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路透中文网

　　当要求全面民主普选的人士威胁要上街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想向香港传达某种政治信息，于是召集了主导香港经济的富商们会谈。他9月22日会见香港富豪访京团时的发言没有妥协，但也并不令人意外。据参加会见的两位人士指出，习表示不接受任何主张香港普选的要求。

　　就在这次会见六天之后，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将威胁付诸实施，开始了持续两个多月之久的街头占领活动。尽管习近平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商界富豪时发出的信息未能阻止示威者，却显示出北京认为香港的实权在谁手中。

　　中国正加强对香港商界的控制，在政治上实施怀柔政策的同时，中资企业在香港多个关键行业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包括房地产、金融、电力、建筑和股票市场。

　　其中的许多行业，几十年来一直由习近平会见的那些商业巨擘把持着。例如，亚洲巨富李嘉诚，经营赌场和娱乐业的亿万富翁吕志和，以及棕榈油大亨郭鹤年。现在，他们面临大陆企业进军香港的趋势。

　　这一变化的最明显迹象是，大陆企业在中环地区租赁写字楼的情况。中环是香港金融中心的核心地段。据中信里昂证券(CLSA)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大陆企业目前占中环地区写字楼新签租约的50%以上，远高于2012年的20%

　　所有主要商业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据商业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中环、金钟、上环和湾仔区的25个甲级写字楼，中资企业入驻的比例从2008年的13%上升到今年稍早时的21%。

　　“我们强烈预期会有更多的大陆金融企业入驻香港，”房地産代理谘询企业第一太平戴维斯的研究及顾问谘询部主管盛世民(Simon Smith)表示，“他们喜欢地标物业，高档大厦。如果有机会，他们通常喜欢冠名权。”

　　**价钱不是问题**

　　在88层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堂名牌上，大陆企业越来越多。其中包括2011年成立的国开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它是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海外投资公司。

　　“如果你现在去国际金融中心，跟五年前相比，很容易看出现在多了很多中资企业，”中信里昂证券报告撰写者王艳向路透表示。

　　虽说香港楼市已经习惯了天价地，但今年中资国有开发商中标价最高超出预估拍卖价20%，还是震惊了香港本地的老牌地产巨头。去年年中至今，在香港最大的住宅和商业新发展区–旧机场启德，售出的六块可用地块中有两块被中国海外发展(0688.HK: 行情)购入，一块由保利置业集团(0119.HK: 行情)揽入囊中。

　　“对它们来说价格不是问题，所以他们开出的价格让所有人都吃惊，”一家香港上市开发商的前高管称，他在6月离职前负责土地竞标事宜。

　　保利发言人不予置评，中国海外未回覆路透经电子邮件发送的问题。

　　在1997年回归后，香港与大陆的商业联系可预见会更为密切，而中国政府还明确表示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经济整合也是核心问题。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模式治理香港，为720万港人提供广泛的个人自由。当局的部分愿景是，将香港纳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与深圳、广州等华南城市融为一体。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专有一章论述“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政府希望借助若干举措，把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联系起来。

　　**“将像纽约一样”**

　　根据上述规划，香港将成为该地区购物、贸易、服务和物流领域的领导者。在金融方面，香港将作为人民币的离岸市场。

　　目前，正在建设的交通网络包括：连接香港和广州的高铁，以及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的港珠澳大桥。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可以让通勤者和游客快速通行。

　　“未来将像纽约那样，住在长岛或新泽西的人们每天通勤，到曼哈顿上班，”香港企业家、有“兰桂坊之父”之称的盛智文表示，“那些不能在香港安家的人们，可以住在深圳，花10分钟时间就能到香港。”

　　中国建筑国际(3311.HK: 行情)等大陆建筑企业，也在夺取市场份额。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韦志成在接受专访时称，以合同金额计算，1990年代中期大陆企业在公共工程合同中占比低于15%，现在则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大陆中资企业快速在香港扩张的同时，西方银行和金融机构仍在香港保有很强的地位。例如，全球性银行汇丰控股(HSBA.L: 行情)(0005.HK: 行情)2013年底时在香港的雇员超过2.8万人。

　　对北京而言，经济影响力增强，但支持率并未随之提高。由于香港居民在回归17年后仍缺乏认同感，中国不时以秘密手段来加强控制。比如，本月稍早路透报导称，一些已退休的香港警察参与了大陆组织的跟踪香港民主派人士的监控工作。

　　虽然香港占中运动最终落幕，但高峰期间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占中运动给习近平带来严峻挑战。占中抗议者要求香港在2017年实行全面普选，但大陆当局坚持，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中国官方媒体报导称，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上周五(12月26日)到北京述职时，得到了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支持。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梁振英办公室均未回复路透发出的问题。

　　**互动并不全然融洽**

　　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有时非但没有促进相互理解，反倒加剧了紧张情绪。产生摩擦的一个源头就是房地产市场，内地富人涌向香港购置房产，协助推高房价，而香港房价本就超出许多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

　　“你可能会以为，大陆的资金、企业和人才流入香港，加上大陆为香港提供优惠的经济政策，应该会使民众在情感上更加融合，而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体化;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崔大伟说。“这里的有钱人，心是跟着钱走的，但中产阶层和学生却不是这样。”

　　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不时可以发现这样的迹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赴港旅游，对于香港的零售商来说是好消息–大陆游客的数量从2011年的2,800万激增至去年的4,070万;但另一方面，大陆游客和香港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却并不是总是那么和睦。今年稍早，一对大陆夫妇让自己两岁的女儿在香港街上小便，即与当地青年产生冲突。

　　“要是没有大陆人，香港就是个非常小的城市，”盛智文这样看待游客量的增长。“没有了大陆人，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就什么也不是。他们会亏钱的。”盛智文曾任香港主要游乐园之一海洋公园主席。

　　在香港爆发示威活动前夕，习近平会见了香港的商业大亨和精英代表团。一位代表对路透称，习近平没有表现出担忧的迹象，反倒暗示与其他问题相比，香港问题相对较小。

　　在谈及香港之前，习近平向这些富豪们介绍了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这位代表称，习近平告诉这些商业大亨，中国如今是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他的注意力会主要放在与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上面。

　　当习近平终于谈到香港时，他说北京方面无意改变对港的任何政策，并敦促这些大亨们支持香港特首。他还表示，香港经济正在落后于新加坡、台湾和韩国。

　　李嘉诚、吕志和以及郭鹤年都是当时与习近平会面的代表团成员。他们均未回覆路透的提问。

　　**淡化示威活动的影响**

　　在本月稍早的采访中，另一位代表–香港律师会前主席林新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已明确香港的政治前途不可能偏离既定方针。他并未直接引述习近平的原话，但表示他认为示威活动对中国领导层而言，构不成大问题。

　　他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在30年前香港经济对中国更为重要的时期，情况可能大不相同。如今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仅为全国的3%，但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这个比重接近五分之一。

　　不过，召集香港商界领袖一事，暗示北京方面的担心可能比他们打算承认的更大。2003年中国试图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引发50万人上街示威，当时也曾召集香港商界领袖前往北京。该提案后来被撤回，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最终也被迫辞职。

　　中国一方面考虑如何抑制香港的政治改革要求，一方面也从未停止对香港的经济扩张。根据金融服务研究机构SNL Financial的数据，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中资银行在香港共开设了将近500家分支机构，占全部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约40%。

　　香港金融系统与大陆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特别是香港业已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中枢。点心债市场的规模正在迅速追赶以港币计价的债券。

　　根据行业统计，点心债自2007年首次发行以来，其流通规模一路攀升至7,000亿人民币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ADB)汇整的数据，点心债的规模接近港元计价债券的60%。

　　大陆企业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赴港上市，目前在恒生指数中占到54%的比重。

　　**大陆巨头进军香港**

　　根据中国政府的珠江三角洲发展规划，广东和香港将寻求整合交通运输、能源和电网基础设施。参与香港和大陆政府相关协商的业内专家表示，香港方面正在推动从中国大陆引入电力，以减少污染，并降低富豪家族控制的两大香港公用事业企业的主导地位。

　　香港电网并未与中国南方电网联网，南方电网负责广东省和另外四个南部省份的供电。香港电网如并入中国大陆电网，将给香港本地的主要公用事业企业带来竞争，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强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关联。这两家香港主要公用事业企业分别是嘉道理(Kadoorie)家族控制的中电控股(CLP Holdings)，以及亿万富翁李嘉诚的电能实业有限公司(Power Assets Holdings)。在所谓的“管制计划”下，这两家香港企业几十年来一直是旱涝保收。

　　但大陆电网巨头目前正在进军香港。中国南方电网去年斥资16亿美元，收购中电控股电力子公司青山发电(Castle Peak) 30%的股权;而中国国家电网也于2014年年初斥资大约12亿美元，投资电能实业分拆子公司港灯电力投资(HK Electric Investments)的首次公开发行(IPO)。

　　香港环境局在电邮回复中表示，从大陆引入电力供应是目前考虑的两个选项之一。中电控股和电能实业没有回复记者在邮件中的提问。

　　大陆人尚不得其门而入的一个领域，是香港的精英俱乐部。除了大量发行债券的俱乐部，如深湾游艇会(Aberdeen Marina Club)和香港赛马会(Jockey Club)之外，像大陆客这种新来者很难成为其它香港精英俱乐部的会员。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等待期有的长达20年。

　　但在妇女游乐会(Ladies Recreation Club)和香港高尔夫球会这些地方，肯定有更多大陆人。

　　“大陆人还没有找到有效途径进入香港的俱乐部，”一名身为三个俱乐部会员的香港居民表示，“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完)

　　(编译 张涛/朱晓军/杜明霞/艾茂林/陈宗琦/王颖;审校 郑茵/龚芳/蔡美珍/屈桂娟)

来源时间：2015/1/2   发布时间：2014/12/31

旧文章ID：1199

作者：归宿  来源：政见

　　“亚太再平衡”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的主基调。但在过去几年，由于中东、乌克兰危机不断，加之美俄关系持续紧张，奥巴马政府并未全力投入“亚太再平衡”，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成果大打折扣。

　　不过，随着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进入最后两年，他留下政治遗产的愿望也更为强烈。相较于需要复杂政治角力的国内政治议程，外交领域无疑更容易有所建树。前不久，奥巴马不顾反对，突然宣布与古巴恢复完全外交关系，就充分展现了其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的决心。重返亚太再平衡(Return to the Asia Rebalance)作为影响未来美国外交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国内也有一定政治共识，很有可能成为2015年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美国的主要智库早已为此做了充分的智力准备。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初发布的《大赌注和黑天鹅：外交政策简报》中，就将重返亚太再平衡列为“强力推进”(Double Down)项目。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研究报告《成本增加战略》中提出，奥巴马政府应效仿冷战后期的里根政府，在亚太地区主动提高竞争的成本，并以此配合重返亚太再平衡进展。兰德公司的报告《美国陆军在亚洲：2030-2040》，则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框架内，论证了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将主要陆军军力部署调整至亚太的必要性。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近期的报告《亚洲的联盟防御》，则强调美国应通过重返亚太再平衡，与地区盟国构建联合防御体系，以应对地区不断上升的各类安全挑战。

　　大西洋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的《美国在亚洲的拓展威慑战略》(The Future of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Asia to 2025)特点更为鲜明。这篇报告由美国前副防长阿米蒂奇和前副国务卿坎贝尔领衔的工作组(Task Force)审阅，带有更多的鹰派色彩，提出的建议也更具体强硬，表明了美国推进重返亚太再平衡的一种典型思路和范式。

　　报告开篇即指出，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缘地位日益重要，安全环境趋于复杂，美国及其盟国在地区遇到的各类挑战也明显增多。这其中，对美国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中国、朝鲜等国家“蚕食”现状，试图逐步构成既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颠覆亚太地区现有秩序。由于这些“蚕食”行动往往规模不大，美国难以“大张旗鼓”加以应对，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核威慑甚至常规军事威慑失效，损害美国在地区的承诺和信誉，甚至危及美国在地区的联盟体系。

　　报告认为，当前美国在地区的利益碎片化、多元化，有必要改革现有的威慑战略，推行“拓展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战略。这意味着：尽管核威慑核心地位不可动摇，但威慑的范围需要得到进一步延伸，包括常规军力打击投送、争夺网络和太空主导权、经济制裁等非核乃至非军事手段要素也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报告指出，“拓展威慑”战略应由三大支柱支撑。

　　其一，是美国依然作为世界和亚太的重要力量的承诺。这要求美国继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并持续向亚太盟国传递“美国不会离开”的信息。

　　其二，是建立地区“反反介入-区域拒止”(Counter-A2AD)网络。由于中国近年来着力发展DF-21等“点穴式”精确打击武器，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沿海防卫体系，已形成一定的反介入能力，对美军在亚太兵力投送使用构成阻碍。目前来看，美国在亚太建立新的集体安全条约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有必要加强与盟国和东盟重要国家防卫政策的沟通和协调，建立安全网络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反介入能力。

　　其三，是发展轻便、灵活、小型化的快速反应能力，并扶持国防领域颠覆性新技术的建设。当前美国处于财政减支状态，防务支出需要“精打细算”，价格相对低廉的潜艇、无人机以及更为小型化、可快速反应的打击平台更符合“拓展威慑”的要求。加大对于颠覆性新技术的投入，其目的也是在开支削减的背景下，保证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占据上风。

　　报告最后针对“拓展威慑”战略提出了九条具体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与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加强战略对话;与中国全面接触，构建更为全面稳定的战略关系;升级加强美日、美韩同盟;通过高层推动以及加强与相关国家协调等方式，保证美国主要军事力量调整部署至亚太的承诺落实;加速推动完成TPP谈判，充分发挥经济和贸易手段在“拓展威慑”中的作用等。

　　长期以来，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直指中国”，其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发展”。更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在国内外发展、改革以及利益拓展中遇到的阻碍全部归咎于“亚太再平衡”。事实上，尽管中国的崛起的确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以此应对变化中的国际和地区力量格局，并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占据主动。

　　亚太地区是全球力量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区域，仅从美国自身国家发展来看，重返亚太再平衡也是必行之举。对于中国而言，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使得周边外交牵制因素增多，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这就要求中国更好的分配外交资源，统筹好大国和周边外交两对关系，同时在涉及海洋、领土等敏感问题上的决策和行动更为慎重。美国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一步科学化、精细化。

　　参考文献

　　Manning，R. A. (2014).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Asia to 2025. Atlantic Council，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来源时间：2015/1/2   发布时间：2015/1/1

旧文章ID：1198

作者：王泳桓  来源：澎湃新闻

　　“Life begins at 40.”

　　倪世雄说，40岁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他一年半后踏上了美国哈佛大学的访学之路，那一年，他已经40岁。

　　受益于这一历史机遇，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的倪世雄，成为最早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

　　在哈佛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倪世雄回到复旦大学专心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等有影响力的著作，也奠定了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崇高地位。

　　对目前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问题，倪教授认为，建立“中国学派”，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队伍，和支撑这个队伍的基地。还要出几个国际公认的学者，出几本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这样人家才认可你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也是倪世雄教授从教50周年。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倪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也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35年发展历程的看法。现在中美两国正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此，倪世雄教授表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从零开始，而是有着35年的基础。但他也指出，要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困难性做好思想准备。

　　从外文系“半路出家”到国际政治系

　　澎湃新闻：您是怎么开始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

　　倪世雄：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时代的背景。1964年，我当时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当老师，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教学工作也就因此停止。到了1972年，当时复旦大学开设了一个所谓的工人大使班，是“四人帮”搞的这个项目，班里的学员大都是工人出生，也是各自工厂的骨干或者先进工作者。因为需要外语老师，所以我就从外文系调到了国际政治系。

　　文革结束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复旦大学招收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国际政治系学生，我当班主任，后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际政治这个领域。现在回过头去看，应该说，不是我选择了国际关系研究，而是时代背景使然。

　　澎湃新闻：转到国际政治系之后呢?

　　倪世雄：转过来之后，我就觉得光外语好不行，专业背景也要好。所以我就自己开始看书，编一些有关外交会议、国际关系理论等的教材。为了让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能够逐渐熟悉国际政治的外语表达，提高他们阅读国际政治外刊书籍的能力，我也开始从原来的纯教英语慢慢转向教专业英语。

　　澎湃新闻：您作为中国第一批赴哈佛大学做国际问题博士后研究的访问学者，去美国学习的机会是怎么得到的呢?

　　倪世雄：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哈佛大学一个教授代表团下半年的时候来中国几所大学选拔人去美国留学，他们提供奖学金。后来，全国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参加了面试，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时我觉得自己希望不大，因为无论是从外语还是专业角度，另外一些候选人都要比我好。我清楚地记得，面试我们的是当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79年下半年面的试，1980年2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

　　说真的，我当时是又惊喜又意外。能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读书肯定感到惊喜。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我前面说了，面试的时候自己感觉并不好。后来我到了哈佛见到孔飞力，我问他选择我的理由。他跟我说，他们知道我们这一批人刚经历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基础什么的都不好。之所以选择我，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外语还行。第二个原因是我当时回答问题的反应也还可以;第三个原因他说是因为我比较诚实，不懂就是不懂，不会不懂装懂。

　　澎湃新闻：在哈佛大学留学有什么感受?

　　倪世雄：去了之后，我发现，当时我们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了解得非常少。汉斯•摩根索(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的《国家间政治》什么的一点都没听说过，因此在选方向时我就大胆地填了国际关系理论。

　　刚开始非常难，我就拼命看书。我去美国时正好40岁，有一天进入电影院，刚好在放映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卡茜娅当年40岁，经历坎坷，但她始终没有泄气过，经过努力最后获得了成功。

　　电影里有句台词，叫做“Life begins at 40”，这句话对我震动非常大。原来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40岁重新开始!在那时，这句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前面说到，刚开始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我是一点都不懂的。后来，有人建议我应该去见见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西方国际关系领域大师)。我当时担心和他谈不了什么内容，所以我就去哈佛图书馆找他的书看。我在找他书的时候发现，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好几间房间全部都是讲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我当时都呆掉了，但又觉得兴奋。

　　我在做了一些功课后去见斯坦利•霍夫曼，他看我还能讲一点专业知识，外语也还行，对我感觉不错，就说收我做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我当时跟他说正在看他写的书，他却让我不要看，也不建议我看汉斯•摩根索的书。他给了我一本罗伯特•利柏(Robert Lieber)(注：斯坦利•霍夫曼的学生)写的书，告诉我这是入门书，也正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把我引入到了国际关系领域。

　　40岁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哈佛大学回国后不久，我就开始专心搞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研究，这一做我就无法割爱了。

　　但我自己也明白，在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我自己有着很大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我的基础差。虽然回国之后我在引进、介绍、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做了一些事情，但在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就显得很不够。

　　因为构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很深的历史、哲学、经济等理论功底，但在这方面我一直就显得比较薄弱。后来我意识到要多看点书，但因为有的时候其他事情太多，好多书都没有看完，沉不下心，基础就一直没补好，一写起文章来自己也觉得写不深，就是因为缺乏历史、哲学等理论基础。

　　当然，我也觉得不能空谈理论。特别是后来在谢老(注：谢希德，复旦大学前校长)的领导下，我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做研究。随着到美国出访交流机会的增多，我也写了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书和文章，力图把我学过的理论跟实际联系起来。

　　形成“中国学派”还很远

　　澎湃新闻：那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有哪些问题存在?

　　倪世雄：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引进、介绍、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还是做的不错的。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我们这一二十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学者也正致力于从中国角度，用中国声音、中国故事来为当前国际上新出现的问题提供理论解释。因为时代的原因，我们相继错过了西方前两次国际关系大论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也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中。

　　现在大家讨论比较集中的是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问题。我认为，建立“中国学派”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吃透;第二个是要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深入的了解;第三要把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加以利用;第四则是要把握和提炼中国建国60多年外交实践的特色和经验。

　　这些准备做好以后，我们还面临一系列问题，那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队伍，以及支撑这个队伍的基地。还要出几个国际公认的学者，出几本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这样人家才认可你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我们目前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来源时间：2015/1/2   发布时间：2014/12/30

旧文章ID：1197

作者：  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王毅出席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2014年12月24日，外交部长王毅出席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盘点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的演讲，全文如下：

　　很高兴在岁末年终之际应邀出席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和大家一道回顾2014世界风云，盘点2014中国外交，集思广议，群策群力，把中国外交办得更好。

　　2014年，世界形势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动荡不安。地区冲突交织迸发，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国际秩序加速演变。总的看，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更加突出，合作与变革的呼声更加高涨，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更加强烈。

　　2014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行法治，带领13亿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合作共赢，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纵观2014年中国外交，我们积极探索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进程，积极开展与世界各主要方向友好交往，积极推动各种地区热点的和平解决，积极为国内发展服务并创造良好环境。在去年外交成功开局基础上，又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进展。

　　第一，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弘扬中国理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实践创新，继去年提出中国梦、坚持贯彻正确义利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之后，今年又相继推出新的理念。

　　一是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迄今有关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各个具体方向外交理论创新成果的融会贯通，是对我国一贯坚持的平等互利、开放共赢外交理念的丰富发展，也是对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学说的创新超越。

　　新型国际关系，新在合作共赢这个核心上。我们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把实现合作共赢确定为国际间交往的根本目标，符合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国外交的一贯追求，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崭新思路，必将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二是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这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还提出另一个重大外交理念，就是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以结盟对抗为标志的冷战终结后，我们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始探索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截止目前，我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习近平主席此次明确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对过去20多年来我国成功实践的提炼和概括，使我们关于构建伙伴关系的思路更有战略高度，更具全球视野。

　　我们构建的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平等性。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要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相互平等相待，相互理解支持。第二是和平性。伙伴关系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排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第三是包容性，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异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与共同追求，正像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当然，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仍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作出自己的判断。

　　三是提出构建亚太梦。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亚太梦并系统深入阐述其内涵，指出亚太梦的精神内核是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根本目的是实现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引领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为人类社会的福祉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亚太梦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一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动荡的形势下，亚太已日益成为全球稳定之锚和繁荣之基。同时，各种力量加大对亚太投入，地区格局经历深刻调整，亚太向何处去，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二是亚太各种双边和多边机制相继建立，内涵各异，理念不同，亚太整体合作如何推进，需要适时凝聚共识。三是中国作为亚太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是今年APEC峰会的主办国，中国将如何引领亚太的发展方向，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主席通过北京APEC会议，鲜明提出亚太梦理念，推出建设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四点构想，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各方关切，引领了区域合作方向，在亚太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提出亚洲安全观。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有关内容为各方所接受并写入上海宣言。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是我国总体安全观的对外延伸，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扩大了中国安全理念的国际影响，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稳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念。

　　中国借助亚信这个平台，高高擎起安全合作这面旗帜，着眼构建开放包容的亚洲安全新架构，摒弃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的不安全之上的旧思维，标志着中国愿意更加建设性地参与亚洲安全事务，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上述新理念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外交理论创新成果一脉相承又层层递进，进一步清晰勾勒出我国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考轮廓，为当代国际关系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

　　第二，为深化全方位对外交往开展中国实践。十八大以来短短两年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先后出访17次，足迹遍及五大洲50多国，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近500人次，在世界上刮起强劲的“中国风”。一年来，我们在主要对外方向上均取得重要进展：

　　在周边方向，我们大力推进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2014年，我国与周边国家继续密集高层交往，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彼此利益融合不断深化，相互理解逐步加强。

　　继去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之后，我们今年又召开中、印、缅三国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活动，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周边和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反响。

　　我们推进同东北亚国家务实合作，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蒙古进行专访，用“四个伙伴”丰富了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将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与日方就如何处理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迈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第一步。

　　我们继续推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去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7”合作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协力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大战略等新建议。我们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

　　我们实现对中亚国家访问全覆盖，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成功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建立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签署了商谈10年之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启了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

　　我们加强与南亚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主席访问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建立中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启动中斯自贸区谈判，启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有力推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在大国方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成功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元首继庄园会晤之后，又续瀛台夜话，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建立两军互信机制等众多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二年首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一年两次来华，中俄元首五次会晤，两国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拉紧了两国利益融合纽带。

　　中欧合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欧，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把中欧关系提升到新高度。李克强总理年内三次访欧，推动中欧务实合作迈向创新合作的新境界。出席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开创了中国装备尤其是高铁装备与技术进入欧洲大陆的先河。

　　金砖国家团结合作不断深化。习近平主席对印度、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接待南非总统访华。中印一致同意沿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进一步构筑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两国务实合作实现新突破。中巴决定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探讨建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跨越南美大陆的两洋铁路。

　　在非洲方向，继去年习近平主席首访非洲提出“真实亲诚”四字对非工作方针后，李克强总理今年访非，进一步提出推动“七大合作工程”、共建“三大交通网络”等重要倡议，中非铁路、矿业、农业大项目合作取得新的进展，进一步充实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在拉美方向，习近平主席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中拉关系史上首次领导人会晤，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为中拉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搭建了新平台，实现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

　　在中东方向，我们将中国与埃及、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主办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打造“1+2+3”合作新格局倡议，得到阿拉伯国家热烈反响。

　　在南太方向，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中澳、中新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与南太岛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了同南太建交岛国整体合作。

　　纵观两度春秋，面对新形势、新需求，中国的外交开局成果丰硕，整体布局全面展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型。

　　第三，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深知自己的责任，也在为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们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为世界特别是亚洲经济顶住下行压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在全球独占鳌头，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信号，明确了中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我们将对内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持健康稳定的中高速增长，推进经济结构向中高端升级，持续造福中国人民;对外深化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提供消费品的世界工厂进一步向提供制造业装备的重要基地迈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繁荣。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欧亚大陆共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带一路”着眼弘扬古丝绸之路互学互鉴、和睦共处的精神，拓展我国同欧亚大陆方向国家各领域互利合作，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对外合作的总体构想。

　　就我国自身而言，这一构想与我国加快中西部开发、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与我国推进“走出去”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合作格局密切相关。就国际层面而言，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出发点是希望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的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一带一路”为古老的欧亚大陆开创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将为这片广袤大地的振兴插上两支强劲的翅膀。

　　“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来，已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设立，中蒙、中泰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积极推进，中韩、中澳等自贸谈判开花结果。“一带一路”构想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显现。

　　我们倡导亚太自贸区建设，为引导亚太区域合作前进方向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以主办APEC会议为契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并批准相关路线图，超越并整合本地区日趋碎片化的双多边自贸安排，成为APEC进程中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引发各方强烈共鸣支持，对实现亚太各种区域合作安排的相互包容与促进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为改革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推动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公报将中方倡导的经济结构改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内容，与美国、澳大利亚共同起草并推动峰会核准“二十国集团能源合作原则”，积极参与多边领域的议程设计和规则制定。我们推动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启动筹建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出新贡献。我们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中美共同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示范效应。

　　第四，为解决全球热点问题发挥中国作用。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我们不仅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在国际事务中也坚持做主和派、促和派、维和派。

　　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持阿富汗国内局势的三重过渡。宣布对阿富汗提供新的援助与大型培训计划，积极致力于维护阿富汗的和平稳定。成功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会，确定64个建立信任措施优先合作项目，为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注入了新活力，设立了新标杆。

　　我们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进程。我国领导人多次直接深入做有关国家领导人工作。我们在谈判伊始就打出五点政治主张，在谈判过程尤其是关键节点上提出中国的思路和方案，为弥合分歧，打破僵局，推进谈判发挥了公认的建设性作用。

　　我们面对埃博拉疫情这一近30年来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第一时间向非洲兄弟伸出援手，向疫区国及周边国家先后打出四轮总计7.5亿元人民币援助，派出1000多人次的中国传染病专家和医疗人员赶赴一线参与救援，在疫区及时援建治疗中心，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我们在危机爆发初期就提出旨在推动政治解决的三点建议，鼓励探索兼顾各方合理利益和关切的政治解决方案，得到有关各方积极评价。

　　我们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渠道深入做各方工作，为重启六方会谈积累创造条件，为把半岛核问题重新纳入可持续、不可逆、有实效的对话进程作出不懈努力。

　　我们提出解决巴以冲突五点和平倡议，4次派中东问题特使赴有关国家穿梭斡旋，接待巴勒斯坦总统特使访华，以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名义分别向加沙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为缓解巴以紧张局势、维护中东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

　　我们积极参与解决叙利亚问题，推动召开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提出政治解决叙问题五点主张，鼓励叙利亚各方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兼顾各方利益的“中间道路”。我们为安理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涉叙人道主义决议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大力推动解决南苏丹冲突，相继接待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团访华，委派特使密集进行穿梭外交，平衡、深入做双方工作，为稳定南苏丹局势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我们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与周边一些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和正当权益的同时，积极倡导处理南海问题“双轨”思路，强调有关争议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得到地区多数国家理解支持。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使对外工作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外交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揭开新的历史篇章。以上我介绍的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中国贡献、中国作用，自始至终都贯穿并充满着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贵在“特色”二字，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特色，首先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拥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外交的根基所在。

　　第二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等优良传统，同时要与时俱进，不断对此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

　　第三要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践行平等等特有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有助于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第四要坚持为国内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与其他大国的一个重要不同。中国的外交必须紧紧围绕国内发展这个大局，为此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

　　同志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惟其艰难，才更显宝贵。秉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开拓奋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提出的郑重要求，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希望大家凝聚力量，汇集智慧，共同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来源时间：2015/1/2   发布时间：201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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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潘亚玲：“战略区间设置：美国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选择”，《外交观察》，2014年第3期
• 　　信强、金九泛：““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动员和支持作用””，《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
• 　　信强：“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
• 　　涂怡超：“基督宗教与当代美国移民政策”，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0辑)(CSSCI来源集刊)，时事出版社，2014年12月
• 　　涂怡超：“‘自由美国’的普世叙事：宗教与当前美国公共外交”，《美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 　　信强、付大安：“中美安全博弈视角下的钓鱼岛争端”，《美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 　　潘锐：“China’s WTO Membership and the Non-Market Economy Status: Discrimination and Impediment to China’s Foreign Trad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12
• 　　信强：“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
• 　　信强：“民主党内部分歧与争斗对美国医改进程的影响”，《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
• 　　徐以骅：“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现状与趋势”，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9辑)(CSSCI来源集刊)，时事出版社，2014年11月
• 　　宋国友：“From purchasing treasury-bonds to FDI: China’s New Financial Strategy towards the U.S.”，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14,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4
• 　　韦宗友：“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
• 　　蔡翠红、杰古：“网络战叙事的结构分析：主体和动因”，《情报杂志》，2014年第8期
• 　　宋国友：“从国债到投资：中国对美金融战略新方向”，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7月
• 　　吴心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评估与建议”，《复旦学报》，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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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国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限制与策略”，《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4年第1期
• 　　徐以骅：“美国圣公会与中国社会”，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1辑)(CSSCI来源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 　　宋国友：“2013年美国经济：强化增长基础^”，载黄平、郑秉文主编《美国蓝皮书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 　　吴心伯：“美国引以为豪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红旗文稿》，2014年第12期
• 　　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大数据变革及其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
•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 　　潘亚玲：“国际规范更替的逻辑与中国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 　　宋国友：“德国新政与欧盟前景”，载《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
• 　　宋国友：“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 　　汪晓风：“社交媒体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运用”，《美国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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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翠红：“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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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1   发布时间：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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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吴心伯：《积极运筹谋求中美长期战略稳定》，2014年08月
• 　　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大数据变革及中国应对》，2014年08月
• 　　潘亚玲：《美国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举措与中国应对》，2014年07月
• 　　徐以骅：《中国的“网上宗教”问题：现状、影响与管理》，2014年07月
• 　　吴心伯：《我国应在亚信峰会上提倡“公民安全观”》，2014年05月
• 　　宋国友：《谋求亚信会议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三大结合》，2014年05月
• 　　徐以骅：《安全与统战——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双重解读》，2013年09月
• 　　吴心伯：《日本鸠山政府对外政策影响及对策建议》，2010年09月
• 　　吴心伯：《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2009年04月
• 　　吴心伯：《美国对台湾岛内政治影响之研究》，2006年12月
• 　　蔡翠红：《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2006年12月
• 　　倪世雄：《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及我国的对策》，2004年01月
• 　　吴心伯：《以台制美和以美制台两手策略研究》，2003年12月
• 　　沈丁立，王公龙：《中美台关系研究》，2003年02月
• 　　倪世雄，孙哲：《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评价及我国外交对策》，2002年11月
• 　　沈丁立，吴莼思：《美国太空战略对我国安全的影响》，2001年09月
• 　　沈丁立等：《中国入世背景下上海市技术引进格局的调整思路及对策》，2001年03月

来源时间：2015/1/1   发布时间：20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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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潘亚玲：《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
• 　　倪世雄、赵可金编著：《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09月
• 　　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09月
• 　　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1辑)》，三联书店，2014年07月
• 　　徐以骅著：《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07月
• 　　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06月
• 　　吴心伯主编：《中美关系战略报告2013》，时事出版社，2014年06月
• 　　吴心伯等著：《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时事出版社，2013年09月
• 　　张家栋主编：《美国反恐怖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事出版社，2013年06月
• 　　宋国友著：《中美金融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06月
• 　　潘锐等著：《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05月
• 　　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05月
• 　　约翰·F.威尔逊著，徐以骅等译：《当代美国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03月
• 　　朱明权主编，潘亚玲、毛瑞鹏副主编：《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73-197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08月
• 　　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 　　朱明权主编，潘亚玲、毛瑞鹏副主编：《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06月

来源时间：2015/1/1   发布时间：20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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