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来源：澎湃新闻

    “在平衡强政府和法治与问责方面，美国的制衡体系比起议会制稍逊一筹。议会制国家不会如此频繁地以官司来代替治理，不会如此扩张政府机构，其立法工作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也较小…… 美国的政治制度逐渐衰败，因为其传统的制衡体系愈发强化并日益僵化。”

　　“就目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而言，它因为分权而缺少力量，因为多重权威而行动迟缓，因为程序纷繁而举步维艰，因为责任不清、行动缺乏方向性而效率低下…… 他们(英国领导人——笔者注)有明确的权威和权力用来掌控政府。他们的任务就是制定政府的政策。他们在整个国家面前，在议会内外，都是为自己政党负责的领导人。”

　　以上两段文字，第一段是弗朗西斯•福山于2014年所写，第二段为伍德罗•威尔逊于大约130年前的1885年所写。作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学者之一，福山最近关于政治秩序演变和美国政治衰败的论点较为众人所熟知，以上文字出自其刊于《外交》杂志的《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失灵的根源》一文。威尔逊的话则出自其《国会政府》一书。此书以威尔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那篇论文使当时年仅28岁的威尔逊在学界暴得大名。《国会政府》也成为了研究美国政治发展的必读书目之一。

　　两位相隔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学者，不约而同地对美国引以为傲的分权制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对以英国和一些欧陆国家为代表的议会制不吝溢美之词。当然，这并不是说福山最近的论点只是重复前人而了无新意。事实上，威尔逊的著作局限于狭义的政府——国会两院和行政部门，而福山着眼于更广义的政治运行。一百多年的沧海桑田也使得美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大为不同。但是，在对分权制衡的弊端痛心及诟病这一点上，两位几乎如出一辙。相对来说，福山风格略为含蓄，而当时年轻气盛的威尔逊的措辞则近乎革命者。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分权制衡的种种问题伴随着美国政治的成长，或许根本就没有“体制内”的解决方法。

　　这是因为，分权制衡是美国政治制度的DNA，也是美国宪法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福山和威尔逊的最终矛头其实是——美国宪法。当然，没有什么是注定的。在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有一些代表建议由总统由国会选举，并向后者负责。如果此建议成真，那么美国的制度从一开始就会像是英国议会制的翻版。这个建议遭到了以詹姆斯•麦迪逊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一种美国特色的“选举人团”制度被写入宪法，并沿用至今。尽管“选举人团”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总统直选，但却奠定了一个具有权威性及合法性的行政首长的基础，也奠定了三权分立的基础。

　　事实上，美国政治制度的分权制衡并不仅仅限于三权分立。约翰•亚当斯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说道，“历史上还有比我们的宪法更复杂的制衡体系吗?首先，十八个州制衡全国政府…… 其次，众议院和参议院相互制衡;再次，行政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立法部门;第四，司法权制衡众议院、参议院、行政权和各州政府;第五，参议院在公职任命和缔结条约方面制衡总统…… 第六，人民通过两年一次的选举制衡民意代表;第七，州议会通过六年一次的选举制衡参议院(参议员最初由州议会选出，直到1913年全部参议员才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笔者注);第八，选举人团在选择总统问题上制衡人民。”

　　然而，在威尔逊眼中，分权制衡使得权责不清。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对权力集中的担心截然不同，威尔逊认为权力赋予掌权者一种责任感，而权力在被分散的同时也削弱了这样一种责任感。在书中，他感叹道，“在我们的政府，每个官员都可以谈论其他官员的责任，却对自己逃避责任绝口不提。”在1912年当选总统之后，威尔逊决心担负起民选总统的责任，重振他认为被国会僭越的行政权。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广播讲话的总统，也是第一个举办正式记者会的总统。他亲自撰写自己的所有讲话，亲自到国会做立法说明。在威尔逊的努力下，美国“进步时代”在关税、货币和反垄断方面的几项重大立法得以完成。很多时候，威尔逊表现得更像一个立法主导权更大的议会制首相。

　　在历史上，美国主流精英对宪法的激烈批评并不多见。1913年，与威尔逊同时代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从另外一个角度批判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诠释》中，他认为，在制宪会议上的众位开国之父的主要动机并非政治理念和联邦福祉，而是狭隘的个人经济利益。宪法也只是他们用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工具。如此惊世骇俗的观点迅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致了后世学者和政客的猛烈抨击。

　　对比尔德观点的激烈反应，反映了宪法在美国被奉为圭臬的神圣地位。对此，威尔逊说道，人们对宪法的忠诚和崇拜程度超出了很多的所谓神授君权;福山也认为，宪法对于美国人而言是半个宗教。近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还称宪法是美国最重要的知识资产。毋庸置疑，作为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成文宪法，美国宪法自有其伟大之处。在两百多年里，美国从一个不到四百万人的农业共和国成长为一个三亿人的超级大国，其间伴随着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宪法却始终屹立不摇。唯一一次没有能够在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是美国内战——战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主权是属于各州还是联邦政府的问题。

　　如前所述，威尔逊和福山认为，分权制衡和美国宪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多重权威，责任混淆，否决至上，治理为下。威尔逊借由两任的总统任期努力实现自己对于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责任感的期许。福山则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甚为悲观——也许只有某种外来冲击才能带来改革的契机。但是，麦迪逊如果在世，他同样可以问：真的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吗?宪法还是那个宪法，分权制衡甚至在独立战争前就已经扎根于美国政治文化。

　　事实上，就像福山在文中提到的，不是分权制衡本身，而是分权制衡加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和妥协精神的缺失，才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议会制国家并非不存在非此即彼、互不妥协的政治分野，但是它们提供了一种让不同政治势力一决高下的机制。对于美国而言，既然根本性的政治革新既难行，又不知当不当取，则应该在缓解政治两极化和恢复妥协精神上下功夫——在选区划分、政党初选、政治献金等一些技术性的改革应当能够带来一些改变。

　　谈及妥协精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极端保守派人士在摆出一副毫不妥协的姿态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念兹在兹的是美国宪法，是开国之父的精神。可是他们忘了，美国宪法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妥协的产物。1787年的制宪会议几度濒临破局，正是开国之父们坚持不懈地讨论再讨论，相互让步，相互妥协，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才最终诞生了美国宪法。

　　最后，福山也许低估了自身的力量。正是像他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不吝惜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提出最致命性的批评，才推动着美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他们自身也是美国民主自我纠错能力的一部分。

来源时间：2015/5/16   发布时间：2015/4/20

旧文章ID：3703

作者：孙歌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4月22日，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表示各国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4月24日，参加亚非领导人会议的各国领导人来到万隆，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纪念活动。

　　近日，在“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博士畅谈“第三世界”思想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平等，从而获得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身为一名多年致力于日本及亚洲思想研究的学者，她认为今日中国有责任推动建构平等的区域联合体。

　　万隆精神能为当下中国提供哪些思考的通路?今天来谈“第三世界”已经过时了吗?知识分子在摸索中国式道路的过程中，应该抱持怎样一种角色定位?

　　澎湃新闻现场采访了孙歌博士，并摘录了她的会议发言，以飨读者。采访和发言均经受访者审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博士在接受采访。亚际书院 图

　　澎湃新闻：万隆会议六十年之后，我们再提“第三世界”，您认为需要重新定义它吗?

　　孙歌：我觉得“第三世界”首先是个历史概念，因为它是在一段特殊的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首先，“第三世界”的提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相关。它强调的是被剥夺、被侮辱的这部分国家、地区和民族，要求获得平等和尊严。其次，“第三世界”的提出是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走上国际舞台的标志。在以前，这部分国家和地区是被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视为没有人群居住的、没有政治能力的“牲畜”聚居的地方。这是直到1950年代初期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的说法。1950年，太平洋学会在印度召开年会的时候，与会的美国代表批判了美国社会这种严重的种族歧视。那个时代，第三世界摆脱严重的种族歧视，真正获得有尊严的存在感，是一个严肃和迫切的课题。

　　因此“第三世界”这一观念的提出，让我们对一段反歧视、反霸权的历史能够产生联想和共鸣。我觉得这是这一概念最主要的功能。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和“后发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这一类概念有关系。当然，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用“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概念来阐述或重新定义此类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发展”定义为西方模式那样的社会变动的话，那么“第三世界”显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是有差异的，甚至在有些层面上会有冲突。因为“第三世界”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社会发生变化，那这个变化不一定是“发展”。但是假如我们重新定义“发展”，那么我认为用“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国家”也可以取代“第三世界”这一概念。那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发展，而不是用发达国家的模式来界定发展。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后发国家社会改造的方向，或者说国家前景的设计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历史记忆。而这个历史记忆对于今天来说有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如果今天不以符合我们历史的方式对“发展”重新界定的话，那么也许我们会丧失当年亚非拉独立运动中那些最可贵的东西。这个传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平等，从而获得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尊严。我觉得这是第三世界运动的一个核心。

　　澎湃新闻：有一种说法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您怎么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孙歌：确实有很多中国人倾心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具体来说，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想要西方化。第二，中国有没有条件这样?第三，中国应不应该这样?我认为从人类资源的限度来看，中国确实不应该用美国的方式现代化。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但可能更实质的问题不在于这些道理，而在于我们是不是一定非要让我们的生活那么方便?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所追求的某些目标?比如，是不是休闲的时候一定要到巴黎去?购物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买名牌?出门是不是一定要开车?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美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因为美国式现代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加节制的消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不可行的路。连美国人现在也知道，他们必须进行修正了。

　　澎湃新闻：那么制度层面呢?

　　孙歌：制度层面，中国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最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就政治体制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简单地说要不要民主，这样的说法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不是说我们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而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价值。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有可能把美国的政治制度简化之后理想化。简化成几个价值，然后把这几个价值加以理想化，再来比照我们的社会中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工作我觉得不是没有意义，但是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真实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中国的社会状况到底是什么样?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用“现代化”这样一个方案来要求中国制度的改变，太粗糙。而且它会遮蔽真正的问题所在。

　　澎湃新闻：您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讨论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式是?

　　孙歌：我觉得第一步，舆论领域先放下这些框架。第二步，去发现中国社会现在最需要解决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都不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会有政令不行或政策走样。所有政令无论好坏，在执行的时候都会出现太大的偏差的空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能让整个社会的机制能够有效地运作，而不产生那么巨大的偏差和浪费。那以我们目前的知识训练，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好!你要的是独裁。”这说明我们对政治治理的讨论，一直到现在都是脱离实际而高度观念化的。我们只知道两种制度，一种是独裁，一种是民主。可是中国的现实恰恰是在这两者之外。那我们要从打造工具开始。

　　澎湃新闻：您认为我们打造工具，或者思考价值取向的时候，有哪些思想资源呢?

　　孙歌：思想资源当然有很多。我们本土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经典。还有外来的，西方的，以及其他地区的。这些都可以催生有效的知识和思想。

　　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资源，而在于我们使用资源的方式。我们的方式出了问题。大家认为可以直观地挪用现成的、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些思想资源。比如，美国的民主理论在美国是有效的，那么有人就认为把它挪到中国来用就可以了。印度的一些当代政治理念，在他们当地也是有效的，我们也认为拿过来就可以用了。但是拿过来效果都不太好。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与会的亚非拉思想家和行动者带来的所有的思想资源，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能套用的，可是非常有用。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转换它。所以“会读书”这件事儿在今天是需要严格训练的。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基本上是不会读书的。因为很容易原教旨式地把资源拿来就奉为经典，然后以为照着经典做就可以了。其实真正的经典都是不能照着做的。哪怕是本土的经典，都必须转化成不同的东西才是有效的。我们现在的学院训练缺的就是这个“转化”能力的训练。

“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现场，右二为孙歌。亚际书院 图

　　澎湃新闻：您说的这个“转化”经典的理想的解读方式，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孙歌：比如说儒学中谈修养。从孔子《论语》，到朱子《四书集注》，再到阳明学讲“乡约”、讲“满街皆圣人”，儒学经典中一直在谈个人修养。这些很有名的命题，直接拿到今天来是不是有效呢?这是个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孔子朱子王阳明，还是再往后到顾炎武戴震章太炎，一路下来的这些思想家都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谈修养。我们今天所处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无法和当时的语境直接对接。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传统的思想资源的时候，就需要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怎样谈论修养才是有效的，而不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我们要去想那些思想家在提那些命题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时代课题，然后再来思考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时代课题是什么。比如我们对于发展主义的态度、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对于今天的社会政治的期待，和本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是不是能够发生一种断裂的连接?同样的，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和西方的政治理论又是怎样的关系?因为所有的理论都是在特殊语境中产生的。

　　我曾经遇到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当然他在英国也是少数派。他对我说：我不太明白你们亚洲人为什么也要跟着我们讲民主?因为你们没有那么黑暗的中世纪。我们是因为经历了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个人权利的时期，才产生了近代对个人权利的需求和对民主政治的强调。我觉得有一部分他还没说到。其实英国的民主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排斥大众的，即不是所有人的民主。而且英国的政治学家一直在强调民主的“贵族性”。但后来这个部分被英国社会整个地解构掉了。可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方式，在英国政治学里仍然是存在的。其实美国的民主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要谈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法治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移植他们的这些观念。我们要看在我们的本土最需要的是什么。

　　澎湃新闻：在这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歌：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生产更多的思考媒介。我不愿意说是思考的“资源”，因为“资源”容易被理解成一拿来就可以用。用文字工作的人就用文字来生产媒介。“媒介”是不能拿来用的，它是催化剂。如果能够让人们通过知识分子的文字工作找到另外一些想象的通路，找到不同的推进问题的方向，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效的。

　　现如今，因为中国的变化特别快，并且很多人对现状不满意，大家就会产生焦虑，觉得我们应该去解决现实问题。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解决现实问题，那么你就去做实事。用言论去解决现实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言论只能影响人的想法。而且唯一能够影响的可能只是愿意阅读的人群。我们会影响读者，但我们未必能够影响权力机构或部门。

　　今天很多人认为这个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一定要干点儿什么实践，不要理论。我觉得理论想象力的贫乏，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很严重的一个疾病。至少有一部分人应该致力于生产能够促进理论想象力发育的媒介。而且这样的媒介越多样越好。

　　我是这么定位知识分子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我自己希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

　　澎湃新闻：您刚才在会议上也强调了亚非拉的朋友们坐在一起的重要体验，您之前也写过文章谈论“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出过书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这其中似乎有一种恒久的关心。您为什么会有这类关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孙歌：有几个阶段。最早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是因为我做日本思想史。在日本，近代以来，“亚洲”一直是很重要的议题。有时它被“东亚”取代，有时则是“亚洲”。而很不幸的是，在二战期间，日本的“亚洲”范畴发展成了“大东亚共荣圈”。所以我最初的研究动机，是想知道，除了日本这种最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亚洲”理念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谈论亚洲。因为我们中国也是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最初的关心。

　　然后，我也写过文章来讨论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亚洲主义的论述。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中国有多么中华中心主义的思想，而是中国的现代史没有给我们生产亚洲论述的空间。这首先和中日战争有关。接下来又和冷战有关。在这样一些结构里，我们不大可能把亚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拿出来讨论。

　　在这一过程中，我注意到了现实层面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推动东亚和亚洲的一体化的运动。亚洲论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论述中。比如博鳌论坛也是一个亚洲论坛，当然它主要是经济论坛。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去讨论“亚洲”这个范畴在思想上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概念有可能会被用一些最不好的方式来使用，或者被理解为一些最糟糕的方式。

　　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不能不考虑：有没有和日本的那个“大东亚共荣圈” 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亚洲一体化途径?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责任。而如果要产生这样一个愿景的话，必须要有学理的支撑。像日本哪怕是它的“大东亚共荣圈”背后都有学理的支撑，那我们更不能放任不管。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通常当我们讲一个区域联合的时候，这个联合得是一个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就是“万隆精神”意义上的联合体;而不是一方独霸的不平等的结合体。

　　平等的联合体，正是第三世界的地区结合的理念。而不平等的、以一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设计，则是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区域联合体。日本当年走的就是西方的道路，所以它在二战中失败得很惨。我想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道路。因为中国历史上和平主义的资源还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必须把它学理化，我们才能更自觉地把亚洲一体化的进程，用和平的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向前推进。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用知识来工作的人的责任。当然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可是我的关心是从这儿开始的。

　　澎湃新闻：您觉得欧盟的成员国之间相互平等吗?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平等的区域联合体的先例吗?

　　孙歌：欧盟当然不平等。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不平等比平等更容易实现。就像战争比和平更容易发生。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努力，平等就是不可能的。

　　就人类社会来看，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现成的区域联合体实现了平等，包括第三世界。那是一个诉求。可是人类的宿命就是永远在现实和乌托邦之间不断地进行选择。我们不在0和100这两极上说话，我们要在中间尽可能地去选择那个好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万隆会议的精神是应该记着的。因为这样的精神，如果能被更多的人理解和继承，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平等的要素就会一点一点地增加。我个人是会这样去看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的。我不会想象一个完美的平等社会，或者一个完美的和平状态。我们只能增加好的部分的要素。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亚投行?

　　孙歌：我不懂经济，所以不敢直接评论它的内容。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个主导力量，来推动一些经济活动，这件事情本身我还是愿意给它正面评价的。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只有美国一家独大。我们不希望亚投行成为，当然它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类似华尔街那样的金融中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全世界。目前看来亚投行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我觉得只要是“非第一世界”的力量，能够更多地进入核心的经济地带，这就是一件好事儿。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课题那是下一个阶段的事儿。　　

“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现场，发言者为孙歌。亚际书院 图

　　【会议语录】

　　• 我这两天最大的收获是和非洲的、拉丁美洲的、亚洲的第三世界的兄弟们坐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对我们这里大部分人来说是最宝贵的经验。因为今后当我去想象马来西亚、想象非洲的时候，我可以想象这些面孔。这对于一个用文字来工作的人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由此我会觉得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离我并不遥远，我可以用我的生活经验，用我对我所在的社会的各种感觉和责任去想象他们的，也就是你们的感觉和责任。

　　• 我们这个会议和万隆会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会议，因为我们是一个纪念万隆会议的会议，但是我们不是和万隆会议在同一个层面讨论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因为万隆会议是一次国家首脑会议。

　　• 1955年第三世界的国家代表人民，在整个国际政治格局里是具有正当性的。经过60年不断的分化、变化、融合、重新的改组，特别是资本的全球化的过程，在今天国家代表人民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单纯了。万隆会议要传达的声音相对来说是非常单纯的，是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剥夺的国家和社会，他们要求自主的权利，要求在不平等的世界上得到尊重。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课题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这些，我们要求更为实质性的平等。也许我们从今以后讨论世界格局的时候，要暂时搁置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这一类概念，我们去讨论社会保护。

　　• 关于知识分子定位的问题，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昨天中国美院的许江院长讲起这么一件事：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周围住着当地的农民，农民们对这个校区有一句很简洁的评价，说这一片房子“好看不好用”。许江院长也有一个很精辟的评价，说农民看问题比我们知识分子清楚的多。在某种意义上象山校区象征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

　　• 我记得有一个很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美国回来以后，说他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因为中国经济学家说的所有的话，全都是没有用的，没有被政府采纳。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我们如何进行知识生产?

　　• 在今天这样的状况里，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生活的独立对象，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甚至很难被人察觉。如果我们就在资本主义之中，它渗透到我们生活方式的细节里面，我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谋者，那么，批判该如何进行?在很多方面，仅仅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不够的，这样的批判仅仅提供了抽象目标，缺少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批判，从重新界定“发展”开始寻找路径。

来源时间：2015/5/16   发布时间：2015/4/26

旧文章ID：3702

作者：乔良  来源：环球时报

   乔良，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 现任空军某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授、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理论：《超限战》 、《新战国时代》、《全球军事排行榜》、《军官素质论》、《中国空军攻防兼备要论》、《关于军队改革的思考》。

　　一、中国周边形势与美元指数周期

　　1.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

　　这个问题，我相信在座的搞经济搞金融的同志比我更适合谈论它，有所不同的是我把它和战略问题结合起来谈。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这艘大船就摘掉了它的锚，这个锚就是黄金。让我们向前追溯一下，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年的时间。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国可以随意印刷美元，这时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国国内，将造成美国的通胀;如果美元输出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替美国消化通胀，这就是美元通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也就稀释了它的通胀。但是美元向全球输出之后，美国人手里就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人继续印刷货币，美元就不断贬值，这对美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联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样，是一个滥印货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实际上懂得什么叫克制。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联储一共发行了多少美元?大约10万亿。

　　这样一比较，有人开始指责中国的央行。为什么呢?我们的央行从1954年发行新货币——新人民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汇率6.2跟美元折算的话，我们大概发行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乱印货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挣到了大量美元，同时这期间还有大量的美元做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但由于外汇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与进入中国的美元及其他外币相应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可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挣到了钱以后，可能就撤走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拿出大量外汇，从境外够买资源、能源、产品和技术，如此一来，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币留了下来，你又不可能将相应数额的人民币销毁，只能让人民币留在中国继续流通，所以我国人民币的存量必然大于美元。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中国央行承认近年来大概超发了20多万亿人民币。巨量的超发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国，这就牵扯到我后面将要谈到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2.美元指数周期律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但输出去的通过债务资本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有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在1986年美元指数第二次开始走弱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主要的泄洪区是亚洲。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是什么概念?“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等。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亚洲的繁荣是由亚洲人的辛勤劳动、亚洲人的聪敏智慧带来的，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获得了充足的美元、获得了充足的投资。当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又应该到剪羊毛的时候了，于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时候一锅水已烧到99度还差1度才能烧开，差哪一度呢，差地区性危机出现。那么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样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区性危机，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区性危机就是为了撵出资本，那么不打仗照样有制造地区性危机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国的货币——泰铢。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立刻产生传导效应，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个时候水已烧开。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而美联储则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已经被这次金融危机冲得稀里哗啦，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次唯一的幸运者是中国。

　　3.现在，轮到中国了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去年5月，我陪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将军到香港去考察时，已经得知“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回它碰到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结果直到现在，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

　　水没烧开，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迟迟不能吹响。看来，美国知道想剪中国的羊毛没那么容易，所以也就没打算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推动香港占中的同时，美国多管齐下，在其他地区同时下手，在哪儿?乌克兰。欧盟与俄罗斯的接合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当然不是没缝的鸡蛋，所以，才会有让苍蝇下蛆的机会。但美国盯上了乌克兰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只有缝的鸡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击亚努科维奇这个不听话的政客，又阻断欧俄走近，也能造成欧洲投资环境恶化，一桃杀三士的理想目标。于是，一场貌似乌克兰人自发的“颜色革命”爆发了，美国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国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强人普京趁势借机收回了克里米亚，此举虽不在美国人计划之内，但却正好让美国人更有理由向欧盟还有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给俄罗斯更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往往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乌克兰出现危机之后，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但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却直接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资本从这里撤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大约有上万亿的资本离开了欧洲。美国人的两手设计得逞了。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这是其一。其二是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IBM、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二、中国快速兴起动了谁的奶酪?

　　1.欧元的诞生为什么会招来一场战争?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欧元启动之初，欧洲人信心满满。他们给欧元的定价是与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参与北约行动，全力以赴支持美国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轰乱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南联盟屈服。可接下来一盘点，欧洲人发现不对头了，欧元，就在这70天里，居然被这场战争打残了。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一欧元。这时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别人数钱。这一来欧洲人才开始醒悟。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当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轴心国家，坚决反对这场战争。

　　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确实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但是不等于没有发生军事战争，不等于他们之间不发生经济战争或金融战争。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间接金融战争，结果打的是南联盟，疼的是欧元。因为欧元的诞生动了美元的奶酪。在欧元诞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结算率一度高达80%左右，即使到现在也在60%左右。欧元的出现立刻切走了美国的一大块奶酪。欧盟是一个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出现一下子就盖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贸区。做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欧盟当然不甘心用美元来结算它内部的贸易，于是欧洲人决定推出自己的货币——欧元。欧元的出现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货币结算量，到现在世界上23%的贸易结算已使用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国人在欧洲一开始谈论欧元时对此警惕不足，到后来发现欧元一出现就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美国要接受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摁住欧盟和欧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战者。

　　2.“亚太战略再平衡”要平衡什么?

　　中国的兴起，让我们成了新的挑战者。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就是美国成功打压挑战者的最新尝试。这两个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事件，虽没能造成资本从中国大量外流，但却起码部分达到了美国人的目标，直接导致两件事情胎死腹中。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我认为，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有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

　　三、美军为美元而战的秘密

　　1.伊拉克战争与石油交易用谁的货币结算

　　人们都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有三大支柱——货币、科技、军事。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支撑美国的是货币和军事，而支撑货币的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国家军队的打仗都是烧钱，但美军打仗虽然也烧钱。但却能一边烧钱，一边为美国挣钱，这一点，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国，可以通过打仗获得巨大的利益，尽管美国也有失手的时候。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两个字——石油。美国人真的是为石油而战吗?非也。美国人如果为石油而战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为什么不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价从战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飙升到战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了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而享受低油价。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非常简单。由于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为了让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国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让美元与石油挂钩，通过胁迫欧佩克的主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实现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你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产油国打仗。在产油国打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油价飙升，油价一飙升就意味着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说战争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论上讲，你就可以从油商手里买走一桶石油。现在这场战争把油价打高了4倍多，达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够买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着你还差100多美元。怎么办?你只能去找美国人，拿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国人手中的美元。而这时美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印美元。这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在产油国打仗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因为萨达姆自以为聪敏，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

　　2.阿富汗战争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

　　3.航母为何让位于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不少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在航母历史上的作为，也热切地盼望中国有自己的航母，而辽宁号的出现，也确实让我们中国赶上航母的末班车。虽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是它更多的就是个标志。因为在全球经济越来越被金融化之后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在历史上航母是物流时代的产物。大英帝国兴盛时，要推动全球贸易，将它的产品推向全球，然后再把资源拿回来，所以它需要强大的海军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直到后来发展到航母的出现，都是为了控制海洋，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因为当时是资源和产品“物流为王”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了全球财富的流动。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资本为王”的时代，成百亿、上千亿乃至上万亿的资本，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随物流的速度，却无法跟上资本流的速度，当然也就无法控制全球资本。

　　那么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跟上被互联网支持的全球资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国人正在开发庞大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弹道导弹、超音速飞机，5倍甚至十几倍于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就可以迅速打击任何资本云集的地区。现在美国号称可以28分钟打遍全球，不管资本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云集，只要美国不想让资本在那个地方落脚，导弹就可以在28分钟后赶到那里。而当导弹落下去的时候，资本就会乖乖撤出。这就是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必将取代航母的原因。当然，航母在未来仍会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等等，因为航母是非常不错的海上平台。但是作为控制未来资本流动的武器，它已经远不如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四、“空海一体战”难解美国之困

　　美国人在考虑用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空海一体战”。我认为“空海一体战”仍然难解美国的困局。“空海一体战”是2010年美空军和海军首脑联合提出的针对中国的作战概念。提出“空海一体战”，实际上首先就反映出美军今天正在走弱。美军过去以为，它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现在美国发现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单独使用，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必须空海联合才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优势，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来由。但是空海一体战从2010年年初提出到现在不过4年多一点，突然美国人给它改了个名称，叫做“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在这个空海联合行动构想中，美国人认为10年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人研究中国今天的军力发展后，认为以美军现有能力，不足以确保抵消中国军队已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如攻击航母的能力和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再拿出10年时间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以抵消中国的某种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的战争时刻表拨到了10年后。虽然10年后战争也仍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中国要想让10年后也不会发生战争，就需要在这10年内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军事和战争的准备。

　　五、“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受人追捧的运动，第一是篮球、第二是拳击。拳击这项运动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模糊，以柔克刚，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动作都化解掉。中国人喜欢打太极，而太极确实是一门比拳击更高的艺术。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历史到今天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罗马帝国有罗马帝国的全球化，大秦帝国有大秦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所以，无论是古罗马全球化，还是大秦帝国的全球化，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区域化过程。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说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那等于说是要继续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轨，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也就中国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推进环绕你展开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应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国战略。因为它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对冲。有些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对冲应该是相向而行，你还能有背向而行的对冲吗?对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美国东移战略的一次背向对冲，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压过来了吗?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让你，也不是畏惧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

　　“一带一路”并非两线并行战略，而应有主次之分。鉴于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国的短板，“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选择从陆上完成，也就是说“一路”应该是辅攻方向，而“一带”应该成为主攻方向。“一带”成为主攻方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陆军的作用。有人说中国陆军天下无敌，这话放在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说，没错，中国陆军所向无敌，谁也别想再踏上中国的领土来打大规模的仗，问题是中国陆军有远征能力吗?

　　我在去年年底《环球时报》的年会上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说美国人选中国作对手，打压中国，是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因为未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根本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美国将自己埋葬自己。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阿里巴巴在去年“双11”这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一天达到507亿人民币，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节三天的假期里，美国网上销售和地面上的商场销售总额才相当于407亿人民币，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国还没有算上网易、腾讯、京东，更没有算其他商场的营业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而美国人面对这个时代仍然迟钝。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宝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宝意味什么?意味着货币已经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国人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元是什么?美元是货币。未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使用货币结算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就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当货币成为无用的东西时，建立在货币之上的帝国还会存在吗?这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3D打印机同样也代表了一个未来方向，将使人类社会今天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生产方式在改变，交易方式在改变，世界就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历史证明，真正能导致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者的致变，而不是其他因素。中国从秦末秦二世时期，开始有人造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发生过多少次起义、造反、战争、革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一直是改朝换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环。因为这些来复式运动改变不了农耕社会的本质，既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换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带领一支崭新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军队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会有资本，然后才会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选错了对手。美国真正的对手是它自己，是这个时代。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

来源时间：2015/5/16   发布时间：201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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