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积敏  来源：学习时报

　　自2009年执政以来，奥巴马政府试图对美国的现实状况、国际地位以及全球战略做出新的思考与调整。在对华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从2009年的“战略再保证”转变为2010年之后的“两面下注”，并且更加重视对华防范、牵制的一面，而实施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杠杆便是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布局，积极推出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当前情势来看，美国两党在诸多国内、国际问题上存在立场与政策差异，但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点上似乎达成了共识，这也为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推进该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国内政治基础。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该战略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前景表现出不确定性的一面。即便如此，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所构成的外部压力仍需高度重视。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涵与意图

　　自2009年执政至今，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战略布局上最突出的一项动作便是实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全球范围内调整力量配置，收缩美国在欧洲的力量部署，并将其转移到亚洲地区。二是在亚洲地区内的力量分配，即从原先主要力量集中的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区脱身，并将这部分力量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实现区域内美国力量的均衡分布。三是美国国内政策与国际战略的再平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便在国内经济振兴与国际战略推进之间寻求平衡。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强调，美国国际战略的基础在于国内。此外，美国国内精英对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国内政策与国际战略的平衡性。四是美国亚太战略各要素之间的再平衡，即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要素之间的再平衡。美国有学者认为，再平衡战略经历了两个阶段，即2011—2012年军事为主的阶段和2012年底之后经济与外交为主的阶段。

　　奥巴马政府进行如此大力度的战略调整，其意图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战略意图。这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应对中国崛起对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所带来的震动效应，尤其是对美国全球优势地位所带来的冲击。尽管美国对于中美力量对比的差距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但中国实力增势之迅猛依然令美国不安。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巨大。连美国副总统拜登在2013年底来华访问时也表示，美国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建设伟大强国进程中不断迈上新高度。其二是确保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真实有效。冷战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美国同盟体系不时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主要是因为明显的外部威胁消失、美国与部分盟友的政策立场相左、盟友自主性增强以及美国国力相对式微所致。当然，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尤其是日本，对于发展日美同盟，其意愿是十分强烈的。但因为美国自身所面临的财政、党争、外交等困境，日本对于这个“老大哥”的安全承诺也产生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要做出明确的姿态性表示，即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将继续有效。为此，拜登副总统在2013年12月2日至7日对日本、中国、韩国进行旋风式访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2013年11月20日在乔治城大学发表题为“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演讲，明确了美国亚太政策的方向。她指出：“对亚太的再平衡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无论其他地区出现多少热点，我们都将继续深化我们对这个至关重要地区持久的承诺。”2014年4月23日至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亚洲四国，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坚定亚洲国家对美国履行义务的信心。

　　其次是经济意图。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2012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5%，而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2%。这一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如果扩展到整个亚洲地区，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另外，世界银行2014年4月份发布的报告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3%，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将保持7.1%的经济增速，该地区仍将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引擎。与此相反，美国整体的经济形势仍不稳定，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竟为-2.1%。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取得了近年来的最好成绩，达到4.6%，但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又有所放缓，为3.9%。美国失业率继10月份降到了5.8%之后，11月份保持不变。可见，美国的经济走势在呈现出一定向好的同时，也体现出未来趋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普通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也触动了华盛顿最敏感的神经。2013年11月8日，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民调结果显示，65%的受访者不满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奥巴马的支持率也降到41%，成为其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12月3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保障美国人就业是政府的优先工作。因此，如何尽快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尤其是降低失业率，成为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说，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创，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共和党的选举策略或政治主张多么具有吸引力，而是美国选民对奥巴马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亚洲地区与美国的经济振兴息息相关，亚洲地区的经济快车对于美国经济复兴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景

　　从现象上来看，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志坚决，共和党对此似乎也无异议，这为其政策推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那么，它的前景如何?笔者在此主要分析美国政府在推进这一战略过程中能走多远，取得多大的效力。总体而言，这主要需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对美国的制约度。

　　一是美国国内的财政状况。一国的财政状况与一国的经济状况有着必然的关联。目前来看，美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2013年10月出现的政府关门事件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面对财政吃紧的状况，奥巴马政府也试图予以扭转，例如大幅削减军费。这虽然能够缓解美国财政赤字奇高之忧，却会对美国在全球的行动能力造成影响。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就表示，未来十年美国国防部需减赤约1万亿美元，这严重影响到美军处置国际危机的能力与效力。他批评道：“这些减支太快、太多、太突然、太不负责任。”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状况不乐观，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也有所降低，这影响到了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社会基础。据2013年12月3日皮尤研究中心所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满，5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首先关注自身事务。另外，53%的人表示，美国过去十年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影响力下降，这是近40年来的第一次。

　　二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状况。从本质上讲，再平衡战略是力量的重新配置，这种调整是存量调整，而非增量调整。也即，如果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状况恶化，原先用于强化亚洲的美国力量将不得不削减。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平衡战略对外部因素的依赖性极高。例如，“阿拉伯之春”所引发的中东地缘政治动荡，从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国实现再平衡战略的进程。目前的乌克兰局势使得2009年重启的美俄关系陷入困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资源与能力受到了更多挑战与质疑。与此同时，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种种困局更使得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蒙上了“壮志难酬”的阴影。

　　三是亚洲区域内国家的态度。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亚洲区域内国家带来了双重心理反应。一方面，它们欢迎美国介入亚洲事务，并将其视为平衡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力量。但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又需要保持并发展好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仅是希望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而且也有地缘战略的考虑。因此，大多数亚洲国家极不愿意在中美两个巨人之间选边站队，平衡外交或等距离外交是它们的优先选择。可见，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与区域内国家关系，甚至是“拉帮结派”的方式来达到其战略目标并不容易。

　　四是中国发展的状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中国的发展形态又是美国亚太战略最重要的影响变量之一。从根本上来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是实现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国家利益，这决定了美国在战略推进中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从而也决定了美国在实施其亚太战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战略关切，必须把握好战略防范与战略接触之间的“度”。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状态以及中国外交的应对能力将成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影响变量。在这一点上，中国应有足够的认知与充分的自信。

　　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挑战

　　毋庸讳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国形成了重大外部压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国对华军事压力增大。2012年1月5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名为《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21世纪国防的优先事项》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评估指南，其核心内容是“削减军费”“重点投入”“战略转型”与“保持优势”。这份新军事战略指南中曾3次提到中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亚太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和安全等许多方面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并且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挑战。因而，新军事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军事上的一个重要挑战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高强度军事布局显然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军事防范力度的增强，这必然给中国造成较大军事压力以及增加了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系数。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正在寻求打造亚太地区联盟战略的升级版，即加强美澳日三边合作。2014年8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关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中就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意扩大我们同日本的三边合作，这将让我们能在应对更加广泛的一系列安全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使美日同盟关系现代化”。

　　二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近期，部分与中国存有领土、领海争议的邻国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向中国发难，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秩序。其中，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问题升级，其背后都可见到美国的身影。2014年4月21日，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之前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他“赞赏安倍首相加强日本防卫力量和深化我们两国军事合作的努力，包括修改目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令”。25日，白宫网站上发布的《美国和日本：塑造亚太及其他地区未来》的美日联合声明中，美国的这一立场再次得到了确认与强调。

　　三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近年来，中国通过参加亚太地区的各种机制建设，如东盟10+ 3、中日韩首脑峰会、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提升了中国在地区制度建设中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之一便是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塑造力，从而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2009年7月，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1月举行了首届美国—东盟峰会。2011年11月19日第六届东亚峰会召开，美国作为正式成员国首次参加这次会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总统“将成为出席东亚峰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同样关注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介入，并重申对该地区机制的支持。2014年8月，美澳两国外长与防长在举行“2+2”会议期间共同撰文表示：“我们与东盟(ASEAN)密切努力，倡导新型合作、坦诚对话以及针对一系列挑战的务实协作，如海上安全和坚定国际准则的不扩散努力，以及确保所有各方的公平竞争。东亚峰会作为这一地区的首要领导论坛，对确定这一地区的战略远景具有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实际上，中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仅以中美缅关系为例。自2010年底缅甸政治转型之后，尤其是在吴登盛政府执政以后，中国在缅投资遭遇一系列挫折。中缅关系迎来了新的挑战，自此进入一个微妙的调整期。这与缅甸政府外交政策“向西看”有很大关联，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缅外交施压与利诱有关。近几年内，美缅关系迅速解冻、升温，并日益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成就与支撑力量。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访问缅甸，这是50多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缅甸。2012年5月，美国决定向缅甸派驻大使，恢复与缅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2012年11月19日，奥巴马总统与希拉里国务卿一道访问缅甸。2013年5月中旬，缅甸总统吴登盛访问美国，成为自1966年以来首位访美的缅甸领导人。2014年8月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率团对缅甸展开正式访问，其间出席第21届东盟地区论坛外，还与缅甸总统吴登盛、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等举行了会面。克里表示，缅甸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奥巴马政府将继续与缅甸政府“携手鼓励政治和司法改革”。

　　四是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奥巴马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价值观利益”是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而其重点区域之一便是亚太地区。2014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财长雅各布·卢在参加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分歧，“美国将继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念，倡导普世人权以及所有人都应享有的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稳定与繁荣极其重要”。可见，美国对华进行价值观渗透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综上，我们在考察与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效用之时需要冷静与全面。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牢固的国内政治基础，同时也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利益考虑。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确实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并在中国周边安全、政治影响力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着内在缺陷与外在制约，其可持续性仍然值得进一步观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

来源时间：2015/2/9   发布时间：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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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朔  来源：《领导文萃》2014年11月 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时代，而苏联解体后，人们称之为后冷战。但冷战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而是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进行着。

　　因此，后冷战时代是一种更明目张胆、鲸吞蚕食阶段的开始。美国与北约合作下肢解了南联盟，美国运作之下，前苏联地区出现了各种颜色革命，接着又联军入侵，推翻了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因此，最近发生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动荡，我们应当理解为俄罗斯的反弹。俄罗斯长期在被鲸吞蚕食之下，已退到了黑海地带，莫斯科已快要变成了最前线。它已退无可退，只得贾其余勇，奋力展开反击。

　　以前，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搞不结盟运动时，曾对美国的霸权作了最尖锐的批评。他说：“世界上最厉害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理由。”他的意思是，美国支配这个世界，无论武力入侵、渗透颠覆、挑拨离间，无论它做什么，都是有理由的。就冷战后美国的鲸吞蚕食为例，“维护世界和平”、“消灭流氓政权”、“人道干预”，这个世界的理由已被它独占光了。

　　在“9·11”之后，美国已有了最大的改变。以前美国的政策是一次只能有一个战场、一场战争。但后冷战美国独大之局已经确定，因此，它同时已能发动两场战争，维持两个战场，维持两个敌人。“9·11”之后，它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两场战争，就是美国战略的重大转折。而今天，美国在欧洲和亚洲为了两场未来的战斗进行布局，就是这种战略想法的深化。

　　所以我认为美国在欧洲对付俄罗斯，在亚洲对付中国，这并不是偶合的事件，一定有经过沉思熟虑。美国已在为后冷战的行动展开布局。在欧洲方面，我们已可看出，美国强硬的霸权努力挺进到黑海，一旦美国进入黑海，莫斯科就在美国军力可控制的范围。美俄交锋，俄罗斯就处于必败的一方。最近，乌克兰形势紧张，美国在黑海扩大巡弋，又在波兰及波罗的海进行军演，这就是一种钳形的军事包围行动。

　　而在亚洲方面，在东海问题上，美国防长哈格尔已表示，如果钓鱼岛遭到外国军队攻击，美国有义务援助日本;美军驻冲绳最高司令威斯勒也表示，如果中国军队攻占钓鱼岛，美军甚至不必登岛，只需从海空攻击，就可以消灭登岛的解放军。而奥巴马更明言，钓鱼岛乃是美日安保的适用对象。

　　另外则是奥巴马访问菲律宾，对美军扩大驻守，对美国机舰的驻留以及军援菲律宾已达成协议。这也意味着，针对南海，美菲军事结盟以制中，也跨出了一大步。由此可见，奥巴马这次访问亚洲，真正的目的乃是在对东海及南海问题预作部署。美国所谓的“为了亚洲安定”只是一种理由，它真正的目的乃是扩大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对中国展开围堵，为以后的新冷战或局部冲突作准备。

　　因此，中国方面对美国的寸寸进逼，已不能假装视而不见，对日本已正式鲸吞蚕食钓鱼岛的主权，也不能只是发表个谈话就轻松过去。中国对美国的布局须特别警惕，并展开有效的反制。当年苏联核武驻军古巴，美国公开扬言不惜发动核子大战，因而逼退了苏联。这个经验，中国应该记取!

来源时间：2015/2/9   发布时间：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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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思义  来源：观察者网

　　【去年年底以来，美国2014年三季度GDP数据环比年化率5%，让全球市场为之一振，国际国内媒体竞相欢呼惊叹，美国经济表现出的“韧性”;而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各种数据都在印证，中国经济放缓的事实。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罗思义一直专注于中美经济比较研究，编者曾向当时尚在英国的罗思义求教，美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究竟表现如何?罗思义称这是统计标准不同所致。时隔半月，中美两国相继公布了各自2014年经济数据：美国2014年GDP增长2.4%，中国2014年GDP增长7.4%。罗思义也特别撰写一文，赐稿观察者网首发。文中，他认为美国的季度GDP数据，以环比年化率为基准核算，会放大经济波动。此外通过比较，他还对中国经济能够稳健增长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2014年底到2015年初，媒体上铺天盖地报道美国经济所谓的“强势增长”，质疑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如今中美都发布了各自的2014年经济数据，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表现比较一番。此举不但有助于对比讨论中美两国的经济表现，也揭示了中国媒体在经济报道中所犯的分析错误，以及对统计数据存在的误读。

　　误区：不同的GDP计算法

　　先看以下的客观数据：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美国经济增长2.4%——如图一所示。中国经济的增速是美国经济增速的3倍。

　　中国的GDP从2013年的58.8万亿人民币增长到2014年的63.6万亿人民币——增长了4.8万亿。这一增量用2014年12月31日的汇率计，是0.78万亿美元，用2014年全年的平均汇率计，是0.785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增长了0.653万亿美元。

　　因此，如果用汇率价格来计算，中国对全球经济总产出的贡献比美国大约多0.13万亿美元。图二显示了以2014年底的汇率计算，中美两国2014年的GDP增量。

　　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以这一汇率计算比较中国与美国的GDP增长，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是被低估的。如果以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PPPs)计算，比起美国0.653万亿美元的GDP增长，中国的GDP增长大约为1.3万亿美元。

　　不管选用哪种计算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显著超越了美国。

　　这些实际数据有力地澄清了中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误读。中国媒体称中国经济正处于“危机”中，或者正在经历“严峻的缓滞期”，而美国经济则在“高速发展”。但这些数据表明，恰恰相反，中国不但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发展最快的，而且其增长速度仍然远远超过美国。

　　中国媒体误析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数据错误——它们没有看到中国和美国是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各自的GDP数据的。中国主要用当年一个季度的产出与上一年同季度的产出作比。比如说，中国上季度生产总值增长率是7.3%，这是用2014年的第四季度与2013年第四季度作比较得出的。所以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年增长率。而美国则把当年一个季度的产出与同年的上一个季度作比，然后把这一数据年化——大致乘以4——作为年均增长率(即美国常用的环比年化增长率，观察者网注)。

　　美国GDP计算方式的严重缺陷在于，它极大地夸张了经济增长率的起起落落，而这些起伏也许是短期因素引起的——这就使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某种“狂躁抑郁”的印象。举例来说，在最新的美国经济数据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2014年第三季度的5%下跌到了第四季度的2.6%——这看上去是严峻的缓滞。但事实上，如果和前一年相比——排除掉纯粹由短期因素引起的经济起伏——美国经济仅仅是从2.7%下降到了2.5%。

　　同样的，2014年第3季度5%的增长率也是短期因素导致的一个夸大数据——实际的GDP年增长率仅为2.7%。

　　上图显示了中国和美国各季度实际的平均增长速率。也许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出现显著加速。从数据上看，美国2012年的GDP增长率为2.3%，2013年为2.2%，2014年为2.4%。2.4%的增长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描述为“高速”——尤其是与中国7.4%的增速相比较而言。

　　西方媒体如何制造大新闻?

　　未能正确解读中美两国的统计数据，只是中国媒体进行错误报道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人宁愿去读西方媒体的错误报道，也不愿自己下功夫研究数据。整个2014年，西方反华媒体都在试图散布“中国经济危机”与“美国经济增长”的谣言。

　　让我们来看看西方媒体是如何“危言耸听”制造大新闻的。按时间排序，我举几个例子。2014年1月，《金融时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靠债务吹出来中国经济泡沫已至爆裂边缘”。4月份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正在到来——只是不知规模有多大”的文章。10月份美国企业研究所宣称：“中国经济一片混乱”。

　　如今，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报道都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学者迈克尔·佩蒂斯对此类故事尤其热衷——美国金融网站Zero Hedge曾刊登过一期他的访谈，题为“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一场‘异常残酷的硬着陆’”。而《金融时报》则刊载了一系列乔治·马格努斯的文章，预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降低到3.9%。此公曾是瑞士银行(UBS)的资深经济顾问。

　　很明显，这些新闻和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之间的反差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事实上，这些错误的报道不过是对传播了几十年的“虚构经济学”回炉重铸，这类经济学最喜欢报道中国经济“危在旦夕”，或它将“大幅减速”。此类报道不光泛滥于各种“边缘刊物”，甚至在西方主流经济媒体也大行其道。

　　比如2002年时，章家敦(观察者网注：美籍华裔律师，以“中国崩溃论”在西方社会走红)写了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他的论点一目了然：“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还有真正选择的余地。如今却没有了。他们没有出路了。留给他们时间不多了。”

　　10多年过去了，留给中国领袖们的时间仍然充裕。读者大概以为此书作者会因为预言的破灭，羞愧地淡出公众视线，但实际上章家敦照旧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做客《福布斯》和彭博财经频道等主流媒体。

　　另一个例子是《经济学人》。2002年6月，该杂志专门出了个关于中国的副刊“底气不足的中国龙”——标题照旧一目了然。它对中国的分析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依赖着国内引擎的拉动，而这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5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额支出。因此，政府的债务飞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巨大的养老金债务，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

　　2002年的这期《经济学人》以此作结：“看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必将产生动荡了。”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不但没有被卷入危机，还坐上了经济增长率第一的宝座，并且这种增长速率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大国都不曾经历过的。

　　实际增速超过计划

　　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报道一直不靠谱?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从未有过低于预期的不佳表现;相反，中国始终表现得要比其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更加出彩。

　　以图四为例，图中比较了邓小平在改革初期预定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速率，与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率。邓小平的第一个预定目标是从1981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实现翻两番，也就是400%增长——实际上的经济增长达623%。第二个目标是从2000年到2050年间，中国的GDP将再增长400%——即从1981年到2050年的GDP增长是1600%。

　　事实上，2014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较1981年增加了超过2200%——邓小平的目标已经提前38年实现了!

　　再看政府最新定下的目标——在2010年到2020年间实现GDP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为401202亿元，2014年中国GDP总额为636463亿元，中国有望再一次超额完成目标。

　　以上数据表明，在这35年多时间里，中国始终朝着其目标全速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公开重复这一目标：“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中国政府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信服这个说法，所以不妨用林毅夫新近提出的，更专业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以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还将持续下去。

　　林毅夫首先分析了国内因素：“2008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这个差距同1951年时日本与美国差距大致相当，而之后20年里日本的年均增长率是9.2%;这个差距也和1977年时美国与韩国的差距相当，之后20年里韩国的年均增长率是7.6%。也可以把它同1967年的美国-新加坡，或者1975年的美国-台湾作比——之后两个地区的年均增长率也很近似。以此类推，在2008年之后的20年里，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应当有大约8%的增长潜力。”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潜在平均增长率为8%左右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短期内经济增长值会有变动。他写道：“外部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其年均8%的预期。在政策制定者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时，最好将中国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在7%-7.5%之间，再按照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动在此区间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就业市场，降低金融风险，也能使中国在2020年时实现收入翻倍的目标。”事实上，中国只要保持年均7%的经济增长速率，就能超过在2010年到2020年间实现经济增长翻一番的目标了。

　　中国之所以能达成其经济目标，林毅夫给出了解释，这个解释击中了一个当下流行的核心经济学错误，正是这一错误导致那些大行其道经济分析报告漏洞百出。林毅夫分析道：“中国具有凭借内需来维持经济强劲增长的潜力——而不仅仅是居民消费。”

　　在经济学上，内部“需求”并非如佩蒂斯或中国国内的某些作者所言，是等同于国内消费的。它等同的是消费与投资的总和。

　　自然地，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投资资源。如林毅夫所说：“中国的投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加起来低于GDP的一半——低于国际标准。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储蓄总额接近了GDP的一半，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达到了4万亿美元。就算处在相对糟糕的外部经济环境中，短期内中国也能靠投资促进就业;而工作机会的增多又拉动了消费。”

　　美国缺个发改委

　　但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贯彻这些投资计划，而在美国，无数号召增加投资的呼吁总是无疾而终?即便是美国前财政部长 劳伦斯·萨默斯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公开呼吁，也还是遭到忽视，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核心上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然相反。

　　中国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并不试图囊括或者管理整个中国经济，但它却强大到足以控制中国的总体投资水平。这样一种结构也许可以用凯恩斯的话来描述：“某种比较全面的社会化投资”能确保“现有投资量的决定权不握在私人手中”。或者也可以用邓小平的话来描述：“在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确保……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总是占主导地位。”或者也可以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来概括：“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但无论何种对公有制经济的描述都不如经济实况来得重要，正如《华尔街日报》精简的结论：“大多数经济体靠拉动财政和货币这两根杠杆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还有第三个选择。中国的发改委可以让投资项目源源不断地增加。”资本主义经济里缺少这样一种结构，而正是这一成分，一如我们将看到的，在1978年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并保证了中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后，表现得比其它经济大国更加亮眼。

　　相较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都缺少发改委这强大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胜过美国，并能在媒体几十年(包括2014年)不断翻炒的“中国经济灾难”的预言中稳如泰山。

　　另一组数据同样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当媒体上充斥着有关中国经济的悲观报道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金额却从2013年的1239亿美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1276亿美元。对一般企业而言，它们打交道的对象是资金而非口号，所以它们比媒体更清楚中国的经济状况。

　　笔者多年的谋生手段，就是向企业提供各国的经济分析(比如中国)，而这些分析要比刊在《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上的那些文章准确得多。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从未说对过，因为那些作者并不理解中国远比西方优越的经济结构，故而他们一再做出错误的预测。

　　不过也不必感到绝望。比起这些出版物上漏洞百出的文章，2014年中国的实际经济数据再一次表明，如果想得到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更加准确的预测，应当听听中国顶尖经济学家是怎么在中国媒体上说的，再看看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预测究竟是怎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为探讨经济问题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既解决实际问题又注重理论探索。也正因如此，中国当前才会如此重视智库建设。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所谓“消费带动增长”概念的理论谬误，但由于错误信息流毒甚广，一直没能产生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所以，希望中国媒体多关注基础性的数据问题，而不是当西方媒体的传话筒。

　　(本文为作者向观察者网提供的独家稿件，原文为英文，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来源时间：2015/2/9   发布时间：2015/2/9

旧文章ID：1897

作者：薛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中国正跑步进入“一带一路时代”：2014年，与此相关的大量会议在中国次第召开。进入2015年后，许多省份在最近召开的地方两会上纷纷摩拳擦掌，谋划如何实施“带路战略”。为了因应这种需求，国家层面的“带路规划”或将很快面世。作为国际战略研究者，笔者的深切感受是，中国在迈入“一带一路”快车道之际，有必要严肃审视周边的外交环境，以便发现战略实施的空白点。这个空白点就是针对周边亚洲大国的外交战略。

  毋庸讳言，亚洲正在经历大变化，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演变为全球政治格局调整最大的地区。中国既是这种变化的动力与原因，也要经受这种变化的严厉检验。如果应对不当，“一带一路”战略所承载的崛起征程可能遭遇重大挫折。

  历史地看，陆权时代国家崛起的方式通常是：通过陆上征伐战胜对手，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以及被这些土地包围的水域，即成为最强大的陆上帝国。海权时代国家崛起则多依仗拓展殖民地并在母国与这些殖民地之间编制起一张贸易网络，为此，组建无可匹敌的舰队具有头等重要性。二战后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受一个半世纪的孤立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注重商业利益这双重传统的影响，治理世界的方式不再是领土扩张，而是维护自由贸易秩序。谋划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设立海外军事基地，乃至于组建联合国，都与这一目标有关。

  在自由贸易体系下，美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实现对全球市场的占领与控制。这也为美国向外推行价值观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因此力推的是服务业自由贸易（BIT是典型代表），而在货物贸易领域则转而强调“公平贸易”，并促进本国的再工业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时隔一个半世纪再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可能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而为进一步发展为综合实力第一大国奠定经济基础。中国全面取代美国的角色与作用是个问号，只有综合实力超过美国，才能实现了号称的“民族复兴”、“中国梦”。

  1990年以来，中国在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侧重推行伙伴关系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保持了总体良好的关系，与此有重大关系。但那属于韬光养晦时期的外交应对。现在的情势则是：美国全力谋划亚太再平衡，日本加快国家正常化步伐，印度经济正在增速，中国崛起在亚洲邻国眼中并没有被看做纯粹的“正能量”，他们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在增强。为应对这种局面，新一届中国政府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以“新型大国关系”应对美国这个“点”，搭建几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线”，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互联互通夯实欧亚大陆（尤其是欧亚大陆中东部）这个“面”。

  不过中国政府也很清楚，自己尚无法像美国那样，充当全世界192个国家的“邻国”，欲谋世界大国之“势”，须先经略好周边这个“局”。在地区外交上，经过一段时期的“侧重东亚”之后，正在转向“四面均衡”，这意味着中国在清晰地回归传统地缘认知：全面关注中国—周边关系（张蕴岭）。

 问题在于，中国周边国家众多，接壤的邻国就有十四个，加上不接壤的邻国，合计超过30个。这些国家之间差别巨大，中国在强调周边外交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无法也不应该套用一个原则、使用一个标准、采用等距离政策。也就是说，有必要分类处置这些国家，以便实现自身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需求的契合。大致而言，可以有三类政策。

  针对一般的中小周边国家，适用于2002年以来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周边外交原则，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善邻富邻，亲诚惠容，建设命运共同体等。对于高度关注南海问题的东盟声索国，这些原则依然使用，中国所需要的是把南海问题放在“中国-东盟”整体框架下来处置，“管控分歧、强化合作”是现实途径，为此，有必要加快落实“双轨思路”、提速“南海行为准则”制定进程。

  周边支点国家另成一类。支点的潜在含义有两重，第一，“靠得住”；第二，有一定力量。因此，有望成为中国支点国家的通常都不是次区域最强国，而是次强国乃至小国。西南部的巴基斯坦、东南亚的柬埔寨与新加坡、西部的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在经济与战略上都需要中国，也希望被中国认为“靠得住”，成为支点国家的可能性甚大。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对于区域整合持一种怨妇心态，在欧亚联盟、上合组织内不时充当合作进程的刹车器，因此，很难成为支点国家。中国东北部的韩国、南部的泰国与缅甸、东南部的马来西亚在经济上也比较需要中国，战略上对中国也有一定的需要，同样有望成为中国的支点国家。但由于力量相对有限，上述潜在支点国家对于次区域内最强国的影响力有限，也难以在其区域内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类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实施对象，中国的处置原则是：告诉我你希望的合作领域与项目，我评估后尽量满足要求，但肯定不会越俎代庖或大包大揽。

  需要侧重强调的是周边大国，即次区域最强国。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但不属于亚洲国家，因此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西亚缺乏公认的次区域大国，伊朗、沙特、土耳其都只有某些方面的优势。但中国西边的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印度，东南部的印尼与东北部的日本则是典型的次区域强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强国地位仅限于某个次区域范围）。对于这类国家，目前的中国外交似乎缺乏系统性应对。

  全球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是中小国家所不能取代的，地区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也是地区内其他国家所不能取代的。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必须重视这个环节。

  美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或许可以给中国某种启迪。美国通常的做法是：扶持全球各个地区的次强国（秦亚青），必要时与之结盟或提供安全保证，以平衡该区域的最强国。同时，又与最强国保持接触，乃至与之建立比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再视情况建立适当的军事联系，以便在共同获益的同时保有影响区域最强国的手段。搭建制度平台对大国施加影响力则是美国治理世界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联合国安理会与G20是两个典型例子。

  上述四个国家的特点是：属于次区域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于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国家，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在安全上与中国保持距离并与区域外大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能代表或相当程度上代表某种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

  但这几个区域次强国又有不同的特点。哈萨克斯坦无疑是中亚五国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经济相对发达，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持积极热心的态度，长期任职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有战略眼光，在推动地区合作上表现出创见：1992年倡议建立亚信，旨在构建亚洲集体安全机制。1994年提出建立欧亚联盟概念。作为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近年来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未来可望成为东盟比较有力的领导者，在安全问题上对东盟成员国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东盟成员国，其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与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存在交集。

  日本的全球经济大国之一的地位仍将保持，“通过强化日美关系来推进国家正常化”已成中期国策，意识到中国崛起是大势但担心自己在亚洲的地位被削弱，对强化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持犹疑的态度但希望在亚洲事务中保持影响力。南亚的印度怀抱罕有其匹的文化自信与高度的政治自信，渴望成为不被任何国家所左右的“有声有色的大国”，希望强化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以发展经济并在亚洲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

  而这些国家也存在一些不足：地理上处于亚洲的边缘地带，国土面积不够宽大，经济总量除日本外还嫌弱小，政治影响力也有限。相形之下，中国克服了上述不足，而且处于力量快速提升期。

  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周边外交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条件推行针对这些国家的亚洲大国外交，而且，可以很好展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考虑到这五个国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为了推进亚洲经济合作并强化五国间的经济联系，建立“亚洲五国经济论坛”（G5-Asia）值得考虑。

  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是中长期战略，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五国在安全与军事领域建立合作机制的时机或未成熟，但文化合作不妨大力推行。多种文明并立与交织，曾经是亚洲诸多纷争的原因。但我们乐于换个视角看问题：这也是亚洲的骄傲。这是一片滋生文明的沃土，孕育了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影响遍及全球的几大文明。在经历千百年的宗教乃至文明纷争后，现在是时候探讨不同文明的共存共荣了。这方面亚洲是全球最好的试验田，可望为经济上日益交织的亚洲探索出一条化解宗教与历史问题的一个突破口。故此，中国不妨推动成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

来源时间：2015/2/9   发布时间：2015/2/9

旧文章ID：1895

作者：韦彬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最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一番言论又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引发了意识形态争论。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并不少见。尤其是自2013年以来，关于宪政、关于阶级斗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反右”问题等等，无不如此。更何况，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执政党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又有过去疏忽意识形态工作所带来的“思想混乱”的教训，执政党负责该工作的人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讲究意识形态，并没有什么不对。对于任何政党何言，总是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从而使其政党得以维持团结。意识形态的问题，实现上反映的就是人们在社会现实当中如何思考的问题，正如丹尼尔·贝尔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所说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某种世俗的宗教，仅此而已。

  然而，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何频频在中国引发巨大的舆论争议。问题恐怕还在于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往往过于政治化。而这种过分政治化的原因，既与上世纪80年代疏忽意识形态工作导致的政治风波有关，也与其自身与执政合法性关系过密有关。某种程度上，将意识问题与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挂钩，导致了“否定其意识形态即是否定其执政合法性”这样的认识，也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化，甚至是过度政治化。

  显然，这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不仅在舆论阵地上导致了“左”“右”的长期对立、纠缠，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往往容易陷入政治化、或陷入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反映在现实当中，就是很多社会、经济领域上的问题往往容易上纲上线，容易强调政治正确性，使得问题复杂化，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要使意识形态去政治化，首先在于解决其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过于紧密的问题。换句话说，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并不仅仅来源于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过去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巩固了其执政地位，某种意义上也就为其提供了新的执政的合法性。同样的，当下执政党领导人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高到新的高度，只要这样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么自然而然地，就可以为其执政合法性提供新的来源。此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同样可以寻找到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总之，意识形态并非是执政党保证其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事实上，我们并不难理解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的意义，而我们也不可能指望有摆脱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有终结的一天。正如撰写《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贝尔，也意识到当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走向终结时，东方的意识形态却又开始形成了。而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最后的结论，更是直接质疑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问题。

  总之，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其过于政治化，过于频繁介入中国社会其它领域的事务。要让中国的社会摆脱这些无意义的意识形态纠缠，就应该去掉其政治化的外衣，而还原意识形态本来的面目。同时，对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之中。无论诉诸于法律上的“依法治国”，或是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中，都可以为合法性寻找到新的来源。

来源时间：2015/2/9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