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兴东  来源：环球时报

斯蒂芬·罗奇近日发表题为《中美科技陷阱》的文章，指出“美国喜欢把自己造成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中国，这是一种借口，而非战略”，“中国继续着眼长远，而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战术攻击则完全是短视行为”。可惜，这种冷静理性的声音在当下的美国并不算主流，而且越发不会被华盛顿决策层所听取。美国的不少政客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由政客而非科学家和企业家来全面改写全球高科技的版图。

美国已和荷兰、日本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但因其敏感性，三国没有公开协议的具体内容。另外，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切断本国供应商与华为之间的所有联系。从2018年的“断供事件”开始，美国政府对华发起的科技战已经持续近5年，目前还在升级中。

这恰恰说明，华盛顿的前期招数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如果行动进一步加码，它就可以心想事成吗?答案是清晰的。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短期可能承受压力，但整个美国高科技产业肯定会付出代价，而且从长远看，它们的代价更加巨大。

美国发起的科技战会摧毁造就全球高科技产业繁荣的基石：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安全。以和平与发展为底层逻辑的高科技产业从此将进入“安全与发展”的新范式，这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给整个高科技行业带来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创新放缓和供需强烈震荡等后果，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不会从中获益。

科技战如果持续下去，最深远影响将是推动中美高科技生态发生结构性转变。美国针对中国科技战的招数是瞄准我们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所谓“头重脚轻”，重应用轻基础的软肋。中国高科技产业过去40年的发展逻辑，是建立在和美国等各个国家充分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合作逻辑，由此形成中美高科技生态今天所呈现的结构性差异。

美国的高科技生态是借助先发优势，通过逐步演进和内生发展，形成以强大的核心技术研发为基础、应用和市场在上的金字塔型结构。中国的高科技生态则是基础研究薄弱而应用繁荣的典型倒金字塔型结构。如今，这种结构性差异成为美国政府对华的“进攻性武器”。

通过应用先行，逐步自上而下带动基础研发投入和核心技术的自然成长，这一进程至少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但是，美国对华科技战却使得我们难以按照市场驱动的进程自然成长，而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战略性举措。这将迫使中国放下幻想，下定决心，加快补短板、厚基础;以超常规的力度，通过政府大手笔的投入和引导，带动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研发投入的大幅提升，加速调整和改善中国的高科技生态格局。这也促使迄今还抱有幻想的少数人认清一个现实：只有超常规强化基础，加快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多管齐下的方式激励和引领中国高科技企业从“套利型模式”转向“创新型模式”，才是化解美国对华科技战的根本之道。

自上而下的美国政治力量，杀伤力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最终决定力量，依然是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基本规律，以及市场需求和公平竞争的驱动力。这方面，卷入中美科技战的荷兰阿斯麦CEO温宁克是清醒的。他坦言，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发起围堵措施，最终会让中国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你越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越有可能加倍努力。”这正是罗奇所说的美国的“短视行为”。

所谓“科技陷阱”，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陷阱。目前，华盛顿正在兴头上，短期内不可能改弦更张。面对美国政府在高科技方向上的可能升级动作，我们既要适度反应，合理应对，也要避免类似的“陷阱”。无论是对美国打压的应对、对科技政策的引领和战略的布局、对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投入、对人才的重视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引进，还是对国内公平竞争环境和资本市场等制度环境的塑造等，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与此同时，必须明白，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企业本身。全局性动员中国领军高科技企业大幅度提升研发投入，围绕核心技术的突破全面部署，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带动中国研发规模跳跃式增长。

总之，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研判科技发展的趋势和进程，始终需要回归常识，遵循其内在规律。中美高科技博弈，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双方的企业家和更加全球化的科学家，而不是政客。美国对华科技战，只是人类高科技领域的一次脱轨，而非趋势，更非常态。华盛顿的政客们，迟早会把国际科技舞台的主角让出来。(作者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23/2/1   发布时间：20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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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经济外交学人

编者注

本文转自“智东西”公众号(zhidxcom)，由云鹏编译。原文来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原题为“How Apple tied its fortunes to China”和“What it would take for Apple to disentangle itself from China”。

这两年，京东方、舜宇光学、兆易创新等多家大陆企业打入苹果供应链核心零部件腹地，另一边，苹果末端产品制造业务频频向东南亚、印度转移。果链变动背后的明争互搏暗潮汹涌，始终是全球科技产业中最吸睛、又最残酷的博弈之一。近期，英国《金融时报》的两篇文章复盘了苹果如何花费二十年、数十亿美元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复杂供应链生态，并尝试为苹果当下迫在眉睫的供应链深度“危机”找到解法。同时作者也认为，今天的苹果正面临一场“清算(rekoning)”。

帕特里克·麦基(Patrick McGee)，英国《金融时报》驻旧金山记者，负责撰写有关苹果公司和美国技术的报道

以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倾向来看，苹果面临着来自投资者和美国政界人士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苹果与中国“脱钩”，并加速实施供应链多元化策略。这种略显“割裂”的状态，仿佛让苹果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

苹果工程师如何把中国供应商CEO问的哑口无言只为找到“一行代码”的问题?苹果如何买尽全世界一万多台最先进的CNC机床只为实现MacBook Pro的一体式机身?苹果如何在带给“果链”企业声誉和财富的同时，还能将控制权牢牢握在手里?郭台铭又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关键判断赢得库克的尊重的?

此外，印度和越南难以取代中国制造业地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苹果的技术创新为什么逐渐放缓?苹果对供应商的掌控力因何下降?苹果供应链危机的深层次症结到底在哪里?这一切，我们都能在本文中找到详细答案。

需要注意的是，文章对于多数问题，给出了从美国人视角出发得到的结论和观点，部分会与我们的常见的理解有所不同，但这种视角和思考方式，或许能给国内科技企业出海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挖掘苹果如何巩固其在中国的业务，进而打造出历史上最成功的消费电子产品。第二部分则重点分析苹果是否能够走出当下的困境。

一、因供应链而起，因供应链而“困”，

苹果命运与中国深连在一起

苹果花了二十多年和数十亿美元打造了一个复杂度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帝国，而今天，一次“清算”即将到来。

2007年是诺基亚的鼎盛时期，当时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9亿用户，市场份额一度超过了40%，当年的《福布斯》杂志还专门刊登了一篇关于诺基亚的封面故事，并问道：“有谁能够追上手机之王?”

但历史精彩之处就在于，就在同一年，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发布了初代iPhone。

如今，十六年过去了，iPhone已经坐拥全球12亿用户，而苹果将昔日芬兰手机巨头诺基亚挑落马下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当时有报道认为，诺基亚领导层缺乏对于软件重要性的深刻理解，进而难以跟上乔布斯和天才设计师乔尼·艾夫(Jony Ive)的脚步。

但其实在初代iPhone成功的背后，不只有多点触控和全屏功能(full-screen features)。早在iPhone上市之前，苹果在硬件和生产方面的能力就已经超过了诺基亚，苹果是通过大举押注中国制造业来实现这一优势的。

供应链研究员Kevin O’Marah很清楚地记得，2007年年中，苹果公司突然一跃成为全球供应链最佳企业年度排名前25名中的第二名。

他回忆称，当时每个人都很震惊，因为此前苹果供应链的名声一直很糟糕，取得这样的排名简直不可思议。

此次供应链排名的调整，实则成为了苹果业务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兆。在接下来的7年中，苹果一直在全球供应链最佳企业排名中高居榜首。这段时间里，苹果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但同时也把自己置于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

研究员O’Marah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苹果的“外包”，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完全地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相反，苹果正在建立一个极其复杂、深入且高成本的供应和生产体系，以至于苹果自己的命运已经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紧密联系又是难以解除的。

过去的十五年中，苹果一直在向中国派遣其顶尖的产品设计师和制造设计工程师，这些工程师每次都要在苹果供应商的工厂里待上好几个月。

这些苹果员工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会协同设计新的生产流程，监督生产过程的细节完善，直到生产跑通跑顺、正常运转，同时还要密切关注供应商的生产是否合规。

除了大量人力资源投入，苹果还斥资数十亿美元，为供应商购买定制设备，并开发一些独家专业技术。苹果的竞争对手们甚至都不了解这些技术，更不用说追赶了。

苹果的供应链体系深刻影响着苹果和中国。研究员O’Marah认为，苹果中国供应链体系所拥有的技术能力，并不是中国本土内生的，而是苹果进入中国市场、建立技术竞争力的产物。

2011年蒂姆·库克(Tim Cook)正式接替乔布斯出任苹果CEO，而库克正是苹果供应链体系背后的核心操盘手。他将苹果产品的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了中国，在中国构建起极为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并为苹果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中国也成为了苹果最大的“软肋”，苹果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是极深的。对于风险规避型的苹果来说，过于集中的供应链必然不是一件好事。

目前苹果超过95%的iPhone、AirPods、Mac和iPad都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去年大约有740亿美元的营收来自中国市场，占总营收约五分之一。与之相比，老对手三星已经大幅削减了在中国的制造业务。

▲ 2020-2024年苹果iPhone、AirPods、Mac、iPad全球产能分布(预测)。图源：英国《金融时报》。

最近几年，虽然中美关系呈现出一些紧张态势，但苹果仍然继续在中国进行投资，并巩固了与中国的关系。

但就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倾向来看，苹果以及其操盘手库克面临着来自投资者和美国政界人士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苹果与中国“脱钩”，并加速实施供应链多元化策略，众所周知，现在印度和越南已经承接了一部分苹果产品的生产。

对于苹果现在面临的这种供应链挑战，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25位供应链专家，其中包括9位苹果前高管和工程师。但最终他们没能得出答案，这些专家普遍认为，苹果目前几乎没有可行的出路，短期来看也不会有。

采访中一位苹果前资深员工认为，库克是造成供应链当下“糟糕”现状的主要负责人，他提到这不仅是向最高层追责，也是向供应链领导人追责，而“供应链大师”库克正是苹果供应链的领导者。

(一)不差钱!三年豪掷73亿美元买设备，全世界的CNC机床都不够苹果用

回溯到苹果供应链发展的早期阶段，苹果并不是第一家在中国进行离岸生产的美国电脑公司。1998年库克来到苹果开始负责电脑生产业务时，惠普和康柏等公司已经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但苹果的做法显然更为独特，苹果没有采用现成的零部件，而是做定制化。苹果会亲自设计这些零部件的制造过程，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灵活性将这些定制化零部件组装成极其复杂的系统。

在2007年的供应链排名中，宝洁、丰田和沃尔玛的同行意见得分(peer ranking score)至少都是苹果的两倍，但来到库存周转率(inventory turns)这个指标上，苹果就成了一枝独秀。

库克曾将库存形容为“fundamentally evil”，直译过来就是根本性的邪恶。库克会把电子产品比作几天内就会变质的乳制品。

当然，库克并不是光动嘴皮子，苹果的库存周转率的确做到了诺基亚的2.5倍，是可口可乐的12倍。

苹果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巨资，围绕其在制造领域的创新建造技术护城河，而苹果的竞争对手还在忙着给供应商规格说明书，然后说：“给我造这个。”

研究员O’Marah说，苹果给供应商购买设备的投资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公司都多。实际上，苹果只是把自己买来的设备放在了别人的工厂里而已。

随着早年iPhone产量的增长，苹果在中国的“长期资产(主要用于生产制造的设备)”价值已经从2009年的3.7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73亿美元。当时，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苹果所有建筑资产和零售店价值的总和。

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设备投入，让苹果能够实现别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先进生产技术。比如2008年，苹果发布了铝合金机身一体成型的MacBook Pro，这项工艺可以说是当时高端制造业的一次重要突破。

苹果设计师艾夫曾评价称，这项工艺实现了“行业闻所未闻的精度”。

这项工艺通过CNC机床实现，设计师通过这种机床，可以方便地用3D图像文件创建结构复杂的零部件。其实当时这种机器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只不过每台价值超过50万美元，并且通常只用于少量制造产品原型。

三位前苹果制造工程师称，为了实现乔布斯所说的这种“制造笔记本电脑的全新方式”，苹果买了一万多台CNC机床。

后来没过多久，苹果也开始在iPhone和iPad上采用同样的技术。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苹果与全球最大的专业数控系统生产厂家日本Fanuc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苹果将在未来数年内购买Fanuc生产的所有CNC机床。

随后，苹果还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搜罗其他厂家的先进CNC机床。一位知情人士称，当时全球范围内也没有足够的CNC机床来满足苹果的生产需求，“2009年，我们的业务开始指数级增长，第一年我们每天造1万个零部件、第二年每天造10万个，然后是50万个、100万个……本质上来说，钱从来不是问题。”

(二)苹果工程师细抠“每一行代码”，库克也是个“细节狂魔”

接下来，英国《金融时报》主要探讨了苹果在供应商选择方面的一些原则和做法。

在寻找供应商方面，苹果遵循着严格的流程。

五位了解苹果在华政策的人士透露，一位来自加州的苹果工程师，与中国零部件供应商CEO见面，然后向CEO提出各种技术性问题，直到他们答不上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然后，这位苹果工程师会被带到下一位经理那里，进行新一轮的“问答”，最后苹果工程师会深入到与问题答案距离最近的员工那里，可能这位员工写的某一行代码，正是苹果工程师要看的东西。

在几个小时的询问、协商后，苹果工程师会让供应商承诺大规模生产苹果所需的定制零部件，从而有效地掌握供应商的技术研发路线图。

一位前苹果运营总监称，苹果一贯采用这种“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向下追溯，以便全面了解成本、设计和量产等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这位知情人士称，苹果工程师会一直刨根问底，因为当问的问题足够多时，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并进而解决问题。从来没有什么细节是苹果不感兴趣的。

另一位前苹果高管称，这种做法直接源于库克，即使对每台设备中成本不到一美分的铆钉，库克也绝不会放过。

“当你与他(库克)讨论时，他会从第30页第7段中找到某个点并询问更多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总能从整体看到细节，然后又从细节处看回整体。”

这些技术让苹果能够推动供应商去超越他们现有的能力，并且随着苹果的成长，这种影响力会变得越来越大：制造一个零部件并用于数以亿计的产品中，这种机会绝对不容错过。

三位前苹果老员工称，他们曾对自己在谈判中所拥有的巨大话语权感到震惊。供应链企业员工会被聊到脸色发青，最终告诉苹果工程师他们做不到苹果的要求。“但当两个人都说‘不’时，总有一个人要屈服，而这个人永远不会是苹果。”

当然，与苹果的密切关系可能会给供应商带来巨大利益。2000年，中国台湾代工企业富士康开始组装糖果色iMac，当年富士康营收约为30亿美元，不到其对手伟创力(Flextronics)的一半。但十年过后，2010年，富士康营收达到了980亿美元，超过其五大竞争对手营收之和。

▲ 2000到2021年富士康营收情况及苹果新品发布节点。图源：英国《金融时报》。

(三)郭台铭重金押宝iPhone 4，富士康的工人为何“不可替代”?

在中国鼓励创造就业、鼓励企业出海赢得订单、发展专业化技能的大背景下，苹果公司的生产创造力被进一步放大了。

中国各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以及为移民提供住宅公寓。中国的物流仓库、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十分完善。

富士康前高管Alan Yeung称，创始人郭台铭和库克会面后，富士康取得了2010年发布的iPhone 4和初代iPad这两款产品的订单。郭台铭在与库克会面中认为，库克低估了市场需求。

郭台铭非常自信，他承诺要建立两个新的厂区，一个在郑州(后来的“iPhone城”)，另一个在成都(后来被称为“iPad城”)。

郭台铭说，富士康会承担这些投资，他们将会和政府合作建立这两个厂区，当苹果的产量达到足够规模时，富士康就会启用这些新厂区。

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台铭的判断是对的。从2009年到2011年，苹果iPhone的出货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了9300万部，第一代iPad在开售前9个月的出货量也达到了1500万部。

▲ 历年苹果iPhone、iPad、iPod销量统计。图源：英国《金融时报》。

截至2010年10月，仅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中就有多达50万名工人在辛勤劳作。当时也有不少劳工矛盾的消息传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一度成为社会上舆论关注的焦点，苹果也在当时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

尽管如此，前往富士康报到的工人依然络绎不绝，不过由于工作比较乏味，留住工人是个问题。沃顿商学院运营学教授Ken Moon称，当时中国合同制造商的员工流动率超过300%，相当于一年内多次更换整个工厂的员工。

根据苹果自己的估计，自2008年起，苹果已经培训了至少2360万名工人，人数超过了中国台湾本土总人口。

富士康提供的劳动力资源，除了成本廉价(利润率低于3%)，还具有规模大、住得近、灵活性强的特点。富士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快速提高产量，也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快速削减产量，而这些成本则不会转嫁给苹果。

此外，中国还可以提供具备一定技能组合的劳动力资源。在解释苹果为什么不能在美国大规模生产时，库克曾说道，就算把美国所有工具和模具制造商都邀请到他正在演讲的礼堂中，礼堂也装不满。但如果他在中国做这事，可能会需要几座城市来安置这些制造商。

(四)“东”进“西”退，中国制造业生态独一无二

苹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三位曾与苹果及其竞争对手合作过的人士透露，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面临着很大压力，他们必须要跟上苹果的步伐，但又缺乏一套统一的战术。因此他们开始向中国供应商寻求帮助，提供知识产权以换取更快速的反应，从而缩小与苹果之间的差距。

苹果的一系列供应链体系构建行为，帮助中国供应商获得了更多订单，也帮助供应商提升了对尖端制造业的理解。与此同时，西方的电子制造业却萎缩了。

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数据显示，中国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智能手机制造总量的70%，而中国制造的技术复杂度甚至让很多受访专家都难以理解。科技咨询公司D/D Advisors创始人Jay Goldberg曾说道：“中国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制造业生态系统。”

中国在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量化的，2021年接受审计并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中国企业数量超过了42万家，约占全球总数的42%，印度这一数字为3.65万，美国则为2.55万。

这种数量级上的优势重塑了全球经济，并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苹果借助这种力量主导了科技行业。

但现在，一次“清算(reckoning)”迫在眉睫。

Goldberg认为，对于苹果来说，放弃这个供应链系统是十分困难的。这不是说在其他地方建厂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即使你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建立的工厂，这家工厂的分包商和供应商依然来自中国大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装声波焊接机(一种能将不同金属或塑料通过超声波能量进行融合的设备)，他可以很容易地召集任意数量的公司并雇佣劳动力来做这件事。

“中国有各类工作的分包商，有各类细分专业领域公司，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样的条件。” Goldberg说道。

在他看来，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一个经过多年建设的完整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体的细枝末节很难描述清楚，但苹果和他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们都对此了如指掌。

《误解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一书的作者Aaron Friedberg认为，20年前，美国政府鼓励企业与中国接触，库克当时做的并没错，但近10年来，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库克依然加倍下注中国。

不论如何，在不少受访者看来，苹果当下都是“无路可逃(no way out)”的。

二、层层重压逼迫苹果另谋他处

但中国似乎仍是唯一解

去年12月，苹果公司CEO库克在美国国会私下会见了资深议员Bill Clark，他们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苹果公司与中国的关系。

2022年11月前后，新冠疫情带来的防控压力，对富士康郑州工厂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影响，部分工人选择放弃富士康的工作并返乡。

当时一些工人的境况受到了外媒的“高度关注”，库克在美国国内受到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一些记者向库克抛出了极为尖锐的问题，库克均予以回避。美媒《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标题将这次的国会山会面描述为“库克与中国相关的糟糕一天(Tim Cook’s Bad Day on China)”。

除了工人方面的影响，在历来销量火爆的假日季期间，iPhone出货量约为7800万部，缺口约为600万部，这与富士康郑州工厂生产受到影响有关。

但相比疫情这种短期风险，更令美国人无法忽视的点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品牌，正受制于中国。

目前苹果在美国两党内部都受到了高调批评，共和党议员Josh Hawley指责苹果过度依赖中国。

苹果正面临政治、战略和投资者方面的压力，他们要求苹果减少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这种压力表现为关税方面的威胁，而拜登政府通过切断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渠道，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但现在问题就在于，苹果和中国的关系短期看来仍然是牢不可破的。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异常复杂且庞大，厂区规模甚至堪比很多西方的城市。中国供应链每年为苹果产出价值3160亿美元的各类苹果产品，没人知道要如何彻底改变这种局面。

▲ 全球制造业增值占比。图源：英国《金融时报》。

前科技行业分析师Brian Blair曾说道：“除非你亲眼看到，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富士康的工厂有多大。” Blair曾多次参观苹果在中国的工厂，他说：“跟美国人讲富士康工厂有多大，就像对一个村民描述纽约市有多大。”

二十多年来，苹果在中国建立的供应链体系是其在全球成功的基础，库克则是背后一首操盘的“运营大师”，库克一直以注重细节而闻名，这些细节的成功也让苹果的“端到端管理”令整个科技界艳羡不已。

但是，苹果每年依赖中国实现产品更新，如今正成为其最大的软肋。

一位前苹果工程师称，其实从2014年开始，苹果就一直在将部分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但进展缓慢。苹果需要找到实现生产自动化的方法，以克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

他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将主导劳动力市场和科技产业的生产制造。

(一)三年吃到四分之一iPhone订单?印度能否成苹果第二落脚点

今天没有任何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收入能与苹果相提并论。Meta和谷歌的大部分业务营收依赖于数字广告，亚马逊在中国市场几乎没有实际业务，而微软在中国市场的硬件收入大约占总营收的6%。

即使是手机销量超过苹果的韩国巨头三星，其业务受中国市场的影响也要小得多。在华为、小米、OPPO、vivo等本土手机品牌快速发展的时间里，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从2013年的20%暴跌至1%以下，三星于2019年关闭了在中国的手机工厂。

▲ 2012-2022年三星在中国手机市场中的出货份额变化趋势。图源：英国《金融时报》。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三星目前有超过3/4的手机都是在阿根廷、越南等6个国家生产制造的，有不到1/4的手机制造外包给了中国的厂商。

相比之下，苹果几乎所有的硬件产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会对全球供应链中150万名工人每周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些工人绝大多数都在中国，但苹果在中国的直接雇员只有1.4万人。

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竞争对手的国家是印度，印度的总人口数量预计将在今年超过中国。

印度是一个以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国家，同时与中国相比，印度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较小。随着印度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印度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

不过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印度目前在iPhone生产中的产量占比只有5%左右。

得益于三星、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以及富士康、和硕等苹果供应商在印度的建厂，2022年印度已经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产量的16%，约为2亿部，这一数字在2014年仅有2%。

自2017年以来，苹果一直在印度生产低端iPhone，从去年秋季的iPhone 14系列起，印度才开始生产高端旗舰iPhone。摩根大通预计，到2025年，印度可能会占到iPhone总产量的1/4，远超目前5%的水平。

CyberMedia Research行业情报组负责人Prabhu Ram认为，长期来看，印度希望建立完整的苹果供应链体系。

他指出，最近几个月，印度第一大财团塔塔(Tata)正计划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iPhone工厂增加数万名新员工，扩大iPhone代工业务，并以此为契机吸引更多iPhone供应商入驻当地。

Ram说道：“这不仅关系到库克能够在任期内留下什么，也关系到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能够留下什么。”

(二)印度越南为什么总是“扶不起来”?中国制造难逢对手

虽然印度在iPhone代工业务上不断取得进展，但一些供应链专家认为，印度iPhone“制造业”的增长数字有些夸大其词，并非事实。

苹果供应商在印度建立的大多数业务被称为FATP——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Final Assembly，Test and Pack)，这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业务，使用从中国大陆空运过来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生产。

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Steven Tseng提到和硕和富士康会将工厂搬到印度，但是他们的供应商却不会，因为印度缺乏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这些供应商需要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要从中国进口。

尽管去年印度生产了2亿部手机，但这些手机跟苹果iPhone产品的质量要求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2亿部手机中，最热销的型号售价通常都在250美元以内，而iPhone的平均售价接近1000美元。

也正因为更高的质量要求，生产iPhone需要更为复杂的自动化设备和更高的劳动强度。

一位前微软高管说：“这就像在汽车领域，把起亚(Kia)、索兰托(Sorento)和法拉利(Ferrari)进行比较。”iPhone是一种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在制作工艺上更为精巧的产品。

▲ 2008-2022年苹果全球智能手机出货占比(左)和营业利润占比(右)。图源：英国《金融时报》。

专家们担心印度缺乏与中国相同的具有各种技能组合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国对苹果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本。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没有中国完善，交通、公共设施、通讯方面都可能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印度的劳动力质量能否做到与中国相当，仍然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越南看起来也是一个有一定吸引力的选项，今天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资还不到中国工人的一半，摩根大通预计，2025年越南将占到AirPods产量的大部分、iPad和Apple Watch产量的20%，以及MacBook产量的5%。

不过苹果之外的其他公司此前在越南进行产品生产制造，走得步履蹒跚，并不顺利。2013年，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后，诺基亚关闭了他们在中国的手机工厂，并将生产整合到越南，以期削减成本、提高效率。

但很快，微软就遇到了有组织犯罪、运力不足、异常天气变化导致贸易港口关闭等问题。

这位前微软高管称，想让越南的业务按照中国的方式来运行，通常会遇到难以置信的挑战，很多基础设施要么非常新，甚至还没得到检验，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基础设施。

他认为，越南距离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技术制造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他提到微软在零部件采购方面遇到了很大挑战，因为他们所有的二级、三级供应商仍然全都在中国，他们必须将大量的半成品从中国运往越南进行最终组装。

专家指出，即使越南能够提高运营质量，这个国家本身还是太小了，完全无法满足苹果当前的业务规模所带来的需求。

据估算，中国工人数量甚至比越南的人口还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为2.93亿，而越南总人口仅有1亿。

《为iPhone而死(Dying for an iPhone)》一书作者Jenny Chan提到在中国大家对组装苹果产品的工作是有兴趣的，很多村民和学生都会坐大巴去工厂打工。

她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组装iPad或者iPhone是非常枯燥的、重复性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一台巨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这种工作不是谁都愿意做的。

(三)中国大陆果链迅速崛起，失去“控制权”或导致苹果创新放缓

尽管苹果正在努力让供应链变得多样化，但它与中国的关系仍在变得越来越紧密。

多年来，苹果一直在与中国大陆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换取更自由的运营特许权。

据The Information报道，2016年库克曾与中国签下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承诺支出超过2750亿美元帮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

此后，苹果向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科技等中国大陆代工厂商提供了利润丰厚的订单，这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富士康、纬创、和硕这些中国台湾代工厂商的订单。

摩根大通预测，到2025年，中国大陆企业在iPhone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将从2022年的7%提升至24%。

立讯精密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自2017年赢得AirPods订单以来，立讯精密的营收已经从2016年的不到20亿美元飙升至310亿美元，翻了近16倍。立讯精密目前还拿到了Apple Watch和iPhone的订单。

2017年，库克曾在立讯精密的一条产线上参观，当时他被问到苹果是否会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库克说：“我们不会那样做，生产我们的产品需要深厚的工程技能、灵活的供应链管理和极高的质量标准，我们不会为了降低成本而转移生产。”

然而，苹果正面临失去对供应商生产流程创新的部分控制权的风险。其中一个原因是，苹果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那么多的供应商设备了，拥有大量供应商设备曾一度让苹果拥有对供应商前所未有的控制权。

苹果在中国的“长期资产”价值在2018年达到了133亿美元的峰值，但在随后几年里，这一数字几乎砍半，如今已经降低至73亿美元。曾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苹果工程师称，在2015年iPhone销量达到巅峰后，苹果乐于更多地依赖供应商的设备来节省成本。

除了设备掌控力的下降，这几年新冠疫情也给苹果的新品研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分析师Blair提到苹果在供应链技术上取得优势，很大一部分要依赖总部的顶尖人才到中国供应商的工厂中去进行协同配合。在疫情之前，这种往来是家常便饭，以至于苹果每天都要预定50个从旧金山到上海的商务舱座位。

但从2020年以来，苹果一直无法向中国派遣大批工程师。

两位前苹果制造工程师提到苹果的中国工程师们确实加快了脚步并证明了自己。其中一位工程师说道：“苹果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首屈一指的培训基地，同时苹果也会提高这些中国工程师的工资，所以尽管竞争对手频频想要挖走他们，苹果仍然保住了团队的大部分成员。”

然而，两位熟悉苹果运营情况的人士称，放弃控制权可能会导致创新放缓，甚至是知识产权的泄露。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道：“苹果总部的人现在任由中国员工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员工已经完全控制了产品的生产。”

苹果在最近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年报中也提示了这种风险，称“对于员工旅行的限制已经对供应链产生了不利影响，并导致新产品生产推迟。”

(四)绕了一大圈，苹果最后还得回到中国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开发的专业技术是难以取代的，苹果别无选择，只能保留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务，并承担经济和政治成本。

当然，这些并非板上钉钉的事。从中期来看，随着疫情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全球供应链的压力会有所缓解。虽然中美关系仍旧处于紧张状态，但对于两大经济体完全“脱钩”、走上相互竞争的道路，各方仍存在不同看法。

供应链风险管理分析公司Resilinc的CEO Bindiya Vakil认为，中美完全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至少近几十年都不太可能发生。

她认为，尽管很多公司都像苹果一样，试图在中国以外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它们通常都采用的是“中国+1(China+1)”战略，而非全面退出中国，因为其它地方根本就没有相同规模和质量的供应链体系。

她说：“如今几乎每个零部件都能在中国找到一条供应链，要么这些零部件直接就是在中国制造的，要么这个零部件的一些组成部分是由中国制造的。”

“甚至向上追溯到金属冶炼环节，大部分冶炼厂都位于中国。各种经过提纯、加工的金属、矿物质和衍生品进入全球各地的产品中，而这些原材料的唯一来源就是中国。”Vakil补充说道。

彭博行业研究硬件分析师Woo-Jin Ho预计，到2030年，苹果只会将10%的iPhone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如果苹果行动更积极的话，这一比例最多可能会达到20%。

Woo-Jin Ho说道：“看看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中心，我真的想不到哪里可以复制它们。”富士康劳工研究院Chan预测，随着媒体关注度的下降，苹果后续将悄悄增加在华投资。

“从受过中等教育、技术熟练的工人，到提供前沿知识专长的、真正高水平的工程师和博士，中国的优势太多了。苹果想要找到与中国规模相当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太难了。”她说道。

来源时间：2023/2/1   发布时间：2023/1/30

旧文章ID：29254

作者：  来源：尚道战略

极右翼正在对共和党的选举前景造成破坏。自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意外的选举胜利以来，共和党在投票箱中遭遇了一系列失败，包括最近的中期选举，事后分析往往指出，该党拥护的极端的、与特朗普结盟的候选人对普通选民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因此使该党的前景下挫。

但是，那些将选举和政策失败视为极右翼对共和党的主要或唯一危险的人忽视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危险：对该党及其领导人的直接和紧迫的恐怖主义威胁。事实上，在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政治家与政治左翼更典型的受害者一样，经常成为暴力极右翼传播的阴谋论和仇恨言论的目标。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长期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激发了诸如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这样的暴力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现代国内恐怖袭击，特朗普的反体制外衣使他和他的政党能够直接与那些历史上不信任联邦政府及其机构的人对话，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鉴于这种心态，"共和党人 "可以被随意重新定义——这意味着即使是坚定的保守派也被称为RINO("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并因不跟随特朗普的路线而成为被驱逐的对象。自从2020年底特朗普的最后一次失败被确认以来，被认为不够忠诚于他的选举不法行为主张的共和党人经常成为目标，惩罚措施从初选挑战到暗杀不等。最严重的威胁发生在2021年1月6日，当时一群暴徒冲进美国国会大厦，试图阻止对投票的认证。"绞死迈克·彭斯"，他们叫嚣着，在大楼外竖起了一个绞架。

对共和党政治家的威胁——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往往来自他们的保守派政治对手。在一个竞选广告中，密苏里州参议院候选人埃里克·格雷滕斯在身着战术装备的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的簇拥下，冲进一户人家，自豪地宣布："加入MAGA团队。获得一个RINO狩猎许可证"。去年9月，在米奇·麦康奈尔同意政府拨款协议后，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网站上宣布，麦康奈尔 "有一个死亡的愿望"。亚当·金辛格和利兹·切尼这两位在调查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遇袭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任职的共和党人，收到了大量的暴力威胁。一位来电者告诉前者，"要去找你的妻子，要去找你的孩子"。纽约第二区一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承认威胁要杀死众议员安德鲁-加巴里诺，因为该议员是众议院13名共和党人之一，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一项基础设施法案。

也许最严重的是，12月，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失败的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道格拉斯·凯斯·凯西被指控威胁要杀死众议员兰迪·韦伯，声称韦伯在初选中犯有欺诈行为——尽管韦伯是一位坚定的保守派，此前曾是126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在2020年签署了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的非诉讼案，寻求撤销几个关键州的总统选举结果。两党的代表现在在安全方面的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国会大厦警察局长托马斯-曼格(J. Thomas Manger)在去年1月作证时说，该部队在处理针对立法者的威胁方面的人员增加了一倍。正如学者科林-P-克拉克(Colin P. Clarke)和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所写的那样，对于现代暴力极右派来说，在与自己的政党的互动中，"分歧类似于背叛，暴力可以产生清洗的效果"。

威胁，包括政治和暴力威胁，也经常针对该党本身。2020年12月12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所谓 "百万MAGA游行 "中，反犹太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直播者尼克-富恩特斯带领支持者高呼 "摧毁美国国会"。政府官员也经常成为目标。2020年大选后的几天，前白宫官员斯蒂芬·班农呼吁将特朗普提名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终身共和党人克里斯托弗-韦伊和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斩首，之后他将 "把头放在长矛上，我会把它们放在白宫的两个角落，作为对联邦官僚的警告：你要么跟着程序走，要么就离开。" 在特朗普努力推翻选举结果的过程中，紧张局势和言论的加剧也使美国容易受到外国干涉，例如，伊朗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名为 "人民公敌 "的打击名单，针对拒绝接受选民欺诈指控的多名官员。

而以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为特征的政治右翼最极端的边缘地带，自由地威胁着右翼和左翼，作为他们对自由民主秩序更广泛攻击的一部分。他们所谓的 "加速主义 "恐怖主义战略，旨在实施混乱的暴力，以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他们欢迎针对自己的暴力，认为暴力会带来暴力，极端分子会在暴力过后茁壮成长。2020年1月，一群隶属于一个名为 "基地 "的组织的新纳粹分子因策划袭击当月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的大型枪支权利集会而被捕。他们希望向支持第二修正案的抗议者开火，从而引发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交火，加速社会的崩溃。

共和党领导人也经常对该党的极端边缘分子视而不见，也许他们不愿意被认为对内部批评比与左翼的政治对手作战更感兴趣。但他们没有计算到的是，暴力极端分子并不容易控制，而且打算坚持他们的要求。例如，虽然他的主要目标是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但其中一名计划在2020年绑架州长的策划者也曾威胁特朗普，他在脸书上写道："真面目闪现，也想吊死这个混蛋!!" 早些时候的一个阴谋针对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及其家人的犹太信仰。

当然，到目前为止，针对政治右派的最严重的暴力阴谋无可争议地来自极左派。2017年6月，一名极左翼恐怖分子试图对共和党进行一次野心勃勃的斩首行动，在被议员的国会大厦警察小队杀死之前，重伤了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据一名议员说，如果没有他，"就会是一场大屠杀")。而在2022年6月，一名极左翼极端分子前往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的家中，计划暗杀他，然后自己报警。事实上，民主党人也必须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他们中间的暴力分子。正如副司法部长丽莎-摩纳哥在针对卡瓦诺的阴谋发生后警告的那样，"如果不承认和谴责我们所看到的来自一系列针对公职人员的意识形态的暴力事件的骇人听闻的上升，我们就无法在这个话题上走到一起。" 但是，共和党的MAGA派系努力将任何拒绝在否认选举等政治问题上保持一致的共和党人描绘成与左派合作监督社会主义入侵美国的叛徒庸才，这使得这些人物完全处于极右翼小规模暴力边缘的十字线上。对这些领导人的威胁是真实的、持续的。

今天，特朗普保留了对其政治对手施以谩骂和暴力的压倒性力量。如果他的忠诚度从共和党转移，例如在2024年的初选中失败后，整个党就会成为忠诚于他的极端分子的新目标。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暴力预防研究项目和加州枪支暴力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MAGA共和党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认为暴力通常或总是合理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指出，"最近的一波起诉显示，亲特朗普的人可能和民主党人一样，有可能对共和党人发出死亡威胁。" 共和党内的意识形态内战已被泼了很多墨水，像米奇-麦康奈尔和现已被驱逐的保罗-瑞安这样的保守派与特朗普派的对立，后者在选举诚信、新闻和对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心人物的盲目忠诚方面有更多的专制倾向。但是，没有那么多分析探讨了针对被认为对MAGA正统思想不够忠诚的共和党人的暴力自相残杀的风险。正如分析家玛丽-麦考德和雅各布-格里克所警告的那样，"通过大踏步地将他们所信奉的政治暴力和非自由主义纳入主流，私人准军事组织已经将自己确立为美国生活中的一股邪恶力量，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后仍长期存在。"

换句话说，无论普通的共和党人是否关心他们的领导人或支持者的安全，是否关心国家和宪法的未来，是否关心政治对手成功地将他们与这个激进的边缘人画上同样的一笔的现实，还是关心他们自己在2024年的胜利机会，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大力谴责和驱逐暴力极右翼的时候了。

https://www.cfr.org/blog/violent-far-right-terrorist-threat-republican-party-and-american-conservatism

来源时间：2023/1/30   发布时间：2023/1/29

旧文章ID：29252

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在中美战略博弈之中，东南亚国家一直是竞争激烈的核心区域。尽管2022年拜登政府提升了对该地区的重视，通过高层面对面交流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政治联系。但是，缺乏明确的与中国相抗衡的地区经济政策，使美国在东南亚的实际影响力发挥有限。同时，美国推行的对抗性安全政策也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不安全感，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也使美国在该地区的“拉边站队”中作茧自缚。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对东南亚的接触有了很大改善，今年的进展可能会继续下去。只要中美竞争没有白热化，东南亚国家就不会放弃加深与华盛顿的关系。然而，拜登政府要想进一步提高战略水平，就需要一个针对东南亚的可行经济战略。鉴于中国将在后疫情时代扩大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双边合作，如果没有实质行动进展，美国恐将更难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本文编译自美国国际时事评论网站《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论文章，原标题为《拜登政府的“半心半意”东南亚政策》(Biden’s Half-Hearted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作者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是兰德公司(Rand Corp.)高级防务分析师、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兼职教授，曾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每日情报简报员。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尽管东南亚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前线地区，但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仍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执政的第一年，拜登团队缺乏对该地区的战略规划，不但正式交往国家大使存在缺位，且不重视培养高层关系。刚刚过去的2022年，美国政府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博弈——总统亲自露面，在关键战略文件中阐明做法，并通过提升美国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倡议促进合作。但艰巨的任务依然存在: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可行的经济战略，其对遏制中国的强调可能会疏远该地区的主要国家，此外，优先考虑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在这个主要由“威权”和“半威权”国家组成的地区难以推行。

2022年对美国的东南亚外交攻势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美国政府开始强调实际出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两年内，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仅进行了虚拟接触，高级别面对面会议是在问题和政策上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参加了三个重要的多边会议:在柬埔寨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尽管拜登没有参加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他派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代为出席。其他高层访问包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访问;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将访问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对老挝、菲律宾和越南进行了访问。

但在东南亚频频露面并不是美国政府加强接触的唯一方式。2022年5月，拜登在白宫主持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几乎所有东盟领导人都聚集在一起。(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没有受邀，由于菲律宾即将举行总统选举，时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也没有出席。)尽管此次峰会的成果在实际政策落实上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尽管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断增长，但美国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拜登政府也在2022年发表了明确东南亚战略方针的核心战略文件。最重要的是，美国新版“印太战略”有意识地将话题从与中国的竞争转移开，因为这一话题往往会让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相反，该战略侧重于建立双边合作，以“加强卫生安全，应对海上挑战，加强互联互通，深化民众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可以比中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然而，一个仍然存在的明显问题是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在该地区出台能够真正与中国抗衡的经济战略。拜登政府的另一份重要文件《国家安全战略》于2022年10月发布，该战略是基于2021年3月《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的一次更新。在新战略中，拜登政府指出，美国正在“深化五个地区条约联盟和最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份临时指导文件特别指出越南和新加坡是美国的亲密伙伴。即使这对美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公开战略的背景下强调这一点，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感到不安。这一表态似乎也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尤其是菲律宾和泰国，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白宫方面在新战略中提出，美国寻求“加深与东南亚伙伴的关系”，肯定“东盟的中心地位”，并承诺“扩大我们在该地区的外交、发展和经济接触，特别关注东南亚”。另外，拜登政府的新《国防战略》指出，美国“将为应对该地区安全挑战的多边途径注入活力，包括促进东联盟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

尽管这些说辞让东南亚国家接收到了积极的信号，但话语只能到此为止，实际行动更加重要。最近的一项具体行动便是拜登政府推动“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该政策承诺与一些国家合作，促进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当然，IPEF也是为了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IPEF由拜登团队于2022年5月公布，10个东盟国家中有7个国家签署了该计划。柬埔寨和老挝没有被邀请，可能是因为拜登团队已经认为它们是中国的附庸国，缅甸在2021年2月发生政变后也没有被邀请。

IPEF远没有多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么雄心勃勃，TPP是一个12国贸易和投资协定，其中包括四个东南亚国家(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时任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宣布美国退出了该协定。但IPEF至少带来了美国领导的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一些希望：让10个东盟成员国中的7个签署协议是一项不小的成就。然而，主要的反对声音是IPEF只是一个谈判协议，而不是协议本身。IPEF没有提供东南亚国家所希望的与美国的额外贸易通道，华盛顿也没有重返TPP的前景(该协议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全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可能是出于对美国国会能否通过新贸易协议的怀疑，以及拜登希望加强对美国工人的保护。

拜登去年11月出席美国-东盟峰会期间，还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拜登和东盟领导人同意将双方的合作提升到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国的一个外交用语，意思是在外交、经济、国防、卫生、交通、妇女赋权、环境、气候、能源和其他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拜登政府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不仅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而且还可以对抗中国在2021年与东盟建立类似伙伴关系的成就。

最后，拜登政府提名的驻该地区大使都已得到参议院批准，美国目前在每个东盟国家都有大使级代表。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拜登在2021年底只有少数几个得到确认的大使，而且他提名的有许多是其他地缘战略重要国家的大使，尤其是印度和沙特阿拉伯，仍处于确认过程中。此外，在过去五年中，美国政府只任命了一位该地区的外交大使：去年8月，拜登政府确认了一位新的驻东盟大使，从而重新加强了与东盟总部的接触。

总之，拜登政府任期两周年之际的平衡情况看起来比去年这个时候好得多。一个仍然存在的明显问题是，美国仍然没有在该地区发展对抗中国的实质经济战略。IPEF的模糊目标根本无法与TPP作为一项实际贸易协定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东南亚国家真正想从华盛顿得到的是更多的美国市场准入，而这在政治上对拜登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中国于2022年开始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等美国伙伴一起参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的贸易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却是局外人。

此外，在双边层面，中国继续成为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条约盟友)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当涉及到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投资和基础设施计划，即“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它为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时，情况尤其如此。东盟各国都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在2022年，拜登政府对这些竞争性经济挑战几乎没有什么好的答案。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可能是七国集团新宣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该项目投资6000亿美元，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鲜明对比，将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强调透明度、可持续性和民主驱动的参与形式。

众所周知，东南亚对中美竞争及其可能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感到不安。对于东南亚的许多政府来说，拜登政府通过恢复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合作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煽动了竞争的火焰。东盟成员国可能想知道，当四方机制独立地对抗中国以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时，他们如何保持自身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同样，拜登政府在2021年9月宣布的美英澳安全协定(AUKUS)也引起了一些东盟成员国的不安。例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担心出现新的军备竞赛，印度尼西亚公开质疑AUKUS是否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因为它授权华盛顿协助堪培拉提供核动力潜艇。尽管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做出了承诺，但从华盛顿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加强安全仍是首要任务。

拜登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便是如何使其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与东南亚“非民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艰难现实相一致。例如，相当尴尬的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12月主办了民主峰会，却只能邀请该地区的三个“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参加。今年3月，拜登政府将主持第二次“民主峰会”。除非直到拜登政府认识到其基于价值观的外交策略的局限性，否则可能会引发东南亚地区的另一轮不安。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2022年对东南亚政策有了很大改善，今年的进展可能会继续下去。只要中美之间的竞争白热化，东南亚国家就不可能安心地加深与华盛顿的关系。然而，拜登政府要想进一步提高战略水平，就需要一个将东南亚包括在内的可行经济战略。2023年，中国防疫政策转向后将迎来经济的稳步回升，中国也将扩大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双边合作，如果没有实质行动进展，美国恐将更难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编译：王珂渝

来源时间：2023/1/30   发布时间：2023/1/28

旧文章ID：29251

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在去年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中，竞争和合作的叙事竞相交织。美国一方面高调宣扬对华竞争，另一方面也多次表示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需要中美合作。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兼顾这两个长期战略目标?本文指出，被重新发现的产业政策是同时应对二者的重要工具，但是，要运用好产业政策，需要在破除新自由主义教条前提下，重新审视市场风险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找到国家在其中的作用。 作者指出，高市场风险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因素，然而，生物技术创新尽管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但却，原因正是因为诊断、治疗产品市场需求的相对确定，降低了潜在的市场风险。政府采购是降低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疫苗和药物研发，尤其提供了这一方面的鲜明例证。政府采购和针对第三世界的“预先市场承诺计划”，有效地加速了疫苗和药物研发的进程。 政府通过公共采购来降低市场风险、促进创新的道路，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就已有所体现。当时，英国对军火的需求极大程度拉动了枪支工业的发展。上世纪，美国国防部处于军事需求资助发展的数字行业，又在之后演变为一场数字革命。20世纪美国推进技术发展的公私合作模式，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隐约可见。如今拜登政府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是产业政策的复兴，而《通胀削减法案》则为更直接的国家行动打开了大门。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国内产业升级和产业链重组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要素。从中美的经验来看，创新战略制定具有逻辑相通的一面。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Project Syndicate，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是什么推动创新?

文|William Janeway

翻译|述垚、谈行藏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有句名言：“如果你能造出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世人将不请自来”。创新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它重点关注企业家和投资人如何应对两个基本挑战：第一个也是最受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所关注的挑战来自技术层面。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给它插上电，它能亮吗?”对于创新者和投资者来说，更关键的是第二个挑战：即使它亮了，谁会在乎呢?或者，正如我曾对寻找风险投资的企业家门所说的那样：“告诉我你打算解决谁的问题。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有预算吗?如果他们不主动上门，你怎么找到他们?

前沿学术理论对创新过程进行模拟，将成功克服技术风险放在首位。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在过去30年中提出的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竞争取决于发明已有需求所必须的中间产品，但它们更新、更便宜、更快、更好(译注：熊彼特经济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创新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新的原材料半成品供应来源，以及新工业组织形式五种情况)。这种分析不考虑市场风险。然而，无论创新中心在哪里，从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的数字时代，市场风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这段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要素是政府采购能力。国家不受成本-效益的算计所束缚，通过拉低创新供应商的学习曲线，使其能够向商业市场提供低成本的可靠产品，一再帮助他们克服市场风险。在这些情况下，“产品-市场匹配”(product-market fit，译注：指企业发现明确市场，并可以生产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实现持续生存和获利)源于国家发起的动态过程，该过程成功地将不成熟的“产品”与新生的“市场”匹配在一起。

1 生物技术悖论

生物技术的前沿创新领域可以用来理解市场风险的战略意义。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生物技术是仅次于信息技术的风险投资重点。鉴于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艰巨的科技挑战，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盈利道路不仅充满风险，而且非常漫长——远远超过初始风险投资合同的10到12年寿命。

尽管如此，风投公司持续为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提供了数百亿美元计的巨额投资。这个悖论出现的第一个原因是，风投公司可以在股市上获取投资回报，自1980年基因泰克(Genentech，译者注：1976创立的生物技术公司，被认为是生物技术行业的创始者)上市以来，股市一直很欢迎此类企业。但是，为什么公众投资者会对既烧钱、短期内又难以进入临床应用的生物技术公司感兴趣?长期来看，原因在于诊断、治疗产品市场的独特性。

不仅是目标市场(那些具有特定医学病症的人)从研究项目确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知和可量化，对产品的需求也被第三方资助所保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家是主要资助者;在美国，它是私人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等公共计划的混合体。无论哪种方式，需求的弹性都很低甚至不存在，即使价格高得离谱(如癌症治疗)，对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减少。

因此，从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启动的那一刻起，其创始人和资助者就可以根据现实预估技术成功应用后的预期收益。信息技术的初创企业则很难有这种优势，即使它们面向的是企业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更不用说面向消费者)。

2 哪个风险?

生物技术领域跟其他领域一样，国家采购已被证明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在最近美国在“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译注：美国2020年初针对新冠疫苗开展的行动，由公私部门合作，在众多候选疫苗中快速筛选疫苗并进行分发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国家通过“预付款”推动，以超过所有人预期的速度交付了新冠疫苗。

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军队利用公共采购取得了同样惊人的结果。斯坦福大学的普里亚·萨蒂亚(Priya Satia)在《枪支帝国：工业革命的暴力制造》(Empire of Guns: The Violent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英国陆军每年对枪支的需求从一万支增加到数百万支。结果，正如亚当·斯密所预料的那样，枪支工业通过更精细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英国伯明翰是枪支工业的发源地，也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车间——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保证的非市场需求的“拉动”。

但伯明翰的枪都是手工制作的。工业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创新是用可互换的零件制造商品，它来得稍晚。制造技术突破的信号来自美国内战几十年之前，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和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美国军械库。

正如制造业历史学家霍恩谢尔(David Hounshell)所证明的那样，可互换零件生产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精度机床的发展，随着这些技术在各行各业普及，生产率呈指数级增长。然而，在缝纫机和农业机械这两个具有深远经济意义的新行业中，行业龙头辛格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 Company)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都故意拒绝采用可互换的零件。相反，他们各自的胜利归功于营销、支持创新、分销技术以及客户融资，这有助于他们赢得各自市场的主导地位，然后将价格定得远远高过他们毫无竞争力的生产成本。换句话说，他们在克服市场风险方面的成功弥补了他们拒绝使用前沿技术生产带来的损失。

可互换零件的制造在福特的大规模生产工厂中走到顶峰。福特决心消除对“钳工”的需求——他们是配备金属锉刀的工人大军，他们最后调整零部件，以使它们能相互配套，组装成完整、能工作的产品。福特在1910年实现了这一目标。福特最初在全球汽车工业中的主导地位完全来自于克服大规模生产的挑战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和价格降低。与辛格缝纫机公司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特公开批评营销只是一种竞争工具，他对客户的话也很有名：“你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你选的是黑色。”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福特汽车公司只生产了一种产品——T型车，但它的生产规模前所未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张后的汽车行业显示了营销在竞争中的重要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已经超越了福特，这要归功于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品牌差异化策略和年度车型更新战略。事实上，福特的制造工艺对于生产T型车而言过于完善，以至于当其擅长微管理的所有者最终看到改变的必要时，花了两年艰难调整(完全停产)才推出A型车。

3 商业化挑战

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另一家20世纪伟大公司杜邦(Du Pont)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说明。自1802年成立之后的100年间，杜邦一直为美国陆军和海军生产黑火药。由于军方承担了市场风险，其最重要的不确定性来源反倒是战争的发生率。但是，年轻一代的杜邦公司掌舵人从他们的前辈手中买下公司并走上一条新的研发投资道路后，他们将其定位为美国第一个“科学”行业：化学品行业的主导者。

在《科学与企业战略：杜邦研发，1902-1980》(Science and Corporate Strategy: Du Pont R&D, 1902-1980)一书中，作者挖掘公司档案，探索了其创新战略的两个独立维度：第一个纬度是“购买与制造”，这一原则体现在积极收购相关工艺技术以进入新市场：先从最初远远落后于德国先驱的染料开始，而后是针对涂料市场的二氧化钛。

正是在第二个维度上，市场和技术风险之间的平衡开始发挥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到战后一代，杜邦专注于开发全新的合成纤维，并在尼龙上取得了早期的成功。尽管“无法从实验室制作的小样本中确定新纤维的用途”，但它很快就被证明是一种明显优于天然丝绸的材料，开辟了女性丝袜市场。

其他合成纤维产品，如奥纶和涤纶，面临了艰巨的市场挑战，因为它们看似明显的预期市场失败了。公司发现，新的弹性纤维在已经有特许经营权的应用中获得了最大的竞争优势(人造丝和醋酸纤维)。最终，管理层咬紧牙关，关闭了投资占比最高的工厂。至关重要的是，杜邦的垄断力量赋予了它成功应对市场风险的资源。

4 数字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国防部为所有技术设定了创新的方向和步伐，这些技术后来推动了数字革命。在上游，国防部资助了计算机科学和固体物理学(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额外支持)。在供给端，国防部是计算机科学和半导体研发的主要资助者;在需求端，它还是第一台原型计算机、第一批微电子元件和第一批运行软件应用程序的战略客户。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防部才不再是数字行业的主导力量。到那时，半导体的成本下降和可靠性提高已经到了可以向大规模商业市场过渡的程度。IBM推出的第一台个人电脑是这一发展的关键积极信号。相反的信号则是英特尔拒绝参加国防部的下一代微处理器竞赛，该竞赛优先考虑绝对性能，而非商业上的“性价比”指标。

当然，像今天一样，军事需求继续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军事上对计算机网络开放协议链接和全球定位能力的需求推动了互联网和数字时代其他基础的技术进步。但随着数字革命的成熟，这些技术也不免受到数字革命的经济影响。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商业市场的出现恰逢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始终为所有问题提供公平、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政府干预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但数字革命产生了三大后果，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新自由主义教条。

首先，数字计算机和网络使供应链(包括服务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极大扩展，就业分布、选举数据和新冠大流行暴露的经济脆弱性反映了这一现象的深远影响。第二个结果是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反映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薪酬水平上。最后，数字技术在金融化中发挥了独特而决定性的作用，将越来越多的资产转化为受泡沫和泡沫破灭动态影响的金融证券，使金融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

这些经济和政治结果已经足以推倒新自由主义范式。但是，气候变化和中国崛起这两件事情的出现则进一步削弱了它，并使得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主动积极的作用这件事获得了合法性。

5 重新发现产业政策

中国已证明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追随者经济体”，甚至超越了19世纪美国的崛起。讽刺的是，中国挪用的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条经验，正是20世纪美国推进技术发展的公私合作模式。事实证明，它在中国非常成功，以至于拜登政府现在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政策方案在美国复兴了它。

可悲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落后了大约30年。但是，在《通胀削减法案》(IRA)中，拜登政府最终成功将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打造成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合理理由。

诚然，《通胀削减法案》的大多数金融措施都采取了税收优惠的形式，但也为更直接的国家行动打开了大门，以减少阻碍并有效应对市场和技术风险。一个(但不是唯一一个)缺失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先进储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该系统可以在电网规模上运行，以适应可再生电力的间歇性生产。

新的公共政策范式正在“市场塑造”的旗帜下形成，它15年前首次在公共卫生领域出现，当时全球基金通过部署支持开发、分配那些营利性制药行业忽略的疾病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全球基金的预先市场承诺计划(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译注：研发阶段就签订有约束力的购买合同，以激励企业加速研发，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首创，主要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疫苗、药品研发活动中应用)是“曲速行动”的典范。

这一术语创新标志着公共政策辩论的实质性变化。其最引人注目的支持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在芝加哥大学贝克尔·弗里德曼研究所(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管理发展创新实验室，该研究所曾经是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堡垒。实验室的网站的特色是“市场塑造的案例”，强调市场塑造“拉动”资金，向企业发出信号，对社会有用的创新就会有需求。

今天，美国面对挑战的反应等于否定了前总统里根40年前臭名昭著的断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无论是政府采购合同还是对缺失的治疗药物的预先市场承诺，非市场客户的需求都是减少市场风险、加速创新的关键。

重新发现这一经验真理将在国内和国际冲突时期提供希望。然而，这一承诺必须考虑到美国面对的两大危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毕竟，想象一个不建立在中美合作基础上的气候变化有效应对策略非常困难。气候变化已经构成了一个变革性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中美是否都能意识到这一事实。

*文章原刊于Project Syndicate。

William Janeway作者：威廉·简维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创始人之一，私募投资公司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特殊有限合伙人，剑桥大学经济学客座讲师，著有《在创新经济中做资本主义》(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来源时间：2023/1/30   发布时间：2023/1/27

旧文章ID：29249

作者：吴泽林、尚修丞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在当地时间1月27日拜登政府结束的华盛顿谈判中，美国已与荷兰和日本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某些先进芯片制造设备。此次协议将扩大美国2022年10月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至荷兰和日本两国的公司，包括荷兰的阿斯麦、日本的尼康和东京威力科创。高端半导体是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科技战争的中心，华盛顿称此举旨在防止技术外泄和转为军用，该协议也意味着拜登政府在努力阻止中国作为科技超级大国崛起方面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的叠加影响下，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遭受重大冲击，美国等主要大国均开始构建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美国也对华发起全面竞争。美国半导体产业基础较强，但在制造能力特别是先进制程工艺上较为薄弱，严重依赖东亚地区，这被美国认为可能引发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公共卫生以及基础设施破坏、网络攻击等一系列风险，中国更是被美国视为半导体产业链的最大风险点，重塑半导体产业链成为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要议题。为此，美国政府通过动态精准打压对华半导体产供链、强化技术研发并推动先进半导体企业赴美建厂、构建半导体产业链联盟等方式，试图弥补制造能力的短板并掌控尖端芯片技术。2022年8月正式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间长期竞争的战略性产业，各国都在吸引世界上先进的半导体厂商投资建厂，构建更加自主和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半导体制造成为其中的重点内容。近年来，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美国的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以及对尖端技术的控制力，满足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需求、供应稳定和经济安全。但其中类似此番持续向荷日两国施压，要求其配合对华出口管制的极端“去全球化”政策，便是试图用国际竞争思维去主导国家间正常的产业合作以及科技竞争，会迫使其他国家和半导体企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加剧芯片补贴竞赛和人才竞争，使贸易和技术合作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加速各国半导体产业链本土化进程。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思考。

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逻辑

文|吴泽林、尚修丞

在近年美国对华发起全面竞争、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的叠加影响下，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和产业链遭受重大冲击，在生产和运输方面不断受创，全球“缺芯”现象长时间延续，致使芯片价格上涨，交货期限延长，企业大量囤积，对全球多个行业造成极大影响。对此，主要半导体大国纷纷出台战略举措，增强技术研发和供应链韧性。韩国政府于2021年5月发布《K-半导体战略》，提出未来10年将斥资4500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基地，使出口总额增加到2000亿美元，建成全球顶级半导体供应链。2021年6月，日本政府宣布确立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将加强与海外合作，联合开发尖端半导体制造技术并确保生产能力;加快数字投资，强化尖端逻辑半导体设计和开发;优化国内半导体产业布局，加强产业韧性。2022年2月，欧盟推出《芯片法案》(A Chips Act for Europe)，拟动用超过430亿欧元建立完整、有弹性的半导体产业链，使2030年的生产份额达到20%，推动实现半导体的自主可控。此外，德国、西班牙、印度等国也宣布加强投资或补贴力度，发展本土芯片产业。

“缺芯”对美国多个行业的影响尤为突出。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Don Graves)曾谈到，美国半导体行业面临两大危机，一是半导体供应短缺扰乱了汽车、消费电子等多个关键行业，造成企业裁员和经济复苏放缓;二是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的“长期领导力”面临威胁。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为此，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签署行政令要求对包含半导体在内的四大关键领域供应链进行审查。2021年6月发布的《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就对中美两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和弱势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并提出应对之策。由此，拜登政府将重塑半导体产业链视为一项重要议程。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举措，经过美国参众两院一年多的协商，2022年7月，《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从参议院2021年6月通过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和众议院2022年2月通过的《竞争法案》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立法。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年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提供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在半导体领域，将在5年内提供527亿美元资金，其中，为美国芯片基金提供500亿美元，为美国芯片国防基金提供20亿美元，为美国芯片国际科技安全和创新基金、美国芯片劳动力和教育基金分别提供5亿美元和2亿美元。法案也将为企业提供价值24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此外，法案禁止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企业在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建设或扩大先进制程晶圆厂。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已重拾曾遭其严厉批判的产业政策，强力干预前沿技术领域，以期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同时，《芯片和科学法案》发布的事实说明(Fact Sheet)直接将对抗中国(counter China)作为标题的一部分，诠释了法案针对中国、限制中国技术发展的企图，充满了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

1 美国半导体产业基础及其风险

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看，虽然发明和大规模生产来自于美国硅谷，但迅速拉动这一需求上升的是美国政府和军方。正是基于美苏冷战和太空竞赛的需要，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军方大量采购半导体设备，峰值时接近全部产出的一半，孕育了美国半导体工业成为国际技术与产业的领导者。虽然20世纪80年代，美国半导体产业一度遭到日本的挑战和赶超，但在对日本的打压和大力扶持国内半导体产业之后，美国再度复兴并保持领先优势至今。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半导体产业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和封测等环节也逐步与设计环节分离开来，呈现出全球分散和区域集中的特征。从全球分布看，美国在半导体设计环节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在设备和材料领域具有优势，制造和封测环节由东亚国家主导。实际上，由于半导体产业在资金投入、人才需求、资源禀赋、科技环境、集群生态等方面要求严苛，虽然202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5560亿美元，但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并不多，总体上就是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基于专业化分工，半导体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需要跨越各国边境70次以上，全程达到100天。也正是基于这一分布，美国半导体产业在不同环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一)美国半导体产业基础

2001年—2021年，美国半导体企业的销售额从711亿美元增长到2575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6.65%，全球市场份额已达46%，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排名第二的韩国仅有不到美国一半的份额。半导体产品是美国第五大出口产品，2021年出口额达620亿美元。半导体产业基础可以从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这五个方面展开。美国半导体设计能力全球领先，全球前三大设计公司高通、博通、英伟达皆为美国公司。作为芯片设计的基础，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基本上被美国企业新思科技(Synopsys)和铿腾电子(Cadence)主导。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和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报告，2019年美国在电子设计自动化和IP核领域的市场份额达到74%。美国的制造设备同样具有优势，全球前五大半导体设备商中有3家是美国企业，即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磊(KLA Corporation)，3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占到37.6%。此外，与芯片设计具有高集中度相同，大多数制造设备的市场份额集中于一家或几家头部企业。比如，应用材料在物理气相沉积设备的占比达到85%，在氧化炉、离子注入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抛光机等也具有较强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泛林集团在刻蚀机市场的占比超过50%。虽然，光刻机由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占主导并垄断了极紫外(EUV)光刻机市场，但美国可以凭借《瓦森纳协定》干预其出口，对光刻机的流向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在材料领域，美国企业也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比如，美国公司占据了40%的掩膜版市场份额。慧瞻材料(Versum Materials)、艾万拓(Avantor)、霍尼韦尔(Honeywell)在电子气体和湿电子化学品方面具有一定的行业实力和地位。

支撑美国半导体设计、设备和材料优势地位的是规模庞大的研发支出。2000年—2020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研发支出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7.2%，2021年的研发支出为502亿美元，占销售额的比重高达19.5%，仅次于美国的制药和生物产业，也高于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产业。美国企业是技术研发的主体。企业市场规模和研发投资规模的良性互动使公司能获得足够的利润回报，现有研发的专业知识积累也构成了后来者进入和追赶的自然障碍，导致供应商市场份额愈发集中，最终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在科研方面，美国与中国并列近十年半导体领域科学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但美国每项半导体专利的平均被引用量是其他国家的3至6倍，凸显了美国学术生态系统的实力。高度集聚的头部企业配合强大的科研实力，美国得以留住和招徕大量人才，全球顶级半导体公司雇佣的参与设计的工程师中，约有50%在美国工作。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弱势凸显在制造环节，主要原因是国际产业分工和建设及运营成本的大幅上升。20世纪80年代，随着半导体行业垂直分工的加剧，美国企业逐步放弃自营的晶圆厂，将资金集中投入到更具竞争优势和利润空间的设计环节。同时，半导体制造技术更新迭代迅猛，高涨的费用迫使诸多美国企业放弃对先进晶圆厂的持续投资。当今，5纳米晶圆厂的建设成本至少为120亿美元，更先进的3纳米工厂的成本可能超过200亿美元且后续运营成本更为昂贵。芯片制造还需要大量的水和电。鉴于美国逐渐放弃制造环节，从21世纪初至今，美国半导体制造的市场份额已从37%下降到12%，落后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地。过去10年，美国以外地区芯片产出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5倍。当前，美国有33家企业在18个州建有71座晶圆厂，涉及27.7万个高薪岗位，额外支持160万个就业岗位。即便如此，其生产能力仍在不断削弱。目前，美国仅存的先进制程工艺是英特尔运营的10纳米晶圆厂，7纳米工艺预计到2023年量产。至于更先进的5纳米工艺，只有台积电和三星具备生产能力，美国在先进制程上的技术优势已基本丧失。此外，随着各国对先进封装的需求增加，其已成为半导体产业的新增长点，但美国在封装环节的全球占比仅为3%，主要份额仍在东亚地区。

(二)美国半导体产业链风险

审视美国半导体产业基础，其在设计、设备、材料等领域有较强的技术和竞争优势。作为“链主”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有较强的主导力和控制力，但在尖端制造和先进封装等环节较为薄弱，特别是在10纳米以下制程的制造能力上处于空白。从发展看，到2030年，美国的产能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0%，而亚洲产能将增加到83%。再加上不少国家正加大支持力度，出台各类资金补助、补贴、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而美国联邦政府在《芯片和科学法案》出台之前始终缺乏大规模的激励政策。这就使美国感受到极大的危机感和紧迫性，迫使其关注潜在风险，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对供应链造成的中断。对美国来说，半导体制造集中于东亚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包括：(1)自然灾害风险。例如，东亚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2011年日本大地震致使25%的硅片供应受影响，数家晶圆厂关闭长达数月。2021年中国台湾地区遭受旱情，虽然台积电的用水得到全力保障，但无疑暴露出生产中的脆弱性。(2)地缘政治风险。东亚各国原本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和非传统安全风险，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投入巨大资源介入，更是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2019年韩日两国的政治紧张使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光刻胶等3种半导体关键材料，影响了韩国每月大约70亿美元的半导体出口。(3)公共卫生风险。由于半导体产业链在全领域的高集中度，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相对高技术的制造环节，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环节如出现风险，也会引发全球芯片危机。2021年全球封测基地马来西亚为控制疫情采取“全面封锁”政策之后，美国几家工厂随即停工，全球“缺芯”状况加剧。(4)其他风险，还包括基础设施破坏、网络攻击等。

在设计、研发、设备、材料等多领域有较强技术和竞争优势的美国，很难容忍在制造环节出现“受制于人”的状况，也在极力避免某一风险点对整条供应链带来的较大影响。实际上，中国大陆与美国在半导体全产业链环节存在很大差距。在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荷兰、马来西亚等，都与美国有紧密的联系。但基于拜登政府已明确把中国视为首要挑战者，中国无疑被美国视为半导体产业链的最大风险点。美国政府认为，风险来源之一是中国对各环节的巨大投入将使其成为半导体的全球领导者，之二是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巨大依赖。基于这一认知，拜登政府在上任后不久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就提出“美国必须恢复其持久的优势，以便能够以强大的实力迎接今天的挑战。”2022年7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致函国会的联名信中指出，“中国决心成为未来产业的全球领导者，美国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如果不参与竞争，中国将有能力和资源做到这一点。”可见，科技霸权对于维持美国国际领导地位至关重要，是美国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有力手段和维持国际威望、世界影响的重要保证。

2 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举措

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目标不仅是弥补制造能力的短板，解决芯片短缺问题，更在于掌握和控制尖端芯片技术，实现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能力提升之间的融合，促进美国新兴领域的经济大循环。这一方面能够确保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应用安全，这些设施包括航空航天和国防系统、核心电信网络、超级计算机以及政府、能源、交通、医疗和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数据中心，这部分的消费份额大约占美国市场的9%。也就是说，对尖端芯片制造能力的扶持能够维持“最小可行产能”(minimum viable capacity)，以最低限度应对产业链风险，提高产业链弹性并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芯片是未来产业的核心，掌握尖端技术能够确保美国在今后的技术霸权，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这也充分解释了为何全球成熟芯片同样紧缺，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投入主要在下一代芯片技术上。为达到目标，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主要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动态精准打压对华半导体产供链，二是强化技术研发并推动先进半导体企业赴美建厂，三是构建半导体产业链联盟。

(一)动态精准打压对华半导体产供链

自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就开启了对华半导体“脱钩”策略。2018年8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114家海外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向华为出口美国产品的公司必须获得许可证。2020年9月，美国对华为的新制裁禁令正式生效，所有使用美国技术的厂商，向华为供货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这使华为无法再通过代工或采购的方式获得高端芯片。1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包括华为、海康威视在内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31家中国企业。12月，美国商务部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美国关键技术的能力。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升级对中国半导体打压的范围和力度。2021年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局将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列入“不可信供应商名单”，将在美国拆除这些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同年7月和12月，美国商务部又分别将23家和34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均涉及半导体企业。在持续升级打压之下，美国也更加积极地采取动态精准策略，即制裁范围不限于先进技术工艺，而是将所有中国大陆无法掌握的技术工艺纳入制裁范围，并根据中国大陆半导体技术工艺的发展进行动态调整。比如，美国此前已禁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口10纳米以下技术的芯片设备，但美国当前认为中国掌握的技术水平是14纳米及以上工艺，因此正考虑修补“漏洞”，将制裁范围从之前的10纳米以下提高到14纳米以下，即禁止供应商对位于中国大陆的厂商提供14纳米以下芯片制造设备。2022年8月，半导体设备巨头科磊称，已收到美国政府限制出口中国大陆14纳米以下先进半导体设备的备忘录。

基于美国并非在半导体所有领域拥有先进技术，美国也正积极同其他国家探索半导体技术协同共管的可行性，推动对华“脱钩”议题上的一致。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多次在国际场合劝说其他国家在5G网络建设中排除华为产品，并建立排除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联盟。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在多边机制和双边合作中开展半导体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合作。目前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以“瓦森纳安排”为主，由42个成员国组成。美国已在框架内着手对半导体领域的元器件、设备、材料、软件和技术进行修订。2021年12月美国推动各国就电子设计自动化、金刚石和氧化镓控制达成共识，于2022年8月实施出口管制。同时，拜登政府以技术和民主价值观、供应链韧性等为借口，拉拢欧盟部分成员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探索双边合作机制。比如，2021年6月的美欧峰会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下设出口管制工作组，在2022年5月的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双方强调在第三次会议上将就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出口管制联合第三国。此外，荷兰已表示，可采纳美国商务部的最终用户名单方式，并计划对非清单物项实施“全面管制”。日本也表达了修改出口管制体制，同美国构建新多边机制的意愿。两国也已同美国达成非正式谅解，将就极紫外光刻机出口许可政策进行协同，三方可以对许可否决情况进行信息共享，以达到协同否决，不留技术漏洞的空间。此前，为限制中国先进芯片制造能力，在美国的施压下，光刻机巨头阿斯麦没有向中国大陆提供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限制了中国大陆的技术发展。2022年以来，美国认为主要用于10-130nm的深紫外光刻机对中国大陆同样属于先进设备，并可能被用来实现技术突破，因此持续向荷兰施压，要求阿斯麦对华禁售这一不太先进的光刻机。这可以说是美国滥用国家力量，利用技术霸权搞技术垄断的技术恐怖主义行为。

美国对华芯片制裁包含在高技术遏制的范畴内，也是打压的核心领域，长期目标不会改变。通过制裁、断供及与盟友的协调，美国发起动态精准的“阻击战”，意图将中国限制在美国所期望的范围内，长期保持与美国的技术代差，并由此限制中国高端民用技术和先进军事技术的发展。这一做法也正在向人工智能等其他新兴领域推开。

(二)强化技术研发并推动先进半导体企业赴美建厂

一直以来，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研发支出及其占总营收的比重领先于其他国家。2021年，全球半导体公司研发支出的56%来自美国公司，仅英特尔的研发支出就占到19%。不过，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落后于很多国家。由于半导体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且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及政府的大力投入也引发了美国的担忧，诸多美国政府高官、企业和行业协会呼吁联邦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增强美国半导体生态优势。为此，拜登政府把加大对科学技术、基础研究和人才建设的投入也作为重要议题，决心重拾产业政策，深度参与新兴技术研发，扭转联邦政府研发资金多年来的下滑趋势，并扩充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人才储备。

为科学统筹半导体发展布局，拜登政府聘请超威半导体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半导体设备和高性能处理器专家苏姿丰(Lisa T. Su)作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成员，就半导体创新政策提供建议。从《创新与竞争法案》到《竞争法案》，再到正式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参众两院始终要求联邦政府对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新兴领域加大资源投入，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对于其中的芯片法案始终拥有较大共识。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政府将在5年内为包括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和国家先进封装制造在内的研究项目拨款110亿美元，前者将成为美国半导体人才、知识、投资、设备和工具的中心，后者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虽然封装属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环节，但先进封装也可能实现“卡脖子”功能，这是美国补齐另一块短板，完善半导体产业生态的又一举措。

为提高半导体制造能力并掌控尖端技术，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开始大力推动先进半导体企业赴美投资建厂。2021年以来，半导体行业已宣布到2025年在美国新增投资近800亿美元，包括三星、英特尔、台积电、德州仪器、格芯、SK集团、美光等都已宣布新建工厂或研发中心。其中，美国政府的重点是促进全球仅有的有能力生产7纳米以下芯片的台积电和三星赴美建厂。2019年，台积电在10纳米以下节点的市场份额达到92%，三星为8%。在《芯片和科学法案》为芯片产业提供的527亿美元中，390亿美元将用于芯片制造，但其中仅有20亿美元用于成熟芯片，两者相差近20倍。可见尖端芯片是美国技术发展的重点，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助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的在美建厂项目。2020年—2022年，美国先后与三星、台积电和英特尔达成协议。台积电选址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120亿美元，计划2024年量产，每月生产2万片5纳米工艺芯片。三星选址德克萨斯州泰勒市，投资170亿美元，计划2024年投产。英特尔将投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兴建工厂。基于技术优势、市场份额和风险担忧，美国对台积电更为关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就多次发出邀请。不过，台积电基于美国生产成本高、人才短缺、政策支持不够等原因一直没有回复具体计划。台积电和三星最终决定赴美建厂，一方面基于其自主考量，另一方面也是美国运用各类手段的结果，包括利用和增强市场依赖、提供政策激励、将议题政治化。

第一，利用和增强市场依赖。2010年以来，半导体行业快速发展，美国消费市场发展尤为迅速。2019年，美国公司在大型个人电脑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应用市场占据约45%的市场份额，在智能手机和工业设备方面的份额约30%。行业的飞速发展和美国较大的市场份额，极大推动了对芯片的需求，推高了晶圆代工厂的营收，也使美国拥有了更大的市场权力。2010年~2021年，台积电的营收从4195.4亿新台币上升到1.59万亿新台币，其最大市场是美国，2021年来自美国的营收突破1万亿新台币，占总营收的64%，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为1645.5亿新台币，份额仅为10%。2021年，苹果继续保持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营收占比高达25.4%，其他主要客户包括超威、联发科、博通、英伟达、高通、英特尔等，营收占比在7%~9.2%之间。可以看到，台积电的客户主要来自美国且苹果就占到四分之一。2022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28%，创近8年新高，美国基于对最终消费市场的把控，对晶圆代工业务产生直接影响，其作为一种常量，在近年也作为一种变量，发挥重要作用。就常量而言，一直以来，台积电和三星在美国的营收保持较高比重，是企业利润和研发下一代技术工艺的重要来源。今后，半导体消费市场主要在中美两国，欧洲、日本等其他地区所占比重均不高。就变量而言，一是，美国通过制裁华为，也中止了华为与台积电和三星在尖端芯片的代工合作，两家企业虽然失去了一位占较大份额的重要客户，但对营收的影响较小。制裁之后，华为的份额很快被美国客户取代。二是，英特尔为确保供应链安全，已开始与台积电合作且要持续到2025年后的2纳米时代。这一合作已经使英特尔在台积电的客户排名从2020年的第11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7位。三是，三星力求在2030年赶上台积电，寻求与美国的技术合作，并与台积电争夺美国客户。因此，在美国对华发起全面竞争，特别是对华为制裁的背景下，无论从常量还是变量看，美国一直以来并将继续是台积电和三星最重要的市场。巨大的市场份额成为两家企业赴美设厂的重要因素。台积电和三星在尖端芯片代工业务与客户的关系已由过去对中美两国的双重依赖转变为近年及今后较长时期对美国的单一依赖。

第二，提供激励政策。晶圆制造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建设和运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制程越先进，投资额越大。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研究表明，政府的激励措施通常会减少企业的建设和经营支出，有效的政策激励可以抵消新工厂15%到40%的总资本支出。正是由于高昂的成本和美国薄弱的激励措施，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曾多次表示，赴美设厂“资金、运营成本是挑战”。美国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芯片和科学法案》实际上以之前国会两党议员提出的多部相关法案为基础，除了《竞争法案》、《创新与竞争法案》外，还包括2020年的《美国晶圆代工法案》和2021年的《促进美国制造的半导体法案》等，这些法案都涉及对半导体工厂的建造和运营提供补贴或税收减免。除了联邦政府的政策激励，地方政府也给予了较大的优惠措施。台积电选址的亚利桑那州具有税赋低廉、法规简便、投资优惠措施到位、半导体生态完整等优点，凤凰城还将提供2.05亿美元的市政基金，改善工厂的基础设施。而三星选址的泰勒市将为其提供1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这对晶圆制造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第三，将议题政治化。半导体产业已被美国政府高度政治化，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拜登总统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官员多次强调半导体产业涉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在引导台积电赴美设厂过程中，美国将议题政治化、武器化，以胁迫性施压迫使其不得不赴美设厂。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曾坦言，赴美设厂是由客户的政治推动而促成的。2019年，美国政府便开始向台积电施压，五角大楼联系了多家台积电客户，警告他们依赖台湾公司的安全隐患。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国会议员、美国在台协会等多次就半导体供应链与台湾当局会谈，表示会共同支持美台企业的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同时，美国媒体也不断向台积电喊话施压。2020年5月，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正式“约谈”台积电，可以被视为对其施加了更大和更直接的压力。而台积电在与最大客户苹果讨论后，正式宣布赴美建厂。宣布几小时后，美国商务部再度追加对华为的禁令，彻底阻断了台积电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向华为出售尖端芯片的想法。在美国的胁迫下，台积电的回应从“没有在美建厂的计划”到“高昂的成本谁来负担”，再到“仍在评估中，尚无具体计划”，最后到确定建厂，态度的逐渐转变可以看到政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同样对三星施加胁迫性压力。因向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和其亲信崔顺实行贿，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于2021年1月被判入狱，在韩美国商会因担心此事影响三星赴美建厂计划，积极游说和敦促韩国政府将其赦免，甚至警告称“如果三星不能充分参与支持拜登的努力，韩国作为美国战略合作伙伴的地位将受到威胁。”同年8月，李在镕获得假释，并于11月访问美国并决定建厂计划。

(三)构建半导体产业链联盟

美国除了在本土构建半导体全产业链之外，也与盟友和伙伴积极构建半导体产业链联盟，一方面促进各国半导体技术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研发实力和先进制造能力，另一方面试图以产业链闭环将中国排除在先进半导体技术之外。主要包括：第一，强化同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合作。美日两国已同意建立先进半导体联合研发中心，开发2纳米芯片，计划在2025年前投产。美韩在2022年5月拜登总统访问韩国时宣布建立“技术同盟”，在半导体、6G、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第二，美国提议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利用美国的芯片设计能力和设备、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制造能力、日本的材料、元器件和设备方面的优势，掌握半导体产业的上中下游，建立稳定和闭环的产业链。第三，增进美欧合作与协调。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旨在联合研发先进技术，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技术治理多边体系。在同年9月的对话中，双方表示将共同采取措施提高半导体供应链的透明度，识别差距、共同弱点和机遇来加强半导体研发和制造生态。第四，以美日印澳为基础构建半导体供应链。美日印澳在2021年9月的峰会上发起半导体供应链倡议，加强半导体及其关键部件的供应链安全。2022年5月的峰会发布《关键技术供应链共同原则的声明》，提出推动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合作，形成多样化和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市场。第五，以“印太经济框架”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小圈子”。2022年5月，美国宣布启动旨在争夺亚太经济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指出要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确保半导体等关键技术的可获得。第六，2022年8月，美国宣布与中国台湾地区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此举或将助力美台半导体产业链合作，助长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脱钩”态势。

可以看到，美国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为借口，通过构建美日、美韩、美欧、美台、芯片四方联盟、美日印澳、“印太经济框架”等多圈层的产业和技术联盟，试图在先进半导体产供链上形成封闭的经济循环，这种阵营化的手段使美国参与的芯片合作呈现出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从长远看，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机遇有赖于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融合，美国也将把同盟友和伙伴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到这些前沿应用领域。如此一来，配合美国对供应链的监管，美国得以依托半导体产业联盟，在全球建立起将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人才和物流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圈层体系。在体系内，美国掌握半导体尖端技术，确保先进制造和优先供应，避免供应链风险。对体系外的国家实现技术封锁，将其锁定在低端环节，以此强化对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控制力和领导力。

3 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挑战

2020年以来，全球半导体需求持续增加。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预测，2020年—2030年，全球半导体生产能力将增加50%以上。而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企业在美国本土建厂将使其可能进入重获先进生产能力的机遇期。不过，要真正增强美国半导体的制造能力，占据半导体制造技术的领先地位，美国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第一，《芯片和科学法案》难以使美国摆脱对东亚的依赖，也难以使其占据芯片尖端制造技术。应当来说，《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出台更加顺利地推动了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企业的赴美建厂计划，建成后在短期内也可以帮助美国确保关键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先进芯片，并且会吸引更多企业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分散和限制半导体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但要大规模地把尖端芯片的制造能力带回美国，摆脱对东亚的依赖，并达到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目的，美国恐怕达不到这些预期。一是，随着制程工艺的复杂和进步，晶圆厂的建设成本迅速提高。现在如果建设一家先进的芯片工厂并运营10年，美国的成本比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或新加坡高30%，比中国大陆高50%。对于先进制程晶圆厂的建设和运营来说，《芯片和科学法案》提供的资金仅能基本满足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的工厂建设，很难如法案设想将国内外其他制造商和上游供应商都纳入补贴范围，各家企业在补贴额度上面临竞争。二是，除建设成本外，美国上下游物料、运输等成本同样较高，劳动力成本比中国台湾地区高出两至三倍，24小时待命、半夜加班的高配合度文化在美国社会恐怕也难以复制。一些美国员工到中国台湾地区学习，就有“工作时间太长”、“不人道”之类的抱怨。这就使美国工厂的运营成本也会大幅提高。三是，由于建设和运营成本较高，美国生产的先进芯片很难具备成本优势，势必推高芯片价格，特别是针对美国客户。但是，对供应链成本管控严苛的苹果、高通等公司很难接受较高的代工费用，在比较成本后，仍可能选择台积电的台湾工厂和三星的韩国工厂进行代工。四是，高昂的成本也将极大影响企业的后续投资计划，特别是台积电、英特尔、三星也正在评估赴日本、欧洲、印度建厂的可能性，美国联邦政府的补贴不一定具有竞争力，也不一定在接下来能够持续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减免。因此，相较于台积电5纳米芯片的月产能在2021年初就达到了9万片，预计到2024年量产的5纳米美国工厂的月产能仅为2万片，占台积电总产能的比重也仅为2%左右，并且，120亿美元投资将分散于2021年至2029年期间，这反映了台积电美国工厂更多是在被动的政治驱动下在美国的“试水”，建造一座规模有限的工厂，先进芯片的主要产能仍然在中国台湾地区。五是，目前，三星和台积电已开始争夺2纳米先进工艺，均计划到2025年实现量产。彼时美国工厂的5纳米工艺已然不算最先进，最先进的工艺仍将被留在本土研发和生产。因而，美国只有实现技术跨越，才能在先进芯片制造方面占据领先地位。由于不具备成本优势，先进芯片的产供链虽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化发展趋势，但全球分布、相互依赖的局面很难被改变。美国以政治力量推动半导体产业链转移和重塑，夺回半导体产业主导权的难度较大。

第二，美国缺乏先进封装能力，补齐半导体全产业链仍存短板。芯片制造后，需封装测试才能交付给下游客户。虽然技术含量较低，但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先进封装更是未来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然而，美国半导体封装能力更为薄弱，基本依靠东亚，这就使其必须同时提升本土的先进封装能力。否则，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的美国工厂投产后，芯片必须运回东亚封装测试后才能交付，这不仅增加了额外成本，也延长了供应链周期，削弱了本土芯片的市场竞争力。然而，台积电和三星对于美国希望转移封装能力的回应并不积极。刘德音明确表示，“3D IC封装厂不会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制造与封测地点可以在不同地方，这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2021年12月，英特尔宣布投资约70亿美元强化先进封装能力，但地点选在马来西亚。企业不愿把封装环节转移到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其比尖端芯片制造的转移更加缺乏经济上的回报。美国虽然在鼓励先进封装公司赴美投资，重建美国先进封装能力，《芯片和科学法案》也为此提供了资金支持。但目前看，激励政策的效果可能比较有限。

第三，美国高技能工人短缺。美国寻求扩大制造业产能，但也面临缺少足够劳动力来支撑的窘境。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6月美国半导体与相关电子元件就业人数达到38.23万人，创2012年7月以来新高，连续6个月呈现扩增，但仍较2001年1月的71.45万人减少了46.5%。大多数半导体企业高管认为，该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一家晶圆厂的日常运营需要大约4000人至6000人，人才短缺将严重制约企业经营。人才管理公司Eightfold.ai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25年，美国必须在2020年的水平上增加约7万至9万甚至更多的工人，才能满足晶圆厂扩张的关键劳动力需求。2022年4月，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直言，美国寻求在本国扩大芯片生产，但美国已没有制造业人才，这是昂贵浪费且徒劳无功之举。美国尤其缺少高技能工人，特别是本土工人，这成为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困扰。多年来，美国电气工程专业入学率直线下降，高技能工人和微电子工程师的缺口只能依靠外国移民来填补。数据显示，美国大约40%的高技能半导体行业人才出生在国外。2020年国际学生约占半导体相关研究生项目注册人数的60%。此外，长期以来，美国凭借一流科研院校和头部企业的吸引力，从全球网罗人才。但随着半导体行业需求的急剧增长及各国相继追求自主化生产，各国和企业对人才的争夺异常激烈。台积电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底，台积电在全球共有65152名员工，2021年聘用超过12000人。受企业“砸钱扩招”的影响，芯片企业的平均工资已创新高，跳槽薪资涨幅超50%。随着各大半导体企业对人才的争夺日趋白热化，人才流失将是美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第四，美国很难通过半导体产业链联盟实现国家间步调一致。从企业的全球布局看，韩国的芯片厂在中国大陆有大规模投资，SK海力士在无锡有最大的全球存储芯片工厂，产能占SK海力士全球DRAM产能的47%;三星在西安建有唯一的海外NAND FLASH存储芯片工厂。部分由于韩国企业在华利益，尹锡悦政府希望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主张把芯片四方联盟作为资讯和技术交流的平台，不应排除和限制与特定国家的合作。阿斯麦也反对美国对华禁售深紫外光刻机，强调额外的出口管制可能会进一步扰乱全球芯片供应链。同时，美国半导体协会在评估相关国家的出口管制后发现，欧盟虽然已有相关立法但尚未有具体实践，韩国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只限于维护韩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的技术，荷兰尽管同意了美国对极紫外光刻机的限制，但不采取驳回许可申请的办法，而是搁置许可，即不回复许可申请或对许可使用设置条件，留有一定回旋余地，相关国家在出口管制范围、实施和立法层面都同美国所预想的状态有一定差距。

此外，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还面临其他挑战，包括，美国本土缺乏12英寸硅晶圆制造厂，唯一来自环球晶圆的投资要到2025年才投入生产;基于半导体启动成本较高，与基于平台的科技公司相比，市场潜力有限，美国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逐渐减少对半导体行业的投入;振兴美国半导体行业需要对整个电子生态系统进行平衡投资，包括组装和测试，以及印刷电路板，但美国政府过度强调对芯片制造的补贴，忽略了这些环节，等等。

4 结语

201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追踪调查43个国家23条价值链后指出，未来全球价值链的分布将走向区域化，美国跨国公司将率先有所作为。企业在综合评估经济效率与效益时，把追求产业链的安全程度和灵活性作为优先参考指标，追求“社会成本的最低化”。近年来，美国对华发起全面竞争、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更是加速了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方向发展。作为国家间长期竞争的战略性产业，美国、中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印度等国，都在吸引世界上先进的半导体厂商投资建厂，构建更加自主和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半导体制造成为其中的重点内容。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举措，特别是《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美国的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以及对尖端技术的控制力，满足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需求、供应稳定和经济安全。但法案同时禁止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企业在中国等国建设或扩大先进制程晶圆厂，这种极端“去全球化”政策将给全球贸易和投资带来破坏性影响，包括大大降低半导体产业链的整体效率，迫使其他国家和半导体企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加剧芯片补贴竞赛和人才竞争，使贸易和技术合作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加速各国半导体产业链本土化进程，等等。实际上，在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之前，美国曾一度推动汽车产业回流，但效果不甚理想。美国退而求其次，将部分制造业回流墨西哥等周边国家，在《美墨加协定》助益下，墨西哥汽车产业发展迅速。

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自美国制裁华为开始，半导体产业的“去美国化”和国产化就迅速提上了日程。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和二期的投资下，半导体产业链涉及的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等各个环节目前都有中国企业在攻克并加速追赶，涌现出了中芯国际、三安光电、华虹宏力、长江存储、合肥长鑫、北方华创、上海微电子、韦尔、华润、长电科技、通富微电、中微、中环股份、芯原微电子等众多优秀企业，在封测环节和一些半导体设备、材料等方面已缩小了与全球领先企业的差距。2021年集成电路产业的总营收首次突破了万亿元。不过，中国工业品进口最多的仍是集成电路，2021年进口量达到6355亿块，进口额达4326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意味着中国进口替代的能力依然较弱，尤其是在10纳米以下先进工艺节点的半导体制造环节还有很大差距。由于半导体是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在全产业链寻求100%的国产替代并不现实。中国可集中精力攻占几个技术制高点，在某些核心技术和产品上做到最高端，以此提升反制美国“卡脖子”策略的能力。为此，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依托大型企业，也需要政府扶持在特定领域具有技术优势的中小微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充分激发各类企业的创新潜能。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开放、广纳人才，逐步缩小发展差距。

*文章原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6期，原题为《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逻辑》。

来源时间：2023/1/30   发布时间：20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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