如今,概念泛化的危害正影响着中国提出的外交战略。

  “新型大国关系”从有效到无效

  先看看“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边界原本非常明确,它是指世界级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导致两者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也就是说,不论柬埔寨和泰国是否发生军事冲突,它们之间都不存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专门用来解释中美关系:美国是现行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即将形成的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发生战争;也不像冷战期间那样——美苏进行“代理人战争”。

  但很快,“新型大国关系”被泛化,不止中美是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国都称为是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跟所有地区大国都成为了新型大国关系。这时,“新型”不再指不发生战争了,因为中国与巴西、德国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那么原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边界扩大了,“新型”泛化成了“友好”,而且“友好”的程度还不能达到“同盟”的水平。

  而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扩散,渐渐扩散成为:中国与所有国家都成为“新型国家关系”,于是“新型”的意义更没有了。大家更不知道:“新型国家关系”和中国与他国的“旧型”关系有何区别?美国对此也产生了疑问,中国与所有国家都是“新型国家关系”,那么中美之间的新型关系还有没有特殊性?还有没有必要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官方不再使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新型大国关系”本来是对美外交的一个有效政策,但概念泛化之后就无效了。

  “新型大国关系”的泛化不仅影响中美关系,也影响中俄关系。原本,中美关系发展不够好时,才需要建设“新型”关系。建设“新型”关系的目的是防止发生强烈军事对抗、发生战争。但现在,中俄关系也被认为是“新型”关系,这是在降低中俄关系的水平。我们能把中俄关系仅定义为不进行战争吗?当“新型”被用到中俄关系,反而说不清楚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有何区别了。

  什么样的关系不是“命运共同体”?

  同样的问题也拷问“命运共同体”。2013年提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它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制,意指中国与地理上挨着的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因为我们之间不仅存在经济利益,更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了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

  然而,“命运共同体”也被用到了中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上。比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被泛化到非洲、拉美后,原有的安全合作的意义便不复存在,因为中非、中拉之间是没有战略军事合作的。概念泛化之后人们会问:什么样的关系不是“命运共同体”?中国表示中非长期以来就是“命运共同体”,那么以前都是,现在还有什么要建立的吗?还有人问,中国与哪个国家不是“命运共同体”呢?

  甚至最后,中国又出现了“世界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概念进一步扩散:中国和日本是“命运共同体”吗?如果是,中日之间还出现领土争端、主权争端?如果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仍是“命运共同体”,那么进行战争的国家是不是“命运共同体”?

  更令人讶异的是,两岸之间也有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到底是属于国际关系还是国内关系?到底是中国和国外政治实体的关系还是中国内部实体的关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更说不清了。

  继而,中国如何用“命运共同体”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如何用“命运共同体”来指导港澳台地区政策?

  任何一个外交概念被泛化后,都会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性质变得不清楚,性质不清楚只能使得对方对中国失去信任,不会增加好感。如果对所有国家做出相同的战略承诺,外界必然对此无法相信。

  统一外交概念需要顶层设计

  最后简单谈谈“一带一路”。它是2013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外交概念,旨在把周边外交作为重点进行具体落实。但后来,“一带一路”的地理范围被泛化到了非洲、欧洲。原先“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战略友好关系,后来内容泛化为经济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

  泛化的结果使得中国自己也不清楚“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战略、外交战略还是国家发展战略?战略性质不明确,指导具体工作就出现了困难,比如,修建铁路的第一目的是什么?是取决于是否有经济收益,还是有利于两国战略关系发展?

  我个人认为,目前出现外交概念被泛化的核心原因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出台缺乏协调。对国家提出的对外战略重大概念,各部门似乎各行其是,只要有单位认为概念好,就拿来用。抢资源、抢概念导致了概念的泛化。

  我认为,现在应该总结对外战略概念泛化所带来的问题,中国需要明确由一个相关部门统一进行战略协调。不仅协调各单位的工作,也要协调各部门的口径,对核心概念的使用口径需要一致。这也应成为顶层设计的内容。如是,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与外交形象。■(本报记者邓媛采访/整理)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8

旧文章ID:4763

新安保法案:美国重返亚太需要日本“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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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玮  来源:中国网-观点中国

    7月15日,日本众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不顾在野党的强烈反对,通过了由《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等10个法案汇总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16日付诸国会表决。由于自民、公明两党在众议院475个议席中各占290席和35席,在参议院242个席位中各占114席和20席,均远超半数,该法案能否在国会获得通过,不存悬念。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出台后,不仅遭到日本在野党和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而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由于历史原因,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在安全领域的政策走向高度关注。”

  日本社会各界为何反对新安保法案?正如宪法学专家、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小林节所指出的,“从法律上来讲,新安保法案是违法宪法第9条的海外派兵法,在法律上就是错误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长谷部恭男也强调,“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典型的违宪行为。在宪法第9条的约束下,是不被允许的。”换言之,新安保法案有使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中国为什么关注日本新安保法案?因为日本一旦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彻底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可对他国主动发起攻击。

  日本新安保法案的核心,是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强化日美同盟,这对中国周边局势将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在东海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2015年度防卫费用达到创历史新高的4.98万亿日元,并大量用于购置加强离岛防卫和日美防卫合作的装备产品,如一次性采购20架作为现役P3C巡逻机新一代机的喷气反潜巡逻机P1;引进5驾可向离岛投放部队的5架垂直起降“鱼鹰”运输机,30辆用于离岛登陆作战的水陆两栖战车;3驾可进行长时间侦察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6架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F35,等等。这些先进武器随着“专守防卫”政策的转变,是否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毋庸赘言。

  在南海方面,今年1月29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欢迎日本巡逻南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随即表示:“我们同意托马斯上将的说法,日本这一类的巡逻和活动是受到欢迎的。”日本防卫相中谷元随之表示,“将认真考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据日本《现代周刊》杂志爆料,6月初,安倍和各媒体负责人在东京一家高级中餐馆“赤坂饭店”召开“恳亲会”。席间安倍表示,“安保法制是以南海的中国为对手的。既然说要干(即通过安保法案),那就得干。安倍总理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都视中国为‘假想敌’。”不管安倍是酒后“失言”还是“吐真言”,日美是否欲搅局南海牵制中国,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需要日本“给力”,是安倍强推新安保法案的重要原因,这一原因也必将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威胁。今年4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增太空领域一项,明确写入两国共享探查和识别可疑卫星和太空垃圾的“太空态势感知”情报,并合作利用卫星监视海洋。日本舆论认为,此举明显针对中国,因为“中国不仅开展海洋活动,且开发反卫星系统等太空活动日益活跃,欲以此提高威慑力”。必须强调,新安保法案具有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供法律依据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自战后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变为“扶持”迄今,日本防卫政策的每一个重大变化,均迎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奉美国旨意建立防卫厅和自卫队。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使日本军事力量开始走向海外。第二次海外战争爆发后,日本又相继通过了《有事相关三法案》、《紧急事态七法案》等战争应急法律规范。这次安倍政权强推的“新安保法案”,不仅具有同样性质,而且具有和以往不同的含义,即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旗号下走“独立强军”的道路。

  当然,就目前而言,中国无论与日本还是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今年6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指出:“中美不会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但两国利益高度融合,谁也承担不起放弃合作、全面对抗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正因为考虑到“全面对抗的代价”,6月1日,奥巴马与东南亚国家的青年领袖对话时称,“中国对南海的一些主权宣称也许合法”。至于中日关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本月14日已赴中国访问。16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谈,为安倍访华正式展开协调。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中国的外交方针。但中国始终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国防方针。如果谁胆敢以武力阻挠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国将采取什么方式回应,无需赘言。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6

旧文章ID:4762

“一带一路”是适应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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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琳  来源:光明网

    【新常态•光明论】“一带一路”是适应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回溯往昔,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友好故事。如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正在世界经济交流中从容铺展。不仅是政策、贸易、货币、道路、民心相通,“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更可以繁荣中国和周边国家及辐射范围内国家的经济发展,着眼于创建一路繁荣,带来一片光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告诉光明网记者,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将紧密相连。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迎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国内转方式、调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我国国内的区域发展来看,过去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而今在根据新的发展形势结合对外开放战略又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我国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上,“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协调发展密切相关,它恰恰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张晓强表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主要内容着眼于在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大环境下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加强政策沟通、贸易流通、资金融通还强调民心相通。这些体现了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方面是促进自身开放水平提高的同时抓住沿途各国的共同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共商、共享、共建”

  如今说起“一带一路”似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但这其中却充斥着不少误读。不能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们首先面临的第一风险。有人说“一带一路”就是要保证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更有甚者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张晓强表示,这些观点都是对“一带一路”的误读。

  美国1948年正式推出“马歇尔计划”一直持续到1952年,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130亿美元。张晓强说,“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导向非常明显,通过给予援助的方式让这些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最终形成一个美体系下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前苏联阵营对抗。

  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条件非常苛刻,必须减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不能搞国有化等。而“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共商、共享、共建”,是各国共同建立的多元主体。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世界的和平、稳定、进步、繁荣,非常强调不针对于第三方,它是一种开放式合作形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共同发展,相互借鉴。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4

旧文章ID:4761

【中国出面救市会不会影响亚投行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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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新浪微博

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说:最近国际媒体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大陆股灾,中国政府出面救市,可这次强烈的处理,跟市场化是不是背道而驰的?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市场开放?而这对于西方国家参与亚投行,以及对亚投行运作会提出什么要求,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6

旧文章ID:4760

【"一带一路"是适应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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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放日报  来源:腾讯微博

回溯往昔,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友好故事。如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正在世界经济交流中从容铺展。http://url.cn/VhzswH

来源时间:2015/7/17   发布时间:2015/7/14

旧文章ID:4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