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占阳  来源：新浪微博

在《旋风九日》第二次观影座谈会上的发言：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中美关系不仅仅看作一个外交关系，而是要看到是否努力搞好中美关系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路线的大问题。（请阅全文） http://t.cn/RL7SkuB

来源时间：2015/7/3   发布时间：2015/7/2

旧文章ID：4527

作者：新浪历史  来源：新浪微博

《南京条约》签订后，1843年，美国政府派顾盛为特使来华，胁迫中方谈判者，要求给予美国与英国同等通商条件。1844年7月3日，清廷代表耆英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美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即日后给他国优惠，美国一体均沾。

来源时间：2015/7/3   发布时间：2015/7/3

旧文章ID：4526

作者：  来源：新京报

　　在美国拍摄《旋风九日》期间，傅红星与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合影。 傅红星电影团队/供图

　　邓小平访美险遇刺杀这一惊险情节，将在5月15日上映的电影《旋风九日》中首次搬上大银幕。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了九天的正式访问。访美期间，74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80多场活动。当时，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

　　那么，该电影导演傅红星带领的电影团队如何获批以非官方身份拍摄这部电影，又是如何从美国获得珍贵的历史资料，并采访到多位亲历邓小平访美的美国政要和“中南海保镖”的?

　　昨日，新京报记者专访电影《旋风九日》导演傅红星，揭秘这一电影幕后的故事。

　　辞职后才开始给电影立项

　　新京报：你是有官方身份的人，为什么会独立制作《旋风九日》这部讲述国家领导人经历的电影?

　　傅红星：我现在已经辞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的职务，也辞去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

　　新京报：为什么辞职?

　　傅红星：就是为了拍这部电影。2013年9月，我辞完职就开始给电影立项了。我不想以电影资料馆馆长的身份来拍这部电影。如果我以那个身份拍的话，你会觉得这是官方电影，因为我有官方身份。

　　新京报：你现在算是离开体制了?

　　傅红星：我现在就是一个教授。当然，还是体制内的教授。

　　新京报：这不是任务?

　　傅红星：不是任何机构给的任务。

　　这个是我的自选动作，我有兴趣，我自己要拍，那就得自己找钱去拍。

　　“制片人父亲与‘中南海保镖’是战友”

　　新京报：这部片子首次披露了哪些历史细节?

　　傅红星：谁要暗杀邓小平?谁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邓小平在飞往美国的途中发生了什么?这些都能在电影里看到。

　　新京报：从美国买回来的邓小平访美影像中，有的是250美元一秒。这些影像都是从哪儿买的?

　　傅红星：美国好多机构都有。这些资料中，有很多资料是邓家人、搞外交的人，以及很多从事邓小平研究的人都没见过的。因为资料在美国很多人的家里躺着呢。

　　新京报：有一部分是邓小平访美时一些美国民众拍的?

　　傅红星：对啊，各种来路都有。

　　新京报：采访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承担保护任务的中央警卫局的孙勇和张宝忠的时候，他们回忆当时的场景时是什么状态?

　　傅红星：他们历历在目。为了这次采访，孙勇两个晚上都没睡着觉。他很激动，采访完之后还给我打了50分钟的电话。他说这段历史太重要了，说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为我高兴。

　　新京报：你是怎么联系到两位“中南海保镖”的?

　　傅红星：我们制片人的父亲和这些人都是战友。多了这个关系，就多了一层信任。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不是一部想拍就拍的电影，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新京报：听说审片有半年多的时间?

　　傅红星：差不多改了七次。

　　新京报：相关机构有没有对片子提出要求?

　　傅红星：有要求，但是没有明文规定。每个人都是有天花板的。但是话说回来，有天花板不等于你就拍不出来好看的电影。

　　新京报：此前曾经多次说过要上映，为什么上映时间一直延期?

　　傅红星：我拍这个电影的第一方案是在去年的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后来因为完不成，完不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资金问题。

　　邓小平家人称赞电影好看

　　新京报：去年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旋风九日》和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傅红星：那个剧里面有很多演绎的东西，是由学表演的演员来扮演邓小平。最大的区别是，我的电影里是邓小平自己“扮演”邓小平。

　　新京报：拍这部电影跟邓小平的家人有联系吗?

　　傅红星：有，比如说邓榕、邓林。她们给了我一些帮助，其中包括一些联系工作。她们最近看了这个片子。邓林见到我说，导演，你这个片子拍得很好看。

　　电影里(首次)有邓小平的动漫形象，她也觉得挺好的。

　　新京报：她们帮忙联系了哪些人?

　　傅红星：有些人是她们爸爸的朋友，这些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比如说，有一个从事了40多年促进中美关系交往的美国人，他就是邓榕介绍我去跟他联系的。

　　新京报：她们给你建议吗?

　　傅红星：没有。不干涉，而且愿意帮助。她们很好，第一是拍这样的片子她们没有什么意见，第二是愿意提供帮助，第三是希望把爸爸(邓小平)的资料尽可能多地从美国买回来，第四是希望把这个片子拍好。

　　“改变世界格局的九天”

　　新京报：在电影中采访美国政要的人是你吗?

　　傅红星：对啊。他们愿意和导演说话。

　　新京报：他们对那九天的记忆深刻吗?

　　傅红星：当然深刻。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回忆录中说，在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顿饭都是和邓小平吃的，这个在电影里都有表现。如果我不在电影里讲出来的话很多人就不知道，这就是历史上的秘密。

　　新京报：他们有说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吗?

　　傅红星：说了很多。比如卡特(美国前总统)跟我说，如果中美没有建交，这个世界会比现在更坏。

　　新京报：对于邓小平访美九日，他们的评价是怎样的?

　　傅红星：改变历史的九天，改变美国和中国历史的九天，也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九天。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呢?因为那么多西方的政要都认识到了，但是我们的观众，我们中间一些命运被改变的人没有认识到。

　　新京报：在你看来，邓小平访美与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关系?

　　傅红星：邓小平访美是改革开放的开幕大戏，改革开放现在已经是熊熊大火了。这9天，是邓小平点的最大的一把火。这部电影就是给人们看清楚火里藏着的是什么。

　　“片子上映我就很满意”

　　新京报：这部片子你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傅红星：最满意的就是把它拍成了。片子上映了我就很满意。但是电影是缺憾的艺术，我下一部片子会比它更好。

　　新京报：现在回想这部片子，会有什么遗憾的吗?

　　傅红星：最大的遗憾是，离我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有很多原因：我自身的天花板和别人给予的天花板，环境、历史等原因。

　　新京报：今后还有何拍摄计划?

　　傅红星：接下来准备拍毛泽东。

　　傅红星

　　国家一级导演，曾执导过《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等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在1998年以5000万票房成为当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2013年9月，他辞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等职务，专注于电影《旋风九日》的拍摄工作。(记者 贾世煜)

来源时间：2015/7/2   发布时间：2015/5/8

旧文章ID：4865

作者：AMY QI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随着漫威影业的超级英雄史诗《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The Avengers: Age of Ultron)在中国大陆影院上映第一个周末的结束，另一部预算低得多的电影的制作者正在呼吁电影观众和影院经理们对中国电影业采取更长远的眼光。

　　“中国人之所以可以看像《速度与激情7》和《复仇者联盟2》这些片子，本来就是因为这一历史性的九天访问，”纪录片《旋风九日》导演傅红星说，该纪录片讲述了邓小平1979年的美国之行，于上周五在中国影院公映。

　　邓小平的访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是在中美两国刚刚发表了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之后。那次访问在人们的记忆里是共产党的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一个里程碑，这位身材矮小的领导人戴着一顶10加仑牛仔帽观看得克萨斯州的牛仔竞技比赛的照片，最生动地捕获了访问的片刻。

　　“你可以说，1979年1月1日生效的联合公报就像是一张结婚证，邓小平一个月后的访美就像是度蜜月，”电影的执行制片人吕木子在北京上周举行的预映式上说。

　　《旋风九日》是为数不多的获得令人垂涎的“龙标”的中国独立制作的政治纪录片之一，这意味着影片得到了政府批准的公映许可证。

　　据吕木子说，寻找私人、而不是国家投资的决定是为了打消参与影片制作的一些美国人士的顾虑，让他们放心纪录片不是一部宣传作品。

　　这部耗资400万美元的影片的特征是采访了美方重要人物，比如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以及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基辛格帮助促成了尼克松与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的1972年首脑会议，为邓小平后来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傅红星表示，通过把采访与邓小平访问的影像资料编织起来，他希望帮助中国观众了解那次访问对中国如今成功的重要性，影像资料中的大部分是从美国的媒体网络购买的。

　　据制作人说，影片得到了邓小平家人的支持。其公映是在习近平9月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

　　傅红星说，“最近出现了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还把美国描述为我们的敌人，我不觉得这对中国有利。”傅红星辞去了官方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的职位，来执导这部影片。据影片的制片人说，纪录片经过了一个严格的审查过程，这是所有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电影必须经过的。经过七轮编辑之后，影片的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被删掉，尤其是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冷淡关系，以及即将发生的对越南的袭击。

　　“出于政治原因，我们决定把重点放在主要的故事上，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吕木子说。

　　其结果是一部94分钟的电影，影片对访问期间邓小平人身安全的情况，与他和美国领导人见面会谈的内容进行了同等的强调，如果不是更多地强调的话。

　　影片的解说词称，美国有暗杀的历史，并给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被刺的例子。两名中国保镖以及被派来保护邓小平的一位美国特勤局保镖被描绘成英雄，他们帮助中国领导人避免了所谓的暗杀企图。(攻击者没有枪，是一名三K党成员，他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喷漆罐。)

　　整个影片中，犯罪惊悚片音乐和警笛声不断。1979年没能用影像记录下来的事件用了动画的形式重现。

　　“我觉得傅红星真的想摆脱那种非常陈旧的国家制作的新闻片的形式，”影片的美国制片人余蒂蒂(Titi Yu)说。“所以他做了试验和创新的尝试，鉴于市场和中国的政治局势，他尽可能地突破了限制。”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amyyqin。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5/7/2   发布时间：2015/5/19

旧文章ID：4864

作者：黄翱  来源：澎湃新闻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似乎以本轮对话为基点，两国关系开始“触底反弹”。　
　   如果有某种数学模型能通过K线图的方式来描述中美关系，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起伏可能会呈现出一个较为规则的形状，从紧张到缓和、从分歧到合作，双方的顶层设计者似乎已经机制化了这一共识：我们虽然有分歧，但也有能力管控分歧。
　　今年上半年，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剑拔弩张，在网络安全上的互相指责，在亚投行等议题上的遏制与反遏制一度让最顶级的中美关系研究者们都感叹，双边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寒流”。但随着近期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圆满落幕，双方不仅达成了127项成果，在海洋、网络、人权等问题针锋相对似乎也消失不见。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似乎以本轮对话为基点，两国关系开始“触底反弹”。
　　上半年的节点，下半年的风向标
　　昨日（6月30日），在由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学会以及解放日报国际部联合举办的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便给出了类似的观点。
　　“每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差不多都是6月到7月份左右，实际上它是年中对中美关系进行调整的一个节点，这个对话本身也是中美关系下半年的风向标”，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表示，“中美双方都通过这一对话加强和扩大合作，增加双边关系的正能量，现在清单是越来越长。尽管有的务实有的务虚，但不得不承认，中美之间的合作面和合作领域在不断的扩展，这与平时从媒体上了解到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摩擦、分歧加大的负面印象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从美国高级官员近期的一系列公开表态中便可看出风向标的转变。
　　5月22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个演讲中点名指责中国称，南海的航运自由正“受到中国挑战”，亚太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并将继续取决于美国的海军力量”。一个月后的本轮对话中，拜登在华盛顿则表示，中美关系要“登高望远”“曾益其所不能”，就像经营婚姻关系。他还首次提出，“欢迎美中共同为世界制定规则”。
　　曾频繁就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抨击中国，甚至妄称中国的建设行为“破坏了南海风水”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本轮对话前夕也主动降低调门，表示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是中国与其它声索国的问题，“美国避免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特点是软性的议题越来越多，多边议题越来越广，地方合作越来越活跃”，吴心伯说，这也是一个事实，中美之间的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美国也是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有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与其中美将在气候合作、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一系列议题上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吴心伯便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将以本轮对话作为一个节点，9月份又是另一个节点。“美国对中国积累了半年的疑虑在本轮对话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格局不会打破”，他说。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用“钟摆”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周期性更替，“中美关系像一个钟摆，以前有一个大钟摆，就是美国的政治轮替。现在每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就像一个小钟摆，让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稳定”。
　　他设想到，“如果一年一度的首脑会晤能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时间上有一个比较好的搭配的话，基本上便能够把中美关系给稳住，中美之间的动荡期会比较小，对话的战略期就会比较长。”
　　“战略与经济对话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妙的设置，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放在一起，战略对话往往是谈竞争、谈冲突，经济对话更多是谈利益、谈合作，所以一方面有战略对话去谈海洋、网络、南海，另一方面又由经济对话撑住底线，还有人文对话夯实基础，所以这样的对话，是两轨并行、三足鼎力”。
　　中美关系的大钟摆与小钟摆
　　正如宋国友所说，明年随着美国大选的全面铺开，中美关系的“大钟摆”正开始摆动。炒作“中国威胁”将成为美国大选中难以避免的重头戏之一。美国国内呼吁将中美关系从“接触”转为“遏制”的呼声也不断在加大。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近期在一次演讲中甚至悲观地宣称，“中美关系正迎来临界点”。
　　因此，随着美国即将到来的政治更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的未来似乎并不明朗。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便表示，中美决策层对这对话要不要搞下去、形式要不要有变化也不乏有争论的声音。
　　中美这一对话机制是否需要从“大而全”变为“小而精”？每次谈少数几个问题，每个问题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进行深入讨论。黄仁伟说，这样的对话为中美之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高层接触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抓住机会深入探讨一些问题。
　　“中美骨子里都是不想对抗的，虽然表面上都很凶。双方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表里怎样统一。”他说。
　　“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就是斗而不破、斗中有合、以斗撮合、合中聚斗”，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用了12个字总结道。

来源时间：2015/7/2   发布时间：2015/7/1

旧文章ID：4524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于2015年6月23—24日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来自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出席了本轮对话。

　　中美双方认识到双边经济关系不断得到拓展，特别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美国经济持续增强，为中美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与会者承诺将继续努力取得务实进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本轮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强调全面履行在历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做出的承诺非常重要。双方表明将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强化和支持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双方讨论了国际金融体系相关问题，包括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规则、全球经济治理、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就战略性经济问题保持坦诚沟通，为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事访问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强化经济政策合作

　　自2014年7月召开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以来，中美双方采取了重要行动促进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继续支持持久的全球复苏，确保国内经济增长支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并为进一步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机会。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议程及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的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灵活性，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美方注意到，自上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情况，并对中方显著减少外汇干预表示欢迎。中方承诺仅在出现无序市场状况时进行干预，并将积极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向市场化汇率过渡。

　　根据其法定职责，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在与上述目标一致的情况下，FOMC预计将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等方式推动货币政策常态化，以透明并尽可能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美联储高度关注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维持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稳定是美联储的一项关键目标。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在基于国内需求和更为平衡的消费—投资关系的基础上平稳、可持续的增长，中方承诺采取重要措施增加家庭财富和收入，促进强劲、可持续和更加平衡的增长方式，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中方将：（1）加快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保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2）到2017年，顺利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有效运行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3）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各部委和地方制定新的优惠政策时，需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自身的管理权限。

　　中方承诺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推出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可交易大额存单。

　　美方承诺推动构建以更高的投资和国民储蓄为特点的强劲、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增长方式。奥巴马政府2016财年预算决心通过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向促进劳动力参与的教育和培训领域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为负责任的学生提供两年免费社区学院教育，使面对大学的美国教育机会税收抵免永久有效，延长带薪病假和探亲假；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鼓励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投资，包括重新批准六年共4780亿美元的地面交通基金、永久创建“美国快速前进债券”（AFFB）项目、永久建立“合格公共基础设施债券”（QPIB）项目，及豁免“外商投资房地产税法案”（FIRPTA）对外国养老基金的应用；为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出台有利于新技术开发的政策，如进一步促进“研究和试行税收抵免”政策并使其永久有效；出台增加雇主和私人退休储蓄政策，包括通过激励措施鼓励个人退休账户的自动登记录入。

　　美方认识到可预期性在预算程序以及更为广泛的联邦财政路径中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实现财政中期可持续，同时促进强劲、可持续和更加平衡的增长。美国政府2016财年预算预计将使联邦预算赤字在10年预算期的后半段下降至GDP的2.5%。为达到上述目标，美行政当局将以目标明确的开支削减、封堵漏洞等措施取代自动减支措施，并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额外减赤1.8万亿美元，相关税制改革包括：取消一项使富有家庭可逃避资本利得税的按市值计算遗产税税基的税法规定；将高收入家庭的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红利税的上限提高至28%；改革金融业税制，增加高杠杆金融公司通过过度借款获取资金的成本。同时通过移民改革和医保计划改革实现减赤，医保改革方面包括促使联邦医疗保险提供者提高医疗效率的倡议，以及支持已覆盖数百万美国人健康保险的《可负担医疗法案》。

　　中美双方致力于加强关于地方政府融资的交流。

　　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和相关法规，中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编列并公开到项。从2015年起，中国亦将指导地方政府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到2020年，中国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中美双方强调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贸易与投资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这对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中美双方承诺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支持营造开放、公平环境以及为中美两国企业和民众创造更大的机遇：

　　中美双方重申投资协定谈判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并对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双方认为，在第19轮谈判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双方承诺将加大谈判力度，于今年9月早期交换各自的改进出价。改进出价应体现双方营造更开放投资环境的共识。双方将继续积极推进谈判，以期达成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

　　中美双方认为，应高度重视与商业和贸易领域的ICT产品、服务和技术相关的信息安全问题。中美双方在发布与此类ICT相关法规前都应依法征求并考虑国内外各方面意见，提高政策透明度。双方将就与此相关的问题保持开放和持续的沟通。中美双方高度重视银行业信息网络安全、银行信息系统风险管理、银行客户信息的安全保障。双方均认为竞争是确保高质量产品进入银行业的重要因素。双方承诺在商业银行业普遍适用的ICT法规方面进行沟通和磋商。双方承诺：（1）透明化地制定这些ICT法规，包括在正式发布相关法规前公开对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并考虑国内外各方意见；（2）确保这些银行业ICT法规为非歧视性的，并且不对商业机构在相关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方面设置基于国别的条件和限制。

　　美方重申，继续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产品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重申，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深入并详细讨论共同关心的出口管制问题。

　　在201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中方关于反垄断执法方面承诺的基础上，中方承诺，根据反垄断法发布行政决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有关决定的行政诉讼拥有管辖权；当有关决定涉及知识产权，并且发布机构位于北京、上海或广州，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庭将对相关行政诉讼拥有管辖权。中方确认反垄断程序中的当事方有权根据相同的中国法律和程序寻求行政复议。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和工商总局各自内部负责行政复议的法律事务部门将与美方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各自的行政复议程序。商务部的相关部门是条约法律司、工商总局的相关部门是政法司、发展改革委的相关部门是法规司。

　　中国政府发布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包括产业发展促进指导意见和中央、省市和地方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同等适用于并提供给外商投资企业。中方承诺对上述措施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就其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以加强该领域的政策透明度。

　　中美双方将加强集成电路产业交流和对话。双方认识到，在全球集成电路创新体系中基于公平和非歧视的企业间研发合作的重要性。双方还认识到透明度对于两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及促进开展深层次合作的环境亦非常重要。中美双方就新材料产业加强交流、探索合作，包括新材料设计和应用的潜在方法，以及多边新材料国际标准制定。

　　中美双方确认在监管措施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中，透明度对于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可预见性和增强对两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性。

　　美方赞赏中方在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美方也欢迎中方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法院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如果法院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中方确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的最终文本必须依法公布。

　　中方将与美方讨论制定一项短期方案的各种方法，以解决因发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引发的问题，包括讨论公开征求意见问题。

　　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清理过时和重复的法规，以及可能时采取措施予以修改或废除的持续承诺。美方行政当局在大幅节省开支和减轻文书工作负担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中美双方注意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统拜登在谈判和最终审定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用于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该《备忘录》于2012年2月18日草签，于2012年4月25日正式签署。为履行《备忘录》项下的承诺，中方将确保：（a）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SAPPRFT）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向更多中国企业颁发执照的方式在固定收费进口电影发行领域积极促进进口影片的发行的改革，（b）中国企业可以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发行固定收费进口电影的执照，（c）只要申请人符合有关要求（此类要求不得具有随机性和歧视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对有关申请予以批准，以及（d）获得执照的发行人将能够直接与固定收费电影的外国制片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电影集团或任何其他国有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获得执照的发行人与固定收费电影的美国制片人或其授权的代表之间的合约的谈判、条款、补偿数额或履行方式。中美双方确认，任何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执照、可在中国从事电影发行的中国企业，有权独立于中国电影集团下属的任何企业或任何其他国有企业，选择是否与其他发行者签署合约或结成伙伴关系从事进口固定收费电影的发行。

　　美方重申将遵守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主权财富基金坚持公开、非歧视原则的承诺；中方重申将遵守主权财富基金普遍接受原则和惯例的承诺。

　　中美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商界在各自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沟通和交流，探讨互利共赢的商业化合作模式。中美双方对在各自国家基于最佳实践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表示支持。

　　双方欢迎中国省、市与美国州、市、县间通过有关机制开展的经济与贸易合作，如中国省、市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艾奥瓦州、德克萨斯州和芝加哥市之间建立的“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双方对工作组寻求在促进中美地方经贸投资合作、加强双边经济联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感到鼓舞，欢迎建立类似机制，并尽力为两国地方政府间更密切的经贸往来创造条件。

　　在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承诺打击违法生产、销售、出口假冒伪劣药物活性成分（APIs）以及用于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APIs的基础上，双方继续致力于保护药品供应链安全，确保患者获得安全和高质量的药品。关于API制造商的监管，中美双方同意继续在有关部委之间进行专家级讨论与合作。美方承诺继续评估其授权，考虑将未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企业的大宗化学品排除在进口以外。双方同意继续就用户收费项目交换意见。为了促进中美两国间的交流，中方承诺共享由多部委工作机制制定的监管和实施框架草案以对可用作原料药（APIs）的大宗化学品的制造商进行监管。中方正在修订《药品管理法》，在此过程中将提出并认真考虑将可用作原料药的大宗化学品生产企业的监管要求纳入《药品管理法》修订中，包括“仅供出口”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将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律法规及国际义务以草案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中方将对美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评论进行考虑。

　　双方承诺就农业信息化、精准农业、农业数据管理等领域开展务实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与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同意加强合作，进一步对话和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互利中美两国，努力达至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互认。

　　中美双方将继续就技术进出口许可协议相关问题交换意见、进行对话和分享经验，包括各自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私人当事人决定技术进出口许可条款的范围。鉴于中国快速演变的技术需求和对市场化改革的重视，中方将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研究。中国商务部将在2016年第一季度与美方共同举行一次联合研讨会。

　　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犯罪行为已成为全球公害，开展跨境交流合作、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十分必要。中方将继续把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的专项整治列为2015年重点工作，进一步健全监管制度，严肃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开展识别、调查和起诉知识产权犯罪者的工作，包括互联网上的有关犯罪行为。

　　美方确认将继续在特别301报告和“恶名市场”名单中客观、公正和善意评价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所做努力。

　　中美两国重申双方在201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的承诺，激励两国的未来创新和经济增长，为创新营造有利的环境，包括通过加强合作保护创新不受恶意诉讼。

　　美方欢迎中方于2015年3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与贸易有关的部门规章英文翻译工作的通知。这一通知规定了与贸易有关的部门规章的英文翻译的发布。中方注意到美方对中方及时发布与贸易相关行政法规翻译的关切，中方将研究这些关切。

　　中美双方都欢迎外国投资，并认识到各自国家的企业通过投资在第三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当这些企业从事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将为本国和东道国都会带来一系列惠益。考虑到上述情况，两国政府欢迎在海外投资的企业视情参与关于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国际倡议并遵循有关最佳做法。

　　三、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强劲、稳定的金融系统对实现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双方承诺采取以下措施以支持进一步推动各自金融领域改革并加强金融领域监管，推进双边合作，加强在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支持全球金融稳定：

　　为了进一步达成三中全会的目标，为实体经济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发一个深度、高效的债券市场，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其措施包括：（1）逐步扩大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业务范围。（2）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49%，内资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3）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经纪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法设立期货公司，代理境外交易者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4）允许境内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外资独资和合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务。（5）推出一项计划，按照中国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通过对所有外国投资者设定总投资限额而非对单一国家或机构分别设限的形式允许其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6）制定一项计划，推动外资机构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7）允许符合条件的在华法人美资及其他外资金融机构在取得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和承销资格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享有同等待遇。（8）允许外资评信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

　　双方均意识到中美两国证券期货市场联系日益密切，以及由此建立一个针对上述市场和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将开展技术交流，并促进监管合作和信息分享。这可能包括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关于中国概念公司的信息分享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当一家中国概念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注册成为公众公司后，美国证监会将尝试告知中国证监会这一情况。

　　在尊重各自主权和法律的前提下，双方承诺加强对公众公司审计监管的跨境合作，双方将共同协作以开展一次试点检查项目，旨在建立审计监管合作机制，以保护投资者、提振公众对两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双方将探索合作的有效方式，积累可能支持未来监管依赖的经验。

　　中美两国将继续按照G20声明执行本国的场外（OTC）衍生品改革，具体包括：报告所有场外衍生品合约有关情况，在交易所或电子平台上交易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合同，在适当情况下实现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合同的集中清算，并对非集中清算的衍生品交易制定更高的资本要求和保证金要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将加强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对于符合按照支付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制定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等国际标准制定的国内法规的中央清算方，双方将考虑予以适当监管豁免。

　　美方欢迎中方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条例》。与G20承诺保持一致，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中方已构建了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处置框架，并将继续完善实施细节，以与金融稳定理事会颁布的《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的相关要求保持充分一致。为监控系统性风险，中美双方承诺通过加强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技术合作，加强金融统计领域的合作。中国正在为向国际清算银行（BIS）报送国际银行业统计数据做技术性准备，并将考虑定期报送这一数据。

　　中国政府部门正在积极考虑参照国际做法针对拥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或非金融公司的金融集团制定并表监管框架，如考虑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美方实施沃尔克规则时，将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解决对外国银行机构影响的关切。美方愿与包括中国实体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会面，讨论沃尔克规则的实施。

　　中美两国欢迎双方加强合作，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体系，以有效实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的建议。双方承诺进行定期、紧密的工作层和高层接触，共同应对和遏制新兴恐怖主义融资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威胁。两国进一步承诺，加强双边监管和执法合作，并加强在新支付手段和网络银行领域的信息共享。为进一步扩大合作，双方承诺视情邀请本国金融部门参加双边会议，分享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最佳实践经验。

　　中美两国欢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通过开展合作项目推动中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及产品的互联互通。对此，中美双方支持加强两国金融市场的联系。

　　四、提升全球合作和国际规则

　　中美双方将加强合作，包括在二十国集团（G20）、APEC等多边框架下深化合作。双方认识到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的贸易和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性，承诺采取以下具体措施深化该领域的合作，不断完善国际经济治理：

　　中美双方重申将在G20框架下加强合作，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双方支持G20安塔利亚峰会主题“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强劲增长”，重视落实以往峰会承诺。双方承诺同其他G20成员一道，致力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保持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完善全球能源合作，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双方承诺共同推动安塔利亚峰会在金融监管合作、国际税收问题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成果，并致力于在落实2009年G20峰会关于逐步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方积极支持中方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并期待继续推进G20议程。

　　中美双方注意到，在有意义减缓行动和透明实施情境下，发达国家已承诺至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资金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求。此资金将来自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及双边与多边等多种渠道，并包括替代性资金来源。中美认识到绿色气候基金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运营实体，是主要的、专门的多边气候资金机构。我们有决心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方一道，共同做出建设性努力，确保绿色气候基金有效运营。

　　在尊重接受国政府意愿的前提下，中美双方承诺依托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平台，在第三国开展发展融资合作。

　　美国欢迎中国承诺年底之前根据基金组织特殊数据发布标准（SDDS）披露经济数据，也欢迎中国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中方认识到，满足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透明度标准对成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美方支持中方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在此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他场合下，美方已经表示支持中方实施能够使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改革。双方承诺尊重IMF在SDR审查中的程序和流程，并将在人民币加入SDR事宜上加强沟通。

　　中美双方承诺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再次确认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好地反映IMF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中美两国认可IMF执董会为寻求过渡方案所做的努力，过渡方案旨在使份额比例尽可能地趋近于第14次份额总审查确定的水平。但是，任何过渡方案都不能构成或被视为代替2010年改革方案。双方支持IMF执董会在推动第15次份额总审查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以第14次份额总审查为基础制定一个新的份额公式。

　　中美两国欢迎国际工作组（IWG）在谈判新的官方支持出口信贷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今年稍晚时召开）开启综合性规则讨论。考虑到新的综合性的指导原则尚处于IWG工作的起始阶段，中美双方承诺加强IWG各成员之间的内部沟通，稳步推进IWG磋商进程。中美双方重申支持：（1）IWG指导原则涵盖包括由政府或代表政府提供的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以及（2）新的、综合性的官方出口信贷支持国际指导原则，这一国际指导原则将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照顾不同国家的利益和国情，并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

　　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在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两国承诺就公共融资在减少温室气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发展融资机构在加快向低碳解决方案过渡中的作用展开讨论。两国认为，其对其他国家的双边投资以及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新发展机构的投资，应当支持低碳技术和气候耐受能力。为此，两国将把运用公共资源支持并鼓励国内和海外项目向使用低碳技术转变作为优先政策考虑。

　　中美两国重申关于规范和逐步取消鼓励浪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中美两国目前正在开展G20框架下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双方重申，承诺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同行审议，公布结果并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简要说明。双方承诺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

　　中美双方认识到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宣布定期公布中国的政府（非商业）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因此，中美两国重申其承诺，进行更密切的信息共享与合作，确保全球能源市场正常运转。作为此项承诺的一项内容，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层官员承诺今年举行会晤，以规划一个侧重于实质性内容的研讨会，此研讨会关注两国数据采集工作。美国能源部石油储备办公室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已按照2014年签署的战略石油储备合作谅解备忘录举办了两个有关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合作的技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双方承诺通过工作层的努力为未来的交流做准备。鉴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在今后举办的会议中确保派高级别代表出席。中美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换和沟通，并且拓展石油库存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中美双方共同支持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重申致力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趋同工作。双方承诺继续努力确保会计准则的一致应用并加强会计准则的交流与合作。双方亦欢迎对方继续参与完善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国际努力。

　　中美双方承诺与其他APEC成员经济体共同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和繁荣。我们赞赏2014年APEC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承诺落实会议成果，并继续为区域和全球经济未来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为此，我们致力于推动2015APEC菲律宾年取得务实成果。我们承诺继续与相关各方共同协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互联互通，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持之以恒，致力于与其他经济体共同落实好《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包括开展并在2016年APEC领导人会议前完成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我们还承诺落实《北京反腐败宣言》，加强在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机制下合作。在APEC财长会进程中，我们支持制定致力于促进金融一体化和弹性、财政透明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方面的宿务行动计划。

　　中美双方承诺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合作在2015年7月底前完成制定“后巴厘”工作计划，并力争于今年底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此外，中美承诺就接触和鼓励其他WTO成员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共同机会交流观点，以便协定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十次部长会议前生效。为便于在上述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中美双方承诺定期举行司局长级会晤，美方牵头机构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方牵头机构为商务部。

　　附 录

　　机制性安排：

　　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一系列其他对话和机制开展经济合作，加强双边关系，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双方合作领域包括：

　　1.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美国劳工部之间的合作

　　2.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美国劳工部的合作

　　3.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美国劳工部的合作

　　4.金融自律组织交流与合作

　　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6.反假货币合作与交流

　　7.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合作

　　8.中美银行业监管磋商

　　9.保险业合作

　　10.标准方面的技术合作

　　11.选择性的反向贸易代表团计划

　　12.中美贸易统计技术交流与合作

　　13.中美原产地规则合作

　　14.中美创新对话

　　15.中美中小企业合作

　　16.透明度对话

　　17.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交流与合作

　　18.中美交通论坛

　　19.能源价格和监管交流合作

　　20.中医药领域合作

　　21.中美航空合作项目

　　22.国家航空货运安保方案互认项目

　　23.提升航班运行效率

　　24.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培训班

　　25.继续积极落实《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框架协议》

　　26.知识产权刑事执法联合联络小组（JLG）合作

　　27.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合作

　　28.海关执法合作

　　（本报华盛顿7月1日电）  

来源时间：2015/7/2   发布时间：2015/7/2

旧文章ID：4523

作者：张敬伟  来源：中国网

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AIIB）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

从2013年10月中国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提出AIIB概念，到2014年10月首批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再到50国正视签署《协定》。亚投行体现了中国式的行政高效，也意味着中国秩序的启航。

国家金融秩序，战后形成了美欧日主导下的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三大机构秉承西方式的治理模式，西方国家投票权上也占尽优势。因此，在对成员国实施救助时，彰显出强烈的西方特点，即被救助者必须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包括政治、市场、产业乃至民生方面的改革。不改革不救助的“嗟来之食”，曾经让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韩国备尝屈辱，也让分离主义缠身的乌克兰品尝苦果。即便是同属欧盟和欧元区的希腊，也被包括IMF的国际债权人苦苦相逼，希腊“赖账”有可能被驱逐出欧元区。

在贷款审批、发放、额度等方面，传统的国际机构也面临着效率低下和救助资金不足的尴尬。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国际社会呼吁全球治理机构改革的声音日炽，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时代，感受到中国资本的充裕和新兴市场的活力，希望给予中国在IMF等国际机构中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但IMF的改革遭遇到美国国会置之不理的漠视。

传统治理机构的低效率和全球化治理的不合时宜，直接促生了AIIB。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举措，AIIB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成为后危机时代最宏大最具创意的的全球治理计划。毕竟，后危机时代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诉求，从东南亚到南亚次大陆再到中亚、西亚各国，其宏大的基础建设诉求可能是下一周期全球经济起飞的决定因素。而嗷嗷待哺的上述各国，缺乏的是资本和基础建设能力；中国的优势则是丰裕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这形成了亚洲国家一拍即合的市场共鸣。

美国和日本的误判恰恰在此，他们以为AIIB只是亚洲穷国的抱团取暖。因而以冷眼旁观的心理，漠然审视着中国和印度等国主演的穷人的游戏。可美日忽略了欧洲和域外其他国家也需要在宏大的亚洲基础设施市场，分一杯羹或抢一块蛋糕。“七国集团”（G7）“说好的不加入”因为美国最亲密朋友英国向AIIB“抛去媚眼”而变成空洞的承诺，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而入AIIB。AIIB由区域性的“穷人游戏”变成了比肩IMF、WBG甚至可能超越ADB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由此引发的中美日三国博弈还在上演，但AIIB的确意味着中国秩序的确立。随着IMF、WBG和ADB从冷眼旁观到表态合作，中国也表现出开放态度，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向美日两国发出加入AIIB的邀请。

美日没有加入AIIB，但态度已经软化。AIIB无论是从开放性、治理机构、成员构成、业务运行、决策机制、投票权、特豁待遇等等，都让美日的指责失色。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AIIB的治理机构也体现了西方国家的诉求，因而在公开透明度上并不亚于IMF和WBG。对于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而言，AIIB让其多了在全球治理机构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至于是美国还是中国谁是主导者，并未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希望IMF改革以体现后危机时代更为多元开放（提高新兴市场投票权）的努力，在AIIB中得到了体现。

和美国国会阻挠IMF改革和美国政府支持改革但死保IMF否决权相比，中国在IMF的投票权虽然占比26.06%，但也给予西方国家相应的投票权。而且，随着加入成员的增多，中国所占份额也在“大盘”中稀释…因而，中国主导AIIB但并未想一直控制这一全球治理机构。

更重要的是，这一机构体现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共治的特点，契合了后危机时代全球市场的新趋势。在此情势下，AIIB在救助模式、放贷效率上更加公平合理。

AIIB到年底将可正式挂牌运行，世界多了一个中国秩序的产物，全球市场也就了多了一个机会和一份希望。而且，AIIB已经释放出良性竞争的效应–倒逼日本建立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资金。

来源时间：2015/7/2   发布时间：2015/7/1

旧文章ID：4521

作者：刘诗萌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本报记者 刘诗萌报道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协定》签署仪式的举行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里程碑，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协定》批准生效和全面做好运营准备的新阶段。

　　楼继伟强调，各国签署《协定》后，还需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下一步，各方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积极推进包括完成各自国内立法批准程序在内的各项筹建工作，确保亚投行如期在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

　　现代治理结构更高效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一直引人关注，在此次签署的《协定》中表示，亚投行将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

　　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理事会可将其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但以下权力除外：吸收新成员、增减银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员资格、裁决董事会对本协定的相关解释或适用提出的申诉、选举银行董事并决定其薪酬或支出、任免行长并决定其薪酬、批准银行总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决定银行储备资金及净收益分配、修订本协定、决定终止银行业务并分配银行资产、行使本协定明确规定属于理事会的其他权力。

　　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除非理事会另有规定。其权力包括理事会的准备工作、制定银行政策、就银行业务做出决定、监督银行管理与运营并建立监督机制、批准银行战略、年度计划和预算、视情成立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每个财年的账目等。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其中域内9名，域外3名。

　　“亚投行与传统的多变开发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比，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治理结构更简单、高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保建云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道。

　　保建云表示，一方面董事会不是常驻的，这既提高了三层管理结构的效率，又能够避免传统多边开发机构中常见的官僚主义等缺陷，属于一种创新型的多边开发机制。另一方面，亚投行治理机制的这种创新性和现代性也为传统多边开发机构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借鉴的样本。

　　“同时，亚投行治理机制的构建为未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治理，特别是为一些新的金融机构，比如金砖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的建立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保建云对记者补充道。

　　保建云指出，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治理机制的一次有效尝试，这种尝试目前只是尝鲜，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方面中国要有充分的估计。毕竟现在亚投行只是签署阶段，在今后的正式运作过程中，这个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和效率性都有待检验。因此在未来，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仍然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

　　最大投票权也是最大责任

　　在投票权方面，《协定》也做出了明显的规定。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包括创始成员和今后加入的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15%。按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

　　按照多边机构的一般原则，亚投行的任何决策都需要2/3以上的成员国同意和75%的投票支持，26.06%的股权实际上使得中国具有一票否决权。

　　“在亚投行的治理机制当中，中国将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具备一票否决权，这不仅表明中国具有最大的投票权，也代表着中国要承担着最大的责任，中国要担当起未来推进亚投行发展、改革和完善的重要任务。”保建云表示。

　　同时，保建云指出，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成员国要加入亚投行，而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中国的投票权就会开始减少和稀释，因此目前中国的重要投票权只是一个历史性阶段。由于投票权的算法是动态的，所以中国当下的决策权和否决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不断调整的。

　　“中国在创始阶段拥有较大的投票份额，实际上是有利于亚投行的未来发展的。未来亚投行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和竞争，而中国现有的经济地位与目前所承担的责任是相符的，这为推动亚投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因此中国的重要投票权是现代多变治理机制发展的一种合理安排，这种安排既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经济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同时也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和认可。”保建云对记者强调道。

　　透明度问题惹关注

　　目前亚投行最大的悬念之一是关键职位的人选。目前担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的金立群就任亚投行首任行长的呼声最高。除行长职位以外，副行长的职位目前竞争则比较激烈。

　　根据楼继伟日前的表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中方将与各成员国一道，通过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机制指导多边临时秘书处加紧制定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员工选聘程序和标准，确保亚投行按照公开、透明的多边程序，他强调，将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选聘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各级员工。

　　“来自于不同成员国的行长和副行长之间如何形成一个高效的、默契的、相互理解的团队至关重要。各个成员国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如何通过协调、配合形成一个团队需要磨合的时间和过程。”保建云对记者解释道。

　　保建云表示，亚投行正式投入运营以后，业务的开展会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管理层内部能不能做到利益和权力的协调，是未来要经受的一个巨大考验。

　　另外，不少老牌多边机构和发达国家都曾对亚投行的透明度等问题表示关注。对此，保建云认为，透明度的标准是动态演变的，不同的机构在不同条件下，透明度的标准是有差异的。但是亚投行在未来开展业务以后，透明度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公开、公正、高效、反腐和可持续性，都是今后亚投行发展的方向。

　　“亚投行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应该会逐渐形成一些透明度的制度和路线图，这个形成和产生的过程也有可能会创新出一套新的适合亚投行发展的透明度标准和规则。”保建云对记者补充道。

　　另外，保建云也提醒到，未来亚投行在透明度方面可能会面临压力和挑战，毕竟新机构可能会存在很多缺陷、发生很多失误，这是亚投行成立过程中一定要充分估计到的。中国作为亚投行最大的出资国，对一些做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同时也要具备改进和完善的把握和信心。

来源时间：2015/7/2   发布时间：2015/6/30

旧文章ID：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