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不久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提出新“中国崩溃论”。其许多理由基于一种看法：中共未能实施必要的政治改革。然而，这种看法或许是错误的。中国政府刚刚宣布重大经济和政治改革，表明其对根本性地重塑自身是认真的。经过多年的谨慎和保守，如今中共开始采取实质步骤，欲打造一个更权力分散且灵活的政府，但也对党的领导层更负责任和守纪律。

　　不久前结束的中国两会，决定领导层将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以摆脱体制中存在的政治僵化和经济低效问题。观察人士问，“很好，但中共会落实计划吗?”历史上，每当自由化改革似乎要威胁到党的掌控时，中共就会本能地退缩。但这次不然——改革方案是更大改革和改善中国政府的计划的一部分，北京一直在努力取得成功。

　　在中国，基本的政治关系并非个人与国家，而是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一方面，过去地方政府权力过大，造成猖獗腐败和官员滥权——如今已危及中共健康。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急欲确保政令畅通，却损害了地方的灵活性和试验。

　　中国要通过三个主要步骤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修改《立法法》，把拥有立法权的城市从49个增加到288个。二，在法律无规定的地方取消行政审批，尽可能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三，北京将继续放宽对地方支出的控制。

　　所有这些都是积极举措，但以前也讨论过多次。(这次)中共会坚持到底吗?尚难预测。但有强烈迹象显示，中共志在取得成功，并已开始采取有力措施。

　　北京强劲的反腐和法治运动，有助于提高对地方政府的权威。如今很多官员害怕自己是中纪委的下一个目标，因此迫不及待地遵守党的规则。

　　同时，中共意识到，确立法治有赖于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问责腐败、无能的官员。为此，中国计划对法律管辖权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不再凌驾于地方法院之上。目前，地方官员能对案件审理施加巨大影响，这是司法腐败的一大根源。

　　中共最终想要使地方政府更加负责任，但同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度以最适合当地的方式来实现增长目标。为此，中共已开启实现这种“困难妥协”所需的诸多步骤。北京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何回应“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并贯彻更大的改革计划。(作者丽贝卡·廖，陈俊安译)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8

旧文章ID：3044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东南亚时提出了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由于去年美国政府的游说反对，韩国、澳大利亚等重要的亚太国家没有成为2014年10月亚投行的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奥巴马政府似乎将亚投行的创建视为中国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强调该机构的性质模糊不清、标准不明。但是，中国政府力推的亚投行计划在今年3月份似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英国宣布申请成为该机构的创始成员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纷纷改变态度、申请加入。到目前为止，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日本和加拿大没有提出申请。这些主要发达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热情显然进一步刺激了其他许多国家，俄罗斯、巴西、瑞典、韩国和澳大利亚等都赶在3月31号之前宣布加入。一时间，似乎美国都被自己的盟友所抛弃了。“有时候，我们会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卡梅伦就英国决定成为亚投行成员一事时解释说，“我们认为，这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和中国国内的许多媒体、舆论对此事的评价也是少有的一致，即围绕着亚投行的竞争，美国没有能阻止它的盟友加入这一机构，因此美国输了，中国赢了。

　　这种对于美国和中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竞争态势的判断不仅是成问题的，也是有害的。说它是成问题的有许多理由。美国方面的确没有能阻止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加入这一机构，但可能这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政策本身就错了。英国作为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又希望从蓬勃发展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利，因此加入亚投行本身具有相当的商业价值。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件相当有利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不加入呢?类似的，德国希望对亚洲出口更多的工业品，澳大利亚希望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进口它的铁矿石。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这些国家不可能不动心。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并不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它可能对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构成挑战的话，亚投行都还没有正式开张运营，各项规则都在谈判之中，谈何挑战?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将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运行。事实上，在中国主动表示不拥有否决权的前提下，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入，那么亚投行内部的治理就更加多元化。如果一定要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欧洲发达国家的加入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件好事。

　　至于说亚投行的成立促进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而中国又在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权中打了一个胜仗的说法恐怕也经不起考验。加入亚投行并不意味着参与国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取向。就如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所指出的，英国加入亚投行之前与美国方面进行了协商，这不会影响到两国关系。对于前不久召开的博鳌论坛，一些观察家认为，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领导人以及东盟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的政府首脑没有出席，而是出现了基本同期但并不完全重合的李光耀葬礼上。“在国际关系博弈正进入敏感的时刻，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几乎集体缺席了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意在避免外界得出印象，它们抛弃了美国，投入了中国的怀抱。”而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就会发现，俄罗斯和巴西是迟至3月末才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感兴趣的是自己所力推的欧亚联盟;至于巴西，有报道称中国刚刚向巴西石油注资35亿美元“为亚投行热身”。很显然，英国等西方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所看重的就是商业利益，而绝不是在有关国际秩序规则以及领导权的方面重新“选边站”。即便是韩国、印度这样的周边国家，它们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也不会因亚投行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因此，奥巴马当局完全没有必要在亚投行的问题上采取如此强硬的反对态度——愚蠢的政策最终带来的是尴尬的结局。十分令人不解的是，面对着咄咄逼人、在乌克兰危机中真正挑战欧洲领土秩序的俄罗斯，奥巴马表现的十分软弱，而他却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原因或许在于，奥巴马一直以来都是把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作为更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把所谓的“亚太再平衡”作为他主要的外交遗产之一——另一个或许是在美国和美国的中东盟友间都引起激烈反弹的与伊朗的和解。奥巴马自认为他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因此对于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政策、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过度敏感了。事实上，从目前来看，无论中国愿不愿意，亚投行都最好定位为一种国际经济政策，而不是国际秩序政策。而亚投行的成立，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美国企业可以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么，奥巴马当局明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积极支持英国等盟友国家的参与，美国政府也积极参与，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真正高标准和高效率兼具的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规避和减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各种金融风险，在蓬勃健康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为本国企业获取更多的发展机遇。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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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致命的军事竞赛是不可能停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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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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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里·J·卡扎尼斯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之间慢慢酝酿的高科技安全困境带来的挑战持续增加，虽然开战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华盛顿和北京能够在亚洲的军事竞赛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做出调整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介入与区域封锁”(A2/AD)与此前广为人知的“空海一体战”(ASB)的竞争造成的美中安全困境已达到极限，创造、尝试和实施相应的措施以摆脱这样的困境需要时间。当很多人基于理论寻求定性或定量的政治学方法来解决这个困境时，我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反介入与区域封锁”(A2/AD)与“空海一体战”(ASB)对抗的因果动态基础，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以维持当前的局势，限制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开始缩减其已经在亚太地区造成的影响力。

　　第一，停止引入任何新的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平台，因为那只会增加当前的安全困境。有效的办法是限制华盛顿和北京的冲动，不让他们觉得有必要应对新的、可能是变革性的武器，像中国的DF-21D反舰导弹。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之一是禁止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武器平台成为武器系统的一部分，如高超声速远程打击武器。这类中美俄大力开发的武器可能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一旦研究成功，将使得一国具备真正的、常规的全球打击能力，也将促使其他国家研发更具针对性的武器。如此下去，必将给美中关系发展增加新的挑战。

　　第二，美国要确保未来任何针对亚太的、可能涉及到中国的作战概念、战略或声明将被作为全面的、透明的媒体战略的一部分来发布。建议五角大楼必须实施有效的媒体战略以防止出现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所表达的观点必须绝对清楚、透明。这将会确保未来有关亚洲防卫的作战概念、声明或者战略的官方版本是美中安全叙事中坚实的一部分，并且不会产生误解从而导致美中安全困境恶化。

　　第三，努力缓解有关领土和主权问题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摩擦，并使“反介入与区域封锁”(A2/AD)和“空海一体作战”(ASB)等派上用场。中国官方强调其增强军事实力的原因之一是担心美国将在其盟友与中国的冲突危机中实施干预。

　　暂时搁置对主权的主张，先联合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将会为逐步建立互信提供一个基础。华盛顿可以私下鼓励这种可行的方式，这不仅可以缓解紧张，减少美国盟友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军事支出，还可以扭转美中当前的安全困境。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召集各大跨国能源公司向各主权主张国展示联合资源开发和能源开采、共享管道和能源运输模式的可能性和好处。

　　没有比美中关系更加重要的双边关系了，因此有必要确保高科技的安全困境不会对这种关系造成损害。以上三种方式只是众多可能方案中的一小部分，关键是我们必须不断尝试，以便缓解北京或华盛顿的紧张状态，使他们感觉不需要持续建立更加强大、更加致命的武器平台。

　　原文Is a Deadly U.S.-China Arms Race Impossible to Stop? 3月28日发布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本站编辑编译。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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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向未来的历史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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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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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安杰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了属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奇迹，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摒弃了霸权主义的政策逻辑，它旨在强化和平发展的“王道”思维，并把它内化为民族的自觉。中国在批判西方“国强必霸”逻辑法则的基础上，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谋划。这一谋划并没有遮蔽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没有消弭中国的社会实践，而是表明西方国家的“霸权”崛起路径在中国不能走，唯有和平发展道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逻辑。这对于坚定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引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强必霸”：西方国家的逻辑法则

　　纵观西方国家发展的历程，无不印证了“国强必霸”的逻辑法则，突出表现为对外扩张、积累财富，推行霸权，实行帝国主义。英国是西方最早工业化的国家，通过工业化强大起来的英国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多少福祉，而是疯狂的掠夺和扩张，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英国的殖民地在19世纪猛烈扩张，合并爱尔兰，强化对印度的统治，以龌龊的借口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针对英国在华的残暴行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P621)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封建统治，使民族国家不断发扬光大，进而使用暴力进行殖民扩张，不断扩展法兰西国家的势力，其背后是疯狂的掠夺和非正义的战争。雨果给巴特勒的信中提到了两个强盗：一个强盗叫法兰西，一个强盗叫英吉利。一个掠夺，一个纵火。这就是自命为“文明”的欧洲人，对他们眼中的野蛮人，所干的“文明”的勾当。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所言，“一个半世纪后，中国人对此依然难以释怀。”[2](P60)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为开拓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甲午战争就是日本在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战争”[3]，这种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充当其侵略中国的马前卒，英国企望日本牵制俄国，德国和法国预想趁日本侵华获取新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如此沆瀣一气，遮蔽不了他们罪恶的本质。

　　西方社会发展的文明史与其说是以在西方的话语下所宣扬的科学、理性、民主和自由为内容的文明发展史，毋宁说是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并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理念在粗暴行动上的昭然若揭所组成的一幅幅不堪入目的画卷。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羊吃人”的残酷现实在欧洲随处可见，在疯狂开拓殖民地的同时也疯狂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财富，甚至不惜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36)这个世界就是属于资产者的世界，资产者之所以乐此不疲，甚至不择手段地创造属于他们的世界，就在于有一种被马克斯·韦伯(MaxWeber)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的伦理在支撑着他们。“这种贪婪哲学的特质看上去好像正是那些有信誉又诚实的人的理想，尤其表现为一种观念，那就是人人有责任增长他自己的资本，并将资本增长视作最终的目的。科恩伯格把这总结为他们从牛身上揩油，从人身上榨钱”[4](P46)。马克思对此也进行过精辟地论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71)要言之，西方社会近代的发展就是裹挟着剥削和掠夺，建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基础之上的。如果广大后发国家也遵照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逻辑指导自己国家的发展，难道西方国家能愿意成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对象?

　　西方国家的发展逻辑及其世界格局的走向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架构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这一架构把文明或文化的差异看做至关重要的因素，由这一因素导致的冲突，必将引起世界秩序的重建。而由多种文明组成的世界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不外乎三种，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由于“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6](P135)这也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原因之所在，但在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却普遍表现的是拒斥和反感，因此，伊斯兰教仍是其民族合法性、权力诉求、国家发展的利器。相对于其他文明，西方的力量呈现的是一个衰落的文明，表现在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领域的力量的下降[6](P62)。随着西方文明的式微，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日渐崛起，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并试图“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6](P147)

　　从亨廷顿的逻辑话语中，他仍把中国的争霸称之为是一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世界上其他大国，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日本、美国，都是在经历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按照西方的逻辑法则，中国在崛起后也必将走向同样的发展路径。这种推理逻辑，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却遮蔽了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传统”等重要因素，因此，“亨廷顿对当今文明之冲突的整个理解是无内容的抽象化”[7]。这种“抽象化”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在解释东西方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关于传统社会转型的思维架构。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出现结论偏颇，甚至与事实相悖，都是不难理解的。针对西方的逻辑法则，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8]

　　二“、王道”思维：中国和平发展的逻辑

　　“王道”是相对于“霸道”而言的，前者强调讲道义，强化规范治理的理念，而后者则体现的是赤裸裸的霸权原则，无视规范秩序[9]。纵观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直把和平主义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这种和平主义强化的正是“王道”思维，并使这一传统代代相传，并一以贯之。我们不妨从西方人的眼中来认知中国和平主义的发展情结。

　　首先提到的是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敏锐的洞察力，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西欧以及其他社会中的类似方面进行比较。他指出，在中国争斗并不缺乏，甚至整部中国历史都充满着大大小小的争斗，然而，自从这个世界帝国进入历史时代之后，就逐渐地实现了和平主义的转向，自此便不曾有过理性的战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统一帝国没有海外的殖民地关系。对此，他进行了分析，中国之所以缺乏上述种种的掠夺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中国社会一般的政治与经济特征以及独特的传统文化。“在家产制官僚政体的条件下，政府的态度是‘静态的’，并没有采取‘动态的’态度，因为中国不存在(不复存在)有足够强大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的利益……”[10](P234)。另一位要提到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他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深谙中西方社会发展规律。他对有近百年对外殖民扩张历史的西方世界与强大的中华帝国进行对照，发现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并非为扩张、掠夺黩武，而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11](P58)利玛窦的研究充分说明，中国的和平主义传统是根深蒂固的，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19世纪中叶，傲慢的西方把自己强加于中国时，腐朽的清王朝难以应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尤其是欧洲列强以及日本的侵略，数次遭受列强的剥夺和侮辱。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在抵抗外辱的同时，也在发奋图强，探寻救国救亡的道路，尝试西方的经验和主义，试图对中国加以改造。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杰出代表郑观应、马建忠提出了“君民共治”的观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君民共主”的主张，结果都没有成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吸取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失败教训，发动了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依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的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2](P1470)实际上，“先生”骨子里就不希望中国发展起来，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中国保持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在“先生”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人终于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真实面目。”[13]

　　中国坚持走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和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4](P383)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5]。这是中国的庄严承诺，也是永远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整个世界日益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战略的主题上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这条道路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内在关联。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没有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做法，而是坚持有所学有所不学，明确选择了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发展路径。这条道路体现了中国鲜明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严整的内部逻辑架构。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以求的追求。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建立的。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16]。

　　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创造了甚称奇迹的发展成就，这是中国坚持和平主义的“王道”而并非霸权主义的“霸道”的必然结果。尽管这种和平发展的理念会面临质疑和挑战，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意味的却是国家发展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

　　三、和平发展：中国走向未来的历史谋划

　　近代中国日渐式微不能撇开中国的文化传统，更与长期闭关锁国养成的养尊处优的中国精英阶层的独特的自我意识有直接关联。按照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他认为最突出表现就是文人学士重视生活上的种种礼节，鄙视体力劳动，认为那是平民百姓做的事情，这与近世欧洲初期，有才智的人往往既有学问又精于技艺大相径庭。他把中国科学不发达归结于“儒家思想支配下国家基本属于农业性质和官僚政治性质，以及统治阶级传统的力量强大。”[17](P75)而并非中国人缺乏能力，不是由于天生才智而是由于社会条件造成的这一结果。基辛格在喟叹中国近代衰微的同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国几百年的上国地位造成了天朝对现实的一种扭曲认识，自高自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2](P42)传统中国这一妄自尊大的观念直到近代仍未消弭。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固有的文明样式，并不能完全契合于现代意义的发展逻辑。中国的道路选择取决于中华民族上百年的现代化实践。中国是在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本国现代化任务的，在谈及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时，就不可能避开这一现实。最为关键的是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的特质和精华的部分，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真正意义。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就文化的精神品质来讲，深切地反映在“儒教”文化上。韦伯在比较了东方的儒教与西方的清教在理性主义的差异后，认为儒教作为一种理性的伦理能缓解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因为它对世界万物采取的是一种随和(unbefangen)的态度，而清教伦理往往导致与世界处于一种强烈的紧张关系。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儒教的“随和”是内化在“君子”的世界观之中的，体现的是一种“包容”。“在儒家看来，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人的本性与气质，从伦理上看是善的。”[10]显然，中国人的包容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它必将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征程上，不断发扬光大。

　　就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而言，中国不避谈现代化。但它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并非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化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如何面对现代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规避西方化的种种诱惑，恐怕包容互鉴，加强向世界各国的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是不能不考虑的。

　　中国如何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实际上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正如温家宝同志在剑桥大学演讲中强调的，中国要做“学习的大国”[18]。中国虚心向外部世界学习，向世界各国学习，学习的对象不仅有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也有像新加坡这样的东方小国，不仅有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甚至还包括时常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国家，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最好学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没有忘记向自己的经验学习，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正面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不断发扬光大，反面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避免以后重蹈覆辙。

　　中国反复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在自身付出代价和走过许多弯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关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诚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强化了“和平”的特质，立足和平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和平崛起，换言之，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是建立在阻碍其他国家发展基础上的，也没有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是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场域中，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关切，体现中国发展的理念，实现互利双赢。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交流，虚心听取世界的声音，同时，也期待世界各国能以客观、公正、多维的角度认识一个全面的中国。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同，坚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所在，因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又摒弃了西方霸权主义的发展逻辑和扩张掠夺的崛起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它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展望。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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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诰烽：亚投行是中国多边主义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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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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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诰烽来源：纽约时报

　　北京发起成立多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计划让华盛顿紧张。但尽管奥巴马政府反对并发出过警告，还是有超过40个国家，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同意加入这个组织。

　　事实上，美国政府完全不用害怕亚投行;反对亚投行是错误的。成立这个银行不会削弱美国，让中国的全球势力壮大。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北京走多边路线的努力其实恰恰是一种后退：它承认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双边策略有副作用。

　　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担心再一次妨碍了冷静分析。2007年中国设立自己的主权财富基金，很多人担心它会控制战略资源，掌握敏感技术，扰乱全球金融市场。但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消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控制资本5750亿美元)已经亏损，部分是因为管理不善。

　　2008年，美国金融系统崩溃的时候，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于是有人预言，北京有朝一日可能会抛售，迫使美国服软。事实上，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翻了一番还多，从2008年的4930亿美元增加到今年的1.2万亿美元。

　　危言耸听者已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真正动力。北京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它需要为其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一个安全且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式。由于中国的出口不断增长，其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如今，中国成立亚投行的举动，是对其目前所面临的经济挑战的另一种理性回应。

　　近十几年来，北京用其庞大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来支持中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矿山，以及其他工业的活动。为了促进这些活动，北京向发展中国家承诺了巨额的双边贷款和赠款，据2013年兰德公司的报告，从2001到2011年间的总承诺额已达6710亿美元。

　　中国政府在给予这些金融援助时，几乎没有考虑要影响当地政治，但往往有附加条件，就是项目要得到使用中国承包商和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支持。这些条款旨在为中国企业的利益服务。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也许有些过头。

　　比如，虽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给该大陆带来了新的经济机会，但也创造了新的不平等，从而产生了政治反弹。在赞比亚2011年的大选中，选民把以反对中国为纲领的候选人选上台，中国对赞比亚铜矿有大量的投资。在2013年，时任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的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曾警告说，中国在非洲的做法对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这种担忧在亚洲也存在，包括来自北京的长期盟友，比如缅甸。在过去几年中，缅甸政府部分因为要克服其对中国援助的依赖，已向华盛顿靠拢。缅甸还暂停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国水坝项目，因其在当地引发了骚乱。对中国双边方案的这些抵制，是北京现在想要为其投资找到多边渠道的原因。

　　亚投行的资金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为其提供最多500亿美元。去年，中国还承诺为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银行提供400亿美元。那也被看作是对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领导地位的挑战。但这种担心夸大了任何一个政府通过主导一家多边机构所能拥有的权力。

　　美国是靠其双边经济援助成为20世纪的超级大国的，而不是通过其在多边机构的影响力。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很快就被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的其他双边援助方案夺了风头，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强大起来，那时美国在全球的力量已有所减弱。

　　多边机构有内在的限制。当一个国家自己提供贷款时，它对条款的安排有完全的控制。通过亚投行或金砖银行提供贷款，将意味着要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限制。而这恰恰是北京的实质所在。正如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近日所表示的那样，“每个成员国”在亚投行决策权和股份的比例“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会相应下降”。

　　换言之，中国在有意放弃一些自己的影响力，包括甚至在其自身设立的组织中。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需要从其他国家的参与上得到借口和合法性。创建亚投行不是北京称霸世界的企图，而是给自身施加的一种约束，是北京从其十多年的积极双边做法的后退。而且，中国越多地通过多边机构来进行国际投资，哪怕是通过那些它自己创建的机构，中国成为全球主导的风险就越小。

　　孔诰烽(Ho-fung Hung)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会学副教授，著有即将面世的书籍《中国热潮：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翻译：黄少杰、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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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亚投行成立还不够必须寻找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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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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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世界日报》4月7日文章，原题：亚投行成立还不够必须寻找好项目

　　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正紧锣密鼓筹设。中国与老挝、泰国合作兴建铁路计划，最近取得重要进展。日前社论分析，从两方面发展可看出，中国参与兴建的中南半岛(泛亚)铁路，势必成亚投行的首个项目。首个项目意义重大，因为它将展示中国与邻国的投资合作方式，也是中国落实“一带一路”策略重大布局的第一步，有助中国突破西方的海上围堵。

　　中国要落实“一带一路”，打通连接欧亚的海路和陆路，但世银、亚银被美日控制，中国另辟蹊径设立融资机构绕过美日，以投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

　　亚投行成立，必须找投资项目，什么项目最适宜?以昆明为中心，由东线(越南)、西线(缅甸)和中线(老挝)三路并进，统一路轨宽度，将中南半岛既有铁路串联成一个铁路网，经曼谷直达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正是泛亚铁路的雄图。

　　亚投行相关投资工程，势必公开竞标。北京已作好准备，在总理李克强领导下，中国两大高铁国企南车和北车正进行合并，组成“中国中车”，实力因此倍增，足以与日、德和法等高铁公司竞争;中国的“高铁外交”和低成本、高技术，可望在“一带一路”中大展身手。

　　中南半岛兴建铁路，主要有经贸和战略两大意义。经贸方面，铁路建成，中国与半岛各国经贸往来，将有助中国开发四川和云南为主的西南部，半岛各国货品可出口中国市场，铁路沿线国家(尤其新加坡)旅游业可望大幅发展。

　　战略的意义可能超过经贸，铁路有助中国突破西方的海上围堵。

　　中国西南部的半壁江山3亿人口，打通与人口2.6亿的中南半岛通路，对经济和社会将有深远影响;以前云南、四川属于内陆，只能东向发展，现在则可向南发展，形势从此改观，这半壁江山，未来实力可大幅提升。

　　铁路贯穿中南半岛，直通新加坡，使中国拉近与半岛和整个东盟的地理距离，并可降低美日和西欧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将来必大力强化与半岛国家的邦交，巩固这个地区作为突破围堵的功能。

　　综合而言，泛亚铁路兴建将顺理成章成为亚投行创设后，最重要投资项目之一。但不宜完全从突破围堵看待这项计划;经贸整合、各国合作共荣共赢才最重要，否则陆路照样是强权可施力干涉，各国合纵连横的场域，光靠铁路，未必能根本解决美、中的战略地盘和势力纷争。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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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称美国不应惧怕解放军：别神话东风21D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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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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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5日发表题为《美国真的应该惧怕中国军队吗?》的文章，作者为哈里·卡齐亚尼斯，全文编译如下：

　　过去20年里，中国的防务投资有很多意在限制华盛顿对中国称为“核心利益”的地区展开干预的能力。但是华盛顿对此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感到担心?这无疑是个好问题。不过，答案并不像许多人可能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而且，未来美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与此类“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力量展开抗衡呢?

　　让我们从一目了然的事情说起：尽管各种假想的A2/AD作战场景可能会描述美国及其盟国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时面临极其惨烈的情景，然而也有许多理由可以证明这样的战争决不会成为现实。

　　尽管历史上巨额的贸易往来并没有阻止过战争，但鉴于目前美中双边贸易额超过5500亿美元而且仍在增长，这一重要统计数字很可能成为在走向某种大规模强力冲突时，双方战略考量中的一项重要因素。不过，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具有掌握霸权优势潜力的新地区大国的崛起，可能诱发安全竞争甚至战争。这是亚太各国指望华盛顿提供抗衡中国的对冲或“缓冲器”的关键原因之一。

　　人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在军事方面有许多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之初的所谓“革命”。尽管中国版的A2/AD战略号称拥有不少名字很吸引媒体关注的武器，例如“航母杀手”导弹(这无疑值得引起担忧)但是人们必须回顾历史，考察一下其他国家曾如何致力于抵消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新技术对现代战争影响的潜在变化。中国的东风-21D，“航母杀手”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历史上各个时期美国海军在全球公海的主导地位都面临过挑战，这一次美国将如何处理类似的挑战?据一名消息人士称，通过分析东风-21D(许多人认为东风-21D是当前美国及盟友部队面临的最强大的A2/AD挑战)，此类威胁以前遇到过，今后也能再一次解决。

　　尽管东风-21D体现了中国军事能力的重大进步，但它并不是美国海军抑制或抵制的第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装备。水雷、自行鱼雷、潜艇、飞机和巡航导弹均对水面舰艇构成同样的潜在致命威胁。尽管海军领导人应当尊重这种武器装备的威力，但没有理由赋予其超自然能力或任由它单方面限制战略思维。像过去一样，不可避免的技术进步会找到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或抑制技术来应对这种装备。东风-21D只不过是威胁美军战术优势一系列内在威胁中的又一个威胁而已。

　　下面我们把这种思维延伸到整个A2/AD(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A2/AD)。此类战略的内在理念(限制敌人的自由活动能力，或在广义上说，寻找弱点)，无疑根植于以往的战略和军事思想。实际上，许多其他国家都使用过A2/AD战略——苏联和日本就是两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战略思想家不断寻求抵消和尽量减小新技术、战略和武器装备对战局的影响。A2/AD本质上是今昔诸多潜在颠覆性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如今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正寻求改善、模仿或挫败它。

　　总而言之，华盛顿必须对中国的A2/AD挑战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案——不夸大威胁，但肯定也不贬低挑战。在不久的将来(一些人甚至说就是现在)，美国战略家必须要考虑到不断壮大的中国军事力量所构成的挑战——中国军队在太平洋大部分区域拒止美国部队的能力不断增强。美国防务专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挑战，并正在研究对策。华盛顿清楚地意识到，A2/AD武器和战略正在全球扩散，这种局面使美国和盟友部队陷入危险境地，除非它们不断进化或适应新局面。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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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长卡特：“担忧”中国但不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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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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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列尔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访问亚洲前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近期的一些行动令各国担忧，而美国将会以更多的军备保证亚太地区的安全。

　　“我们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些活动感到深深的担忧”，卡特在4月6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它不透明的国防预算，它在互联网空间里的行动，还有它在中国南海等地的一些行为都引发了一些严肃的疑问。”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则表示中国的政策属于防御性质。

　　这是阿什顿·卡特在开始上任以来首次访亚行程之前所发表的言论，本周稍后时间他将到访日本和韩国，再次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重新将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政策。

　　卡特重申，美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

　　他表示美国将以最先进的军备措施保护这一地区，包括部署最新的航母和海军P-8侦察机、B-2和B-52远程轰炸机、两艘带有宙斯盾(Aegis)导弹防御系统的战舰以及新型隐形轰炸机等等。

　　虽然表现出了对中国有所保留，但卡特同时表示，中美两个大国可以在地区安全稳定问题上进行合作，也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令美国付出代价。

　　“美国和中国不是盟友，但我们不一定要是对手”，卡特说，并声称一个“强大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对全球的稳定繁荣来说非常重要。

　　“有一些人会让你相信中国将会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或者它的经济发展在某程度上会剥夺了一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的机会”，卡特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说。

　　“但我不接受这种‘零和’思维，认为中国的利益就是我们的损失，因为这当中还有另一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赢。”

　　他强调美国目前致力于重塑亚太地区平衡的政策，就是要令有美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亚太地区当中实现多国共同繁荣发展的和平与稳定，其中也包括中国的繁荣。

　　《华尔街日报》则引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权参赞表示，五角大楼与北京需要通过对话来帮助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且强调中国一直追求和平发展，“在全球和地区和平事务当中扮演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

　　卡特在本周将会先访问东京，与日本商讨两国军事合作的新一轮指引;据报道，该指引将进一步扩大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包括准许自卫队在美国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支援美军。

　　之后，卡特将到访首尔商讨朝鲜威胁之下的安全问题。

　　这是卡特未来数月内两次访亚行程中的一次，预计今年稍后，他将访问中国。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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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美国是如何“搞砸”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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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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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莲来源：多维新闻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以色列……西方世界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问题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足以令奥巴马头疼一阵了。多维新闻从华盛顿获悉，共和民主两党、国务院乃至外交智库，无一不认为在亚投行的问题上，奥巴马犯了错。而这个罪魁，据悉是美国财政部长卢(Jacob Lew)。虽然，卢于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前急赴北京，但为时已晚。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话很有代表性，她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美国在应对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上‘搞砸了’。”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美国最大的错误在于，过于轻视亚投行，对亚投行的机制和发展潜力缺乏深刻理解。在多维新闻与美国诸多各界人士的沟通过程中发现，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拥抱西方，这使得中国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有很高的了解度。但相比中国，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相差甚远。

　　之所以形成这种误差，主因是美国自身保守、封闭造成的。其在中国培养的“第五纵队”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惜忽悠住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美国本来试图借他们的力量“扳倒中国”(“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事件：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国内竞选演讲中涉华争议言论的事件)，于是他们天天鼓吹“中国崩溃论”，这忽悠住了美国的很多专家和决策层。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在初始阶段是不以为然的。他们真的不相信中国真的能把“一带一路”战略搞得很厉害，也不信亚投行真的能对美国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中美是夫妻”(2013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称“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游戏规则”(2014年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汪洋称“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筹建的态度是傲慢的，是不屑的。

　　但是，直到北京APEC峰会召开前后，美国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并对此感到不舒服。而哪怕如此，美国依然对自己充满自信。白宫一度单纯地认为，只要要求盟友不加入亚投行，中国又能翻起多大的浪呢?亚投行确定创立是在2014年10月底，APEC背景峰会开幕之前，当时美国重要盟友没有一个国家表示要加入亚投行。如此这游戏看起来就像中国和周边弱国、小国玩“过家家”。这种小把戏，又能对美国构成什么挑战与威胁呢?在美国看来，继续遏制中国，继续给中国制造麻烦，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从另一角度看，由于中东和东欧局势，美国当前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如此对中国就更加无暇顾及了。

　　显然，白宫作了战略误判。当美国反应过来，铁杆盟友英国已经倒戈。白宫3月12日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美国的这次谴责是一次罕见的翻脸。随之而来的还有美国对亚投行不透明的监管表示质疑。但“苍白”的指责更显美国的虚伪。且不说，中国官方多次背书，“亚投行将遵循开放、包容、透明、负责和公平的原则设计其治理结构和运营政策，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好的做法”，就以实际情况来看，早在近10年前，中国的银行就已经成为美国资本盯梢的对象。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同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控制了广东发展银行……不胜枚举，试问，如果中国银行业真那么不透明，不受监管，美国资本为何偏偏如此中意中国银行?这简直自打嘴巴。难怪英国《金融时报》要以揶揄的口气说道：“一听美国人谈高标准，就忍不住要笑。仿佛看着自己的土豪亲戚如此失态哭笑不得”。

　　棋差一招，满盘皆输。

　　亚投行投资的是亚洲的基础设施，增加的是亚洲各国互联互通的能力，提升的是自由贸易的程度。假以时日，这不但会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亚洲的其它相关国家的经济也必然会蒸蒸日上。而且，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深，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就会越大。这不但会客观上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还客观上破解了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全球战略。

　　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加入亚投行后，亚投行不但贯通了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投资贸易联系，还通过中国贯通了亚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贸易联系。如此一来，亚投行所迸发出的经济能量，会促使欧亚大陆加速融合，会促进欧亚大陆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这又很大程度上会分化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力。

来源时间：2015/4/7 发布时间：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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