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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改变中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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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然  来源:凤凰博报

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中美关系也是中美宣传关系。1949年之后,中国媒体对美国的宣传一开始是妖魔化。中国对美国的理解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的意思也是指美国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人们在读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时候,也是人觉得豪气冲天的。官方媒体对美国的污化宣传让国人觉得美国政府没有好人,美国政府下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但把人民群众的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看世界也只有血腥的朦胧镜像,在眼前流动的幻影都是暴力血红的颜色。冷战成了没有暴力的血红冷战。

媒体打开了通向中美关系的窗口。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撕下了蒙在双眼的红色,初看眼花缭乱后看适应的新美国世界。原来美国政府也不是妖魔鬼怪,原来美国的人民生活是那么的好,美国人竟然有车有别墅有花园有游泳池。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是那么井然有序。政治是宪政民主的,经济是市场自由的,文化是多元竞争的,社会是有基本保障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温馨和谐的。在这个人人可以有枪的社会里,竟然没有发生革命,没有人想去推翻现政府。后来人们又发现,美国人吃的东西没有地沟油,没有毒大米,没有苏丹红,没有三聚氰胺,没有瘦肉精,没有注水肉,没有农药残留。呼吸的空气竟然没有雾霾,美国人厚德载物,而不是厚德载霾。细节决定一切,细节决定中美关系。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构建中美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话,那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则给人们打开了看世界的所有窗口,国人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灵动幸福立体的美丽新世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打造了新地球村。与此同时,新媒体大有取代传统媒体之势,在世界格局中、在国际关系中、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王冲的著作《第五次变革》讲的就是新媒体时代的中美关系。作者梳理了中美关系变革中媒体的作用。中美关系的变革带动了媒体的变革,媒体的变革又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变革。

作者认为,中美关系有五次变革,第一次变革命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在这段时间内,国共两党利用媒体,展开对美外交。第二次变革是1949—1978。在这段时间里,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互相视为敌人,中美媒体也互相攻击。第三次变革是1978—1989,在这段时间里,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双方的媒体都报道对方的变化,言辞语调充满善意。第四次变革是1989—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中美两国谨慎地调整着外交关系,中美媒体也犹豫地报道对方。

作者认为,第五次变革是从2000年至今,在这段时间里,网络技术发展起来,新媒体出现,在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国际关系从过去的“极点化”变成“节点化”,国际社会的结构也从过去的尊卑分明的“层级结构”,开始转变为更为平等的“网络结构”。

作者认为,新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由于信息传播能力不对等,新媒体时代中美传播技术差距更大。第二个层面,技术的落后导致全面的落后,中美的舆论角力,中方处于全面防守状态,攻击乏力。第三个层面,从内容到技术,美方占有全面优势,网络争夺战可能让中国陷入新型冷战。

新媒体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说传统媒体是在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那么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上的新媒体就会成为第五种权力。如果说传统媒体在国内关系发生重大作用,那么新媒体则在同内和国际发生双重重大作用。如果说传统媒体主要是精英向大众的单向灌输,那么新媒体则既有精英向大众的单向灌输,更有大众向精英的反向升腾。如果说传统媒体是精英牵着大众的鼻子走,那么新媒体则是既牵着精英的鼻子,又绑住了精英的双脚。如果说传统媒体是由上而下的灌输意识形态的中美关系,那么新媒体则是通过民间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进行公开对决,与官方意识形态争夺在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在这场争夺战中,官方意识形态明显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新媒体时代,世界是平的,启蒙是双向的,信息源是多向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世界,改变中国,改变中美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阿基米德的支点,让地球转起来,让中美关系活起来。人们在博客中、在微博中传播中美关系的相关信息,对中美关系进行正确与否的评论。

新媒体通过自由价值全方位影响中美关系。从根本上说,技术冲突不是问题,好的技术总得学习,在学习中竞争,在竞争中学习。中体西用,或者中国的实践理性、实用主义都不会在技术层面导致自我封闭。在网络技术的压力下,中国不会固步自封,仍将在技术层面保持开放的态势,学习美国的网络技术也将是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中美关系的较量是网络自由的较量,是自由价值的较量。网络自由会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影响、全方位改变中美关系,全方位构建中美关系。网络自由、政治自由将成为中美关系正常与否的试金石。

新媒体的核心是自由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冲击远不止是技术问题,在技术问题的背景是价值问题,是把网络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视为普世价值还是视为西方特殊价值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拒斥自由的普世价值,如果一味地强调意识形态,如果一味地讲中国特色,一味地讲中国国情,那么,中国在技术战全面失败的同时,也会在价值战中失败,中国就会自绝于世界之林。把谷歌赶走,搞防火墙,过滤和屏蔽敏感词,只会让中国的价值发育不良,只会让中国人在世界面前丢丑,让公权力失去公信力。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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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微博,为3名烈士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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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民网  来源:新浪微博

1999年的今天,贝尔格莱德时间晚11:45(北京时间8日凌晨5:45),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48岁的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31岁的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其28岁的妻子朱颖牺牲。今天,缅怀烈士,不忘历史! by央视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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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首脑会谈的幕后主角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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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经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的前一日,在与美国白宫相隔一个公园、相距仅100多米的美国商工会议所,约200位中美贸易、投资相关人士举行了会议。4月28日的日美首脑会谈的幕后主角正是中国…… http://t.cn/RArWu75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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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媒体赞扬中国救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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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政府网  来源:新浪微博

尼泊尔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在对西藏自治区受灾民众全力救援的同时,亦对尼泊尔伸出援手,令世界瞩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中美等国对尼泊尔的救灾行动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英国广播公司称,中国的救援行动,显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增强。http://t.cn/RArQ6EJ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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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巨人之间的韩国如何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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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布斯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韩国公众一方面更拥戴美国作为全球领袖,另一方面又预期中国国力将在十年内超越美国,这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可以作为判断韩国人因为夹在中美之间所产生的感受,以及他们如何判断两国未来前景的一项指标。http://t.cn/RABnFCr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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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工商领导人对话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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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贸促  来源:新浪微博

中美工商领导人对话在京举行:5月4日晚,由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美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姜增伟会长、美中贸委会傅强恩(John…文字版>> http://t.cn/RArrt4t (新浪长微博>> http://t.cn/zOXAaic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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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泽华:中美正在“锅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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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京报评论  来源:新浪微博

不管是有意的战略设计,还是无意的机缘巧合,如今的中国和美国,正在围着地球跳起一曲战略“锅庄舞”。全球政治“锅庄舞”中,中美战略共处的最佳方向,是各自找准自己的位置,控制好节拍,朝着同一个方向,让队形更美。http://t.cn/RAdMzCq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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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美中在非洲合作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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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韵  来源:中美印象

  过去几年里,对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安全和发展问题上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美中两国智库也在热衷于寻找和识别两国在非洲合作的共同基础和问题领域。事实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在非洲事务上的调整是“迫切需要”。布鲁金斯学会也于2013年举办了一场美非中三方对话以探寻潜在的合作机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这一问题上也予以高度重视。有关美中在非合作的呼声并非没有效果: 2014年末在北京召开的中美第六轮非洲事务磋商会议上,两国就讨论了有关在埃博拉疫情和其他共同威胁等非洲问题上的合作。

  然而,尽管两国在会议中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热情,两国政府缺乏可借鉴的成功合作案例这一事实未免令人感到失望。仅有的几个合作案例都是关于“最小公分母”的问题(即最基本且争议最小的问题),比如引人关注的南苏丹危机和埃博拉病毒爆发等较严重的非传统威胁。通过研究美中两国对于在非洲合作的看法,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能够并且将共同努力构建美好非洲的预期是现实的且可以保证的。

  美中在非洲合作有很合理的逻辑解释。美中两国政府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方面拥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两国在非洲的既得利益,特别在商业投资方面,使得非洲的和平稳定成为必要条件。此外,美中这两个负责的大国同时也共同肩负了发展非洲的道义责任。例如在南苏丹问题上,如果危机持续恶化,那么美中两国都会遭受损失。并且,非洲的稳定和繁荣将为两国提供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并增强两国合作势头。

  然而,尽管两方的学者和媒体报道针对美中两国在非洲“能做的事”和“应做的事”等方面做出很多评论和分析,两国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的具体合作仍发展缓慢。

  美中在非合作受限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出于对在非洲进行零和竞争的担忧。从本质上看,由于两国观念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还未将对方看作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在美国这方面,2014年的兰德研究报告准确地采集了美国当前的看法并反映了美国对于中国在非扩张影响力以及美国在非博弈中失败的担忧。在列举中国扩大对非的介入和损害美国在非影响力的具体细节之后,报告建议美国通过培养与更广泛非洲国家的关系来反击中国所做出的努力,比如中非合作论坛。遵循这一建议,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上通过对比美国的做法与“只是把非洲看作其自然资源……只是从中获取矿产资源”等做法来回击中国。尽管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其内容已不言而喻。

  这种竞争态势在中国同样流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的报告总结说,“西方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强意味着中国在非获得战略利益上将面临更多困难……当前西方加强其在非影响力的做法体现了西方与中国间愈加激烈的战略竞争……中国应对其在非洲的竞争战略予以更多关注。”中国的分析人士热衷于研究美国对非战略将如何影响或损害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一些分析人士已经怀疑美国在马里、苏丹、南苏丹和利比亚投资的目标是切断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为了回击美国关于中国以资源为中心对非洲进行经济介入的评论,中国也越来越善于将美国的这种不认同归咎其“输不起”的心态。

  除了两国间强烈的竞争感以外,另一个阻碍美中在非洲合作的关键因素是两国在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等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尽管中国没有因为民主或独裁体制等政治问题妨碍其与非洲国家间的务实合作,美国却利用其强大的价值导向政策来防止政府介入非洲那些无视人权的政治制度中。在技术层面,中国将发展和对外援助看作实际的政策工具来促进与非洲的政治友好和经济合作,然而美国则在这些发展项目中明确地附加其目标、条件和标准。事实上,正是这些巨大差异严重限制了美中合作的前景。

  如上所述,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美中两国间最显著的合作仅仅在一些“最小公分母”问题上实现。南苏丹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中国在当地主要的石油投资受到安全危机的影响,而美国在南苏丹通过公投并获得独立的过程中也拥有既得利益。由于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和中国已经参与到一同推进冲突终结的和平进程中。在相互承诺的示范作用下,美国和中国将苏丹危机作为一个重要合作问题。其具体的议程包括要求参与南苏丹冲突的各党派遵守五月9日签署的停火协议,共同支持在南苏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协调工作,并同时协调各种磋商会议来支持当地和平。

  然而,即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美中合作也会因两国关于苏丹问题和制裁需要等观点的不同而受到影响。一方面,中国认为考虑到苏丹在冲突中的关键角色,苏丹政府加入谈判过程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这样一种可能迫使与苏丹独裁总统Omar al-Bashir谈判的提案未能被美国国内政治所认同。另一方面,美国最近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对南苏丹进行制裁以推进停战协议的达成。然而,中国却严重怀疑该制裁方案可能会影响中国现有的利益,比如石油开采。因此,美中两国的态势也揭示了两国在关注点、目标,利益和预期效果等方面上的分歧。

  美中合作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最小公分母”问题是公共健康。在利比亚,两国已成功建立了疾病控制协作中心以及开展中美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在最近的埃博拉疫情期间,两国已经在援助提供,后勤协调以及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建立等方面开展了合作。尽管这些合作举措令人鼓舞,但这仅在两国利益受到严重和明确威胁以及合作利益大于两国竞争的时候时才会实现。

  除了这些基本问题以外,美中在非洲关于发展或基础设施等问题上的合作也令人失望。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英加三号大坝可以说是美中共同利益的一个事例。去年,非洲观察员因一份报告而感到兴奋,因为该报告指出美国正在考虑与中国合作为该大坝项目提供资金,这一项目也能实现奥巴马总统雄心勃勃的“电力非洲”目标。中国甚至已向美国发出邀请以表示希望加入。然而,“电力非洲”项目协调官 Andrew Hescowitz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电力非洲”峰会上宣布,由于美国不希望“电力非洲”的口碑蒙上“污点”,“电力非洲倡议”将不会“正式”签署大坝项目。随着希望的破灭,美中两国在这一项目上的合作也因此终止。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非洲的观察员也许应该调整他们对于美中在非广泛合作的高度预期。取而代之的是,美中两国应把双方努力的重点聚焦在基本且争议最小的问题上,例如安全危机和非传统健康挑战(如流行病)等方面。只要美中两国不改变彼此相互竞争的态度,那么两国在政治,贸易,发展和援助等问题上的合作将不会发生。与其描绘美中两国在非洲全方位合作的伟大愿景,不如美中非三方通过在基本问题上的务实合作来获得更多利益。

  原文标题:The Limits of U.S.-China Cooperation in Africa,作者孙韵,4月6日发表于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翻译:庭瑜

来源时间:2015/5/6   发布时间:2015/5/6

旧文章ID:3526

傅红星:《旋风九日》不仅揭秘历史,也预测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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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红星,曹乐溪、尹瑾瑛/采  来源:共识网

  【按】讲述邓小平首次访美经历的历史揭秘电影《旋风九日》,将于5月15日在中国内地全面上映。该片揭秘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9天全过程,也是第一次将他险遇刺杀这一惊险情节搬上大银幕。《旋风九日》导演傅红星近日接受共识网专访时表示,电影不仅展现了中美外交史上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也通过亲历者的口述道出一系列外交背后温暖动人的私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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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嘉宾:傅红星,国家一级导演,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教授。代表作品:《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雪域明珠》等。

  邓小平访美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路演

  共识网:最初看到《旋风九日》的相关介绍,这部电影是被定位为历史揭秘影片,在您看来它首次披露了哪些独家的历史细节?它的真实性是否有保障?

  傅红星:这是能保证的,我这部电影的座右铭就是真实,所有的故事来源、资料,包括对白,都是真实的,来自于采访和档案,有不少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档案,中国这边还没有解密,但是美国已经解密了,在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是可以查到的,我们只是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我在北师大工作,所以我们动用了很多学生、老师和外国留学生,所以你会看到影片里甚至还有瑞典语素材,因为邓小平访美期间,当时大概差不多有两千个各国记者追着他采访,所以有大量的资料,我实际上是在大量的真实材料基础之上拍摄《旋风九日》的。

  共识网:您曾执导过《周恩来外交风云》等领袖人物纪录片,出于怎样的考虑想拍邓小平这个人物呢?

  傅红星:这样一个故事和题材,我准备了四年多,从2010年11月份开始,其实最初想拍卡特总统的传记片。当时我和一个华裔的美国制片人以及投资人一起吃饭,他认识卡特总统,也知道我对领袖人物的传记片有兴趣。很多西方导演对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很感兴趣,比如毛泽东、周恩来、江青、蒋介石、宋美龄、邓小平。我说为什么中国导演不能去拍西方领导人呢?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

  在美国历任总统里面,卡特是一个跟中国有特殊渊源的人物。很多美国总统跟中国都有关系,但卡特的重要性可能美国人没有完全意识到,中美建交是在他手里完成的,毛泽东一直想完成这件事,但活着的时候没有完成;尼克松也想完成,他在任的时候也没有完成。

  共识网:那么为什么拍摄初衷是卡特,最后却拍成了邓小平访美的故事?

  傅红星:如果以中国导演的视角来看卡特的话,他跟中国的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人就浮出来了,就是邓小平。卡特的生日是10月1日,邓小平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在庆祝,卡特也很自豪。卡特在小的时候,他的一个舅舅是来中国的传教士,所以他会给卡特寄一些关于中国的明信片。卡特小时候很同情生活在贫苦之中的中国人民,他把自己的一些零花钱寄给传教士来帮助中国建医院、建学校。卡特年轻的时候是海军军官,国共内战的时候来过中国,并在青岛见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后来他知道这支部队是邓小平指挥的。所以在《旋风九日》里我们看到,布热津斯基开玩笑说,今天副总理先生(邓小平)是卡特总统的客人,当年要是有不测的话,说不定总统就是副总理的客人了(成为俘虏)。所以历史有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意思。卡特也说,他一生当中见过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他很自豪的就是能跟邓小平成为了朋友。

  卡特1976年当选总统,他当选总统不久,在中国邓小平复出了。邓小平复出以后有一种紧迫感,当时中国刚经历过文革,本来我们家底就薄,被文革折腾得百废待兴。怎么走出困境呢?只有改革。邓小平的理论很简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改变贫穷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必须开放,要开放必须跟美国交好,因为世界大门的钥匙当时在美国人手里,美国是世界警察,他不开门你进不去的。

  于是,卡特的故事就变成了卡特和邓小平的故事。我发现,邓小平访美这九天,足以构成一部电影的戏剧张力:第一,它题材重大。这九天是改变中国十几亿人命运的九天,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九天,我们今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这九天所起的作用。但是这九天又没有被人很好地阐述过。我曾去波士顿采访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作者,美国顶尖的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正在写《胡耀邦传》。他就认为,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的话,那这九天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火种,点燃了改革开放的大火。

  今天我们用互联网思维,用企业上市的思维来看这九天的话,也就是说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路演,邓小平带领着中国这个当时负资产颇多的企业去美国路演。邓小平给中国起了一个公众号,叫“改革开放”,路演结束了,中国就上市了,中国的市值在36年后的今天还在增加。

  《旋风九日》颠覆领袖题材,重塑鲜活历史观

  共识网:关于邓小平的影视题材作品其实很多,相比前人的作品,您的《旋风九日》有哪些创新与独特之处呢?

  傅红星:《旋风九日》最大的亮点在于它是一个新类型的影片。过去拍邓小平的片子有很多,有演员演邓小平的,有完全用素材来剪的。《旋风九日》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副会长看完电影就说,这部电影完全颠覆了过去他看到的关于领袖题材的影片。

  导演就是一个装修队队长或者是一个厨师,负责把各种材料有机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冲突的电影,一个有戏剧张力的电影。在《旋风九日》里,观众会看到很粗糙的画面,也会看到很清晰的画面,能感受到历史的穿越。我们电影的调色是在泰国做的,请的王家卫《一代宗师》的调色师,她把一些老画面调得像水彩画一样,让你感觉到不同颜色的色彩斑斓。历史其实就是色彩斑斓的,所以我希望这会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这种画面和音响的刺激会让你重新来看待历史,会给你一个正确的、鲜活的历史观。邓小平不是相片里的邓小平,不是一个石头塑像,而是活生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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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剧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中美关系不仅复杂伟大,而且真实温暖

  共识网:今天的中国已同1979年时的国际地位完全不同,您认为我们现在在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能从邓小平当年的外交智慧获得哪些启示?

  傅红星:邓小平访美这九天,是当代中国梦的启航之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幕大戏,你想了解未来的中美关系,很简单,看一看《旋风九日》就知道了,因为中美关系的正确航向,老一代的两国政治家已经确定了,就是四个字:合作共赢。今天两国有一些对抗和冲突的苗头,但是依然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

  关于今天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达:复杂、伟大、真实、温暖。大家往往只看到了它的复杂和伟大,通过《旋风九日》这部电影,你能感受到它的真实和温暖。外交是活生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由很多故事构成的。恩格斯曾经讲,思想是从细节当中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也就是说,大家喜欢听故事,故事是最好的载体。《旋风九日》是一个历史的揭秘故事,我的兴趣就是把政治人物、历史事件、国际关系变成影像,并不是给人灌输和洗脑,而是给年轻人讲一个好听、好看、有趣的故事。也许在年轻人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当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时,他也许突然会想到年轻时看过的这样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是关于勇敢与创新的。

  共识网:您很相信电影对于社会或者对于人具有反哺的作用。

  傅红星:当然,因为我年轻时就是从电影里获取了很多力量。所以我觉得电影为什么伟大,它实际上就像一个面包一样,闻起来好闻,看起来好看,吃下去有营养。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大家这么爱看?它里面实际是有很多营养的,它只是烤制得更好看,更香,我们有的国产电影拍得不好看,实际上是不会“烤面包”。永远是内容为王的,不管到了什么时代。

  我喜欢用电影这种方式,让大家来了解历史,看清楚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更能够看清楚未来。很多人可能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感到迷茫,我觉得,那就让历史来告诉未来如何去做吧。

  邓小平是中国的超级英雄,外交并不像新闻联播

  共识网:电影里很新颖的一点是运用了不少动画来演绎历史事件,这个创意是为了迎合年轻观众的口味么?

  傅红星:我觉得是与时俱进吧,对我自己来说,创作上应该是有突破的,我不想走我过去的老路。至于是不是创新,我不敢说,我觉得创新是很难的事情,世界电影已经发展一百多年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只是技术手段在不断进步。现在中国电影和互联网结合,和金融结合,我认为,中国电影要成为一个工业体系的话,最应该应该和科技结合,《速7》的票房实际体现的是来自于美国科技的力量,用科技造了一个梦。

  电影和新闻有某种相似的地方,新闻永远是天下事,身边事,电影也是一样的,好莱坞电影惯常拍天下事,中国电影则是身边事,所以中国电影身边事也可以有高票房的。《旋风九日》实际上是一部身边事与天下事相结合的电影,以国际眼光来看中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通过政治,经贸,感情,刺杀四条线索的戏剧张力,来展现邓小平这九天之中的惊心动魄。今天我们去美国那么容易,睡一觉就到了,而对于那时候的邓小平来讲,他就像个去开拓一片新天地的西部牛仔一样的,是一个赤手空拳的超级英雄。

  共识网:电影里有多位美国政坛大佬出镜,请到他们是不是很困难?

  傅红星:我觉得对我来说每一步都很难。从立项开始,因为涉及到重大题材、重大国际关系,涉及到两国领导人,这在中国是一个类型很稀缺的电影,是很难复制的。别的影片你可以去控制它,比如校园题材、青春题材,所以可以出一批这样的电影,包括我们的演员也可以批量培养,但是《旋风九日》里面出演的这些角色,他们都是全世界最大牌的演员,很难批量培养出来。

  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演员,我在家是丈夫,是父亲,在爸爸面前是儿子,等到出门我就是导演了。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中国哪个演员名声有邓小平大?希拉里还想成为全球的头号女主角呢。

  《旋风九日》的英文片名叫Mr.Deng goes to Washington,以前有部美国电影叫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所以美国人一听到这个片名,就都知道这一定是很好玩的。所以在《旋风九日》里,故事色彩很丰富,有非常严肃的时候,也有非常幽默温馨的时候,比如方毅的秘书郭曰方讲,我还没来得及跟小平同志握手,他就不在了,这个时候他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真情的流露。

  电影里还有大使的爱情,而且是美国驻华大使和护士小姐在异国的恋情,他们俩相差三十多岁,而且是在我们北京的朝阳区结婚的。你会看到大使夫人回忆起这段浪漫经历时,眼里充满了爱,尽管她已经是老太太了。这就是外交,外交并不是我们平常在新闻联播里看到的那些东西。

  共识网:您个人如何评价邓小平?

  傅红星:我觉得邓小平是一个宝库,从他身上可以得出很多结论来。《复仇者联盟2》讲的是超级英雄,其实《旋风九日》讲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在美国舌战群儒,四大电视台的金牌记者像审问一样拷问邓小平,邓小平很轻松自如地回答了他们的刁钻问题。这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是有启发的,他们未来在职业生涯当中如果遇到了刁难,不用害怕,学习像邓小平一样淡定。

  共识网:他是个久经百战的人。

  傅红星:邓小平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是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有功的人,起码访美这九天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达成共识,就是邓没有否定毛,邓骨子里是把毛的东西继承下来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毛泽东和邓小平使我们两手都硬。毛的革命和建设、邓的改革开放,是我们今天无穷的力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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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剧照:孙勇将军

  今天年轻人们的偶像,都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影响

  共识网:电影里出现了很多政界、商界、文艺界的名人,比如俞敏洪、潘石屹、姚明等,他们谈了改革开放对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为何这部电影能够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傅红星:当他们知道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都表示非常愿意来参与出演,在电影里扮演他们自己,念他们的台词。邓小平是他们这代人心中的英雄,而他们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成功人士是今天年轻人理解36年前的改革开放启航与中美建交意义的一座桥梁。

  共识网:改革开放对于您个人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傅红星:我跟俞敏洪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们可以上大学了。在我一生当中,上大学是特别重要的人生转折点,通过考试上大学,我的命运就变了,我从上海到了北京,一直能走到今天。一个人的成长是跟你吸取的营养分不开的,读什么书,受什么教育,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封资修,改革开放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很多过去被批判的电影我们可以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也就是说,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有益的营养我们能吸取了,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我们也可以吸取了,包括我们今天能看到《速7》和《复联2》,就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那九天的影响。

  没有当初的“旋风九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复仇者联盟》

  共识网:《旋风九日》和《复仇者联盟2》同期上映,会担心票房受到很大冲击么?

  傅红星:不担心。我比较有信心,因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一天比一天大,每天增加十几张银幕,第一季度的票房每天一个亿,一季度每个月新开一百多家电影院。这次的《速7》已经是探测了中国电影市场有多大,这是一个维度。我们这样一个新类型的历史揭秘电影,它能探测到这个市场有多成熟,是另外的维度,多几个维度才是立体的、全面的中国电影市场。

  共识网:那么如何解释跟《速7》同档期的国产片被碾压的现象?

  傅红星:这说明一个问题,电影还是内容为王,第一,题材是不是够有力量,第二,你的cast是不是够大,第三,你的制作是不是够好,第四,从营销上来说你有没有话题。对于《旋风九日》,我们很自信,为什么?第一,这个题材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题材,而且浓缩在这九天,它具有一部电影应该有的戏剧的张力,而且几条线同时走。第二,cast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豪华阵容,全世界都认识那几张脸。第三是制作,我们的团队是中美合作的,两位出色的作曲师windy和董冬冬,录音是贾樟柯的御用录音师张阳,还有一个叫沈剑勤老师,和张艺谋、陈凯歌、陆川等导演都有过合作,他从事这个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是中国电影集团大牌的录音师。剪辑师是80后的中坚力量,刚得过剪辑大奖。还有给007配音的上海人艺优秀演员也出现在影片中。所以以上几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都不存在。

来源时间:2015/5/6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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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德:中国的环境危机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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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亚洲当了20多年记者之后,马克·祈福德(Mark Clifford)于2007年出任总部在香港的亚洲企业领袖协会(Asia Business Council)常务董事。他的新书《亚洲的环保:解决亚洲环境紧急状态的商业案例》(The Greening of Asia: The Business Case for Solving Asia’s Environmental Emergency)探讨亚洲企业如何在提供环保解决方案上大步迈进。本书特别关注了中国,不但因为中国的巨大碳排放量,而且也因为其创新的潜力。在一次采访中,祈福德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互动的必要性:

"马克·祈福德"

Courtesy of Mark Clifford马克·祈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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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是怎么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

  答:我2007年到协会工作,接过来一个马上就要完成的绿色建筑研究项目。那时候,绿色建筑在亚洲还是相当新鲜的东西,我们出版了一部有关的书。这让我开始思考这个主题。

  问:你的角度比有些人的更充满希望。请问你是怎么形成这种观念的。

  答:本来,我以为我会按照“东方黑”这个思路写本书。亚洲目前的确面临着环境的紧急状态。在中国,每年有120万人过早死亡。人们需要知道环境有多么糟糕,但后来我开始思考。环境糟糕是明摆着的。与之相反的是,我觉得有些正在采取的更积极的响应,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东西。喜欢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商业圈子的人参与了进来。所以,这是一本不加掩饰地乐观的书,但这是因为知道有出路很重要。我们可以绝望,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挑战。

  问:你看到企业在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力量了吗?

  答:没有,企业能解决部分的问题。必须要有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形成的三条腿的凳子,三方都需要拿出自己的长处。

  只有政府有制定规则、也就是法律法规的权力,政府还能以税收和补贴的形式、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来影响价格。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能监督企业和政府,看看他们是否在做他们承诺的事情。

  问:最令人惊讶的是,有这么多的公司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做这件事情。

  答:是的,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十几家公司的情况,书里还有一个包括50多家公司的附录,这些公司都有某种形式的环保措施。企业层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令我惊讶,但它们这样做有好的商业理由。有些是为了公关效果,但大多数企业认为这事关它们的生存。

  问:你用了一章来集中介绍电力公司香港中电控股。

  答:他们的工作真正让我开始写这本书。2007年,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包立贤(Andrew Brandler)宣布,到本世纪中叶,公司将把他们电力生产的碳强度降低75%。这是亚洲最大的主要靠燃煤发电的私营电力公司之一,它做出在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去碳化的承诺在全球绝无仅有。我认为这源于拥有中电主要股份的嘉道理(Kadoorie)家族。米高·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向他的高层管理人员提出挑战,要他们着眼未来的50年。他们这样做有好的理由。他们传统上是一个燃煤电力公司,但他们认为50年后这个商业模式行不通。

  还有的公司认为水的定价过低,在未来,水的价格将会更符合实际。碳的价格也过低,企业要做好其价格改变的准备。

  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司都有长远的视野。

  为了让那些公司也考虑环境问题,你需要凳子的另外两条腿。你需要好的、强有力的政府政策,而且你需要非政府组织来督促人们承担责任。

  问:哪些国家有好的政策?

  答:新加坡做出了典范性的工作。他们很早就决定,水是威胁国家生死存亡的资源。所以,他们已经采取了非常坚定的政策,而且新加坡让公司对水的成本有一种确定性。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新加坡政府的能力,那是有一个很小的地方,政府又很有前瞻性。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要难得多,问题更复杂。

  问:书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的部分。

  答:好消息是,我们有中国政府高层制定的很好的政策。中国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是政策在下级层面得到实施。中国的执法不总是很严,而且也没有公民社会来充当制衡。只有到了中国意识到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威胁,与颜色革命(或者香港去年抗议)的威胁一样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有了不可轻视的进展。我们从柴静事件已经看到,中国不让公民社会发声。(柴静深受欢迎的环境纪录片《穹顶之下》被禁。)

  问:我们经常读到有关空气污染的报道,但你觉得水也至关重要。

  答:水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存亡问题。空气污染很可怕,但受它影响的大多数人仍然活着。但是,没有水就没有人能活。我不知道水没了的时候,人们将怎么办。在中国,像南水北调这样的工程项目只能推迟算总帐的日子。我担心的是,即使在其他问题上有远见的政府也还没有直面这个挑战。

  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市政官员,你会怎么做?你管着一个行业,比如半导体,它需要大量的水。当你需要做出选择:水是给工厂、还是给城市的时候,你会怎么做?这种选择不会在今天或明天发生,但政府将面临这种选择。

  问:中国也还有希望的迹象?

  答:中国即将超过德国,成为太阳能发电装机能力最大的国家。中国还有大量的风力发电机组设备。所有这一切都很重要,因为中国烧掉了世界上一半的煤,释放了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需要削减煤炭的使用。煤炭使用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但峰值可能会更快地达到。所以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中国可能迈出的步伐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更大。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来源时间:2015/5/6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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