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大多数公务员岗位工资是根据总表支付的。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总表把白领工资分为15个级别，即G1到G15，每个级别工资又分10个等级……2011年，初级公务员年薪1.78万美元，干10年这一级别，年薪才涨到2.22万美元；而最高级的15级公务员入门即可拿到9.96万美元年薪……
来源时间：2015/1/22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84
黎安友：中国对全球民主的六大消极影响
作者：黎安友 来源：民主期刊
在2015年第一期的《民主期刊》上，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撰文论述了中国对世界民主进程的六大消极影响。本文是自由港对黎安友文章的翻译综述 。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一些西方学者担心中国会试图重塑世界秩序、推广威权主义政权模式。黎安友认为从目前看来，中国的战略环境还不允许它全面地挑战民主模式，而且中国是否最终会挑战现有秩序也是不确定的。毕竟，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目标是确保国内稳定;其次，和周边国家处理好关系;第三，中国还要担心随时可能爆发的地区性危机，比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危机;第四，中国还要考虑到它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准入权。虽然和民主国家做生意相比，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打交道要容易得多，但是中国若想试图破坏另一个民主政权，损失估计会大于所得。即使中国想要这么做，它目前也没有这个经济、军事和软实力对相距甚远的民主政体产生实质影响。中国既没有成功阻止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也没有成功说服朝鲜实施经济自由化改革。
中国从战略得失的角度来看待民主推广、人权外交、人道介入和国际刑法——把这些行为看做是西方削弱敌人和扩张自身影响的途径。为了对抗西方的这种行为，中国倡导“主权至上”、“不干涉”、“文化多元化”和“互相尊重”这些原则。中国也否认“普世价值”这种观念，认为这是西方势力试图颠覆其他政权的方式。
中国外交政策目前的这种“政权形式中立”的特色更多的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如果中国的战略环境改变，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也可能改变。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并不表现的有“传教”式的对外推广其威权模式的冲动，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世界民主没有影响。中国在国内保证其政权不受挑战和在国际上追求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实际行动对世界民主的未来带来了以下六大消极影响。
1)中国给全世界威权国家树立了榜样。一直以来，民主在全世界的推广凭借着这样一种理念：民主是唯一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权形式。中国通过结合现代化和威权统治方式，给世界上其他的威权政权带来了新希望。
中国政权的一些统治模式跟马基雅维利一样古老，比如通过镇压反抗来威慑可能的政权敌人。但是有一些方式也是新的。比如，北京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并成功让其在政治上配合北京的统治;建立了一个“依法治国”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禁止了真正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政治反对和独立的宗教活动;发展出了一个多元化的职业媒体，然后用政治审查来控制它;允许国际基金会、他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援助进入中国，但同时禁止这些机构支持国内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人物和组织。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施控制和同化政策，允许技术专家在其专业领域自由工作但同时禁止其批评政府。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机制颇为高效，通过“国保”制度又能有效控制和限制异议分子。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都给其他威权国家提供了借鉴。
虽然其他威权国家未必有同样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去开展类似的活动，但是随着中国模式的知名度的增长，其他国家会效仿中国的控制和镇压方式，并且对“自由民主未必会最终取胜”更加有了信心。
2)中国通过在国外宣传“中国形象”，间接推广威权主义价值观。通过新华社、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中国日报等媒体，还有全球近500家孔子学院，中国近几年在全世界全面推广自己的软实力。比如在非洲一些地区，当地的媒体发展并不完善，新华社给当地民众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新闻的内容必然亲中国。在其他一些媒体发展完善的地方，中国日报社通过购买当地报纸的大量版面来推销中国。再者，亲中国的立场全面占领了世界各国的华语报纸。
中国政府并不直接推销威权主义价值观，而是中国的“仁慈”形象——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和一个国际合作伙伴。具体来说，比如“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和谐”、“中国国情”这些概念。中国从来不在国际上说自己是不民主的国家，用的词往往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等。中国通过自己的国际媒体网络，削弱了真正的民主在国际上的声望。中国还通过在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游说，让其他国家放弃在与中国的外交交往中涉及人权和民主事务。
3)在威权国家团体的互相学习借鉴中，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威权政权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外界所知甚少。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中国和中亚各国合作进行反恐演习。中国也给其他各国特别是非洲提供法律、新闻、行政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的职业培训。虽然这些培训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在中国受训的外国人可以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管理本国的威权体制。
一些国家已经学会了不直接称自己的政权是“非民主”，而是称之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比如2014年7月份，匈牙利总理就公开表达了他对“非自由民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的支持，而且明确地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在增强国家竞争力上是最有效的”。
其他威权国家学到的最重要的技艺可能是——如何用法律的手段来执行镇压。中国的刑法使得公安机关可以反复拘禁异议者，每次可长达30天;异议者可以被判“寻衅滋事”罪;辩护律师必须向国家表忠心;中国刑法审判程序不做无罪推定。
中国发明了使用法律手段来惩罚在网络上批评政权的人，这被其他威权国家所效仿。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周边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签订条约，在“反恐”的框架下，要求遣返维族人。中国通过登记注册法律、控制银行账户等方式来防止国际组织对中国草根NGO的支持。这些手段也被其他威权国家广泛效仿。据报道，中国向伊朗和其他国家输出网络审查技术和设备，还有面容识别软件。
4)中国试图破坏已存在的民主机构，压制民主在其有控制力的地区的发展。在香港主权回归于中国之前，香港总督彭定康曾经试图在香港推行民主选举，却遭中国政府的阻挠。中国政府认为这对其在未来控制香港不利。香港主权回归于中国后，中国解散了旧的立法会，创立了新的更加不民主的立法会。其后，北京继续违反承诺，不允许香港人民拥有普选权。北京还通过商人、官员、黑社会来威胁、恐吓甚至暴力打击自由派记者和学者。北京在澳门采取和香港类似的策略，但是相对于香港，北京在澳门遇到阻力小。2014年8月，澳门当局抓捕了五位民主活动家。
在台湾，2000年，当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期，中国总理朱镕基公开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陈水扁为总统，将会有严重后果。中国政府也积极在联合国防止台湾获得观察员席位。中国还通过影响台湾媒体来给中国建立更积极的形象。最著名的事件是2008年，亲中的台湾商人买下《中国时报》媒体集团。
5)中国帮助确保对中国有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威权政权的存续。中国和朝鲜、柬埔寨、缅甸、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合作，意在建立“缓冲地带”，获得特殊的市场准入待遇，获取这些国家在遣返维族、藏族和民主活动家上的合作，还有孤立台湾。中国还和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苏丹和津巴布韦合作，意在获得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并限制西方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为了培养这样的关系，中国给这些政权提供投资、市场、武器和其他利益，帮助这些政权存活下去。
6)中国试图重塑国际机构，使得它们“政权形式中立”，而不是偏好于民主政权。比如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中国和其盟友提出了“普遍性”这一原则，意在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都要被委员会评估，而不是选择一些国家评估。中国再通过影响评估程序来影响评估结果。中国还积极推动限制NGO、独立专家在委员会的影响力。通过这一系列动作，中国就显得自己遵守了自己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并有效地防止了国际社会对其的批评。
再者，中国试图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惯例：在人权问题上，政府之间应该在私下交流，在公共场合谈论这种问题对外交礼仪有消极影响。并且，人权问题上的交流，应该是一国对一国，而不是多国之间的共同讨论，并应该限制独立专家的参与。
中国在互联网上提倡“互联网主权论”，和俄罗斯一同推动基于一国内部的互联网立法。中国拒绝参与国际刑事法庭，这给苏丹、叙利亚、朝鲜和斯里兰卡的统治者带来了好处。中国也反对有条件的国际援助，亦即，反对把对某一国政府的援助和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挂钩。
在未来，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中国通过在国际上的宣传，还有提供技术、经济和外交援助，必然会进一步帮助其他威权政权。中国对国际机构的影响也会更加有效，可能会减缓过去四十年内民主在世界上取得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让世界民主倒退。但是中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这种影响，在很大的情况下，取决于民主国家的表现。因为当民主衰退了，威权主义才会显得更有吸引力。所以，对民主国家而言，最好的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方法是让自己国内的民主拥有更好的表现。
文章简介：北京方面一味追求巩固政权、追求海外利益的务实做法对于世界民主产生了六方面的消极影响。中国通过示范作用，鼓励权威体制在全世界的推广。在塑造中国的海外形象的同时，中国官媒极力推进极权主义的价值观。中国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彼此借鉴治国之术。中国政府极力反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民主进程。中国促进权威体系在主要经济和战略合作国的复辟。同时，在话语权方面，北京方面对于国际人权的议题和国内机构建制重新解释和建构，使得这些讨论能够基于“政体中立”，而非以“推进民主”为价值标尺的立场。(点击此处，查看《民主期刊》简介原文)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83
“一带一路”的障碍
作者：徐高 来源：财新网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在习近平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之后，以一带一路为方向的“走出去”大战略已变成了中国开放的一个主轴。作为一个有着美好愿景的战略，“一带一路”要最终成功，需要处理好国内与国外、政府与民间，以及长期与短期三个关系。
国内与国外
“一带一路”在中国国内已经引起热烈反响。国内许多人都将其视为有利于中国产能输出，以及获取资源的新机会。但别忘记，“一带一路”是一项国际合作战略，仅凭我们国内的热情很难做好。就算中国不缺资金、技术和意愿来帮助相关国家发展经济，别人是否领这个情还不一定。所以，“一带一路”的主要阻力在国外而非国内。因此，处理好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之一。
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得同时站在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来思考“一带一路”，这样才容易发现别国的关切和顾虑。比如，我们国内高谈产能输出的时候，别国就可能担心我们产品倾销；我们热议资源获取的时候，听在别国耳里就可能变成资源掠夺；我们这边热心地想着给别人修基础设施，别人有可能担心主权受到威胁。类似这样的国内外认识偏差不在少数。这是国内在推进“一带一路”时必须要考虑到的。
其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的宣传工作也非常必要。我们需要清晰地阐述这项战略的目标和内涵，给相关国家一个明确的预期。只有明了战略的具体内容后，外方才可能真心投入其中。至于外方可能存在的顾虑，也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解释。比如，中国的过剩生产能力很可能正好是别国所缺，双方合作是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再次，“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充分尊重别国的意愿。对于这项战略，别国在认识、接受上会有一个过程。而国外政府的执行力可能也未必赶得上中国。这些都可能造成其行动的迟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别国的选择，而不能将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强加于人。只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做好工作，让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尝到甜头，不愁别国不赶着要搭这条大船。
政府与民间
毋庸讳言，“一带一路”计划体现了中国的国家意志。因此，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然的。但“一带一路”仅靠政府也远远不够。相比这一计划所勾勒的宏伟远景来说，中国政府所能提供的资金规模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如果这一战略完全变成政府行为，势必会增加外部的疑虑，给推进带来更多阻力。
所以，“一带一路”必须也要吸引民间参与。这个民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而要协调好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政府需要做到“稳预期、担责任、敢放手”三点。
政府需要给民间提供稳定的预期。民间资金要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自然需要赚取合理利润。事实上，持续给民间创造有吸引力的商机，是“一带一路”计划能内生性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清晰地告诉民间战略的长、中、短期目标分别是什么，会在哪些领域展开，推进的方式将会如何。有了这样清晰的图景，民间自然会发掘其中的投资机会，积极参与进来。
同时，政府要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带一路”的基础是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便利相关国家与中国的人员、资源和信息流动，从而加深经济的融合。基础设施虽然有较大社会效益，但也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的特点。它的这种公益性决定，政府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担起主要责任。就算要引入民间资金参与，前提也必须是政府给出足够补贴，从而将项目的回报率提升到有吸引力的水平。另外，基建投资至少在短期内会产生很大债务负担，这些也理应由政府承担起来。政府如果没有承担起这些责任，而寄希望于民间，那将极大迟滞计划的推进。
最后，政府还要在该放手的时候“敢放手”。政府搭了台之后，就应该放手让民间来唱戏。互联互通做好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怎样更优地配置，就应该交给民间、交由市场来决定。要相信，对于该生产什么、该在什么地方生产、该怎么生产这样的问题，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清楚。资源该向什么地方、向什么行业配置，市场也能给出更好的答案。事实上，只有这种囊括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大市场建立起来了，“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的目标才算基本实现。
长期与短期
“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战略。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块当然会对经济总需求有拉动作用。但不能因此将“一带一路”理解或操作为短期的刺激性政策，否则既贬低了这一战略的意义，也会损害中国国际声誉。
这方面，中国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个前车之鉴。应该说，“四万亿”有力地对冲了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在稳定经济和社会方面发挥了不容抹杀的功劳。但是，“四万亿”的急放与急收也给国内经济带来了两次大的冲击，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后遗症。
“四万亿”推出之时，财政和信贷资金投放快速放大，建设项目也大规模上马。这确实在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复苏。但是，宽松政策也快速推高了物价和资产价格，并恶化了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四万亿”退出也同样迅速。2010年年初，强力的地产调控措施就开始陆续出台，货币政策也快速从扩张转向紧缩。那些在2009年受信贷支持而上马的投资项目，转眼就碰到了银行抽贷的困局。
正是快放与快收带来的两次冲击，让为稳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四万亿”承受了不少骂名。以至于后来政府再要出台任何刺激性政策，都极力要与“四万亿”做好切割。如果类似的情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那将对中国的声誉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为中国未来任何“走出去”的计划制造障碍。
因此，“一带一路”计划必须着眼长期，稳步推进。短期不能急，长期不能松。
建设将为历史铭记的“一带一路”
对于“一带一路”计划，观察者必然会将其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做比较。二者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1948到1951年的三年半时间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国家提供了127亿美元的援助（占同期美国GDP的1.2%），帮助西欧经济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不过，这些援助在拉动西欧国家经济增长、缓解其物资瓶颈方面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次要的。“马歇尔计划”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西欧国家完成了从战时管制经济向战后市场经济的转变，为接下来西欧的高增长打下了制度基础。1991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了一篇总结“马歇尔计划”的文章，标题就叫做《马歇尔计划：历史上最成功的结构调整计划》。
“马歇尔计划”给了我们启示。要把“一带一路”建成一个为历史所铭记的工程，一定不能只着眼于对国内外经济增长的拉动。更何况，考虑到目前中国和有关国家的GDP水平，“一带一路”的规模还赶不上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它能给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拉动不会太大。
但“一带一路”在改善沿线国家经济结构方面大有可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可以缓解长期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而通过互联互通设施的建设，这些国家与中国，以及这些国家相互之间也能加强经济融合，从而打造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这些都有利于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如果“一带一路”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跨越低收入陷阱，减少贫困，并走上更快发展的道路，它就一定会被历史所铭记。
在这样的愿景之下，切实处理好国内和国外，政府和民间，以及长期和短期这三个关系，“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就能少一些障碍，多一些进展。
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1-21/100776699.html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82
美国抛下阿富汗，中国别忙着补缺
作者：袁野 来源：青年参考
中国多年来未曾卷入阿富汗内部事务。被北约陈兵西部边陲13年之久，中国依然没有动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又有什么必要在此时急匆匆地改弦易辙呢？
2014年12月28日，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退。白宫虽一再强调要给阿富汗战争一个“负责任的结局”，世人所想到的都是伊拉克的前车之鉴。斯人远去，中国该作何应对？
我们可以认为阿富汗战争是西方帮助一个落后国家，并抗击真正的恐怖主义威胁，但美国也将其战略部署混杂于其中，介入了中亚战略格局。至于中亚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早早地大声疾呼过了：远至麦金德的“世界岛”，近到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阿富汗都是心脏、支轴、关键。也有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军在阿，如鲠在喉；美军不在，边疆不靖。
现在，阿富汗的大门似乎突然敞开了，如同四十大盗的山洞般展现出巨大的诱惑。有人急不可耐地发问，在“世界岛”的心脏忽然出现了力量真空，中国不准备去填补吗？不可否认，中国现在是阿富汗的最大投资者，阿富汗新总统出访首选中国，美国也希望中国分担阿富汗战后重建的责任。中国要推行“一路一带”，阿富汗更是绕不过去的节点……更何况，阿富汗的“三股势力”时刻威胁中国西北边疆安全，毒品问题也不容小觑……种种因素，使人明知阿富汗是烫手山芋却还忍不住想吞，就像俾斯麦面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诱惑一样。
然而，阿富汗也有“帝国坟场”之名，宗教、民族、部落冲突剪不断理还乱。即使苏联、美国转身离开，阿国内各路势力背后依然不缺少外国的影子：巴基斯坦、印度、中亚三国、海湾诸国……早已摆好阵势，暗战多载，之间的利益诉求不乏对立，却都是中国的邻邦甚至战略伙伴。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极难协调，一旦入局，顾此失彼恐怕在所难免。
阿富汗的恩怨情仇如此纷繁复杂，牵涉的势力如此之多，但有一个大国始终不曾卷入其中，那正是中国。阿富汗历史上的中国名字，只有法显、玄奘，以及前来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的丘处机。这一置身事外的地位，不失为中国外交的宝贵遗产。阿富汗的民族、宗教、领土问题，迄今为止与中国无关。中国只需要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而这是一纸真实有效的边界条约就能带来的，就如同1955年中阿建交、1963年签订边界条约之后那样。
因此，中国没有理由去干预阿富汗局势。
何况，美国虽然撤军，但与阿富汗政府的《双边安全协议》尚存，大批现役美军仍以“顾问”身份存在，还有几万名雇佣兵，中国在阿富汗的安全问题上并无太多着力点；至于经济援助，则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而言，目前并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对阿富汗施加有效影响，更何况，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正所谓：“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被指责为“明哲保身”也好，被揶揄为“搭便车”也罢，一些原则始终是外交行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毕竟，被北约陈兵西部边陲13年之久，中国始终没有动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为何要在此时急匆匆地改弦易辙？
中国是最早呼吁“阿人治阿”的国家，在2014年10月底首次承办了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谈判，并提出了有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五点主张”，重申了对阿富汗的和平重建与民族和解的支持。这明确地预示着，中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明智地扮演超然的斡旋者角色，就像在巴以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一样。
接手“烂摊子”并不是大国的“必修课”。阿富汗局势当年远比今日糟糕，美国不也一直无动于衷么？美国倒是接过法国的枪，进入了印度支那，结果却是越战的惨败。20世纪初的德国失去了俾斯麦的谨慎与克制，又有什么好结果呢？一些西方人宣称中国应当“有所作为”，担负起莫名其妙的责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要做大国，自然会肩负起众望所归的责任，但并不一定是现在，更不会走西方的老路。
中国应当始终遵循自身的逻辑向世界迈出步伐，宁可慢一些，也要稳一点。
原文链接： http://qnck.cyol.com/html/2015-01/14/nw.D110000qnck_20150114_2-02.htm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14
旧文章ID：1481
境外媒体：李克强亮相达沃斯论坛增加"中国分量"
作者：史玮 来源：参考消息网
境外媒体称，将有大约40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约260名部长以及约1500名经济界领袖参加第45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会人数还从未像现在这么多。
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1月19日报道，和中国的合作将变得更加重要。世界经济论坛一直非常重视和北京的关系。多年来，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本人和中国总理有很多交往。因此，中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加第45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非偶然。
另据《今日美国报》网站1月19日报道，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年会上不乏需要包扎的“全球性伤口”：伊斯兰极端分子没有显示出收敛恐怖暴行的迹象；希腊即将举行的选举及其可能对欧元区前景产生的影响引发担忧；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使新兴市场陷入混乱；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网络安全看上去日益成问题。
施瓦布说，今年的主题——“全球新局势”——一定程度上旨在为恢复对世界前景的信心创造条件。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1月20日报道称，李克强总理将与奥朗德和默克尔等其他4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出席于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此举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是罕见的。
这是5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李克强上次出席这一年会是2010年担任副总理期间。
学者科林•查普曼说：“对中国来说，由总理出席一场为这一商业年度确定议事日程的会议是合适的。在这一年中，油价下跌和增速放缓将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此外，在中国每年9月于天津或大连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情况下，为确保政商界领袖与会，高层接触必不可少。
世界各国有权势的大人物将于1月21日至24日齐聚达沃斯这个瑞士滑雪度假胜地，讨论“全球新局势”下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挑战。
预计，李克强将于1月21日就中国经济状况及其“新常态”发表主旨演讲。
据台湾《工商时报》1月20日报道，一年一度的冬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1日在瑞士召开。这次大陆代表团将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领军，团员囊括大陆政商界的重要人士，规格之高是6年之最。
上一次大陆由国务院总理率团出席冬季达沃斯论坛是在2009年。
李克强曾在2010年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冬季达沃斯论坛，今年他首度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出席，广受外界关注。根据议程，李克强将于21日发表演讲，他是否会在演讲中透露更多今年的政策讯号，外界相当关注。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20日报道，李克强将是自2009年以来首位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总理。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公布了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后，参加了达沃斯论坛。
原文链接：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5/0121/636317.shtml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80
王卫华：治国不止美国一个模式
作者：王卫华 来源：共识网
有人只认美国模式。其实治国不止美国一个模式，也不是美国的模式最好。这是《中国大时局2014》的作者高连奎教授告诉我们的。
高连奎为智库级经济学家，先后提出“平衡经济学原理”，“新福利社会”理论，“精准调控”等理论，现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项目研究主管。《中国大时局2014》则是他2014年1月出版的对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全景式论述的著作。
有比较才有鉴别，现将书中的展示的4种模式摘录如下，供比较优劣。
一、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核心：“伟大社会”理念+公共贫困理论。
“伟大社会”是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提出的，要点是国家对贫穷的、无继承权的、饱尝饥饿和失望、痛苦的人们负有特殊的责任。他列出解决贫困的五大关键因素：教育、健康、技能和工作、社会和地区重建、机会平等。他运用自己出色的政治手腕和政治影响促成了百余项新项目出台，从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计划到关爱老人……为了纪念杜鲁门，约翰逊签署了《医疗保险法案》;为了纪念肯尼迪，约翰逊原汁原味地通过了《民权法案》;即便是在深陷困境的1968 年，他也全力推动了住房法案的通关。到第89 届国会(1965-1966年)闭会时，“伟大社会”的115 项立法，已有90 项获得通过。(该书P159)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理念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继续，而新政针对的是“契约自由”的资本主义给美国带来的下层人民贫困、周期性萧条、犯罪率增高的现象，是对这些现象进行国家干预。约翰逊的努力有了惊人的成就：从1964 到1968 年，穷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在教育方面，约翰逊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他所推动通过的40多件法案，比此前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
公共贫困理论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什么叫公共贫因?即每个个人都十分富裕，而社会公益事业却十分简陋。书中一段经典的描述常常被人们引用：——“全家人开着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动力转向和拥有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穿过路面不平、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东拉西扯、电线横七竖八架在空中的城市，到达充斥商业艺术的乡村。他们拿出便携式冰箱里包装精美的食物，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然后在不符合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停车场里过夜。他们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有如此的反差。”加尔布雷思的经济著作，成为美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力量。
但美国共和党人里根执政后，开始推行有利富人的政策——减税。(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 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在1986年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大降，前者从50%降到28%,后者从46%降到34%.这样，美国的边际税率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成为最低者之一。但减税让美国出现了大量财政赤字，这其实就是美国影响至今的债务危机的源头。(该书P177)
里根采用的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的学说“社会投资国家”。他不再搞福利国家，视结果平等为平均主义，改结果平等为提供的机会平等。于是国家不再为失业者提供直接的经济救济而提供培训。对老人则主张废除固定退休年龄，鼓励老人继续工作或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服务，以老养老。
同为共和党的小布什执政后，继续给富人减税、鼓励信贷消费、长期低利率、向穷人放高利贷，他就职不到20 天就向国会提出10 年减税1.6 万亿美元的计划(后国会定为1.35 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20 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据统计，布什减税的59.4%的好处落入了年收入9.25 万美元以上的占总数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 美元，而年收入在3.93 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12.6%，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 美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4.6 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 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而按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64%的减税好处流向了5%的最富裕纳税人。统计数据还显示，上世纪70 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 年到2005 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 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 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 倍。减税后政府福利支出减少，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贫困群体。同时那些靠着国家的福利支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中下产阶级则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了贫困人口。减税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崩溃。小布什的政策最终导致美国百年一遇的债务危机爆发。(该书P192-194)
二、德国模式。德国模式核心：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国宪法原则。
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为目标。作为社会国原则，国家具有很强的给付义务，主要分为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制度性给付和程序性给付等方面。社会国原则指国家通过对社会正义、公共福祉，透过制度规范、法院判决、收取税款和提供给付等方式，对人民的请求进行回应。其意旨是国家履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现在，社会国原则已经不限于弱势群体，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大众，给付目的也不限于“维护生存所需”，而扩展为“福利的最大化”、“自主的人格发展” 。(该书P119)
那么国家干预权与个人自由权如何协调?社会国将实现自由所需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纳入国家保护，这样，公民的自由得以真正实现。
就市场机制，德国采用弗莱堡经济学派的观点：既要让自由竞争充分，国家又要维护好市场秩序，并保障好社会安全。德国模式成功后，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其公式为“市场经济+总体调节+社会保障”。
三、北欧模式。北欧模式核心：高福利+合作主义社会。
北欧高福利国家，是社会保险、公费医疗、家庭福利或社会救济计划的合成体。它遵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贝弗里奇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3U”原则：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统一性原则(Unity)和均等性原则(Uniformity)。为此北欧福利保障模式是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种中产阶级品位的生活品质，而不只是满足贫困者的最低需求。这也要求，人人参加劳动，构建好公平的分配体制。比如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有天同时患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北欧的瑞典有一个法院叫公共保险法法院，凡应得到各项福利而没有得到的，可以到这个法院起诉。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其间逐步建立了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体系。
北欧模式另一个特色是合作主义社会。合作主义有两大分支，一种是阶层内部的合作，比如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合作建房等;另外一种是劳资合作，劳资合作主要是工会参与企业管理。可以对比一下美国与北欧的工会作用：美国模式是在公司董事会内部设立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公司重大决策由董事会制定，监事会负责审计、薪酬等少量事务。而北欧的公司(含德国公司)治理模式则是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监事会再任命董事会，董事会是监事会的下属单位。特别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和批准某些特别交易的权力，监事会实际上控制着董事会。(该书P14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合作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的世界三大体系之一，也许是一种更好的体系。资本主义是资本所有者专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合作主义是资本所有者和无产阶级合作。
合作主义社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二是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三是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四是参股制度。事实上，合作主义这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劳资合作上的政治经济体系;合作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指出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建设有机的国家共同体，反过来，这一共同体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实现。
四、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核心：中央公积金制度+居者有其屋。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不同于福利模式的一种社会保障模式。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实行会员制，所有受雇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无论雇主或雇员都必须按照雇员月薪的一定比例缴纳强制性的公积金，每个会员都有自己的独立个人帐户。目前的缴费比例为40%，雇员缴纳22%，雇主缴纳18%(这份其实也是受雇者本应得到薪酬)。公积金覆盖了医疗、保险、养老金、教育、投资和组屋(新加坡特有的公建房，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购买等主要领域，是一种综合性的储蓄保险计划。具体做法是：
普通账户，占公积金的75%，用于参加公共住屋、住宅产业、非住宅产业、家属保障、家庭保障、教育计划、基本与增进资产投资计划等保障计划。
保健账户，占公积金的15%，主要用于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医疗健康需要。公积金成员在55 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必须保留1.3 万新元以备急用。
特别账户，占公积金的10%，主要是考虑养老和特别急需之用。成员年满55 岁时要在特别账户上至少保留4 万新元以保证60 岁退休后能够购买最低终身年金(支付水平相当于届时社会平均收入的25%)。(该书P167-168)
新加坡除上述本质就是强制性商业保险的公积金制度外，另有一项福利政策——居者有其屋的基本国策。1964 年新加坡推出“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土地，规定是国家的财富之源,政府有权在任何地方征用土地建造公共组屋;政府有权调整被征用土地的价格。根据该项法令,新加坡政府协助建屋发展局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土地开发权。房价，按中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来确定，建屋发展局因低于成本售房的损失由政府埋单。炒房，禁止。一个家庭同时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再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必须退出来。新购组屋5年内不得转售，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该书P172)由此，亚洲四小龙中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产阶级社会。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21119330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79
王希：美国国父对美国宪政到底有何影响
作者：王希 来源：澎湃新闻
这部书影响了一代学人，已经成为美国宪政和美国史研究的经典。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家之一埃里克·方纳在推荐语中写道：“本书已被公认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新版增加了20万字，主要是观察和分析9·11之后至2014年美国宪政史的最新发展。
“从奴隶制和州权，直到最近关于如何在‘反恐战争’中求取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平衡的辩论，美国历史的所有核心议题都是在宪法框架下进行讨论的。”而本书对这些核心议题都不肯放过，并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涉及的层面极广。这次采访的主题是“美国总统与美国宪政”，但又不限于此。因篇幅较长，澎湃新闻分两次发布，敬希垂注。
王希，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澎湃新闻：美国宪政讲究三权分立，作为行政权的代表，总统是怎么产生的?
王希：为什么会产生总统，总统是怎么产生的，这就得追溯到独立战争后的邦联时代。1781年生效的《邦联条例》只设立了国会，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执法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法律没有人去执行的问题。邦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所通过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州遇到内乱，邦联政府也无法予以帮助。
比如说，1786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谢斯反叛(西部农场主的武装抗议活动)，该州要求邦联政府动员军队来镇压内乱，但国会没有这样的权威，即使有权威，它的命令也没有一个总执法官来执行，这种情形对当时邦联政府的有效运作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参加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建国者们”意识到，如果邦联要想成为一个有力、有效的联盟，它的法律一定要得到实施;而法律要得到实施，必然要设立一个总执法官，也就是总统的职位。总统由人民选举，不受国会的干预，是一种独立于州和国会而产生的权力，因此他可以钳制国会(甚至州)的权力。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
澎湃新闻：美国的“建国者们”也被称作“国父”，他们至少包括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几位总统。在“有效和有限的联邦政府”下，他们对塑造美国初期的宪政(即书中序言所提的“第一宪政”)起了什么作用?
王希：我还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些总统的作用。当然，美国确实有“Founding Fathers”这个说法，但“国父”这个概念是一个集合名词，指革命和立宪时期那些对美国的建国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一批人，他们参加了至少三个标志性的建国文件的制定，一个是《独立宣言》，第二是《邦联条例》，第三个就是联邦宪法。在这三个文件的任意一份上签署过名字的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Founding Father，而不仅限于最早的四位总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界定“国父”，值得讨论。如果扩展一点，很多人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包括州制宪会议的代表，因为后来的联邦宪法需要各州的批准，不批准就没有后来的宪法，而在批准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争论，譬如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后来通过《权利法案》来补充，那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算不算“建国者”或“国父”呢?
你提到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除了麦迪逊稍微年轻一点以外，其余几位在革命时代就已经是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军队的总司令，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而且在建国初期代表美国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担任使节。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思想很有影响力，尤其是亚当斯和杰斐逊，再加上他们分别担任了前几届的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既是制宪者、建国者，又是第一宪政秩序的实践者。
就华盛顿而言，他担任第一届总统在当时是众望所归。从思想的原创性来讲，华盛顿不如杰斐逊等人，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但他作为领袖的威望和风格，非他人所能及。他在制宪会议上讲话不多，但制宪会议由他来主持，代表了革命和制宪之间的连续性，所以他成为两个建国进程的最有力的联接者，能够稳定政局。如果不是他当第一任总统，如果他的执政风格是另外一种形式，很难预料之后的时局会如何发展。
作为总统，华盛顿的最为关键的举措是，他能够平衡“建国者”内部的不同利益。比如说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但这两个人在政见上是非常不同的，时常为早期的经济发展方略发生争执，虽然华盛顿更倾向于汉密尔顿的观点，但他的威望能够“压”住杰斐逊，不至于导致第一届政府失败。
而亚当斯担任第二任总统的时候，杰斐逊是副总统，两人的政见也是极其不和，造成许多冲突和矛盾。亚当斯也是“国父”之一，资历与杰斐逊相当，但两个人基本没有合作(总统体制也不要求合作，在当时副总统是个备用的闲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党派分歧就暴露得很充分，而且政治分野也就遏制不住了。这也就产生了1800年总统选举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两党”对峙的局面。
从总统选举的角度来看，早期宪政的最大危机之一是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但经过汉密尔顿的斡旋，杰斐逊作为民主共和党人最终得以当选，总统职位从联邦党人亚当斯手中转移到杰斐逊手中，两人或“两党”之间有一个“权力过渡”，这个过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因此这被称为“1800年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创造这个先例对后来的总统选举很重要。
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亚当斯、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都属于Founding Fathers，这一共同身份(或者说“分享的身份”)使他们之间的“权力过渡”比较顺利、平稳。这里面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则，更多的可能是他们的政治共识与政治风格。在一个政治充满“任意性”的时代，精英分子内部的“共享的”(shared)政治风格和行为会发挥稳健的作用。
麦迪逊的出现主要在联邦制宪时，他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联邦政府的权限方面，他的立场前后有一个转变。在制宪的时候，他是汉密尔顿的同志，力主强大的中央政府，后来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国会的领袖，因政见不同而与汉密尔顿分道扬镳，与同样来自弗吉尼亚、政治上的导师杰斐逊站在一起。他后来接替杰斐逊，成为第四任美国总统。 这四位总统在政见上可以说都有差异，对如何构建未来的美国有不同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维系美国的生存。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一个共享的责任感(shared responsibility)或共享的信仰(shared faith)。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patriots (爱国者)。patriot这个词在当时美国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说你是patriot，意味着你应该为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和生存而奋斗。我觉得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一宪政秩序实施的时候，遇到很多此前未曾碰到过的、棘手的问题，如果是其他人来执政，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说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Whisky Rebellion)，即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人拒绝缴纳联邦政府征收的税，进行武装反抗，与谢斯反叛的情形相似。当时华盛顿是总统，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他们就坚决主张派兵镇压“内乱”。联邦军队由华盛顿带队，因为他有威望，领导了这个国家反抗英国的税收，他出面拥有说服力，可以达到维持新的联邦国家权威、维护国家秩序的效果。
又如，亚当斯执政期间，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对待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亚当斯强调秩序，强调英美关系，而杰斐逊则是支持法国革命的。亚当斯对秩序的强调、对英美关系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独善其身”，继承了华盛顿离任演讲的忠告之一，不要卷入欧洲事务。
而杰斐逊的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领导人。他反对亚当斯和联邦党人的许多政策，但他上任之后，改变了很多过去的看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继承了联邦党人的做法，包括运用联邦的权力购买新的领土，为未来美国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地理基础。
所以，这些“国父”的第一个特点是shared responsibility或shared faith;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很现实(practical)，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这几位总统可以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稳定宪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伍德(Gordon S. Wood)曾经写过一本书，叫Revolutionary Characters(《革命气质》)，里面讨论了几位建国者的政治性格和素质，提到他们的个性不同，风格不同，但都是18世纪后期欧洲和美洲启蒙时代的产物。他们是“共和政治”的信仰者，强调秩序、规范、理性，强调美德、个人的节操与奉献，强调“绅士政治”，对“暴民政治”和“大民主”始终抱有警惕性和恐惧感。
他们是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有两种价值观在博弈，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强调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和保护，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的“公共性”，强调政治参与者必须要拥有“美德”(virtue)。
像华盛顿，他非常注意自己作为领袖人物的公众形象。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gentleman(绅士)，他应该超脱自己的利益，在必要时为公众利益做出奉献，完成之后就应该解甲归田——他担任殖民地军队总司令，不索取报酬，总统任期两届之后，辞职回家，经营自己的种植园——政治似乎是一种副业，一种不得已而担任的“公众服务”。做这一切也是为了树立、维护一种“绅士政治”(gentlemen politics)的风格。伍德教授写到，华盛顿在写信、发言和做事方面十分慎重，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不希望留下任何污点。亚当斯则比较坦率。杰斐逊也是有心人，他留下的档案都是经过筛选的，一些最隐秘的信件都没有得到保留。
因为他们是同一代人，分享同质的政治文化，优缺点也可以互补，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执政群体，政策是不同的，但精神上和原则上却有某种潜在的连续性。后面的总统，尤其是安德鲁·杰克逊当政之后，就缺乏这种可被称为“同代性”的东西。
澎湃新闻：安德鲁·杰克逊就是跟上面几位很不一样的平民总统，有人说他是美国现代总统职权的奠基人，您怎么看?
王希：“平民总统”并不准确，因为杰克逊也是奴隶主，当总统之前，也做过州的官员。但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总统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新式的总统。前面提到的四位总统，都是“建国者”一代人。他们之后是詹姆斯·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也是革命的参加者，与杰斐逊关系很好。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他们和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领导人——至少门罗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领导人。
接下来的是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也参加过美国革命，不过当时他非常年轻，作为士兵，曾被英军俘虏。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新型的政治家呢?
首先，杰克逊是从当时的西部即现在的中西部田纳西州当选的，此前的几任总统都来自东部，更准确地说，来自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两个最古老的州，也是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州。而杰克逊没有什么家族政治的渊源，他是一个Self-made Man，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参加围剿土著印度安人的战争而建立功勋，从联邦议员、田纳西州的官员做起，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他代表了传统的家族政治或裙带政治之外的新兴势力。
第二，杰克逊的当选是一种新政治(即组织化的政党政治)运作的结果。1824年总统竞选，他就是昆西·亚当斯的竞争对手，但他输了。当时有四五个人参加总统竞选，来自同一个党，没有一个人得到民选票的多数，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举总统，结果昆西·亚当斯得到众议院的多数票而当选，杰克逊非常懊恼，感到这种做法不公平。这时适逢民主党在经历重组和改造。1828年的总统竞选，民主党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维护州权的口号，搭建了竞选班子，而且做了大量基层动员工作。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参加竞选的最早表现，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操作。所以杰克逊的当选是政党政治有效运作的结果，而此刻的以动员基层民众参与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与早期的以大佬名望意志为主导的政党政治有了很大、很关键的区别。
杰克逊也自认为代表了新型的总统，是一个代表普通人(commoners)的总统，这是不是“平民总统”说法的来历?他认为美国政治不需要贵族传统，也不应该由精英来掌控，如果国家政治的核心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与权利，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判断力，就可以去担任官员和评判是非，不需要有高贵的血统或渊博的知识，政治应该开放给大众。在这一点上，杰克逊与“国父”那一代人不同，他通过实践把“民主”的理念带入到竞选政治中。
他走得更远，大张旗鼓地开辟了另一个先例，即“分赃制”或“分肥制”(spoil system)，就是一个在政党和党工的辅助下竞选成功的总统或官员，应该把公职的职位首先分配给为他的成功当选出力的人。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腐败或任人唯亲的做法，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总统不能选认同自己政治观念的人做助手，那么他如何保证有效地执法呢?
“分赃制”违背了民主的本意，也否定了我们刚才讨论“国父”时谈到的共和政治人物的virtue(美德)。你可以说，从政治风格和政治行为学来讲，安德鲁•杰克逊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种断裂，一种转型。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新型总统”，直到今天，“分赃制”在美国各级政治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迹。1883年的《文官改革法》是对“分赃制”的改正，主要针对中层和低层的非政治性任命，是构建职能型国家官僚队伍的开始，而主要的部门首长、联邦法官等重要职位的提名仍然掌握在总统手中。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121119283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78
美国欲重开驻古大使馆
作者：新华社 来源：《北京青年报》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19日说，美国将敦促古巴取消对美外交官在古旅行限制，并在本周的恢复两国关系谈判中同意重开驻古大使馆事宜。
美国国务院分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定于本月21日至22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方面就投资和移民等议题举行高级别对话。这将是38年来首次有这一级别美国外交官访古。
这名国务院官员说：“我们希望古巴方面取消旅行限制。”他所说的限制是指，美国外交官在古巴通常不允许到哈瓦那以外的地方。而古巴官员在美国也受到类似限制。
这名官员说，美国希望在“今后几个月内”重开驻古巴大使馆。美国和古巴1961年断交后，原美国大使馆所在的6层建筑便关闭，1977年时职能转为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据新华社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5-01/21/content_111349.htm?div=-1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77
朝美非正式会谈释放哪些信号
作者：新华社 来源：《北京青年报》
美国政府前官员和朝鲜六方会谈代表19日在新加坡结束为期两天的非正式会谈。此次会谈是美国拒绝朝鲜本月初提出的有条件停止核试验提议后，双方进行的首次直接接触。
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朝美关系陷入僵局之际，双方试图通过一次非正式会谈彼此试探，但实际效果并不乐观。目前仍看不到双方有关核问题根本立场发生改变的迹象。
朝：再提条件
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与会的朝鲜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代表李勇浩表示，朝方与美方就朝鲜最近提出的有条件停止核试验的提议深入交换了意见，朝方向美方详细解释了此次提议的目的。
他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和韩国的年度联合军演，只要美韩停止联合军演，朝鲜已准备好做出回应，暂停核试验。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提出以暂停军演换暂停核试验，其用意不仅是要改善朝美关系，加强与美国的对话谈判，也可以为北南谈话乃至朝鲜半岛统一营造良好的氛围。
朝鲜想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已为时许久。去年11月美国证实，朝鲜释放了所扣押的最后两名美国人，他们已经在朝鲜受审并分别被判15年和6年劳动教养。朝鲜官方称，释放扣押的美国公民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要求而决定的。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朝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在当前外部环境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其拥核态度也难以发生大的改变。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新加坡会谈结束当天发表评论文章称，“先军政治”和“核威慑力”是保卫朝鲜国家主权的强大宝剑，能够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半岛乃至东北亚及世界和平。
美：不代表官方
美国前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博斯沃思在会后对朝美此次会谈表示肯定。他说，双方此次“不仅对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对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进行了非常有益的讨论”。
但博斯沃思同时强调，他们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来参与此次会谈，只是以对朝鲜问题有经验和兴趣的私人身份，来倾听对方的想法。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博斯沃思等人并非代表美国政府与朝方人员接触，不过美方与会人员将向美国政府通报新加坡会晤情况。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鉴于与会朝方官员级别较高，此次双方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具有重大“情报价值”，特别是在美方寻求摆脱当前对朝关系僵局之时。文章援引美国智库外交学会专家斯科特·斯奈德的话说：“在这种氛围下听一听朝鲜人怎么说，能够显露他们今后的策略。”
尽管朝鲜已经表示愿意恢复六方会谈，但美方一直坚持要求朝方首先遵守过去作出的承诺，同时展示善意。不过，参与新加坡会晤的美方谈判人员托尼·南宫认为，美国政府立场已经“软化”，与过去几年相比更具“灵活性”。
韩：高度关注
韩国方面对于此次“半官半民”式的朝美会晤也给予了高度关注，焦点包括朝鲜在朝核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朝鲜赴会的真实用意以及会晤结果。
韩国庆南大学近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林乙出认为，朝鲜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在第三方国家举行会晤的方式，为迂回改善陷入僵局的韩朝关系寻找突破口，只有朝美对话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南北关系才有持续缓和的可能。
对于朝鲜提议以停止韩美军演作为暂停核试验的交换条件，韩国和美国步调一致，都表示不赞成。在朝核问题上，韩国政府的立场也始终保持不变，即必须以朝鲜采取有诚意的步骤为前提，以证明朝鲜遵守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承诺。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摆在韩国面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朝鲜回应韩国的对话提议。去年年底，韩方提议在2015年1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南北高级别会谈，此后韩方又在多种场合敦促朝方积极响应，但朝鲜至今未对此作出任何正式回应。综合新华社报道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5-01/21/content_111345.htm?div=-1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76
【外交部回应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
作者：军报记者 来源：新浪微博
华春莹表示，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今天上午发表了国情咨文。需要时间阅研。中方一向愿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对在经贸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愿本着坦诚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解决。希望各方共同为完善全球贸易规则做出贡献。
来源时间：2015/1/21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