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裕庆，姚锦祥，王东阳  来源：中评社

　　截至4月1日，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或者意向表态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倘若实施得当，亚投行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走向复兴的里程碑，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业贸易链、金融链、安全链、民生链等链条的建立和融合提供核心服务。借此中国也可以更加明确地回答，中国能向世界提供什么，中国的发展如何转化为世界的繁荣?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充分预估未来的困难、风险和挑战。能否处理好这些风险，关系到亚投行未来的的开发潜力、可行开发方式和重点发展方向。

　　一、亚投行扩容带来的利益分配和目标实现分析

　　亚投行的创立之初，“朋友圈”不断扩大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其未来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结构，能否扩大本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否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因此现存的疑问是，随着亚投行参与国的逐渐增多，如果才能达到成员国之间投资基金分配均衡，如何使利益分配不偏离参与国的共同目标。

　　早期宣布加入亚投行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国，它们既是亚投行的股东同时也是未来潜在的贷款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对公路、港口、能源、电信、铁路等领域基建投资有着旺盛的需求。英国对核电、通信、铁路升级具有一定需求，其他国家也各有不同需求。与世界银行、亚银相比，亚投行资金规模较小，面对如此庞大需求，如何合理的分配资金是各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然而，域外国家参与亚投行的目标和意图更加多元化。目前欧洲国家围绕亚投行董事会席位分配、欧洲分部驻地已经展开了激烈竞争。传统的金融强国英国、瑞士、卢森堡等国，希望通过加入亚投行巩固其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同时推动现有金融体系的改革。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希望增加在亚太的话语权，扩大本国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而众多中东石油富国希望以此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其金融资产，亚洲巨大的基建需求无疑对它们极具吸引力。而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类国家，更多关注亚洲基建对矿产资源和能源等上游资源品的需求。

　　而今后围绕亚投行的规章建设、治理结构、决策体制等问题，各国势必将展开更加激烈的博弈。这一系列诉求能否在亚投行中完美对接，考验着中国的决心和协调能力。

　　二、地缘政治博弈分析

　　在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抵消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不久前斯里兰卡政府决定暂停中国投资科伦坡港城项目的事件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印度对中国加强在南亚的存在一直保有警惕态度，而印度和斯里兰卡恰好都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南亚地区安全形势还涉及到复杂的族群、宗教冲突，以及地区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与俄罗斯处理在中亚的关系。中俄关系虽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进入了某种蜜月期，但俄罗斯依然担心中国实力增长会对其在中亚的影响力有些削弱。当然，在东南亚、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十分激烈，某些域外大国深度卷入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因此，在亚投行的基础上推进成员国的合作，需要各方致力于建立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胜的“合作型地缘政治”。尤其是地区大国之间树立“积极、合作”关系的榜样，从地区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关系。

　　三、中美博弈分析

　　亚投行的建立与发展赢得一片叫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的中美对抗思维，将亚投行视为中美之间的某种“秩序之争”和中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里程碑。这蕴含着一种风险，即对北美市场的轻视。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不应该天然将北美市场排除在外。然而美国近来频频对华示好，表示愿意通过现有的国际机构为亚投行提供建议和支持。因此以亚投行作为契机，中美完全可能实现有效的合作。中美实际上都担心被孤立于亚太地区的某种未来秩序中，而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在亚投行和TPP上的某种“换牌”，加强在亚投行和TPP上的合作和协调，并充分照顾对方的关切，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同舟共济。

　　这种合作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推演，在现实中仍在存在许多潜在风险。其一，美国会不会利用亚投行的发展倒逼亚银和世界银行改革，从而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金融游戏规则，进一步加强美国霸权的基础。其二，美国会否借亚投行来推动中国更大程度的开放，并释放出新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问题。第三，美国会否用地区机制来绑住中国的手脚，迫使中国软化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态度，从而做出不必要的妥协，以此限制中国国力的发展。

　　因此，在亚投行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管控中美关系，使中美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下和衷共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除非中国给予更大开放给美国华尔街与其他支撑美国政府的核心企业投资，否则两国对于TPP与亚投行的议题，仍然是“友谊已超，恋人未满”的状态。这需要我们创新思维，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而中美在亚投行合作的成功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增加更重的分量。

　　四、“国际责任论”影响分析

　　亚投行的这轮扩容体现了中国强大的号召力，无论国内媒体还是外媒，都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乐观态度。它们不仅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而且希望借助中国的经济力量分享更多利益。美国的众多盟友不顾劝阻加入亚投行，中国势必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回应这种期待。而“国际责任论”的背后也蕴藏了某种风险，不排除许多国家可能会逐渐捧杀中国，用“责任大国”来绑住中国的手脚，鼓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远远超过自身能力的作用，用“形式上的领导世界”消耗中国国力，并最终坠入“复兴陷阱”之中。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需求，只要中国愿意领头供应资金，达成协议并不难，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回收投资并保证有利可图。亚投行中的众多西方国家，绝对不会放弃市场和利润原则。在亚投行的具体运作中，中国还有可能被卷入一种无底洞的投资，以及投资收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亚洲一系列的基建项目通常周期长、盈利慢，这就涉及到投资国家的政治风险，包括腐败、政府换届和政治衰败，如何确保这些项目不会半途而废，确保融资渠道的稳定和机构内部的良性竞争，也是亚投行将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总之，在亚投行的热潮背后，我们需要冷静地认识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及其风险。 中国在筹建亚投行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际机构方面还缺乏经验，需要从既有的成熟国际机制那里汲取经验，稳步推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制度健全，从而更好地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作者王裕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生)，姚锦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生)，王东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硕士生)

来源时间：2015/4/6   发布时间：2015/4/5

旧文章ID：2992

作者：James T. Areddy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涉及高层官员的中国反腐运动正迎来下一阶段——检方提起公诉，领导层需要在这一新阶段中为过去两年提出的指控提供事实依据。

　　检察机关周五宣布对周永康提起公诉。周永康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中的一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这场反腐运动已经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据新华社报道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对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以及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八个月前，中共中央宣布对现年72岁的周永康立案审查。

　　新华社称，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询问了被告人周永康，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不过报道并未公布周永康辩护人的姓名。周永康自2013年10月起便从公众视野里消失，记者无法联系到周永康置评。

　　习近平发起的这场反腐行动是空前的，部分原因在于反腐将目标对准周永康这种高层官员，周永康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临刑事指控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中国最高法院近期表示，仅去年就有28名省部级或以上级别官员因涉嫌腐败被调查，其中包括周永康;与之相比，在2012年中央领导层换届之前的四年中接受腐败调查的官员人数共计30人。

　　不过迄今为止，上述涉腐被调查的官员既未出席法庭审判，也未发布公开声明，针对他们的指控细节也尚未被公布。

　　尽管对周永康提起公诉意味着针对他的审判将很快举行，不过分析人士称，对更为明确的指控细节进行公开报道可能会使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面临尴尬问题。

　　2013年8月对另一位前高官薄熙来的审判包括了经编辑过的文字记录以及视频片段。不过在官方媒体对这一历史性的公诉进行了数月的公开报道之后，对薄熙来收受贿赂不到300万美元(大约是北京两套公寓的价格)的实际指控未能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薄熙来否认了相关指控，不过仍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考虑到周永康的政治影响力，他事实上肯定会被判定有罪，分析人士称他甚至有可能会被判死刑。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共为何会将从中国东部农村走出来的周永康从中国最大油企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总经理一层层提拔至四川省委书记，到最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中央政治局主管国家安全事务，其权力近乎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警方、法院、检察机关和监狱的总和。据新华社周五公布的起诉汇总显示，周永康的违法行为几乎覆盖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公诉指控周永康的违法行为跨越了长达20年。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称，反腐运动进入到清理阶段也会使这些高层官员腐败行为的大量细节逐渐被曝光。

　　本周，一个不起眼的政府网站在公布了河北省检察院高级检察官韩小宁的一次演讲内容后引起大量读者关注，韩小宁在讲座中描述了中国政府反腐运动的广度，并披露了腐败官员涉案金额之巨大。这说明公众渴求了解反腐运动细节。

　　韩小宁说，打老虎无限制，打苍蝇无盲区。他还称，涉腐官员贪污受贿数亿元人民币、数十公斤黄金、瑞士手表、中国名画和大量房产，其中一名高级军官将领还拥有一套形似手枪的豪宅。

　　在近月发表的习近平讲话汇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The Governance of China)中，习近平表示，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任用高素质领导干部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尽管习近平表示中共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但他还称，仍存在一些问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削弱党员和公众士气。

　　中国民众对周五中国检察机关对周永康提起公诉一事的反应如何难以通过网络进行评估。新浪微博上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条相关消息中有一条就是新华社的简短声明，到周五下午，这则博文的转发次数接近4,700次，但只有十几条评论，放在过去这一差距意味着网民评论是经过谨慎筛查过的。

　　尽管新华社的声明未详细说明针对周永康的具体指控，但检方的这次指控未提及新华社近月来报道的一些更加淫秽的罪行指控，其中包括他有多名情妇，并且形成了一个对中共构成威胁的政治集团。

　　针对周永康的指控力度还未达到上世纪针对毛泽东遗孀江青及其四人帮集团的审讯力度，当时政府指控四人帮集团试图通过政变攫取政权。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教授黄靖称，周永康案已具备政治因素，因为中共在周永康整个职业生涯中提供了支持，而现在又说周的职业生涯充满罪行，这一点引发公众质疑。

　　周永康被指控的罪行包括他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的行为。周永康在1988年出任这一职务，之后不久江泽民便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任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共任命周永康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之后不久他又出任四川省委书记，而后进入中央政治局。

来源时间：2015/4/6   发布时间：2015/4/4

旧文章ID：2990

作者：  来源：环球网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4月1日报道，中国的经济增速将进入6%时代。珠海旭光化工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温·甘地说：“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这家化工公司能帮助你的鸡蛋不粘到厨宝牌平底锅上。甘地在广东省珠海市开设了一家工厂。与中国一些大城市相比，珠海是个小城市。他的雇员大约有200人。

　　在被问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6%他会不会担心时，甘地咯咯笑了。

　　他说：“我笑是因为，人们总是在说数据造假，那么，你能相信这些来自远方的数据吗?我可以给你讲讲我知道的实际情况。”甘地在该公司位于芝加哥的办事处办公，但每个季度都会到中国来。他说：“我们的客户是那些为各大美国品牌生产锅碗瓢盆的工厂。最开始，他们有1000名雇员，大约15年后的今天，有了1.5万雇员。他们不会有3万雇员这一天的，他们的雇员数量甚至会减少。但是，关键在于，我总是惊叹于，在中国，情况能够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那些规模化生产的公司并不这样想：我要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市场。相反，他们在转向国内。而这个行业，即家居用品这个行业，才刚刚起步。”

　　报道称，投资经理人对中国至少也有一定兴趣。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进行的一项全球性投资情绪调查显示，投资经理人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最佳市场。

　　中国的数据仍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影响。

　　官方的PMI数据从2月的49.9上升至3月的50.1，高于市场平均预估值49.7。正如甘地所指出的，主要是大公司的PMI有所上升，即上升1.1百分点至3月的51.1。与之相反，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PMI指数分别降至48和46。低于50就表示收缩。

　　与此同时，购进价格指数从2月的43.9反弹至45.0。这应该有助于缓解通货紧缩压力，尽管这也表明利润率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

　　PNC金融服务集团的资深国际经济师比尔·亚当斯说：“至少从PMI调查反映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似乎在趋弱。”

　　报道称，中国决策者表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某一特定的实际GDP增长率。北京对失业避之不及。

　　那是因为，中国仍是一个穷国。就像美国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住在索霍或贝莱尔。中国消费者还在装修房屋和改进食谱。这一趋势仍然存在。经济增速放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于出口转弱以及房地产和道路等固定资产投资减少。

　　甘地说：“几年前，我们的雇员都是农民工，可能每个月都要回村一两次。我都认识他们。现在，他们的妻儿老小都搬到珠海来了。这绝对是一个欣欣向荣、你前所未闻的城市。这儿有爱尔兰酒吧和墨西哥餐厅，这儿有很多人，包括外国人。”

　　年均内需增长率为12%左右，但甘地说，他预计珠海旭光化工有限公司未来5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能达到20%。

　　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一种新生的、正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家文化，中国在未来很多年内都将从中受益。”

来源时间：2015/4/6   发布时间：2015/4/5

旧文章ID：2988

作者：  来源：环球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4日发表了戴夫·马宗达的题为《中国又有四种作战武器应令美国海军担忧》的文章，编译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研发一批武器，希望这些武器能使它有朝一日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统治地位。以下是五角大楼称之为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挑战中的四种此类武器。

　　歼-20战机

　　产自成都的歼-20是中国研制第五代隐形战机的首次尝试，而这一代战机或许能够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空中霸权。虽然有关这种新式中国战机的确切数据还鲜为人知，但有些情况已经明了。

　　歼-20是一种大型双引擎喷气式战机，具备隐形性能和强大的载荷能力。该战机据信将配备与五角大楼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相似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光电瞄准系统。但它的航空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将具备何种性能仍是未知数。

　　此外，歼-20几乎肯定将使用俄罗斯制造的发动机。尽管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中国尚未掌握制造可靠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能力。不过最终他们将掌握这一能力。

　　歼-20很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鹰击”-12反舰导弹

　　虽然“东风”-21D受到军事媒体的大量关注，但对太平洋的美国海军而言，“鹰击”-12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也许会成为更致命的威胁。这种武器的射程超过200英里(约320公里)，能使中国战机、军舰和潜艇在现有“宙斯盾”反导系统/“标准”-2型导弹的拦截范围之外，对航母战斗群发动大规模导弹齐射攻势。

　　虽然未来“宙斯盾”系统的现代化改造会通过更大射程的“标准”-6型导弹和海军一体化火控防空系统来加大对航母战斗群的保护，但美国海军似乎缺乏对大部分舰队进行升级的经费。

　　“鹰击”-12的不同版本可以从战机、军舰和潜艇上发射。未来中国的巡航导弹很可能变得愈发致命。

　　“红旗”-9防空导弹

　　中国为拥有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一些防空系统而自豪。虽然人民解放军的许多系统都是俄罗斯制造，但中国国内军工业也生产出了一些可怕的武器装备。“红旗”-9就是中国最强大的国产防空武器之一。

　　这种武器的大多数版本都拥有约120英里(近200公里)的射程，能够命中在9万英尺(约3万米)高空飞行的目标。这种雷达制导导弹本身拥有4.2马赫的最高速度和一个主动雷达导引头。任意数量不同型号的地面雷达系统都可以为它提供整体制导。这种武器还可以安装在052D驱逐舰这样的水面舰艇上。

　　“红旗”-9的性能如此强大，以至于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不顾美国和欧洲的反对，坚持要购买这种武器。这说明中国的武器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性能可以媲美“爱国者”导弹等西方武器。

　　“元”级柴电潜艇

　　人民解放军海军没有一支极具威胁的潜艇部队，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学习。虽然还远不及西方潜艇，但039A型潜艇是中国第一种配备“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的柴电潜艇，使它拥有了更大的水下活动范围。

　　虽然“元”级潜艇并非一种特别先进的潜艇，甚至未必是一种优秀的潜艇，但它表明了中国取得的进步。未来中国的舰艇很可能更令人生畏。

　　该地区美国海军和美国盟友面临的问题在于，常规柴电潜艇因为超静音而极难被发现。2006年10月曾发生过一件广为人知的事。当时一艘老式的中国“宋”级潜艇在美国“小鹰”号航母附近浮出水面，而“小鹰”号事前根本不知道它在那里。可见即便是一艘老旧的柴电潜艇也能构成严重威胁。

来源时间：2015/4/6   发布时间：2015/4/5

旧文章ID：2987

作者：周志兴  来源：共识网

    今天一早，梅儒瑞夫妇就到酒店来看望我和太太。

　　当我看到这个一米九几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站起来和我握手时，不禁拍打了他的肚子一下，极熟的朋友才会这样无拘束。

　　梅儒瑞原先在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处工作，记不得什么时候和我认识了，就成了朋友，几次带着太太到我家玩。后来，他回到美国国务院，负责越南事务，再后来，他到了国务院值班中心，按他的话说，就是个电话接线生。每年我到华盛顿来，不管多忙，都要和他见一面。不过，他马上就要有工作的变化，而且，明年他要重返中国，再见他，也许又在中国了。

　　这真是个好消息。

　　梅儒瑞一口流利的汉语是在台湾学的，学会汉语的同时他也收获了一个台湾太太。贤惠的太太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一家人美满的很。

　　和梅儒瑞的交往给我带来一个体会是这样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有差别，外交官和普通人有差别，但是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梅儒瑞在北京工作时，和我刚刚认识还不熟，外交官的味道就很浓，说话严谨，不苟言笑，但是熟了以后，朋友的味道就压过了外交官的味道，说话也就随便和亲切了许多。

　　所以，民间外交要注重交朋友。

　　我们要出发去工作了，送梅儒瑞到酒店门口时，发现华盛顿悄悄下雨了。

　　这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说到友谊，不能忘记这个“润”字。

　　雨不是很大，但是淅淅沥沥执着地下着，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我们住的周围的高楼上，美利坚的星条旗还在雨中顽强的飘扬。这些大楼上，大都飘扬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国旗，另一面应当是机构的旗帜。

　　旗帜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美国的许多建筑物上，都飘着国旗，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美国人和国旗，我是这么说的：

　　“　就说爱国，我在波士顿时，特意到了当年打响独立第一枪的莱克星顿，小镇几乎每家挂着美国国旗，我一下子想起北京的胡同里，国庆节时，家家户户挂出的国旗。我也不禁想到鲁迅在《四城记》中的一段话：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

　　而这里，是家家户户自愿挂的国旗，表达对国家和自己城市的支持。因为就在几天前，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现场，发生了恐怖袭击，爆炸夺取了三位现场观众的生命。这里的市民表示，恐怖袭击吓不倒我们，明年要继续这个马拉松赛事。

　　这一面面国旗，是当地居民展示的自己的心。”

　　美国人的爱国，不是墙上的标语，也不是嘴上的口号，甚至国旗也是外在的东西，关键在于心。

　　发这段感想，也是因为上午的讨论。

　　上午十点，我们到了里根大厦，这里有许多政府机构办公，所以安检很严格。这次到美国，发现很多公共场所安检都很严格，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并无抱怨。我们是到这里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和美国学者交流美国国会和外交的关系。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是基辛格研究所的成员，他也参加了。这个所的主任是戴博，一个帅哥。去年四月，他在上海参加太湖论坛，我听说他在演讲台上发飙了，因为有的中国学者把中美关系中的问题都归于美方，戴博拍案而起，说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在美国头上。

　　那时我也在上海，约他吃了一顿早饭，商定了请他参加首届大梅沙，并且邀请基辛格研究所成为论坛的海外支持单位。他当场表态：我现在就算答应你了，除非发生了特别的情况。非常爽快。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著名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男主角大卫的扮演者。

　　今天的讨论开始时，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好几位来自中国的教授都说，二十年过去了，他怎么还这么年轻!弄得他也不好意思了，说，北京人在纽约好像和今天会议的主题没关系。

　　插曲而已。

　　基辛格中心对这次讨论作了精心的安排，从华盛顿地区请了几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包括我的老友，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所长方大为。安排的主要演讲，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演讲中，反复提到的名字，就是威尔逊总统。威尔逊中心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个名字而来。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他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而今天的主题这么多次提到威尔逊，是因为他的最著名的政治学著作就是《国会政体》，他从研究型的教授到美国总统，把关于国会制度的思考运用于实际操作，在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所以，1962年历史学家对31位总统的投票排名，威尔逊高居前4位，仅次于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

　　除了对威尔逊总统的推崇，美国学者还普遍表现出对美国政府、国会、高等法院等制度的信任，他们也说到，这种互相制衡的制度设计，也是经过了很多失败才逐渐形成的。

　　我想，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就是通过对领导人，对社会制度的尊敬和信任来体现的，这实际上是飘扬在心中的国旗。

　　当然，上午的讨论十分精彩，特别是谈到中美关系的环节，芮效俭、方大为、戴博、孙芸等，有很多值得深思的观点，例如外交的道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如何协调，例如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差异等等，不但有理论，而且有事例。因为是闭门会议，就待以后再整理发表吧。结束时，戴博发表感想说，这样的讨论，以后要经常进行，而且规定要用中文，这样时间就更充分了。

　　虽然戴博也向我们展示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中文实力的意思，对我来说，也是求之不得。

　　中美关系的问题，不是简单用什么语言讨论就能解决的，历史的、文化的、国家利益的，种种因素纠葛在一起，理清楚不容易。这次我们还见缝插针地安排了工作午餐，和一个公司探讨中美关系。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司，谈的也不是泛泛的中美关系。

　　中午12点半不到，我们赶到奥尔布赖特石桥公司。

　　石桥公司和我们这几天访问的智库比，是一个特例，因为他们是一个咨询企业，为一些大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以及为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提供咨询服务。这家公司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国家安全助理Berger,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三个大人物合作建立的。具体负责人李凡是前驻上海总领事，中国通，也是首届大梅沙论坛的参加者。他的太太是美国最棒的中文翻译之一，为几位总统服务过。

　　石桥公司的特点是不务虚，接地气，最了解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有关政策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

　　而他们对中国目前对于跨国公司的态度颇有微词，认为对跨国公司有许多歧视。

　　李凡说的一个观点很值得重视，就是工商企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往的年代里，中美关系有过不少次危机，而美国的大企业大都是为融合中美关系，用力地游说国会山和政府，希望保持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因为他们有利益在中国。如果中国不考虑美国企业的在华利益，万一失去了工商企业在两国关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肯定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他们说的这些，我都了解，对于境外资本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确实感到了阵阵凉意，无论是对于垄断的惩罚，还是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视，使许多跨国公司有了生存的压力。今年开始，我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一个跨国公司的松散组织“全球公司智享荟”，有好几十家大公司高管加入，意思就是要抱团取暖。我对李凡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境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对跨国公司有很多的照顾，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政府作出一定的调整也不是毫无道理，当然，这里有一个尺度的问题，应当共同努力来解决。最后，我调侃说，这样的结果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生意赚更多的钱?你看，你搬的办公室多漂亮，赚了钱的标志。

　　李凡也笑了，他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他们确实营业额上升了，但是他说，这是需要调整的。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应当高于商业利益。

　　作为在第一线实际操作的公司，石桥公司很能感觉到中国的政策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的这句话给翻译找了麻烦。她思索了一下，还是流利地翻出来了。顺便说一句，这个翻译是个美国人，水平是难以想象的高，我们团里几个见多识广的学者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翻译，没有之一。夸她的时候，她说，李凡的太太是我的老师。

　　散会时，正好石桥公司的三巨头之一Berger 来了，他是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助理，那时是非常有权势的人，现在也是垂垂老矣。不过他似乎雄心还在，对我说，现在还常常去北京，以后到你家做客。

　　石桥公司要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的态度是虽然有意见，但还是很友好。创办这家公司的三个前美国政府高官常常到中国去，也可以和中国的领导人直接沟通，友好是基调。但是，我们接下来去的传统基金会就有所不同了，不是说不友好，而是说，他们在对于危险和利益作考量时，眼光和言辞更加冷峻些。

　　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国新右派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和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该会有十一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最近三年来，每年我到华盛顿，都会和他们有接触。我今天在会议刚开始时，和他们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说了一句归纳性的的话，也许会伤着他，确是实话。我说，每年都到这里来，说实话，听到的话不舒服，但是很真实。

　　到了美国，要全面了解美国和中美关系，就不能听好听的，而要听真实的。

　　例如，他们对我说过，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了冲突，他们会坚定地支持台湾。他们还告诉我，日本是他们的盟国，过去那个战败国已经是过去了，他们一定要照顾到盟国的利益。而在中日两国的争端中，只要不是日本太无理，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日本。

　　这样直言不讳的表达，其他智库很少见到。

　　今天谈到中日关系时，基调依然如此。

　　不只是中日关系，在其他不少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差距。但是我认为这种交流很有价值，毕竟他们也代表了一种意见和一种势力，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各种人都在这里有自己的空间。

　　晚饭前，赶着去看了王冀老先生。他也是在这个多元世界里的一个代表。

　　他正在接待来访者，见到我们来了，笑着打招呼，他腿有毛病，站不起来，一架残疾人的轮椅车静静地站在他的身边。那是他的腿。

　　王冀先生是东北军将领王树常的儿子。

　　王树常少年时就被东三省督军徐世昌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学成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科长、黑龙江督军参谋长、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谋兼军长。1927年后任张学良部第十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军令厅厅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1930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32年后任天津卫戍司令。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后长期寓居。新中国建立后，做过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他和张学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王冀二十岁到美国上学，现在在美国住了60多年了。他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国会议员的人脉资源，在打破中美外交僵局上，他做了很多工作。虽然他现在已经84岁了，腿脚也不方便，但还是致力中美之间的交流，每年都会组织几次国会议员和议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国访问。前年，他的太太带了十几位国会议员办公室主任访问北京时，专门去了杉园共识堂。今天我问起他夫人，原来也是去了中国，带了十几位议员在中国参观呢。

　　王冀先生为了做好中美之间的交流，创办了一个美中政策基金会。举步维艰，但是还在坚持。去年我见他，他就说，太难了，而且后继无人。每年还要自贴腰包二十万美元。今天，他又一次对我说了这个话，他说，不行就要关门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发酸。其实，他做的国会议员的工作，对于中美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他一把。

　　秦晖教授教授听说我要拜访王冀先生，提出也要来。原来他是有备而来。见到王冀，秦教授抛出一堆关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的其他许多问题。王冀老先生虽然84岁了，但是由于他父亲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也由于张学良生前和他多次长谈，再加上他脑子十分清楚，许多历史在他的嘴里娓娓道来，倒是有点像听评书。许多事情，连秦晖教授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王冀先生嘱咐我们，你们搞历史研究，所以我说给你们听，你们放在心里就好，不要在外面说了。

　　我们当然要尊重他的话。

　　临走时，我握着他的手告别，看着他因为缺少户外活动而略显苍白的脸，我又一次心酸了。我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够到中国去访问，我们愿意配合他在中国的活动。

　　至此，我们这次访问美国的主要任务都圆满完成了。我的访美日记也就结束了。

　　2015年4月4日晨7时于华盛顿

来源时间：2015/4/5   发布时间：2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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