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龙市出入境 来源：新浪微博
王毅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双方对世界承担的一份责任。中美关系如同大海中的一艘巨轮，只要双方建立战略互信，减少战略疑虑，增进战略合作，防止战略误判，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完成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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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精英看中国"系列报道】
作者：凤凰华闻大直播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首位华裔女性国会众议员、来自加州的赵美心，多年来积极争取华裔权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关注。赵美心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勇于改革、关注民生，特别是在反腐问题上展现出务实作风。这一集世界精英论中国，来听听赵美心对中国的看法。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旧文章ID：56
【外交部驳斥美国国会2014年涉华年度报告】
作者：今日中国China Today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表2014年涉华年度报告歪曲事实，敦促该委员会停止此类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错误言行。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旧文章ID：55
忻怿：油页岩革命与中美战略博弈
作者：忻怿 来源：共识网
一、引言
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以来，适度变更先前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强与盟友合作，从伊拉克撤军，并大规模减少驻阿富汗美军。此外逐步削减美国在一些非关键地区军事存在，持续削减军费开支。可见，民主党政府对新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及其对外政治哲学进行了适度调整，体现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其自身国力、财力与其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之间不相匹配的战略困局下的政策调整。同时我们也应关注2010年以来逐步企稳的美国经济与油页岩革命为代表的美国多维霸权持续延寿等诸方面新特征。
美国身处两场局部战争困扰之时，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强大，特别是军事现代化成就卓越。在美国看来，美日在此区域优势不断丧失，已然打破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因此，近年来美国加紧围堵中国，高调宣布所谓“重返亚太”政策和“海空一体战”战略，将全球海空军部署进行大规模调整，布重兵于中国周边，极力研发新式武器，保持技术代差，着重压制解放军日益增长的所谓“区域阻遏/反介入能力”[1]。中国已成为美国战略家眼中首要战略对手和最大假想敌。与冷战时代两极与两大集团分裂表征下的高烈度政治军事对抗不同，新时期大国间在诸如经贸、能源等低政治元素领域对抗博弈更为激烈，暗战不断。由于货币和能源的特殊属性，相关领域之博弈往往更为关键，影响更为深远，已成为头号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战略博弈的新热点。
2011年，美国时隔62年后重新成为成品油出口国，意义深远。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预测，美国最早将于2016年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非欧佩克产油国，2018年前取代沙特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美国天然气产量也将保持增长，到2040年，页岩气产量将比2012年水平高出56%，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届时油气资源将大量出口[2]。美国从世界头号油气进口国转身为油气主要出口国这一战略转变无疑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油气多半亟需进口且不断攀升的中国尤为如此。美国谋求能源独立肇始于尼克松时期，直到近年油页岩技术革命才将其迅速推向能源超级大国地位，其多维霸权构筑体系中的能源支柱初现端倪。短短几年之内“油页岩革命”也成为触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的重要触媒。
面对美国主导的“油页岩革命”所引起的全球能源格局巨大变化给中美关系、能源安全、国家军事与安全战略所带来的重大影响目前中美关系及国际政治学界关注刚刚起步，不少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层面，深度不够，交联不多。特别是没有将美国主导的此次能源革命放置在长远历史视角中进行对比研究，没有关注到其与中国近年来大规模远洋海军建设及远洋走出去战略的内外关联，没有对这一领域中美隐性对抗和博弈有足够的估量和评价，也没有对能源困局下中国远洋海军战略进行审慎评估与反思。因此，本文尝试对以上事项进行交联分析，从美国油页岩能源革命为出发点，剖析其所带来的全球油气能源格局巨变对中国所造成的重大战略影响与国际新能源战略版图变动下中国的应对战略，展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维度与新特点。重点阐述中国远洋海军战略及海上通道疏通等战略举措并进行冷静反思。
二、油页岩革命与美国能源独立政策
油页岩(oil shale)又称油母页岩，是一种含有机质沉积岩，为新兴低热值固体化石燃料，高温干馏后，能够提取页岩油及页岩气，其性质类似于石油及天然气。据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预测，2010年底，全球页岩油储量达4.5万亿吨，数倍于世界石油资源探明储量。其中，美国页岩油探明储量占世界70%，而中国目前探明储量只有美国的9%。[3]油页岩开发成为新宠，其开采技术成为“大国重器”，受到各大国战略重视。
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贬值后，美国政府遂将美元与石油挂钩，继续维持其世界第一大支付结算货币地位，但美元与石油联动有利有弊。因此，美国历届政府鼓励能源技术创新，积极寻求替代能源与国内油气增产，以求摆脱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其经济屡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而波折、输入性通货膨胀持续、外贸逆差加剧等严重问题。冷战初期，随着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强国脱身中东，美国遂填补中东战略真空，以获得其长期油气供应。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为确保油气供应，美国将相当军力布置在中东各地，维持当地稳定、调和巴以关系耗费了不少国力，引起决策层反思。而油页岩革命所带来的国际能源格局巨变则成为促使美国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基石。此外，政治、经济及军事三位一体多维霸权支撑的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突破也是其为确保霸权而在科技、经济乃至全球战略方面的最新举措。
油页岩革命表现为近些年来美国油页岩大规模勘探与低成本商业性开发利用。长久以来油页岩利用是技术难题，提取页岩油气难度大、成本高。而近年来以多层水力压裂技术为代表，技术革新大幅度提高了油页岩开采产量，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广布于陆地沉积盆地及浅海海床下的油页岩矿床开发利用得以进入规模化与商业化轨道。
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能源政策法》并予总统签署生效，明确油页岩作为新兴战略资源的地位，指令能源部协调促进油页岩资源商业性开发，对相关油气公司进行税费减免等诸多优惠。奥巴马政府也相继颁布《2009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等能源政策指导性文件。2011年颁布的远景规划《未来能源安全蓝图》，明确提出确保美国未来能源供应和安全的三大战略：一是油气开发回归本土，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二是推广节能减排，削减能源消费三是激发技术创新，加快发展清洁能源。[4]其中，油页岩开采成为重点，美国予以其能源开发主要战略支柱的地位，开发油页岩，实现能源自给乃至出口成为既定国策。短短几年，凭借独步全球的技术创新能力，美国执油页岩开发之牛耳，其能源战略地位突变，页岩油气产量猛增。2012年美国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预计最快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油页岩开采方兴未艾，这会相当程度化解人类化石燃料耗费枯竭危局。目前仅北美地区油页岩得到系统勘探，加上未来其他地区的勘探与开发，石油耗尽的悲观论调将告一段落。据能源资讯巨头IHS公司乐观预测，全球页岩油气可探明储量按现有消费量足够全人类使用100至120年，消费页岩气还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以油气(及煤炭)为主导能源所构筑的现有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由于油页岩革命能够得以继续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而不至发生重大能源危机。
本质上讲，油页岩革命乃是美国历届政府长久以来谋划“能源独立”政策阶段性重要现实成果，页岩油气大规模增产使得美国能源自给夙愿接近实现。油页岩革命虽初现端倪，其广泛冲击效应还未显现，但对于其趋向影响须予以观察和讨论。油页岩革命所带来的能源格局变动将会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地缘政治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油气多半进口、相关技术薄弱、对美关系起伏不定、预期不明的发展中大国，亟需考察美国油页岩革命对于世界、周边及我国的深切影响，以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三、油页岩革命“冲击波”
油气资源的大幅度增产或减产造成的变动均会对地区乃至全球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如，因由油气资源中东地区迅速上升为国际战略斗争焦点，直至今日。上世纪70年代英国和意大利原油产量骤增也均对地区体系造成冲击，提升了两国战略地位。而凭借油气出口，苏联更因70年代初油价暴涨而勃兴一时，同时也因油气价格在80年代中期的大幅跳水而损失惨重，加速其财力枯竭与国家衰亡。[5]而此番美国推行油页岩革命对于其自身、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冲击性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能源自给，助力经济复苏
据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预测，受益于油页岩开采，美国最快将于2020年完全实现能源自给乃至大量出口油气。相比之下，中国于2013年9月已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28.9%，油气能源的“马六甲困局”早已形成并持续恶化，反观美国却因油页岩开采而受益颇多。
首先，油气大量增产直至实现能源自给乃至大量出口能够有效降低长久以来美国油气贸易赤字，改善其国际收支与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为美国经济提供持续稳定的国内能源供应。此外，得益于油气产量大增及油页岩产业开发所带来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和岗位供给，美国就业情况也持续好转。油页岩开发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正在持续促进美国“再工业化”国策，为其综合国力增添新的重要竞争砝码，大大改善美国实体经济，支撑美元步入强势周期，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助力其经济复苏。
与最近半年来中国经济明显放缓不同，美国经济自次贷危机后持续好转。2011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力拔头筹。据美国商务部2014年1月数据显示，2013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达3.2%。[6]其中，受惠于油气贸易赤字净减少，2013年美国贸易赤字总量为次贷危机爆发后最低值。此外，油气增产乃至自给出口的美国将会摆脱以往国际油价屡受产油地地缘政治波动而变动的弊端，维持一个既使美国油气出口获利而又较为稳定适度的油气价格，助力美国及全球经济体系稳定运行。
欧盟债务危机哀鸿遍野，新兴经济体屡受波折前景不乐观之时，美国油气产量骤增所带来的国际收支改善、美元回流走强、实体经济复苏和消费就业趋好等益处已经显现。十年前美国深陷两场局部战争泥潭，六年前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唱衰美国论调再起，而凭借美国国内依然较为有效的民主纠错机制、非凡的技术与制度创新能力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短短几年内，实力平稳回升，并在以油页岩开发为标志的全球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浪潮中手执牛耳，挟能源、技术优势以令诸侯，加紧维护多维一体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与霸权体系。
(二)强化独霸地位，努力牵制中俄
美国油气产量大幅增加所搅动的不仅仅是世界能源供求关系与结构布局，更为隐性的是油页岩革命对于国际金融领域、新能源开发技术、碳交易与碳排放方面乃至主要大国关系所产生的重大冲击。
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固定汇兑终结，随即美国与欧佩克成员国商定只以美元进行石油贸易，构筑起石油这一头号战略物资与美元的紧密关系，以维护美元霸权。同时，美国愈加深入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以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元汇率。扶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抗伊朗、消灭萨达姆及卡扎菲政权还有对于所谓石油日元、石油欧元与石油人民币的围堵打压均是其维护美元霸权及其在中东战略优势的重要举措。2010年以来欧元持续走弱和半年来人民币持续贬值无疑不受到美国能源战略运筹与金融暗战的深切影响。无疑，油页岩革命下能源自给乃至出口的美国将会强化其石油美元霸权地位，增强其货币与能源双重权柄。
美国此番能源革命的基石是其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目前，各大国均有大量油页岩储备，而只有美国掌握低成本实用化深层水压致裂开采技术，其多维霸权中的技术代差优势显露无疑。民用核电技术、发动机技术、材料科学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美国对华均有着十分严格的技术封锁与转让壁垒，油页岩开采技术领域更是如此。近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高层接触中，美方对于中方在油页岩开采领域提供转让和支持等的积极诉求反响相当冷淡。美方能够提供的一些对华页岩油气技术输出也多相当苛刻的附加条件，对于谋求核心技术自主掌握的中国来说吸引力不高。另一方面，深层水压致裂开采技术并不适合本已缺乏淡水的我国北方油页岩矿区，技术与环境双层局限限制了我国页岩油气的开发与利用。油页岩开采短板所导致的本土油气增产乏力困局已逐步显现，2013年10月，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月度原油进口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中国必须面对美国主导构筑下的国际能源战略格局，对于中国能源困局这一阿喀琉斯之踵下一章节会继续介绍。
目前，碳排放与碳交易议题已成为西方国家钳制中国的新战略筹码，而页岩气大规模开采与利用将进一步减少美国碳排放总量，增强其在气候谈判、碳交易与碳排放问题上的话语权。而早在2010年便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并依旧以煤炭为主，核电与油页岩开发技术较为落后的中国将会受到西方国家在碳排放、碳交易问题与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持续施压，从而进一步恶化对我国发展本已不利的外部政策环境，如中国民航业已经受到欧盟在碳排放问题上的牵制。
凭借技术优势与资源禀赋，美国油页岩革命可谓一石二鸟，除了中国，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也对俄罗斯这一美国传统战略对手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早在里根执政时期，共和党精英便改变先前民主党人对苏缓和战略，在各领域重新加紧遏制苏联，祭出能源武器大旗，推出了著名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1985年，美国启动该战略要求沙特阿拉伯原油大幅增产，一时间国际油价重挫，美元也剧烈贬值近三成。沙特低成本热带油品大幅度增产使得苏联高纬度冻土带高成本原油出口损失空前，直到1991年苏联原油出口相比于8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以上，石油美元外汇收入急剧缩水。[7]国内产业结构畸形落后而倚仗原油出口换汇的苏联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能源棋局下的最大受害者，国际收支领域持续恶化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国内危机与国家衰亡。时至今日，再次祭起能源武器大旗进行隐蔽经济能源战的美国所推出的油页岩革命无疑会对仍然依靠能源等初级产品出口获取外汇的俄罗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俄罗斯高纬度冻土带油气开采成本常年居高不下，面对美国近海及内陆盆地油页岩规模化开采的低成本优势冲击应对能力有限。此外，美国影响下的国际油价还能冲击伊朗、委内瑞拉等地区性反美势力的石油收入。同时，未来成为能够与俄国比肩的新兴能源输出大国的美国会对传统以来亟需俄国能源供应的欧盟诸国产生相当吸引力，美国大型LNG液化天然气船只乃至跨越大西洋的输油管道向欧洲市场的开拓将会大大分散欧俄之间经过诸多战略动荡地区油气管道的输送能力及其吸引力。未来美国向西欧输送能源将会加强跨大西洋合作框架与美欧关系，打击俄国长久以来屡试不爽的对欧能源输出战略筹码，缩减俄国对欧盟的战略影响，迟滞德国等谋划的欧俄合作设想与欧盟独立性不断增强等等对美不利的战略后果，可谓用意深远。
(三)适当脱身中东，重点重返亚太
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稳步实践及其最终实现，不仅为自身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供应安全路径，增强了美国经济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也正在深刻改变全球能源、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版图。大量增产本土页岩油气以谋求能源自给并积极出口的能源新格局与新战略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严重依靠油气进口并深陷入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来说可谓是助推其中东区域战略转变的重要物质前提。
从小布什时代近30万中东中亚军力部署到奥巴马政府完成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任务，并缩减美军在此军事部署，继续推进“大中东和平计划”[8]，对伊朗接触谈判，继续促进巴以和谈等措施鲜明地表明美国中东政策新转向。奥巴马执政以来，强化与传统盟友在北非中东事务上的合作，加强同中东亲美君主国的关系，提升其防务能力，完成适当战略收缩，逐步减少美国在中东等地的直接战略义务。回顾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史，中东与拉美一直是其运筹重点，而如今相对脱身中东的区域战略调整可谓意义重大。适当脱身中东，战略重点东向，多边主义回潮，强调巧实力与软实力的“奥巴马主义”[9]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实力相对衰落，局部战略相对收缩，提升盟友自身防务责任与能力，重点保证核心地带以抗衡遏制苏联的尼克松主义[10]十分相似，均反映了美国面对新兴战略对手实力陡增而自身实力相对收缩时代特征下其全球及地区战略的及时磨合与调整。值得关注的是，助推此次美国全球及中东地区战略调整尤为关键的主动性因素正是能源领域关键性的油页岩革命及其对于美国能源地位的重大改善。正因为此，此次美国中东地区战略调整与相对收缩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逐步掌握能源供应主动权，实现能源自给，乃至成为重要油气出口国的美国无疑会对中东油气资源的战略渴求大大减少，中东地区战略重要性在美国国家宏观安全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必然相对有所下降，紧握能源红利的美国可以相当从容地从中东分身。面对巴以和谈问题，叙利亚内战问题及伊朗核武开发，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政治变局等等棘手问题，美国均未作出实质性干涉，出手谨慎，努力避免美国在这一地区新的军事投入，特别是对于伊战后战略地位陡升的伊朗所采取的怀柔政策为外界普遍理解为美国在中东采取缓和与防守的战略态势。可以想见，未来能源自给的美国对于中东地缘政治稳定抑或变乱的关切程度将会相对减弱，中东地缘政治变动所造成的油价涨幅则会有利于能源出口的美国，而对中国等其他能源亟需进口的新兴经济体会造成牵制和冲击，而中国在此基建等领域投资也由于政治变乱而深受其害。[11]然而，除去美国，没有一个大国能对中东有相类似的战略投送能力与战略影响力。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看，“霸权稳定论”治下的中东相对稳定格局对于非霸权国有着一种“搭便车”优势，从中东相对脱身的美国所造成的局部战略相对真空所引起的诸如土耳其与伊朗的区域性争夺所造成的中东乱局对于中国来说却弊大于利。
同时，油气自给乃至出口的美国会相对降低欧佩克组织在世界能源话语结构中的地位，降低伊朗、委内瑞拉等地区性战略对手的石油收入和战略影响，对于中东各产油亲美政权可谓也是又拉又打。此外，相对减少在中东军事干预与军事存在的美国能够就此缓解阿拉伯世界强烈的反美情绪，缓解优化美阿关系。短短几年，适当脱身中东，重点重返亚太，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从中东移向亚太已落实成国策，相应的全球与地区战略调整也加紧推进。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上任伊始便根据新形势建议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政策，认为“未来美国将在中东执行外交优先、减少卷入和避免军事干预的新方针。”在题为“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主旨演讲中，赖斯更是直言不讳指出，“不管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多么麻烦的事情，都不会影响美国把注意力投掷到亚洲来。”[12]就这样，美国抛出了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13]。这一宏观政策指导下，2012年1月，美国防部酝酿已久的《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重点》新军事战略报告出炉并强调，近期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重点是欧洲，在亚太要“增加”军事机构和军事存在，在中东则要“维持”军事存在与能力。对美陆军规模进行裁减，强化海空军实力，将海空军主力装备与兵员侧重部署到西北太平洋的战略前沿基地，全面更换第四代主战武器系统，构筑“海空一体战”[14]新模式遏制该区域不断成长的最大潜在战略对手。[15]可见，重返亚太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在美国决策层内已达成共识、全面落实。美军强化岛链基地及各种具有技术代差优势的新式战役战略武器大量前置部署等举动已对中国造成巨大战略威胁，显现出美国此番针对中国战略调整的强烈进攻性。
近期，美国面对叙利亚内战、克里米亚危机等诸多严峻事项均并未做出实质性强硬回应，反而奥巴马访日期间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支持其钓鱼岛立场等政治表态均是极为鲜明的政治信号。美国著名战略家、对华遏制派、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米尔斯海默便撰文对此极为赞同，强调中国这一“潜在霸权国”对美的所谓现实威胁，认为美国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去过分分身应对一个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外强中干的俄罗斯。[16]正如作者1994年的重要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言，美国必须积极应对首要潜在战略对手中国在亚太地区准备推行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17]，自由主义接触派的对华政策已被误导，不会有好结果，而放弃接触、积极遏制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才是美国钳制中国的王道。[18]现在看来，美国鹰派当年的预言可谓一语成谶，执政后期对华问题上明显右转的奥巴马政府已在切实践行保守派的对华遏制战略了。军事领域倚仗海空军技术优势，“放日出笼”，经济领域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9]以谋求排挤限制中国，政治领域强调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话语霸权与区域同盟体系，三根支柱主导下美国对华新战略显得咄咄逼人，透露出美国高层强烈的旧式大国对抗的冷战思维。
可以看到，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退下所推行的战略调整离不开油页岩开发的能源红利，其所带来的能源自给与经济复苏乃至未来掌控能源霸权的有利条件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此次美国全球与地区战略调整。远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衰退中的旧式霸权国，依旧具有相当活力与超一流竞争力、创新力与综合国力的美国能够凭借其与时俱进的制度禀赋和创新潜能不断调整自身战略发展航道中的失灵部分，得以持续有效维护其霸权地位。面对新形势，中国也积极有为，尤其以建设远洋海军、疏通战略管道、拓展周边外交为突出亮点。下文着重就油页岩革命触发下面对能源困局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相应对策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军事战略中某些领域进行反思。
四、能源棋局与中国军事战略的转变、应对与反思
2013年具有标杆意义，十月，中国月度进口原油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同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值得注意的，2013年中国海军新入列服役舰船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海军。以上信息透露着能源困局下中国打造远洋海军的新型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是一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前提与保证，审视油页岩革命后重塑并恶化的中国能源困局、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外部因素，我们发现，能源困局下外部战略环境恶化与中国远洋海军发展有着直接相关性，探究两者关系演进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能源困局与中国远洋海军
外向型经济加速形成的胡温执政早期高层便已形成所谓“马六甲困局”[20]的战略忧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对于外部市场、资源、能源等方面依存度持续上升，日益深入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中国早已成为与世界联动的高度外向型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市场持续萎缩、油价金价波动不断等不利条件已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其中，以油气资源为代表的能源对外高度依存已成为中国这一大国难以忽视的“阿喀琉斯之踵”，能源困局正在形成。
油页岩革命以来，“马六甲困局”并未缩减。巨大海外能源需求与薄弱海洋安全通道保障能力之间的差距，庞大油气需求与国内油气增产乏力、油页岩开发难产，巨大海外战略利益与缺乏蓝水远洋海军、海军战力较为弱小的等几股现实矛盾为表征的中国能源战略困局趋于严峻。面对美国全面布局新能源战略棋局以重获优势、遏制对手，中国也早已有所应对，十年来在海洋安全通道保障、远洋海军建设、油气资源多维开发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围绕能源与海权，中美之间较量与博弈暗战不断。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后，持续的外来能源供应支撑着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实力提升与外向型特征则愈加需求中国海军建设攻防兼备的远洋化，能源供应、经济发展与进攻性战略型海空军的打造紧密相连。这样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与军事战略相互动适应的并进过程在各新兴国家中均有表现。
早在美国取代英国，从地区主义局部霸权国走向全球主义超级霸权国之前，美国海洋战略学家马汉的代表作《海权论》便引领了那个时代日益关注海外市场、资源与利益，经济愈加外向型的美国国家战略走向。强大的远洋海军、对主要海道的控制与实力雄厚的远洋商业运输能力三位一体相配套支撑起海权理论，[21]这也成为日后美国获得海权的主要路径。19世纪末军事实力还弱于欧洲一些中等强国的美国在海权理论外向型发展战略指导下逐步将雄厚工业实力转变为现实海陆军战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美海军实力获得跨越式发展，“大白舰队”[22]在日俄战争后以访问名义威吓日本、环球航行更是美国日益走向远洋的标杆事件。一战爆发之前，美海军吨位及作战实力已达世界第三，1922年美英日法意五强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美国获得比肩英国的海军造舰吨位量，力压日本。直至二战结束，拥有120多艘航母，近3000艘作战舰只的美国海军独步天下，成为捍卫以其意志为导向的全球新秩序的主导力量。相应，美国海军在战后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全球主要海道，数十万海外驻军和上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军力方面诠释了走向全球主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霸主地位。无论是国内发展问题还是对外战略问题，当代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诸多惊人相似，面对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关系处理问题及适应着外向型经济模式下海洋力量与海军发展的现实转型问题。
十多年来，与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外向型经济不断成长，国力获得长足发展，海外利益日益增多相伴随，中国军力特别是关乎海外利益、战略通道安全的海军得到跨越式发展。如果说30年前中国海军南下太平洋实验区打捞洲际弹道导弹残体时仅有4000吨的主力舰艇要面对美苏万吨大型核动力舰只的严密监视而饱受屈辱的话，如果说近20年前台海危机期间孱弱的中国海上力量还为外界称之为不必惧惮的绿水海军[23]的话，以辽宁号航空母舰、071型船坞登陆舰、052c/d型防空驱逐舰、054型通用导弹护卫舰、056型轻型护卫舰及各式新型常规柴电潜艇乃至095、096型攻击型、战略型核潜艇的大量入役及海军航空兵三代战机的大量换装及二炮部队对海远程攻击弹道导弹和常规巡航导弹的大量入役则使得中国海军脱胎换骨，实力骤增，成为美国极其关注的所谓“打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平衡，谋求地区海权”的重要力量。[24]
自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直到2013年末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能源、经济结构20年间的巨大变迁伴随着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卫型强调“空、潜、快”[25]的绿水海军转型为具有较强实力，初步具备远海远洋作战能力的准现代化蓝水海军。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西方关系蜜月期，中国便积极获取西方技术甚至一度准备进口英国42型驱逐舰，随着蜜月期结束，中国遂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大量引进技术装备，经过国产化与技术再创新近年来获得巨大进步。“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坚强保障。”[26]《中国国防白皮书》向外界宣告，与经济崛起相适应，中国军力，特别是海军发展已进入快车道。据权威预测，中国海军新型主力驱逐舰将会持续大量入役，055型万吨隐身巡洋舰正在加紧研发，以配合国产新型航空母舰与081型两栖船坞攻击舰的日后量产服役。[27]未来双航母乃至三航母战斗群是中国海军谋求走出去远洋作战能力的写照，与日本保卫自身一千海里海上运输线安全而建设庞大两栖编队和印度积极发展三航母战斗编队以保障其印度洋地位相类似，保卫自身海外利益，保障自南海前出北印度洋直至波斯湾水域石油及其他物资进口战略通道安全为要务的中国海军正在抓紧打造以航母两栖攻击平台、大型驱护舰及战略核潜艇为支柱的远洋海军。
武器发展是军事战略的具体运用与鲜明导向，军事战略则是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基石与体现，客观看待并承认近年来中国海军由近岸战略防御型向远洋攻防兼备型蓝水海军的转型，我们才能更加贴切地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能源格局变动下中国海军远洋化的发展战略间两者的关系互动。
(二)能源困局与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疏通
2013年全年中国累计进口石油达2.82亿吨，对华前十大供油国中七个为中东非洲国家，占供油量78%，这意味着近八成原油进口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南海——马六甲——北印度洋——阿拉伯海一线已成为中国战略命脉。面对持续深化的“马六甲困局”，一方面以中俄、中哈、中缅、中土(土库曼)油气管道建设以努力扩大油气来源渠道，另一方面以对传统全天候战略伙伴巴基斯坦瓜德尔港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的援建乃至租借，并修筑由港口直达中国的高等级公路和油气管道等重大战略措施，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维护拓展着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性及其多元化。[28]美国鹰派甚至研判，极端情况下中国会将两座港口由商港变为军港以屯驻海军，武装保卫北印度洋航线安全，并在缅甸及孟加拉国的东北印度洋外岛修建大型雷达站与监听站乃至潜艇基地，对北印度洋航线敌商船进行伏击演习以进行战略威吓。[29]可见，一方面努力保证传统能源与商贸海上航线南海——北印度洋——波斯湾一线的安全，另一方面积极扩大油气供应多元化渠道等措施成为中国应对马六甲困局的主要对策。
然而，从中俄、中哈石油管道建设的波折起伏可以看出，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并不顺畅，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中东油气为主的进口结构不会有大的改变。不仅是能源进口，与欧盟这一中国最大外贸伙伴及亚非新兴市场的贸易联系均离不开南海——北印度洋一线这一海上战略通道。为此，中国长久以来筹划着釜底抽薪的积极应对措施——兴修克拉运河[30]。
兴修克拉运河已不是新闻，它是中国谋求架空马六甲海峡，化被动为主动，团结泰国等东南亚对华友好国家，提升中国东盟合作层次的重要战略举措。近来，几家大型央企筹划开建克拉运河的消息引起关注，企业背后国家力量与战略意志显露无疑。提上议事日程已近十年的克拉运河若能绕开泰国国内政治变乱与美国外部影响而成功兴建，无疑会大大提升中国南海——北印度洋一线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性，缓解乃至解决“马六甲困局”的隐患与羁绊。
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构筑与疏通是一宏大战略命题与系统工程，堪称中美战略博弈棋局中的重点。除去谋求兴修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中国决定修建尼加拉瓜运河[31]更是一记重磅消息引起各国重视。长久以来，美国视拉美地区为其禁脔，然而20世纪末以来席卷拉美的政治左转风潮重塑了政治版图。尼加拉瓜现任政府为著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虽然与中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但其左翼立场与大国平衡外交国策无疑成为中国商人投资兴建尼加拉瓜运河的重要政治基础。中国若成功兴建尼加拉瓜运河无疑会直接重创美国掌控的传统重要海道——巴拿马运河，撼动其西半球战略优势，大大增强与其战略博弈的筹码与资本。可见，中国海洋战略通道的疏通与构筑蓝图中，东线以尼加拉瓜运河为支点，西线以克拉运河为支点，中线则辅之以南海东海为前出基地的中国远洋攻守兼备型蓝水海军，外围再加以建设多源油气进口管道，一幅捍卫中国海外能源及外贸战略安全通道的宏观战略已初步显现。油页岩核心技术仍在突破，国内油气增产乏力情况下，区域性海权的积极争取与海道疏通以应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与地区安全格局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场域与新焦点。
(三)历史的循环亦或突破——中国军事战略反思
将现在中美关系比作上个世纪之交英德关系，并将中国战略环境和发展脉络与当时崛起中的德国相对比是目前西方学界一股潮流及具有相当影响的认知中国观，但这是一种以大国关系宿命论、冷战意识观和狭隘陈旧的西方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经验加诸并评价于一个国际政治理念、秩序构想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发展内涵不同于欧美经验的独特东方文明的不甚准确的假说。
2013年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已超越美国，广义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68%。而苏联十五计划末期(1980年)达到经济发展巅峰之时的经济总量也只达到美国同期经济总量的65%左右[32]，这样的经济实体却支撑着强于美国的常规与战略核武力量，而现在中国海空军实力也只有美海空军战力的十分之一左右，核武力量更是不成对比。[33]中国海军最新型驱护舰及潜艇在吨位和性能上与日韩还有稍许差距，更不提美英法德等技术大国了。所以将中国比作破坏国际秩序的类似威廉德国的国际修正主义国家在军事物质基础上是站不住脚的。
十年来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是弥补海军发展严重的历史欠账，消化吸收外国技术，是正常的军备更新换代，另一方面则是严峻的周边现实环境逼迫使然。日韩海空军装备性能优于我国，东南亚国家则在潜艇、反舰领域多有突破，对我国战略安全造成一定隐患。重返亚太而重兵前置挤压我国战略空间的美国将具有技术代差优势的战役战术乃至战略级海空军武器大量部署在西北太平洋前哨基地，则是对我国家安全巨大的现实战略威胁。发展以航母编队为主的水面作战舰艇是保卫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军备需求的必然逻辑结果，潜艇和弹道导弹的发展则主要为了应对美日的现实战略威胁。
然而我们看到，周边不少国家对于中国海军正常发展与远洋战略已经产生疑虑，美国对于中国在克拉运河、尼加拉瓜运河议题上的积极运作也相当顾虑，对于中国弹道导弹与反卫星等领域的突破更是忧心忡忡。近来东盟对于南海问题罕见的集体发声则是中国周边环境趋于严峻的直接表征。如何缓解、消除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军力正常发展、国家实力增强、国家发展目标与战略远景等的疑虑，增强双方战略互信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外交的重大课题，成为发展中美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及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笔者以为在坚定发展自身实力的情况下，中方一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军事透明度，扩大与美国及周边国家各层次的军事交流互访，增加战略互信另一方面也应适当增强对外军事安全政策的解释说明，调整现有军事外交机构和策略，以积极灵活应对各方问询，释放诚意，释难化疑，努力避免战略误判，如国防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内容较为简略，实质性内容不多，没有发挥应有的释疑作用。此外，高层应对国内问题与对外战略给予国内民众和周边国家一个清晰而可预见的预期和远景，以定人心，清视听。目前，中美双方建立军事首脑热线和军事要员乃至舰船定期互访便是双方协商下的积极成果，中方决定派遣主力舰只参与2014年环太平洋国际军演亦是释放诚意的积极努力。
五、结语：中美战略博弈新场域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头号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事实，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博弈乃至对抗不可避免，国家间关系总是彼失我得的悲剧性状态。但在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者看来，制度营建与对话交流能够弥合矛盾，实现共赢，缔造进化进步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经贸领域、人权问题、军事层面等方面中美之间的互动博弈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中美蜜月期结束后便此起彼伏，而近来美国油页岩革命错动下全球能源乃至地缘战略格局变动对两国关系走向产生的重大影响才刚刚开始。面对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外向型日益凸显而逐步推行走出去战略与远洋海军建设的中国如何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消弭分歧，实现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成为重要课题，这考验着双方领导人和民众的智慧，这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缔造未来亚洲世纪的题中之义。中美双方区域海权与能源领域的暗战博弈刚刚开始，博弈互动中怎样努力避免现实主义悲剧性对抗而力争理想主义合作共赢还要拭目以待。
善于守拙、和而不同、后发制人一直是中国传统战略韬略的精髓。自威斯特伐利亚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悲剧性对抗的宿命循环不断上演，而这只是西方历史经验与时代特征的狭隘产物，并不具有教条性的学理意义，更没有所谓世界历史意义。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坚信深受东方传统战略文化影响的中国文明有智慧有能力践行一条新型国家崛起道路，中美两国也能够在目前斗而不破的战略态势中继续稳步发展两国关系，将各自积极的文化内涵、国际理念乃至制度创造加诸于未来更加和谐普惠的世界秩序与世界体系，以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参考文献：
[1] 周荣坤，郭传玲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
[2]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3]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美国搞错了乌克兰问题》，《纽约时报》2014年3月13日。
[5] 魏红霞：《对奥巴马政府“再平衡亚洲战略”的再评估》，《美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6] 庞昌伟：《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
[7] 周琪：《“奥巴马主义”及其国内外制约》，《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
[8] 李术元，马跃，钱家麟：《世界油页岩研究开发利用现状》，《中外能源》2012年第7期。
[9] 曾兴球：《中国未来发展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8期。
[10]兰德公司：《四年度防务回顾报告》，2010年2月，www.rand.org/search.html?query=China+military+base+India+Ocean&search-submit=。
[11] 兰德公司：《中国国防工业与军事现代化的意义》，2012年3月，http://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217.html。
[12] 中国国防部：《2013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13年4月，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
[13] 美国国防部：《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2013年1月，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
[14] 美国国防部：2012年1月，《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重点》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http://us.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312/20131200437389.shtml。
[16] 美国能源情报署：2012年1月12日，http://www.eia.gov/pressroom/presentations/sieminski_07122012.pdf。
[1] “区域阻遏”战略，又称“反介入战略”，由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提出，用以形容近年来以弹道导弹、反卫星武器、战略核潜艇等为手段，强调非对称、非常规作战以阻遏、消解从第一乃至第二岛链美军战略优势的解放军新型进攻型军事战略。美国认为，该战略指导下解放军中远期目标是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与制空权，有效威吓、限制美军在该区域的活动能力，借以维护中国在该区域的主导权。
[2] 美国能源情报署：2012年1月12日，http://www.eia.gov/pressroom/presentations/sieminski_07122012.pdf，2014年5月1日。
[3] 李术元，马跃，钱家麟：《世界油页岩研究开发利用现状》，《中外能源》2012年第7期。
[4] 曾兴球：《中国未来发展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8期。
[5] 1985年里根政府迫使沙特推行石油增产计划，也称“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当年沙特石油出口增长近4倍，国际油价下降65%，苏联油气出口外汇大大减少。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石油出口收入也同比锐减，致使苏联军售收入也下降20%。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http://us.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312/20131200437389.shtml
[7] 庞昌伟：《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
[8] 大中东和平计划是小布什总统提出的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主线，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教等各领域推动中东国家的变革，是美国武力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后制度层面进一步消除阿拉伯社会极端主按照本国意志改造驭控中东国家的重大战略。奥巴马政府继承该战略，以更加隐性怀柔的方式推进。
[9] 奥巴马主义指以进取性多边主义、地域政治平等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为主导取向的美国政府外交新政策与新外交哲学，是对小布什时代的黩武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调试。具体请参见，周琪：《“奥巴马主义”及其国内外制约》，《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
[10] 尼克松主义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执行的局部战略收缩、减少海外义务、保证战略重点、谋求对苏缓和的外交调整战略，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产物和表现。
[11] 据商务部网站，中国约1200亿元的基建投资受到苏丹内战的严重影响，利比亚内战也危及到中国1000亿元的投资安全。仅中海油公司2011年在利比亚便资产净损失近2亿元。
[12] 魏红霞：《对奥巴马政府“再平衡亚洲战略”的再评估》，《美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13] “亚太再平衡战略”由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提出，表示于2020年前将海空军六成布置在太平洋地区，并强化多边军事同盟及盟友军事实力，政治上构筑所谓繁荣与民主之环强调意识形态制高点，经济上推动美国与亚洲经贸联系，促成美国环太平洋自贸协定，以三位一体打压削弱中国在此区域影响力，弥补所谓中国崛起后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力量失衡，尤其是军力失衡。
[14] “海空一体战略”是支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石，强调利用美海空军技术及联合作战优势以克制中国核常军力的发展，保持技术代差与数量优势。
[15] 美国国防部：2012年1月，《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重点》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2014年5月1日。
[16]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美国搞错了乌克兰问题》，《纽约时报》2014年3月13日。
[17] 门罗主义，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为阻遏欧洲力量介入美洲事务而提出的美国对美洲事务的构想和主张，门罗主义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是美国谋求西半球地区霸权的开始与标致。
[18]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1页。
[19] 即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它将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构成美国强化贸易领域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
[20] 200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高层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石油安全这一议题，提出谋求破解多半石油进口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隐患，外界自此称其为中国的“马六甲困局”。新加坡和驻新美军宣布马六甲地区为美新海军定期海上反潜封锁演习区等举动让中国深感不安，印度海军在东北印度洋安达曼群岛的活动与前置部署也加深了中国的战略疑虑。
[21]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2] “大白舰队”是一战前由16艘主力战列舰组成的美国海军的昵称，标志着美国进攻型远洋海军的开始。
[23] 绿水海军指执行近海防御作战的近岸海军，相对应的是蓝水海军，指以大型主战舰只、两栖乃至航母为主力的前出领海、前往中远海的远洋进攻型海军。黄水海军则指居于两者发展状态之间的海军型态。
[24]美国国防部：《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2013年1月，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2014年5月1日。
[25] “空、潜、快”指强调对海攻击、常规潜艇和近岸导弹艇为主力的近岸防御型海军发展战略，该战略起始于中苏同盟时期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海军放弃。
[26] 中国国防部：《2013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13年4月，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2014年5月1日。
[27] 兰德公司：《中国国防工业与军事现代化的意义》，2012年3月，http://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217.html，2014年5月1日。
[28] 瓜德尔港为巴基斯坦西南一深水良港，为中国援建。2013年初，中国企业获得该港运营权，租期40年。该港位居北印度洋航线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孟加拉国吉大港也为中国援建，但未向中国租借。
[29] 兰德公司：《四年度防务回顾报告》，2010年2月，www.rand.org/search.html?query=China+military+base+India+Ocean&search-submit=，2014年5月1日。
[30] 拟建中的克拉运河位于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最窄处仅56公里。相比于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前出北印度洋距离至少减少1000公里，且克拉运河区距中国西沙群岛前线机场较近。
[31] 拟建的尼加拉瓜运河位于尼国南部，约长300公里。
尼国会已通过议案，引进中国香港一家私人资本注资500亿美元开挖运河，最早预计于2014年底开工，工期约八到十年。
外界推测，该私人资本为中国政府支持，因此将修建尼加拉瓜运河视为中国政府的战略计划，而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以私人名义进行国家行为是中国国家战略手段之一，中国“辽宁”号航母前身俄国“瓦良格”号便是由香港私人购买而后转交中国政府的，其他几艘私人购买的废旧航母均有中国官方背景。
[32] 周荣坤，郭传玲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387页。
[33] 据《英国简氏防务期刊》评估，中国海军总吨位80万吨，美国海军总吨位320万吨，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约2500架，美国空军作战飞机约6000架，双方技术代差约为15年至20年。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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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育群：试析美国撤军后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空间
作者：邵育群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
[内容提要]美国将于2014年底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然而，阿富汗及地区形势存在不稳定因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造成严重威胁。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存在合作空间。本文认为，中美在阿合作应本着由易入难、尊重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选择的原则，从具体项目开始，逐步累积互信，为未来可持续的合作奠定基础，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充实内容。
[关键词]阿富汗问题;美国撤军;地区形势;中美合作
[作者介绍]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2014年底，美国将撤出其在阿富汗的全部战斗部队。为保证按时顺利撤军及保证美撤军后阿富汗形势保持稳定，美国采取了推动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培训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推动以“新丝绸之路”计划为代表的地区经济合作等一系列举措。随着2014年日益临近，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美国表现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合作的强烈意愿，而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2014年后的阿富汗、南亚与中亚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进程。未来，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是否应该坚持并继续加强合作?如果是，那么两国合作的基础、原则、领域是有哪些?面临哪些问题或挑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美国撤军阿富汗引起的问题
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沉重打击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活动的“基地”组织。但是，阿富汗国家重建之路却障碍重重，政治和解进程未能形成具体成果，安全形势堪忧，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14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上述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并将对阿富汗及地区国家构成严重威胁。
首先，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前途未卜。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隔阂始终是其国内政治无法走出困境的最重要原因。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 汗战争后，阿中央集权的国家基础和一切已有的现代化成果几乎被彻底摧毁。[1]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美国和北约依靠以塔吉克族为主的北方联盟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北方联盟在阿中央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普什图族主导阿富汗政局的历史传统。虽然之后卡尔扎伊政府逐渐吸纳更多的普什图族力量进入政府，但普什图族和非普什图族的传统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05年以来，塔利班卷土重来，成为阿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反对派。卡尔扎伊总统多次呼吁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反对派加入阿国家统一和平进程，改善阿安全局势，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卡尔扎伊提出与塔利班和解的提议一直持保留态度。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即提出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旨在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政策手段改善阿富汗安全形势，确保美国于2014年结束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逼迫塔利班就范，但效果不彰，于是选择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进行对话。2011年2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首次代表美国政府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对话。[2]从目前有限的外界报道来看，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及美国与塔利班的对话都在进行中。2013年2月，在英国首相卡梅伦主持的英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会议上，阿巴两国总统表示6个月内将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3]3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突访阿富汗，在他和卡尔扎伊总统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两人证实双方与塔利班正在多哈进行谈判。[4]6月18日，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其已于当天在多哈开设和谈办公室。虽然阿富汗政府、塔利班和美国在办公室名称问题上存在分歧，再加上塔利班和美国之间还有战俘问题待解决，谈判前景一度扑朔迷离，但美与塔利班对话是既定的大方向，美国阿巴特别代表詹姆斯·多宾斯于6月22日抵达多哈证明美国仍想与塔利班谈判。
目前看来，以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谈判为主要内容的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仍前途未卜，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卡尔扎伊政府自身地位并不巩固，在与塔利班的谈判中不占优势。卡尔扎伊政府多年来依靠国际社会的帮助得以生存，安全上主要依赖美国及北约保护，经济上主要依赖国际援助。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卡尔扎伊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援助有大量减少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不会轻易对一个处于岌岌可危状态的中央政府做出让步。其二，塔利班内部对谈判存在分歧。主张谈判的派别认为，塔利班要重新回到政治主流，甚至重新执政，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否则没有出路，而要获得承认，首先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做到;反对派则认为美国不可信，只有走军事路线，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塔利班才有重新执政的希望。其三，美国的态度仍不明朗。虽然美国迫不得已表示支持阿富汗人领导的政治和解进程，支持与塔利班的对话，但美国内对塔利班的态度仍有分歧，尤其担心塔利班会继续支持“基地”等恐怖组织，所以不排除将来美国会改变对塔利班的态度和政策。此外，巴基斯坦的态 度也是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巴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和解，以使与其友好的普什图族占据阿富汗主要政治版图。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仍然扑朔迷离，2014年春天的总统大选能否如期举行并产生新一届中央政府是判断未来阿富汗政治走向的最重要指标。
其次，阿富汗安全形势堪忧，其乱局有外溢至南亚、中亚的可能。一是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能否如期推进，并产生实际成果?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反对派若不能接受阿中央政府的谈判条件，并拒绝回归政治主流，就必然要继续军事斗争路线，对阿富汗政府构成安全挑战，阿富汗很可能再次陷入内战。二是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能否完成安全保卫工作令人担心，其本身可能成为阿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这更令地区国家忧虑。为了保证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安全，美国正在加速培训阿国民军和警察部队，希望其能够接替美国和北约部队完成安全保卫任务。但是，相关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自2012年1月到8月共有34起针对国际援助部队(ISAF)的内部袭击，造成45名ISAF人员死亡。这一情况使得美国不得不暂时终止对阿富汗地方警察的培训，以对新招募的成员重新进行资格审核。[5]然而，美国仍坚 持将4500名特别行动部队(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成员派往阿各地，培训、武装1.8万名村民，让他们保卫村庄免受反政府力量侵袭。卡尔扎伊总统担心美国此举会帮助制造出一批不守法的武装分子，并损害阿中央政府安全部队的权威。地区国家也对阿富汗安全形势以及美国的做法表示担忧。如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卡亚尼早在2010年就警告称，美国不要试图培训阿富汗军队，因为美国离开阿富汗后，这支受过一些培训的军队将可能转变为武装分子，并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全。[6]三是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将为恐怖组织死灰复燃提供温床。2013年5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防大学发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讲，对美国当前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做出如下判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活动的“基地”组织已经式微并最终走向灭亡;各种与“基地”组织相关联的恐怖组织正在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和北非等地出现，其威胁更加分散，“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AQAP是目前对美国本土安全造成威胁的最活跃的恐怖组织。[7]虽然“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已经基本停止，但2014年后，若阿富汗出现内战或类似内战的情况，包括“基地”在内的各种恐怖组织将重新把阿富汗视作活动基地，再次对阿富汗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四是美军撤离过程中将留下大量武器，很可能被阿反对派或恐怖组织获取，成为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破坏力量。由于将在阿富汗作战使用的武器全部运回美国会耗费巨资，美国正在考虑将部分武器留在阿富汗和一些中亚国家。如果阿富汗国内政局不稳，或某些中亚国家出现政局动荡的话，这些武器极有可能落入恐怖组织或一些反政府力量手中，助长地区的暴力化倾向。五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大规模爆发，危及地区国家。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难民流动问题、毒品问题等就已困扰阿富汗及地区国家。2014年后，如果安全形势得不到控制，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更大规模地爆发。以人员流动为例，阿富汗国内的经济和安全形势不稳定将增加流离失所人员的数量。由于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动荡，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流动门槛较高，伊朗经济恶化无法接收更多的阿富汗劳动力，新增的阿富汗流动人员将主要流向欧洲、俄罗斯、中东、北美等地，[8]从而使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溢出南亚、中亚地区。
再次，阿富汗经济转型困难。自2001年以来，阿富汗经济虽得到了长足发展——根据联合国发展署(UNDP)2013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报告，阿富汗是取得最大发展的国家，[9]但阿仍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0-2011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28美元，超过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超过半数的人口极易返贫，3/4的人口是文盲。[10]阿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顺利进行和安全形势的稳定，且非常依赖于国际援助和国际安全部队、美军在阿富汗的消费。因而，2014年后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前途未卜、安全形势堪忧的情况下，外部援助随着国际社会注意力的转移将逐步减少，而国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也将随着国际安全部队和美军 的撤离而迅速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1财政年度，阿富汗获得的国际援助共157亿美元，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11]若国际援助减少，阿富汗政府将难以负担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同时，多年的巨额国际援助也滋生了政府部门的腐败，妨碍了阿经济良性发展，增加了它未来转型的难度。国际消费对阿富汗特别是其大城市经济拉动效应的减弱已经开始显现。[12]随着2014年美军的大规模撤离，这种情况还将加剧。
2014年后，阿富汗经济亟需转型，以适应新的政治和安全条件。如转型失败或经济发展停滞，将使阿政治和解进程与安全形势本已糟糕的前景更加黯淡。阿富汗政府能否推动私人投资以增加税收，能否找到资金来源以填补国际援助减少带来的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能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等等，都将是决定阿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中美合作的可能空间
2014年后阿富汗令人担忧的形势呼唤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国作为地区重要国家，自2001年以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都积极参与了阿富汗重建进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4年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不仅符合自身利益，也是对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回应，有利于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美国虽然将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出全部战斗部队，但仍将是未来影响阿富汗形势的最重要外部力量。另外，奥巴马政府吸取之前美国对阿政策的教训，强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进行合作，也为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政治领域，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能否结出果实是阿富汗问题能否得到最终解决的关键，中美两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在推动由阿富汗人主导的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继续发展方面有共同利益。中美可以通过合作推动该进程，强调对话与谈判，反对暴力和冲突。特别重要的是，中美双方都应努力防止阿富汗爆发内战，以免艰难前行的政治和解进程前功尽弃。将于2014年春天举行的阿富汗总统大选是阿政治和解进程是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指标。在此之前，中美应推动阿富汗政府与相关政治反对力量的谈判，以确保阿总统大选能够顺利进行;在选举之后，中美双方应推动阿新政府尽快巩固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定阿国内政治局势。
具体而论，中美在阿政治领域的合作可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展开。就国际层面而言，中美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应加强在联合国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保持高度关注，并给予不断的支持。由于各主要西方国家国内民众对持续多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厌烦情绪日益上升、各国经济形势不佳导致的援助疲劳症持续不退等原因，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必定会将注意力从阿富汗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下降可能使前苏联从阿撤军后曾出现的权力真空现象重现，不利于阿富汗的政治和解进程和安全形势稳定。因此，中美双方应重视国际社会在美国撤军阿富汗 后可能产生的注意力转移问题，加强协调，呼吁并保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持续关注。就地区层面而言，中美应积极推动地区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对阿富汗政治问题的关注。例如，中美可以加强在“伊斯坦布尔进程”中的合作。中国是该进程的成员国，并将于2014年下半年主办第四次部长级会议，这体现了中国对该进程以及地区合作的重视。美国是该进程的“支持国”，在急于从阿富汗撤离的情况下，乐见地区国家在该进程内进行的一系列合作。中美可加强沟通，利用该会议的举行进一步推动该进程设立的7个建立信任措施(CBMs)，为地区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氛围。此外，中美还可以考虑共同倡议或参与地区国家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多边磋商和会谈。目前，中国已与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建立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或多边对话和磋商机制。未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美可考虑共同倡议发起或参与地区多边对话机制，加强与阿富汗其他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互动，争取它们对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支持。就双边层面而言，中美都应维护卡尔扎伊政府及2014年选举产生的新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其主导的和平进程增加合法性。目前，中美已经合作完成了对阿富汗外交官的第一期培训项目，双方应在此基础上，尽快展开第二期相关培训。
在安全领域，由于阿富汗的安全问题有外溢的可能，中美都非常担心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及其对各自利益的巨大消极影响，因此，安全领域也是中美可能的合作空间。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军事互信严重缺乏，中国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对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无人机轰炸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持反对态度，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双方的合作更可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如反毒、对流离失所人员的救助、边境安全、对警察部队的培训等。以反毒为例，联合国报告指出，2012年阿富汗境内非法罂粟种植面积再度增加，表明之前阿富汗政府对鸦片种植和生产的打击行动收效甚微。[13]中国作为阿富汗的邻国，已经成为阿毒品外运的主要途经国和受害国之一。美国也一直希望阻止阿富汗国内恐怖组织和塔利班通过毒品贸易获得资金以从事恐怖暴力行动。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始终未能成功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在2014年后毒品问题会继续恶化的预期下，中美应该加强相关协调与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美在阿富汗经济发展问题上利益一致，双方都希望阿富汗经济能够实现成功转型，并带动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好转。中国在双边层面一直对阿富汗进行经济援助。2012年，中方再次向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14]中国在阿富汗有铜矿和油田项目的投资，受到阿政府的热烈欢迎。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逐步加强同阿富汗的务实合作。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帮助阿富汗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该计划将阿富汗视为地区的地理中心，希望在贸易关系、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与农业发展等领域推动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合作;通过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降低关税、改善边境设施等促进阿富汗与地区国家的贸易，并增加阿富汗政府从合法贸易中所征得的税收;推动地区能源合作，如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的修建，以帮助南亚国家缓解能源危机，并拓宽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渠道;推动各国与阿富汗进行农业、轻工业等领域的合作。[15]可见，中美在阿重建方面具有巨大合作空间。
此外，在阿富汗资源与能源开发、阿富汗与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中美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虽然美国部分学者和媒体对中国在阿富汗的资源和能源投资颇有微词，指责“中国能源投资可能带来中期繁荣，却是以牺牲长期主权为基础”，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从中短期来看，这些投资对阿富汗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帮助，而且事实上“美驻阿使馆也在一些项目上与中方合作”。[16]中美可将合作培训阿富汗外交官的经验推广到农业技术、教师培训等方面，如共同向阿富汗提供农业投资、技术和人员支持，以项目形式进行试点，并将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另外，中美还可共同向阿富汗提供医疗服务。
三、中美合作应遵循的原则及挑战
既然当前及2014年后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合作的空间，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合作，那么，未来中美如果要深化合作，双方就应该就合作原则达成共识，并对可能面对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中美双方首先应就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合作所遵循的原则达成共识。这些原则包括:双方合作的目的是推进由阿富汗人领导的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促进阿经济发展以及稳定地区安全形势，这种合作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应该符合阿富汗及地区各国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合作中应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维护阿中央政府的权威，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两国在合作中应互相尊重，争取共赢;双方对各自与第三方的合作应保持透明度，并进行定期的政策沟通;双方合作应由易入难，通过合作项目的成功累积互信，为未来更深、更广的合作奠定基础。
中美围绕阿富汗问题进行的合作有利于阿富汗及地区形势的稳定，但合作过程可能存在一些挑战，值得双方注意并做好充分准备。一是由于小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以及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其部分内容，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形象不佳，部分地区国家反美情绪高涨。中国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应在阿富汗问题上坚持独立、公正原则，应更多从阿富汗和地区国家的立场出发，多顾及它们的利益，而这可能引发中美在合作中出现矛盾。二是虽然美国因急于离开阿富汗而强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地区国家合作，但由于地缘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因素，美国没有放弃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敌意，没有放弃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阿富汗投资的怀疑，更没有打算停止其对地区国家内政的干涉，这些都将妨碍中美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长期合作。三是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将严重妨碍其与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2013年6月26日，中国新疆鄯善发生严重暴力恐怖犯罪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竟然借此指责和批评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17]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在涉疆等关系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发表类似言论，显示出其在反恐问题上一贯持“双重标准”，严重影响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2014年后，阿富汗安全形势如果进一步恶化，势必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影响。如美国不改变其“双重标准”，中美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安全合作必将难以开展。四是目前中美两国高层都在努力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势头较好，但由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对华政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朝核、网络安全和亚太事务方面，其内部推动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的动力不足，由此造成内部机构间协调不畅;而美国会和媒体更关注中国在阿的资源和能源投资并对 其进行炒作，使美国内氛围不利于中美合作。
总体来看，中美在阿富汗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分歧。双方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空间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这既有利于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及地区形势的稳定乃至改善，也有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1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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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林：中美冲突是否必然——美国学者的视角
作者：吴泽林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荣获制造大国、贸易大国等多个称号。相对而言，美国的实力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衰退之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力遭到重创，美国的经济力量、国际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那么，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弱”，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的冲突问题？中美之间是否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笔者将以美国权威杂志《外交》(ForeignAffairs)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两种范式的解释
既有理论对崛起大国与既有体系大国的更替是否导致冲突有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来自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权力转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讨论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较有影响的国际战争理论。其核心解释变量是大国相对实力关系的变化和崛起国对现状的评估。该理论认为，体系战争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体系大国的崛起使其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方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主导国可能进行预防性打击，而崛起国也可能出其不意首先发起攻击。如果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现状不满，那么当其实力赶上或超过主导国时，它将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一旦主导国拒绝这一要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这样的战争会相当激烈，因为战争将决定国际体系领导权的归属。
相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则比较乐观，其认为，自由国际秩序能够包容大国和平地崛起。贸易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以及大量的国际法律规范使得每一个新兴崛起大国能够从中获益，崛起大国无需通过成本高昂的战争手段来推翻现存国际秩序。自由主义范式认为，崛起大国会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展开竞争、争夺话语权，使得利益分配更加符合崛起大国，而没有必要推翻既有国际体系。两种解释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了权力分配对体系战争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几乎完全忽视了“崛起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这一分析变量，而这一变量也是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的关键变量。
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如何把崛起的中国纳入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之中并保持秩序的持续运作。纵观国际关系史，两种范式都能够对特殊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现实主义范式解释了18世纪末期法国的崛起、一战和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这些国家的崛起都导致了与既有体系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自由主义范式解释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崛起，英美更替并没有爆发战争，属于和平的领导权更替。
美国学者对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冲突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两个变量———“是否满意”和“是否有能力推翻”。同时，对冲突的性质也进行了分类，将“冲突”划分为“军事领域的冲突”和“非军事领域的冲突”。也就是说，对于中美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学者要对两个关键变量进行考察：第一，中国对现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满意。第二，中国是否有能力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
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
中美是否爆发冲突最主要的是考察中美两国利益的兼容性。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Patrick)认为，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兼容的。这至少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美国希望维持东亚地区的权力均衡，而中国谋求主导该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民主化中国，而中国共产党反对。［1］
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看法导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根本利益的不兼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也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合作的态势逐渐增大，但是，中美两国目标不同。在许多领域，中国追求的战略有悖于既有规范、法律和秩序安排。［2］而莱斯利·吉尔贝(LeslieGelb)则认为，大国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3］
那么，现有的美国霸权是否阻碍了中国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是否“满意”现存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和由美国构建与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符合中国的国际利益。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2009年7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两国已进行了五轮对话，对话涉及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贸易和投资、地区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联合国维和、反恐、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显示了彼此对对方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讲，没有中国的合作，某些国际重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有学者利用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为70，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为30。到世纪之交，数字就变为65∶35。伊拉克危机时，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北京的战略家认为，这个比率已经变为60∶40至55∶45。①数据变化表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开始由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向对称的相互依赖转变，这种转变既显示了中国权力的增长，又使中美两国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美国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也需要出口大量产品输往美国。一个强大的美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也有利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曾科(MicahZenko)和科恩(MichaelCohen)认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手中持有、并将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就要求中国更倾向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而不是虚弱的。［4］
(二)中国需要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强大的国际秩序
虽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易明(ElizabethEconomy)认为，中国有更激进的全球战略需求。当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膨胀时，他不仅想要在现有国际组织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并且想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并称中国为“革命力量”。［5］
但美国的大多数学者，比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Glaser)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从中获益而不是遭受损失。目前的国际结构致使中美两国不会将他国视为最大威胁，并且能够相互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目前的国际结构被视为是经济和政治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能够包容中国的崛起。［6］
中国会积极地加入这一秩序中，并且在这一秩序中发展与繁荣。因此，中国不会花大量的成本去推翻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现有国际秩序，虽然它是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也认为，虽然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所变化，但自由国际秩序依然完好。中国并不打算推翻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他们想的是在既有国际秩序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7］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围绕权利、特权及大国责任的争斗的确存在———更深层次的国际秩序仍然较为巩固。
(三)非传统安全因素要求两国加强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目前，全球安全重点已从传统安全领域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给了大国更多合作的机会。莱斯利·吉尔贝即认为，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以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会使中美之间增加合作而非冲突。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围绕打击全球和地区恐怖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军事训练和情报共享等。针对朝鲜核问题，中国致力于促进朝核六方会谈，积极邀请各大国在朝核六方会谈框架内进行沟通，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致力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气候谈判的进程难以推动。这一系列议题表明，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较多的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正在逐渐加强。
三、中国与美国冲突代价高昂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目前的国际秩序是满意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中国能够从中获益并繁荣发展。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能力有多大？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将产生巨大成本，而这正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最不能接受的。这些局限性导致中美之间难以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同时，不排除两国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发生摩擦，而在这些领域的摩擦，很难升级为军事冲突。
(一)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
1．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学者们认为，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高速发展，但并不代表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这样的高速。比如，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SalvatoreBabones)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只是回归一个正常国家。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或许并不遥远)中国的超高速成长将减缓，逐渐回归到类似每个国家曾经历过的成长速度。从历史来看，他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里戏剧性的提升得益于两大一次性的红利：不断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两大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生产力，但它们都是有极限的过程，中国不能在未来继续仰仗于此。同时，从发展规律来看，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攀登全球价值链，从简单工业品发展至国内自主创新时，上升的速度会越来越慢。［8］
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公司的鲁吉·夏尔马(ＲuchirSharma)也认为，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越来越接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的经济将无法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9］德雷克·史剑道(DerekScisors)和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ArvindSubramanian)认为，中国的崛起被夸大了，由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金融问题。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达到美国长期以来所拥有的那种主导地位。［10］
2．政治发展的局限性。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诟病颇多，持一种消极态度，认为它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一大因素，也是导致其难以超越美国和打破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障碍。丹尼尔·德德尼(DanielDeudney)和伊肯伯里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中国模式只是一个“神话”。［11］巴博尼斯认为，除非中国的政治开放，否则中国不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因为，只有政治开放，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才能成为可能。约瑟夫·奈(JosephNye)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因素在控制国家方面作用巨大。
但是，这个政权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一个问题，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个解决政治参与问题的办法，对于逐渐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和少数民族不满等方面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一个长期的解决蓝图。［12］萨伯拉曼尼指出，很多人忽视了中国政治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复杂化的情况，甚至，这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骤然停止。［13］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Slaughter)的观点则将政治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中国创新能力不足，这导致很难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品牌的设计者。［14］
3．社会发展的局限性。中国社会的发展限于历史因素和条件，历史的经济数据不能用来说明和预测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认为，一方面，计划生育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特别是医疗行业，产出增量更难实现；另一方面，2020年以后，中国人口将下降，而美国人口将上升。因此，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将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与美国基本持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环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Huang)认为，由于中国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长期忽视了公共健康问题，中国将存在很大的健康危机。［15］因此，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更有可能奔忙于满足国民的需求，而不是追求其国际野心。
4．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几十年，从军事对比来说，是完全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而且，正是基于目前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战略也比较保守。曾科和科恩认为，中国的军事野心仍然是属于地区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发展覆盖全球的军事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在今后的行动目标仍然是在强化地区角色。
查尔斯·格拉泽也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争夺地区霸权的野心。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不对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比于美国，中国更恐惧的是日本称霸亚太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是有利的。莱斯利·吉尔贝认为，由于经济增长有助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导致中国并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战略。
(二)美国构筑的国际秩序的制约作用
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构筑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新等同盟体系，这些同盟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将引起日本、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疑虑。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北方面对着俄罗斯，东面是日本和韩国，往南是越南和印度，而离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不远。这些国家都是不容易征服的，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一旦领土或推行独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胁，将构成难以对付的障碍。好战的政策将会驱使所有这些国家或其中某些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唤起对历史的回忆。［16］
中国如果要挑战美国，挑战的内容除了美国和其同盟体系之外，还有整个西方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以其团结世界各国。伊肯伯里认为，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以推翻而容易融入，美国的单极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终结。中国目前不仅要面对美国，还要面对整个统合的、以法律和法规为基础的西方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在战后变得更加自由。如果冲突双方是中国和美国，那么中国会赢；如果是中国和西方国际秩序，那么，中国不会赢。但中国能够融入这一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实现兴旺、繁荣和崛起。［17］
另外，莱斯利·吉尔贝从核威慑与地缘优势的角度认为，中美两国的核武器使两国的相互威慑更为容易和有效。即使中国的军力超过美国，美国仍然能够在中国的大范围攻击下得以幸存，因为两国被浩瀚的太平洋隔开，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范围的常规攻击是很困难的。伊肯伯里也持同样的看法，核武器限制了中国打破现存国际秩序，使得中国更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四、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存在摩擦可能
多数美国学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压力，中美两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弱，但在次级争端中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查尔斯·格拉泽认为，这些次级冲突可能发生在东南亚。其中，台湾问题是可能引发中美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中国军力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作一些调整，而这一调整要求很可能导致美国的不满。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当美国发现自己跟随着危机而不是主导危机时，台湾问题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贾森·沙普兰(JasonShaplen)和詹姆斯·雷尼(JamesLaney)也认为，中国大陆军方正逐步提高军事力量，为统一台湾提供保障，台湾问题是中美可能引发冲突的一个关键诱因。［18］
莱斯利·吉尔贝认为，南海问题是另一个可能导致两国军事紧张的因素。南海争端导致中国周边各国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积极拉拢美国。美国的主张是海洋自由，而中国对整个南海声索主权。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利益分歧容易引发冲突。伊恩·布雷默(IanBremmer)和努里尔·卢比尼(NourielＲoubini)等学者将视线转向经贸领域，他们认为，全球贸易的不平等越来越广泛，中美之间爆发货币冲突的风险逐渐加大。［19］
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一方面，美国越来越难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另一方面，美元霸权遭受新型大国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将挑战美元霸权，人民币与美元的冲突将越来越突出。因此，货币战争存在可能。肯·米勒(KenMiller)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会进一步增加，由于中美在就业、汇率和金融方面的政策分歧，奥巴马政策计划在未来五年出口翻一番，这必将导致与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20］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逐渐扩大。既有体系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必将重新调整，而这一调整是维护和争斗的过程。中国必将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争夺更大的话语权，而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考虑，也会采取应对措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将成为中美两国的必争之的。
五、结语
由此看来，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是美国学者的共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对于推翻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中国既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主要是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贸易摩擦、货币战争、贸易冲突、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争夺等议题将继续主导中美两国的发展，但这些冲突很难导致两国爆发战争。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将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繁荣和发展，而并非推翻该体系。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是否必然会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不仅是两国政界，也是两国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幸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并都能够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此问题做出符合两国利益的正确判断。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利益攸关方”、“G2”(中美共治)、“C2”(中美协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两国也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对话、中美军事热线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机制。虽然这些概念的提出和机制的建立还不成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都是为试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做出的努力。从近几年《外交》杂志发表的相关刊文来看，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因素，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需要格外的慎重。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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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大使崔天凯谴责彭定康：不知他是健忘还是无耻
作者： 来源：人民网
据凤凰卫视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10日在华盛顿表示，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的人可能别有用心，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造成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乱局，在香港更行不通。崔天凯表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及中国的反干涉，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恐怕难以马上消除。
崔天凯还对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质疑香港民主的表态予以严厉谴责。崔天凯指出，比方说有的人曾经是是英国殖民统治最后的代表，现在居然也出来说什么民主，我不知道他是健忘还是无耻，他自己当时是谁选举的?根本没有人选举过他。
崔天凯：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别有用心
近期有报道指出美国民主机构直接插手香港“占中”，对于美国机构介入香港事务，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中方不希望美国介入中国内政，希望尽早结束这样的情况。
崔天凯指出，这些人不顾事实，很可能是别有用心。比方说他们说的民主，香港回归中国17年，在那之前英国人统治了155年，是17年有更多的民主，还是那155年有更多的民主?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谁都可以看得清楚。
崔天凯：西方民主在香港行不通
崔天凯指出西方宣扬的民主无法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成功，在香港也行不通。
崔天凯表示：他们现在推销的东西，实际上几经在世界上搞乱了很多地方。不管是从中东，到欧亚，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到叙利亚，他们也举不出任何例子用了他们的药方，发展的比香港好。世界上一个这样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他们又想把这祸水引到香港来。我们可以告诉他们，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此路不通。
崔天凯指前香港总督健忘无耻
崔天凯还对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质疑香港民主的表态予以严厉谴责。崔天凯指出，比方说有的人曾经是是英国殖民统治最后的代表，现在居然也出来说什么民主，我不知道他是健忘还是无耻，他自己当时是谁选举的?根本没有人选举过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本月访问华盛顿时与美国政府最高层表明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而对于美国是否切实地支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崔天凯表示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
来源时间：2014/10/12 发布时间：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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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克里当面顶撞国务委员杨洁篪
作者：凤凰博报 来源：凤凰博报
一名匿名国务院官员对媒体说，克里在小范围对话时提及中美关系中诸多最棘手问题，他告诉杨洁篪，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对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美方希望中国能够参与而非顶撞这一秩序。该官员说，克里在人权问题上也“没有对中国手下留情”。
日媒称，多年以来，分析家和学者一直推测中美将面临"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强国与老牌强国发生冲突，历史上这种例子并不鲜见。。
中美年度对话落幕当天，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匿名官员的话爆料称，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网站遭黑客入侵，该报道称，入侵可被追踪到中国，但不清楚黑客是否隶属于中国政府。洪磊10日对类似报道的评价是，“不负责任，不值一驳”。
美国国务院向媒体通报中美对话首日情况时也传递出一些对华强硬信息。一名匿名国务院官员对媒体说，克里在小范围对话时提及中美关系中诸多最棘手问题，他告诉杨洁篪，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对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美方希望中国能够参与而非顶撞这一秩序，“试图以牺牲地区稳定与和谐为代价，通过建立新现状来解决问题是不可接受的”。该官员说，克里在人权问题上也“没有对中国手下留情”。
这一天，美国舆论中也有人担心中美“面和心不和”，美国CNBC的报道称，中美两国官员分享了话语，但真的分享了信任吗？在报道中，美国智库保尔森研究院副院长费根鲍姆，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越来越难以将美中关系与中国及其邻国的关系区分开来，中日关系恶化必然也会令美中关系流血。
“尽管在官方话语里，中美两国前景十分明朗，但两国关系的现实却愈发如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这表明，战略互信赤字仍困扰中美两国”。10 日，BBC中文网的报道认为，如果双方仍坚持己见，至少在奥巴马卸任前，两国关系不会有本质改善，这将为两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让其他亚洲国家不安。
日媒称，众所周知，去年夏天中美领导人承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至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似乎都无特别兴趣采取发展这种关系所需的实际行动。资料图：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日媒称，就中国而言，对“新型”权力转移的诚意意味着主动打消邻国对其和平意图的猜疑。北京常说，扩充军力和推行领土主张是正当的。这没错，但此类行动与其所宣示的想要打消邻居顾虑的愿望却不相一致。资料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前右一）、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前中）步入磋商全体会会场。
日媒称，尽管中美都承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谁也没显示出任何迹象，表示愿意摆脱传统安全困境，不增加以牙还牙的赌注。即便两国政府愿意考虑改变政策，国内的反对也将是强烈的。双方都有极端主义者认为，相比在地区争霸中让步，战争更可取。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0日在北京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时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美方以宽广的胸怀，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发展。杨洁篪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相互尊重，以诚相待。（环球时报，2014年7月10日）
中美就海洋争端互不让步 现场气氛紧张 （环球时报，2014年7月9日）
《韩国日报》称，从会谈的第一天看，两国在东海和南海主权纠纷、网络安全、阿富汗问题、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坚持原有立场，谁也不肯让步。虽然中美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但双方在会谈时不得不讨论在安全领域存在的分歧和冲突。
习近平9日表示，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习近平重申，中美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美方高度重视本次对话与磋商，除国务卿克里和财长雅各布?卢以外，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能源部长莫尼兹、贸易代表弗罗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弗曼、白宫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霍尔德伦、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及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洛克利尔等也抵京与会。
从与会人员的构成不难看出对话议题的宽度。韩国“NEWS Y”电视台报道称，G2战略对话正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作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两大轴心，中美对话内容超越经济领域，话题广泛，而两国间在不少问题上紧张的对立显而易见。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今年的中美对话，那就是“所有敏感问题一揽子拿上谈判桌”。由此可见，两国磋商的过程很有可能艰难，但中美两国领导人最近接连发出强化合作的信息，因此各方对对话结果拭目以待。
《韩国日报》称，从会谈的第一天看，两国在东海和南海主权纠纷、网络安全、阿富汗问题、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坚持原有立场，谁也不肯让步。中美双方同时在人民币汇率、投资保护协定、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在会谈中同时敦促美国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就对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洛克利尔表示，必须以史为鉴，中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动向，而中美应该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
资料图：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实际上，在目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下，两天的会谈在第一天没闹出争议才更奇怪。俄塔社9日称，虽然中美首脑对于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给予高度评价，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但双方在会谈时不得不讨论在安全领域存在的分歧和冲突。两国在构建亚太地区安全前景的观点分歧让争论变得不可避免。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9日在北京开幕，当天正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43周年，那次秘密访问为中美建交打开一扇大门，中美从多年的对抗变成合作。另外，今年也是中美建交 35周年。
外媒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美对话开幕式上说：“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资料图：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幕。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表示，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讲话反映了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充满希望，也是对美国的善意提醒：两国都明确作出合作和不对抗的战略选择，彼此就要把握这个大方向，不要受一言一语的干扰，更不要受一事一行的牵制。
“中美战略对话非同寻常”，德国智库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瓦克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两国以此显示他们愿意对话，愿意保留这一对话，并以固定的机制每年都举行这一从经济到战略事实上涉及所有议题的讨论。
网友评论：
吹鼓手三号：中美两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
dysdysdys：尊重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唯一的明智选择。
我为西医把过脉：不能说是”新兴强国与老牌强国发生冲突“。
于振东：争论总比动武好呀！
t天凡凤：中国提出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中国是真心的。美国觉得中国的提议没有错，也不好不接受，也就敷衍了事的接受了。因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敷衍了事的事，是要有真实内容和规则的。美国没有真心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战略思想。所以，美国就继续敷衍中国。
来源时间：2014/10/11 发布时间：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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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中美应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面】
作者：头条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李克强：当然，中美因为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一些问题存在分歧是客观的，合作中有摩擦也是事实。我们只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心，管控分歧，扩大中美的合作面，就可以提升中美关系水平。
来源时间：2014/10/11 发布时间：2014/10/11
旧文章ID：34
【马克斯·鲍卡斯：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作者：头条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马克斯·鲍卡斯这个名字你或许还不熟悉，这个72岁的美国人在上月已宣誓就职美第11任驻华大使。最近，他拍摄一段2分半的短片，向所有中国人问好。在短片中，他谈到多次来访中国的经历，并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来源时间：2014/10/11 发布时间：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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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中美关系以互利为基础】
作者：凤凰卫视 来源：新浪微博
赵可金：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双方关系不是以互信为目的，而是以互利为基础。只要两个大国能坚持从互利原则出发，中美关系就一定会稳定。中国已是一个大国，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不应用冷战眼光来处理彼此的关系，而是要用理性、客观、互利的原则来考虑双边关系。(凤凰全球连线)
来源时间：2014/10/11 发布时间：2014/10/11
旧文章ID：32
【中国国防部：美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作者：凤凰卫视 来源：新浪微博
针对美国国防部发表2014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中国国防部表示，美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是极其错误的做法。中国曾表示美国每年的军事报告无益于中美关系，新媒体民调显示，83%网友认为该报告是美国的政治手段，借此扭曲事实，15%认为中国也应该发布美国军事报告。
来源时间：2014/10/11 发布时间：2014/10/11
旧文章ID：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