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华社瞭望智库

　　中美两国的南海争端不断升级，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地位可见一斑，即使中国不主张其在南沙群岛的权利，如何威慑北京也成为华盛顿面临的巨大挑战。与美国领导人所面临的 其它安全问题不同，亚洲地区的防务战略影响着美国的军事预算及其在海外开展业务的方式。

　　世纪之交，美国几乎在所有军事领域都领先于中国：空中、海上、空间、网络及核领域。然而近年来，中国军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其国防开支更是实现了大幅增长。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多个质化标准上落后于美国，但其正在稳步缩小两国军事力量的差距。此外，中国也在利用自身优势，不断增长具体领域的实力——导弹和潜水艇的发展尤为明显。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加强其传统能力——其拥有700余架第四代飞机，现代护卫舰和驱逐舰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在此背景下，美国如何才能在亚洲维护有效的威慑?

　　不少评论员认为美国的前进式防御已不适合亚洲，认为美国应转向更为疏离的“离岸制衡”战略——区域合作伙伴为自己的安全问题投入更多，或“离岸控制”战略——采取远程封锁打击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另有一些人认为，新技术和攻击系统相结合能够帮助美国重拾领导地位。然而，这些建议可行性不高，美国难以实施。

　　当前，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既要安抚伙伴国，也要切实可行。然而，这一战略不仅需要诸多外交努力，也需要在军事上进行相应调整。

　　“积极的阻断战略”将继续保持一个前进式的姿态，但重点在于阻断中国获得军事侵略优势，而非确保美国取得胜利。

　　该战略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弹性的兵力态势，使美国能够更好地承受初期攻击和持续作战;其二，强有力的对抗中国武力投射的能力;其三，利用包括地理位置、当前或潜在的利基军事能力。

　　北京近来在南海的动作说明，美国需要加强在亚洲的牵制，要想实现新的力量平衡，美国就需要对自己的战略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可以确保中美两国已然紧张的关系不会升级成敌对状态。

　　原文链接：

　　http://www.rand.org/blog/2015/06/why-the-united-states-needs-an-active-denial-strategy.html

　　(本文摘编自美国兰德公司网站报告“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n Active Denial Strategy for Asia”，作者：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学家Eric Heginbotham，副政策分析师Jacob Heim)

来源时间：2015/6/18   发布时间：2015/6/16

旧文章ID：4279

作者：史志钦，齐思源  来源：FT中文网

　　亚投行为中国与欧洲带来的经济利益

　　大多数遇到经济困境的欧洲国家都非常支持亚投行，因为该项目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欧亚经济联系到一起。这也是为何这些国家会选择参与亚投行的创建过程。如今，欧洲的核心机构——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似乎准备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投资合作。当然，欧盟国家的行为都经过战略考虑，他们希望可以参与构建银行规则，而非仅作为中国主导机构的旁观者。中国乐于看到这样的发展，因为中国希望获取欧洲发展项目融资以及如何确保高环境保护标准的相关经验知识。

　　过去几年间，中国积攒了数万亿的外汇储备。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即新丝绸之路计划将会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联系以及贸易往来，是中国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方式。这些计划都具有包容、民主与一视同仁的特性。

　　此外，这些项目都将有助于改善周边国家的经济水平，它与“亲、诚、惠、容”的中国周边外交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重心。正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亚洲一些最为贫困国家的GDP水平有所提高，而更高的收入水平将会促使总体需求上升，建立繁荣的亚洲国家共同体并打造中国与邻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

　　有人认为亚投行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旨在为自己谋利。面对这样的批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质上应该坚持的原则是其投资的社会回报最大化。亚投行应该优先考虑能够提供最具竞争力与社会可持续性合同的公司或合资公司，而不是根据公司股东国籍投放资金。这些公司将会面对的困难是决定如何提升技术水平与文化知识，与欠发达地区当地政府合作、尊重当地风俗以及发展针对地区特色的高效金融工具。

　　在国际贸易中，有一项基于长期经验的发现，即贸易引力模型。根据这一理论，贸易伙伴的GDP水平越高，国家间的贸易越频繁;而贸易伙伴间物理距离越远，贸易越少。由于亚投行将会通过为铁路、公路、机场、信息技术以及其他高回报项目融资来缩短跨境距离，欧洲、中国以及亚洲之间的商业互动在未来将会呈指数增长的趋势。

　　这对于欧亚大陆来说显然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大有裨益，因为中国与欧盟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伙伴。

　　中国、欧洲与多极世界

　　中国一直以来都表示其致力于打造多极世界，并支持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与独立的外交政策。欧盟的外交活动，如参与伊朗核谈判，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虽然美国并不欢迎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但这并不会导致欧洲牺牲其在亚洲的核心经济利益，毕竟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区域。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都对美国政府孤立主义趋势与针对亚投行的公共外交提出批评。

　　上个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美国曾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撤去部署在埃及的军队，如今这一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当时，美国能够迫使欧洲国家听从其意见而调整外交行为。目前，欧盟正在加速其政治与安全协作，而中国可能会对这一努力大有帮助。

　　中国对欧洲的承诺行之有效。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首位访问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首脑。在访问期间，习近平表达了对欧盟一体化的强烈兴趣和支持，因为强大的欧盟会为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这样的国际体系更为平衡因此也更为安全。

　　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目前其国力还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获得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那样的国际地位。外界夸大其词，认为中国发展会称霸世界，但他们却忽略了美国军费支出与人均GDP远高于中国这一事实。

　　构建包容的全球秩序

　　当今已有的全球金融秩序中国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构建，因为在该秩序构建之时中国国力衰微。在19世纪初清朝的统治之下，中国富饶且强大，但没能参与到国际秩序当中。即使是在1842年之后，当欧洲大国迫使清王朝与其建立了经济联系之后，中国政府依然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建立起外事部门。清政府不情愿放弃夷务管理的传统，也不愿放弃教导那些愚昧无知的蛮夷之辈学习大清帝国的礼仪的传统。

　　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通过全面参与多边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多次证明了中国外交政策旨在营造双赢合作的局面。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已从消极转变成为更加积极。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摒弃其韬光养晦的外交核心原则。亚投行、新丝绸之路、由金砖五国建立的新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试图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行为都反映了这一现实。这些演变显示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辩证色彩——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延续与变化、传统与发展、稳定与动态中保持着平衡。

　　今天的中国不会再重蹈覆辙，脱离世界将自身孤立起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让中国更加急切地想要启动上述项目，以此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以及自由公平的商业发展，与此同时尊重所有合作伙伴的文化与历史。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并没有大幅变化。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一直呼吁建立民主、包容的全球秩序，尊重所有民族政治、习俗以及价值观的多样化。在这样的世界中，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中国直接与该地区进行发展合作。欧洲既是西方力量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

　　中国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包容且民主的全球秩序，这通过亚投行倡议就可见一斑。中国作为最大的注资国并没有否决权，且亚投行的议事模式将通过成员国之间公开透明的谈判得以确定。欧洲似乎相信中国的意图，这为中国对包容性世界秩序的追求增添了可信度。支持良好的全球治理、政治秩序以及战略稳定都是非常有益的行为。通过这些努力大国能够和平地吸引其他国家并促进全球秩序向更为和谐更为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真挚希望美日两国也参与亚投行，与中国以及欧洲一同支持世界最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并为当地人民的福祉而努力。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史志钦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负责中欧关系及欧洲研究的学术项目;齐思源(Vasilis Trigkas)现为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及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非常驻研究员。

　　此文的中文版最初发表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网站上(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由清华—卡内基中心授权FT中文网发表。清华—卡内基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创立，就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研究的知名智库。

来源时间：2015/6/18   发布时间：2015/6/17

旧文章ID：4273

作者：杰安迪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封闭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各种各样的境外组织纷纷在中国建立分支。它们表达善意、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帮助这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如今的世界大国。

　　然而，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府提出的一项涵盖面甚广的新立法，正迫使很多机构——不管是国际贸易协会还是慈善基金会——考虑缩减在华活动，甚至完全撤离。

　　这项法律草案从上个月开始征求意见，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正式颁布。该草案提出将境外非营利组织纳入中国安全部门的监管范畴。这既反映出习近平本人支持对公民社团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同时也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外部势力阴谋颠覆的可能性的担忧。

　　如果这项提案不做进一步修改而被直接采用——很多专家表示，考虑到中共一贯的立法风格，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在华境外机构必须在一个政府主管部门那里登记，同时它们的所有“活动”都要取得公安机关的许可。除非有特殊情况，它们将无法接受中国国内的捐赠，其中国雇员要至少达到员工人数的一半。此外，各类职业协会，不管是面向科学家还是保险经纪人，均不允许吸收中国成员。

　　北京一直对在华开展政治类活动或推动法治和合法权益的国际机构有所警惕。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在很多之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国际机构中也引起了广泛的忧虑，包括一些欧洲的行业机构、美国大学和国际援助组织。

　　多家机构表示这项法律会迫使它们缩减在华业务，包括专业培训项目、公共演讲及赠款活动，部分原因在于这项法律似乎授权警方来决定它们几乎所有活动的合法性。从更大层面上讲，他们担心，在经历了过去30年的不断开放后，中国政府如今得出结论，认为已不再需要外界提供帮助，从而开始关闭这扇大门。

　　“很多机构陷入恐慌，甚至包括那些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一家著名基金会的一位美国雇员表示。该基金会专注于健康和教育领域，也在为不得不离开中国的可能性做准备。

　　她和其他一些人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法律威胁到的一些机构在过去30年里一直支持包括交换项目和扩大贸易在内的多项有助于中国复兴的政策，甚至是在其他机构敦促对中国政府的压制倾向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情况下。

　　她和来自此类机构的其他十几名雇员接受采访时均要求不具名，因为担心得罪政府，给自己所在的机构惹麻烦。在华的境外非营利组织大约有6000家。

　　在北京运作的一个美国大学项目的负责人表示，“我们这些机构提供的接触机会对于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这么做无异于因噎废食。”此人指出，这个法律草案没有把倡导诸如劳工权益的维权团体与埋头做事的商业协会和学术机构加以区分。

　　很多境外非营利机构一直由民政部主管，不过这种行政障碍使一些机构转而以商业机构注册或不经注册偷偷运作。中国政府表示，制定这项法律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让境外团体脱离这片监管的灰色地带。

　　不过，政府同时把它当成根除损害中国利益的境外组织的一种亟需的手段。上个月接受中国社科院院刊采访时，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王存奎发出警告，称中国目前有数百家有政治渗透背景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包括那些致力于“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培养“西方代理人”的机构。

　　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一篇社论中表示，一些境外机构是搜集情报和激起社会动荡的先锋，“以‘维权’为名煽动民众同政府对立，甚至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

　　公安部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均未回应本报的采访请求。

　　本月，有将近40家美国贸易类和专业协会给中国立法机关写了一封联名信，告诫这项草案提出的对他们在华工作的限制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伤害中美关系。他们认为，这项法律“会大大阻碍——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我们这些机构在华开展工作，而这些工作原本可以带来极大的互惠互利。”

　　一家签署了联名信的机构给《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份稿件，但这封信并没有被签署方公开。这些机构中，包括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中国政府就草案征集公众意见之后，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陈词，说这个草案的语言表述过于模糊，其内容有可能被解读为广泛禁止各类活动，包括社会和法律议题上的国际合作，以及各种民间交流活动。文中写到，“这类交流活动是互惠互利的，不曾制造任何争议，而且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金融等技术领域的专业化至关重要。”

　　在中国进行公民社会团体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表示，这项法律颁布以后，一支国外高中篮球队来华可能得先取得警方的许可，一位访问学者来北京做讲座的PPT文稿也可能被安全官员一票否决。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此类反馈意见不大可能对最终出台的法律产生多大影响。 “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修改，但大的架构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小，”贾西津说。她还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和外界的交流。

　　对外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上海律师周丹曾在境外基金会资助的同性恋权益研讨会上发言。他表示很多机构担心这项法律会被用来打击它们。“现在直接就把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登记的部门列为公安部门，好像很不友好，”他说。

　　共产党领导人指责西方非政府组织挑起颜色革命，以及最近中东及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颜色革命在21世纪初推翻了前苏联地区的一些威权政府。当去年香港地区长达几个月的亲民主抗议活动使该市部分区域陷入瘫痪时，北京方面谴责称“外部势力”煽动动乱。

　　政府近几个月来不断打压中国的倡导组织，搜查了它们的办公室，逮捕其员工，并关闭了一些组织。一些面临压力的人士表示，外国基金会已经开始保持距离或切断资金支持，或许这是针对新法律的预防举措。

　　北京益仁平中心负责人陆军表示，针对外国非营利组织的新限制最终会致使国内组织资金匮乏，更加孤立。益仁平是一个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和乙肝患者的团体。

　　陆军表示，“境外资金非常重要，外国的专业知识也很重要，因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历史短暂，而境外的组织已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自3月遭到警方搜查以来，陆军的办公室一直处于被封状态。

　　乒乓策划(Ping Pong Productions)的总监方美昂(Alison Friedman)表示，她认为当局不会反对该组织的活动，但对政府的新限制规定表示担忧。她说，“如果申请许可的过程耗费太长时间，这真的会给本土主办方带来阻碍，推迟中国剧场能够开始宣传未来的表演剧目和艺术节的时间。”乒乓策划是一家将中国当代舞蹈团体带到欧洲，将美国戏剧引入中国剧场的非营利组织。

　　方美昂说，该组织的名字是对开辟了现代中美关系新时代的体育项目的致敬，这个名字证明了民间交流的方式在推动跨文化理解方面发挥的作用。

　　“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时期，”她说，“我们实际上可以更多地利用这种方式，而不是减少对它的利用。”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Kiki Zh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常青、许欣

来源时间：2015/6/18   发布时间：2015/6/18

旧文章ID：4271

作者：郝平  来源：《人民日报》

    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即将在华盛顿举行。这一磋商机制成立5年来取得突出成就，落实了近300项成果，一批人文交流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并从国家层面逐步延伸到了基层。人文交流，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深度滋润人民友谊的土壤，并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郝平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人文交流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是人与人、心与心的交流，以人的交往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真诚对话，化解不同国家间的潜在矛盾，培育不同民族间的长久友谊。也正是因为人文交流的这一特点，使其在增进中美战略互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路铺路——

　　直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始终与中美关系发展相伴相生

　　人文外交的主体和交往对象突破了政府机构的局限，扩大到社会力量和普通民众层面。这种对外交往方式更多利用非官方力量，使政府职能由前台走向幕后，淡化宣传的政治色彩，更容易达到增信释疑、沟通民众的目的。同时，人文外交直接以民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减少了信息传递的环节，避免了信息损耗和失真。普通民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来自他国的文化感染力以及隐含其中的善意。

　　人文交流的方式更加温和，充满人文关怀。在教育、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互派留学生，建立友好城市，开展文化节、举办体育比赛等方式更加温和平等，更注重接受者的感受，在互动中自然彰显本国文化的魅力，而非呆板的宣传说教，更容易使民众接受。

　　人文交流更关注长期效果，具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性。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是长期积淀的结果。人文交流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逐渐树立良好的本国形象，向外传递本国优秀的文化，为两国关系奠定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不仅使两国关系更具有韧性，而且有助于防止或缓解突发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冲击，为政府的决策奠定深厚的民意基础。

　　刘延东副总理将人文交流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巧妙地比喻为“探路者”和“铺路者”，简明生动地诠释了人文交流在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发展中所发挥的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和持久性作用。回溯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正是1971年以一枚小球为联系的两国青年运动员间的友好互动，为中美关系封冻的冰层撬开了缝隙，从而为两国极具智慧的政治家带来了创造历史的良机。在随后的1978年底，作为中美建交的标志性事件之一，52名中国学生赴美、8名美国学生来华，奏响了两国人民相互学习、友好交往的时代序曲。人文交流不仅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且始终与中美关系发展相伴相生。

　　不可替代——

　　中美关系中发展最稳定、成果最丰硕、前景最广阔的领域

　　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最复杂、最有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既造福两国人民、推动彼此共同发展，也对国际局势的和平稳定和国际秩序的优化调整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中美两国在经久而全面的战略合作、经贸互利、人文交流中，逐渐成长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攸关方和命运共同体。

　　无论从现实或是长远的角度看，对话总比对抗好，交流总比交恶好。也正因此，习近平主席倡导中美应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走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高度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

　　中美能否共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能否树立国家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典范，人文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美关系30余年的起伏发展中，人文交流始终是两国关系中发展最稳定、成果最丰硕、前景最广阔的领域。而今，中美人员交往每年突破400万人次，每天有上万人穿梭于太平洋两岸，通过互联网、手机互动的民众更难以计数；2014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达49万人，而过去4年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总数超10万人；中美双方已合作在美国设立107所孔子学院，435家孔子课堂，注册学生29万多人……这些数字，或许仅是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瞬间和企业家眼中的巨大商机，但在中美政治家们对时代、对大局的敏锐洞察中，这正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和强而有力的战略支柱。

　　柔性力量——

　　发挥冲淡竞争、约束对抗、拉近距离的作用

　　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新时期中国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人文交流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提升到战略高度，从而使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以及中俄、中欧、中英等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正是顺应中国内政外交新变化，主动进取、积极作为的结果，既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又在此过程中以人文交流的独特魅力丰富、完善国与国交往的方式，服务于中国整体外交。

　　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也是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要求。作为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别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保持螺旋式上升势头，得益于双方恪守“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底线，得益于两国关系“多点支撑”的特点——既有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也有年度贸易额逐年攀升所形成的深度经贸利益捆绑，还有犹如涓涓细流不断汇聚而成的人文交流渠道。也因此，人文交流与战略合作、经贸互利一起，构成中美关系的三大重要战略支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正是对中美关系的机制性保障。随着中美力量对比与战略态势的变化，两国关系的合作面与竞争面同步上升，有时竞争面显得更加突出。双方战略博弈的加深与经贸摩擦的加大，使得战略合作、经贸互利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人文交流则反而能够显示出独特的作用和魅力，在关键时期体现柔性力量，冲淡彼此战略竞争、约束两国战略对抗、拉近两国人民距离。因此，在中美战略与经济领域的对话机制之外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级磋商机制，作为既有机制的有益补充，正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可谓立意深远。

　　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更是中美人文交流本身优化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在整合原有的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四大领域交流机制基础上建立的，并逐步将青年、妇女、卫生交流纳入其中，不仅对既有的分散化交流机制进行整合，而且使人文交流形成大规模、战略性、全方位、高层次新特点。这一重大变化，有利于中美人文交流长远、整体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润物无声——

　　深度滋润友谊的土壤，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成立以来，中美人文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一是交流规模持续扩大。从2010年首轮磋商的4大领域13项成果，扩大到现在的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和青年6大领域104项成果，先后落实近300项成果，一批人文交流的旗舰项目在两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是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并从国家层面逐步延伸到基层。结成了逾240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建立了省州长论坛、市长峰会等机制。中方“三个一万”和美方“十万强”计划，促进了两国青年学生走近彼此、相知相识。三是引领作用日益显现，使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从中受益。根据2013年美国盖洛普民调结果，在18—2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高达72%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盟友”和“朋友”。人文交流，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深度滋润着中美人民友谊的土壤，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中美人民间的友谊有多深厚，两国合作的舞台就有多宽广。在厚植中美人民友谊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提供持续稳定正能量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务实合作、持之以恒”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构建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机制格局；使中美人民特别是青年精英在交流中实现自信与互信、自重与互重，在多样中求大同，在差异中求包容；使两国关系在友善的民意氛围中更具韧性、更富活力；使“中国梦”与“美国梦”共同为“世界梦”提供样本和蓝图。

　　（作者为中美人文交流机制中方协调人、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办孔子学院逾百家，美国留华学生超十万

　　络绎于途　走近彼此

　　本报驻美国记者　陈丽丹　张朋辉

　　“有件与采访主题不直接相关的事情，不知你想不想听？”美国波音公司国际公关部总监汤姆·麦克林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迟疑。记者与麦克林先生第一次通电话，他会有什么事想对素未谋面的中国记者说呢？

　　“我女儿凯瑟琳所念的保罗六世天主教高中开设了中文班，这是阿灵顿教区唯一设有中文班的学校。”麦克林先生颇有些自豪地说，是他以校董的身份向学校提出设立中文班的建议并被采纳。2013年，这所高中的世界语言部中文课首次开班，教授汉语、组织中国文化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和远在中国的同龄人一样，庆祝端午、中秋等中国佳节。作为“半路出家”的中文学习者，麦克林在中国度过了人生和职业的重要转折时期。十几年后，他的女儿也追随父亲，开始书写自己的中国情缘。今年5月，凯瑟琳和同学们在中文班老师的带领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中国是波音公司在美国本土以外的最大市场，麦克林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经济奇迹和所蕴含潜力深有体会。在美国，大多数的学生家长并没有像麦克林这样深刻的在华经历，但很多家长的心声却是一致的：掌握中文、了解中国的美国孩子，在未来会有更大的竞争力。

　　在美国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不能不提孔子学院。尽管中文课程被纳入美国中小学教育系统在今天已不算新鲜事，但孔子学院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满足了当地人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需求，还是重要的汉语教师培养摇篮和中国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全美各地已设有107家孔子学院、435家孔子课堂。在这里，美国的青少年们希望到中国走一走、结交中国朋友的热切愿望被反复诉说。

　　去中国留学，不少美国学生已经在路上了。美国教育部门去年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中美“十万强计划”等人文交流项目的促进下，中国已成为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五大留学目的地之一。赴美外国留学生人数连续8年增加，中国留学生数量增长最快。特别是去年两国实施了更加便利化的签证政策，两国留学和旅游人数势必会走向另一个高峰。

　　为了让中美青年一代中的领军人物加强交流、巩固友谊，作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成果之一的“知行中国”项目不久前在美国启动，计划在未来10年邀请美国青年精英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增进中美青年一代的理解和友谊。美国“十万强”基金会主席卡罗拉·麦吉弗特女士说，未来将不仅仅着眼于实现两国人员往来数量的增长，也希望能促进美国各阶层人士到中国学习，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除了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迹，中国青春现代的一面也正吸引着美国民众。作为另一项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成果，中国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去年年底走进美国艺术最高殿堂，成功举行了首次北美巡演。他们不仅高水平地演绎了西方传世经典，还为美国乐迷送上充满中国哲学意味的管弦乐组曲《五行》。肯尼迪艺术中心总裁黛博拉·鲁特女士说，中国音乐家们技艺卓越，音乐中富有青春活力。他们的精神面貌恰恰是当代中国崭新形象的代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两国政府和民间共同的努力下，人文交往的故事在课堂里、舞台上、社区中有声有色地上演着。人民的交往、文化的亲近，已成为滋润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深厚土壤。随着两国交往的不断深入，人文交流定能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源源不绝地输送正能量。

来源时间：2015/6/18   发布时间：2015/6/18

旧文章ID：4269

作者：王栋  来源：环球网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前不久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的忧虑，认为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他的观点代表了近年在美国媒体、智库不断上升的对中美关系的悲观看法。有意思的是，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6月2日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面对崛起的中国，67%的美国民众主张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和接触”，在民主党、共和党领袖中，持这一主张的比例更高，分别达到87%和78%。相反，只有29%的美国民众主张应主动“制约”中国实力的增长，在民主党、共和党领袖中，这一比例则分别下降到22%和25%。

　　这一现象反映出美国媒体、智库圈同美国民众、决策者在看待中美关系上存在认知鸿沟。笔者近期访美，参加了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中美战略对话，也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的官员进行了交流，得出了与上述结论一致的印象。

　　这表明不少美国媒体和政策界人士可能过于关注当前中美分歧的戏剧性一面，而忽视了中美关系更牢固的社会基础。同时，中美也存在对彼此意图的错误知觉和情绪性认知。尽管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疑虑有所上升，战略上牵制、防范等动作也有所增加，但美国对华战略总体上仍属于对冲战略。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要更有战略定力，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要看到中美关系更大的图景，不为一时一事所动，要更有战略耐心，加强战略沟通与交流，避免中美博弈中的误判，提高我引导、塑造美国偏好和行为的能力。

　　笔者认为，观察和思考中美关系不能忽视“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我们的眼睛越向下，越往两国地方和基层看，就越能看到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非常深厚，而且每天都在不断增长。从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领域，中美各种人文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见证着全球化时代中美不断增强的利益交融与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年度贸易额超过55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已近500亿美元。在以环境、清洁能源、农业、卫生科技为代表的一系列领域，中美双方展开了深度合作与创新。2009年-2014年间，有超过10万美国留学生来华，而现在有超过27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占美国全部外国留学生人数的1/3。中美之间每天上万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2015年两国人员往来有望突破500万人次。从一个角度来讲，中美人文交流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承载着中美关系的厚重，更像是无所不在的空气，维系着中美关系的“生存”。

　　“沉默的大多数”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践行者。他们用脚投票，走出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之路。他们的声音很多时候未必能占据媒体头版，但作为中美关系的观察家，我们绝不应忽视他们。中美千千万万民众及其丰富实践构成的中美人文交流，是我们对中美关系发展未来保持乐观与信心的源泉。▲(作者是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

来源时间：2015/6/18   发布时间：20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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