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江评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刚入秋，中国华北一些地方雾霾又起。如何治霾?洛杉矶过去40年左右的治霾经验，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参考。在1977年，洛杉矶每年180天空气质量不达标，2004年后，每年仅有数天不达标。以下，依照其公共政策推进过程，我们分时期来谈洛杉矶如何治霾。

　　法规时期：跨行政区管理

　　1960年代前，美国各地自行负责管理辖区内的“三废”——废气(含汽车尾气)、废水、废物，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很少直接干预。因此，各地的综合环境品质，既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及“三废”管理水平，也受周边影响——各种“三废”不因行政边界而留在某地辖区内。全美各地，特别是洛杉矶等产业发展迅猛、人口急剧膨胀的地方，“三废”问题(尤其空气污染问题)越发严重，民间对州、联邦政府由上至下治理环境问题的诉求也越发强烈。

　　1960年代初，民间通过各种社团、政治游说，酝酿了足够力量，美国联邦层次的环境保护、空气质量保护法案形成了民间、官方的多个版本。华盛顿政客们经过讨价还价，在1963-1970年间，同意了几个重大联邦法律：《1963年洁净空气法》、《1967年空气质量法》、《1970年洁净空气法》、《1977年洁净空气法修正案》、《企业燃油效率标准》和《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它们从环境品质(含空气质量)的定义、相关研究、监控、治理和相关企业的环评报告和行政审批等方面，系统规定了联邦、州和地方的权责。

　　美国民间笃信政府只能在人民不能实现自我管理时介入，但在环境问题上，人们给了联邦政府很大权力。根据以上法律精神成立的美国环境保护局，对各地的环境问题有最终仲裁权，不容地方挑战，特别是涉及污染问题的技术性问题。有了这一榜样，1977年，洛杉矶都市区的100多个平起平坐的大小城市，也相应成立了跨县市的南加空气管理局，扮演类似美国环境保护局在整个美国环境保护中的角色。

　　南加空气管理局辖区包含洛杉矶及周边几个县，面积27824平方公里，辖区人口1500万。该局由辖区内民选政府代表和民选州长指定代表组成13人的董事会，董事会依据公开、透明的民主讨论，决定该局的大政方针、财务审计和最主要官员的选拔任命。该局的日常运作，由董事会在全国遴选的局长负责。该局所需经费，依照地方法律，主要由辖区内工厂的营运税、环境许可证收费、排污费等收费的转移支付承担。不足部分，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不时予以补助。南加空气管理局不属辖区内任何一个县市政府，无需看地方行政领导眼色行事，只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成员大体由民选代表构成，即南加空气管理局只对主流民意负责。

　　因运作资金来源稳定，额度相对充足，不受政府换届影响，该局迅速成长，拥有数百名一流的环境保护、工程技术、法律、计算机等专业人才，拥有对辖区内重大环境保护问题的最终发言权和否决权。成立至今，该局主要依据联邦政府的法律法规精神，制定和落实辖区内的环境保护法规，以保护环境(尤其是空气品质)、增进民众健康为自身价值诉求和宗旨。

　　1990年代前，南加空气管理局制定的地方环境保护法规一直主要由3个板块构成：一是全面并不断更新的各种可燃物燃烧排放空气污染物的标准，甚至细到含有汽油的染料燃烧后的空气排放物总量标准;二是各类使用燃料的器具、车辆的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三是关于各类固定空气污染源，如工厂、宾馆的空气污染总量或平均若干时段空气污染的标准及相关环境许可证的规定。

　　该局制定的地方法规、标准，往往比联邦法律更严。因此，尽管洛杉矶人口、产业持续增长，但法规的不断更新和严格执行，使人均空气污染下降幅度得以抵消增量人口带来的额外空气污染，洛杉矶地区空气质量逐年改善。1980年代末，尽管每年还有若干天雾霾，但蓝天白云已是洛杉矶地区的常见状态。这树立了南加空气管理局的良好形象，也强化了其在辖区内环境保护领域方面的绝对权威，为其日后推行新的治理环境举措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

　　这个时期，南加空气管理局也为美国贡献了一个有名的环境保护方面的领导者，金·兰特斯(Jim Lents)。此君因协助丹佛市治理空气污染而小有名气。1986年经全国遴选，担任南加空气管理局的局长。在这个位置上，他没有让人失望。任期内，他成功推进了轻轨、低排放柴油引擎和低排放汽车等原来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行的项目，也成功说服辖区的政治家，将南加空气管理局的雇员增加到千人，年度办公预算超过一亿美元。

　　市场时期：技术与市场激励

　　经过十数年努力，在地方环境保护法规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南加州空气管理局硕果累累。但随着这些方面日益逼近最佳，南加空气管理局从中得到边际效用也在递减。1990年代，洛杉矶地区进入了一个更多依靠市场节能减排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标志性规划之一，是南加空气管理局1991年主导制定的《空气质量管理规划》。该规划迅速响应了美国联邦层次的《1990年洁净空气法》，把能进一步减少本辖区空气污染的措施分为3大类：

　　第一类是短期可落实、执行较容易的措施，如合乘汽车上下班、灵活的上班时间、轮休制度和大型雇主进出私人车辆平均载客量等。

　　第二类措施是第一类措施的增强版，即要求更高比例的雇主、更多职工执行合乘汽车上下班和轮休制度等，以及推广市场上已出现、但未普及的各项节能减排技术措施，如利用当时刚兴起的互联网推进远程办公、使用新兴的油电混合动力车辆等。

　　第三类是研发已取得一定进展、可能大规模市场化的技术措施，如纯电动车、超导电力传输、太阳能建筑等。

　　为方便民众理解和支持，上述规划针对不同措施，做了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在这个时期，南加空气管理局继续保持空气污染治理方面的先进性，率先与美国西部几个同类机构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市场交易机制。即各个空气污染的事主若节能减排，最终空气污染排放低于既定指标，可将两者差值放到公开、透明、竞争性的空气污染排放市场进行交易，从而获得经济收益。同时，节能减排措施若符合地方《空气质量管理规划》的精神，事主还可额外获得税收减免和经济补偿。

　　南加空气管理局还会同加州其他热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机构团体，共同推进了加州地方目标性法规《加州议会32号令》。该法令非常激进，规定了加州及下属各地方2020年必须达到的节能减排硬性目标。在其框架内，各事主节省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也可像空气污染那样在市场交易。

　　对洛杉矶及其所在的加州，法令规定，到2020年，两地的温室气体排放必须降到1990年的水平。这是非常激进的目标，相当于给地方经济活动上了紧箍。但因有多数民众支持，这个紧箍没有取下来。为配合这一法令，其他具体执行节能减排的法令陆续通过，如《加州参议院375法令：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加州议会1493法令：小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等。南加空气管理局和辖区内其他单位，如南加州联合政府，依据上述法令制定了洛杉矶地区的地方法令、标准和规划。特别是，由南加州联合政府主导的洛杉矶地区交通规划和相应落地项目，必须反映上述温室气体节能减排目标。如核查后不能达标，洛杉矶地区将会被责令整改交通规划，需重新提出有关项目，上级部门给予的拨款也会受影响。

　　在这一时期，路面交通、近海海运、铁路货运带来的空气污染，是洛杉矶地区最主要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来源。依据上文提到的《空气质量管理规划》，南加空气管理局相应的工作重点，是推广市场内最好的、具备推广条件的节能减排技术。负责洛杉矶地区交通规划的南加州联合政府，主要在出行方式低碳化、土地利用和公共交通结合上做文章。

　　对承担海运货运的轮船、港口、铁路、货运公司，南加空气管理局没有直接的行政管理权，主要通过器具、引擎、场地等尾气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和总量对其施加影响。如何激励上述主体承担更多环保工作?以下所说的大转型，或可视作洛杉矶地区的主要策略。

　　大转型：民众支持可持续发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各级政府和像南加空气管理局这样的公立机构而言，最大影响是办公经费因实体经济下滑而削减，不少公共支出减少，如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相关民众怨声载道。部分利益相关者要求放松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以吸引更多外来投资，振兴经济。南加空气管理局、南加州联合政府等公共机构，受到很大压力。

　　可喜的是，因为过去近40年的环保运动和教育，尤其是严格的环保带来的蓝天白云，多数民众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金融危机前通过的《加州议会32号令》、《加州参议院375法令：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等，并未因反对声音的出现而被推迟执行或改变。

　　究其原因，如部分学者指出，加州越来越多的民众，已认同环境品质极端重要，应该长久坚持;相反，人们惯常的经济活动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出行方式乃至相应的价值观、世界观等，却不应一成不变。即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后者仍应顺应环境品质做出转型，才可能带来地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久共赢。

　　由此，各级政府以及南加空气管理局等公立机构，虽受到来自部分团体和民众的压力，但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得以继续开展已比较系统化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活动。比如，上千家大学、企业和商业机构2010年自发成立了加州环境行动注册会。这个注册会鼓励会员制作自身空气排放清单，核算总体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制定切实可行的节能减排计划，并共享有关数据，以便第三方核查和监督。据加州环境行动注册会统计，到2014年10月，各个会员自主减排的温室气体已有9.7亿公吨。考虑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下滑的形势，同时各级政府未参与其中，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眼下，加州环境行动注册会也在考虑如何激励会员更积极地节能减排。正在讨论的策略包括，建立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加强总结已有经验并转化为有偿技术服务，等等。

　　另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是，洛杉矶县2008年通过了《R动议：增加半分消费税用于加快本地综合交通建设》。该动议得到超过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依据该动议，洛杉矶县政府有权在30年内对每次消费额外增加0.5美分的消费税，用于支持县辖区内的公共交通发展、改善高速公路瓶颈路段。R动议支持的项目部分已建成，如洛杉矶的Expo轨道交通线。这些项目代价不菲，但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都有正面效益。

　　经验与启示

　　洛杉矶40年左右的治霾三部曲，和许多典型案例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有幸在国内和美国求学生活多年(在洛杉矶6年)，已完成的博士论文和进行中的教研活动也和两国治霾事业有关，故在此尝试总结洛杉矶的几点经验和启示如下：

　　一、依据空气质量管理的需要，依法设立跨行政边界的强有力的空气质量管理专门机构，并确保其有稳定的队伍和办公经费。因经费和人员配备并非直接和地方政府挂钩，机构能依据保护环境、增进民众健康的宗旨独立运作。同时，因雇佣大量优质人才，它在环保问题上具有绝对权威，尤其是相关技术问题。中国也有必要设立跨行政边界的公立机构，尽可能摆脱地方对环保事业的负面干扰。

　　二、治霾的成败在于细节和执行。洛杉矶注重细节，尽可能从源头全面控制空气污染总量，而非等到污染严重后再行治理和管控。而要增强执行力，就需要有执行能力的技术官员。中国相关法规不少，可改进之处或在细节和执行上，尤其应使用有执行力的技术人才。

　　三、治霾的绩效是公共部门建立权威和公信力、赢得民众长久支持的法宝。虽说环保教育、政府信息公开等会让民众更信任政府的举措和规划，但若过往绩效不够靓丽，民众也不会长久买账。

　　四、确保一定的环境品质，应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底线和大多数民众心目的最大公约数。不能因暂时的经济发展困难而牺牲环境品质,洛杉矶地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表现，加州环境行动注册会的成立和运作，正反映了这种诉求。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洛杉矶地区乃至整个加州1970年代前交了环境污染的昂贵“学费”才领会到的。

　　中国城市应发挥后发优势，避免再交类似的“学费”。否则，长期而言，中国城市很难成为人才用脚投票时的首选，进而无法在愈发激烈的世界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各级政府、各个社会团体应因势利导，在民众中强化对环境品质的诉求。深刻理解环境品质重要性的广大民众和企事业单位，其支持和想法会转化成明智的决策和举措，帮助我们实现地方和国家在经济、社会、环境上的共赢。

　　作者介绍：

　　周江评，现为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是该校可持续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课程、对比城市化与城市研究、交通规划与政策、城市形态-城市设计、的主讲教授，并负责指导该校社区与区域规划、交通工程学科、可持续发展环境的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校外主要兼职有国际中国规划学会董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交通研究学会交通拥挤收费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英文版)编委，《城市交通》特约编辑、《国际城市规划》特约编辑、美国站特约联络人。并担任《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规划教育与研究》(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城市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刊)、《中国公路学报》等19份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10/28

旧文章ID：462

作者：马耀邦  来源：共识网

　　新闻：癌症患者热衷海外就医

　　在美国，对癌症的战争开始于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圣诞节前两天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不幸的是，经过对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近四十年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后，根除癌症仍然难以做到，而癌症是美国人死亡的主要病因之一。每一年，70万美国人死于癌症，尽管事实上，美国卫生支出一年高达1.4万亿美元，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治疗癌症。1

　　传统西医治疗癌症的办法包括手术、放疗和化疗。手术的目的是治疗，但“医生一直无法动手术，因为在操作之前他们不知道癌症是否已侵入周边的淋巴结”。2手术的局限性是如果癌细胞还存在于其它部位，癌症是无法治愈的。令人担忧的是，根据著名的《外科学年鉴》(Annals of Surgery)杂志，手术也可以促进癌症的扩散，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身体的其它部位。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实验和临床证据都支持，手术虽然极大地减少肿瘤和化解潜在的治疗矛盾，但也能促进转移的发展。”2英国癌症杂志也呼应了同样的结论，表示：“原发肿瘤切除可能导致转移加速的过程。”2

　　辐射是治疗癌症的另一种武器，它通常是在癌症患者动手术后实施。这是作为一种保险的措施，清除动过手术部位的剩余癌细胞。不幸的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暴露于辐射中，没有任何安全的水平，甚至极小剂量的辐射就可引起癌症。额外的暴露引起额外的风险”。3

　　这些额外的风险包括心脏病和中风。辐射损伤细胞的DNA，因为细胞分裂后，不能自我补充。4辐射的副作用包括抑郁、食欲丧失、疲劳、皮肤损伤、失眠和掉发。5但最严重的副作用是免疫系统的弱化，这将导致人体没有能力对抗感染和其他疾病，包括癌症。讽刺性的是，其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无力应对病原体或毒素的入侵，而正是它们首先带来了癌症的发展。为此，癌症病人在手术后不久，其免疫系统的进一步弱化对于病人的健康不是好兆头。6

　　最有争议的癌症治疗方法是化疗，因为处方药总是同时杀死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化疗，如同辐射一样，通常会削弱免疫系统，降低身体抵抗感染的能力。由于化疗带来的红细胞数量减少剥夺了人体的供氧能力，可能需要输血，而血小板数量减少则意味着身体将失去止血能力。因此，化疗会对人体正常功能的维持有严重的影响。此外，正常细胞受破坏的副作用包括：疲劳、恶心与呕吐、脱发、听力降低与皮肤损伤、便秘与腹泻、呼吸困难、麻木和食欲不振。8

　　毫不奇怪，很多人认为，目前西方的癌症疗法是失效的工具。更令人震惊的是，化疗的效益远远低于预期，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技术部主任迪安·伯克(Dean Burk)的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化疗化合物只有5%至10%的有效性。”他进一步补充说：“甚至这5%至10%的有效性也是可疑的。”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进一步证明了伯克博士的看法，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肺癌最好的治疗是不治疗”。9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医疗机构，特别是肿瘤学家会为其癌症患者开出如此高成本的、无效的和高度滥用的治疗办法?答案可能存在于医药行业以及执业肿瘤学家的利润动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肿瘤学家已经将化疗的实践从医院迁移到自己的办公室。医疗保险金现在直接付给了肿瘤学家，他们被允许开出的药品增长“20%、70%或700%。”10因此，医药公司与执业肿瘤医师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腐败。肿瘤医师在为他们的病人进行合适的治疗时，不仅失去了客观性，而且“具有多开药的强有力的金融激励”。10医药公司和肿瘤学家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是非常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它是对病者和最脆弱的病人的一种打击，迫使其中许多人进入破产，但医药公司和医生却高度有利可图。

　　事实上，追求高利润，而不是患者的健康和幸福，似乎成为大型制药公司的优先目标。医药行业“为了追求利润，操纵药品的研究、价格和可用性。”10药品的成本，尤其是化疗，与生产成本没有关系，“而是由市场能够承受的程度推动的。因为市场上有许多绝望的、痛苦的病人，可以使他们承受很大的成本”。10

　　根据肿瘤学院免疫治疗部前主任格伦·华纳(Glenn A. Warner)的研究，制药行业是“数十亿美元的杀人产业，不论对错，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所做的研究思路是，观察这种毒药用两个剂量是否好于用三个剂量。”11

　　事实上，癌症药的价格已飙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新疗法每月费用可高达单药1万美元。到2005年，在美国，癌症药的平均单张处方已达到每月1600美元，这还不包括阿瓦斯丁等药，这是由肿瘤学家出售的。阿瓦斯汀每一患者治疗费用为每年5万美元，而价格可能上升到每年10万美元，因为若被批准可应用于肺癌和乳腺癌，其使用剂量将更高。12

　　阿瓦斯丁是在“目标疗法”的范畴内提出的，被认为比传统疗法具有较少的副作用。但它至多只是让患者多活几个月。阿瓦斯汀的药理作用是减缓癌细胞的生长，阻止肿瘤区的血管形成。然而，其副作用与大多数化疗或多或少的一样，是病人的地狱。

　　到2006年，最昂贵的癌症药是利妥昔单抗(Rituxan)和爱必妥(Erbitux)，前者由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每月花费13000美元，后者由英克隆/布里斯托尔梅尔斯公司(Imclone/Bristol-Myers)每月花费1万美元。12利妥昔单抗用来减缓癌细胞的生长，并具有类似于其它化疗的副作用。它“提高了大脑受到病毒严重感染的风险，这会带来残疾和死亡”。13爱必妥用于治疗结肠癌和某些头部、颈部癌症，而“患者接受爱必妥出现严重甚至致命的反应。患者在辐射治疗某些类型的头部和颈部癌症时接受爱必妥，会提高心脏病发作或突然死亡的风险。”13

　　很明显，传统的癌症治疗方法没有把患者从困境解救出来，相反，它危及患者的生命，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甚至巨大的危害。在美国，“因癌症死亡是耻辱的、虚弱的、痛苦的，有时是令人沮丧的缓慢”。1从而，它使很多人寻找与治疗症状的常规医药不同的替代医药，自然医学实践就试图消除癌症的根源。

　　现在已证明，癌症的发展是由于人体内免疫系统的破坏以及毒素和病原体的存在。从而，肝脏和结肠的解毒功能成为防治癌症斗争的最重要议程，因为“肝脏不损坏，癌症是不可能发展的”。6癌症在高度氧化和碱性的环境中也难以发展。碱性食物包括新鲜的柑橘类水果、蔬菜、坚果、块茎和豆类，避免谷物、奶制品、肉类、糖和酒精。14因此，新鲜的空气环境，有机蔬菜和水果的饮食，大量的“欧美加3”对于战胜癌症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食物能够有效地抗癌和预防癌症，西兰花、卷心菜、甘蓝菜和布鲁塞尔抱子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就是这样的食物。”6此外，碘、维生素D、钙、镁、硒和钾对于抵御和驱除癌症都是至关重要的。”6

　　不幸的是，尽管有证据表明，替代的自然医疗具有为防癌斗争作出重大贡献的潜力，与基本上失败的主流治疗法相比，它享有多得多的成功，自然医疗“还是受到医疗机构越来越多的攻击”。6

　　医疗机构越来越多地攻击替代的癌症自然治疗，发生于这样的时刻，尤其刺眼。当前，由于工业化和成千上万的新化学品的生产，全世界污染严重。垃圾食品和农业产业化的普及剥夺了我们饮食的基本营养，也有显著的影响。

　　不幸的是，在西方所发生的如今正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复制。癌症现在是中国的头号死因。自中国改革和经济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整个国家已重度污染。由于环境退化和引入西方的垃圾食品，在过去的30年，中国癌症死亡率已上升至80%。“2000年，据估计，中国癌症病例有180万到200万人，总死亡人数约为150万。”16

　　最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医具有丰富的草药知识和数千年的医学实践经验，如今在中国治疗癌症中只是扮演西医的手术、放疗和化疗疗法的辅助角色。

　　最重要的是，中医对于肝脏的解毒，提高免疫系统的能力极有价值，这是病人从致命的疾病中恢复必不可少的能力。在这方面，浮针治疗主要包括女贞、黄芪、女贞、人参、党参、白术和灵芝等中药，它的最新发展令人鼓舞，因为发现这种疗法“提高人体非特异性免疫力和增强淋巴细胞的功能。”17淋巴细胞在免疫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它富有前景的中药治疗包括海藻和山萝卜，据报道，它们能够消除肿瘤，从而为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患者带来希望。

　　很明显，三十多年前在美国发起的抗癌斗争已经失败。美国人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它包括“过去的三十年有1千万人死亡于可以预防的癌症”。1这种溃败的最终责任在于它生产了造癌的材料——大制药行业，这带来了日益昂贵、无效的药品和医疗机构，“它们的经济利益在于使疾病不致命，但不会完全消除之。这是一个为公共健康做出的重大努力被转化和扭曲为私利的故事，其代价是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黛芙拉·戴维斯(Devra Lee Davis)表示。1

　　然而，癌症是可以战胜的。用于疾病的早期检测技术的发展，关于食品营养价值和合适饮食的教育，污染控制，接受医疗机构的自然疗法和草药治疗，当然为防治癌症的斗争提供了一线希望。不用多说，接受自然药物对于1万亿美元的医药行业来说，可能是吞下了苦果，因为医药行业肮脏的利润建立于专利垄断的基础之上。

　　最后，美国防治癌症斗争的经验也应该给中国提供宝贵的教益，中国不应盲目效仿美国的卫生制度，认为美国的医疗技术是最先进的。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继承丰富的中医遗产，从而在防治癌症斗争中打开新的篇章。

　　注释：

　　1. www.tuberose.com: “Cancer”.

　　2. Cancer Issue: “Can Surgery Increase the Spread of Cancer?”, Health News Digest, October 9, 2009.

　　3. CommonDreams.org: “All level of Radiation confirmed to cause cancer”, February 14, 2008.

　　4. Yahoo! News: “Why does radiation often weaken your immune system?”

　　5.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Side effects of radiation therapy”, March 25, 2009.

　　6. Isaac, Tony: “Modern Medicine Versus Nature in Treating Cancer”, Natural News.

　　7. Chemotherapy.com: “Chemotherapy Side Effects”.

　　8. Bupa.co.uk: “Chemotherapy”, July 2009.

　　9. People Against Cancer.net: “The Failed War on Cancer”.

　　10. Marqusee, Mike: “Contending for the Living”, Oct/Nov 2009.

　　11. Healcancernaturally.com: “Cancer Business and the Cancer Industry”.

　　12. Szabo, Liz: “Prices Soar for Cancer Drugs”, U.S.A. Today, November 7, 2006.

　　13. Drugs.com: “Rituxan”.

　　14. Wikipedia: “Alkaline Diet”.

　　15. Caijing Magazine: “Cancer’s Dark Cloud Spread over China”, November 7, 2008.

　　16. Wu, Yashih: “Screening for Cancer in China”, Harbus.org, October 26, 2009.

　　17. Walters, Richard: “Chinese Medicine and Cancer”, Health world online.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10/22

旧文章ID：461

作者：胥志义  来源：共识网

　　一：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畸型的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比美国的0*4还要高。美国的自由经济主义占主流，二次分配的调整政策没有欧洲的幅度大，中国则基本上没有二次分配的调整。所以，抛开二次分配的调整不谈，中国的基尼系数也不应超过美国，为什么?

　　1，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资产收入，是其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发展，个人手中掌握整个国家的主要生产性资产，包括土地。绝大部分的生产性资产归个人所有，资产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出现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私有经济虽然获得高速发展，但全国生产性资产的总量中，国有资产仍然占据大部分，那些资本密集性行业，大多为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国个人手中掌握的生产性资产占全国生产性资产的比重，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少很多。大部分的资产收入是国家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而且中国的土地归国有，土地收入也是国家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即使中国现在已经允许资产收入存在，由于个人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占全国生产性资产的比重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大，贫富差距也不应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2，美国是资本技术输出大国，全球化给了这些资本技术获取更高利润的空间。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会带来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同时这种经济要素的流动，又会均衡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但在国家主权对市场进行分割，经济要素流动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可能被拉大。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铁幕”，阻碍了经济要素的流动，拉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最突出的表现是，人民收入出现高达十倍以上的差距。人民收入差距也是劳力成本差距，苏东巨变与中国的开放打破了这个“铁幕”，给了美国资本向劳力低成本洼地流动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因而这些美国资本可以获得比在本国投入更高的利润，美国的这些富人因此更富。同时，美国资本低成本选择的投资，潜在的减少了本国的投资，遏制了制造业的发展，缩减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可能扩大贫困群体。所以，打破“铁幕”是全球化的一个跳跃式发展。所谓跳跃式，一是封闭的时间很长，带来差距的巨大，二是封闭是在很短时间内解除，在封闭解除的最初一段时期内，必然带来拥有雄厚资本技术的美国富人更富，美国的贫富差距必然扩大(随着经济要素流动的均衡作用，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力收入即劳力成本也会提高，美国资本在劳力低成本国家的收益会出现边际递减，但在打破“铁幕”之后的一二十年，仍是美国资本的高收益期)。而美国基尼系数仍然没有超过0*4，比基本没有资本技术输出的中国0*5还低。(中国也有一些资本输出，但大多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资本输出，主要是为了取得资源，而且不是向成本低洼地的流动，不可能带来利润的大幅增加)

　　3，在市场经济中，大规模系统性新技术出现的最初一段时期，会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新技术与资本相结合产生的新产品，因其刚出现时的高价格，会使技术与投入此一技术的资本获得巨额利润(包括出卖技术的收益)，由此会迅速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近十来年的技术进步，莫过于信息技术的突破及其在实用领域的扩展，而美国在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应用过程中，是主力军，大部分的技术由美国创新，美国人因技术创新获得的财富比任何国家都高，但这只是美国少数技术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大部分的美国人民并不能直接获得这种收入，从市场逻辑上看，美国的基尼系数应该比任何国家高，但它仍然只有0*4。而中国并没有什么能够获得巨额财富的技术创新，和拥有创新技术的个人，基尼系数却超过0*5。

　　显然，上述市场与私有制经济中可以拉大贫富差距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国都不具备。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贫富差距，但绝不会比那些长期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高(不考虑二次分配的调整)，更不会比美国更高。我现在仍然找不出能够使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的市场因素和私有制因素，唯一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由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由权力带来的。这也是大多数国人的认识和现实。比如，我们有的网友搜索到，中国的亿万富翁百分之八九十是高干子弟，明显与他们的权力背景有关，还有众多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强势企业的结构等方面，分析出中国挣钱莫不与中国的权力和行政垄断相关，也证明了中国贫富差距主要根源于权力生成。(这种论述和例证很多，这里我不多言)

　　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产生的贫富差距，与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存在明显的区别，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是畸型的。

　　二：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合乎社会伦理

　　权力是一种强制力，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本身并不可能创造社会财富，如果运用强制力去获取利益，只是一种社会财富在社会个体之间的转移，是掌控权力者把他人创造的财富通过权力的强制力转变为自已所有，完全是一种压迫和剥夺，所以并不符合社会伦理。这种贫富差距也是产生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技术生成的贫富差距，是有人创新，有人没创新带来的贫富差距，创新者通过技术和技术产品市场获得比其它人更多的收入，无疑是合理的，因为由于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可使社会财富大幅增加，技术创新者获得的收入，是增加的社会财富，是广义上的按劳分配，所以由技术带来的贫富差距符合社会伦理，也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原则，这个可能争议不大。我们“仇富不仇袁隆平”，正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由资本利润生成的贫富差距，则存在争议。通常我们说资本利润是剥削工人所致，此议有赖具体分析。资本介入现代生产，是源于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可以使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提高，或者说，可以使社会财富呈几何级数增加。所以，资本利润，是由其参与生产，并因其参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的，资本利润是社会增加的财富中的一部分，因而是合理的。当然，现代工业生产，是资本，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的组织化生产，财富由资本，技术与劳动共同生成，要在资本，技术与劳动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可能不尽合理，资本利润过高而劳动报酬大少，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来促使其不断走向合理化，但并不是资本不能取得利润。显然，资本获得的利润比权力通过强制获得的收入更合符社会伦理。一个通过资本和资本经营获得巨额收入的人，即便他在企业的分配中利用资本权力，挤占了技术劳动的收入，使分配不尽公正，也与那些完全通过权力和暴力取得的财富，更为合理，更能为人们的认识所接受，其根本原因是资本收入是社会增加财富中的一部分，而权力没有增加社会财富，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

　　经济发展常会在地区行业之间产生差异，由此带来经济要素价格产生差异。商品匮乏与过剩，会带来商品价格差异，人口密度和利用水平不同导致土地价格差异;收入水平不同导致劳力工资或劳力成本差异;资本盈余或稀缺导致资本利润差异;技术水平高低导致技术价格差异等。要素价格差异推动要素流动，流动过程中也会产生贫富差距(要素价格差异带来获得利益的可能，而利益追求则导致要素的流动)，但这种经济要素的流动，可以均衡要素价格和要素分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过程，因而在其均衡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尽管这种流动并不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具有合理性。比如，美国资本技术向中国的流动，虽然使美国资本技术因中国的低劳力成本，低技术水平获得巨额利润，却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技术瓶颈，可以大大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均衡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时，中国技术进步导致两国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中国人民收入揭高导致两国劳力成本差距缩小，则经济要素流动因价格差异缩小而趋缓，市场机制的均衡作用得到实现。所以，通过要素价格差异追逐并获得高额利润，正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均衡作用的动力，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必要的。

　　其实，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比贫富差距的大小更重要。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因其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与权力建立在强制基础上产生的贫富差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同样的贫富差距，由于生成的根源不同，带来人们对其的认识不同。香港的收入差距也很高，基尼系数也超过0*5，但它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是推动世界经济要素流动的一个中心点，有独特的经济特点，其贫富差距主要生成于一部分人在全球的资本运作和商品交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0*5并未受到过多的指责，也未产生大太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5，则成了中国产生动乱的根源。中国人不是“仇富”，而是“仇权”。

　　三：不同性质贫富差距的不同特点

　　1，贫富差距生成的根源不同，导致人们的行为取向不同。当财富可以由权力生成时，人们便去追逐权力。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争夺，就是权力能够带来财富，以至于这种争夺充满血雨腥风，但权力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人们绞尽脑汁去争夺权力，无法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相反，绞尽脑汁争夺权力，对绞尽脑汁去创新，用经济学上的一术语来说，具有“挤出效应”，所以必定遏制创新，使社会停滞不前。曾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在美国硅谷，只要有人在路上说一声我有创意，路边的树上立刻就会跳下七八个投资者，争相投资。而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权，就会门庭若市，不是有的厅长局长，向他送礼还要排队吗?这是什么差别?体制?文化?又会带来什么差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当民主制度不允许权力通过强制力获得利益时，人们要获得财富，必须走市场经济的三条途径，即创新，积聚资本，推动经济要素流动，这三条途径，在上一节中已作分析，都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利。所以市场经济中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可以转变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

　　2，市场经济虽然会产生贫富差距，但市场机制本身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某一产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时，其它资本就会涌入，从而会降低先入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劳力工资很高时，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劳力就会流入这一地区和行业，从而遏制这一地区和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同质劳动的收入趋于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包括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收入一致;等等。市场经济的常识和实践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产生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在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自由的市场经济从产生贫富差距的那一刻开始，同时也内生一种均衡机制，它通过经济要素的流动和价格的变化，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差距，同时通过市场均衡机制的作用，又会缩小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本身就是推动经济要素流动和价格变动的原因，也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原因。社会就是在这不断产生贫富差距又不断被缩小的过程中发展。而且经济要素包括商品，生产要素，信息的流动越通畅，越迅捷，越广泛，贫富差距的缩小越快。按照这种市场机制均衡作用的机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内，经过市场机制的长期作用，贫富差距虽然不能被消灭，却是可能逐步缩小，而达到一个合理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虽然有扩大贫富差距的各种因素，如个人拥有巨额资本，有一批拥有创新技术的个人，以及世界上还有一大批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给了美国资本技术拥有者发大财的广阔空间等，但它的基尼系数还是只有0*4，如果美国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更大一点，这一数据还会降低。而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并不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民主制度具有调节功能，但民主制度也无由权力产生贫富差距的可能)。权力的垄断和强制，使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具有不可改变，固化和持续升高的特征。最终会逼迫社会走向动荡。

　　3，权力取得的财富，由于来源于权力，使用这些财富，会导致生活的奢侈化。通过权力取得财富的人大部分不会积攒财富，并把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投入生产。在工业经济初期，资本的积聚对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缺乏资本的社会，是不会获是快速发展的。而在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中获得财富的人，大都明白资本的作用和意义。大部分的资本家并不过份追求生活的奢侈化，有的在发展初期甚至于节衣缩食，由于他的发展需要资本。一个处于发展期资金捉襟见肘的人，怎么可能去奢侈呢。或许在发达后并资本出现盈余时，可以奢侈一下。但对财富的爱惜，多数资本家高于胡作非为的弄权者。中国还处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初期，还要引进外资，奢侈品的消费及奢侈生活，奢侈建设，却令世界侧目。这一方面反映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来源于权力强制，大容易了，不知爱惜，另一方面将使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没有大量资本投入进行设备更新，进行技术研发，进行市场开拓，中国将可能永远落后。所以，即便美国的贫富差距与中国相同，但美国那些富人的财产大多是生产性资产，或一旦有技术突破，就能迅速进入实业领域的资本准备，而不象中国的有钱人，忙于买房，转移国外等等。中国经济，前途渺茫。

　　四：结语

　　其实，合理的贫富差距并不可怕，因为差距是发展的动力，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差距的社会能获得发展。人往高度走，水往低处流，没这高低之差，人还能走，水还会流吗?关键是要使这种贫富差距的生成符合社会伦理，并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贫富差距的合理化比贫富差距的大小更重要。中国现在主要不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是贫富差距的合理性问题。当然贫富差距大太也不好，但只有在贫富差距走向合理，即真正由市场经济而产生，我们才可以通过二次分配的一些调整来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企图通过改变市场经济来调整。因为正是我们的权力没有从市场微观活动领域退出来，才使中国的贫富差距畸型化。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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