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召颖  来源：《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

　　冷战结束后，以美苏对抗为突出特点的两极世界已经成为历史，有人预言多极时代即将来临。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所期望的多极世界并没有出现，取代冷战时期两极世界的是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到底能持续多久?美国是否会像均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有可能会遭到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制衡?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些问题引起不同理论学派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他们围绕美国霸权、均势理论及美国对外战略这三个主题展开学术争论。美国学者G.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汇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们的争鸣文章，编辑成《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一书【注释】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注尾】。该书所汇集的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冷战结束后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得以维持的原因及美国未来应该采取的大战略。这些论述既体现了学者们对均势及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理论探讨，也反映了他们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关怀。

　　一、美国霸权与均势

　　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引起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不满，但是，美国霸权迄今为止却并未真正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衡。美国霸权将来会遭到制衡吗?如果不会，那又是为什么呢?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这一结论源于由结构现实主义衍生出来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理论。均势理论的要旨是，“在国际政治中，实力超群的强国会促使和导致其他国家的制衡(balancing)。”【注释】Kenneth N. Waltz,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December, 1991) p.669.【注尾】其根据在于：“(1)单极体系本身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因为如果霸权不受到制衡，它就会产生有利于新大国诞生的环境;(2)新大国加入国际体系，会削弱霸权国家的相对权力，并最终使霸权国家失去自己的权力优势。”【注释】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7.【注尾】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冷战结束后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之所以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主要有二方面原因。一是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由于在国外承担了太多的义务，所以，从长期来看，它在权力方面享有的优势地位会逐渐受到削弱;另一个原因是，即使居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自我克制，弱国仍然会对其行为感到担忧，面对国际政治中权力失衡的局面，一些国家或者是会努力增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与其他国家结盟，从而使国际权力分配重新达到平衡。【注释】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ed. G. John Ikenber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2.【注尾】沃尔兹认为，均势趋势已经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国际政治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分配，一些国家与另外一些国家之间总是不断地达成均势，因此，被打破的均衡总有一天会重新恢复;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无法具体预测均势何时出现，但是，现实主义理论可以预言将来必然会发生什么。【注释】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51.【注尾】沃尔兹在文章中写道：“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在于无法说清楚什么时候会再重新出现均衡，这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共同存在的一个局限性。”【注释】Ibid.【注尾】

　　冷战结束后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国际政治中还没有出现针对美国的制衡?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一书中的作者们提出各种迥然不同的解释。

　　威廉•C.沃尔福思 (William C. Wohlforth)同样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出发点，但他却通过对相对权力分配的分析，得出了与沃尔兹完全不同的观点。沃尔福思认为，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制衡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管按照何种标准，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无论是大国之间的外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还是内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都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注释】William C. 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100.【注尾】沃尔福思通过对相对权力分配的分析指出，“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注释】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p.103~104.【注尾】而且，“一旦体系中形成了这样的门槛，如果权力仍进一步集中到处于单极地位国家的手中，这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体系的稳定性”。【注释】William C. 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104.【注尾】根据国际政治中相对权力分配的情况，沃尔福思认为，目前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具有以下特征：(1)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或者过去三百年中欧洲的任何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同目前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要远远大得多;(2)美国要比欧洲体系中任何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拥有更加全面的实力组合;(3)美国已经获得了单极地位，换句话说，目前的现状就是美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4)美国的实力是“离岸的”(offshore)，距离削弱了美国单极地位的突出性，降低美国霸权的威胁性;(5)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其他强国都集中在欧亚大陆，它们相互之间更有可能产生各种企图和不满，而不会更多地考虑相距遥远的单极国家，在这种体系中，周围的威胁和机会更有可能阻碍体系制衡的发生。【注释】William C. 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pp.104~109.【注尾】 因此，制衡不会成为目前其他大国的战略选择。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同样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出现对美国的制衡。不过，他对现实主义的传统均势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威胁均衡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沃尔特分析的焦点不是集中在权力上而是集中在威胁上。他认为，“国家结成同盟是为了制衡威胁”。“威胁是权力、邻近性(proximity)、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共同作用的结果”。【注释】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 Balance’: Self 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133.【注尾】沃尔特对构成威胁的四个因素权力、邻近性、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进行了分析，综合了沃尔福思、伊肯伯里和其他人对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积极制衡美国的解释。沃尔特还指出，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相互推卸责任、缺乏信任、不能成功地进行战略上的协调，这些也是它们共同制衡美国霸权的主要障碍。【注释】Ibid., p.140.【注尾】

　　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从权力分配量的变化对国际体系所做的分析，他从后现代理论出发强调了当代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他认为，没有出现传统均势理论所说的、对美国霸权制衡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所拥有的权力的本质已经不同于以前。约菲指出，“如果不了解权力(power)的后现代性，就不能很好地应对权力集中”。 “‘硬’权力——人与导弹、枪炮与船舰——依然非常重要。它仍然是权力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就日常交往来说，‘软权力’这种新的说法更有意义。它‘不那么咄咄逼人，比较隐蔽。’它源自‘观念的吸引力’，具有‘设置议程’(agenda setting)的作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影响力，可以给予合作者巨大的回报，例如，巨大、成熟的市场”。【注释】Josef Joffe,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 ”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169~170. 另参见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注尾】

　　约菲认为，霸权国家不仅应该拥有能够抵挡所有挑战者的威慑力，而且必须还要拥有充裕的可用权力，对国际制度和其他国家有强大的影响力。就此而言，历史上只有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而且是唯一的霸权国家。无论是在军事权力，即硬权力，还是在文化-经济权力，即软权力，美国在世界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然而，美国虽然享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优势，但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利益所系，美国的国际行为已不同于传统强国。过去，制衡世界强国联盟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形成，是因为扩张和战争是世界强国的本性。约菲认为，“美国令人懊恼、专横跋扈，但它不侵占他国。美国总想对别人发号施令，自己却恣意妄为，但是，美国不会为了领土和荣誉而发动战争”。【注释】Josef Joffe,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 ” p.169.【注尾】约菲指出，美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后农业时代“以信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已经摆脱了利润与(领土)占领之间的关系”，“侵略已经不再像在以往的时代那样有利可图”。【注释】Ibid.【注尾】在软权力方面，美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它相比。“这种软权力(向外辐射的文化与具有吸引力的市场)靠的是吸力(pull)而不是推力(push);靠的是自愿接受(acceptance)，而不是强迫接受(imposition)。它也不是依靠以多胜少”。【注释】Ibid., p.170.【注尾】这说明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本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虽然是一头巨兽，但它是“温顺的大象”而不是“好斗的暴龙”。美国霸权的这一特点大大降低了它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性，其他大国在没有受到战略威胁的前提下，难以结成传统的安全同盟，共同制衡美国。

　　G.约翰•伊肯伯里从自由制度主义角度，解释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冷战后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伊肯伯里认为，这种秩序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1)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起来的，是一种基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以及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由安全同盟、开放的市场、多边制度等组成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在冷战时期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对抗苏联权力和共产主义的扩张，一是消除西方国家内部权力不平衡可能引发的对抗。(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逐渐确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对美国的权力起到了约束作用，制度降低了权力所带来的回报。美国之所以不得不克制和约束自己的权力，成为制度的建设者，是因为美国为了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降低维护秩序的成本，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只有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其权力感到放心，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才会同意生活在美国体系之中。也就是说，美国为其合作伙伴提供安全保证以及获得美国市场、技术和供给的机会;作为回报，其他国家就在外交、经济和后勤方面为美国提供支持。反过来，美国的伙伴国同意接受美国领导地位并留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作为回报，美国需要开放自己并向合作伙伴提供保证，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合作伙伴联盟，加强这种关系的稳定性。(3)美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与权力的分散性使美国霸权具有透明性，其他国家在美国霸权秩序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发出自己“声音”，保证了美国接受制度化政治秩序的约束，减少了美国突然改变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意外，缓解了合作伙伴的疑虑。因此，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是一个“不情愿的霸权国家”，美国倡导的战后秩序是一种“自由霸权秩序”(liberal hegemony)。(4)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已经制度化，以美国霸权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回报增加，成为依赖性路径(path dependent)。如果美国霸权秩序的基本结构发生重大转变，该秩序参与者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也就是说，虽然其他国家不满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但是，建立新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维护现存秩序的成本。即使有些国家想挑战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但它们很难取得成功，而且，目前的国际秩序深深根植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如果国际秩序发生转变，它们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并付出高昂的代价，因而，它们更愿意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伊肯伯里指出，就此而言，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是稳定的、有生命力的。【注释】G. John Ikenberry,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214~216.【注尾】

　　约翰•M.欧文 (John M. Owen IV)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霸权没有受到有力制衡的原因。欧文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同，几乎所有的人都属于一定的政治群体，国家是最为强大的政治群体;除了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精英，必然属于一定意识形态的政治群体;相同的意识形态常常会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会将自己视为某个跨国意识形态群体(transnational ideological group)的组成部分。欧文认为，在“安全与意识形态威胁对其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影响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精英会努力加强与自己意识形态认同一致的国家的同盟关系。欧文认为，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遗余力地鼓励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等战败国的民主化进程，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精英在这些国家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的认同使它们认识到“美国的意愿就是它们的意愿”。“世界上的自由主义精英并不认为，美国的权力会对他们对自己社会秩序的认识造成任何威胁”。【注释】John M. Owen IV,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Primacy; or Benigni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256.【注尾】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将十分珍贵的资源用于形成世界权力均势没有任何意义”。【注释】Ibid.【注尾】所以，虽然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霸权地位，但是，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没有理由制衡美国。反过来，美国也以相对友好的方式对待这些与自己相同的自由主义国家，因此，在这些西方国家的眼中，美国是一个慈善的超级大国。至于俄罗斯和中国，欧文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这两个国家确实出现过想要对抗美国，或者说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在国际上仍然十分有限。所以，欧文得出一个结论，“国际均势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国家反对自由主义者太少，无助于形成这样的均势”。【注释】Ibid., p.257.【注尾】

　　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与欧文的观点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欧文认为，美国一直积极推动自由主义制度，努力扩大和维护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美国是慈善的霸权国家，自由主义规范和制度的发展是由美国霸权所决定的，而里斯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指出，自由主义规范和制度的发展是由安全共同体所决定的。里斯认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由三个因素所决定：集体认同与共同的价值观念;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赖;调节社会秩序的国际治理结构。这三个因素互为补充，解释了当前为什么安全共同体中大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里斯在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证明，集体认同与制度性约束共同防止了民主安全共同体卷入不必要的战争。【注释】参见David Lake,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0, No. 1 (1992), pp.24~37. 转引自Thomas Risse,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270.【注尾】自由民主国家之间频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关系加强了它们的相互依赖，促进了自由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强自由民主国家的集体认同。不过，里斯明确认识到，“以正常性与经常性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相互依赖未必产生更加密切的合作，它也会引发冲突。”【注释】Thomas Risse,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272.【注尾】有关经济相互依赖的研究也表明，相互依赖关系实际上有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里斯借鉴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指出，要克服由于相互依赖增加而造成的贸易冲突，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和机制建设(regime　building)。【注释】参见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转引自Thomas Risse,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272.【注尾】 “虽然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性交往会产生更多的争端，但是，它们可以增加相互之间信任，并通过国际制度和机制和平解决这些冲突”。【注释】Thomas Risse,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272.【注尾】里斯认为，“虽然共同体中这三个因素每个的作用差别很大，并在某些领域可能会与其他因素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它们有助于成员国对彼此的和平变化做出可靠的预测，摆脱‘均势’(balance　of　power)世界。”【注释】Thomas Risse,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 p.274.【注尾】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本书作者们对于冷战后为什么美国霸权受到制衡问题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分别从各自的理论出发阐述了美国霸权的特点。固然有学者强调美国霸权的特殊性，是在为美国霸权寻找其正当性，但是，了解美国霸权的特征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当今国际政治现实，承认美国霸权的特点并不等于我们支持和赞成美国不顾国际准则和规范、持强凌弱、独行其事的做法。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凸现，这对于国际社会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在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接受这种挑战，并加强对美国霸权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可喜的是，我国学者对此已经有了自己清醒的认识，“美国的实力来源于诸多方面，美国霸权是一种精致的霸权，其中包含着强大的‘罗织能力’。如果没有战略上的失误，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保持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的单极时代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美国的实力强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或可能为所欲为。可以说，美国有战略上的极大优势，也存在战略上的劣势;美国战略谋划有其深远、精当之处，也存在战略盲点。”【注释】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注尾】

　　二、美国大战略

　　有关冷战后单极世界秩序与美国霸权的争论，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来说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和学术界对于美国应该如何进行战略调整、采取何种大战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注释】参见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97), pp.5~53;Robert Art, “Geopolitics Updated: The Strategy of Selective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99), pp.79~113;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n　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86~124; Layne,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5, No. 2 (Summer 1998), pp.8~28; 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A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5~48; and Charles A. Kupchan, “Life after Pax Americana,”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6, No. 3 (Fall 1999), pp.20~27. 另参见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第338~344页。【注尾】《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一书中的作者们基于对美国霸权和均势理论的不同诠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美国大战略。

　　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在分析促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力量时，将战略选择与美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他认为，虽然目前美国的国际主义已经达到顶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美国国内强烈的国际主义要求会逐渐衰落。因为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消失，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霸权国家会成为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而随着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小，维护现状国家也就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繁重的国际责任，越来越不愿意担负或承担代价高昂的对外义务。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库普乾提出了新孤立主义战略。“美国大战略的最终设想是建立一个由北美、欧洲和东亚主要大国组成的、负责协调各国行动的理事会。这些主要大国共同管理各自地区内部的发展，并调解它们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地区性的中心还可以逐步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贸易、信息和价值观念的流动之中。强大而活跃的地区性中心，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和文化上的原因，它们通常会最为主动地促进它们周边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因此，北美可能会关注拉美地区，欧洲会关注俄罗斯、中东和非洲，东亚会关注南亚和东南亚。”【注释】Charles A. Kupchan, “Hollow Hegemony or Stable Multipolarity?”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97.【注尾】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关注的重点是国内和拉美地区的安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安全由欧洲的法、德等大国负责，东亚和南亚则交给中、日。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这种战略，库普乾指出，“美国大战略的重点应该是促进欧洲和东亚的一体化”。【注释】Ibid.【注尾】

　　与库普乾的观点完全不同，沃尔福思则主张，美国应该继续采取全球干预(engagement)战略。“国际体系的结构已经由两极转变为单极，但是美国的大战略并没有因此发生转变。”虽然由于全球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美国的手中，美国的干预战略在单极秩序中受到了一些国家的指责，但是，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并未对美国的干预战略构成多少限制，反而提出了美国需要干预的许多要求。首先，美国继续实行干预的大战略不会引起制衡。“权力的分布与所处的地理位置表明，其他大国在进行具体的战略选择时，周边环境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在体系中对美国权力的不满”。其次，美国的干预战略会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现实主义认为，合作取决于权力，目前的国际合作制度是美国霸权的结果。“制度的力量反映了设立它们的国家的实力”。尽管美国利用其他国家在安全上对自己的依赖，在许多问题上实行了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合作解决办法，维护自己的优势，但是，美国利用自己霸权所建立的国际制度会为其他国家提供好处，促进国际合作。再次，美国的干预战略可以消除其他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制衡。欧亚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竞争性制衡，就是美国干预战略的结果，特别是在亚洲，如果美国从该地区撤走，该地区可能就会再次出现竞争性制衡。

　　斯蒂芬•沃尔特与约翰•伊肯伯里虽然以不同的理论为出发点，一个是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一个是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出发，但他们却不谋而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美国要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必须采取自我克制的对外战略。不过，沃尔特是基于自己对均势理论进行修正而提出的威胁均衡理论。他认为，如果美国动用武力时能够忍耐克制，尽可能降低自己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充分利用自己的软权力优势，美国就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维护美国霸权的正当性。

　　而伊肯伯里则认为，美国采取自我克制战略逻辑，不仅源于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特征，而且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制度对美国霸权的约束性。如前所述，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与权力的分散性使美国霸权具有透明性，其他国家在美国霸权秩序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发出自己“声音”，保证了美国接受制度化政治秩序的约束，减少了美国突然改变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意外，缓解了合作伙伴的疑虑。美国为其合作伙伴提供安全保证以及获得美国市场、技术和供给的机会;其他国家就在外交、经济和后勤方面为美国提供支持。反过来，美国的伙伴国同意接受美国领导地位并留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美国需要开放自己并向合作伙伴提供保证，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合作伙伴联盟，加强这种关系的稳定性。

　　约瑟夫•约菲分析了19世纪英国和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历史经验，他指出，目前美国采取英国式的孤立主义战略是行不通的，俾斯麦式的轴辐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Hubs and Spokes)应该是美国更好的选择。“轮轴是华盛顿，轮辐是西欧加上北约在东欧的新成员、日本、中国、俄罗斯及中东。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印度也已经成为该体系的候选成员。即使它们都与美国对立，‘轮辐’与‘轮轴’之间的关系也要比‘轮辐’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注释】Josef Joffe,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164. 【注尾】

　　另外，托马斯•里斯从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出发提出，虽然美国依靠自己霸权所采取的持强凌弱或单边主义行为会被自己的伙伴国指责为违反规范和规则，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由于“目前欧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已经在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中社会化了”，“美欧稳定、坚实的关系足以克服跨大西洋冲突的意识日益明显”，美国可以“利用安全共同体的规范影响共同体的成员国”。而且，“如果美国依靠‘软权力’、说服和寻求共识(census　seeking)的手段，采取多边主义和合作的外交政策风格，美国仍然可以在安全共同体内部发挥重要的影响”。【注释】Thomas Risse,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Community,”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282~283.【注尾】

　　三、均势理论研究的影响与新进展

　　自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否会在国际体系中遭到其他大国或国际集团的制衡，成为均势理论争鸣的焦点。霸权国家的扩张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这一均势理论的核心命题，不仅得到了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的理论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充分的历史依据的验证。【注释】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Conduct: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68~69.【注尾】均势理论可以以其严密的逻辑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当国际体系中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个国家的手里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并在国际体系中最终实现新的均势。然而，均势理论却无法明确判断形成新的均势究竟需要多久。华尔兹尽管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理论争辩，【注释】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Am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51~54.【注尾】但其理论的这一弱点却不断受到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批评和攻击，现实主义学者也不断做出努力试图修正和发展均势理论。《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所收论文，大致反映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20世纪90年代关于均势理论的这场争论。【注释】这本论文集虽然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出版，但多数论文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只有个别作者为反映九一一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局势，对论文进行了适当修改。【注尾】

　　关于均势理论的争论，在冷战结束后便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并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初，以华尔兹等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在前苏联解体后，其他大国会起来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Illusion)，不会持续多长时间，新的均势很快会在国际体系中再次形成。【注释】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December 1997), pp.915~916; Ch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5~51.【注尾】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却发现单极世界并没有让位于许多人所期待的多极世界，学者们开始质疑均势理论，并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新的解释。《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所收集论文体现了学者们的这种努力。该书出版后近5年的时间里，根据亚马逊网站上提供的信息，有35部研究国际关系的英文著作引用了该书。【注释】http://www.amazon.com/America　Unrivaled　Balance　Cornell　Security/dp/book　citations/【注尾】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该书所收集的论文对于目前关于均势理论的学术争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过去大约5年多的时间里，关于均势理论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制衡”(balancing)展开的。传统均势理论仍然以“硬实力”(hard power)来界定制衡，认为制衡是第二层次大国运用军事力量或者与其他大国结成同盟，阻止霸权国家对自己形成威胁。然而，传统均势理论对制衡的界定在这场争论中受到了挑战。有学者认为，“均势理论是为了解释两极或多极体系中国家的行为而提出来的，而且，在两极或多极世界中，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一种永恒的威胁。而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以上两个条件均不存在：今天的国际体系是单极，并且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由于众多因素而降低，有些因素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例如，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核武器等)，另外一些因素是非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比如，经济全球化、民主制度等)。”【注释】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 1 (Summer 2005), p.107.【注尾】因此，传统均势理论以“硬实力”对制衡的界定无法解释目前单极世界第二层次大国的行为，国际体系的单极性导致了新的制衡方式的产生。与过去历史上采用硬制衡的国家不同，这些采用新制衡方式的国家认为，虽然霸权国家可能会对自己构成某种更为微妙威胁(a more subtle kind of threat)，但它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实际的威胁(an existential threat)。因而，它们将寻求以和平方式限制霸权国家的战略，并改善霸权国家的优势地位可能会对它们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新制衡方式通常采用非军事权力手段。【注释】Ch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Fall 2006), p.8.【注尾】

　　斯蒂芬•沃尔特过去几年进一步深化关于美国霸权和他提出的威胁均衡理论的研究，出版了《驯服美国权力：全球对美国优势的反应》一书。【注释】Stephen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W. Norton, 2005).【注尾】沃尔特分析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单极地位采取的不同战略，他认为，“虽然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呼吁建立更为多极的世界，但是，全球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反应，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击败德国和在冷战中为对抗苏联而结盟并不相同。其他国家没有结成正式反美同盟的原因十分简单：美国并未造成同样水平的威胁。不过，其他国家正在开始以微妙的方式聚合力量，它们这样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约束美国的力量。其他国家没有采用结成反美同盟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软制衡’(soft balancing)的方式：即协调它们的外交立场，反对美国的政策，从而共同获得更多的影响力。”【注释】Stephen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4, Issue 5 (Sep./Oct. 2005), p.107.【注尾】

　　罗伯特•A.佩普(Robert A. Pape)在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体系中第二层次的国家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2002年以来小布什政府对“流氓”国家发动的先发制人战争和富有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严重伤害美国作为慈善帝国的形象，世界上其他大国开始担心害怕美国权力优势，从而成为了它们制衡美国的动因。单极世界政治因此开始发生变化，其他国家已经悄悄对美国采取的制衡行为。由于对任何国家来说，直接对抗美国优势地位的代价都过于高昂，而且，除非主要大国可以保证制衡联盟的成员能够统一行动，多国共同制衡美国的方式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因此，主要大国很可能会采取 “软制衡”的方式。佩普进一步对“软制衡”概念进行了界定。“软制衡”是指“不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采用非军事手段延缓、阻挠和削弱美国侵略性单边主义军事政策的行为。” 软制衡主要借助国际制度、经济手段和外交等方式，它已经突出地表现在国际上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当中。虽然软制衡近期可能仍无法阻止美国实现具体的军事目标，但它可以增加美国使用自己权力的代价，减少愿同美国未来军事冒险行动进行合作的国家的数量，并且可能使同美国的经济实力平衡逐渐发生转化。尽管软制衡采用的是非军事手段，可其目标是对超级大国军事行动的前景产生虽然间接但却是真正的影响。软制衡采取的手段包括拒绝超级大国利用自己的领土(领空或领海)进行军事行动、利用国际制度及具体的外交措施所进行的纠缠外交(Entangling Diplomacy)、加强经济力量以及发出坚决进行制衡的信号。佩普还进一步指出，虽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软制衡可能并不会奏效，但是，从长远来看，软制衡可以改变第二层次的主要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相对力量对比，从而为其他大国在必要的时候制衡霸权国家奠定基础。【注释】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 1 (Summer 2005), pp.7~45.【注尾】

　　加拿大学者T.V.保罗(T.V. Paul)也参与了这场有关均势理论的争论。他认为，传统均势理论主要以军事制衡作为制约霸权国家权力的方式。这种看法符合“欧洲时代”和冷战时期的大国行为，然而，在后冷战时代，这很难成为第二层次国家所追求的战略。冷战结束后，像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基本放弃了以建立对抗同盟和聚积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硬制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美国不断上升的力量优势毫无办法。这些国家放弃军事制衡，主要是因为缺乏进行制衡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它们不担心居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现在会威胁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不过，自从2001年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以来，由于美国外交政策越来越表现出单边主义、军事干涉主权国家以及以武力颠覆反美政权的倾向，这些国家开始对此表示担忧。于是，它们便采取温和的制衡方式，来达到制约美国力量的目的，以避免激起美国的报复或惩罚。在这样的环境下，第二层次的国家为了既制约美国的权力，又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影响力，不得不采取包括追随、推卸责任和搭便车的方式。除此以外，它们还已经开始进行“软制衡”。假如制衡是指对霸权国家权力和威胁行为的制约，不以发展军事力量和建立同盟为手段的软制衡，它也应该成为均势理论的一部分。保罗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第二层次的主要大国在不使自己同美国的经济联系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采用软制衡战略，对抗美国不断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单边主义趋向。它们正选择制度和外交的方式平衡美国的力量，尽管这种战略成功的几率并不确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软制衡就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战略，原因是，由于难以确定何时出现制衡，硬制衡的成功几率同样是无法确定的。而且，如果霸权国家对软制衡的反应能够缓和其侵略性的行为，第二层次国家采取的软制衡做法就取得了部分成功。【注释】T.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 1 (Summer 2005), pp.46~71.【注尾】

　　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在对霸权本质及美国霸权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批评了美国霸权例外论的说法，“华盛顿自称的慈善本来就不会持久，而美国权力的铁拳却是实实在在的。”【注释】Ch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pp.27~28.【注尾】莱恩指出，目前国际体系中的单极实力分配是史无前例的，自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以来，国际体系首次由一个优势非常明显的霸权国家所主宰。当今美国的霸权地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得不追随美国，因为这样做它们可以从中获益。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硬实力方面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其他国家很难以传统的制衡方式(硬制衡)对抗在国际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国霸权。在单极世界中，第二层次的大国不得不暂时屈从美国霸权，而且，为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它们需要寻找其他制衡战略。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对美国采取传统制衡之外的其他方式，其中包括“软制衡”，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做法并没有在国际体系中产生新的权力组合。但是，单极世界没有让位于多极权力分配，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没有采取制衡行为。莱恩认为，对国家的战略意图与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加以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应该将在单元层次发生的制衡行为与在体系层次实际产生的均势结果混为一团。【注释】Ch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p.29.【注尾】

　　莱恩进一步论述道，由于对现实霸权国家的制衡要比对正在崛起的霸权国家的制衡复杂得多，需要对以制衡为范畴的国家战略进行重新思考。莱恩指出，有一种制衡方式迄今一直被忽略，这种方式就是他所提出的“规避”(leash　slipping)战略。他认为，虽然美国的硬权力对其他国家的独立与利益只是构成非现实的(软)威胁，但是，其他国家通过获得在安全领域独立于美国的实力，可以逃脱美国霸权的掌控，并获取能够迫使美国尊重其外交政策利益所需的手段。其他国家希望能在美国霸权下获得一定的缓冲空间，并努力为必要时自己可以采取独立行动而寻找出路。“规避”明显不以对抗美国构成的现实威胁为目标，因此，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硬制衡，它是其他国家针对霸权国家有一天会以掠夺和威胁的方式运用其权力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采取“规避”战略的国家“并不害怕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对自己领土现实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而是担心这个崛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和经济综合地位上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包括正在崛起的国家未来可能引起的安全问题，尽管未必是战争。”如果“规避”战略取得成功，将导致在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中新极的产生，从而重新回到多极世界，终结美国霸权。【注释】Ibid., pp.29~30.【注尾】

　　这场关于均势理论的学术争论，体现了学者们对目前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现实关怀。这场学术争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目前单极世界中其他国家将针对美国霸权采取什么战略?而美国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则是想从理论上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

　　沃尔特在其文章指出，从冷战结束后15年多的单极世界政治中，美国应该吸取的教训是，虽然美国认为自己的主导地位对整个世界有好处的，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优势地位却抱着十分复杂的态度，并已经开始想方设法驯服美国的权力。他提出，虽然美国不能退回到孤立主义，但应该努力让其他国家欢迎而不是害怕美国的主导地位。为此，美国应该继续采用传统的“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在美国战略利益十分重要的欧洲、东亚和中东地区，美国对它们不必进行直接控制，而是应该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军事存在，依靠在这些地区的盟友，通过扮演离岸制衡者的角色，维持这些地区的均势。【注释】Stephen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pp.118~119. 【注尾】

　　莱恩对美国对外战略提出了与沃尔特相似的看法，认为美国未来应该在对外政策上进行自我约束，实行“离岸制衡”战略。不过，他将对“离岸制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将其分为多边离岸制衡和单边离岸制衡。他认为，沃尔特主张的离岸制衡就是他所说的多边离岸制衡，这种多边离岸制衡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中的“美国霸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造成的。其他国家对美国霸权无法受到制约的担忧，并非缘自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而是在苏联解体后单极世界产生时就出现了。以美国加强与盟国关系和进行自我约束为主的多边离岸制衡，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担忧。要彻底解决目前国际体系中的“美国霸权”问题，美国应该实行战略收缩，善于利用多极体系中其他各个大国的优势，从而增加自己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因此，他得出结论，未来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单边离岸制衡。【注释】Ch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pp.39~41.【注尾】

　　围绕美国霸权、均势理论和美国对外战略的学术争论并没有结束，仍然是美国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这场学术争论在理论上可以加深对国际体系和均势理论的认识，而其现实意义在于，它将深化人们对美国霸权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与大战略的了解。《美国无敌》一书比较全面地汇集了这场学术争论中各个不同学派的观点，为了解美国的这场学术争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

来源时间：2014/10/17   发布时间：1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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