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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误解,开启美中关系新“回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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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7月下

  布鲁金斯学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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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在清华校园公开演讲。我不是清华校友,但是清华对我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24年前(1990年),在我撰写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期间,曾在清华做了几个月研究,主题是中国技术专家政治精英的崛起,我以清华为案例。12年后,在2002年,清华培养的技术专家在中国政坛占据了领导地位。

  8年前的2006年,我跟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访问团来到这里,庆祝布鲁金斯-清华中心的成立。当时带队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他自2003年起受聘于清华,主持清华EMBA的“全球领导力”项目。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布鲁金斯学会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这说明布鲁金斯学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中美关系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双边关系。当时,中国的崛起还只是一个预测,而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

  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是两国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造成的

  目前,中美关系不在状态。甚至有人说,中美关系正在恶化,尤其是南海、东海紧张局势升级,以及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等事件之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促进两国的建设性关系。

  我和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们一样,都很珍惜此次与中国国内交流的机会。我要说的中心观点就是,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或战争,归根结底是由于误解和误判,而不是由于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是国际局势的演变。

  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误解,外交政策就会有所偏差。我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要合作,不要对抗,抛弃零和思维——是真诚的、富有建设性的。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一样。拉里·萨默斯出任奥巴马经济顾问的时候曾说,美中两国未来共同繁荣,或者双双失败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象的;一方繁荣,另一方失败的情形却很难想象。我认为不少美国人会同意他的观点。

  造成目前紧张关系的还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两国间的威胁论被放大。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改变的方面。最近一项调查表明,87%的美国人民认为在军事上,中国是美国的一大威胁。相应地,绝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美国会是中国崛起的头号威胁。第二,两国的政治利益团体多元化。第三,中美关系一方面受到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此外,决策上的矛盾和不一致同样加深了两国的误解。比如,中国领导层常常表示,中国的重心始终放在国内事务上,但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南美、亚洲地区的国际事务上参与渐多;中国领导人常说,会延续邓小平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但最近又提出,中国应该奋发作为;中国领导人常说中国并不想把美国赶出亚洲地区,但现在又说亚洲事务应由亚洲国家来决定。而美国领导人恰恰担心亚洲会“去美国化”。

  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中国自己的看法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愈发强势甚至黩武,这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相反,中国国内却认为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处于守势,而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民众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是一大成功,中国在中美俄关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冷战时期,美俄关系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要好;如今,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却比美俄关系好。因此,中国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与欧洲国家有着多重经济纽带。中国在非洲和南美地区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中国认为美国力所不及,在全球一些地方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但美国却并不十分担心中俄关系紧密、步调一致。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迟早会更加重视美国,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许多中国学者和媒体认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据我观察,很多美国人已经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无论他们接不接受,这是事实。不过美国人并不指责中国,他们主要责怪美国政府没有尽到职责。中国人总认为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我在美国很少听过如此论调或阴谋。比如在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的事件上,我在美国接触的人中从没听过有人说这是正确的决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决定糟透了。再比如,中国担心体制西化,政治和平革新,但是在美国,没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全盘采用西方模式或者美国模式。还有,中国认为美国总是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提出批评往往是善意的,因为恶意的种族主义者会认为中国不配拥有人权和民主。现在美国的做法,恰恰是出于对中国的尊重。

  如何避免误解?更加重视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中国的孔子学院最近受到一些美国教授的批评,我并不是其中的一员,但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中国没有很好地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制度。我们应该鼓励多领域交流。

  此外,我还认为中国谈论核心利益很多,但谈论核心价值不够。如果中国想要与外界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这一点是需要改变的。就像美国有美国梦,中国也有中国梦,但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国家的美梦,不应该是另一个国家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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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国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处于动荡之中。两国目前遇到的难题或者说威胁是跨国界的,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经济危机、种族和宗教问题、难民问题等。在如此背景下,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以上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只要中美两国能够朝着共同的目标合作,就能更好地控制问题。而如果国家目标不一致,要控制问题就困难多了。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军事强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能源消耗最大。两国如果携手合作,将更有能力让世界更美好。当前,美中两国关系存在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两国在许多领域的联系空前深厚。比如,美中在教育、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对话也颇为频繁。这样就全球议题进行制度化的双边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是有益的。

  但美中关系处于大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因素让两国关系受到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亚洲的海上争端。两国在海上争端中的动态和言辞,影响了一方对另一方战略和动机的判断。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战略和动机不友好,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一点需要两国尽力改变。海上争端的紧张局势会影响到美中两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比如反核、反恐等问题,事情就更难解决,后果也就更为严重了。

  再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十分重要,但政治角力无处不在——美中两国总要看看对方是否真的将节能减排落到实处;世界其他国家又要看看美国和中国——两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加超过全球排放量40%的国家,是不是都率先在节能减排上作出了贡献。所以,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必须合作。美中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性质,可以代表美中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性质——美中合作十分重要,两国至少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两国该做什么?当前美中关系似乎在走下坡路,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美中应该总结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也曾面对挑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稳定局势,建立增进两国关系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两国政府内应该建立可靠、互信的沟通渠道。两国政府应各有一位专门指派的高层领导,在两国关系上负责沟通联络,明确两国关系的未来图景,让一方对另一方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有所准备,加强互信,感受到对方对增进两国关系的诚意,并了解其原因。

  我个人希望,两国领导人在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的单独会面之后,能够就建立两国应有的、广泛的建设性关系发表声明,为两国关系制定基于互信的积极框架。这种互信需要建立在广泛对话的基础之上,两国领导人才能更有信心推进美中关系。(眼下的)问题就在于,美中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高层沟通渠道,两国需要再接再厉,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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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需把握)三点。第一点,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现在都在进行重要的经济转型,应该强调的是,双方的转型具有互补性。当前美中两国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种有益的经济均衡。从美国方面看,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消费急剧上升,而这些消费大量是由借贷刺激产生的。现在看来,这些由借贷产生的消费都是不可持续的,家庭依靠借贷消费、政府也靠借贷消费,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诱因。所以美国的经济转型,旨在刺激家庭更多储蓄,使政府偿付更多的债务,通过这些使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是美国经济的一面镜子(刚好相反)。以往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出口,近年来中国经济大量依赖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中国工厂在“铺大饼”。中国家庭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也在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债务急剧增加,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投资,同时消费严重不足。目前中国的挑战就在于要一方面保持这种投资,同时也要促使家庭消费的增加,正如美国政府之前所做的。

  第二点,随着两国经济的转型,美中两国产生的交叉投资,即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就变得相对更重要。随着世界贸易协定的履行,两国之间出口重要性在增强,但这并不代表两国之间的投资额会一直增加。不过,加强两国之间的投资将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为什么投资会增加呢?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公司正在逐渐的全球化,他们的实力很强,但现在,中国国内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过度投资,所以很多中国公司在国内缺乏机遇,自然要寻求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持续增加,在香港的投资就是一个例子。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首选的投资地点就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投资了美国的很多行业,一些美国地方政府也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其中有很多高水平的交易,如工行收购了美国一家银行,虽然所有的这些交易都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允许之下进行,但投资美国对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大的诱惑。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会发现这一局面没有什么深入的进展。虽然中国的计划经济改革缓解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紧张局面,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性的部门,但仍有一些行业部门是禁止外资进入的,特别是在服务性行业,如金融服务业、物流业、电子通讯业、矿业以及一些农业领域等。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多少美国企业对中国有更进一步的投资。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出口国,世界投资总量的20%来自于美国,当前美国正在启动一项50000亿的海外投资计划,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所占的比例只有1%。所以中国还有很多封闭的行业,应鼓励大量资金从美国投向中国,这既对中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有益,同时也有益于美国企业。总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逐步增加,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却在下降,这种不平衡的投资关系表明,中国当前还没有充分把握住发展的机遇。

  第三点,我要表明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中国正在逐步解除对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逐渐地开放一些服务性行业,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资金正在流向这些行业。美国基本上是很开放的,中国也可能开放更多的行业,当然这也要制度化地去实现。双方通过协商构建双边贸易,这就需要双方加大开放力度,虽然不能很快实现,但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和美国之间会构建一种更深层次合作的制度基础,正如TPP协议那样。总之可以说,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无法排除中国的,中国当前正在从事的地区经济发展计划也需要美国的参与。

  无论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是什么样子,通过双边投资条约,确实可以为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美中两国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改革,本质上就是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回暖期。美中之间的合作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尤其是通过相互投资,为两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必须强调的是,美中两国的经济转型,通过相互开放投资,会设定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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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现在的这些重要事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讨论。距苏联解体或冷战结束已有约二十五年了。与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经历的根本性变化似乎更少些。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韩国、俄罗斯,都在以多样化的方式运用他们以前可能缺少的力量。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各方使用他们的能力,也许会加强而不是破坏和平。

  目前,伊拉克以及中东、中欧,都在发生冲突。与这些事件相比,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海上争端至少到现在还没有造成流血冲突和战争。

  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其初衷本是在加大对亚太地区重视的同时,保证各方享受到更多的繁荣与安全,保证维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地区秩序。然而,这一初衷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视,因为现在亚太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有些国家也对现有规则感到不满。这些都使亚太地区的长期前景打上了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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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美中关系与以前不同的是,中国有了区域性的兵力投送能力,并且也正在这样做。中国现在有了全球性的利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者,以及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大国。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已经缩小了。中国领导人宣称其战略是和平发展,或称和平崛起,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体制中是有其利益的。而在以前,世界体制基本是由美国创立、维持,并被美国所利用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会坚持和平崛起么?中国还在全球机制和规则中占领导地位么?美国的军事地位是否受到了挑战?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焦虑。在东海,中国将日本的行动解读为改变现状,并且采取了部署战舰等一系列措施。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军力,并准备在西太平洋用军事力量来解决纠纷。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现有制度之上进行改变:首先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关的谈判,这一点体现出中国试图改变美国所建立的跨太平洋体系;其次是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宣布将为其贡献上千亿资金;三是亚信峰会以及上合组织;四是中国官员对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批评;五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以上这些行为中,并没有多少是值得忧虑的。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行为,反而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全球趋势。首先,我并不认为北京的这些行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威胁,既不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也不是对国际体系的威胁。其次,中国用强制力去解决纠纷,是与地区和全球趋势不符的。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成了中国遏制行为的受害者,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再次,美国会确保亚太地区现有的体制运转良好,以便适应和容纳中国的发展。第四,中国做的事并不全对美国构成问题。比如,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世界的需要,而并非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利益相关,世界贸易中的阻碍也应该被取消。此外,在伊核、朝核、俄乌关系等问题上,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必须共同应对。

  总而言之,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也不应加大与美国的对抗。如果能达到这一要求,对两国都有好处。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7/21

旧文章ID:413

贾庆国:国际事务中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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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庆国  来源:《世界知识》2014年18期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任以后,在外交上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从建构新兴大国关系到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从拓展“一路一带”的倡议到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强调“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的主张到“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这个背景下,正像有人描述的,中国外交好像也在从“韬光养晦”走向“奋发有为”。这些新的理念既体现出了崛起中的中国对理想世界的思考,也反映出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的现实。

  回过头看,我觉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提出的理念可以概括为“合作共赢”。2012年7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演讲时指出:“一个国家要想谋求自身的发展,必须让别人也发展;要谋求自身的安全,必须让别人也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我认为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总体看法。这个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认为国与国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合作共赢的关系。

  合作共赢是我们认识新一届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和如何处理我国对外关系的看法的起点。正是从这个理念出发,习近平提出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中美迟早要对抗,甚至兵戎相见。习近平显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中美两国尽管有着众多分歧,但也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努力,管控冲突,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念,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加州成功会晤,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个理念出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和倡议。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不应该是零和游戏。所以习近平提出中国外交上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情,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要以“亲、诚、惠、容”的方式处理周边关系。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先后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和中巴横贯南北东西的南亚通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构想。

  还是从这个理念出发,中国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推动地区和国际合作,包括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意向包括东盟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是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又一个举措。

  还是从这个理念出发,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无论是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海洋通道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东问题、朝核问题,还是遏制气候变暖、控制传染性疾病蔓延、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都在试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积极主动,成绩斐然,受到世人的称赞,在为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认为也必须指出,就中国外交而言,理念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着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对新的理念的落实还很不到位。首先,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困难重重。习奥会以后,两国关系摩擦不断,一度还出现关系不断恶化的趋势。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落实在行动上。比如说,如果真的想落实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在具体问题上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朝核问题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在这个和其他问题上好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在海洋权益问题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突出,严重影响到我们为国内发展和改革建构一个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实现合作共赢,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虚假新闻?现在媒体上都在讲,周边国家在南海我们的地方打了1000多口井,每年偷走我们5000万吨的石油,这些不真实的数据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们充斥了我们的网络和媒体,甚至出现在领导人看到的文件里?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澄清一下事实的真相?为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对有关国家都有好处的想法得不到实现?除了有关国家的原因,我们自己有无责任?有争议的领土是不是核心利益?如果把有争议的领土也说成核心利益的话,过去我们签订的所有边界协议都是在有争议的领土上进行妥协才实现的,那不都成了出卖核心利益吗?有争议的领土是不是非得要通过武力来解决?有争议的领土通过武力能解决吗?

  中国外交的目标是什么?表面上大家都认为是为中国发展和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一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好像解决有争议的领土成了第一位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当前我们外交的总体目标是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不是去解决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中国的未来将会更好、更强大,在国际事务中更有发言权,解决领土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要落实好互利共赢的理念,需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智慧”是什么?是中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相互交流、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不断互动的历史上形成的产物。我认为,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它的要义是在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顺势而为、量力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还要“借力而为”。

  上面谈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对外关系理念就充分反映了中国智慧。这些理念为我们开展对外关系指明了方向,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落实这个理念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面对未来,我们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切切实实将上述理念落实到外交领域,为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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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谈“习奥会”: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做深做实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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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蔚然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地时间19日在华盛顿就下月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习奥会”表示,会晤基本点是进一步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深、做实、做好”,两国领导人见面并深入进行战略性对话,可以为两国关系确定大方向和积极基调,这种政治指导对于具体领域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月赴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崔天凯表示,会晤基本点是进一步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深、做实、做好”,在这一大框架内,中美需就气候变化、埃博拉疫情、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双边投资协定等全球、地区和双边议题进行讨论与合作。

  在提及会晤议题广泛性的同时,崔天凯表示,两国领导人见面并深入进行战略性对话,这本身就可以为两国关系确定大方向和积极基调,这种政治指导对于两国具体领域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去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崔天凯说,除了达成重要共识,会晤形式也颇有开创性,如会晤更非正式、更小范围、会晤地点风景优美,便于双方打开思路,是国家间交往和礼宾的创新。他向记者透露,可以期待本次北京“习奥会”在这方面也会有创新和惊喜。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目前正在访美,为新一轮“习奥会”铺路,他在波士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了“不打领带”的会晤,就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国际媒体普遍关注到这一远离首都华盛顿的新形式会晤。

  崔天凯就此表示,现在国际上有一种时尚,非正式会晤比正式会晤重要,不打领带的会晤比打领带的会晤更能谈问题,中美交往也有这种现象,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比如克里热情邀请杨洁篪去自己家做客,这种交往对于中美增进相互了解是有益的,在不同的氛围里谈问题可以启发一些新思路。

  总结中美提出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年多来的进展,崔天凯表示,总体而言两国关系稳中有进,虽然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和问题,但令人欣慰的是,双方总体还是本着建设性态度处理和管控分歧,在增进了解和信任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办法处理问题。

  他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探索过程中可能会碰到曲折,遇到困难也是正常的,关键要把它处理好,这样才能“后启来者”。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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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立如:“平衡”是中美新型关系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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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立如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世界格局也有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当美国在东亚争端中频频插手,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疑日益加剧,美国的亚洲政策到底是想再平衡各国关系,还是要压制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在未来会制衡,还是共同合作建立新秩序?该如何预见2050年的中美关系?

  解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世界格局也有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当美国在东亚争端中频频插手,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疑日益加剧,美国的亚洲政策到底是想再平衡各国关系,还是要压制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在未来会制衡,还是共同合作建立新秩序?该如何预见2050年的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做客《震海听风录》,就此展开对话。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我们知道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发展,一方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冲突日益上升。另一方面大国关系也日益的错综复杂。虽然不久以前,中美两国建立了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毋庸置疑两国的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还依然存在。

  最近在国际上流传的一种说法,就说现在在东亚地区发生的各种冲突,某种程度有点类似,整整一百年前,一战之前的欧洲。当然这种说法见仁见智,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一种讨论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在北京,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前院长崔立如先生,在美国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先生。而恰巧认为现在东亚的局势某种程度有点类似一战前的欧洲,包道格先生不久以前在他的一次演说当中也曾经提出,我们来看一下包道格先生怎么说。

  包道格先生您好,您之前说现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一战前的欧洲,为什么这么说呢?

  包道格(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现在离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一百年了,人们很自然地会进行比较,从东亚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见到了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轨道,就好像一战前夕的欧洲一样,事实上斐迪南大公就是被塞尔维亚的一个民族主义者杀害的,凶手表达了自越来越狂热的情绪,和我们现在在亚欧所看到的情况类似。

  第二,这个地区也在经历着力量的变化,崛起的中国越来越接近,已经在大国位置上坐了很久并且从二战后就在这个地区自由来去的美国,两国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和1914年时欧洲大国关系,现在和1914年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冷战中也有一个重大的经验,那就是利用核武器的威力来阻止冲突的大规模爆发,因为核冲突本身的威力,就让人望而生畏。第二,在东亚崛起的力量中,有些国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中国却从未试图去建立盟友体系,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说,也和1914年两个国家联盟试图对抗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邱震海:崔先生,您同意包先生所说的话吗?一边是民族主义抬头,一边是国家力量的变化,这两个因素都需要进行考虑。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我基本同意,我想大家都会进行比较,我也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但我同意两个时期的不同点多余相同点,力量变化是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造成目前这个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重大历史转折中,在则个转折阶段,已经建立的秩序有某种程度的动摇,其中一个就是力量结构的变化。冷战之后的国际结构是以美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制度,越来越往多极化方向发展,而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往多极化方向发展成为一个多极化的结构。当然,这只是一个转折的阶段。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多极结构但我们正在往那个方向转变,原因在于我们有了更多的力量中心,更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美国的力量相对有所削弱,就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也在逐渐从过度扩张的区域撤出。

  另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让世界的力量结构更为分散,同时,主要力量和很多国家之间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两种趋势,力量的分散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复杂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来,甚至是混乱。还有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也暂时没有答案,因此,政府官员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太清楚如何来制定政策,比较摇摆。

  邱震海:包先生,在我看来崔先生好像比你更悲观,您认为呢?

  包道格:我们已经经历过美国相对削弱而力量结构变化的时期,我们很快就会做出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局面。比如越战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有所沉寂,还有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长达十年之久,但从未想清楚,如何来运用这样的力量。我们尝试过不同的方向。我想从2001、2002年左右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力量平衡,比如印度,就同时和北京、莫斯科以及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其他地区的国家也同样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这样就不会卷入国家交往单一非常被动的地位,而是时刻都能保持主动。这个力量平等引起的反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崔立如:我想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首先我同意道格现在说的力量平衡,这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国家关系这是在多级结构下的国家关系。同时我们还是将美国看作唯一的超级大国,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力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美国也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担任相对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对的。但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我不觉得所有正在崛起的国家都准备好迎接新的位置了。他们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需要学习和适应,我觉得现在还处在适应的第一阶段。

  邱震海:好的,崔先生多次提到中国美国和主要国家的力量变化,现在我们稍事休息,之后请包先生就此作出回应。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从中美两国,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请来中美两国两位顶级的智库的专家,我们称之为中美两国顶级智库专家的可以称之为“巅峰对话”,讨论一个既现实又抽象的问题。刚才第一部分我们从相对比较抽象的开始,冷战结束24年来,现在国际秩序似乎在动摇,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了。所以被两位专家称之为权力转移的过程,正在出现。而这个权力转移从谁转移到谁,是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还是怎么样,这个未来的世界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尤其这两个主要的大国之间,虽然已经建立了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矛盾结构性的矛盾尤其是中间的战略不信任感,还是无处不在。所以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跟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的两位顶级智库专家进行讨论,看看这个问题如何从理论走向现实。

  崔先生,包先生你们好,说起力量变化,美国和中国是两位主要参与者,所以现在看上去,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或者新的世界秩序,完全取决于这里两个主要参与者。尽管两国在经济互相依存,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坦率说,两国在战略上的不信任在不断升级,全球和地区的力量变化,触发了各方的矛盾以及第三方冲突,那包先生您认为两国间的冲突,将何去何从呢?

  包道格:见证中国与其邻国关系的恶化,我们对于如何填补我们期望中的中美关系,与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鸿沟表示担心。所以奥巴马总统去年才邀请习近平主席去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会晤,也希望能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北京APEC会议的间隙继续对话,所以最高领导们都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要是让军队去管理这些争端,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如果让官衔更小的官员去解决他们就会鼓励民族主义的抬头,具有战略远见的领导必须将这些东西进行综合考虑。

  现在美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中国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举个例子,南海的九段线中国对其的定义一直含糊其辞。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认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很有野心,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地区艰难维持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说,中国的目标也许很合理,能够坐下来谈判,这样这个地区可以继续维持和平繁荣的局面。就是在这些地方会引起怀疑和不信任,我们必须好好对对方,解决清楚长期目标。

  崔立如:在中美维持了三十年的关联结构之中,我并未看到有什么深层次的改变,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和新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搞不清楚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这些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情况,在中国看来,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将在这个区域扮演什么样的建设性角色。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一而再地重复说欢迎美国在这个地区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我们会采取积极的政策和态度。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亚洲的地区性事务,国家之间仍然不时爆发出一些冲突,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很重要了。但还是像我之前所说的,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很多都不清楚也不确定,理解和信任成为两国之间的重中之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更为坦白和率真,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包括道格刚才提到的九段线,我觉得是一些不清不楚的东西,导致现在的错误认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邱震海:双方的事态都有不同寻常的扩大,对吗。包先生,您之前提到过你很担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诸多事端会慢慢导致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两国之间急切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去疏导这种所谓的战略竞争变成一系列避免冲突的政策。坦白地问一句这可能吗?如何才能做到呢?

  包道格: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也需要领导的远见。我的一生见证了俄罗斯崛起,成为美国的挑战,赫鲁晓夫扬言要埋葬美国,我们也看到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的崛起等等,美国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很多人都非常害怕日本,会给美国的未来蒙上阴影。今天,我们又遇到中国类似的情况,不是说中国在很多地方没有日本和俄罗斯重要,但我们遇到的现象是一样的。不管新闻、政治或工业利益上到底有什么说法,一切都是跟战略竞争对手有关。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领导力,将这样的竞争疏导到有建设性的管道,那么大家都会变成这种情况的牺牲品。

  崔立如:所以国内民族主义抬头的压力非常大,另一个因素也雪上加霜,让这些事情更加严重。因为所有这些国家的国内都在经历一个转折期,中国的情况是很明显的,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美国也是一样,于是高层官员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因此这个时期的领导力必须要强大、坚定、迎难而上。让所有国家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邱震海:第一部分我们谈到2014,1914,第一次大战一百周年有许多的相同点,有许多的不同的点,不管怎么样两国关系要向前走,权力的转移必须很平缓的过度。但是理论上说说容易,一到实际问题就非常难,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两个国家,还充满了一种巨大的不信任,而且除了两国之间的双边的不信任和冲突之外,坦率地讲,这种不信任和冲突也蔓延到第三方,第四方乃至第五方,所以有学者提出“代理人冲突”,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在华盛顿和北京请出二位学者。

  崔先生和包先生你们好,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以及南海的争端,有的学者称之为第三方“代理冲突”,我必须要坦白说有时候中国真的很不信任美国,我并不是代表崔先生在说,而是我的个人观点,有时候中国认为美国就像中日矛盾和南海争端的幕后黑手。你同意吗?或者说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包道格:我从很多中国人那里听到过你的这种说法,包括分析师学者和普通民众,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进行调整和平衡是想压制中国,或者对中国施加压力。我对调整和平衡的理解并非如此,但我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会想这么说,因为美国特别是华盛顿在讨论的时候提了很多军事字眼,听上去的确是致力于压制和把控的。但我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避免代理冲突或二方冲突,将让两个国家身陷囹圄。我回头去看冷战时候的代理冲突,常常是双方比如相邻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内战,外部力量提供必要的支持,直到斗争结束。而在亚太地区,我看不到这种代理冲突有什么潜力,仍然会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再加上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或者会演变成一种非传统的新形势。

  邱震海:崔先生,您的看法呢?

  崔立如:这一点上我同意包道格的说法,我不同意“代理冲突”这一提法,我觉得关键字在于平衡,美国的亚洲策略说的是调整和再平衡,但我觉得关键字就是平衡,这是多极世界中,各国关系的显著特点,中国强势崛起,美国对此有些紧张,认为持续的猛烈势头可能会挑战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统治地位。

  邱震海:你们如何预测2030年或2015年的中美关系?这是非常抽象和非常幼稚的问题,但我很想知道你们两位的想法。

  包道格:我想先说。

  崔立如:就我个人来说,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我们在这个过渡时期会经历一些困难,我觉得在中国的崛起势头之下,民族主义也在抬头。美国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也对崛起中的中国感到紧张,双方都在调整其政策,特别是针对战略竞争比较集中的亚太地区。但长期看来,根据双方历史经验和今天领导层的远见,我想中美关系一定会很好的,会向合作的方向发展,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邱震海:包先生您也这么乐观吗?

  包道格:我也保持着合理的乐观态度,但我觉得未来主要还是要看中国会发生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恢复,更为能源独立,我们这边在进行很多努力,财政赤字也在减少,所以你们所看到的很多美国内战问题都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渐变好。我们在往非常乐观的方向前进,中国的未来仍然无法确定,中国能不能摆脱中等收入的困境,继续将中国八亿人的财富平衡到全部人口中,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保持强劲的内部增长,这些都会对未来中国处理与美国关系以及维持政治稳定有重大影响。

  邱震海:好的,那就让我们保持对未来的希望,不仅是对这个世界也是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参与者。非常感谢北京和华盛顿的两位先生。

  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如何发展,确实刚才我们讲到,需要两国领导人的智慧,里面有很多抽象的层面,两国一战和目前一战百年到现在的异同点的比较,尤其是所有我们现在经历的,在历史上都找不到任何的先例需要两国的精英,尤其是两国的领导人有很高的智慧,高屋建瓴。同时又很现实地现实主义的精神,来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希望我们今天的中美两国智库的巅峰对话对您未来的思考有所帮助。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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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基建缺口为中非“双赢”带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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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婷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随着中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增强,却引起了不少西方国家和个人的担忧和质疑,“新殖民主义”等批评声近几年来不绝于耳。

  “我认为‘新殖民主义’一说有失公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政治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迪加姆(Deborah Brautigam)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布罗迪加姆表示,非洲也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从原材料出口国转向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的层面发展。非洲政府有责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相关政策,这些责任绝不应该让中国等其他贸易伙伴来承担。但她认为,非洲基础建设的缺口也为中国投资带来了机会,最终将带来“双赢”的结果。

  布罗迪加姆著有《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该书在2011年被翻译成中文。她曾是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顾问。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中国近十年不断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不乏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也引起西方社会质疑,你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扮演的角色?

  布罗迪加姆:我认为外界对此存在许多误解。中国自80年代起就开始在非洲开展投资、贸易往来,并且进展迅速。中国看似是非洲的新来者,但事实上早已经验丰富。通过长时间建立起的关系,也使中国在非洲享有很好的信誉。但快速的扩展也会引入许多新进中国企业,他们尚缺乏经验,文化冲突便难以避免,劳工关系便是突出问题之一。中国企业并非不乐意雇佣非洲当地劳动力,这通常是双方期待不吻合而造成的。非洲人民青睐于欧美企业的劳工标准,并希望工会能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中国在非企业并不适应工会这一形式,这也是导致冲突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中国政府应助以一臂之力,比如他们可以将非洲劳工法翻译成中文以便雇主正确理解。中国也在非洲设立了许多商业协会,为新进中国企业普及知识,中国企业也可以聚集在一起,诉说在非洲遇到的各种困难,为彼此排忧解难,并在今后以更负责的姿态在非洲开展业务。但政府并未要求所有在非企业加入此类商业协会,因此这些企业可能会存在不足。

  日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放缓,而发达国家有所复苏,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非洲是否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引擎?

  布罗迪加姆:非洲的确在增长,驱动其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外界对原材料需求增加。但经济学家称原材料并不是唯一因素,非洲普遍都在不断发展。长期以来,非洲国家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目前他们度过了危机,而危机后的增长总是更为迅速,对于基建的投资也大大推动经济增长。但我认为非洲要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仍需要一段时间,目前还无法企及亚洲各国的发展水平。因此中国必须继续扮演经济引擎的角色。就非洲而言,他们需要促进消费,这将有利非洲的今后发展。

  日报:中国正在逐渐丧失人口红利,而非洲则具有这一优势,你如何评价非洲的未来发展前景?关于结构改革,非洲国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进行转型?

  布罗迪加姆:非洲的确具有人口红利,而只有通过快速推动就业才能更好发挥这项优势,这也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基础建设。世界银行建议非洲每年应在基础建设等方面投入930亿美元,但目前他们只投入了400亿美元。这个缺口就给中国提供了机会,如果中国希望在非洲进行投资,就必须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于是中国就能够为非洲提供资金以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银行可以为发电机、电信、公路、桥梁等建设提供贷款,每年来自中国两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达到60亿到70亿人民币,这大大推动了非洲基建,中国在非企业也能大力发展业务。基建的完善也会最终带来“双赢”的结果。第二,非洲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埃塞俄比亚在这方面成绩喜人,他们吸引海外投资进驻其皮革市场,浙江某皮鞋制造商就是其中一员,运用非洲当地皮革资源,为非洲新增就业2000多个,并旨在打造一个皮鞋制造产业集群。

  日报:人民币今后是否会在非洲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布罗迪加姆:当然,目前中国已经在开展许多人民币结算的金融交易,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使其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分阶段稳步推进,而以人民币进行在非贸易就是这过程的一部分。

  日报:你对中国改善其在非洲的公众形象有何建议?

  布罗迪加姆:由于职业技术不足,大多非洲人民即使受到雇佣也无法担任管理层职位。对此,中国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加以改善。如果中国能够开展一项实习项目,为来华非洲学生提供在华企业的实习机会,并向其提供一定实习津贴,这也将使中国企业更加了解要如何同非洲展开合作。这个项目若能实行,必将产生极大影响力。

  每年6000个非洲学生只要有3000个能到在华企业实习,当其回到非洲时便更有可能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担任管理层职位。另一方面就是职业培训。中国在非企业常称无法在当地找到具备合适技术的劳动力,因此不得不从中国引进劳动力。其实中国可以帮助非洲成立职业培训机构,让中国人为其培训,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形象,也会促进非洲人民就业。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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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剑 徐秀军: 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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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剑、徐秀军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

原文请见: 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8/29

旧文章ID:376

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口号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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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立信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关系论坛

  不只是空谈

  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口号的危险性

  《外交事务》2014年10月9日

  作者:艾立信

  自2012年2月访美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大力提倡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了避免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发生冲突,奥巴马政府似乎接受了习近平的构想。在2014年3月与习近平会晤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继续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对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口号做出肯定回应,从此掉入了陷阱。奥巴马应该抓住下个月访问北京的机会把自己从圈套中解救出来。尽管一些美国官员认为政治修辞无足轻重,并且视习近平的构想无伤大雅,但是北京方面对此事的理解却大相径庭。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采纳导致中国一部分人大力鼓吹所谓的美国的弱势地位和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毕竟,这种提法赋予了中国大国地位,但却对其行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里所说的行为是指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盟友和伙伴感到不安的行为。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认可将中美两国的关系推向了危险的境地:间接地承认了美国的单边妥协,有悖于美国的外交价值观、原则以及利益。

  麻烦的是,每次“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被提及,美国所遭受的伤害就会加重一层。美国政府应当积极寻求修改这种提法,而非后知后觉地重复这种提法。美国应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坚持并提倡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给予中国相应的国际地位的同时,要求中国遵守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惯例,负责任地对待邻国,并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毕竟,中国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获得迅速崛起的。

  修昔底德陷阱

  出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迷信,“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对于中美两国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必将导致其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

  中国方面已经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提法发挥了巨大效应:习近平曾警告说,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中国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也宣称,这是“权力更替的铁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认为重塑中美两国的关系“植根于这种观察,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注定会发生冲突”,中美两国需要“对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相遇时会发生什么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给出新的答案”。

  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来避免必然发生的冲突这样一种提法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发展中美两国关系是极其危险的。可以肯定的是,希拉里、多尼伦,以及他们的继任者也许会理解这些,但是他们认为关注实际行动比外交辞令更重要。很显然,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就抱有这种想法,在2014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他提出“新型关系不是通过语言来定义的,而是通过行动”。中国领导人极为看中这种构想:“新型大国关系”反复出现在他们的演讲中,充斥着整个媒体,以及有关中美关系的公开场合。不加批判就接受这种说法会导致不稳定的局面:双方都错误地期望从对方身上得到不现实的东西,如果这种期望最终破灭的话,局势将进一步走向恶化。

  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内部甚至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思都还没有达成一致。一系列对政府官员的访谈显示,奥巴马政府给出的定义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在涉及中美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二是对两国的分歧进行建设性的协商管理。

  但是,北京可以意指很多事情。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曾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过理论性的解释:“政治上彼此相互尊重;经济上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安全问题上建立互信和信息共享;文化上相互学习、相互推广;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和睦共处。”

  然而,“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听上去类似于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和秩序,其中利益范围、零和博弈,以及大国例外论是主要的游戏规则。诚然,如中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所说,“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提倡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作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而且是“国际社会内少有和特殊的”大国所拥有的“利益和尊严”。不管中国领导人提出这样的概念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个概念本身看起来并不合理,它还会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带来不安。

  含糊不清的术语

  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暧昧态度似乎在中国乃至更广大的领域引发了误解,会让人们误以为美国的权力和政策正经历着剧变。

  首先,这个术语描绘了一个荒唐的画面——在画面里美国无力阐明自己的观点,不懂得如何坚守本国对于推动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见解——甚至进一步强调了所谓的美国衰退论。尽管是出于好意,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措辞有时候加剧了这种误解。奥巴马政府试图减轻中国的担忧的是对的,因为在中国盛行的观点认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虽然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第二,北京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解释似乎与一个假定联系在一起,即中国国力的上升必将导致权力的更替。这种观点纯属无知,首先,是对国际秩序根本性变化的无知,仍然停留在“强权即正义”的历史阶段。其次,是对美国实力和优势多元化的无知。放任“大国关系”以及“平等”这样的术语在双边关系领域盛行会导致这样的政治观点在人们的头脑里生根发芽。

  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放缓,随着国内社会的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的前景并不明朗。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和军事的飞速发展使得很多中国人坚信,这种物质实力的发展一定会无限期维持下去。然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这种顽固的想法的结果是,中国不断地期望美国让步,并且不切实际地要求“平等”待遇和“空间”。

  积极的亚太观

  中美关系是如此的重要,决不能由植根于十九世纪犬儒主义的口号来主导:即两国应该做出史无前例的努力以避免战争。在二十一世纪,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应该在建立在对等的、双赢的体系之上,这种体系所涵盖的规则条例既适用于大国也适用于小国,大国对这种体系报以支持的态度。强权绝不再代表正义。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需要立刻采用一个明确的、互惠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积极的概念来取代“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的原因,这个新的概念给予中国的国际地位应当与中国对国际秩序所做出的贡献相匹配。美国先前曾提出过类似的概念,最明显的是2005年布什政府曾呼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这种提法不仅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还明确地为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地位指明了道路。

  从现在开始,美国的政策和术语应该以中国渴望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会员作为基础,为其设定对国际体系和公众利益不断做出贡献的目标。美国政府必须强调,要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国,中国政府必须遵守自己的黄金法则,用“己所欲、施于人”的方式来对待别的国家。与弱小邻国的纠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所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在实践中的定义。

  为了避免让“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站住脚跟,美国政府应当立刻停用这种说法。如果美国政府确定要使用这个术语,则必须给其一个强有力的、明确的定义,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美国应该叫停中国目前的某些行为——对其邻国的施压,打压美国盟友以及破坏国际秩序的明显意图,这些行为不仅有悖于美国的利益,同时还与中国所渴望的大国地位背道而驰。

  最后的机会

  值得肯定的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在意识到中国政府正掌控着话语权后,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中国的某些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政策,明确重申支持《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谴责中国2013年11月在东海设防空识别区,并且空开质疑中国的明显扩张性的南海主权诉求。

  这些强硬的措辞值得褒奖,但是还不充分。如果不给于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美国所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将沦为一纸空谈。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当局并没有就此明确提出过正式的战略对策。作为第一步,美国政府应当立刻对亚太地区的前景做出切实具体的剖析,并分析中国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为了能对美国的行动做出指导并且表明决心,这些都应该以正式的政策文件的形式来呈现,通过克里或奥巴马本人的演讲来发布。

  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历史告诉我们,崛起大国的发展轨迹可以通过守成大国的行为和措辞来塑造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概念,美国政府应予以摒弃,用新的术语来替代。这个新的术语应该为崛起中的中国规划出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成为美国想要其成为的大国。对于中美关系更实际的展望,是发展成为积极的、志同道合的关系,让中国的行为看上去像二十一世纪的大国,这包括对国际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尤其是对其邻国采取负责任的行为。这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政府必须继续以身作则。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的亚洲政策与奥巴马的遗产直接相关。然而,目前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点正分散在其他地区。就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来说,是时候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了。

  本文作者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178/andrew-s-erickson-and-adam-p-liff/not-so-empty-talk

  翻译:贺蓉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旧文章ID:373

王鸣鸣: 奥巴马主义:内涵、缘起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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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鸣鸣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

20145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演,全面阐述其全球战略思想。从内容上看,此次讲演是在回应各种批评指责,宣示奥巴马政府继续执行调整后的对外战略的决心。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他说:美国始终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国家,上个世纪如此,下个世纪亦是如此。我们的底线是:美国必须在世界范围保持领导力。如果我们不能,没人能。类似描述频现于冷战后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的多种战略文件中,奥巴马的这一观点与他们一致。但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对外战略在指导方针、战略手段和资源运用上,又与他们有着重要区别。

  12年前,也是在这个时间和地点,时任总统小布什在演讲中指明了九一一事件后以反恐为中心的先发制人、强制民主、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两次西点军校讲演,代表着美国前后两种不同的对外战略思路。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一套新的对外战略方针,标志着奥巴马主义的诞生。其后几年,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如期进行,对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也表现出与冷战后各届政府十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说明奥巴马主义渐近成熟。深刻剖析和全面认识奥巴马主义,不仅对把握今后两年美国对外政策具有实际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判断美国全球战略的中长期走势。

  一、奥巴马主义的主要内容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主义(doctrine)”一词常被用来形容国家领导人对外政策制订的指导原则,如门罗主义、戴高乐主义等。由于美国在全球的独特地位,二战后其历任总统的对外政策鲜有不被用主义相称的。但其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只有很少几个,比如杜鲁门主义和尼克松主义。由于奥巴马执政后的政策选择具有扭转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总体态势的性质,奥巴马主义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的2012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转变历史:巴拉克·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一书认为:坚定而又实用的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

  冷战后近1/4个世纪,美国对外战略总体上属于外向扩张型,指导思想是民主和平霸权稳定。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数千军人的生命和数万亿美元的代价,换来的是道德制高点的丧失和地区局势持续动荡。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受访的14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低于50%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使美国经济受损。这种内外双输的局面促使奥巴马政府做出战略调整,调整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低调务实、军事力量全球再平衡这两条线上。

  ()价值观外交

  与前任小布什强制民主的思路不同,自由、民主、人权虽仍是奥巴马对外战略的旗帜,但更多地强调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实际意义和美国的榜样作用,更注重美国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奥巴马政府淡化意识形态的务实外交在埃及政局变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20111月,埃及动乱伊始,美国即抛弃多年盟友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与带有伊斯兰激进主义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及继任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接触。穆尔西当选后,奥巴马承诺提供援助,帮助其实现社会经济改革。民选总统穆尔西一年后即被埃及军方罢黜,美国在表示谴责后不久便认可了政变的军人政权。美国短时间内对同一个伊斯兰国家内部的不同派别来回多次改变立场的做法十分罕见。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对此专门解释说:在埃及这样的国家,我们承认我们的关系植根于安全利益。但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支持埃及人民,支持他们改革的诉求。与此相似,当巴林发生什叶派大规模抗议示威时,美国立刻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支持沙特阿拉伯出兵予以镇压,很快平息了这一事件。巴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立足点,奥巴马政府不允许巴林落人占人口大多数但有反美倾向的什叶派手中。

  概括起来,奥巴马政府价值观外交调整的总原则有两个:一是不通过武力推广民主,二是在民主人权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时采取短期折中方案。在政策设计上,强调培育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产生的土壤,而不是急功近利、高调开拓。具体措施是:第一,将工作重点放在中产阶级和青年身上,造就大量具有民主自由意识的普通民众,而不像以前那样将希望主要寄托在上层集团。第二,用市场的方式,如设立企业基金、鼓励本国投资、促进贸易往来等,尽快稳定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根据不同国情,按需设计制度层面的帮助方案。例如,在东南亚国家帮助建立防灾减灾网,在社会规划和市民自治方面协助有关国家治理城市化弊病,通过解决基层组织的实际问题培育公民社会。第四,降低要求和标准,在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接触中留有更大空间和余地。比如,在与缅甸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承诺不再追究人权旧账,促使统治层立场松动,争取双边关系和人权状况双改善。

  总之,美国价值观外交的直接性、刚性减弱,间接性和柔性增强,属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所说的巧实力的运用。

  ()局部退出与全球再平衡

  收缩力量是奥巴马对外战略调整的总体方向,局部退出则是这一原则在重点地区的具体体现。局部退出又被称为离岸制衡,即美国避免直接卷入地区安全事务,减少前沿地面力量部署,利用海空优势支持符合美国需要的当地政府。奥巴马政府首先选择的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离岸,一个已经完成,一个正在进行。离岸的另一层意思是对新麻烦也不再直接和独自介入。比如在北约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行空中打击时,法国一马当先,美国只做保障,美其名曰背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先是划定化学武器红线,而当出现1000多人死亡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时,奥巴马先是将动武权交给国会,继而请求国会推迟表决,最后借俄罗斯销毁化武提议取消了拟议中的军事打击。对伊朗核问题和地区称霸态势,美国并没有像以前对待伊拉克那样一味高压、尽力遏制,而是表现出相当大的谈判耐心。对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也比较克制,等待欧盟的觉悟,绝不独自上阵。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的创立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撰文指出,奥巴马似乎在设计一种战略,对于美国来说世界各地发生事件的许多结果都可以接受,并没有某个特定结果本质上更优或者非要去实现。美国的利益在于重现自己的繁荣和世界其他地方所做出的安排大体上可以接受

  奥巴马政府认为,九一一事件之后,反恐让美国全球战略失衡,并导致对亚太的关注度不够,后反恐时代的全球战略需要再平衡。亚太与西亚北非情况不同。首先,美国并没有以反恐或政权更替的名义军事介入东亚国家事务。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比较完整的军事同盟体系。再次,亚太地区国家内部政治社会基本稳定。最后,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发展速度、与美国经济联系远超其他地区。因此,虽然再平衡最初是由《新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作为军事战略提出的,但美国做得最多的还是在外交和经济领域。在外交方面主要是造势,奥巴马先是宣称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继而在竞选连任成功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亚洲,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的表态和频繁造访也都显示出美国对亚太关注度的增加。在经济领域,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最具实际意义,与奥巴马战略转型最为契合的重要举措。在军事方面,美国最大的动作就是计划到2020年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5:5的海空军力部署调整为4:6。由于地区国家与美国军力对比悬殊,这一调整的象征意义似乎更大。所以,奥巴马政府初期高调宣传亚太再平衡的军事含义首先是给中国看,想借此影响中国的周边政策其次是给盟友和国内反对派看,让他们认为美国军事部署只是在调整而非一味收缩。从2013年开始,美国逐渐调低亚太再平衡调门。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F.Kerry)对国会表示,他深信扩大军事存在还不是十分必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军力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强得多

  奥巴马主义的抓手是倡导责任分担。在这方面,美国主要采取舆论先行方针,为今后进一步海外兵力和基地削减打好预防针。奥巴马明白,国家战略不能用撂挑子的方式调整,要给盟友角色转换以心理适应和物质准备的时间。2012年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认为,欧洲已经是安全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寓意不言自明。在亚洲,美国鼓励日本增加军费、放弃专守防卫、扩大集体防卫权、突破武器出口限制,力促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横向安全合作。这一切都符合奥巴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阐明的安全战略原则:这个世纪的重担不能只落在美国一国的肩上。拒绝设定超出我们责任、能力或利益范围的目标。

  二、奥巴马主义与美国综合国力

  通常情况下,一国对外战略态势从扩张转向收缩、外向变为内向的重要原因是自身力量下降或被其他国家超越,被迫做出调整,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奥巴马对美国战略的此次调整出现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严重金融危机和高额财政赤字的大背景下,难免使人认为国力衰退是导致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性调整的主要原因。然而,了解美国政学两界对本国实力的主流认知对我们把握美国全球战略转型的真正动因大有裨益。实际上,尽管遇到一些国内经济难题,特别是财政困难,美国决策层和学界对本国的实力地位还是相当乐观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军队举世无双,安全环境远好于冷战时期,经济在全球仍然首屈一指,工商业创造性独占鳌头,本土能源开发前景光明,吸引着更多的优秀移民,有着遍布世界的盟友。他认为,美国的这些优势是上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生产率最高的劳动力、最好的大学以及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我们的军队是世界有史以来最精良的军队,远胜于任何对手。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个可向各大洲和各大洋投射力量的全球联盟和伙伴网络。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12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过美国,考虑到综合实力和领导地位,到2030年,美国很可能仍保持全球实力第一的地位。

  我们可以怀疑,奥巴马、克林顿和美国政府文件的上述判断有鼓舞士气、增强信心的考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金融海啸以后,美国公众中认为中国已经或终将超越美国的人有46%,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人只有28%,认为美国已经不如十年前重要和有实力的人达到53%。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E.Donilon)所说:尽管美国人生性乐观,但总是对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担忧。每隔十年左右,就有新一波严重的悲观情绪席卷美国。”2008年前后,美国学术界的新衰落主义(new declinism)”一度十分引人注目,代表作就是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后美国世界》和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的《实力极限》。然而,其后几年,伴随着经济的复苏,美国学术界质疑衰落论的声音越来越多,包括约瑟夫·(Joseph S.NyeJr.)、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在内的学者都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奥巴马也从2008年随身携带扎卡里亚唱衰的《后美国世界》一书,变成2012年在电视镜头面前用十几分钟综述罗伯特·卡根(Roberl Kagan)《美国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否认美国衰落的主要论据。

  20103月,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发布了由新美国基金会的一批研究员撰写的未来十年十大预测。第一大预测是在下一个十年中,美国作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影响全球,尽管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但也折射出其不可多得的灵活性和高度适应性的特长。因此,下一个十年将会迎来第二个美国世纪,美国化趋势会在全球愈演愈烈。

  20121月,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外交关系协会会员、奥巴马竞选对手威拉德·米特·罗姆尼(Winard Mitt Romney)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卡根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文,力驳美国国力衰退的看法。卡根认为,美国国力仍是举世最强,只因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而被许多人误认为国力衰退或已开始没落。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都曾陷入严重而持久的经济危机。每一次,它都在随后的十年里实现了经济回升。相对于其他大国,与危机爆发前相比,美国最终都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地位,达到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高点。

  

  否定美国相对衰落论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对美国及其对手实力指标的研判。由于中美两国经济规模(GDP)在过去的20年间快速缩小(见图1),美国相对衰落并可能被中国超越的看法也大都源于此。而近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GDP不是衡量综合国力的最主要指标。兰德公司对综合国力的研究认为,三项相互联系的指标最能决定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财富、创新能力和常规武器能力。根据这个指标体系,经济总量(GDP)并不能正确反映经济实力,因为更大的经济体未必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当国家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富裕程度应该是国力的最主要指标。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奈曾指出,经济相互依存会产生国家间非对称脆弱关系。富裕国家可以用市场准入和经济制裁影响不富裕的国家,也拥有更多的资本投向经济创新和军事现代化。最早的综合国力方程创建者、美国国际安全学者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认为:对于国力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剩余财富”(人均GDP)。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由于人口较少,英国的GDP比中国和印度小很多。但成就英帝国的不是经济总量,而是代表其巨大经济优势的超出中印数倍的人均GDP2013年,美国人均GDP比中国高出约4.3万美元。与1991年相比,中美差距拉大了2万美元左右(见图2)。也就是说,历经了22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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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兰德公司关于财富决定国力的思路相似,2012年,欧洲学者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可能彻底改变迄今为止有关财富指标的研究报告:《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他们通过1990-2008年的数据,测算国家的财富规模并推导相应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认为,国家财富有三个来源:一是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二是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实物或生产资本),三是包括矿产、土地和渔场在内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本)。通过量化加总,学者们算出:美国的总资本几乎达到118万亿美元,远超第二名日本(59万亿美元)和第三名中国(20万亿美元)。这一方法的特点是,不但统计增量财富,而且纳入存量财富(如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状况)

  有美国学者通过比较中美人口结构的走势,分析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前景。按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在20年内将有3亿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到2040年,供养每个退休人员的劳动者将从现在的8人骤降为2人,抚养比率的这种变化会让财政负担超过GDP80%-100%。与中国情况相反,由于青壮年移民和出生率适中,美国劳动人口在今后的40年中还会增长17%,人口年轻程度在全球大国中仅次于印度(见图3),而且其养老体系完备、资金充足。美国政治学者马克·哈斯(Mark L.Haas)认为,全球老龄化不仅会延续,还会强化美国霸权,因为其他大国会因此而落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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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以来,美国页岩气革命改变了美国能源供应格局,低价能源加上高劳动生产率使得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在提升。2014年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成本过去十年出现大幅降低,甚至低于东欧国家。2004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比美国低14%,如今只低5%。照此趋势,预计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将反超中国。

  尽管美国决策层和许多学者并不认同美国衰落,但经历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后的美国的确面临冷战结束后前所未有的巨额联邦财政赤字。至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6.7万亿美元,占GDP100.6%,出现政府停摆、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的局面。奥巴马5年前开始规划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提出离岸制衡战略和裁减军费计划都是改善美国财政状况的重要步骤。

  但是,认为军费开支不堪重负导致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判断值得商榷。过去15年间,美国军费开支占联邦政府预算总额的比率一直在15%-20%之间,而医疗社保支出则占到45%左右。军费占GDP的比率一直在4%左右,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15%。根据奥巴马4万亿减赤计划,十年内国防开支要减少4950亿美元。2013财年,自动削减军费计划开始实行。当年国会拨款额比国防部申请额(5405亿美元)减少450亿美元,为4955亿美元。由于随后每年10%左右的削减额都是以这个申请额为基础,所以此后每年国会的实际拨款额都应该大致维持在2013年近5000亿美元的水平(由于申请额每年递增100亿左右,实际拨款额也会每年增加1.3%),直至2022年。因此,也可以认为裁减军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一次性完成,绝对数额今后十年只会略有增加,不会继续下降。从总体财政状况看,2013财年,美国年度财政赤字已降至68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4财年将进一步降到4920亿美元,相当于GDP3%,并能够在2015-2018年保持在2.5%-3.0%之间。而奥巴马上台时的2009年是1.4万亿美元,接近当年GDP10%。可见,过去两年,奥巴马政府的裁军减赤计划成果显著。

  如果说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收缩是迫于财政危机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财政开始转危为安的条件下,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局势出现恶化,该战略仍然未见丝毫回调或松动。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由于有综合国力和经济纠错能力做保障,奥巴马政府才会有既在全球收缩力量,又能够维持和改善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自信。

  三、奥巴马主义的缘起

  既然美国决策者对自己的综合国力深信不疑,领导世界的决心也未改变,为何要进行冷战结束以来最明显而且深刻的全球战略调整,推出所谓奥巴马主义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采取的扩张型对外战略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全球影响力,反而使其领导作用不断下降。这种实力和付出与影响力和控制力相背离的尴尬现象,迫使他们进行反思、总结和改变。

  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说:不是美国是否能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如何领导世界。在他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正确,战略资源(能力)允许,问题出在战略措施的失误。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历史表明,当原则和理念与效果和利益出现较大差距时,其政策天平就会向后者倾斜,在决策中融入更多实用主义因素。奥巴马战略调整要解决的是美国以什么样的方式、手段和角度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实际问题。

(一) 对战略环境的再认识

  在国家战略制定中,考虑因素除了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与战略措施以外,还有对战略环境的判定。简单说,就是在决定行动的因素中,不仅有目标和能力,还有现实。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失误的根子在于观念,即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普世价值来主持正义,需要一个领导者来维护稳定,唯有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可以满足这两种需求,结果导致对战略环境的误判和战略手段的错配。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1990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老布什总统指出,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事务中新纪元的开始在这个新世界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处于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进入下一个世纪也是如此。美国领导人认为冷战的胜利是两种价值观较量的结果。一个巨大的苏联阵营都会在自由和民主价值面前崩塌,那么在世界边缘地区取得最终胜利,救世人于专制独裁是美国的天赋使命。后冷战所开启的新纪元就成为一个推进意识形态战果的时代。民主和平、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成为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道德制高点和行为准则。25年间,从老布什经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发动或参与了六场战争。至奥巴马政府,后冷战时代25年,美国打了14年仗。而且美国人并不认为只是在捍卫本国的利益,每一场战争都是善与恶的较量,都与美国价值有关。

  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简单化使美国领导人非但认为价值是普世的,也觉得过程是普世的,不容易在国际事务中换位思考,甚至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与在阿富汗、伊拉克速胜和颜色革命让一个个专制政府迅速倒台形成对照的是,普世价值遭遇水土不服甚至是排异反应。在美国帮助和鼓励下,许多国家民众摆脱了专制独裁,但却没有享受到民主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生活,反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动荡和杀戮,甚至遭遇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于是在某些西亚北非国家,美国不仅没有赢得感激和拥戴,还不得不面对不同程度的反美、仇美情绪,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害就是一例。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承认: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看到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暴力动乱,人们不禁会对未来感到悲观怀疑。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谈及伊拉克逊尼派极端武装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时说:我们在伊拉克再次学到了代价很高的一课,将自己置于一个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的国家。我们没有全面认识这里的趋势和政治生态。

  究其原因,美国所推广的民主制度和自由观念植根于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但历史和文化无法复制和移植。例如,多元共存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现阶段的政治多元就意味着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去争夺一元化统治。对此,奥巴马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他说: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历史,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用我们的榜样来促进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价值。2013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他曾明确表示:推进民主进程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此前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表态。该讲话也被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为现代美国总统在道德上最为扭曲的一次讲话

  美国决策者不仅认为现实世界需要美国的价值观,也需要美国霸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保持和平稳定。在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迅速组织联盟发动海湾战争并在军事、外交、道义等领域获得成功。以此为开端,美国开始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克林顿提出以扩展民主为核心的接触与扩展战略,带领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其后任小布什在竞选中批评克林顿的战略张扬,曾提出收缩内敛的政策主张,表示要当一个教育与文化的总统。然而,九一一事件彻底将美国对外战略抛入早已蠢蠢欲动的新保守主义的怀抱,接触与扩展被推到强制扩展。新保守主义强调国际关系本质就是丛林状态,认为人类的良知、国际法乃至国际组织都是无用的,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因此,必要时采取单边方式进行军事干涉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与小布什的这种世界观不无关系。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竞选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其《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危机》一书中提出,冷战结束再次赋予了美国充当全球领袖角色的战略机遇,但美国错过了这个机遇,而且合法性和信誉摇摇欲坠,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前三任总统缺乏对时代精神的正确领悟

  正如奥巴马所说:我不只是想结束战争,而是想首先结束使我们卷入战争的思维,否则我们在这个非传统威胁的世界上是不会安全的。他所要摒弃的战略思维就是小布什政府依靠超强实力独自领导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观。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中引用托马斯·杰弗逊在1815年所说的一段话,准确反映了他自己在运用美国力量时的指导思想: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着权力的增强而增长,以使我们意识到,权力使用得越少就会越强大。

  在美国学术界,霸权稳定论美国治下的和平一直存在,成为美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的理论基础。其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开放的带有丛林特点的国际秩序中,最好有一个单一霸权力量在军事和经济上发挥作用。军事上,它能够稳定重点地区局势和保护全球公域经济上,通过开放本国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向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和储备货币霸权稳定美国责任让美国对遍布全球的超过50个国家承担安全义务,由美国支付人员伤亡和财富消耗的成本,盟友和伙伴国有更多的资源投向本国发展。安全受益者不仅免费搭车便宜搭车,还给美国制造麻烦,甚至形成反美同盟。

  民主和平霸权稳定思路所造成的双输的局面最终让美国决策者看到,在这个利益错综交织、矛盾复杂多变、非传统安全挑战突出的国际环境中,单用军事强制手段是无法领导这个世界的。正如奥巴马所说:全球到处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没有能力去纠正每一桩事,美国不是世界警察。

  总之,奥巴马主义是美国领导人试图摆脱对外战略制定中与现实世界不相适应的思维模式,通过采取一系列新的战略措施,主动调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尝试,目的是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 思想依托与历史传承

  综观此次美国对外战略转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奥巴马重铸美国内政外交基础、打造岩上之屋的努力。而这个新基础就是更多实用主义的岩石,较少理想主义的沙子。从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地退休。哪个方向能够提供肯定的答案,我们就往哪里走。在对外政策上他秉承同样的原则,提出更加务实的巧实力: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重视伙伴作用和协调对话机制。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伙伴关系、实用主义和原则性的新外交。

  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植根于基督教新教。新教强调精神与物质、信仰与生活的同一性,注重信仰在行动层面的意义和行动的功效。中世纪的新教徒认为,宗教的和世俗的召唤,大体上价值平等。这种植根于宗教的务实精神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在复杂多变和竞争激烈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寻求基督教教义与实用主义行为哲学之间的平衡。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并不是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而是让追求的途径和方式更有利于理想的实现。实用主义作为数百年来主导美国人处事方式的一种大众文化,不仅培育出几代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美国式资本主义精神,而且造就了一批战略家和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极之间适时调整的对外战略理念。

  在整个19世纪,由于历史经验、南北战争、国内建设的原因,华盛顿的继任者们都将孤立主义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20世纪初,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原本那种以独善其身和逃避为特征的孤立主义对外战略原则在经历了威尔逊理想主义挑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短暂回潮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以改造转化外部世界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美国对外战略从此进入在外向与内向、介入与收缩之间的摆动时期。二战迄今,美国的外交基本面是积极自由主义(positive liberalism)”深度介入战略。

  二战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第一次实用主义转型是艾森豪威尔20世纪50年代执政时制定并执行的新面貌(the New Look)”安全战略。新面貌战略的背景是:在国外,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欧洲冷战升级的风险加大、美国海外安全义务负担沉重在国内,经济出现高通胀、高赤字。该战略的要点是:少花钱、更安全(more security at less cost)大平衡”(既要保持军事优势应对苏联的安全威胁,又要避免美国经济遭到削弱强调盟国合作的集体安全和武装联邦德国。在构建第一道对苏防线中,美国一方面缩减驻欧地面部队,另一方面部署核武器并与西欧盟国分享核信息。新面貌的目的是避免对欧洲盟国的长期安全承诺,鼓励盟友发展独立防卫力量,美欧分工防苏。美国甚至曾计划最终全部撤出驻欧地面部队,仅留下海空军和核力量。然而,与之配套的核威慑(“大规模报复战略”)在丧失对苏核优势后不再起作用,继任者肯尼迪提出重视常规武器威慑的灵活反应战略,加之欧洲军计划流产,使美国驻欧常规力量既不能削减,更无法撤出。同时,出于影响和控制西欧的目的,美国也转而主张联邦德国永久无核化,强化了对西欧的安全承诺,新面貌战略终结。可以看出,当年的新面貌与如今的奥巴马主义在思路上有相像之处。在2014年西点军校讲话中,奥巴马两次提到艾森豪威尔,说明他对艾森豪威尔在动用军事力量和向盟友提供保护方面的谨慎务实政策情有独钟。

  二战后第二次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用主义转向是尼克松主义。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的尼克松上台之后,面对深陷越战泥潭和反战呼声高涨的现实,采取结束越战、减少对盟友的承诺、转化对手(如中国)、对苏联缓和等一系列战略收缩措施。在学者出身的基辛格的辅佐下,尼克松作为曾经坚定的意识形态普遍主义者,摒弃冷战以来美国对威胁过度反应、对承诺过于认真、对反共过于执着的战略特点,秉承利用矛盾、相对安全、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理念,推动美国国际战略收缩,并使美国逐渐走出困境。尼克松主义所达到的战略效果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在美国战略指导思想上的一次成功应用。如尼克松本人所说:这是一个新思想的世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这些激动人心、导致革命的思想在二战后已经失去了推动力……新一代已经不再对任何主义感兴趣。在铁幕两边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探索一种新的宗教。如果有什么思想可以照亮他们的话,那就是实用主义:什么会有用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和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外部环境分别面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难题,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都需要减少,国内政治经济财政压力都需要缓解。政策内容都表现为削减军费开支、离岸制衡、鼓励盟友分担地区安全责任。然而,历史不会简单复制。与冷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新面貌战略追求制衡和威慑苏联,或者尼克松主义希望摆脱内外困境迥异,奥巴马主义的目标则是要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美国现在和将来领导世界做好保障、夯实基础。2013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再次表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是独特的,目前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退出领导。若如此,将产生一个领导真空,而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好填补这个真空的准备。因此,领导世界是奥巴马主义不同于美国冷战后其他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收缩战略的基本特征。

  四、奥巴马主义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奥巴马第二任期即将过半,以战略收缩为特征的奥巴马主义会像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抑或是尼克松主义那样属于短命的权宜之计,还是能够发展为战后美国一次中长期战略转型,进而左右今后较长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前景值得人们关注。

(一) 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推动的美国对外战略转向主要不是由于实力不济的被迫而为,而是面对国际关系大环境的主动调整。因此,挑战既来自外部形势变化,也来自决策者自己和美国的国内舆论。

  第一,来自内部的挑战。奥巴马主义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国内经济发展优先、军事干预门槛提高和与盟友、伙伴分担责任。这会使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如下变化:首先,对外政策消极,干预地区事务的意愿和程度降低。其次,武力威慑可信度下降,地区安全局势难以控制。最后,与盟友关系中分歧和竞争因素增多。历史经验表明,这三个变化会直接影响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传统支配地位。这样,对奥巴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会首先来自执政者自己。如果美国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缺乏对新战略的自信,霸权观的转变不坚定,就还会回到集团对集团、国家对国家、军力对军力的传统安全思维,为维护已经过时的传统霸权地位进行所谓战略回归

  美国国内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干涉主义思维更会增加奥巴马主义的国内压力。2008年竞选时,奥巴马对外政策改革思路提出伊始,就遭到美国右翼特别是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批评。执政6年来,奥巴马的对外战略一直是朝野分歧的重点之一。20143月,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B.Cheney)和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Rumsfeld)都曾抨击从阿富汗撤军和美国对克里米亚事件的态度,称奥巴马是我见过的最软弱总统。虽然美国保守派对务实派的外交政策从来都嗤之以鼻,但奥巴马此次翻盘式转型受到的批评更加猛烈。

  第二,地缘政治挑战。奥巴马主义所面对的传统地缘政治挑战首先可能出现在东亚。东亚领土领海纠纷旷日持久,安全困境已现端倪。如果各方长期找不到争端解决的路径,任凭分歧扩大、关系进一步紧张、形势难以控制,美国立场有可能从有所偏袒发展到登台撑腰。未来某个时刻,真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rmer)所预言,出现美国与地区国家组成遏制中国联盟的话,亚洲就会出现冷战甚至热战危险。

  中东和东欧情况也不容乐观,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由于乌克兰危机恶化,短期内修复无望。西亚北非形势似乎更加紧迫: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14.6万人死亡,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再次当选后,形式如何发展前途未卜伊拉克北部大面积领土被逊尼派极端组织控制,合法政府受到严峻挑战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冲突一再升级埃及、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伊朗核问题谈判结果难料。

  上述地缘政治问题不仅数量多,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激化到需要国际社会干预的程度,而且有些已经延续多年,很难找到和平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奥巴马主义的原则实施对外战略会面临以下问题,首先,这些地缘政治问题恶化到什么状态算是达到军事介入门槛无人知晓。其次,集体干预的协议可能屡屡难产,再次让美国面临单干或挑头压力,美国军事力量从离岸变为重返不是没有可能。最后,由于美国与欧盟安全合作性质的转变,不排除欧盟远期成为美国在某个领域和某种程度上的对手。在欧盟国家中,美国最担心的是德国和俄罗斯由于对美国不满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一起抗衡美国。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曾表示,德俄合作是唯一的一个最可能威胁美国利益的联盟组合。德国是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体并拥有很高的科技水平,俄罗斯则是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和最大能源输出国。双方一旦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对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会构成实质性挑战。

(二) 未来走势

  奥巴马主义出台的背景是所谓国际权势转移,即国际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全球治理方式和结构的变迁。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战略今后会重点关注全球性问题治理、获取全球和地区制度建设主导权以及提高在传统安全领域离岸制衡的能力方面。

  第一,与奥巴马主义追求的内政外交相协调一样,其对外战略本身的调整也会顾及收缩与扩张的平衡,这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所决定的。权力与义务终归要均衡,美国在传统安全领域想要分摊义务,就要同时让渡一部分权力。但要维持领导世界的地位,美国会千方百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获得更多的权力。比如,互联网已成为继领土、领海、领空之后的第四空间,对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奥巴马上任后在白宫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强调网络空间是与太空、海洋并列的第三大全球公地。在网络技术能力已经获得垄断性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已经制定《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积极主导全球互联网行为准则的制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近年页岩气产量的快速攀升,美国碳排放2012年已经降至1994年以来最低,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诺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17%的任务已经实现大半。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声称要努力确保在美国引领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框架,并在201462日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出台更积极的碳减排规则草案,让美国有资本在2015年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说服印度这样的碳排放大国采取更多行动,达成全球性协议。

  第二,继续提升军力,拉大与现有大国的差距。虽然削减军费是奥巴马治理财政悬崖的刚性任务,但由于对外战略转型的支点是超强的军事实力,美国会通过武装力量的结构调整和科技含量提升、从中东撤军以及不断裁减陆军、海军陆战队、文职人员和高级军官以节省经费,对未来大举投入,着重发展与离岸制衡相匹配的高速、高效、高精度军事装备。例如,打造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将提高远程常规快速打击能力作为其军力发展重点,依托遍布全球的前沿部署部队、空军远程打击力量和海军航母编队,实现在60分钟内对全球任何地方进行有效打击。美国空军已经准备建立100架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组成的编队,所使用的飞机单架耗资5.5亿美元,是美军优先级别最高的任务。如果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能够顺利实施,美国会再次抢占世界军事制高点,为扩大21世纪的战略优势、确保全球领导地位提供支撑。

  第三,美国会更积极地参与现存国际体制和建立新的制度框架,确立自己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地位,在用制度约束对手的同时,也用制度分担责任。对此,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演中已经点明:让这些国际机构不断演进以满足今日的种种需求,这必须成为美国领导力的一个关键部分。在欧洲、西亚和北非,美国将更多地借重欧盟和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力量为热点降温,自己扮演召集人和协调者的角色。在东亚,美国还会继续力促双边安全同盟向多边安全机制的转型,最终目标是美国不必独自应对每一个地缘安全挑战。而且,通过这种横向链接,在交互承担安全义务的同时,也能互相牵制冒险冲动,降低安全危机发生的概率。在建立新的贸易制度框架方面,美国会继续主导和加速两洋战略”(TPP/TTIP)进程,使自己在此次全球贸易格局大洗牌中掌握主动、游刃有余,也能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成为新的主要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第四,采取所谓“代理人反恐”战略。美国虽然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由于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惨痛教训,打击中东、非洲和中亚层出不穷的恐怖组织,仍是保卫本土安全的重中之重。奥巴马在西点军校讲演中明确提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国内与海外,最直接的威胁仍然是恐怖主义。”为应对“弥漫式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的策略是在使用无人机精确打击的同时,根据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努力提高当地政府、部落、宗教派别的反恐能力,包括情报的收集和分享、人员的征募和训练、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和反恐专家的派驻。过去两年,美国已经出钱组织由非盟牵头的“索马里特派团”,与加入“基地”组织的“索马里青年党”进行“代理人战争”。2014年6月,奥巴马呼吁国会批准建立50亿美元的打击恐怖主义伙伴关系基金,将对反恐“代理人”的投入常态化。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13

旧文章ID:372

在微博上污化美国为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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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然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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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网民在微博上污化美国,污化美国的民主,是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的,不能一概而论,这些原因包括:第一,一些骂美国的微博,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没到美国去过。他们头脑中树的美国敌人,只是臆想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美国。他们不是在与真实的美国干架,他们是在与他们臆想出来的美国干架,也就是说,是自己和自己打架,是自己与自己构建的概念干架。

  第二,一些骂美国的微博,是长期洗脑的结果。他们的思想一直停留在敌人一天天滥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思维水平上。他们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美国的发展,也不了解美国的真实世界。他们的思想偏见使他们拒绝接受真相、拒绝接受事实、拒绝接受常识。

  第三,一些学者骂美国的微博,是立场先行的结果。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他们写文章的主题就是论证资本主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都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问题在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要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去了,他们之中有的孩子,就在要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定居了。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不断地往往美国等西方国家跑,很少见他们跑到朝鲜古巴开学术讨论会。事实真是胜于雄辩,他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成为受人垢病的理论骗子。

  他们研究资本主义,是站在所谓的无产阶级立场,实际上是站在权力主义立场。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那么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在,无产阶级立场就是虚拟的。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中国的无产阶级倒是真实存在,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可这样的结论放在中国,是煽动社会动乱,推翻现政权,这样的逻辑结论他们是不想得到的。得出这一逻辑结论,就与权力主义的立场不一致,就把自己推到权力的对立面,这事,他们不可能去做。

  第四,一些骂美国的微博,是奉行专制价值观的结果。有人说,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等等美国都干涉了,都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带来灾难的不是美国,这或是本国专制带来的直接结果,如伊拉克。或者是种族带来的灾难,如索马里。或者是民族矛盾带来的灾难,如南斯拉夫。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在美国的干预下,建立的都不是专制国家,而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哪个好?或者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哪一个更不坏?恐怕没有人会再一次选择专制。专制只有退出历史舞台,想回来,也就难了。

  既然这些国家出现的动乱是专制、种族、民族问题、恐怖主义带来的结果,那么,把这些坏结果算在民主的头上,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只要坚定地在民主的路走下去,社会动乱、社会骚乱就会越来越少。

  第五,一些骂美国的微博,是选择性失明的结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苏联东欧美国也进行了干预,最后这些国家大都建立了民主,告别了专制,生活有保障,私产有保障,尊严有保障,自由有保障。如果民主不好,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建立民主,而不重新建立专制呢?就是很有争议的俄罗斯,不也是因为植入了民主自由的元素,生活才变得越来越好吗?

  一个实际的证明是,有人说朝鲜好,却没有一个偷渡到朝鲜去的,有人说美国不好,可到美国移民甚至偷渡的不少。只要有健康的理性,都能有一个基本判断。薄唱红歌的时候,瓜瓜在朝鲜吗?

  第六,一些污化美国的微博,是没有历史感、历史知识的结果。这些人把赞同美国民主的人视为带路党,美分党,甚至把美国说成是赞扬美国民主人的爹。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说,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吸取资本主义民主成果才能变成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会带来专制。历史知识告诉我们,赞扬美国民主的鼻祖是马克思、恩格斯、孙中山、毛泽东。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认为美国的民主也是世界人向往的民主,是爱好文明的人和国家学习的榜样。

  第七,一些污化美国的微博,是公权力雇用网络水军的结果。上述六个方面的结果,都有网络水军显现。网络水军对美国及其民主进行污化,是乱花纳税人的钱,滥用公共权力。这是执政能力、治理能力低的表现,从而加速了公信力、合法性的流失。

  在微博上污化美国的实质,无非通过反对美国的方式、污化美国民主的方式反对在中国搞民主,因为一搞民主,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甚至就会上断头台,上历史的审判台。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恐惧失去利益,才对美国及其民主进行污化甚至妖魔化。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旧文章ID:371

在硅谷电脑历史博物馆的所见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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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亦远  来源:共识网

  在硅谷电脑历史博物馆的所见所思

  美国加州硅谷有十多个城市, 其中一个叫山景(Mountain View), 小城,是谷歌总部所在地,电脑历史博物馆也在这里。附近有著名的私立斯坦福大学和州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那是造就硅谷人才的两个重要摇篮。今年八月的一天,外甥女带笔者和她父母即我的妹妹妹夫来该博物馆参观。

  电脑历史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短的一段历史了。当然,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数的概念, 也一直企图用某些设备来协助人进行计算。人的手指是最早的计算工具,人类也为此最终采用了十进位。近年人们常常说数字化时代(Digital Era),Digital这个字 来源于拉丁文的Digiti, 就是手指的意思。

  Computer的词根是Compute,意为计算,后缀加了er,物化,可能翻译成计算器更为合适。我们目前指的Computer其实是高速数字处理器,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就将其翻译为电脑。意指这种设备不仅可以计算,而且可以取代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寓有人工智能的意思。笔者以为,相对于计算机,电脑是更合适的翻译,因为今天其主要功能绝对不是计算,而是以提供多媒体的信息来加强人脑的能力。近年中国大陆也逐渐开始使用电脑这个名词了。

  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电脑这个词在大陆是不容许使用的。因为电脑涉及到意识这个大名词,据说辩证唯物主义无法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任何无生命的物质可以产生意识。1966年, 文革刚刚开始,著名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就为了刊登一篇科幻小说而主动检讨。那篇小说是写贪婪的科学家发明和制造出来的机器螃蟹能够复制并不断进化为更先进的机器螃蟹。 该科学家最终被由此产生的巨型机器螃蟹杀死,因为机器螃蟹企图夺取这位科学家假牙上的金属作为制造下一代的原料。今天回顾,这还是一个很左倾的科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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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博物馆众多机器人前面,笔者不由回想起四十年前读过的这部科幻小说。估计原作者是苏联人。他提出了几个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概念:

  机器人不必人形化(今天工厂的机器人根本不像人)

  机器人应当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这才是人工智能)

  提出使用太阳能

  人类发明了机器人,却又对机器人的前途充满疑惑和恐惧

  这位作者真是很了不起,可是这样的文艺在中国无法容身,在苏联也没有激起开发电脑的浪潮。苏联,终其一生,没有对现代信息技术,或者说数字化时代产生过任何举足轻重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演变和历史上其他技术,包括用火、车轮、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不同点在于, 前面的技术都是部分代替人类体力工作的,而信息技术却是取代人类部分脑力工作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不同的基本点, 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去看待信息社会,那就不但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反而会觉得信息技术带来不少麻烦,难以应付。

  再深思下去,发现在信息演变(Evolution)这个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变革上, 无产阶级绝对不是先锋队,他们仅仅是被动地参与了一部分生产,而且这部分工作正不断被机器人取代。引领这场生产力发展的,是“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和贪图暴利的风险投资人(几个关键的技术/商品的弄潮儿偏偏又是集二身为一人,例如乔布斯和盖茨)。信息时代,产业工人不是更强大了,而是非常明显减弱了。就是汽车制造业和钢铁冶炼业, 产业工人也是所剩寥寥无几, 被边缘化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始的八十年代初,《光明日报》还在为全自动工厂是否存在剥削, 是否产生剩余价值而伤脑筋。 但在实用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没有人搞这种空洞的理论,美国社会鼓励胡思乱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跌跌闯闯终于带领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

  笔者兄弟姐妹四人, 都是从七八十年代就吃电脑这碗饭,虽然没有一个成名成家, 却见证了这段社会历史的变迁。所以笔者很高兴外甥女知我所好,带我来此做一个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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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1996年建立的馆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但进去感到还有扩充余地。一面大窗好像老式的荧光屏终端,外面摆放了几套喝咖啡的桌椅,不经意间显示出来IT(信息技术)人员特有的随意打扮风格。博物馆门票15元, 是个私人机构办理的,除了开放参观之外, 也是一个教育之地, 还欢迎外人参与, 发表看法。百闻不如一见。笔者企图通过拍的一系列照片,添上点感想,来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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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照片上的结绳叫奇普(Quipu或khipu)是3500年前位于今日秘鲁海岸的印加人一种结绳记事的方法,用来计数或者记录历史。它是由许多颜色的绳结编成的。和今天的电脑相比较, 共同点非常突出,就是信息储存。其实中国的算盘最主要的功能也是信息储存,使用者由此可以专心处理一个简单的计算而不至于把不同位的数据搞混。俗语说扳着手指头计算,也是说人类下意识用手指作为记忆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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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籍华人王安在电脑磁性储存上做出过贡献。他是江苏昆山人。1976年,王安推出了电子文字处理机。1978年,王安电脑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字处理机生产商。但是王安用他的几个儿子来接班,而他儿子对于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和研发管理缺乏理解和领悟,无法和公司三名有才华的电脑天才配合,迫使他们相继辞职,最终导致公司在王安1999年去世后破产。 而王安家族式的管理方法也从此走入美国企业管理的教科书,成为失败的经典。 其实王安很有可能引领信息潮流,成为当时的乔布斯。笔者站在当年无人不晓的王安电脑前,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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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笔者刚进入电脑行业使用过的打卡机。在一张纸卡上有八十竖行,不同的位置打孔代表不同的字母, 数字和符号。打错一个孔, 就要重新来过, 再用另一张卡重打。

  读卡机则是利用气流来判断孔的位置,以此来识别字母。当然那时不可能有大小写的区别,符号也很少。无论是打卡机还是读卡机都很大,和小型写字台差不多, 是金属的。 当年伯克莱大学的电脑室也不过有二十台打卡机, 两台读卡机。学生和教授都要排队耐心等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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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卡片。输入数据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称之为Data Entry。以这样的方式输入数据是IBM的拿手好戏。 IBM是国际商业机器的缩写(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他们就是在1911年开始生产打卡机来做商业统计起家的,比如上班的工时卡, 统计人口的专门卡等等。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每十年必须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美国参议员如何选是和人口分布与数量直接挂钩的。但在十九世纪末, 美国人口已接近一亿,人工处理数据, 在1900年也完不成1890年的数据统计。宪法的要求推动了机器处理卡片的技术。而IBM当时制定的很多输入和输出的规格至今还直接或间接使用在信息界。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坚持使用英制的国家,这些规则为其他国家带来很多不便。也可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烙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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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公司(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和其他几个公司发明了直接输入,这是把输入和打印结合起来,一行行打印在纸上,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图中的Vax电脑是八十年代最优秀的中型机,也是中国首次大量引入的电脑。图中所示, 尽管那时已经有了荧光屏,但控制主机的还是打字机式输入。其好处是输出输入都有记录,便于事后核对。

  附带说一句,数据公司在PDP-11 系列和Vax系列电脑使用 VMS操作系统。 VAX是虚拟地址扩充(virtual address extension)的意思,使用当时最先进的32位集成蕊片。由此可以看出, 一个操作系统和硬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笔者的实践经验,VMX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系统。笔者认为, DEC是以生产中小型电脑为主的企业,在大电脑昂贵的时代,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实用的产品, 这也是刚刚经济起飞的中国能够承受的,因此在八十年代欣欣向荣。但是随着微型机,即个人电脑的出现和功能的大幅度提高,中间电脑的需求开始消失,其优势不再。DEC被新兴的Compaq 在1998年收购, 退出历史舞台。笔者七十年代开始使用PDP11-45,在硅谷工作时使用PDP11-70, 到加拿大使用PDP10(36位)和不同型号的VAX,包括Micro-VAX,前后约二十年, VAX也是笔者在中国参与援华项目期间向电力系统推广的机型。得知DEC寿终正寝,一方面扼腕,一方面也领略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高速和淘汰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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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七十年代末开始使用的电脑输入/输出屏幕。 最有名的是数据公司的VT100。这个终端不但继承了IBM每行80个字符的常规, 也可以一键转换成132个字符。 配合其他一些特殊符号, 可以做简单的图形。是视窗(Windows)发明之前的输入/输出经典工具。在博物馆看见这个终端, 有老朋友重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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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IBM推出个人微机,有64K内存,仅有软盘读取器,价格却接近当时一万美金。其操作系统叫DOS,不能处理图形。经过短短几年,个人电脑价格大幅下降, 性能显著提高,应用软件品种繁多,电脑终于进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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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布斯在1984初推出的个人电脑 Macintosh是首先使用了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用户图形交互)界面和鼠标的商品(GUI是著名复印机公司Xerox研发的), 苹果在此之前推出过Lisa,其实性能更好,但由于缺乏在其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应用软件而被迫抛弃,尽管那时的投入已经超过五千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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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公司生产的便携式PC,体积和重量都大约相当于一台缝纫机。 这台微机有30M硬盘。1987年笔者参与加拿大政府援华电力规划项目, 曾经为中国电力系统提供这种便携机,当时笔者受雇的公司里还无法配置这样的高档设备。时过境迁,数据公司已不复存在,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微机(PC,即个人电脑)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其实也是从DOS演变来的。虽然视窗有各种为人诟病的缺点, 但其界面的易用性,对结构开放使各种软件商能够开发在其上运行的大批软件而享誉全世界。当然也正是这种开放性,不但催生了无数模仿的电脑(克隆电脑), 也带来易被病毒攻击的危机。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大批克隆电脑在信息化的大道上功不可没, 电脑厂商的激烈竞争明显地降低了电脑价格。相比之下, 苹果机是一个封闭系统, 至今没有仿制品,价格高,推广慢, 可病毒危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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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的基本运作就是三个简单的逻辑。第一个.NOT.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第二个 .OR. 是两个条件中有一个满足就行,还有一个是 .AND. ,即两个条件必须都满足才成。 这三个逻辑可以互相以串联和并联的方式组合, 产生复杂的因果关系。 这里是用机械开关来表示,参观者可以自己拨动开关,看看期望的结果是否正确。。

  当年的电子管, 就是用电路来达成这样的逻辑关系,从而控制电波(检波)。所以上个世纪始到七十年代的电报,无线电,电视和早期电脑都要使用大批电子管,不但耗电,容易过热,而且不稳定。后来使用半导体取代真空管,有了半导体收音机。当这样的二极管做到半导体晶片上,信息演变就开始了。大批量的二极管被集成在晶片上, 密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发展之快, 只能用不可思议来描述。 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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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控硅晶片。这是制造电脑核心中央处理器(CPU)的半导体材料。 文革后期, 中国也试图生产,并且广为宣传,生成每块晶体之后在大街上敲锣打鼓, 向毛主席报喜。现代可控硅的生产相对容易,而且截面大到12吋,成品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初期只有百分之几,国产的甚至低于百分之一)。

  著名的英特尔(Intel) 就是以用晶片为载体设计和集成高密度的电路见长。 硅谷之所以称之为硅谷, 就是那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小公司专门设计集成电路的某些部分。到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厂家能够超过Intel的水平。

  有了设计,还需要把设计的线路刻蚀在晶片上。由于高密度, 线路之间的距离已经要用纳米来衡量。 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 是分子级的度量。可以想见,对这样的要求, 即便是样品也无法手工制造。 这对材料, 温度, 环境, 设备,测量,工艺,流程,管理都提出不可思议的要求。能制造这些设备的公司只有几个,全是美国公司,如Applied。其设备非常昂贵,一台可接近一亿美金。这些设备其实要和设计公司如Intel密切配合,否则设计的电路无法生产。可以想见,高精密设备无需多少工人,他们只是在维护设备而已。而且随技术的提高,对产业工人的边缘化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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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电脑如何复杂, 其实都离不开这四个组成部分。在物理层面上,今天的输入和输出尽管有多种形式, 却能结合成一体。 iPhone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吸引人的手法之一就在于采用触屏技术把输入和输出巧妙结合。

  对使用者来说,电脑有两个储存容易令人混淆。 一个是内存, 一个是硬盘储存。如果看上图, 内存在处理部分, 简单比喻就是一个高效率的写字台。所有的数据处理都要搬到这个台子上做。如果台面不够大,需要的文件就要搬来搬去,白白消耗时间。关了电脑, 内存就一片空白。这个写字台(memory)从一开始的64K到了现在的12G,甚至更大。 1G=1024M, 1M=1024K, 1K=1024 Bytes 1Byte=8 Bits。Bit是电脑储存的最小单位,是1或者0。在1988年, 1M内存的价格是一千美金,比今天iPhone6 还大。 现在2G内存条也不过几十美元,比四分之一的名片还小(略厚点)。

  而硬盘储存就是最上面的储存部分,好比我们的书架,上面按一定方式(格式Format)存放收集来的信息。关了电脑,你的信息还在那里,除非硬盘坏了。由于硬盘技术,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硬盘又分内置硬盘, 外接硬盘,甚至不一定直接连到你的电脑上。你的信息可以放在专门做信息储存生意的厂商处,他们会放在不同的地理和物理位置,精心保护。这有点云山雾罩,你不知道你的信息到底放在哪里了。 所以这叫云储存(Clou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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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语言Fortran的演变。

  要把数据输入到电脑中,早期就是使用电路逻辑来处理,需要人工不断地变更线路,无法普及。 于是开始有了人机对话的语言。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几千种电脑语言了,和人类的自然语言不相上下。图示的是一种用来解决科学计算的语言, 叫Fortran。 它在八十年代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编程的程序员都知道。这个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几乎连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相比起来, 真有点像中文里的甲骨文。只不过不是三千年的演变, 是三十年不到的变化。

  当年笔者在伯克莱读书,学习电脑语言竟然可以满足大学对外语的要求,可见当年美国对程序人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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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超级电脑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任何一台二三百美元的电脑在三十年前都相当于超级电脑。 这些大型机开始以环形方式来组装, 是为了更好地散热和缩短部件之间的传递信息距离。目前超级电脑主要是平行集成核心处理器,相当于把成千上万个CPU集成 在一起。

  中国的天河2号在2013年6月荣登世界最快的大型机。全世界的超级电脑都是使用英特尔的集成电路并使用Unix操作系统, 只有天河二号是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笔者在大学时就接触到当时的超级电脑,一个是大学的CDC6400,还有一个是军方的Cray II(?)。为什么会使用美国军方的超级电脑呢? 因为军方并不能完全利用这个电脑的功率, 就将剩余的计算时间捐给大学。这说明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脑网络已经开始出现和使用了,也说明共享,或者叫分享乃市场经济的属性。在1980年, 笔者在硅谷工作, 公司已经可以租用商业网路把全国的六个分公司连接起来,使用电子信件。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报》就刊登过笔者有关的文章。尽管那时电脑网路的速度还很低,在北美洲已经利用东西时差来出售大型机的CPU(计算)时间了。当时最方便使用的网络就是每个家庭都有的电话。把老式的电话压在一个设备上, 就可以利用电话在电脑操纵下发出的高频声音来传递信息。那个设备就叫调制解调器(Modem),现在俗称猫。1982年笔者有时就利用这个设备和VT52终端在家里办公,因为晚上用户少,电脑的速度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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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国在七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主要的网络示意图。有意思的是,好像美国从来没有什么非通讯公司要搞自己的网络,七十年代社会需求就催生了专门的商业网路公司。而中国, 虽然是计划经济的底子, 虽然说全国一盘棋, 但在九十年代,电力系统,铁路系统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网络。这很可能是小农经济的痕迹。

  网络商业化催生了美国互联网的发明和迅速的发展。

  互联网(Internet)始于1969年的美国,又称因特网。是美军在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议下将美国西南部的大学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UniversityofUtah(犹他州大学)的四台主要的电脑连接起来。这个协议由剑桥大学的BBN和MA执行,在1969年12月开始联机。其目的是把美国海外众多军事基地通讯联系在一起。

  这个网络一开始就不是局限在美国军方,而是同时提供给美国大学使用,得以不断提高。美国政府也从没有企图对此收取专利使用费用。

  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这是网络发展的法律基础,非常有远见。

  蒂姆·伯纳斯-李爵士(Tim Berners-Lee),Berners-Lee,1955年6月8日出生),英国电脑科学家。他是万维网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90年12月25日,罗伯特·卡里奥在CERN和他一起成功通过Internet实现了HTTP代理与服务器的第一次通讯。

  万维网可以看成是互联网的一个具体应用,而我们今天在互联网(Internet)上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万维网(WWW)来实现的。

  李并不富有,但他无偿地将他的主意提供出来而不收费。万维网是私有的,这使得服务器和客户端能够独立地发展和扩展,而不受许可限制。2003年万维网联盟决定所有由联盟提出的技术都是无偿的,所有人都可以简单地使用。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李爵士提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网络不能有中心控制。这是习惯于一切服从领导的中国人不可能有的观念。这个无中心的观念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不可能看到如此分歧的世界会有一个不受国界限制的信息网络把全人类联系起来。笔者无法想象如果美国控制了这个中心,中国是否还能使用或愿意使用现在的互联网。

  是的, 解析地址的巨型服务器主要在美国,但美国政府并不能控制这些服务器, 即便要控制,也只可能勉强做到限制某些访问而无法干涉其内容。 因此, 美国没有必要限制信息的流动。 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技术上的决定杜绝了控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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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民间使用带来了真正的信息进化。电脑也就由计算工具过渡到信息工具了。 于是雅虎的搜索引擎应运而出,然后是谷歌。照片是谷歌通讯的设备。

  谷歌代表今天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特点不仅仅局限于搜索信息, 而是于时俱进, 不断发展, 为各种业务搭建了一个信息平台。这个平台又为苹果,三星等的智能电话所强化。 其实智能电话,就是一个通过无线网路连接的超级电脑的智能终端,其本身也是个电脑。 传统的语音电话仅仅是其中一项并不突出的功能而已。

  在今天西方大大小小的公司不使用谷歌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无论是设计人员,科研学者, 政府公务员,项目管理人员,股市众生,新闻从业人员,文艺作家导演,商业采购推销人员,历史和考古学家,学校教师教授等等都不可能离开谷歌。 Google这个词已经开始有了动词的含义了。谷歌之所以在今天能够统领潮流, 就在于谷歌提供的是手段,而不限制或干涉其内容。如何对待谷歌提供的内容,那是使用者的事,谷歌并不具备判断的能力,也不会有人认可它拥有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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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谷歌还在试验的自动驾驶汽车。

  自动导航不但是人们的期望,也是二次大战之后已经应用的技术。首先是导弹, 其和火箭的不同就在于有一定的自我修正航向的功能。然后是飞机上的自动导航仪,目前基本上实现了民航机的自动航行。从安全角度来说, 在正常情况下比人的驾驶更可靠。轨道列车, 首先在机场和大型游乐场实现了无人驾驶, 跟着在城市也开始运行了。在台北就有无人驾驶的轨道车在闹市高架上运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开始使用聪明导弹,这是比过去导弹更精确的武器,就是自我导航和在飞行期间不断自我修正航向。但是实现汽车无人驾驶,还是一个非常的挑战。 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 美国多次举办无人驾驶汽车比赛。现在谷歌利用其信息检索,地图处理的优势,把这个科学幻想的技术逐步实现了。

  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有70万公里的安全驾驶记录了,但到能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些归根到底还是信息问题:信息的精确度, 信息的即时更新,信息的广度,信息的来源,信息的处理速度。 当然这还涉及到保险和法律的更新,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无照驾驶(美国有四个州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法律)。 这还关系到人们的心理承受程度。 比如美国旧金山的湾区高速列车系统是在1972年投入使用的, 当时已经可以做到无人驾驶了,单单为了适应乘客心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配备司机。

  我们可以把谷歌对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看成是虚拟商务走向实体工业。这是新的一场工业革命(Revolution), 不,更准确地说是又一场工业演变(Evolution)。

  设想一下,如果货运汽车能够自动驾驶(由于路线相对固定,多使用主干线,信息比较齐全,很可能首先实现),矿山/矿井可以完全自动化,开采出来的矿物直接进入冶炼厂或装船出售。自动码头的货物可以在没有人的直接干预下将集装箱里的货物直接运送到工地,仓库和市场。这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作为产业工人的主力,矿工和货运司机将彻底地边缘化,这对社会的结构将产生什么影响?剩余的人力资源做什么去呢?而从生产力角度看, 商品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效率会成倍的提高,跨国的贸易又会如何变化呢?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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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为何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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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红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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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梁红

  编者按:中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新低。从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就处于下行区间,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等也并不乐观。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究竟会走向何方,未来政策如何转向,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为大家详解三季度经济数据背后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未来政策走向。

  若政策不及时调整会有通缩风险

  我们通常讲GDP增速,7%、7.3%、7.5%,什么才是中国合适的增长率?最近有海外研究者写,中国未来到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3到5,还有人说2到3。

  在经济学中有个“潜在增长率”的概念。一个好的宏观政策,短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期望达到的目标应该是,让经济在潜在增长率附近不要偏离太大,这样才是一个合适的宏观政策的取向。

  任何经济中都有它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就用结构性的政策去解决。短期的一些宏观政策应该取得的目标,应该是让经济能够运行在增长率附近。因此央行还是把通胀作为自己最首要的目标。如果经济运行在潜在增长率附近的话,这个经济应该是既没有通胀,也没有通缩的压力。

  对于今天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多少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和算法。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观察:当一个经济偏离它的潜在增长率比较往上的时候,就会有通胀的压力,有一些国家会走向赤字,当然还有就业率失衡的变化。当它低于潜在增长率时,通胀的压力没有,这时会有一定的通缩。还有它的贸易向下的变化。

  中国过去几个季度的数字表明,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在偏离潜在增长率,而且之前产出缺口在扩大。如果政策不及时的做一些调整的话,我们会有通缩风险的。

  及时和适度的逆周期的操作,现在已经被保增长和改革给对立起来了——这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经济状况出问题,而且政策调整非常滞后的原因。媒体对于任何逆周期的操作,习惯评价“又走老路,又放水了,又不改革了”。其实我认为,及时、适度的逆周期操作,是对经济增长率有好处的。只是现在,没有很多人能旗帜鲜明的讲出来。过去十几年,改革、结构性的东西一直在做,但是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总量的政策,是需要调整的,当不调整的时候那只微观的手一定会上来。过去十年我们讲该升息和升汇率的时候不做,是点刹车,其实是指导微观的产业政策出台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常态”, 10左右的增长已经到了7左右。那么,我们在上一个常态里面的很多政策,包括房地产政策、居高不下的储备金率政策,有没有及时调整,应不应该及时调整?这是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不应该回避的话题。

  为什么我说通胀的指标、一系列宏观数据的指标显示,经济增速在潜在增长率之下?其实M2的走势,是和CPI,PPI,都紧密相关的。这个跟我们的结构、跟很多基本面的在短期内不会变动的因素没有关系,短期的通胀也好、增长也好,货币政策,短期宏观的指数变化还是起最大的决定性因素的。

  货币政策偏紧的一个结果——PPI负增长三年了,大家好像能接受了。CPI九月份数据是1.6。这个数字明年会是多少?有些些专家把明年放到2.5、2.6,可是我认为1字头会是更可能的情况。在过去两年,虽然PPI大幅调整,但CPI非常顽固。房价和油价这两个价格都非常慢,在今年下半年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中国的产出缺口是比较深的一条线。通过过去30几年的历史,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不调整的话,产出缺口继续扩大,或者保持在这个位置,中国明年的增长会是在什么样的水平上。用这个GDP平减指数会更明显,今年的GDP平减指数不到1,在二季度几乎靠近0。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就是产出缺口扩大的时候,GDP增速加大。今年GDP仅仅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于贸易顺差扩大的贡献。2005年上半年,顺差的扩大占到中国GDP增长的一半。以中国这么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在内需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控。今年最典型的是钢铁,2005年也是钢铁,今年的钢铁出口是70%多。然后我们看到,贸易摩擦等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会出来。

  最近比较流行一种说法,“只要保住就业就好”。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首先,就业是比通胀还滞后的指数。第二,这个数字在东方国家,在我们看到过的数字里,其实没有什么周期明显的变化。

  这个是因为,就业率市场不是市场化的。另外,在东方国家很多情况下,企业在很长时间里是不会减人的,可能不涨工资。日本的失业率,在10年、30年时间里,是平平的一根心电图。所以,用这这样一个指数是不是可以来表示我们没问题,还要等到这个数字出问题以后再做反应。

  回到宏观经济,现在所有的数字都需要货币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做出及时的逆周期的调整。而这些逆周期调整应该是总量的市场化的,包括利率,包括储备金率,而不是某些“定向操作”。

  但是它也可能不做。如果我们来自做预测的话,其实预测的情况是很简单的:等更明显的通缩数据出来,等就业市场和企业出问题,等贸易顺差扩大,引起企业纠纷,到那时候再来反应。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多少合适?这是现在讨论非常多的话题。有人说放到6.5合适,有人说4.5,还有人说4就挺合适的,似乎都言之有理。

  三十年发展 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12%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发现这个数字不合适。其实中国还有一组数字,看着也不太合适——因为老说,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发展速度慢一点。中国到底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上,自己到底给自己排一个什么位置?至少我学的经济学里告诉我,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人均GDP的故事,不是一个总量的故事。

  我们简单地,相对美国来看——因为美国是这段时间里发展最好的国家。经过过去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现在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12%。好多人说“我们和日本并列”的时候,我都想笑一下,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水平。

  基本上,我们讲第一梯队国家,欧美日,如果拿美国的收入做一个对比,在80%左右。第二梯队,如韩国,50%左右。第三梯队就是咱们自己老认为是中等收入的那个,20,但现在不是。现在是巴西、马来西亚、阿根廷。在五年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和日本并列,我想说我们没资格和日本并列。后来又说我们“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却是我们还没到中等收入呢!我们仅仅是比印度高点,印度7.5%。

  在人均收入水平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倒过来看,很多的亚洲经济体曾经保持过8、9、10的GDP增速相当长一段时间。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三十几年这么高的速度,我们才到12——怎么会这样?这个数字真是难以令人置信。美国大概是4%到5%的增长。所以,那些说中国应该4到5的人想一想,5到6的人想一想,我们多少年才可以到中等收入。实际上亚洲在过去的30年,主要是靠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把数字提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一些和这几个国家相似的东西:偏市场化的政策、比较高的储蓄率、勤劳的人民,还有对教育比较重视。所以至少中国在过去的势头上看,中国是可以重复韩国、日本曾经走过的这些路。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在讨论什么是合适的,如果真的看中长期,多少是合适的增长率?我们三十几年来对美元平均增速10%,中间贬值过好几次,只在2005年有过一次升值。而日本、韩国,40%的贡献都来自于汇率的升值。

  这是一个框架,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能做到。我们究竟能做到什么发展阶段呢?7000元左右,也就才相当于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3000美金。

  我一直说中国对世界最大的挑战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未富先大,而不是未富先老的问题。到今年为止,中国已经将近10万亿的经济体,而我们的人均排名在全球是第85位。按照我们人均的收入水平,和我们要消费的东西来讲,中国想保持一个非常高的速度,如果政策方方面面做得对的话,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些对现在一些在第一梯队的国家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的结论是,短期内还需要放松货币条件,可以动基准利率、准备金率。现在松,特别是收益率曲线的前端。中长期我一直是这个观点,货币政策不解决,只会放大风险。这就是当年我们说,原来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问题,那时候是往扩大的方向发展,投资也好,各方面投资的速度,在热的时候利息调的太慢,会产生那样的结构问题。同样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调得太慢,一样会放大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有什么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有什么问题?杠杆只是一个表现,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投资一定会加大。那是跑不掉的,因为没有底线,所以在试这个底线,总会试出来的。试出来之后的反应跟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一样的。

  那就讲到中国的高储蓄率,现在老是说一放货币,一松货币你就会加杠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恒等式。你经济周期下来的时候,中国企业资本金,自己的自有资金的滚动的速度就少一点,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股权市场的话,可能杠杆率会上去。中国还有一个翘翘板,这是所有高储蓄率国家的一个翘翘板,我自己内需不足我就输出储蓄,扩大贸易顺差,然后外面的钱再转过来,出口转内销回来。在过去从2002年到2003年,当然之前也是,当然我估计大家记忆比较新了,每一个小周期是同一个演化的东西。那现在真正要降杠杆是对的。现在缺了一条腿,跟我们2004年和2005年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股权市场的融资能力基本消失了。上次是叫全融通的改革,那时候依靠香港市场。但香港市场有个问题,当我们的经济增速和问题比较大的时候,大家担心中国要硬着陆的时候,海外的资本市场也没有办法出去融资,我觉得这是循环的。到了今天,是不是要到了一个买入钱的问题。这很简单,大家看中国杠杆率的增速,这和经济是正相关的。但是增速和增路是负相关的。中国增的最快的是1998年到2011年,然后我们看股市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惨不忍睹。现在一年至少十几万亿,才能保证我们7%左右的增长。股市融资4000亿,股市不能够给企业带来上万亿的融资,从这个角度讲,你没办法增长。

  2007年的时候,甚至2010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过可以消除一部分债权融资的压力。今年还算好一点,去年不到4000亿,今年4000多亿,但这个体量,大家想想这两个体量差太大了。但是中国拥有这么多的储蓄,中国的每一个IPO现在都疯狂了,每一次打的都影响货币政策,从隔夜到七天的利率就上去,然后七八百个企业在那儿排队,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还有我刚才讲的它会放大结构性的问题。大家都说杠杆在上,2008年其实国企的杠杆很快,非国有企业的杠杆是下来的,因为他融不到资。银行逐利,对小企业的贷款会少一点。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雪中送炭的机构,是锦上添花的。

  最后我总结一下自己的想法。

  货币政策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那货币政策在今天的结构下,也是偏离了要保持一个适度的通胀,保持一个适度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所以货币政策有调整的压力。

  关于中国结构性的问题,大家有一次讨论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这跟2004年的时候是一样的。中国这么高的储蓄率,你第一个问题是投给自己还是投给别人的。投给自己的,是股还是债。第一阶段的无效率,一直以来是投给别人的,而不投给自己。这么低的人均收入的阶段,应该是我们的投资回报吕高于别的国家的阶段。你可以用海外投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听上去总是有点怪。

  第二个问题,这么多的国内储蓄用的时候,如果用股和债来讲,发债券或银行贷款,都是债,那股呢?一年不能融个几万亿,上万亿,是没有意义的。那股权市场上很多的改革都是说了很多年要做的。比如说我们讲了很久的,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缺乏机构投资者,那机构投资者怎么建立,怎么培养呢?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工会,我们到今天希望能够在明年,至少开始迈一步,比如说税收和养老金,这些都是说了到现在还没有起步。现在要救急,也要救长远。这方面从预测的角度来讲,我们做预测很简单,不打开这条路,那么在现在政策下会发生什么,如果简单讲那就是通胀要低到大家都觉得太低了,再说就业市场,以我们的数字大概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就是贸易下降的顺差和贸易摩擦的增加。

  总体来说就是,一个是货币政策的调整,一个是真正的结构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把自己的股权市场恢复融资资本,包括它的一些中长期问题,下决心处理一下,改革一下,可能是当务之急。

  央行应该有独立专业判断 而不是听公众意见

  关于降息有没有用的问题,“刀快不怕脖子粗”,我觉得下来的时候一样有用。美国已经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QE,然后QE怎么样对经济增长的恢复起到作用。所以我觉得通缩,已经不是一个理论探讨了。我们有1929年的经验,也有美国的借鉴。

  我认为,央行从逆周期的操作来讲是滞后的。至于滞后多久,那只能简单说,时间拖的越久,后面付的代价越大,可能出来的新问题越多。央行就是应该有一定的独立判断和专业判断,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过于听从公众的意见,你就会滞后的时间太长。任何央行都是滞后三个月左右,但这次感觉滞后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自己感觉还是有点动作了,只是走得太遮遮掩掩了。

  (结合梁红媒体讨论会、凤凰财经整理)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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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捐款哈佛后 潘石屹又向耶鲁捐赠1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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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财经国家周刊  来源:新浪微博

继捐款哈佛后,潘石屹又向耶鲁捐赠1000万美元。潘石屹先生表示,教育是无国界的,SOHO中国也曾捐助过中国的高校,但此捐助项目是针对在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而设立的。@潘石屹是否想为自己的儿子进入海外名校"买门票"?

来源时间:2014/10/29   发布时间: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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