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希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在美国的政治谱系上，军政关系研究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二战以来，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其军政关系，以及为什么美国军政关系时有危机等问题，不同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

　　在美国历史上，林肯与麦克莱伦、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克林顿与鲍威尔、奥巴马与麦克里斯特尔之间都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尽管时间跨度近150年，美国总统与军方指挥官之间的冲突却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出现。它们重复发生有着深层的制度根基。虽然现在美国军人干政已经不再可能，但军政关系的张力却时常给美国带来一些问题。每当涉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时，军政关系的紧张状态就会浮现，成为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其军政关系，以及为什么美国军政关系时有危机等问题，不同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

　　客观文官控制理论：对军队专业化自主性的承认

　　二战结束之后，传统智慧已经难以解决不同兵种间的竞争。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美国军事专业化受到技术革命和战略革命两个革命性事件的影响。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模式最适合美国自由民主的理念?军事力量如何保持最小的存在?在《士兵与国家》一书中，亨廷顿认为有主观文官控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和客观文官控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两种答案。

　　主观文官控制是指通过最大化文官集团的权力来实现军事权力的最小化，促进军事平民化。然而文官集团权力的最大化却往往难以保证尊重军方，因此文官权力的最大化往往意味着某些特定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客观文官控制则与主观文官控制截然相反，它通过军队职业化，塑造军队成为国家的工具来实现文官控制。政治家应该尊重军人的专业和管理暴力的完整性，从而塑造军队专业主义的价值观。与此相对应，军人应该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并接受政治家的政治领导。换言之，客观文官控制在本质是对军队专业化自主性的承认。对美国来说，自由主义社会和保守的宪法则可以成为美国客观文官控制的基石。

　　社会学解释模式：核心是与“公民”建立关系

　　简诺威兹(Morris Janowitz)的观点与亨廷顿截然相反，他从社会学的路径出发，探讨文官如何控制军队，创立了从社会学路径解释军队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流派。在《职业军人》一书中，他认为军队和政府之间存在可渗透性，并且只有军队被平民化，并整合到美国社会结构中时，才能真正实现文官控制军队。这一理论范式认为，文官控制军队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网络的基础上进行的，军队需要与社会普通民众保持沟通，避免成为独立于社会的特殊力量。

　　军政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中的军事机构与“公民”这个政治概念之间建立联系。作为国内政治领域的压力集团，文官控制在三个议题上增加了军事专业化的深入：文官机构(包括立法和行政)并未对军事机构的合并提出有效的安排;国会监管的基本形式是财政预算，并且主要是否决的;文官控制的结构变迁更为复杂，军方对文官控制的回应已变成对进入权力塔尖的强有力追求。军队作为压力集团的有效性，则取决于平民联盟和契约的网络。因此，安全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军队融入到平民社会中去，让社会监督和控制军队。

　　现实主义：国内外环境影响军政关系

　　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生态导致美国军政关系陷入了紧张状态，从而再次引起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在诸多流派中，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和国家间的竞争与美国军政关系的紧张程度密切相关。

　　以德希(Michael Desch)为代表，这一理论认为民主自由并不可靠，只有权力才能保证军事的有效性。这些学者认为，一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塑造军政关系。当国家的安全压力很大时，文官精英往往团结起来，军方则容易服从文官的权威，军政关系通常比较和谐;当外部威胁消除之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则往往导致军方与文官精英之间的冲突。与之相反，国内危机较大时，军政关系往往比较紧张;国内危机较小时，军政关系往往比较缓和。也就是说，冷战中的两极结构促使美国军政关系基本和谐;冷战后的单极结构却使得美国军政关系出现张力。这一范式主要关注国际结构变迁对军政关系的作用，这与其他理论范式截然不同。

　　代理理论：规范性理论以解决军政关系分工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随之而来的信息科技革命，极大地冲击了军政关系的原有模式。在信息时代，新的监控技术逐渐被文官运用以控制军队。随着军队自主性的消失，在危机中，文官与军方在资源上存在着激烈的博弈。

　　费弗(Peter Feaver)认为，亨廷顿和简诺威兹的研究已经很难解决冷战后美国军政关系的冲突，美国需要重新设定合适的新型军政关系。他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框架，以解决美国军政关系的分工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文官基于军方如何回应监管来决定如何监控军方，而军方则依据它的行为是否会被惩罚来决定是“执行”还是逃避。由于文官和军方之间存在不同的偏好，应该给予军官依据其专业知识决定作战的自主权，文官则要对军队进行监督。费弗的理论是在亨廷顿的基础之上，厘清美国军政之间的分工，从而提出一些符合美国自由主义社会的原则。

　　政治心理学：领导风格是军政关系的自变量

　　政治心理学的路径关注制定政策的领导人，注重分析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特性。在研究军政关系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从领导人个性出发，探讨总统与军方之间的关系。

　　在《最高统帅》一书中，科恩(Eliot A. Cohen)分析了林肯、克里蒙梭、丘吉尔和本-古里安四个领袖，认为他们处理军政关系都比较有效，因为他们的领导风格都非常强势。赫斯伯林(Dale Herspring)把军政关系聚焦于高级军官和总统之间，从美国总统的领导风格分析军政关系。他认为总统领导风格中尊重军方的程度是自变量，军政关系的冲突程度是因变量。总统领导风格越是与军方文化一致，尊重军方文化的程度越高，军政关系冲突的程度越低;反之亦然。赫斯伯林认为，美国总统跟军方主要在四个领域互动，分别是使用武力，角色、任务和资源，人事政策，责任和荣誉。在其著作中，他分析了自罗斯福到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军政关系，并最终归纳出美国军政关系有高度、中等和低度三种不同程度的冲突类型。

　　在美国的政治谱系上，军政关系研究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研究和探讨美国军政关系的理论范式，有助于打通军政关系与安全政策之间的阻碍，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桥梁。军方作为实践安全政策的重要行为体，无论是在全球战略层面，还是在地区政策和双边关系层面，始终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军政关系的新动态，对我们理解其政治体系运转和外交政策制定的逻辑，都有所裨益。

来源时间：2014/12/22   发布时间：2013/3/13

旧文章ID：1054

作者：王涛  来源：共识网

——联邦党人论总统制　　

　　[摘要] 如今已为人们熟悉的总统制是美国制宪者基于历史与现实经验，对传统共和主义理论进行创新的结果，其意图是打破束缚美国民众政治思维的传统政治教条，在共和政体中创设一个既有足够力量维护安全、又不会因其力量而威胁自由的执行权与执行者。作为制宪活动的参与者，联邦党人围绕着“一人掌权”和“使执行权共和化”两个核心问题，深入而确切地诠释了这一理论创新。

　　王涛：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

　　(本文最初刊载于《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第6期)

　　如何构建一个强大到足以确保国家与公民安全，但同时又不会威胁、侵犯社会与公民自由的执行权(executive power)，是现代共和主义面对的理论与实践难题。虽然，经由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阐释与发展，执行权已获得基本理论原则与轮廓，[1]而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下的王权已能提供执行权的初步实践经验。但在1787年美国制宪之前，人们对执行权的态度仍旧是模棱两可、犹疑不决，一方面他们既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权来维护安全与秩序，但同时他们又担心它会给自由带来威胁。人们此时所熟知的政治经验依旧是，大国只有专制王权才能治理好，而适于自由存在的只有小型的邦国。面对着安全与自由的两难，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基于执行权的初步理论与经验，用民主共和框架下的“总统制(Presidency)”这一全新方案做出了回应。尽管我们不能说现代美国总统制实践中没有很大问题，但是考察与回顾美国建国时期联邦党人对总统制的深刻诠释，将有助于从强化执行权的角度来理解美国宪法，以及民主共和原则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张力。

　　一、“总统”的诞生

　　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的任务是创建一个足够强大的全国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因为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各州因外敌压力而暂时形成的联合逐渐瓦解于各州之间涌现的利益摩擦之中，美利坚邦联旋即陷于冲突与分裂的新危机，而在早先大陆会议基础上组建的国会却没有任何实权来干预、约束各州，来化解、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邦联中央政治机构之所以软弱无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国王及其治下的总督对殖民地施加的恶政遭致殖民地民众的厌恶与憎恨，使他们对脱离人民直接控制的政府，尤其是对过强的执行权充满了芥蒂与警惕。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经验给他们的教训是，“自由受到的威胁来自执行权，而立法权则是自由的保障。” [2]所以，自独立战争始，除了赋予邦联国会各种象征性的权力之外，各州并不愿意在自身之上组建一个总体性执行权威及其机构。而且，除了纽约州之外，其余各州于独立战争期间通过的宪法，大都把主要权力赋予州立法机构，而使权力弱小的州执行机构依附于立法机构。各州州长普遍由州议会选举产生，不仅任期很短，而且不能连选连任。州长被要求与由州议会或人民普选产生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共同行使执行权，他们没有立法否决权和独立任命官员的权力，由此没有力量抵制立法机构的侵权，从而变成立法机构的附庸，使州事务的有效治理往往被来自立法机构中失控的民主激情所破坏。由此，那些实际参与各州政治并对这些弊端有切身体验的制宪人士，想要在制宪过程中解决这个问题。

　　在长达数月的秘密制宪会议上，针对执行权的创制问题，制宪人士依次讨论了“弗吉尼亚方案”、“平克尼方案”、“新泽西方案”和“汉密尔顿方案”。他们在既要防范与约束执行权，以使其符合民主共和原则，又要给予其强劲权能和相对于立法机构的独立性的要求下，形成了最终的宪法草案。[3]在草案中，执行权有这几项特征：1、最高执行首脑的产生由全国人民通过“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间接选举产生，而非像各州那样是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由此使执行权在获得相对于立法机构的独立性;2、为了遏制共和政体中立法权所自然具有的扩张性，最高执行首脑被赋予有限的立法否决权，以制衡全国立法机构，也因此使执行权具有了立法功能;3、为了保证最高执行首脑执政活动的稳定性、长远性，他被赋予4年任期，远远超过当时各州州长的任期，而且可以连选连任(后来的惯例是2个任期);4、从权限上来说，最高执行首脑拥有宪法赋予的执行权，同时也是最高军事统帅，甚至拥有各州州长无可匹敌的缔约权、官员任命权;5、在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原则下，最高执行首脑要接受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衡(如弹劾)，以防止执行权的扩张与独大。在制宪会议上，通过激烈争论与妥协，执行权在原则上达到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可靠平衡，它在获得足够权力来维护国家与公民安全的同时，又受到较为全面的约束和控制。

　　现代总统制就是以这种全新方式诞生在美国制宪过程中。为了在独立战争以来共和主义情绪高昂的政治氛围之中，让人们将宪法中的最高执行首脑与英国国王区别开来，并认可与接受最高执行首脑的宪法权力，制宪者们给予其一个谦逊的名称“总统(President，即会议主持者)”。这一名称具有前所未有的新颖性与民粹主义，其实可以从华盛顿就任第一届总统后所更加偏爱的相反称号中看出来。相比于单纯的“总统先生(Mr. President)”，华盛顿更加喜欢被称为：“尊敬的阁下、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合众国自由保卫者(His High Mightines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tector of Their Liberties)”。[4]虽然他们做了这样的谨慎预防，但在宪法草案被送到各州进行批准与表决后，相关条款仍旧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反联邦党人(the Anti-Federalist)看出了“总统”名称下非同寻常的强大权力，认为宪法草案中的总统制实际上是经过伪装的英国君主制，总统将有可能在联合参议院的情况下垄断国家权力，实施专制统治。[5]作为支持创建联邦政府与宪法草案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发表系列文章一一回应了反联邦党人的反对意见，并对美国宪法做出了深刻与准确的诠释。针对反联邦党人对总统制的批评，联邦党人主要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论述：1、为什么要一人执掌行政权?2、以总统制为形式的执行权是共和化的。本文将在下面讨论联邦党人对总统制政治哲学意义的解读。

　　二、为何要一人掌权?

　　对于联邦党人来说，作为反联邦党人理想政治模式的古典的、纯粹的共和政体形式并不能保证产生优良的社会与政治治理，或者说，共和主义的政府并不一定就是好政府(a good government)。“对一个好政府的真正检验是它产生优良行政管理的能力与倾向。” [6] 实际上，这一点已经被各州民主实践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邦联政府在内外交困中的虚弱无力所揭示。在他们看来，宪法的主要任务不仅是要创建一个遵循民主共和原则的政府，而且更是要创建出“一个好政府”。所谓“好政府”的“好”，就表现在政府的执行者(executive)能出色地应对所有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必然性(necessities)：防御外敌，执行法律，捍卫司法正义，保护自由和维护国内和平与安定。[7]“好政府”要求“一个强劲执行者(a vigorous executive)”。“软弱无力的执行者隐含着对政府职能的软弱无力执行。一次软弱无力的执行仅仅是一次糟糕执行的另外说法;一个政府无论在理论上是什么样，只要它执行的不善，它在实践中就是一个坏政府。” [8]联邦党人认为，“执行者”具有的“能量”是一个好政府定义中的首要特征。[9]由此，宪法草案是否能够创制出具有“能量”的“强劲执行者”，就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提供全国(national government)政府需要的能量，进而决定所创制的全国政府是否能够成功。

　　所谓“能量”，是联邦党人及其同时代人用以指称积极有效的政府能力的术语。联邦党人使用这一原本属于物理学的术语，是为避免人们把他们对积极有效政府能力的强调同具有逼人权势的君主制联想起来，从而他们把增强执行者能量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构成执行者之能量的因素主要有四项：1、统一(unity);2、持久(duration);3、足够的资源支持(an adequate provision for its support);4、充分的权力(competent powers)。在这四项要素中，对于增强执行者之“能量”最为关键的是统一，而其他三项要素的积极效应都有赖于它。“统一有利于能量，这不会有争议。” [10]所谓统一，主要是指执行权的所属和行使应该由一个人独立掌握。在社会政治事务的执行之中，“决断(decision)”、“行动(activity)”、“保密(secrecy)”和“迅捷(dispatch)”都是执行者所要具有的品质，而单独一个执行者要远远比多个执行者更加具有这些品质。针对同一项事务，执行者越多，执行活动本身的要求越难以满足。其实，联邦党人对统一的强调，所针对的是共和主义的戒备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publican jealousy)：“权力掌握在多人手中比在一人手中更加可靠。”当这一原则的运用不加限制地从立法部门扩展到执行部门，导致执行部门一职多人(the plurality of executive)，多人掌握并共同行使执行权的局面时，却产生出与这一原则相悖的实际结果。

　　执行权的统一原则在两种情况下被破坏：其一，执行权由两个或以上具有同等地位与权威的执行者共同掌握;其二，执行权虽然掌握在单个执行者手中，但他完全地或部分地受制于其他人或委员会的控制。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若干个执行者进行集体领导或担当共同事业时，他们之中会存在意见分歧，并因此会导致相互竞争乃至相互敌视的危险。首先，他们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将会损伤执行权的体面与权威，破坏他们由以产生分歧的共同事业，进而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时阻碍、打断政府实施的必要政策;其次，他们之间的分裂将会透过他们各自的影响，最终引发整个社会骚动，并使社会分裂成不可调和的对立派系;而且，由于人们普遍具有虚荣、自负和固执的本能，他们会出于个人自尊心与荣誉心而不顾公共利益来反对某项共同事业，从而搅乱执行活动的正常展开。

　　在第二种情况下，混乱往往出现在执行委员会(类似当时各州设立的那类)之中。当执行委员会缺少一个具有最终决断资格的权威时，拥有同等执行权的集体成员之间往往会各执己见，使执行权的运作沾染“虚弱无力、拖拉疲沓的精神”，甚至他们会拉帮结派，使整个行政体制限于混乱而丧失“活力”。尤其，一职多人会很容易掩盖错误，并导致他们相互推诿，在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活动发生失误之时，难以让民众判断与指明造成危害的真正富有责任的人，也难以对他们准确地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这种状况使人民为其转让出的代表权力所设置的两项保障完全落空：1、公共舆论失去了监督的效力;2、无法及时地撤换人员，纠正执行活动的错误。

　　综上所述，在联邦党人看来，共和主义对权力的戒备原则在执行部门中不加限制的应用，反而破坏了这一原则本身所追求的权力可靠性。换句话说，在执行部门中，共和主义原则只有通过自我限制，才能最终保证这一原则自身的效力。“执行权集中于一人手中更加易于防范;人民戒备与监督的对象只有一个，这样就安全的多;反之，掌握执行权的人越多，越不利于自由，且其害处越大。” [11]除了“一人执政”可以增强执行权的能量，宪法草案规定的任期持久性、适当薪酬提供的资源支持，以及独立选举、立法否决权、赦免权、缔约权和军队统辖权，也都大大确保了执行权运作的稳定性、长远性、公共性、独立性和有力性。执行权对能量的需求，进而对一人执政的需求，是人类政治生活展现出的必然性。可以看到，在创建国家、设计制度时，纯粹的共和主义原则自身并不是自足的，它必须要结合与容纳必然性，以共和主义的形式对这些必然性进行改造，而不是将它们取消。

　　三、使执行权共和化

　　反联邦党人认为，宪法赋予总统如此强大的执行权，以至于总统几近类似于英国国王，他将随时有可能“以维护共同体和平为由，使之(执行权)变成世袭的权力”。[12]他们的担心是合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认清总统制与英国王权的根本差异。的确，美国总统制和英国立宪君主制有相似之处：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所拥有的执行权是“宪政化的执行权(the constitutionalized executive)”，即执行权完全地或部分地受控于宪法确立的政治架构。然而，反联邦党人没有考察执行权的来源与运作方式，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总统制和立宪君主制有着根本不同。总统制中的执行权，不但是一种宪政化的执行权，而且也是一种共和化的执行权(the republicanized executive)。对于联邦党人来说，衡量某种政府是否遵循了共和主义原则的标准是：“它从大部分人民(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并由某些自愿任职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对于这样一个政府来说，必要条件是：它是来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社会上某个幸运阶级。” [13]从这个定义来看，在英国政府中，只有下议院这一个立法机构分支是来自人民，而上议院产生于贵族阶层，国王则是来自人民之外的世系血脉。在美国宪法创建的政府中，立法机构、执行机构和司法机构则全都是来源于人民，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在各部门施政过程中接受民主机制的规范。在总统制中，总统是经由人民普选出的选举人再次选举而来，他的权力在法理上来自于每个公民个体的授予。

　　“共和化的”执行权并不只是从共和主义的名义和程序中获取政治正当性。作为前所未有的政治创新，它还是一种经过了民主化的，对于人民来说是可靠的、有利于自由的权力。由此，对于此种执行权来说，在“能量”之外，确保其“可靠性(safety)”则是制宪者在制度设计中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如何保证执行权的可靠性，使它在拥有强劲“能量”以维护安全之时，又不会给自由带来威胁?联邦党人认为，构成执行权可靠性的两个因素分别是：“一种对人民的应有依赖(a due dependence on the people)，以及一种应有责任(a due responsibility)。” [14]也就是说，在宪法条文中，必须要设立相应的制度与机制，迫使执行者自始至终地依赖人民，并确保他能够担负与履行应有的责任。同时，也只有通过制度与机制的约束与规范，执行权才不会反过来以人民和自由为敌。在这两项因素中，依赖人民是根本基础，担当责任是最终的意图。

　　在宪法设计的总统制中，总统在诸多方面依赖于人民，并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政框架下受到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限制：1、总统是人民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走进人民之中，谋求人民的支持与同意;2、总统任期4年，在任期结束后，要诉诸民意重新选举;2、在总统选举的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候选人最高得票没有超过选举人团半数或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且有两人票数相等)，由众议院在候选人投票选择;3、总统的缔约权必须要与参议院共同行使;4、总统有权任命行政官员和法官，但人选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5、总统必须向国会做国情咨文报告;6、总统虽然具有立法否决权，但如果在国会复决中获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则法案生效;7、在任职期间，总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弹劾。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总统的来源上，还是在执行权的诸多运行环节上，他都要依赖于人民，而且受到来自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制衡，从而没有无限扩张、不受干预和矫正的可能性。

　　执行权对人民的依赖及其对责任的担当，并不必然构成对“能量”的约束与弱化。需要注意的是，联邦党人为依赖与责任添加的限定词，即“应有的(due)”。“应有的”分寸应该以“可靠性(safety)”与“能量(energy)”之间的平衡为限。当这一分寸把握恰当之时，可靠性与能量是可以被统一的。比如，总统由全国人民而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在扩大了总统对人民的依赖之时，也同时增强了他掌握的执行权权威及其相对于立法权的独立性。而且，当总统不是通过直接选举而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之时，这样就可以将选举过程与人民的激情隔离开来，并保证总统相对于人民的激情的超脱性。可以看到，宪法对总统选举方式的设计，既确保了总统对人民的依赖，而且通过此种依赖增强执行权的能量。同时，执行权是由单个执行者而非一个执行委员会掌握，从而使权力集中在执行者手中，在增强执行权的“统一”时，也使人民对执行权运行的监督与惩罚变得更加容易，进而确保了执行者对责任的担当。

　　在联邦党人看来，根据历史与当时的政治经验，共和政体的主要政治疾病其实大都出自掌握主权的议会。与人们相信议会是自由的保护者相反，议会中的多数常常会借助人民主权赋予的程序正当性来实施多数暴政(majority tyranny)。由此，在共和政体中，威胁自由的往往是议会或立法机构。麦迪逊认为，无论政府中的真实权力位于何处，其所在之处总会存在对自由的威胁。[15]如果说，在共和政体中，人民是所有权力的最终掌握者，那么压迫也最有可能来自于他们中的多数。所以，在约束执行权，以免其威胁自由的同时，人们还需要警惕，立法机构也会威胁、侵犯自由。在权力分立与制衡框架下，执行权在受到立法权制衡的同时，它自身也构成一种对立法权的制衡，以免后者无度扩张。通过抵制立法权施加的专制，执行权也成为了自由的捍卫者。因而，执行者不但能够给政府带来“能量”，而且能够维护宪政框架下的“自由”。

　　四、结语

　　今日人们在研习美国宪法及其形塑的宪政结构时，往往过于权力的“分离(separation)”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一面，而忽略了在“分离”与“制衡”表层之下美国宪法对执行权的统一、效率与能量的重视。可以认为，从共和政体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制宪是一次政治原则与制度架构的巨大创新，那么执行权或总统制则是这一创新之中的主要内容。其实，无论是在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经验中，还是在革命胜利后的各州政治生活中，社会政治事务的治理权力中心一直都是被认为代表了民意的立法部门。而且，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构想中，执行部门实际上根本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创造了“一个强劲执行者”的美国宪法，乃是对人类历史上局限于小国且易于导致党争动乱的传统共和政体的一次再造，力图为共和主义政府创制有力的行政管理以及这一政府以往欠缺的能量、秩序与稳定。经由美国宪法，在总统制下，执行者不再像在传统共和政体下那样，是消极、被动的，完全受缚于立法机构的、缺乏独立地位和强大力量的工具。在以人民为主要政治角色的共和政体中，总统制这一方案提供了民主的人民(democratic people)所需要的政治才干和领袖才能(leadership)，将人民大众和政治精英结合与统一在共和主义宪政框架之下，并因此改良和增强了共和政体。

　　然而，在我们看来，美国建国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结范型，它开启了一个永不终止的政治实验。美国宪法只是确立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与框架，其具体内容有待于一次次事件来加以检验、调整和充实。在今日美国政治中，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依旧是个问题。如何使执行权强大到足以确保国家与公民安全，但同时又不会威胁、侵犯社会与公民自由，仍是一个充满冲突、张力的政治过程与政治主题。对于我们来说，需要从美国制宪和联邦党人思想中汲取的，自然不是制宪者和联邦党人依据具体情境做出的特定选择，而是他们的选择背后的认知与权衡政治必然性与抽象政治理论原则之间关系的政治审慎和智慧。只有当我们也经过透彻的经验反思，把握到政治必然性的确凿不移性和抽象政治理论原则有限性，才有可能真正使民主共和理论转化成为一种既不畏缩、又不冒进且有益于现实改善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才干(statesmanship)。

　　参考文献：

　　[1]哈维•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米尔奇斯和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

　　[5]米尔奇斯和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1.

　　[3]法仑德.设计宪法[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206.

　　[4]法仑德.设计宪法[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135.

　　[6][7][8][9][10][11][13][14]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M]. Edited by George W. Carey and James McClellan.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1：354、362、362、362、363、368、194、363.
　　[12]姜峰 毕竟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辩论(1787-1788)[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40.

　　[15]Madison, “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pril 1787, and Madison to Jefferson, Oct. 17, 1788; Papers of Madison[M], IX, 354, and XI, 29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41217117658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2   发布时间：2014/12/17

旧文章ID：1053

作者：曹长青  来源：共识网

    对侵入伊拉克的ISIS(伊斯兰国)的最新评估，他们有两万人，其中约二千人来自法、英、德、美等西方国家。这些在西方土生土长、享受西方生活和自由信息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去参加砍人头的ISIS，狂迷伊斯兰教?这里起码有六个原因：

　　第一，极端意识形态的诱惑。

　　伊斯兰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然会在各地有信奉者，包括西方国家。而ISIS恰恰是这个宗教的极端者，要在中东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它的最大卖点，是强调精神性(对抗物质享受)、纯粹性(对抗人类的世俗性)、平等性(对抗资本主义的贫富差别)、垄断性(要在全球实现伊斯兰)等。另外它的极端性(包括残暴)，也对享受腻了西方(和平、宁静)的狂热穆斯林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任何一种以反资本主义、强调平等、热衷群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有它特殊的诱惑力。这跟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是类似的。当年就有不少西方年轻人，跑到苏联等共产国家，参加他们视为理想的共产革命。

　　例如现在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当年就跑到苏联朝拜他为之着迷的、认为是平等美好的共产主义。他的婚礼蜜月还特意选择在共产古巴。他至今仍持同样的意识形态。这点我曾在“共产分子当上纽约市长”一文中详述。

　　另外像加拿大《环球邮报》的华裔记者黄明珍(Jan Wong)，当年才19岁，就(得到周恩来特批)跑到中国参加尾声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在西方出生长大的第三代华裔孩子，和中国的学生们一起去上山下乡，吃尽了苦头，就因为她对毛的革命着迷。在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后，她回到加拿大后写了本《神州怨》(Red China Blues)，记述自己当年的荒唐。

　　有西方评论家说，ISIS是“打着宗教招牌的政治邪恶”。但它对一些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尤其是年轻人，具有相当的迷惑和欺骗的力量。

　　第二，失败者的圣地。

　　从现已披露出的ISIS的西方支持者情况来看，他们在西方国家多是那种无所事事、一无所成的loser(失败者)。他们缺乏专业技能，甚至中学都没毕业，游手好闲。那种不被社会重视的“边缘人”心态，使他们滋长一种反社会、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从而很容易被某种异端邪说吸引。ISIS高调要跟西方对决，尤其是它的血腥，给这些西方“失败者”提供了一种希望，让他们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可以通过残忍(像砍人头)来发泄他们长期的不满不忿不平之意。

　　人们对“得意忘形”总是很容易看到，但却经常忽略另一种更可怕的现象，那就是“失意无形”——因失意而失去理性、理智，失去自我，有些甚至完全进入一种精神症状中。而那些失意者、失败者一旦聚集，群体发泄，就是一种可怕的毁灭性力量。

　　第三，左派媒体掩盖真相。

　　在左派主导的西方媒体上，人们看到ISIS砍人头的报导，但却缺乏对伊斯兰原教旨的批评和深入分析。左派热衷“政治正确”，他们不会像(已故)意大利知名记者法拉奇那样直言不讳地指出，极端伊斯兰只是冰山一角，有1400年历史的整体伊斯兰教才是根本问题。法拉奇曾激愤地说，伊斯兰教是不把人当人，女人只值一头骆驼钱的宗教。所以，因缺乏对伊斯兰的深入真实报道、批判，导致这种宗教的落后愚蛮方面，没有被西方民众，尤其年轻人知晓，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警惕。

　　第四，清真寺的宗教洗脑。

　　西方民主国家强调宗教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甚至明文规定，国会不可立法限制宗教。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却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给了(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经过改革的)伊斯兰在西方发展的机会。清真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据2007年时的统计，英国就已有一千六百个清真寺，法国有一千七，德国有二千二。

　　不少清真寺被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把持，他们关上门，给年轻人灌输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物质享受)、反世俗化的原教旨伊斯兰主义。那些头脑如同一张白纸、刚刚涉世的年轻人，就在这种灌输中，潜移默化地成为“伊斯兰国战士”。

　　第五，家教的失败。

　　由于强调多元文化、性自由，导致西方有大量单亲家庭。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据统计，每四个黑人女性中，就有三个是单亲母亲。单亲妈妈带几个孩子，不仅有经济压力，更精力不足，当然很难给孩子足够的家教(绝大多数单亲母亲本身就严重缺乏教育)。那种家庭的孩子，更可能成为社会边缘人，失败者。另外，西方有些家庭过于放任孩子，强调让孩子“自由”发展，结果一旦接触伊斯兰、走进清真寺，就可能迷上“伊斯兰国”。

　　第六，福利制度的惯养。

　　单亲家庭的日益增多，跟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有直接关系。因为无论她生出多少孩子，国家全都管了，政府提供充裕的福利。在美国，一个单亲母亲养三个孩子，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超过一个电脑公司的中等职员的收入。所以美国曾有一个女人用人工受孕，一次生八胞胎的惊人之举。之前她用同样方法生了六个。她一个人怎么能养活十四个孩子?因为有政府福利。而政府并不产生钱，是用高税收强行从勤奋工作的人那里抢夺来的(不交税要坐牢)。在热衷社会主义的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美国现在领福利的人，已高达五千万(占美国人口的六分之一)。美国各级政府现在仅仅是一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就超过6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除美国外，排在其后的中、俄、英、法、日、印、德、韩、澳、加等12国军费开支总额)。

　　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所以不急迫找工作、养活自己，因为政府的福利把他们养起来了。这样他们就有时间、有闲心，去清真寺，去热衷伊斯兰等。

　　像美國波士顿去年发生的马拉松爆炸案，被查明的两名恐怖分子，弟弟在上学，已是成人的哥哥(及他全家)都一直在领取福利生活;他们平常去练拳击等，根本不用工作。等于政府用抢夺勤劳者的钱，养活这些恐怖分子。

　　用穆斯林人口占领欧洲

　　上述种种现象，在欧洲国家更加严重。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更兴旺，福利金和清真寺等更多。所以“产生”的ISIS的支持者也远超过美国。

　　据情报部门数字，ISIS中，有法国700人，英国500人。美国没有统计数字，但FBI局长说，受到监控的有十多人。如果超过英国法国，早就会有报道(而美国人口是英法两国总和的两倍半)。

　　出现这种情况，还跟中东阿拉伯人涌入西方社会有直接关系。美国相对较少。据统计，在美国的阿拉伯人，70%成为基督徒，只有23%信奉伊斯兰(成为穆斯林)。

　　另外，美国的穆斯林人数也不多，约有200万，占美国总人口0.7%;是美国华裔(400万)的一半而已。这200万美国穆斯林中，25%是黑人，72%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土生土长的白人穆斯林，在美国是非常少的。

　　穆斯林在全球人口已占22%。只是在欧洲，穆斯林就已有5600万，接近一个英国的人口。尤其是在法国，穆斯林的增长速度最快，已占法国6400万人口的11%。预计25年之后，法国一半人口会是穆斯林。

　　在英国，最近英格兰西北部小镇克利瑟罗的一座(废弃)基督教堂被改作了清真寺，成为轰动新闻，这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再次折射出伊斯兰在英国迅猛发展的势头。所以有伊斯兰主义者宣称，我们不用入侵欧洲，用穆斯林人口就可以占领他们了。

　　要想解决穆斯林人口中走向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状况，最根本上，不是禁止这个宗教，而是铲除中东的独裁政权。只要没有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没有政权的支持，恐怖主义的生存土壤就难以产生，极端分子的生存空间也骤然缩小。与此同时，穆斯林内部的改革声浪会大增，最终促使伊斯兰改革。

　　——原载《看》杂志2014年12月号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17117656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2   发布时间：201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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