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成 来源：《文化纵横》
自去年底延续至今并渐趋失控的乌克兰危机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已经并将持续产生重要影响。自西方向东方、自大西洋向太平洋、自美至华的全球权力转移进程也受其波折出现新的态势。国家的回归、地缘政治的回归、大国对抗的回归似乎替代了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重新主导了整个国际议程。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50107/20150107030108_2429.jpg")
一个幽灵，“新冷战”的幽灵开始在欧亚大陆再度徘徊。不再被认为处于对美国霸权和西方世界构成系统性挑战的中心力量的俄罗斯，又一次终结了与传统对手的有限合作关系。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等人倾向于认为，乌克兰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俄西方关系的结构。于是，整个国际社会见证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日渐消弭的担忧、警惕、防范、算计和系统性竞争乃至对抗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重返大国关系的现场。相较于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这场危机因其大国博弈的特质更像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呈螺旋式上升态势的制裁与反制裁进程中，俄西方关系变得日益“泛政治化”。
当此之际，过往的对话与合作已随风而去，相互抹黑、相互谴责、相互矮化、相互诋毁的话语不绝于耳。问题在于，即便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算起，这种“泛政治化”的国家间关系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与俄西方的交好–疏离周期同步，二者关系中的去政治化–泛政治化特征也格外明显，而其背后的核心影响因子仍是身份认同问题。某种程度上，当下的乌克兰危机折射出的首先是俄罗斯和西方对彼此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歧见和矛盾，双方的适应期远未结束，也就预示着直到互为“他者”的定位被双双接受，欧亚地缘政治板块的安定局面才有可能真正来临。
第一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环
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最大对手的苏联骤然解体后，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即于1991年12月信誓旦旦地作出了建立“新俄罗斯”的郑重承诺，这意味着与“旧”苏联的一切决然告别和建立新的国家认同的热忱号召。
叶利钦设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内和世界图景：就国内发展而言，俄罗斯将完全抛弃守旧的共产主义观念，转而奉行和西方体系完全一体的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原则，从而完成三重转型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救赎，真正融入到西方世界中去。而就世界格局而言，一个俄美共治的新两极世界将替代美苏对抗的旧两极世界，超级大国间的全面对抗将被全方位合作取代，以零和博弈、大国均势以及势力范围为基本特征的旧地缘政治将被强调相互依赖、协作共管的新地缘经济代替，阵营政治、集团政治将被共同体政治嬗递，分裂的世界将被全球化的、没有分界线的世界替代。
显然，在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双重进程中，俄罗斯精英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叶利钦等人天真地以为，俄罗斯与西方世界隔绝彼此的铁幕和藩篱已被拆除，横亘于过往时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疆界已被高度稀释甚至不复存在，俄罗斯从此深深嵌入到发达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议程之中，成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由此，在一个实质上超级大国共管的体系中，俄美两国将作为平等的伙伴而合作，并能获得英法德日等其他西方主要力量中心的全力支持。而俄罗斯国内的转型也必将因“新俄罗斯”的自我定位尽获西方扶持。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处理对西方关系时第一次主动地“去政治化”，尽管其实质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向西方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之初对奉行“去政治化”的亲西方外交和内部推行“制度移植”式的全方位转型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和他的整个执政团队都认为，要将俄罗斯从危机引向“文明之路”，必须要有决定性的“改革突破”，而且要行动神速，才能防止共产党及社会主义的复辟。走西方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和实践道路于是成了唯一选项。显然，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急于融入西方世界，对美国和俄美关系、对西方和俄西方关系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崇拜、羡慕、模仿的心态居于主导地位。
问题在于，俄罗斯既是西方的一部分，但又与其截然不同。固然，“新俄罗斯”从独立之日起就表达了对于民主、市场、法治等普世价值的追随态度，但基于庞大的空间幅员、久远的帝国传统、独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识、持久的“核心”角色，俄罗斯都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特殊性”。一旦美国为首的西方不能就其大国意识作出俄罗斯期待的回应，双方的交恶也就难以避免了。
此时的西方对于苏联的一朝自我崩溃同样没有预期，不仅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坠地之际没有心理准备，甚至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在怀疑会否是苏共高层精英故意设定的一个陷阱。而在最终确认昔日对手已经不攻自破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这个自我宣布为民主国家一员的曾经对手开始了新的限制。据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在2006年左右的回忆，当时他也曾四处奔走，呼吁美国政府及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俄提供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援助使其渡过这一难关，帮助他们完成从一个旧共产主义、行政指令的系统向一个切实的民主、文明与协作模式的转变，但切尼等人显然不愿意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重新崛起，因而对至关重要的债务重组乃至免除债务问题不肯松口，最终也成为俄式“休克疗法”失败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
当叶利钦在1991年岁末宣布这一大跃进的时候，他曾预期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在一年之后就会结束，而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复苏则将在1992年底开始。不幸的是，结果证明此一预期太过乐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之路较之想象来得更为漫长久远，更为崎岖不平，更为混乱不堪。叶利钦和他的伙伴们很快发现，西方并未将俄罗斯同样视为冷战的胜利者，而是将其贬低为冷战的输家，进而认为俄只能担任西方的小伙伴而非平等伙伴。莫斯科最终发现，西方承诺的经济支持是有的，但大多数是限制性贷款，而且实际数量也远远不足，还强加了新自由主义的处方药。这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让人无法接受，同时也突显了俄与西方，尤其是俄与美国之间越来越不平等的关系。在退出政坛将权力转交给普京的直播电视讲话中，叶利钦终于承认改革计划尽管在最初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却证明异常痛苦的艰难。他曾一度相信“只要一跳，再加一击，我们就能够从那灰暗、停滞、集权的过去摆脱出来，进入光明、繁荣且文明的将来”。但实践证明与此完全相反。他痛苦地坦承，“一次跳跃并不足够达到目标。我在某些方面显然有些天真。有些问题被证明是异乎寻常的复杂艰难”。结果并不是稳进地迈向西化，而是“通过试错的方式艰难前行”，很多老百姓被这些尝试与折腾所震惊。
最令俄罗斯领导人无法认同和接受的，是莫斯科有关俄西方“平等伙伴关系”和“俄美共治”的新两极体系的构想完全破产，经济转型进程中的挫败、西方世界的借机打压混合国内不断升温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觉醒。这一次，丰满的理想被骨感的现实折服，不断增强的政治挫败感和民族耻辱感取代了西倾西靠的最初思维。
1993年，克林顿政府开始公开支持“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领导人宣布加入北约的主张。这一举措使莫斯科同西方国家陷入信任危机。苏联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撤出东欧虽是迫不得已，但从国家安全利益角度看并非危急之举。在苏联和北约国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阔的中立国地带。在国家解体前夕，苏联领导人将东欧国家的“芬兰化”视为维护西部安全稳定更加有效和更节约成本的一种方式。然而他们却晚了一步。到1994年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布达佩斯特峰会上，叶利钦公开发表“冷和平”的演讲，启动了俄西方关系“泛政治化”的第一步。尽管此时，俄罗斯的世界格局和地区秩序观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真正的“泛政治化”随着北约的东扩和科索沃战争而逐步走向高潮。俄罗斯划定的政治红线一再被无视、被突破。莫斯科曾经气急败坏地指责美国为首的西方罔顾双方高层的君子协定，并拿出谈话纪要来证明北约东扩的非法性。但一切都于事无补。在此情况下，“多极世界”的主张被俄罗斯高高举起，其实质是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借助其他非西方的力量中心建立与美国单极霸权制衡的新世界格局。中俄印战略三角成为了时任外长普里马科夫的重要倡议。叶利钦甚至公开提醒西方“一分一秒”都不要忘记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俄罗斯不害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在西方的战略视野中，这恰恰是弱者基于愤世嫉俗所作的非理性选择，俄罗斯被迅速看作一个“失败的、无能的且厌世的前超级大国”。英国学者波波罗指出，如果非要给俄罗斯在这个时期赋予一个身份，那么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俄罗斯衰落的程度和速度的缩影。它既不能脱离苏联的过去，也不能塑造一个新的身份，就连想恢复之前地位的希望也破灭了。于是，在爆发大规模反美反北约民众示威，俄空降兵“紧急降落”在普里什蒂纳，俄美军队几乎爆发军事冲突，以及车臣战火死灰复燃的紧急情况下，俄西方关系也由此陷入了冷战以来的最低谷，充满不切实际幻想氛围中开始的俄西方“新型”关系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了。
第二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环
2000年1月，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当即着手恢复与西方的关系。这一次，有关身份认同的话语再度充当了俄西方关系重新接近的先遣队。和普里马科夫等人在叶利钦第二任期内着力强调的制衡多极论不同，普京反复强调了西方中心的世界观，即俄罗斯是欧洲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试图以此共同身份构建同美、欧沟通的桥梁，克服长期积累的、因西方对俄政策目标缺乏理解而导致的不信任。但不得不客观地说，普京履新之际，俄西方关系的环境还相当恶劣，而他本人曾经的克格勃官员身份也令西方世界对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充满了怀疑。即便如此，为了推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再出发，普京不顾部分幕僚及军方的反对，采取了第一个独立的重大行动，即修复因科索沃危机而破裂的俄北约关系，甚至表达了俄罗斯愿意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惊人想法。和叶利钦相比，普京式“去政治化”的对西方政策的主线不是希望俄全面融入西方，而是采取了与西方相互融合，以及在俄、北美和西欧之间建立牢固的军事政治同盟的政策。
历史总是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甚至偶然性，“9·11”恐怖袭击的发生，促成了俄西方关系的第二场“去政治化”的合作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普京抓住了时机，于恐怖袭击发生当日与小布什第一个通了热线电话，并向他表示了俄方的支持。此时的俄罗斯做好了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的准备，不仅不打算挑战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在海外的地位，更不去阻止华盛顿实现其全球目标。普京通过果断行动帮助美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对美退出反导条约视而不见，同意美在阿富汗实施军事行动期间临时驻军中亚，对美帮助培训格鲁吉亚军队毫无异议等行为表达了构建“去政治化”的新型俄美关系的良好意愿。作为交换，俄罗斯要求美国承认它在独联体地区的主导地位和特殊利益。
这似乎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第一次找到其被西方认可的身份：在加快国内转型的同时充当西方的重要伙伴。在这个普京设想的新合作框架内，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得到俄的尊重，俄则可以适当地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被美国重视，并作为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主要战略伙伴而不被边缘化。2002年4月的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一个月之后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的成立都表明，俄西方关系的新蜜月期又回来了。
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美国明确奉行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政策时，一度热络的俄美对话中止了。华盛顿拒绝以任何方式承认俄在后苏联空间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俄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提供的援助成为一笔无需偿还的债务。对于克里姆林宫的“价目表”，白宫只是一笑了之。
更大的挑战在于2003年，“尤科斯案”、格鲁吉亚“玫瑰绒革命”和2004年“别斯兰事件”以及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接踵而至，直接将俄西方关系，尤其是俄美关系的些许温情吹得一干二净。这几次事件，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精心选择和扶持的亚努科维奇最终在乌克兰政权的争夺中含恨而去，这触及了俄罗斯的后苏联的身份意识的核心。这几件国内和国际大事使普京对于俄可以成为西方平等伙伴的幻想最终破灭了。整个俄罗斯高层再次回到了传统的堡垒思维中，认为西方对俄从来都是奉行两手政策，其本质还是要削弱、遏制俄罗斯，防范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在普京及其侧近人士看来，西方对俄政策不会脱离出这一框架，只不过是某个阶段对俄强硬的一面更为突出，某个阶段对俄示好的一面又明显上升。这一过程将会持续，直至俄西方实力对比发生质的变化。
从这时开始，一个日益清晰的以西方为主要他者的后苏联俄罗斯的身份开始逐渐形成。用英国学者波波罗的话来讲，这个身份是一个混合体，仍在继续地演变，不仅结合了沙皇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思想和特质，更注入了现代的元素，反映了全球化对相互依存的影响。一种新的救世主精神将这些无关联的因素结合起来，其核心信念在于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大国，而21世纪初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在这一思维的主导下，俄西方关系再次进入了“泛政治化”的轨道。2007年2月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普京不仅对华盛顿的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还开出了莫斯科愿同美合作的条件，包括承认俄罗斯政治现状、不干涉俄罗斯内政、保持平等关系、以相互尊重利益为合作基础等。但西方再一次冷眼相对，并没有与莫斯科相向而行。
2008年8月8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的“五日战争”宣告了俄西方关系的第二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周期高潮的到来。当俄罗斯黑海舰队停靠在阿布哈兹港口时，美国第六舰队的旗舰正向格鲁吉亚海岸驶去，这可能是当时最危险的时刻。俄西方关系正以惊人的速度滑向冲突边缘。此时，俄罗斯决策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原苏联时期对国际环境的看法，即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充满敌视和竞争性的世界;拥有一种地理上被包围的恐惧;由零和博弈主导的战略文化以及由势力均衡和全球支配的战略文化。在此情况下，俄西方不断地隔空交火和随之而来的关系降至冷战后第二个冰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环
相对更为自由的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实现二人换位后，俄西方关系迎来了新的一波“去政治化”的国家间关系重建过程。从2009年开始，在初步克服了“五日战争”的震荡效益后，俄美在全球权力转移加速的大背景下推动了恢复关系的“重启”进程。同期，俄罗斯与欧洲也开始致力于推动“现代化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这一次，支持俄西方关系回归合作状态的是俄罗斯精英的另一番世界想象：2008年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国际格局调整的关键因素;国际关系中的无序性正在增长，并主要体现为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对政治和经济进程控制力的下降;国际格局的未来核心问题将是美国和西方的整体性衰落和中国崛起之间的矛盾;在西方整体衰退背景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发展可能会引起美国及其盟友实施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或者将中国引入冲突。中国并不希望卷入其中，但已身不由己。基于此，俄高层认为自身将逐渐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其核心依据是：在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各方围绕俄罗斯的争夺似正日益明显，这既是基于俄的资源和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是由于俄可能成为左右力量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各种力量都试图拉拢俄加入到自身阵营。俄似能扮演类似冷战时期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的中国角色，因而俄处于历史最佳的发展机遇期。
俄罗斯著名智囊机构对未来20年的国际格局发展态势评估乐观地认为，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已经并将继续使主要大国政治精英的战略思维发生变化，即不再追求作为“力量中心”的绝对利益，而将更多奉行 “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在此基础上，大国关系中竞合并存的特点将更加明显。它们总体上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进行合作，但又在选择解决方案时开展竞争;它们在此进程中既考虑其自身利益，又观照其他大国的利益并与之协调。因此，未来20年世界发展演进中将不会出现过往20年间较为典型的剧变和震荡。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强将增加不同国家利益的公约数，有可能形成一个合作大于竞争的全新国家间关系。
但显然，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再一次宣告了俄西方关系“泛政治化”周期的到来，而乌克兰危机则是这一周期的新高潮。如果说普京再度出任总统强化了西方对俄罗斯偏离民主道路滑向专制体制的陈见，从而迫使双方进入政治道德的决战阵地的话，那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逐渐升级则全面改变了普京当局的内外政经议程，使得俄西方的“第二次冷战”比以往来得更真实更猛烈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深度卷入乌克兰危机的俄罗斯和西方的行为逻辑具有强烈的历史周期内涵。这只是过往数百年间俄西方在中部欧亚地区复杂博弈的一个缩影。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俄罗斯和作为“他者”的西方对彼此角色的认定出现了严重的张力。俄罗斯已经习惯将自我塑造为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核心力量”。而对西方而言，俄罗斯始终不是现代性、进步性的产物，因而怀疑俄罗斯并非真心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接受欧洲标准而只能充当边缘性权力。由此，自沙俄伊始的俄罗斯外交始终围绕着谋求“核心”力量的认同、消除西方视野中的边缘身份而运行。在此过程中，除了短暂的与西方合作外，更多的情况是：为了获取西方对俄切身利益的关注，俄不惜用越来越激烈的方式体现自身的存在，这反过来又刺激了西方内心对俄的隐性恐惧，从而被西方视为一种挑战性和破坏性兼具的“修正主义”力量予以打压。这一点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无论乌克兰危机最后如何解决，俄西方相互认知的“核心–边缘”综合体结构都极有可能进一步固化。换言之，俄罗斯的堡垒意识和传统的“不安全感”有望再度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与西方重新融合的可能性?
当普京一次被问到为什么俄罗斯没有成功地与西方建立牢固的关系时，他曾讥讽地回答道：为什么西方没有成功地与俄罗斯建立稳固的关系呢?就身份认同的构建需要本我和他我二者的共同作用而言，普京至少说对了一半。俄罗斯曾一次一次地主动向西方靠拢，只为获得平等对话和合作伙伴的身份，但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中被肆无忌惮地视为只是失败的苏联帝国遗留下来的没有枝蔓的树干、一个虚弱的国际乞讨者、一个靠石油维持生存、没有资格获得意外财富的失败国家、一个地区性的欺凌弱小者的国家。
纵观后冷战时期俄西方关系中的三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环，可以看到俄罗斯自我的定位与西方对俄的定位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偏差并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从低到高的不同组合。这正是两者之间时而合作，时而竞争，时而亲密，时而疏远的秘密所在。俄曾经幻想通过政治上从全能主义制度向自由民主制度、经济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汇入人类文明主流”，但最终却在西方对俄固有的“边缘”角色设定中以一种毅然决然的几乎是逆向而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的回归”。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系列事件中表露出的霸权心态，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的很多社会精英和一般大众对西方的反感，这使得原本植根于俄民族心理中的反西方因子再一次膨胀。克里姆林宫最终得出结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忙于实现自身利益，不会将俄视为平等伙伴，更不用说是与美国同样强大的伙伴。最初的怀疑慢慢发展成确信，即西方国家并不相信俄罗斯民主转型的成功。而美、德、英、法背弃了曾向戈尔巴乔夫作出的不扩大北约的口头承诺，极大地震动了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并成为西方自私和背信弃义的明证，即西方只是利用俄罗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慢慢地，俄罗斯在转型的艰难进程中逐渐体认了理想化的西方形象的破灭进程。俄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发现西方不可以直接作为俄罗斯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楷模：一方面，西方与俄罗斯存在着利益分野和除了合作之外的更多竞争关系;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识思想不能直接套用到俄罗斯的现实中来。
俄西方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周期性变化还可以从民族主义的一面得以解释：在实现制度转型后，俄罗斯既要完成历史上孜孜以求的现代化的任务，以西方的标准完成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又要捍卫本民族的利益，而这不完全是以西方价值为转移的，这种内在的紧张导致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治选择。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取向实际上是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故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俄罗斯以“回归西方文明大家庭”始，但又以“坚持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告终;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始，以市场经济框架内的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传统干预终;以放弃部分主权始，以强化“主权民主”终;以强调全球认同始，以回归民族认同终。而在外交上，则表现为以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始，以俄西方关系的下降和恶化更为常态化告终，并且为了获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俄对“核心”，也即大国身份的追求日益强烈。这种变化无疑正是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延续。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俄罗斯而言，西方不纯粹是一个体系、一个阵营，而首先是一个隐喻。俄罗斯身份认同的构建，都可以从这个隐喻中找到源泉，它可以是合作性的，也可以是冲突性的，具体则取决于对彼此作用的认可程度。无论如何，如果未来俄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构想转变为愿意与西方进行有限的重新融合，那么这一定是以俄方利益为基准的整合。保留自身独特的身份，确保在新合作框架内的主要角色和行动自由将始终是俄罗斯的基本诉求。如果西方能够满足俄的这些需求，乌克兰危机也未尝不能成为新一轮“去政治化”合作的起点。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107118629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7 发布时间：2015/1/7
旧文章ID：1268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50107/20150107024630_4833.jpg")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右二）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http://dangshi.people.com.cn/mediafile/201101/21/F2011012113464424992301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