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鸣鸣  来源：《环球》杂志 2015年第05期

　　新的一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或将加速于9月两国元首的正式会见。而提前7个月公布习近平主席应邀出访美国，不只是对中美外交惯例的一次突破，更是令外界对未来中美外交能否开创新格局充满了期待。

　　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华盛顿宣布，美方已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月11日，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确定今年9月结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次访问的宣布时间比通常的国事访问提早了许多，可谓非同寻常。这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奥巴马政府今后两年的外交战略考量。

　　过去6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了历史性调整。新的从中东和欧洲收缩力量的“离岸”战略和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很可能会成为两届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亚太地区是奥巴马政府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局势和美国战略转型的全局。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招致失败，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将丧失殆尽。

　　如今，奥巴马欲借2014年1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及“瀛台夜话”的余温，进一步烘托2015年两国关系的友好开局，更希望两国有关方面能维护美国亚太战略的稳定。因此，美方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出了邀请。

　　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这一邀请给予了积极回应。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时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双方应确保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顺利、成功。

　　非同寻常的访问通常会带来令人鼓舞的成果。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和奥巴马不仅在“瀛台会”上交流沟通治国理政心得，还在正式会谈中达成了27项共识和成果。

　　今年9月习主席访美之前，中美双方有望在双边关系上取得更多突破和进展。

　　首先，2014年中美双方已经表示出早日达成高水平投资协定的决心，今年谈判的重点是尽可能地缩短负面清单。一旦负面清单谈判目标如期达成，将成为9月中美峰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创造更好的双边经济基础。

　　其次，中美军事交流将会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继2014年11月两国签署“军事行动通报”和“海空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后，今年初，由一线作战部队的舰长和副舰长组成的中国海军代表团访美并与美国海军一线指挥官进行了互动，这是中国首次派出一线指挥官赴美交流。

　　再次，2月11日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时，奥巴马在发出邀请的同时呼吁缩小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由于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比网络安全分歧更为重要，双方的网络安全对话有可能重启。

　　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美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促其盟友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修复与中国的关系。目前，美国已经邀请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领导人今年访美，中国当然也乐见奥巴马政府能够为太平洋西岸的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新的一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或将加速于9月两国元首的正式会见。而提前7个月公布习近平主席应邀出访美国，不只是对中美外交惯例的一次突破，更是令外界对未来中美外交能否开创新格局充满了期待。

来源时间：2015/3/4   发布时间：2015/3/4

旧文章ID：2408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自今年年初官方数据确定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高度关注，其中既有乐观预测，也有消极声音。曾导致日本衰落的许多因素如今都可以在中国经济中找到，而尽管中国陷入日本式停滞的可能性有限，但中国在总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的前提下，很有可能面临经济暴跌前景。

　　彭博社3月3日发表题为《曾道破日本衰落的高盛合伙人在中国看到了相似之处》(Goldman Partner Who Called Japan’s Demise Sees Similarities With China)的评论文章，引用经济学家、高盛前合伙人罗伊·史密斯(Roy Smith)的预测称，预期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从中国经济结构以及其缺陷来看，中国更有可能步上日本的后尘。

　　做出预测的罗伊·史密斯现在是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他曾成功预测过日本经济的衰落。史密斯认为，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着坏账、被高估的股市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的威胁，这给脆弱的金融系统造成了压力。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衰落，与此同时，中国还与日本一样背上了老龄人口的包袱，这将导致养老金和健康护理支出的增加。

　　史密斯认为，尽管中国可能可以避免陷入日本式的长期停滞，但一场全面危机将会暴露出的是很多目前没有显露出来的问题。

　　2010年，在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由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推动的。许多预测认为这将使中国最终超过美国，但从其他标准——比如人均GDP——来衡量，中国距离美国还有很远的差距。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人均为标准，中国2013年GDP成绩只相当于1960年的日本的一半，较为乐观的观察员们认为，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的追赶发达国家的空间。彭博社采访的一位曾经供职于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Louis Kuijs)则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与1990年代的日本的差别在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的发展在近年来也遭遇了严峻挑战。2014年，中国经济已经放缓至二十余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经济的放缓尤其突出了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中国债务问题，有关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在去年尤其严重，甚至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出面为地方政府偿还能力隐性担保。

　　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从2000年的国家产值的121%，上涨到了2014年中期的282%。史密斯说：“中国金融结构非常脆弱，因为很多数字都是误导性的，而这些误报数据一旦公布真相，将会暴露出更多的弱点。我不能预测这一切将会何时发生，但这一旦发生，将会击溃世界对于中国体制的大部分信心。”

　　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木尔斯(Lawrence Summers)同样预测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放缓。去年十月，萨木尔斯发表的一篇合著论文当中警告称，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都面临暴跌风险，因为亚洲的高速增长时期正在过去，现在转向了一种更加正常的发展速率。

　　压力的一些信号已经出现，深圳佳兆业地产陷入的一系列危机正是这种压力的表征：大批房源被锁、汇丰贷款违约、无力偿还高达140亿的总债务。

　　中国领导人本周召开的“两会”正致力于重构经济，将经济发展建立在国内消费需求和服务业基础上——从而远离债务推动的基础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预测，随之而来的将是大批国企改革。

　　史密斯表示，中国不会陷入日本现在介于增长和不增长之间的特殊状态，但经济暴跌仍然是有可能的，而这将会摧毁中国梦以及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角色。

　　(苏希 编译)

来源时间：2015/3/4   发布时间：2015/3/3

旧文章ID：2404

作者：陆莲  来源：多维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已经启程访问美国。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与其会面，但他仍会在美国国会演讲，至此奥巴马与国会的矛盾再次引爆。这并不是奥巴马与国会的第一次过招，中期选举以来，奥巴马与国会的全面决裂已经拉开。

　　无论是顶风提高最低工资，还是5年来首次动用总统权力叫停加拿大到得州的油气管道，无论是改革税收政策对美国公司海外盈利征税，还是绕开国会宣布移民改革方案，奥巴马都无比硬气。有声音认为奥巴马在最后两年将全面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发力，跛脚鸭奥巴马与国会的冲突和矛盾将不可避免。但也有观点认为没有了选举压力之后的奥巴马开始真正像一个斗士，回归了正常的政治人物的追求。但是奥巴马的政治遗产靠最后两年发力是不现实的，奥巴马与国会的全面对立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于姓资姓社的对撞和抉择。

　　奥巴马中期选举后开始全面翻盘

　　即便说奥巴马要为自己积攒政治遗产采取某些措施，但实际上无论是开征海外税还是提高最低工资，最终都无法从最根本上绕开国会。叫停加拿大到得州的油气管道等只是暂时的，通过只是时间问题，奥巴马提出的多项内政举措，比如免费社区大学计划、“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以及延长带薪休假，都很难在他最后两年任期内获得国会通过。奥巴马实际上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对，与所有人为敌。在最后两年狂飙突进，本质上是奥巴马回归本真的政治业务之后的作为，实际上反映了他作为婴儿潮一代特殊的左翼气质。

　　“新一代不断崛起，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今天我们再一次被召唤——现在是我们这一代回应这一召唤的时候了。”2008年奥巴马作为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宣布参选时如是说。1961年，43岁的肯尼迪(John Kennedy)在总统就职演讲时说：“火炬已经递给了新一代。”46岁的奥巴马是自肯尼迪以来最年轻的美国总统的竞选者，奥巴马也总把自己跟肯尼迪相提并论。随着越来越多的“婴儿潮”(指1961年后)领导人在政坛崛起，美国将发生巨变。

　　婴儿潮中出生的的新领导人看问题更具全球观点，对新科技更能容忍，理想主义更浓，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少。新一代的政治家都蔑视教条，与过去决裂是奥巴马在美国选民中魅力所在。严格说，奥巴马和希拉里(Hillary Clinton)都是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但是，他的政治成长经历与比自己年长14岁的希拉里有显著不同。当希拉里在大学从事反对越战运动时，奥巴马只有7岁，仍生活在印尼。因此，奥巴马是第一位真正摆脱美国的这些文化战争困扰的“60后”的总统竞选人。奥巴马作为婴儿潮一代背景出生的人，当没有了竞选压力之后回归了这一代人的真色——改变。

　　从奥巴马的政策不难看出，他确实是全面翻盘。

　　奥巴马去年11月推行的移民改革法案在国会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迟迟未能通过，两党进而在国会就移民改革法案展开了持续的激辩。在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活动时奥巴马表示决心改革美国移民制度。

　　美东时间1月20日晚奥巴马在国会发表了2015年国情咨文。在当天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为了在最后2年大干一场甚至调侃道，“自己再也用不着竞选了”(I have no more campaigns to run)。和往年国情咨文的口吻做对比，可以看出，奥巴马此次的强硬口吻几乎接近“挑衅”。他几乎把民主党政府六年来已经做的、共和党反对的议题都罗列了一遍。除了承诺两党合作、摒弃党争外，奥巴马毫不含糊地表示将动用行政权力推进议程，敦促共和党人通过打击ISIS的决议案、结束对古巴的禁令、勿通过对伊朗的新制裁、最终通过网络安全议案等等。尤其是共和党人威胁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以及通过对伊朗的新制裁，奥巴马明确表示，将动用否决权。

　　在2月初奥巴马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总额近4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方案，旨在改善美国基建及中产阶级生活，但要求对企业和富人增税，并终止现有的开支上限。奥巴马这份2016年财政年度四万亿美元预算案“完全颠覆”了此前的全面削减开支计划。

　　新财年预算案为很多美国人提供税务减免，但是对高收入阶层，企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实施增税。新财年预算赤字主要安排在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对中产阶层以及低收入者的补贴上。预算案清楚列出了奥巴马建议提供两年免费社区学院教育所需的经费。10月开始的新财年需要政府拨款4,100万美元，之后随着受惠学生增多，所需经费将大增，到2018年料达到24亿美元。在薪金补贴方面，奥巴马建议让拥有小孩而且夫妻都就业的家庭获得500美元的税务优惠，协助这些家庭应付养儿开销。

　　减轻中产阶级负担，增加低收入困难群体补贴，通过财政预算和税收手段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是奥巴马“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核心，旨在夯实和培育美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发动机。奥巴马提出的税务建议，将向美国企业保留在海外的盈利征收最低19%的海外营收税，以鼓励公平竞争及“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对美国企业带回国的海外盈利一次性征税14%。这一举措旨在通过税收杠杆引导海外企业和资本回归美国，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给美国本土创造就业岗位。奥巴马还希望整顿工商所得税，将35%的企业税降至28%、制造业税率降至25%。为本土企业减轻税负。税收结构性调整的使用方向非常明确，将用来支付修缮美国高速公路、状况恶化的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所需的5千亿资金。

　　这份新财年预算案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经济学预算案，是平民预算案。奥巴马警告说，如果共和党所把持的国会，拒绝他的提案，拒绝结束减支，将会危及美国的经济和军队。尽管共和党背后，有大财团和银行家们的支持，但是面对这份着眼于经济发展长久持续、动力强劲的预算案，恐怕也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意杯葛。

　　此外2月24日奥巴马兑现此前的承诺，不顾共和党的反对，5年来首次动用否决权，坚决否决了国会美加输油管道项目法案。近来奥巴马在网络安全方面动作频频，从下令成立一个新的网络安全机构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到美国国家情报机构最新公布的全球安全威胁报告，无不突显出奥巴马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美国各大民调机构1个月来都在对担任总统第7年的奥巴马执政表现进行紧密跟踪，结果发现，鉴于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及低失业率，以及奥巴马在移民等领域的最新作为，奥巴马支持率已持续攀升至50%。

　　尽管奥巴马在内政方面这种“主动出击”、“誓不妥协”的姿态标志着民主、共和两党在新一届国会的争斗正趋于“白热化”。未来，两党在移民改革、医保制度等问题上也将出现类似局面。但是奥巴马也得到了支持。希拉里在推特称赞奥巴马，认为“奥巴马指出了一条适用于全民的经济道路，现在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带给中产阶级回报”。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同时在Facebook发表声明说，减轻所有美国家庭赋税的最佳办法就是降低税率和简化税法。

　　奥巴马的劫富济贫，对于中东战争的反感实际上与婴儿潮一代当年反对大企业反对越战的做法如出一辙。奥巴马与国会的对立，是美国对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均等的的社会主义的争论。

　　早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针对奥巴马提出的“财富均沾”的政纲，麦凯恩说：“你看，我的对手着眼于财富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所有像水管工乔伊这样的美国人都知道这是在鼓吹社会主义思想。”从福克斯电视台保守派的媒体评论员到共和党党魁对此论都不遗余力地推广，奥巴马当时的政纲被称做“社会主义宣言”，“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的论调传遍大街小巷。

　　在2009年3月初的一次节目中，保守派电视台福克斯(Fox) 的财经主持人魏立德(Cody Willard) 和美国社会党2008年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亚历山大(Stewart Alexander) 在讨论奥巴马的救市政策时有这样一段令人喷饭的对话。“这是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明明是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这根本和社会主义没有半点关联。”

　　而如今，没有了选举压力的奥巴马在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领域向穷人倾斜，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是其当初选举刚领的实践。奥巴马在国会遭遇的压力本质上是美国对于姓资姓社的立场对撞，是维护大资本家利益还是维护弱势群体的抉择。

来源时间：2015/3/4   发布时间：2015/3/3

旧文章ID：2403

作者：钱满素  来源：2015年3月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本文作者钱满素是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钱满素：《独立宣言》的另一半文

　　《独立宣言》的意义早就超越了1776年的美国，成为现代政治理念的经典表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宣布了天赋人权以及人民组建政府诸原则，现今世界上公开反对这些原则的人可以说不多了。

　　然而，这脍炙人口的一段原本只是个开场白。既然在美国人看来，它们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自然无须推理证明，更无须为此发个宣言。宣言是要“向公正的世界”摆出英王的一桩桩暴政事实，以证明独立的正当性。不料随着历史的推移，这占了篇幅一大半的主体部分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开场白却留住了永恒。

　　到如今，这被忽视的另一半还能有信息传达给我们吗?耐心读一读便可知晓。抽象概念总是见仁见智，各人心目中的“平等”、“权利”、“暴政”意味各不相同，而这些罪状如同注释，读了它们，我们才能明白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乔治三世到底做了什么而被称为“暴君”?他们又是在维护自己的什么“权利”?对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来说，《独立宣言》的原则才是“不言而喻”的?

　　“不适合我们的体制”

　　《独立宣言》的控诉直指英王，称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列举其暴政多达二十几条，如关于“伪法案”的这一段：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团的权益;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这里关键的几条是英国在殖民地强制征税、解散议会、驻扎军队、取消陪审团制度、阻断贸易等，每一条抗议的理由都扎根于英国宪政史，正义凛然。

　　然而，环顾乾隆年间的世界，大概没有几个政府不在民间驻扎军队，或者征税前还要取得人民同意;大概也没有几个人民享有陪审团权益，甚至听闻过“陪审团”这个词;更没有几个人民有民选的立法机关、自己制定的宪章和法律。可以说，当时的大多数民族对何为专制极权还少有意识，而美国人却揭竿而起，称它们统统是“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不为我们法律所承认的管辖”。

　　那他们的体制是什么呢?北美殖民地是当时世上少见的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拥有自己的宪章、法律，更有民选的议会来决定自己的事务。这些，他们统称为“英国人的权利”。未经他们同意，这些权利和这种体制是不可更改的，连宗主国的国王和国会也不行，否则便是暴政。看来，抗暴的意识与其说与暴政的强弱成正比，不如说与享受自由的程度成正比。

　　乔治三世，也就是那位派遣马戛尔尼率团来给乾隆祝寿的英王，不过那是在他丢失北美十年后的事情了。他在那个年代实在算不上暴君，虽然他也想强化君权，但比起乾纲独断的乾隆来，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他手中没有常备军，议会把持征税权，以拨款与否为手段来制约王室。他甚至无权随意处置一个普通百姓，因为《人身保护法》保障其人身和财产，国王擅自侵犯，便是违法。国王的传位也必须符合议会通过的《王位继承法》，乔治三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按此法登基的德意志汉诺威小公国的君主，连英语也不会说，他们的统治弱势使议会权力更加巩固。在此背景下，乔治三世妄图恢复国王个人统治的努力注定是一场失败。英国的这一政治传统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民族看来很正常的政府行为如征税、驻军之类，却偏偏逼反了英属殖民地的人民。

　　“无代表不纳税”

　　美国人要捍卫的是从殖民伊始便享有的几乎完整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英国规定的唯一限制就是其立法需有利于英国，且不与英国法律相违背。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都是独立形成、独立运作的，制度大同小异。政府包括总督和议会两部分，总督由皇家选派，议会一般分为上下两院，虽名称不同。上院议员的任命权有的在皇家、总督、下院或公司，也有的由民选产生，而下院议员则全部由民选产生。下院最享实权，掌控财政——包括征税权、公共开支，还有总督大人的薪俸。殖民早期，议会民选常常是招徕移民定居的手段，故其权力越来越大。由于总督的任命往往定于出身和关系，素质不高，任期也短，经济还受制于议会，向来很难控制议会。有的总督被任命后甚至一直留在英国遥控，懒得跨越那三千英里的大西洋。

　　相比之下，殖民地却在自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精英阶层。他们自主意识强，善于管理政府、组织民众，颇具号召力，故不服从总督的反叛时有发生。由于殖民地能够达到每年四十先令选民财产要求的人数远多于英国，选民数量自然就多，英国成年男性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二的人拥有选举权，而殖民地则高达十分之七，形成了可观的政治力量。

　　英国被称为“商人的国家”，其国家政策是以利益得失为导向的，对殖民地也不例外。他们的重商主义依靠对外贸易的顺差来强国，北美的意义在于为英国提供原料和工业品市场。通过《航海条例》和海关执行，他们垄断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获取巨额关税。在其他方面，他们则放手让殖民地自治，从而节省设置机构与军队的开支。英国如此这般“有意的疏忽”，殖民地很是领情。双方各得其所，一个半世纪来可以说彼此默契，相安无事。

　　事端起于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为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亏欠，英国议会把目光转向殖民地。1764年颁布《美洲岁入法案》，俗称糖税法，加强打击走私。这是议会第一次对殖民地使用税收法案的形式，引起殖民地轩然大波，被指为实质性征税。1765年又颁布《印花税法》，规定一切印刷材料都要购买印花税票，还出台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保证其执行。殖民地抵制愈加激烈，不仅印花一张没售出，还激起了自由之子的暴力反抗，引发了普遍的抵制英货运动，第二年议会不得不取消该法，但同时申明对殖民地拥有全面主权。

　　政府征个税为什么会激起民变?难道殖民地人民交不起这点税吗?这倒未必，他们抗议的是征税原则的改变：原先只征贸易关税，亦称间接税，而印花税是指向个人的直接税。也就是说，未经殖民地同意，议会擅自开征了新税，这既否定了殖民地的征税权，也违背了英国宪法中关于向臣民征税必先获得同意这一规定，英国议会与殖民地议会间一贯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

　　中国明末有“迎闯王，不纳粮”之说，而美国革命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二者听来相似，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的重点在“不纳粮”，只要迎来闯王这个好皇帝，就迎来皇恩浩荡，可以不纳粮了，这是典型的人治思想。但闯王来了真的就不纳粮吗?农业社会中不纳粮的政权又如何维持?再说，即便闯王来了不纳粮，他走了又该怎么办?再来一次造反，再迎一个闯王?

　　相反，“无代表，不纳税”的重点在“无代表”，强调的是参与权与自主权，若没有上百年自治的训练，是决提不出这一口号的。美国人要求的是由人民选举代表来参与立法的法治，他们知道征税是必须的，殖民地政府也征税，他们服从是因为这个政府由自己选举产生，代表了他们的意志。

　　可是，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并无代表，所以在他们看来，议会无权向殖民地直接征税，而且一向也是这么做的。现在，议会突然破坏这一祖制，开始向殖民地征税，无异于单方面撕毁协议，破坏体制，实属不可容忍。

　　议会的解释是：英国实行“实质性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即议会代表全体英国人，每个议员实质上都代表了全体选民，包括英国和殖民地人民。他们觉得本土英国人能接受这种“实质性代表”，为什么殖民地人民就不能?但是他们忘了，殖民地的国情已经大不同于英国，它是一个更加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远超过当时的英国人。他们早已习惯直接选举议员，断然拒绝这种抽象的假代表或被代表。只要想想袁世凯称帝所引起的举国抗议，就不难理解美国人的骚乱。生活在王权下几千年的中国人，进入民国不过短短几年，就已经不能再接受帝制，那么自治了一个半世纪的美国人又岂能甘愿放弃?这实际上已是英美两种体制之争了。

　　自由与奴役

　　然而，征税又是如何与自由扯上关系的?这就牵涉到英国人的财产观念。

　　光荣革命后，洛克发表《政府论》，阐明了将近一个世纪后《独立宣言》的全部原则。依照他的说法，人在自然状态下本是自由平等的，人利用自然界的东西生活，通过劳动使之产生价值，并对其拥有财产权。财产是保护生命的必要手段，也是人的自然权利。但是在自然状态下，由于人的行为不受限制，大家都缺乏安全感，于是同意建立政府，各自放弃某些自然权利(如惩处他人之权)，将其交给政府，以换取保护。

　　由此，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人民财产，而非占有之。纳税属于“财产让渡”行为，是个人将财产交付政府使用，若非出于自愿，即为侵犯。所以征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关乎自由与奴役的重大政治问题。根据政府建立时的契约，人民有权防止和摆脱暴政。早在大宪章里，英国人就明确规定征税要得到王国一致同意。严格地讲，“税”在英国法律中是臣民的输捐，而非君主的课取。国王有自己的王室收入，议会也可以给他捐款，但他无权征税。北美殖民地因袭此例，钱袋子牢牢控制在民选议会手中。

　　有人说，美国人要求独立不过是出于经济利益，似乎自由只是个借口而已。但即便是出于经济考虑，难道经济利益与政治自由无关吗?一个经济不独立的人处处仰人鼻息，又谈何政治自由?物资的生产与分配本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公共问题，政治权力的划分同时意味着经济权力的划分，公民的财产权更是与政治权密不可分。任何暴政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大权独揽，拥有天下资源，方能为所欲为，暴君无不清楚这一点。若暴君不能横征暴敛，如何豢养军队打手，祸害民众?他们手中的资源越少，为害的能力也就越小。依此推理，公民保护私有财产，不使其充实暴君的金库，就是在保护自己免遭侵犯。纳税人唯有对政府财政明明白白，才能监督政府作为。倘若糊里糊涂征多少就给多少，不去过问政府如何使用，就不只是在放纵官员贪腐，更是在养肥一个政府，让它有更多财力来压迫自己。日后梭罗反对美国政府侵略墨西哥和维护奴隶制，提倡公民的不服从，他的具体行动就是拒绝交税。他认为，税收是美国政府与公民间最基本的关系，岂能听之任之?

　　殖民地人民对此心知肚明，从清教徒维护宗教自主权开始，这一捍卫自由、抗议奴役的传统从没中断过。不独是征税，在他们眼里，任何危及他们自由的管束都是企图奴役他们的阴谋，必须高举自由之旗抗拒之。1735年，汉密尔顿为出版自由辩护，声称剥夺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就是在帮助恺撒打造奴役的锁链，呼吁大家说真话来揭露专制。1761年，奥蒂斯抗议搜查令践踏人民自由，称其为“制造奴役的文件”，是对英国的自由和法律根本原则的破坏。1775年，帕特里克·亨利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他问道：“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蜜，值得用锁链和奴役来交换?”

　　自由是殖民地人民一贯坚持的追求，相比之下，“独立”不过是抗争到了最后十年才提出的诉求。自由高于独立，因为自由是目的，独立是手段。“自由”决非美国人一时性起的要求或托词，他们是浸润在这种文化里长大的，在这方面没有党派区别。一个没有享受过自由的人民怎知奴役为何物?

　　约翰·亚当斯总结到，对权力的欲望源自人性，大人物的大权独揽与平民的追求自由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根植于人性之中，不分身份地位。随着心智的成熟，每个人迟早会要求更多的自主和自由，这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平民匍匐于少数大人物脚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复返。潘恩说得好，北美的国王是在天上统治着，在人间，法律就是国王。

　　《独立宣言》发表时，类似的辞令在殖民地已经重复过无数遍。杰斐逊起草宣言时并没有参考书，他写的都是当时的普遍共识和情绪。殖民地一个半世纪自治的积淀，足以形成不同于英国的新传统、新社会，它一旦形成，再改变就不那么容易了。

　　美洲的英国人

　　其实在自由、自治等观念上，美国人和英国人并无二致。在抗争早期，美国人一直宣称自己维护的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他们在陈情表中一方面表示对国王和议会的服从，同时声称那些法案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权利和自由。

　　在英国，国王与贵族最早是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国王将土地封给贵族，以换取贵族的效忠与服务，双方各有约定俗成的权利与义务。若一方违约，等于解除契约。当初孔孟论述君臣关系时，也往往有君如何则臣如何的说法，也是双向的。但自秦统一后，中国就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皇权独大，再无如议会这样固定而合法的制约帝王的力量存在。天子能将皇权发挥到何等地步，取决于他本人的能耐。科举取士虽然打破了僵固的社会等级，但是荣华富贵皆需仰仗帝王的官僚们，终究只能是帝王的臣仆，岂能成为真正制约帝王的力量?

　　英国则不然，君臣的双向契约关系一直保持着，每当国王试图违约，危及贵族利益时，便遭到贵族的联合反抗。其中有王位继承和宗教等因素，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征税权了。哪个国王会心甘情愿地走进笼子呢?他只能是一步步被逼进去的。国王与议会间反反复复斗了几百年，历经1215年的《大宪章》、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等重大拐点，终于尘埃落定——王在法下、权在议会。议会的权力是历史赋予的，只有议会才能合法开征税务，由此也才有了英国人自诩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因为他们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步步为营，硬是把国王逼进了笼子。

　　殖民地的抗议精神既与英国传统一脉相承，就不难理解他们在英国议会中获得的理解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埃德蒙·柏克，在英国的最高庙堂，他为叛逆者仗义执言，赞许他们“血管中流淌着自由之血”，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有如此的生气、如此的精神”。他怒斥英议会“低智”、“顽梗”，政策朝令夕变。他说，镇压美洲不仅践踏了美洲的自由权，也践踏了英国的自由原则和英国宪法，而“天底下最不适合于劝英国人做奴隶的，正是英国人自己”。1766印花税法被撤销，对殖民地的理解至少也是原因之一。如果内阁能将这一立场坚持下去，双方还是有可能和平相处下去的。

　　问题出在英国的出尔反尔，当时乔治三世正和议会勾心斗角，致使政策颠颠倒倒。印花税事件过后，殖民地已经恢复平静，英国却心有不甘，第二年又推出《汤申法案》，加征多种进口税，殖民地反抗再次呈现燎原之势。1770年议会不得已又撤销各种新税，却可笑地保留了每磅茶叶三便士这象征性税收。柏克嘲讽道：“一个环绕四海的商业帝国，就这样被撼动于财政家不挂齿的三便士，哲学家不屑意的俗物如‘茶’了。”但议会多数认为，如果继续容忍殖民地的不服从，等于在鼓励他们得寸进尺。1773年，议会又向他们倾销东印度公司堆积之茶。作为回报，波士顿人干脆将三百箱茶叶投入大海。诺斯内阁震怒，进而颁布《强制法案》——封锁港口，派出军队，改变政体，欲以高压和暴力迫使殖民地屈服，美国人称之为“不可容忍法”，随即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从1763年开始，整整折腾了十多年，愚顽的议会终于走到这没有回头的一步。

　　处于风暴中心的马萨诸塞议会被解散，但这难不倒当地人民，他们自行组成新议会，照样行事。柏克称其为“闻所未闻的状态”——“一个大省，没有总督，没有公民会议，没有法官，没有行政官员，历经十二个月之久，居然活到了现在，活得尚称健康、有生气。”美国民众的自治能力可见一斑。议会的一意孤行彻底摧毁了他们对英国的信任，断绝了对英国的依附之心。而这种结果显然也违背英国一贯的利益考量，柏克评论道：“舍财政的康庄大道不走，放弃自己最牢固的税源、最珍贵的利益、目的，只是为了羞辱美洲。”他建议：“作为取得岁入的方法，他们自愿的‘输将’是有益的，议会的课税是徒劳的。”事态发展后，他主张放弃一切课税权，让美洲自由。

　　民众的信任是一切政府的关键。民众可以被武力征服，但民心不能被武力征服。政府高高在上，以暴力镇压等不正当手段来对待人民，还妄想得到人民信任，是万万不可能的。信任一旦消失，民众离心离德，关系破裂便势在必行。美国人对专制有高度警觉，这样的愚弄，他们受一次就足够了，如宣言所言，一个暴君怎么有资格来统治一个自由的人民?

　　好在英国人毕竟是讲究实际的，开发殖民地是为了牟利，如果能在贸易中获取同样的利益，又何必耗费巨资，靠军队来维持殖民地呢?在算清楚这笔账后，这个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没有顽抗到底，而是适可而止地结束了战争，接受了美国独立的现实。

　　美国革命是保守的，为的是维护原状，而非改变现状，但其中还是包含着制度之争。在美洲的自由土地上，新的文明如同瓜熟蒂落，从旧的英国体制中脱颖而出，君主制对他们不再适合。他们宣告独立，却没有另立新君，也没人想当君主，而是选择了共和政体。在他们的新宪法下，各州享有自治权，唯有共和制不容篡改，也不允许在美国颁发任何贵族爵位。据说乔治三世听到华盛顿拒绝称帝时，不得不承认：“如果他这样做，就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时势造英雄，正是美国的政治传统，才哺育出不恋权的华盛顿，也避免了出现类似华盛顿家族、杰斐逊家族这样的豪门世家。

　　美国的独立也许是必然的，如潘恩所说，一片大陆不能永远被一个岛屿所统治。但如果不是英国拒绝理解，一错再错，殖民地不可能在短短十年中完成蜕变。这验证了柏克的预言：“坚持我的名分，将输掉我的官司。”值得注意的是，此后英美间虽延续了一段敌意，但仍然有无形的纽带连结着这两个国家，使他们在后来的国际纠纷中保持亲密盟友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价值观一致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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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3/4   发布时间：20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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