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编译：史春树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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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乌克兰危机一发而不可收，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便好似数九寒天的气温，一路跌向冰点。不过，一群在二战前远赴苏联的非裔美国人及其后代却用亲身经历证明，无论彼此的隔阂乃至敌意有多深，这两个大国间的民间往来始终不曾中断。尽管一度被苏联奉为座上宾，而又甚少被美国所关注，当这个被忘却的群体重回聚光灯下，他们的双重身份依旧鲜明。
家门内外，双重人生
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伊米莉亚·泰恩-门萨在公共场合看上去和其他苏联孩子没有两样。她阅读文学大师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经典，聆听彼得·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并且发自内心地相信，苏联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人间天国，男女老少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
然而，家中的大门关闭后，伊米莉亚的私人世界里，却有着普通苏联人无法想象的元素——爵士乐、感恩节和黑人民谣，每逢节日，即兴准备的黑人传统食品都会取代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罗宋汤。事实上，伊米莉亚身上流淌着非裔美国人的血液，70多年前，她的父亲乔治曾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但此后便挥别祖国，投入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怀抱。
十月革命之后的20多年间，苏联曾经接纳了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其中一小部分追随信仰而来，更多的是好奇的冒险家，还有些像老乔治这样，对这个国家其实一无所知。
如今，73岁高龄的伊米莉亚坐在莫斯科的公寓中，望着父母的黑白合影与孙辈们的彩色照片，任思绪跨越时空。“每当有人从美国到苏联来，父亲都会嘱咐他们，‘千万记着给我带些唱片’”她说。“他不仅喜欢‘爵士乐第一夫人’艾拉·菲兹杰拉德、著名作曲家‘公爵’艾灵顿和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还痴迷于古典音乐、歌剧和芭蕾。”
相比父亲，伊米莉亚无疑更加幸福。从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她过起候鸟式生活，夏季在俄罗斯度过，冬天则回美国居住。粗略的统计显示，在今日俄罗斯，像她这样的非裔美国人后代还有四五十名;如果扩大到整个前苏联地区，这个数字可能在100人到200人之间。
莫斯科执政者的座上宾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非裔美国人在俄罗斯(苏联)的经历，俨然两国关系复杂性的一个生动注脚。目前，身在纽约的俄罗斯导演德米科夫斯基正在拍摄纪录片《俄罗斯黑人：红色的经历》，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后代的生存状态。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莫斯科的官员们遂向欧美各国广发“英雄帖”，希望借机招募本国急需的劳动能手和专业人员。结果，总共约有18000名美国公民响应号召，前往当时依然颇为神秘的苏联。
“这些人享受了10年的好时光。”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埃里森·布莱克利指出，多数美国移民都想寻求更好的生活，想方设法逃离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窘迫。至于其中的非裔美国人，普遍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寻找一个能够让自身摆脱种族偏见和歧视的新世界”。
据伊米莉亚回忆，父亲乔治不仅是运动健将，还拥有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大学的文凭。尽管在美国黑人中出类拔萃，毕业后的他只能找到餐馆清洁工这样的活计。“所以，父亲才会牢牢抓住移民苏联的机会。”1931年，乔治·泰恩加入美国共产党员奥利弗·戈尔登率领的11人队伍，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他的同伴中，不少人来自历史悠久的高等院校，职业涵盖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艺人、记者和律师。苏联方面则对这些“黑皮肤同志”来者不拒，大方地为他们提供“红地毯”待遇，从丰厚的薪水、住房补贴到免费假期。
“他觉得苏联给他的待遇好过美国，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不过，伊米莉亚强调，父亲生前并未加入苏联共产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标兵
叶莲娜·汉嘉是奥利弗·戈尔登的孙女，今年52岁的她在莫斯科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叶莲娜回忆称，每逢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黑人权利运动领袖访问苏联，都会将戈尔登家作为第一站，“非裔美国人、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是宾主双方永恒的谈话主题。
叶莲娜在红场附近拥有一套奢华的公寓，还有专职司机。工作之余，她热衷于环游世界，凭个人魅力赢得众多粉丝。在后苏联时代飞黄腾达的她表示，很难理解祖父和“革命同志”们的所思所想，认为他们的对话“非常古怪”。“换做是我，我会想，‘当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芝加哥工薪阶层的境遇呢?’”她说。
当然，无论伊米莉亚还是叶莲娜，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后代都承认，自己的家族习惯了苏联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后，获得了“绝对积极”的体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确为后者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战胜物资匮乏，让各种产品物尽其用，还开发出耕种成本更加低廉的农作物品种，为苏联的经济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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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泰恩与两名苏联军校学员合影
拿乔治·泰恩来说，与家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农技专家;奥利弗·戈尔登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业;像蓝调音乐和爵士乐这种美国流行文化的宠儿能在俄罗斯扎根，据说也有非裔美国人的功劳。
“美国移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相信苏联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后者则将他们塑造为标兵，”埃里森·布莱克利说，“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极具知名度。”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动“大清洗”，公众的怀疑开始令有外国血统的苏联公民感受到政治的寒意，无法取得公民身份者，更有不少被迫离开了苏联。据叶莲娜说，因为外出办事，她的祖父曾侥幸逃脱军警的抓捕;几天后，老戈尔登战战兢兢地去自首，却被拒之门外——原来，他所在地区的“逮捕配额”已经用光了。
“寻根”冲动激荡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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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73岁的伊米莉亚在莫斯科家中
美苏冷战时期，留在“铁幕”彼端的非裔美国人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倒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数以千计的非洲留学生来到苏联，苏联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有所转变。
尽管母亲是俄罗斯籍乌克兰人，伊米莉亚坦言，长大成人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不太敢去公共场合，”这位浅褐色皮肤、留着非洲式短发的七旬老者说。“周围的人总是凝视我们——只是出于好奇，他们不会对我发脾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真正令她伤感的是，与祖辈经历过的时代相比，今日俄罗斯对黑人的接受度反而有所倒退。退休后，伊米莉亚开办了一家叫做“墨提斯”(意为混血儿)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非裔移民提供服务，而大多数客户的父辈都是从非洲来到俄罗斯的。“这些新移民想找到做俄罗斯人的感觉，但公众根本不承认他们是同胞，常有人辱骂道‘滚回非洲去!’”
听着宗教福音歌曲长大的叶莲娜·汉嘉则要乐观得多。她相信，在苏联和俄罗斯所遭遇的一切障碍，都与自己的美国背景而非种族有关。“我觉得，在俄罗斯做一名黑人非常舒服，”叶莲娜说。和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她的伴侣是莫斯科当地人，并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叶莲娜还是起了“寻根”的冲动，与纽约和密西西比的亲戚取得联系，并将自己的家族故事创作成书。“在美国时，我觉得自己是非裔美国人，我去黑人教堂，吃黑人传统食品，欣赏黑人音乐……我喜欢能把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的任何东西。”叶莲娜感叹道，“而回到莫斯科，我又觉得自己瞬间变回了地道的俄罗斯人。”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青年参考》，编译：史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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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2/30 发布时间：20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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