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臧继贤  来源：澎湃新闻网

    【编者按】

　　12月12日，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管理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女士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她此行的目的是代表哈佛燕京学社，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印度最具影响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德里中国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Delhi)建立三方合作关系，以推动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和中国的印度研究。

　　在双方签署完合作备忘录之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裴宜理女士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访谈，在座的还有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和金光耀教授，他们共同对中美大学教育现状和学术科研体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裴宜理女士是一位长年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著有多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专著，部分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已成畅销书;而《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一版5000册在一年之间就售罄，现正由商务印书馆组织重印。其最新著作《安源——发现中国革命之传统》也将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简体字版本。同时，裴女士代表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多所大学处理合作事宜，由此萌发了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和教会学校的想法，并于近期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高等教育改革对比的文章。

　　在访谈过程中，裴宜理同复旦教授以及澎湃记者都用汉语交流，完全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左二)和李天纲(左一)、金光耀(右二)、章可(右一)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现今的大学排名制度具有毁灭性

　　裴宜理认为现在的大学非常商业化，受到商学院浓厚的影响，都要想方设法赚钱。不仅是哈佛大学，其他国家的学校也是如此。“而现在全世界大学的排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我们的大学都在竞争，但不知道为什么要竞争。如果是为了钱而竞争，那么很容易发现哈佛大学排名第一和它具有最好的基金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因为这种排名制度的存在，大学都十分重视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大家都去写文章，而不写书，这对人文学科来说是毁灭性的。”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成果的问题，裴宜理认为花的钱越多创新的可能性越小，“课题项目也会影响你们的创新思考”。

　　在座的李天纲教授对此也补充了自己的看法：“虽然美国教育也受到大学排名制度的影响，但你们的创造力还是很强。而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一点就比较缺乏。虽然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力，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实现一个突破。所以说知识的生产不能靠钱来生产。同时课程项目的管理程序也存在过于死板的问题，项目人员整天要忙着写报告和接受检查。课题项目规定要举办会议和建立工作坊，其中涉及的行政工作非常多，大家都从学者变为了行政人员。二十年前没有这么多项目的时候，反而思考的时间比较多，还能做一些长期的研究。这和美国的基金支持有所不同，在美国如果学术成果没有影响力，会阻碍下次学术基金的申请。”

　　李天纲教授还提到，在中国做学术研究也强调集体的力量，项目申请最好是能带动整个学科发展的。“但是这对人文学科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如果一个学科有一个带头人，那么他后面必须有副教授做一样的工作，但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的，妨碍了他们的创造性。年轻人如果没有潜力，只是跟着前人做，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这样的话等到他们开始独立做研究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这有非常强的扼杀性。现在学术变成了项目，有投资就要有回报，虽然这也是合理要求，因为整个社会都是经济主导的。再次，美国学者有自己的协会，学者之间有高度的自治。中国也有类似的协会，但是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可能上海纽约大学会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中外合作办学或促成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突破

　　在谈到上海纽约大学时，裴宜理对中外合作办学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她去年曾访问过上海纽约大学的中方校长俞立中，俞校长认为前景是非常乐观的，裴宜理则认为其效果有待时间的检验。

　　她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延续了十年，他们认为自己很成功。但那是按照赚不赚钱、学生毕业后能不能就业来定义的成功。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评判，上海纽约大学的情况还很难说，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他们处于亏损状态。美国的学生对上海纽约大学不积极，觉得刚刚开始，不知道将来的文凭是否有价值。但是纽约大学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奖学金。杜克大学也是如此，本来他们以为能赚很多钱，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出的钱非常多，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纽约大学的校长对这个项目非常积极。但是杜克大学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商学院想搞这个昆山杜克大学的项目，借此在中国设立EMBA的项目，这样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后来杜克大学商学院的院长被开除了，因为很多杜克大学的老师都反对昆山的这个项目。”

　　裴宜理认为这也是件好事，对中国一流的大学来说也是一个刺激，“虽然目前上海纽约大学招到的还不是一流的学生，但不知道过几年这种情况是否会改变。”

　　李天纲教授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的趋势可能也源于中国教育的信誉危机，想用美国教育来拯救中国教育，所以对于国内一流大学也是挑战。“如今中国最好的学生都到国外去念书了，在国外一些城市大学中，三分之二的研究生都是中国留学生。这对中国来说是人才和资本的双重流失。从近代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情况同1905年中国的教育状况差不多，当时是从科举考试变成现代高等教育，而现在是从全国统考变为多元的形式。这可能会对中国大学的教学法以及学科设置的冲击比较大。也许上海纽约大学能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推行通识教育困难重重

　　裴宜理对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情况也非常感兴趣，和两位中国教授交流见解。

　　金光耀教授认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遇到课程架构的影响。现在大学中课程模块众多，规定学生必修的课程已占去很多课时，留给通识教育的时间就会比较少。“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他们教学的方法很好，课程的外延很大，除了两个小时的讲课之外，还佐以讨论、高强度的阅读和助教的辅导。但是在国内推行这种方法就会遇到困难，学生每周要上10多门课程，如果每门课程都布置100页的阅读，学生根本无法完成”。

　　李天纲教授则认为大学四年中，如果通识教育占去一年的时间，学生找工作和写毕业论文占去一年半的时间，而最后留给专业教育的时间只剩下一年半，这样会影响到专业教育的质量。“通识教育可能同左派和右派之争也有关，左派认为美国的教育太专业，所以要实行一般教育(General Education)，即通识教育。”

　　在爱国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世界公民

　　在对谈中，裴宜理认为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中国有，在日本、俄罗斯、美国也有。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左派有一定关系，在日本与右翼有关系，在美国也与左派有关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左”和“右”有不同的含义。

　　“法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右派，他们反对从中东移民到法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中，国家之间需要自由的交流。假如妨碍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的话，是非常不利的现象。当然爱国主义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在爱国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世界公民，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如果民族主义会影响到各个国家间的民间交流的话，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同时，抵制其他国家的产品可能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后果。”

　　中国的革命传统是什么?

　　谈到自己近几年的研究，裴宜理发现其实中国人对于什么是中国的革命传统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我自己在《安源——发现中国革命之传统》那本书中，讲到李立三在安源提出的一个大罢工的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诉诸最普通的个人尊严，我自己认为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传统的一个最根本的革命原则。现在中国收入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革命的遗产，思想上还有革命经验的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41219117794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2   发布时间：2014/12/19

旧文章ID：1052

作者：未知  来源：新民网

    英国博士学制短、美国博士学制长，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学制长短背后的成因，不亲身经历恐怕不会了解——在英国读博士，仿佛在一个传统手工作坊里传承一门技艺，讲究的是“边干边学”，徒弟直接上手摸索，师父在旁观察指导;而美国的博士则规范性强，入学、上课、助教、口试、开题……遵循了这样的“生产标准”，毕业生的整体质量有保障，但与精心打磨的“手工产品”相比，学术上“创新”潜力的负面影响则始终是“流水线作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今年，我又一次回到了北京，目的是田野调查。距离上次常驻于此已经过去了两年。两年的时间，不长但也不短，在又一次经历了空间的转换、季节的轮回、心理的调适之后，我想是时候去回顾在“英村”的博士生活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回望入学至今的学术状态。

　　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英国“手工作坊”式的博士生培养体系是如何与美国的“流水线作业”相区分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手工作坊如何保证自己的学徒能够不至于偏离常态太多，这也正是伦敦政经学院一大特色的“方法论系”存在的意义。

　　在去英国之前，我一直很好奇那儿的博士生为什么号称“三至四年即可毕业”。要知道，去美国读博的同学理论上至少也得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并且实际上读个六七八九年的人不在少数。 

　　英国“放养”，美国“圈养”?

　　刚到那儿我就立刻明白了原因：英国的高校充分信任被录取的学生的知识储备，基本不再需要专门上课。据我不完整地了解，伦敦政经是伦敦的大学里为数不多的要求学生入学之后还要选课的机构——即便如此，也只是要上四门课而已。其他很多地方不需要学生选课，入学之后要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毕业论文提纲，然后迅速开题。相比起来，美国的高校就非常“不人道”，要求所有的博士生(无论是否拥有硕士学位)都必须在前两年上满无数个学分的课，然后才能在第三年着手准备论文开题事宜。

　　我常常在潜意识里反复对二者进行比较。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两个体制其实都有其正当性，且完全可以套用“手工作坊”和“流水线作业”这两个帽子来表征。

　　英国的博士培养像是在手工作坊里培养学徒。学徒需要做的不是先观摩再临摹最后独立操作，相反，传统手工业的技艺传承完全是遵循“边干边学”的方式——师父不会告诉徒弟该怎么做，而只是让徒弟直接上手，然后默默观察和指导，提醒易犯的错误，纠正常见的毛病。在这样的体制里，师父和徒弟的交流比较深入，但未必频繁;二者的关系建立在师父对徒弟能力信任的基础上，因而很多时候事情(写论文)都是扔给徒弟自己摸索，做完之后再去呈现给师父(提交初稿)，听取后者的评点或批评(亲切或不亲切的讨论)。

　　对于自控能力比较强的人而言，这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可以非常高效地开展，也许一年，也许两年，就可以精确掌握作文方法。然后再搜集材料，把方法应用到毕业论文上去，三年或四年毕业也是没有问题的。

　　美国则是“流水线作业”，从入学到上课，从上课到做助教，从做助教到准备口试，从准备口试到开题，从开题到搜集材料再到写作和修改，每一步都已经在入学之前的大纲上规定得清清楚楚，几乎没有松动的空间。不仅如此，在刚入校的头两年，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稳固地确立起来，后者的重心在上课而非钻研自己的研究问题。

　　与“手工作坊”的产品相比较，这一模式的好处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都很扎实，视野也很全面，在教学上的经验(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教学方法)更多。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们的研究思路常常会不自觉地被规训在已有的教学大纲/阅读列表里，相对而言更难跳出已有的套路，创新的潜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换句话说，“手工作坊”里的学生都是被放羊式管理的，因为自由更多，所以出现异常值的可能性也大：这个异常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而“流水线”上的学生则被施加了更多的规则，这些规则保证了全部产品的平均质量，局限了异常值的范围。

　　也正因为两个体系的培养模式不同，导师们的招生策略也不尽相同。对于“手工作坊主”而言，招收学生必须对该生的学术能力做一个基本的评判，同时还需要对其未来研究方向有细致的了解，从而保证师徒交流的顺畅程度。为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阅读申请者的研究提纲，而较少关注他们的背景、来历、人生故事。相反，对于“流水线管理员”而言，学生的未来研究方向是要在细致训练之后才能确定的，因而在筛选申请材料时并不需要太过关注，反而是那些背景和人生故事，在他们看来更能体现一个人的能力和思维模式，从而成为被着重强调的材料。

　　方法论，手工作坊的“安全阀”

　　既然是放羊式的教育，自然就意味着学生自己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无论是选题还是具体做研究的过程，导师基本都是起辅导作用。这样，一个很严峻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让拥有很多自由的学生不至于超出“规范”太多?毕竟，学术机构的职责是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正如伦敦政经校训所提及的：“探究万物之缘由”(Rerum cognoscere causas)。而太过离经叛道的研究很可能无法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助益，并因而无法得到学界的认可。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校方加了一条规定：博士生在入学之后仍必须选修四门课并参加考试，其中两门来自“方法论系”。

　　说起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个系，就不能不提卡尔·波普尔。波普尔以他的科学哲学闻名于世，他提出的“从实践中证伪”的法则成为各专门学科(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一致认可的逻辑基础。在伦敦政经，波普尔走向了他人生的巅峰，写书抨击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名人、评上教授、获女王的封爵，最后当上皇家学院的院士……日后大家提起波普尔，肯定都会不由自主地加上一个定语：哦，那位伦敦政经的逻辑学教授。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已经有了一个“统计与哲学系”，专门研究逻辑原理和统计定律，校方依然希望能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给落到实处，教导其他专业的师生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抽象的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于是便有了“方法论系”的诞生。

　　方法论系的课，质量是有着相当保证的。原因无他，讲课的老师一直在用他们所讲的方法真刀实枪地做着研究，所以在方法论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有很深的体会与心得。上课的安排也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目标很明确，就是教会我们到底该如何做“科学”的研究——而这，大概也是校方那么放心大胆地给我们研究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bjzd/20141217117685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2   发布时间：2014/12/17

旧文章ID：1051

作者：祝振强  来源：共识网

    近日，有关俄罗斯卢布遭遇连续暴跌式行情的消息，震惊世界，占据了世界各大报的显著位置。卢布兑美元汇率12月15日暴跌13%之后，俄央行翌日放出狠招，紧急宣布将基准利率由10.5%，直接提升至17%。俄央行希望，这一自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来最大幅度的加息举措，能够阻止卢布的崩盘。

　　然而，加息效果微乎其微。加息之后，美元兑卢布盘中一度突破80。截至12月16日收盘，美元兑卢布报收72.197。卢布仅两个交易日，便累计贬值约25%!

　　今年以来，俄罗斯央行先后已经6次加息，且投入了超过900亿美元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但卢布仍累计贬值了49%。卢布已经成为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货币。权威专家分析称，在往下的一段时期内，贬值可能将继续进行下去。如果缺乏国际资本的持续性流入，即使俄罗斯明年放弃所有进口，也将会被国内企业和银行业所背负的债务压垮。从这一点来看，俄罗斯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随着卢布的剧烈贬值、国内通胀率飙升，焦虑的俄罗斯民众开始囤积食物，从自动取款机中取空卢布兑换美元或购买商品。俄罗斯《独立报》日前的消息称，俄国内猪肉价格已经上涨了25%，鱼类和海鲜价格上涨也超过了15%。食品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了俄罗斯的整体通胀率，俄央行数据显示，仅今年11月，俄罗斯的国内通胀率就已达9.4%。

　　为防止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建议民众不要因恐慌而买入外币，他称，卢布贬值对于所有人都是有害的，自己的存款也大都是卢布，大家都坐在“同一条船上。”此外，他承诺，政府将会提高工资，以缓解当前的通胀压力。

　　现在看来，此前，全世界都低估了以美国以及奥巴马为首的美欧国家对于俄罗斯制裁的“狠劲儿”，低估了制裁造成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及普京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奥巴马似乎是承袭、晓悟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真谛——连日来的俄罗斯经济崩盘，似乎更加坚定了其制裁俄罗斯的决心。

　　白宫12月17日凌晨宣布，美总统奥巴马将签署新的援助乌克兰法案，内容包括对俄武器和石油行业的进一步制裁。白宫发言人厄尼斯特称，他预计奥巴马将在本周末以前签署这项《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案》。美参议院已在上周六，全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其内容是批准美政府对俄武器公司及高科技石油项目的投资者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同时向乌克兰政府提供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藉此向普京进一步施压。

　　俄罗斯经济究竟能抗压、承受打击到到何种地步以及普京在一连串的重压面前是否强硬如初，尚有待观察。不过，博弈双方力量对比突然间的大幅度失衡，还是令人开始多方考量制裁的最终后果会是什么。

　　英国《每日电讯报》12月16日的报道称，随着卢布保卫战的失利，俄罗斯有可能遭遇前苏联式的突然崩溃。报道说，在俄罗斯央行通过大幅加息来遏止卢布崩盘的努力失败后，俄罗斯已经丧失了对其经济的控制，它有可能被迫采取前苏联式的外汇管制。

　　而经济的混乱、失控，无疑会影响到政治以及政府稳定。CNN的一句发问，“经济混乱会导致普京的倒台吗?”被认为是代表了西方人士的期待。

　　中国的《环球时报》日前也刊文称，“如今各方的声音一片嘈杂，中国没怎么作声，但中国并没有走远。中国不希望俄罗斯倒下，这个态度全世界都是清楚的。”

　　我们不知道《环球时报》的此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声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对于俄罗斯未来走向的态度以及出手的时机，应完全是建立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不伤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

　　上述笔者集纳的包括中国《环球时报》在内的所有媒体言语、评论，似乎都忽略了、或者说未及重点讨论一点：奥巴马制裁的，究竟是普京个人，还是整个俄罗斯?

　　或许，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奥巴马制裁的是代表俄罗斯的普京，制裁的恶果，必然落在了包括普京在内的整个俄罗斯的头上。是故，奥巴马制裁的既是普京，也是俄罗斯。

　　也就是说，普京与俄罗斯密不可分，普京就是俄罗斯的化身;普京的决策，就是俄罗斯的决策;普京的失误以及成就，就是俄罗斯的失误以及成就。

　　从逻辑以及效果上看，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俄罗斯境内的反对派蠢蠢欲动，即便俄罗斯人面临着卢布崩盘的恐慌，以及实际上不少俄罗斯人已开始怨声载道、开始疯狂地把卢布兑换成美元及疯狂地采购商品，但是，俄罗斯人对普京似乎并没有失望，并没有决定不让普京“代表”他们。普京的民众支持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就是明证。

　　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公认的强权人物，作为民主化时日未久的俄罗斯政坛上擅长“帽子戏法”“二人转”的普京来说，亦有必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与理性。

　　至少，普京有必要反思，仅以目前俄罗斯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并不确定、并不乐观的未来而言，其对于乌克兰的态度以及做法，是否果真符合俄罗斯国家以及民众的长远利益?其不惜一切代价打通、恢复、夺回黑海出海口的战略思维，与当今信奉和平发展的的世界之间，是否有着不小的距离与落差?在当今世界践行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古典政治以及不乏几分义气用事的强人谋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行得通?

　　换言之，普京的强硬，究竟是出于为国家、民众的利益计，还是自身不服软、强硬斗狠的心胸、气质、性格使然?这很值得思量。

　　退一步说，乌克兰事件，难道就没有更加稳妥、折中，更能被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吗?难道一定就要忤逆众多西方世界的声音、唯我独尊、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吗?

　　好汉不吃眼前亏。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的中国智慧，还是需要的。这样的道理，也是明摆着的。

　　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艺术，国际政治更是双赢、多赢的艺术。国际大家庭，早已不是动辄机关枪扫射的时代，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习惯了冷战思维、对抗思维，指望单边获利获胜，而不顾及他国利益的做法，注定要遭遇强烈的反弹。

　　而，遭遇墙倒众人推、众口铄金的的境地，硬汉能有多硬?强悍能有多强?国家陷入与世界多国对打多斗的局面，四面楚歌，八方响枪，遑论代表国家利益、代表民众?国家的未来、民众的福祉又从何谈起?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人物，尤其不能一味指望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并以此号令国家以及国民。这样做的结果，就好比强打激素，到头来极易丧失理性，一发而不可收拾。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巧言如簧、蛊惑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令世界陷入战争汪洋大海之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深重。处于动荡关头的历史人物，应主动剥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非利用、绑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近来，普京的每一次露面或谈话，均以低调、悲情示人。这被解读为，普京是在以苦兮兮的形象，打苦情牌，是在暗示、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换得民众支持率的同时，稳定、固化自己在国内政坛的地位。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或许只对了一半——普京未必不是以此在演练不久之后，坦然低头服软的一幕。

　　只因为，在普京个人的生命里程中，历经冷战、专制时期，又承续和平、民主阶段。当后一阶段的普京，心中隐隐躁动着前一个时期的普京，欲铺展前一时期熟悉而又痛快淋漓的政治操守、政治手腕，并连呼痛快、过瘾之时，后一阶段的普京，未必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这种非理性、不合时宜之举踩刹车、叫停。只不过，这样的过程，普京或有自己的方式而已。

　　实则，纵观历史上所有政治人物斗狠的结局，概莫能外。

　　当普京既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民族热情，又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理性;当普京及其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争斗，斗而不破、刚硬而不乏妥协之时;当外部世界不满普京而制裁普京，而不必裹挟整个俄罗斯之时并使整个俄罗斯遭遇深重灾难之时——或许，俄罗斯国家和平的未来以及民众可预期的福祉，方能真正到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18117728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1   发布时间：2014/12/18

旧文章ID：1042

作者：曹长青  来源：共识网

    “奥斯威辛之后，不再有诗。”这句话常被引用。意思是，人类进入20世纪了，居然还发生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奥斯威辛代表人性之恶的顶点，是人类永远的耻辱，也是永恒的诘问：上帝为什么缺席?人曾在哪里?

　　这两种提问其实一个指向：正义的力量呢?这还是人的世界吗?

　　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提出“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不仅是谴责纳粹，也自责我们活下来的人，怎么能容忍那种邪恶发生?

　　可是当这种质问的历史回声还没有落地，人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反人类暴行，ISIS(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大屠杀：活埋妇女儿童，砍人头(前一段就砍了700多，还有1700人在他们手里)，还把人头悬挂示众。那些堆积的尸体，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翻版。

　　奥斯威辛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之耻)。可到了21世纪居然还有这样赤裸裸的反人类大屠杀发生!主导这个世界的知识精英们，别说诗，还有“语”可言吗?

　　奥斯威辛的屠杀，因是隐蔽进行，纳粹在文件中只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暗语，不敢公开，所以世人很晚才知晓。

　　但今天伊斯兰国(ISIS)的反人类屠杀，不仅是公开的、甚至故意招摇进行的：公开斩首、机枪扫射、钉死基督徒、活埋妇孺、在电线杆上挂人头。他们把这些录像或拍照，放到了网上。

　　那个把美国记者斩首的圣战者曾手拎人头，还有一个圣战者让他7岁的儿子提着他刚砍下的人头拍照，这些都被放到了网上。这种公开炫耀残暴，不仅想吓唬世人(不敢反击他们)，也以此在全球吸引(招募)更多的伊斯兰野兽。

　　当年自由世界没能在第一时间摧毁奥斯威辛，还因为英美盟军跟纳粹轴心国在军事上势均力敌，早期甚至是希特勒们频频得手，那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

　　而今天，伊斯兰国的反人类暴行毫不掩盖，世人皆知。与此同时自由世界跟这种邪恶力量的军事能力对比，更是一目了然。不要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集团，只是一个美国，军力跟伊斯兰国相比，就是杀蚂蚁用牛刀。我在以往文章中强调过，美国军费全球第一(年度预算七千亿美元)，超过排其后的全球14国总和。而伊斯兰国根本没有什么军事预算，只是靠绑架西方国家公民做人质而拿到些勒索费。更不要说美国有12个航空母舰群，145万现役官兵。而伊斯兰国没有空军海军，甚至没有地对空导弹，最多只有两万人武装，而且装备非常落后。双方军力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但如此力量悬殊，人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伊斯兰国的暴徒们烧杀砍夺、无恶不作，把一个美国记者砍头，又把第二个美国人斩首，再砍英国人、法国人……。

　　为什么强大的北约没有动作?就因为主角美国不动。为什么美国对伊斯兰大屠杀不果断制止?因现在主掌白宫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无能的总统。

　　奥巴马上台六年来，面对世界的任何重大危机，他都毫无胆量采取行动。即使在舆论压力下最后同意派战机轰炸伊拉克境内的ISIS，也仅仅是把目标定为“保护那里的美国人员”，而根本没把它作为“反恐战争”来打(更别提铲除反人类的邪恶)，所以只是零星轰炸，很像是做个姿态而已。

　　当年面对萨达姆的100万正规军，美军领衔的倒萨战争，只用了100小时的地面战，就把萨达姆的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而今天强大的美军面对的只是最多不到两万人的伊斯兰国土匪式武装，奥巴马居然说轰炸要进行数月。他是真打吗?

　　国际警察的不作为，就是给世上的流氓恶棍们开绿灯。所以俄国的普京们才敢公然肢解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又支持乌东部骚乱，要把那里也肢解成“新的国家”，并最终纳入俄罗斯版图。

　　正因为奥巴马的不作为，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才敢越过红线(奥巴马自己划定的)，继续屠杀本国人民(叙利亚难民已突破300万，该国人口2200万)。

　　正是因为奥巴马的不作为，伊斯兰国的暴徒们，才敢穷凶极恶，不断把美国人砍头，更不要说对被俘伊拉克政府军的集体枪杀，对基督徒和妇孺们的残忍屠戮。

　　当年希特勒刚崛起时，西方完全有力量制止，但英国首相张伯伦们的绥靖主义养虎为患，给了纳粹壮大的机会。但张伯伦毕竟只是愚蠢(后在千夫所指下抑郁而亡，实是蠢死了)，而今天的奥巴马仅仅是愚蠢无能吗?

　　在美国记者被砍头那天，奥巴马在休长假打高尔夫球。他只是中间休息时，出来见一下记者讲几句“ISIS是癌症，必须除掉”等空话(毫无具体反击计划)，然后就回去继续打球了。

　　面对伊拉克的严重危机，奥巴马仍是休假(打球，跟他的黑人朋友嬉笑作乐)。即使在第二个美国人质要被砍头之际，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还说，对ISIS“我们还没有对策”(we don’t have a strategy yet)。这居然是美国总统说的话!

　　五角大楼说，军方一年前就把ISIS的崛起问题向奥巴马总统等做了详细汇报。而伊斯兰国武装入侵伊拉克至今已几个月了，奥巴马还在“没有对策”。这实在让人质疑，奥巴马仅仅是笨蛋吗?再笨的人手里有那么强大的军力(对手不堪一击)，为什么就是迟迟不肯对伊斯兰国强力反击?这就像有个小流氓就在你家门口骂东骂西，持枪抢劫，不仅杀周围的邻居，甚至把你自己家的人都杀了;而你完全有能力一脚把他踢到天边去摔得粉身碎骨，可你就是不动手，这是为什么?这不是仅仅用“笨蛋”就可以解释的。难怪很多人怀疑“奥巴马骨子里是个伊斯兰”。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美国230多年历史、43任总统中，从来没有一个像奥巴马那样，曾身穿伊斯兰宗教服装拍照。更没有过美国总统访问土耳其时，跟那个极端伊斯兰主义(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总统穆尔西好友)的土国总理埃尔多安一见如故，两人一起结伴去朝拜清真寺。奥巴马怎么那么喜欢伊斯兰教堂?

　　希特勒的崛起是有迹可寻的，他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理念事先就写在《我的奋斗》这本书里。希特勒的一生，都在这种“奋斗”轨道里。

　　奥巴马的思想也是有蓝本的，他当总统前也写过一本书，题为《我父亲的梦想》，意思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那么老奥巴马的梦想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强烈的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者(信奉部落主义)，更是一个崇拜共产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奥巴马父母的结识，就是在夏威夷大学同修苏联课程的课堂上(都热衷共产主义、向往红色苏联)。

　　这样一个思想背景的奥巴马，会对伊斯兰的邪恶有清楚认知吗?他的无能、笨蛋可能只是表面，其内心深处不排除是因为信奉伊斯兰(痛恨西方文明)而不想对ISIS们开战，不想铲除他们。

　　按常理，如果奥巴马真心反恐，现在是天赐良机。以前，恐怖分子总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暗处躲藏，如同阴沟里的老鼠，难以抓获。现在全球恐怖分子公开聚到一起，并且是在一马平川的伊拉克沙漠地带，美国只要认真打这场仗，把这作为反恐战争来打，就可把这些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们在那个等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伊拉克广袤地带一举全歼。

　　根据媒体引述的西方情报，在ISIS的近两万武装中，有很多来自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多是当地的穆斯林青年。他们在当地国家的反西方的清真寺仇恨教育中长大，然后被ISIS的极端意识形态和残暴(被视为他们有力量)所吸引，参加到伊斯兰国的武装之中。

　　这种情形再次证明，这场反恐战争不是打不打的选择，而只是战场的选择，是在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地区打，还是在美国本土打。

　　ISIS已公开宣称，要袭击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和拉斯维加斯(两个资本主义象征之地)。如果美国不能把这些ISIS野兽消灭在伊拉克境内，那他们哪一天就会打到美国本土，大规模杀害美国平民(如同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恐怖袭击)。

　　媒体报道说，已获知有ISIS成员是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中招募的，并查到为ISIS的秘密募款等。这都证明，恐怖主义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奥巴马总统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魄力，有一点点反恐的决心，像当年布什总统领导的伊拉克战争那种打法(白天密集定点轰炸，晚上由戴有夜视镜的特种部队把敌人分割消灭)，很可能都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可把ISIS的两万武装全部歼灭，从而避免美国本土可能遭到的恐怖袭击，挽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并可强化世界的安全。

　　但奥巴马至今毫无任何决断性的行动，不仅对外等于屈膝投降(比张伯伦的绥靖糟糕千百倍)，对内则大力推行毁掉美国根基的社会主义政策，这是ISIS们想做而做不到的。所以奥巴马仅仅是笨蛋、无能吗?

　　人类对邪恶总是缺乏想象力，低估其残忍性、其反人类的暴行程度。不少有良心的艺术家在写作纳粹大屠杀题材时，因巨大的悲愤无法自控而自杀，像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莱维、布洛夫斯基，还有《死亡赋格曲》的作者保罗·策兰等。“这些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曾有人说，“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而今天，面对ISIS的反人类暴行，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在哪里?正义的力量在哪里?美国在哪里?奥巴马如果不是已被什么力量“砍”了头，他的良知在哪里?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20117827.html

来源时间：2014/12/21   发布时间：201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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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  来源：澎湃新闻

    奥巴马接近古巴也为了另一个现实的原因：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及其在拉美的广泛存在。

　　大约两个月前，在我的祖国巴西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总统选举。时任总统罗塞夫再次当选，但巴西却也陷入了两极分化。有关什么是“左翼”和“右翼”的争论再次兴起，这些主宰了20世纪的概念留下了阴影。比如，那些为巴西政府在古巴的马里埃尔港的投资进行辩护的选民受到指责，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并且他们的行为有悖于巴西的利益。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一小部分右翼选民占领了街道，他们要求军队介入，并向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大喊“滚到古巴去”。

　　但两天前，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彻底推翻了20世纪典型的二元逻辑：在50多年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要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一些分析家认为冷战在美洲终于要结束了。

　　奥巴马没能给他的政府带来世界所期盼的、与其所获的诺贝尔奖所相称的光明，现在他正尝试达成一个可以代表其在白宫政绩的历史性成就。他打出的这张国际王牌并不要求其付出很多：很明显，继续维持孤立古巴的政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美国国内，奥巴马需要获得拉丁裔的支持。在国际上，南美国家、一些欧洲国家以及中国等国一直在古巴进行投资并扩大贸易往来。只有美国落在后面。但我们不能低估这一举动的象征性意义。美国和古巴的双边关系，甚至是美洲国家的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

　　在我看来，奥巴马提出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因为他想结束过去这段历史。毕竟，面对当前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人们质疑冷战的伤痕是否真的已经愈合了。

　　奥巴马接近古巴也为了另一个现实的原因：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及其在拉美的广泛存在。当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投入战争时，中国通过扩大贸易伙伴和在经济战略部门的投资，推进了其在拉美的存在。中国目前是许多拉美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

　　美国关注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并开始在这一地区开展外交攻势，想要收复已经输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宣布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这一趋势的最显著的事件。

　　奥巴马所使用的方法也颇有新意。在他发布这一消息的讲话的结尾，他用西班牙语说到：“我们都是美洲人(Todos somos americanos)。”这个消息是说美国是拉美大家庭的一员。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毕竟，美国的拉美裔社群一直在增加，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彻底改变美国人口的结构。

　　因此，奥巴马的这一外交举动既服务于国内政策也服务于外交政策。并且，通过使用“我们都是美洲人”这样的话语，美国定下了一种精神基调，这一基调将指导其寻求重获美洲的控制权和影响力的行动，目的就是让中国远离这一地区。

　　对拉美国家而言，美国的政策可能意味着他们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会被削弱。因此，很有必要来加强多边组织。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在拉美市场内部的竞争将会更激烈。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在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中所采用的严格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是一个错误。

　　面对美国，一个有利于拉美国家和中国的出路，是加深双方的对话和已经存在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尤其是南方共同市场，巴西是其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因此，尽管中国-拉美论坛的设立能够扩大双方的对话，但这是不够的。这的确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伙伴，但却牺牲了强度。很有必要去加强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国家联盟这样的组织的能力建设，比如给予它们根据真正的拉美国家的世界观来制定政策和协商贸易协定的地位，这一世界观属于发展中国家和那些也遭受殖民恶果的国家，这些恶果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是在思想领域。

　　换言之，拉美国家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一进程已经成为他们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重要领域。

　　美国和古巴之间恢复双边外交关系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欢迎。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对他国国内事务进行不公正干预的时代的结束。这一想法过于浪漫。

　　我们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行动。因此，仍有障碍要去克服。我想提其中两个：

　　首先，非常保守的美国国会可能会阻碍对古巴经济封锁的解除;第二，美国领导人缺乏真正去理解和向拉美人民学习的兴趣。

　　这第二个障碍对拉美人民和中国人民却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双方可以找到培养更持久关系的沃土：这一关系基于新世纪的征兆，有新的思想和概念，而不是主宰了20世纪政治议程的那些旧思想。(陆华 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21117854.html

来源时间：2014/12/21   发布时间：201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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