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的对峙关系出现明显缓和，中美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是处于上升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邓小平1985年3月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中国正式将“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邓小平论断之英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正式结束。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纠纷，和平和发展无疑已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主题。

　　二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在“一超独大”后，滋生了“新干涉主义”。在美国主导下，北约这个超强军事集团在华约解体后，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继续扩展势力。1999年3月，北约以科索沃危机为由对南斯拉夫大规模空袭，发动了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及其盟国陆续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策划了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和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积极推进北约东扩。世界许多动乱地区，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手制造的乌克兰危机，不仅让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且使美俄关系进入“半冷战”状态。

　　与此同时，在美国及其盟国的策动、支持和直接打击下，萨达姆、本·阿里、卡扎菲等一批政治强人，相继“离去”，破坏了西亚、北非原有的地缘政治平衡，使部族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逐渐做大，特别是极端组织ISIS的迅猛崛起，完全把这一地区拖入了战争深渊。

　　三

　　中国的东海和南海因美国插手，局势越来越复杂。中越之间、中菲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日之间就远不是擦枪走火这么简单，而是难免有一场局部战争。对此，我在关于甲午战争反思的系列文章中，已有论述。在《甲午之战并未终结——关于甲午战争反思之一》一文的结尾，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中日之战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有足够预判和充分准备，切不可重犯当年‘不以倭人为意’的战略错误。中国至少要做好与日本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准备，做好美国参战的准备，甚至要做好与美国构想的亚洲版北约对抗的准备。‘准备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错，错的永远是输掉战争的人’。血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对日本军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人，终将在日本新法西斯的屠刀下泣血伤悲。中国一旦输掉对日本的局部战争，必然发生内乱，等待中国的将是国家的四分五裂，亿万中华百姓将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成为任人欺凌、宰割的‘支那猪’。”

　　四

　　从世界和平和安全的角度看，亚、欧、美、非四大地域板块已有三块处于摩擦和对抗状态，中国再固守邓小平30年前对世界局势的判断，绝非像有些权威人士说得那样，是什么自信和自觉的表现，而是“脑子里进水了”。一味强调和平，视世界的对立和冲突而不见，一是给人掩饰矛盾的嫌疑，漠视现实，起高调，让许多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无法理解;二是给人以不自信的感觉，有意回避矛盾，缺少责任和担当;三是久而久之，也使自己放松了国际警惕，造成决策失误。

　　目前，世界的主导是美国及其盟国，不是中国想和平或致力于和平，就可以和平的。美国一强独霸，加上北约这个超强军事集团，完全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问题是美国并不想这么做。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虽然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世界真的和平了，一是美国庞大的军工集团，每年至少损失300亿美元的武器收入(2012年，美国武器出口高达700亿美元);二是新干涉主义就没有了国际市场，美国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三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内部的团结就会涣散，其全球强势话语权就可能被削弱。美国及其盟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不想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平发展还能成为世界主题吗?

　　五

　　综合分析世界摩擦、对立、冲突、战争的因素，可归纳为三大方面：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或部族积怨。只要这些因素存在，世界就不会安宁。

　　首先，美国的霸权主义将长期存在。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把维护自己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维护盟国的安全以及维护有利美国及其盟国兴旺发达的国际体系作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上面已经提到，美国为维护自己的霸权，必须四处煽风点火，让世界不安宁，而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尚没有一个国家能撼动。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分析，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战斗力超过中国海军，而美国现有十大航母战斗群。中国提出的世界多级化，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中国有些所谓的战略家甚至把欧盟作为多级化的一极，甚是荒唐。欧盟的重要成员如英、法、德、意等国二次大战后的复兴，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扶持。这些国家在保持本国的基本利益前提下，已习惯于服从美国。美国与欧盟诸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经济利益，相互间的小摩擦，对大局没有丝毫影响。欧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抗极。有人提出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共同抗衡美国，成为世界的一极。这一提法也是不成了的。就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综合国力而言，两国即使结盟，也无法与美国抗衡，更何况两国不可能结盟。除了中、俄，其他国家还能与美国抗衡吗?

　　其次，恐怖主义将长期存在。“9·11”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中，不仅没有萎缩，反而逐步壮大。恐怖主义的猖獗活动，已从中东蔓延到北非、东非、南亚和欧洲，美国更是经常提高本土防恐级别。恐怖主义植根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历史冲突，其反西方的文化基因将长期存在;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也为其长期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土壤。尤其让世界警惕的是，恐怖主义宗教化、本土化、全球化态势越来越明显，其生存力、发展力和对世界的报复力也越来越强大。

　　其三，宗教或部族积怨将长期存在。当代许多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都有宗教背景。有世界“火药桶”之称的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的对立和冲突几乎不可能消弭;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特别是与逊尼派的极端分支瓦哈比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来已久，难以弥合。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背后也有复杂的宗教因素。斯里兰卡、埃及、也门、利比亚、突尼斯、尼日利亚、索马里、肯尼亚、马里、中非、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南北苏丹等国的内部冲突，基本都是宗教因素引起的。在各宗教派别内部还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部族，相互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如阿富汗的基层政权基本掌控在大大小小的部落酋长手里，正如《阿富汗文化史》写得那样，“一个部落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一个小共和国”，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几乎是常态;南苏丹脱离苏丹独立后，其国内部族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各部族在争夺权力过程中，逐步演化为大规模冲突;尼日利亚共有部族250多个，内部冲突不断……

　　六

　　笔者以为，在国与国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摩擦、对立、冲突持续不断，且影响和涉及面越来越广的态势下，国际社会应大力倡导包容精神，并把包容和发展作为世界的共同主题。当今世界最需要的是包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间只有包容才能实现共存。没有包容就没有和平，没有包容就没有发展。在推进世界包容进程中，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儒家文化蕴涵着丰厚的包容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1973年就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汤因比如此看重中国，是因为他真正领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贵和”本质。当今世界需要通过接纳、容纳异己，形成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局面，而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能使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发挥协调、协和作用。如果包容性能够主导世界，将使不同的文明、不同地缘利益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减少对抗，增加对话和理解，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作者：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

来源时间：2015/5/22 发布时间：201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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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期待天津大学就“间谍案”及时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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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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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时报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司法机关以“钓鱼”方式诱捕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同时宣布通缉其他5名包括高科技人员在内的中国人。美方指控他们涉嫌犯有“经济间谍罪”，声称张浩及另一名天大教授庞慰盗取了他们曾经供职的美国公司的敏感技术。此案在留美中国学生和美高科技公司的华裔、尤其是中国籍雇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据美媒报道，张浩和庞慰都曾在美国留学，读至博士学位，后又分别在不同的美国公司里工作。他们于2009年辞去在美职位，回国担任天津大学教授，并与天大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从事薄膜体声波谐振器(FBAR)技术研究。美方指控他们将原公司可用于军事目的的FBAR技术带回了中国，属于“间谍行为”。

　　张庞二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他们与天大的合资公司是公开的，美方“钓鱼”邀张浩赴美开国际学术会议，张毫无防范，刚下飞机就遭到联邦调查局逮捕。

　　美国的法律体系十分复杂，而“间谍”有着全球的统一标准，那就是行为的隐蔽性。张庞等人从辞职到回国组建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偷偷摸摸，他们即使陷入官司，正常情况下也应是知识产权纠纷，怎么能突然就成了“间谍”?

　　美国是全球技术创新的中心，大批外国留学生赴美求学以及在美短期工作实践，目的就是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并将它们有朝一日应用到祖国的发展中。必须指出，这是个互利的过程，美国吸引了全球人才，他们的贡献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科研中心的地位。同时这些人也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

　　如果美国要抓张浩这样的“间谍”，不知道一年能抓出多少。正因为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美国“钓鱼”逮捕张浩令很多华人学者和工程师感到困惑。他们不禁担心，美国当局也许会滥用间谍罪名，谁能保证今后中国学者收到的美方开会邀请函不是“钓鱼”手段?

　　此外，以后中国学生还能去美国学习“敏感技术”吗?他们毕业并且在美国公司短期工作过之后，还能回中国发展吗?他们岂不随时都会成为FBI诱捕的目标!

　　美国近年揪出的“中国间谍”越来越多，他们的罪名在多数情况下都很勉强。去年10月FBI以涉嫌间谍罪逮捕雪莉·陈女士事件轰动一时，该女士出生在中国，早已成为美国公民，为美国气象局服务多年，很多人认为她被当成“间谍”就因为她长着华人的一张脸。陈女士在饱受困扰数月后被宣布取消所有指控，这是美国近年大量“中国间谍”冤案中较新的一起。

　　美国对中国的警惕似已风声鹤唳，从李文和开始FBI不断错抓“中国间谍”，这种规模性犯错甚至也不能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反思，这既是美国国家路线的明显缺陷，也是美人权领域的严重悲哀。

　　美国历史上针对日本裔、俄裔美国公民和侨民都出现过因疑心而产生的迫害，“间谍罪”是被美国滥用最多的罪名。我们强烈希望，在美华人不会因为中国崛起而重蹈日裔、俄裔的覆辙。

　　我们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和有关机构对美国涉华人间谍案做出及时、必要的反应。像张浩这起案子，天津大学方面应当迅速发声，这个时候沉默是万万要不得的。

　　如果抓“中国间谍”成为美对华博弈的一项经常性策略，中方就应做出系统性回应，为使美方在这方面采取克制态度对其施压。中美关系十分复杂，中方或许不得不多预备几手。

来源时间：2015/5/22 发布时间：20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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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如何获得独特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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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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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岳来源：《北京青年报》

齐岳

亚投行经历了年初外交领域内的所向披靡之后，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正当发起国正在新加坡聚集商议后续事项的当口，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与日本政府分别宣布了重大投资决策。前者宣布将在未来三到四年内向印尼增加110亿美元的投资，后者则宣布了1000亿美元加码亚洲基础设施的计划。1000亿美元，正是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两者都可以说是大手笔。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亚投行必然面临着与一众多边超主权机构的竞争。好生意就那么多，谁抢到算谁的。虽然地球上可能没有更大更高端的生意了，但这个平台上的生存逻辑和淘宝开店差异不大，比拼的不外乎也是管理、产品，以及全过程中的客户体验。

我们尽管有四万亿外汇储备，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有恃无恐的理由。要是拿谁手里美元多作为高下评价的标准，那么美联储直接秒杀一切机构了。更何况，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彰显我们“人傻钱多”。亚投行至少在目前已经定下来初始的资金规模。这意味着运营将在这样的规模前提下开展，而不是很任性地把外汇管理局的账户当成瞎作的本钱。

所以问题在于，亚投行如何在亚洲获得独特的竞争力？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自然想到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为企业竞争开出的三剂基础药方：低成本、差异化和集中竞争。

亚投行的核心业务是给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提供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低成本”简单说就是“低利率”。尽管这一向是我国鞋帽箱包等出口商品独步全球的秘诀，但是能否套用在借钱给巴基斯坦修路等项目上存在疑问。如同我们个人理财一样，低利率一般对应着低风险——最近余额宝的收益率肯定比不上A股。那么问题来了，面对同一个项目，大家都是一样的风险，亚投行怎么能做到利率比别家要低呢？一种办法是我们的资金成本比较低，这就需要亚投行在国际上立起来自己的“金字招牌”，让全球投资者都愿意低息把钱借给亚投行；另一种办法是用其他方面的综合收益来补贴，比如给亚投行相关国家一些外贸特惠权之类的，等等。

差异化则提出另一种要求。国内企业找银行贷款，找不同银行有多大差异，真的很难说。企业从工行从中行拿到的都是人民币，全套服务基本大同小异。但在国际上我国可以利用国内多年开展的基础设施投资经验作为加分服务，向外推广。国内“铁公基”项目搞了这么多年，工程管理经验十分丰富，何不随着亚投行走出去，为塔吉克斯坦和越南提供咨询服务呢？同是亚洲国家，中国经验更具备本土化特性一些。

至于细分领域竞争的策略，可能不适用于航空母舰式的亚投行，但不妨作为一种战术考虑。中德英法等一众成员国在不同亚洲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在不同的基础设施行业建设上也有各自的独到之处。一种统筹的办法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在少数国家或者少数行业进行突破，深深地扎到一个细分领域中去，然后再求扩散。一旦形成这样的几个“根据地”，那么亚投行的“存在感”就不用频繁去“刷”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宝贵的贷款管理经验也能够积累起来。

但无论是采取哪种战略，我们都需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亚投行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老一代玩家面前得虚心学习。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都各自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亚投行可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与这两家在业务上一较短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短期之内还谈不上多么激烈的竞争。能够利用这些先行者输出的人才和做事方法踏踏实实开张，就已经算是不错。尤其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众多，做事都要商量着来，很多意见可能和中国经验冲突。如何理顺内部决策流程，形成合力，将是亚投行的第一道考验。

来源时间：2015/5/22 发布时间：20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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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道不同”，更需“相为谋”——中美人文对话的空间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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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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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平原来源：中华读书报

《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立场、志趣或主张迥异的人，很难在一起共事或谋划。进一步延伸，那就是，既然“相为谋”，必定是道相同——即便现在不相同，总有一天也能走到一起的。但这只是理想的设计，正在（或曾经）“相为谋”的，很可能日后（或早就）反目成仇。谈论“志同道合”者的“对话”很容易，而我更期望的是，工作目标及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各有各的骄傲与坚持的群体，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最终达成某种谅解与互信。

如此低调的陈述，是因为各国的人文学者，其思考与表达既受各自生活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又深深地植根于其使用的语言。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其实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科，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科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努力倾听对方的表达、理解对方的思考，而不是一味争高低，或非说服对方不可。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不存在绝对平等的对话关系。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除了政治与经济，在文化、思想、学术、教育等领域，同样不再满足于“跑龙套”“当学徒”（参见《“不能总是在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跑龙套”——余华谈这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吴晓明《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文汇报·文汇学人》2014年12月12日），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学术、教育，固然跟其经济水平及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但不等于GDP，更多地关涉精神状态与文化自信。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先生曾问我：中国的人文学者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即便不是唱主角，也不能总是跑龙套。我说十到二十年，他很高兴，说这是他听到的最乐观的回答。不少人说需要五十年，也有说一个世纪的，这让他很郁闷。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在各个人文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问题研究，也包括人类未来的探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而然，有赖于中国政府及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不妨就从著作、杂志以及学术合作三个层次略为陈述。

具体到中美人文著作的译介，很长时间里，中国是输入远大于输出。这里包含学界的专业评判，也有公众的阅读趣味，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将此前政府行为的强行输出，逐步转变为资助有意愿合作的外国出版机构。只要有国外著名出版机构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输出版权的同时，可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委托中国编辑学会具体操作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请翻译费用或出版资助。这三大计划/工程/项目都有严格的评审机制，能否公正对待每部提出申请的著作，会不会受意识形态或人情的干扰，目前很难评说。但这起码给中国学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铺就了一条颇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说“不卑不亢”，是因为当下中国大学，颇有以是否“走出去”为评价标准的。如此焦虑的心态，弄不好本末倒置，学者们会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为国际化而国际化”，那样会丧失自家阅读、思考、表达的主体性。过分强调进入人家的学术场域，若自我不够强大，很容易变得随声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场及问题意识所覆盖。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助力，但弄不好也会成为陷阱——很多原本不值得译介的图书或论文，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得以走出去，反而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声誉。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中国学者，最好是学问好且精通多国语言，能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在国际主流媒体及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果做不到，则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学问，然后借助翻译“走出去”。对于大多数英语不够好的中国学者，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通路。2007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的Springer出版公司（High⁃er Education Press and Spring⁃er-VerlagGmbH）合作，出版学术季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该刊遴选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批评史等），全文译成英文，推介给欧美学界。在该刊的《主编寄语》中，我是这么说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那基本是一种理想境界。理论上，做学问的人，都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是；可实际上，单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沟通以及学者间的对话。这还不算那些隐藏在语言隔阂背后的文化偏见以及立场歧异。如何填平这些有形无形的鸿沟，达成跨语际的对话，‘翻译’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见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Volume1,Issue1(2007)）五年间（2007—2011），该刊先后发表近140篇英文论文。前四年属于选文翻译，进行得比较顺利；第五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为英文原发。杂志下一步该怎么走，编委会和出版社意见不一致。我们的思路是：此乃中国学者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应兼及国际性与本土性；若过分强调英文撰稿，必定变成汉学家或留学生的阵地。因为，即便留学归来，能直接用英文撰写专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且达到国外学术杂志发表水平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标是尽快进入A&HCI，这就要求编委以国外学者为主，全部英文撰稿，这样做，既省钱又好听，且容易“走向世界”。基于此理念上的差异，双方分道扬镳——第二年起，该刊改为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不是外语能力，而是学术水平。主编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的这几年，我阅读了大量编委推荐的优秀论文。说实话，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至于这个领域每年推出的众多学术专著（很多因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可提供出版补贴），也都不见得精彩。以我对国外学界的了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并非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的愿望与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侥幸成功，也没有意义。

若着眼于自家学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急于“走出去”，那么，与国外学者展开长期合作，或许是一个更为理想的途径。从2003年起，我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开“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选择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重要城市，邀请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艺术、建筑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举行小规模的专题性研讨，并出版论文集，效果极佳。比起很多得到政府或企业鼎力支持，故冠冕堂皇、花销惊人的“高端论坛”来，这种具体而微的“国际合作”，学者间的良好沟通与相互借鉴，更容易得到落实与呈现。

在中国，“走出去”一旦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定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于是，不断地签协议、开大会、发通稿、编列预算、出版丛书、周游列国等，很是热闹。对于这种千军万马齐上阵且“荣辱与共”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明知这么做可先声夺人，博得更多的掌声；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欣赏“独行侠”的工作方式。

在一个到处渲染全球化、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我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但又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行文至此，怀念一年多前去世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C.T.Hsia，1921—2013年12月29日）、原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年4月27日），在阅读这两位先生的著作及实际交往中，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附记：

此乃作者2015年4月10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稿。只给十五分钟时间，且需事先提供讲稿，也只能如此轻描淡写了。会议主题是“培养合作：通过人文研究和创新架构文化桥梁”，说好特别关注译介问题。同行三人，长期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以及翻译过诸多西方批评家文论的陆建德，对此都有很好的体会；唯独我是彻底的门外汉。只是因组织者坚邀，且允许我“说开去”，方才斗胆仓促上场。会议刚结束，某在场记者跑过来追问，说他听出了我的话外音，似乎对正如火如荼展开的“国际交流”不是很热心，问为什么。独学则无友，寡闻则孤陋，这道理谁都明白，我不可能否认各国学者沟通与合作的意义。我担忧的是，随着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仪式化，很容易演变成场面浩大，但收效甚微。学者若过分沉湎于此，不仅耽误读书思考的时间，更因不断地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使得各自的思考与表达越来越趋同。长此以往，不利于学术创新。某种意义上，人文学者需要壁立千仞，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方才能有玄思妙想或惊人之论。当下中国学界，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大学者或大思想家则难得一见，恐怕与我们过分强调“交流”而拒绝“独处”有关。所谓“明辨深思”，需要千里走单骑的勇气，也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及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时，我更欣赏“独行侠”，而不是如今常被领导挂在嘴上念叨的“领军人物”。

来源时间：2015/5/22 发布时间：201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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