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仝宗锦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5：4的历史性判决(Obergefell v. Hodges)中，将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的问题一锤定音。投下关键一票的肯尼迪大法官通常并不被天然视为自由派或保守派，不过他还是沿袭了此前两个重要案件(Lawrence v. Texas案与United States v. Windsor案)中的一贯立场，站在了维护同性恋者权利的一边。这三个案件的多数意见都由他撰写，某种意义上，罗伯茨法院成了名副其实的肯尼迪法院。

　　这个判决也许是美国同性恋者和民权运动者近些年来收获的最重大胜利，也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关键成果。不过，此之蜜糖或为彼之毒药。一个5比4的判决本身就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此问题上存在严重分裂。可以预料的是，美国社会关于此问题的争论绝不会停止，即便可能不会达到1973年有关妇女堕胎权的罗伊案所激起的轩然程度，大概也是约略近之。同时，这个判决也并未完全解决相关领域的所有问题，比方宗教学校如何对待同性婚姻学生的问题，宗教机构如何对待同性恋者收养孩子的问题。事实上，罗伯茨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也提到，可以预见到这些争执迟早会被提起诉讼。

　　大法官们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辩论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方面，同性婚姻权利是否属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基本权利，或者是否应该对同性恋者给予平等保护;二是程序方面，这一问题究竟应该通过民主过程也即立法程序加以解决，还是应当由最高法院的司法过程加以裁决。第一个问题牵涉到美国宪法解释上“活的宪法”与“原旨主义”两种传统，第二个问题则事关最高法院在三权中的定位问题，也即“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之争。

　　在第一个问题上，也许是为了消除支持同性婚姻与颠覆婚姻价值之间关联的某种错觉，肯尼迪大法官在多数意见的开头结尾都对婚姻的重要性给予了强调，他甚至引用了孔子和西塞罗的句子作为婚姻属于人类普世制度和价值的佐证。他说，同性恋者并非否认和排斥婚姻，而恰恰是追求婚姻。这种追求不仅基于对婚姻的尊重，而且也是由于现实需要，因为婚姻制度本身包涵着种种法律特权和责任。他列举了本案中三个同性伴侣需要法律救济的故事，诸如能否以配偶身份在伴侣死亡证明上署名、能否以父母身份照顾收养孩子等问题，甚至有位同性恋者曾经去阿富汗服役过，回国后依然因为各州之间关于同性婚姻的不同制度而困扰。从判决可以看出，同性恋者的种种现实需要是肯尼迪大法官认为婚姻传统定义应该与时俱进的出发点。进而，他用四个理由来解释为何将同性婚姻权利纳入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基本权利范畴，同时给予同性恋者平等保护。

　　在第二个问题上，多数意见认为，由于基本权利不能被民主过程随意缩减和限制，因而由最高法院出场对州立法进行严格审查从而维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就理所应当。实际上，自从上世纪斯通大法官提出最高法院对少数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使命以来，特别是沃伦法院一系列维护民权的能动司法先例，肯尼迪大法官要完成这个论证并不特别困难。不过，理论上固然可以证成司法裁决介入民主过程的正当性，实践中最高法院采取行动还是不能不顾忌民意。从各州的现有法律而言，本案之前同性婚姻在3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化;从全国范围民意而言，2012年大选之时，支持比例已首次超过了反对方;从代际民意而言，由于年轻一代同同性恋者接触较多，也更容易对同性权利持有同情态度。正如杰斐逊1789年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所言，“地球总是属于活着的那一代人”，某种意义上这次判决只是最高法院的老人们说出了年轻一代的声音。

　　不过，四个反对意见却对多数意见不以为然。罗伯茨大法官撰写的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僭越了自己作为法律问题判断者的角色，充当了立法者的角色，这违背了一个民主共和国法官的本来角色。他用“lawyer”(法律人)而非“Justice”来指称大法官们，说五个法律人将自己关于婚姻的定义强加于亿万人之上，“我们以为我们是谁?”他甚至以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斯科特案和广受争议的洛克纳案为例，来说明多数意见对十四修正案中实质性正当程序条款的滥用。他将多数意见的逻辑加以归谬：假如异性的婚姻可以扩展至同性之间，那是不是两人的婚姻甚至可以扩展为三人或多人之间?

　　斯卡利亚和托马斯分别撰写的反对意见则从原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正当程序条款和十四修正案自由一词的本意根本无法涵盖同性婚姻，他们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判决对宗教自由的伤害。阿利托大法官的反对意见似乎比其他三位大法官较为温和，他强调了婚姻的传统定义与生育紧密相关，而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能会进一步伤害婚姻的传统价值。他提到时下美国人关于婚姻的态度正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即美国超过40%的初生儿系由未婚妈妈所生。他认为这既是婚姻观念变迁的原因也是结果。

　　美国最高法院这一判决，实际上是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婚姻观念巨大变迁在法律层面上的反映。据法国学者阿利埃斯和杜比的《私人生活史》描述，直到上世纪30年代，人们择偶时还认为职业前景、财富和道德品质比感官或心理偏好重要，而到50年代，性作为对真挚感情的由衷表达，已成为爱情语言并渐具合法地位，爱侣型婚姻逐渐成为婚姻理想类型，而生育、同居共财等传统婚姻功能日渐消弱。伴随这一过程，同性恋者平权运动日渐兴起和壮大，法律政策对社会运动的回应也呈现加速趋势。从2001年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荷兰开始，到今天美国已是世界上第21个国家。法律能否以及如何应对这一社会和观念的古今巨变，实在是并不寻常的一件事情。美国的故事或者已经结束，或者只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

来源时间：2015/7/16   发布时间：2015/7/7

旧文章ID：4746

作者：谌洪果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就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以5：4的投票，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裁定同性婚姻在美国全国合法。法院判决阐释了之所以要平等对待同性婚姻的四个宪法原则：第一、有关婚姻的个人选择植根于个体自治的观念，其中体现的尊严和平等理应得到政府的尊重。第二、结婚权意味着对两人亲密结合关系的加冕认肯，就其重视个人承诺方面而言，它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关系，因而具有根本意义;第三，婚姻关系有助于保卫家庭和孩子，让同性恋收养的孩子能有稳定健康的成长教育环境;第四，婚姻是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关键基石。

　　所有这些理据，既包括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也包括对婚姻功能的概括，同时表达了对基本秩序的考量。但在我看来，争取同性婚姻权的核心诉求，主要并不在此。毕竟，从反歧视层面，至少在美国，同性恋者在自由择偶、征兵、就业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平权问题，早就是一个合法正常的事实，在话语层面也具有政治正确;对于两个愿意生活在一起的同性而言，其追求稳定安全的经济、家政等方面契约或合作关系，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婚姻才能实现。事实上，欧洲瑞典等国家的同居化趋势，也表明婚姻被赋予的这方面功能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包括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得到解决。

　　那么，同性恋为什么一定要和异性恋一样，获得婚姻这个名分呢?答案是：为了婚姻所蕴含的神圣性。社会光承认同性恋者可以生活在一起是不够的，社会还必须承认同性结合的关系也是高贵的，就如异性结合一样。而这种高贵性唯有通过神圣的婚姻宣誓才能予以认证。肯尼迪大法官在法院判决主文的最后，用感情充沛的修辞对这一核心关注作出了明确而庄严的表达：

　　No union is more profound than marriage, for it embodies the highest ideals of love, fidelity, devotion, sacrifice, and family. In forming a marital union, two people become something greater than once they were. As some of the petitioners in these cases demonstrate, marriage embodies a love that may endure past death. It would misunderstand these men and women to say they disrespect the idea of marriage. Their plea is that they do respect it, respect it so deeply that they seek to find its fulfillment for themselves. Their hope is not to condemned to live in loneliness, excluded from one of civilization’s oldest institutions. They ask for equal dignity in the eyes of the law. The constitution grants them that right.

　　“没有任何结合比婚姻更深远，因为它体现了爱情、忠诚、奉献、牺牲以及家庭等最高理想。一旦进入婚姻关系，两人的结合就比原先他们在一起的状态更加重大。正如这些案件中的某些上诉人表明，婚姻体现了一种超越死亡的恒久的爱。说这些男人或女人不尊重婚姻的观念，那是对他们的误会。他们的诉求在于他们确实尊重婚姻。这种尊重如此深切，以至于他们致力亲自实现婚姻中的圆满。他们不希望因被斥责而活在孤独当中，被排斥在这种最古老的文明制度之外。他们要求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尊严。宪法赋予他们这一权利。”

　　因此，真正的纠结之处，还是在于对婚姻意义的理解。提出反对意见的罗伯茨等法官，也是从这里着眼质疑：将婚姻从一男一女结合的传统定义扩大到同性结合，是不是会有违人们对婚姻实质神圣性的期待?而法院对婚姻的界定做出如此改变，赋予其应然的内涵，超越了从实然层面解释法律的角色，这是不是意味着司法的滥权?可以看出，这些反驳同性婚姻的理由，并没有否认同性恋者所享有的那些基本而平等的社会权利，他们只是在进一步思考：事关神圣性的伦理性和道德性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法官的判决及法律的认证来解决?甚至，这是否是一个明智之举?毕竟对权利自由尊严的最大威胁从来都是公权的积极主动，以及，试图以整齐划一的平等来实现包括婚姻在内的乌托邦殿堂。

　　请让我们记住波斯纳法官曾经的提醒：同性恋最大的不利之处是对伴侣婚姻文化中家庭生活的影响。在一个妇女希望丈夫是最亲密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偶尔的性交者和财政支持者的文化中，同性恋者同女性结婚并不幸福，但同性恋婚姻也无法解决问题。一对男人天生就不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样容易形成一种伴侣型的婚姻关系，反而会更容易偏向肉体享乐，更可能喜新厌旧，其同性婚姻关系会更不稳定，这是一个关于性和生育的生物学社会性命题。波斯纳的结论是，即便在一个对同性恋完全宽容和赋权的文化中，同性婚姻的前景仍然是暗淡的。

　　同性恋者作为人，他的取向和选择，和其他所有人的取向和选择一样，不会更重要或更不重要。但同性恋议题本身，其实并不这么重大。在宽容多元的文化中，更应该完全边缘化才对。今天对同性议题如此关注，恰好是在长期争论中放大的结果。这种争论与基督教传统密切相关。基督徒对圣经断章取义或先入为主的理解，促成和突出了一种反同性恋的文化。仔细查考圣经《利未记》、《《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等有关禁止同性恋的章节，你会发现，其中所反对的，主要是指同性的乱淫、娈童、性交易等败坏性行为，而且，其反同性行为往往也与禁止男女苟合、偷窃、贪婪、醉酒等放纵行为联系起来。若是罪，则都是罪，每个人都是罪人，更严重的罪多了去了，为什么单单拿同性恋说事呢?

　　所以，尽管我也是基督徒，但我在一般意义上，是尊重(不一定支持，毕竟我不是同性恋，所以不会这么矫情)一切以真爱为基础的关系和权利的。而且，我也认为，《圣经》和基督信仰本身不会排斥同性恋者，也不反对以属灵相契为联结的好帮手关系、弟兄和睦同居的状态。如果愿意生死相依的同性恋者渴望进入婚姻的神圣殿堂，庄重立下永恒的誓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婚姻道德文化，也就是大部分异性婚姻制度论者，也都宽容并认为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一样是神圣、高贵、永恒的，那我也认为这在法律层面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不正当之处。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神圣性的坚守以及这种神圣性如何与语境化具体结合的问题。让我举古希腊的例子来说明。古希腊同性恋之风盛行，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大哲学家都是同性恋者。但那时的同性恋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很不一样。从《会饮篇》的描述可以知道，同性恋主要发生在成年人和青年男子之间。在爱的关系中，肉体上的克制是最值得赞赏的。《会饮篇》中各个发言的基本共识很明显，那就是对爱的神圣性和高尚性的赞颂。福柯对此总结说，爱情超越了情人喜爱的各种美好东西，它具有毫无杂质的纯洁性，最终发现知识的美本身。这种男童之爱具有相当的反思精神(附带说一下，婚姻实践的反思非常重要，异性恋婚姻充满反思，古希腊也充满反思，今天的同性恋婚姻主张者是否也该多些反思精神呢?)，出现了“无限节制”的原则，排斥性快感的理想(苏格拉底是抵制诱惑的最佳榜样)和内涵一种崇高精神价值的主题。古希腊把同性关系看成是通向真理的伟大教育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同性关系是严肃的、审视的，尽管其中也充满戏谑和矛盾。

　　从语境化来看，神圣性追求是否可行也需要特殊语境的支持。这方面福柯也有精到的概括。他指出，古希腊爱好男童之所以成为一种“自由的”实践，不仅要得到法律的允许，还要得到舆论的认同，而且得到了不同机构(军事或教育机构)的坚定支持，它还有自己的宗教保证，并是一种受到推崇的文化实践，所有文学都赞颂它，所有反思都证明它是优越的。(福柯《性经验史》，第243页)今天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同性婚姻者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在法律公共政策的层面忽视了语境支持的重要性。人类的婚姻形态可谓多种多样，如今主流的当然是伴侣婚为核心的一夫一妻制，但一夫多妻制(polygamy)占了人类历史上婚姻的75%，其它对偶婚姻、一妻多夫，以及同性婚姻、乱伦婚姻等，都曾经是或仍然是这些形态中的一员。是否能成为婚姻形态的一部分，关键就在于是否有主流语境的支持。不支持的，就会认为是变态;支持的，就会认为正常。时代在变，婚姻形式在变，但认为婚姻就是比一般的结合关系更神圣的看法是不变的。如果没有起码的神圣性，把婚姻看成纯粹的契约，那要不要婚姻真的就无所谓了，还费这么大劲争取结婚权干嘛。

　　婚姻的神圣表明，它既是对本能和原有情感关系的确认，也是一种责任伦理的约束。同性恋者常以本能作为婚姻的正当性基础，就像许多异性婚姻也强调要以爱为基础一样，但人的本能无论婚前婚后，都既具有建设性，也具有破坏性。同时爱上几个人，想和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也许更符合人的本能。但既然决定进入婚姻，那就意味着自觉接受神圣的立约，而变得节制而忠诚。同样，其他诸如生育、经济共同体、家族政治联姻等，都可能作为婚姻的基础和功能，但也可能损害婚姻的纯粹性和神圣性。所以，任何愿意接受婚姻约束的人，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除了上述这些现实世俗的考虑，都准备好面对婚姻神圣性的考验了吗?准备好没有肉体激情后还爱对方吗?准备好在日常的吃喝拉撒睡中爱着对方吗?准备好无论贫穷富足顺境逆境健康疾病都爱对方吗?准备好面对两个破败的身体和灵魂而继续永远地相爱吗?

来源时间：2015/7/16   发布时间：2015/7/6

旧文章ID：4745

作者：乔新生  来源：《联合早报》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可以对自己的执政生涯作出交代。古巴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奥巴马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拓展外交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则标志着奥巴马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而国会通过授权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过程中牢牢地把握主动权。可以这样说，奥巴马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奥巴马之所以能在即将卸任的时候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众所周知，美国是多党政治，在竞选的过程中，各个政党都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奥巴马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法案，虽然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囿于党派之争，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相互掣肘，从而让白宫的各项政策难以执行。

现在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充分意识到，要想在未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必须对选民作出承诺，必须充分考虑到选民的利益，因此，那些受到选民支持的改革法案必须通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支持它的选民作出交代，并才能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取胜利。

不少中国学者对美国政治结构存在误解。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就是美国的行政执行机构，总统制定的各项政策必须接受国会检验，如果国会不予批准，那么，美国总统提出的任何政策都难以实行；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美国总统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推行美国的各项政策，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国会为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背书”。换句话说，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美国国会只不过是一个背景，而美国总统则是实实在在的主角。

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对于美国总统而言，必须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如果美国总统在执政的过程中违反了宪法，那么，不仅美国国会可以对其采取制裁措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可以通过司法判决，否决美国总统提出的改革法案。此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否决奥巴马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这项改革法案，有可能会导致宪法的权力分配出现失衡现象。

此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总统提出的改革方案符合宪法规定，实际上是在多方妥协的基础之上取得的成果。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可以在自己的任期内充分利用自己的提名权，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进行必要的“政治”遴选，以确保自己提出的施政纲领不会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会在选举的过程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可能会针对总统提出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法案提出批评意见，但是，如果总统提出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法案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那么，国会议员必须接受总统提出的方案。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选民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如果美国国会议员出于政党利益考虑，党同伐异，干扰甚至阻挠总统提出的改革政策，那么，有可能会被选民所抛弃。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国会议员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必须遵从民意，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愿望，绝对不能把政党之间的争论变成意气用事。

中国学者应看到美国政治中积极的因素

对于奥巴马而言，无论是国内“再工业化”政策，还是“重返亚洲”的国际政策，都是为了增强美国的实力，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对总统的做法，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绝大多数议员并不反对。可以这样说，美国总统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性”，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时候，把一系列国内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国际矛盾，从而使自己摆脱政治困扰，在任期内留下可圈可点的历史轨迹。

笔者始终认为，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中国学者有必要进行深入了解，如果只看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相互制衡，看到美国政坛上争吵和分裂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美国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没有充分意识到最终决定权掌握在选民的手中，那么，就会对美国国内国际政策产生误解，就会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纷争中迷失方向。

奥巴马制定的政策有一部分针对中国，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发生的事情，对于美国政府和国会出台的针对中国的政策，中国应当就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遏制或者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本能的反应。

当前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之所以高调出现，无非是想要给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传递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干扰南中国海建设中，不要担心中国会实施报复性措施。南中国海周边一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军事部署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只要美国撑腰打气，就可以和中国对抗到底。中国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也不会在南中国海地区挑起战争。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步伐，大踏步地前进。

部分中国高级将领认为，中国应当“杀鸡儆猴”，应当对菲律宾等一些国家采取强硬的手段，及时地收回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提出这样的观点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但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当前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之所以没有对部分岛礁行使主权，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做可能会迅速激化地区矛盾，从而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经济开发，通过强化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商业存在，不断地取得优势，从而使南中国海地区真正变成一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之海。现在南中国海周边一些国家已经从石油天然气开采中获得巨额收益。

部分学者担心，希拉莉上台执政之后，有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因此，他们希望奥巴马任期内，中美两国关系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在奥巴马的任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那么，中国今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就会争取主动，就会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笔者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只是一个局部问题，只要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经济开发力度，那么，南中国海不会成为中美两国的决斗场。中国必须彻底摆脱由美国设置重要议题的思维方式，必须按照自己的节奏实现自己的战略规划。

中国已经进入多元化社会，针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发出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崭新的世界观，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命运和美国政治选举捆绑在一起，不能跟随美国总统的指挥棒转。中国既要学习美国实用主义的国家政策，但同时又要高瞻远瞩，制定自己的长远规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会因为超级大国周期性的选举而被打断。

中国不谋求霸权地位，并正小心翼翼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充分研究美国政府的战略方针政策。由于美国实行周期性的选举，因此，不能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揣摩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在外交上要采取灵活的措施，应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不测事件，但是，在战略上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必须制定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并且为实现自己的战略规划作出努力。

现在中国已经制定了2020年发展规划，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中国的外交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必须围绕着中国的战略发展规划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分歧。

来源时间：2015/7/16   发布时间：2015/7/11

旧文章ID：4744

作者：吴士存  来源：新华网思客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经历数度调整。其大致脉络是“保持中立”、“有限介入”、“积极介入”。而其背景，一方面，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海上力量的相对发展、中国南海政策日益清晰和由其主导的南海秩序开始形成、美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推进的同时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逐步加大;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南海“保持中立”政策名存实亡、并在南海争端中越陷越深，而中美两国在南海的较量似乎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剑拔弩张的程度。回顾近年来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与演变，其得与失大致可以用三“喜”三“忧”来形容和概括。

　　一“喜”是支持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庭提交仲裁案，让中国直接面对国际多边机制的挑战和压力。2013年1月，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菲律宾违背中国的意愿和自己在双边和多边协定中做出的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议的承诺，向联合国海洋法庭单方面提起针对中国的强制仲裁程序。中国对此做出了“不接受、不参与”的决策和反应，主要因为中国认为仲裁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此案对仲裁庭来讲具有不可受理性。显然，无论最终裁决结果如何中国都不会执行裁决。最终人们会也清楚地看到：至今尚未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也曾经拒绝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美国一手导演的这场法律闹剧其实是一个政治阴谋。

　　二“喜”是力挺菲律宾“坚守”仁爱礁，为菲律宾试图长期控制仁爱礁提供道义和实际支持。因为维持中菲南海岛礁主权之争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周边地区的推进和加快南海方向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1999年5月被菲非法占领，2013年5月，曾经声称要撤走非法坐滩、破烂不堪的坦克登陆舰的菲律宾一反常态试图在仁爱礁上建永久性设施，被中国发现并制止。与此同时，美国在一方面向菲律宾提供军费和装备援助，另一方面通过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实现重返菲律宾军事基地的目标。有了美国的支持和保护，菲律宾也就有了继续“赖”在仁爱礁的底气和耐力，因而成了南海中赶不走搬不动的“钉子户”，确实让中国有些进退两难。

　　三“喜”是借中建南“981”钻井平台事件，一方面支持越南在西沙问题上和中国无理取闹、挑起新的争端，另一方面实现解除对越南的非杀伤性武器的禁售。越南与中国在南海上的纠纷，正好为美国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为美国在中越之间插进一把刀创造了条件。美国把越南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矛尖”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除了收获三“喜”之外，还有始料未及、如今令其困惑的三“忧”，这就是：

　　一“忧”中国将主导南海海上规则的制定。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和东盟就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达成共识。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南海行为宣言》(DOC);201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落实<南海行为宣言>指针》;2013年的中国东盟高官会议就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达成新的共识;2014年，中国又提出了“南海争端由当事方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的“双轨思路”。另一方面，中国就“行为准则”的磋商又明确提出“合理预期、协商一致、排除干扰、循序渐进”和“危机管控机制”而非“争端解决机制”，以及行为准则磋商仅限于中国和东盟之间、反对第三方介入等中方的合理诉求和目标愿景。由此可见，未来南海海上规则制定主导权似乎牢牢地控制在中国人手中了。

　　二“忧”中国控制南海海权。伴随着全球范围内以海洋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沿海国开发海洋资源由近海向远海推进，南海争议已经由原来的争端国之间的岛礁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演变成了争端国和利益攸关方围绕地缘政治竞争、自然资源开发和航道管控等领域的激烈博弈。而中美两国在南海的较量已经初期的航行自由关切推进到国际法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南海航行和飞越制度，以及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等领域的交锋和斗争。如果将中美当前在南海的冲突和博弈放在海权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那就比较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南海海权之争，即对当前和未来南海商业通道控制权的争夺。美国似乎已经看明白了，一旦岛礁及其设施建成到位之后，穿越南海的航线可能就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了。

　　三“忧”中国宣布南海防空识别区。自从2013年11月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要么担忧要么预言中国将很快宣布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中国官方多次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宣布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必要，虽然宣布南海防空识别区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将来是否宣布则取决于中国对未来南海安全形势的评估。目前中国在南沙地区进行的岛礁建设再次触动了美国的这根敏感神经。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真正担心的并非中国填岛的速度和规模，而是揣摩中国填岛背后的战略意图可能是为未来宣布南海防空识别区做必要的准备。中国现在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宣布南海防空识别区，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一旦如此，美国极力主张的、以抵近侦察为主要内容的航行自由将不复存在，美国试图主导南海秩序和控制南海通道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南海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和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必争、必保之海;而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对美国来说，控制南海、扼守南海和维持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是维持其战后形成的以双边联盟为基础的亚太主导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在南海的较量和争夺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和不可调和的。

　　今天的南海，中美两个大国突然成了主角。美国强势介入，中国强势维权，南海海域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角力场。人们已经发现，由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南海政策的调整，南海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中国和其他几个争端国之间的岛礁主权和海域管辖权之争，而是以中美南海矛盾为主、中国和其他声索方的矛盾为辅的，既涉及地缘政治利益、海权和航行制度，又涉及岛礁主权、海洋权益和资源开发的复杂争议。与此同时，南海问题也将成为今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管控中美南海分歧、防止中美南海冲突而损害两国关系，是中美高层决策者当前面临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管控和防止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冲突不仅事关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且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从美国方面来讲，就是应该理解和照顾中国在南海的关切和利益，切实履行自己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承诺，对在南海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保持克制，以实际行动证明美国无意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从中国方面来讲，就是应尊重美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尽量避免单方面宣布可能冲击中美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的南海防空识别区，切实加快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解决南海地区安全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缺失的问题，在南沙岛礁建设上优先考虑民事功能，对超出自身防卫需要的军事设施建设保持谨慎。此外，从机制建设角度讲，中美两国可以考虑在“战略经济对话”(SED)框架下建立一轨或一轨半的“中美海洋问题磋商工作组”，就管控中美海上危机、建立中美和谐海洋伙伴关系提出对策建议。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考虑建立两国海军首脑之间的热线电话。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5/7/15   发布时间：201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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